爱华网对于张灵甫，王耀武并不陌生。当年是黄埔同学，王是三期，张是四期，脚跟脚进了军校。离开军校以后又脚跟脚的进了第一师，王是五团三营的营长，张是六团二连的连长。虽然谈不上一口锅里搅马勺，可也算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王耀武的这双店员眼睛对张灵甫同样也不例外的关注着，张灵甫的优缺点，王耀武都看在眼里。张灵甫为人强梁、狠忍，这是身处乱世的军人们很快出头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另外一方面，这样性情的人又难免不会被碰得头破血流。所谓不成龙则成蛇。张灵甫的弱点是缺乏足够的政治头脑，这在王耀武倒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缺点，至少罗致在自己门下没啥太大的障碍。因为缺乏政治头脑便可以进一步驾驭，尽管也有桀骜不驯的一面，可毕竟还能掌控在手中，收为爪牙。
况且，使功何如使过，用一个有着前科、污点的人有时候会胜过使用那些历史清白的，这也算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中的某些“经验之谈”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耀武出面以“标下愿保”的姿态给张灵甫说情。本来，老蒋对于黄埔生就是比较骄纵的，张灵甫虽然背负一条人命，可没有立即付之公议，更谈不上处死。既然有人作保，而且此人又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目之为“俊才”的王耀武，自然也是一保就准。就这样，张灵甫到了王耀武门下做了个上校候差员，用官场上的说法，这个官职是王八吃大粒盐——咸鼋（闲员）。可是，闲员不闲，王耀武交给张灵甫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训练便衣队。
王耀武对张灵甫的起居饮食甚至到一些细微的地方都很照顾，不让出现一丝的纰漏，更不允许下面拿张灵甫的污点做文章，因为王耀武知道张灵甫穷蹙来投，心思会格外敏感，自己既然已经为张灵甫作保，就要拿出倾心结纳的样子来。首先王耀武替张灵甫想到的就是改名的问题，说实话，张钟灵这个名字臭了，不宜再用，容易让人联想起杀妻那凶残的一幕。但这种事不好直接张嘴说，容易让张灵甫误解。王耀武就琢磨了一个办法出来。
自满清覆灭南明之后，推行一条民族压迫政策，所以，不少有气节有文化有见识的知识分子都对此嗤之以鼻，相反则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的感念明朝。自然，明朝也不是啥好货，这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所以，自满清以降，读“明史”是一个很热的东西，这种现象甚至延伸到民国时代，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熟读“明史”的大有人在，谈论明史的更是比比皆是。王耀武、张灵甫也不例外。这一天，王耀武、张灵甫凑一块堆闲聊，又谈到明朝历史上的一些事，特别是结合到眼下日本人大兵压境的背景，颇为唏嘘。明朝历史上抵御外患最有名的莫过于于谦、戚继光、袁崇焕这三位，话题当然也就转移到了他们三个人身上。聊了一会以后，王耀武走了，临走前桌上压着那本《明史》，张灵甫回来拿起来一看，马上就明白了王耀武的苦心了。
事后证明，王耀武的这一招很有效，张灵甫就此改名，以字行。改名本身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将来种种譬如明日生。张灵甫后来自己说过：“前半生这条命是爹娘给的，后半生这条命是校长和佐公（王耀武字佐民）给的。”所以，尽管后来张灵甫统领七十四师，渐有分庭抗礼之势，但始终没有另立门户，也是感念王耀武当初的庇护与提携。
参谋长罗明理对王耀武收留张灵甫还让张灵甫去训练便衣队这件事颇感不解。罗明理：“张灵甫于人如此，于至亲如此，师座收留他倒也罢了，还放在左右，还让他染指便衣队，我是有些担心啊。”王耀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罗明理哼了一声。王耀武知道罗明理对老婆一向很好，也很照料，自然对张灵甫杀妻会不以为然。于是就跟罗明理开了个玩笑：“谁能像你那么怕老婆。”罗明理一听就不干了：“我怕老婆？谁不怕老婆？你不怕？”罗明理从东征便一路追随王耀武，所以，他和王耀武之间私下里的谈话完全可以脱略形迹，放开来说。王耀武也乐了：“我那不叫怕，我那叫尊重。”罗明理“嗤”了一下：“呵呵，长官们就是会说话，我们当下级的怕老婆就叫‘惧内’，你们当长官的怕老婆就叫‘尊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王耀武：“怕老婆是一种美德，知道吗？”罗明理：“谁说的？”王耀武：“这是墨公（顾祝同）说的。”罗明理点点头：“这话我相信，我党怕老婆那也是有传统的。校长我不敢说，汪先生（汪精卫）怕老婆那是尽人皆知的，墨公怕老婆也是尽人皆知的，只是这怕老婆何时成了一种美德呢？”王耀武：“墨公讲了，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外敬神明，在家怕老婆，如要长存敬畏之心，必然不会特别嚣张，也就自然不至于重蹈骄必败、骄必亡的覆辙。”罗明理：“在家怕老婆，在外胡乱搞，也是大有人在啊。好像越是在家怕老婆怕的厉害的，在外胡搞的也就越凶猛。”王耀武哈哈大笑：“你该不会是说你自己吧？”
便衣队自江西“剿共”以后已经成为王耀武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一开始训练便衣队的想法还仅仅停留在一般程度上，随着手头武装的不断扩充和眼界的不断开阔，王耀武对便衣队的要求也就不断加码，内里赋予便衣队的野心也就逐渐膨胀。他将便衣队基本定位为现代版的成吉思汗的“怯薛军”。
举凡了解这位“纵横万里、灭国四十”的“一代天骄”的人都会知道，成吉思汗的“怯薛军”是蒙元铁骑制胜的一件重要法宝之一，而怯薛长的后裔们也成为蒙元帝国贵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怯薛制度本身，也就是侍卫、宿卫、内卫轮值法，蒙古的怯薛分为三种，一种是侍卫、执掌日间作战和警备；一种是宿卫，执掌夜间战斗和防卫；一种是内卫，贴身警卫长官。蒙古的怯薛都是骑兵，人要粗壮，所谓磨盘腰，琵琶腿；马要喷鼻，所谓甘草黄、透骨龙。每个蒙古怯薛兵配一伞、一锅、一碗、一刀、一弓，这是怯薛兵的“五件套”。每到一处，就地征粮，自行炊事，简洁明快、动作迅敏。怯薛除了以上任务外，后来还将职责扩大到侦察、传令、兵站、交通等，成为蒙元军事帝国无坚不摧、无锋不折的一柄利刃。
山东人对于蒙元帝国的研究在北中国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鲸吞天下的战略有直接关系。成吉思汗灭亡金国特别是攻取中都，以山东作为最重要的一翼，并以此经略中原、逐步南下。所以，当山东红袄军李全的儿子李璮据济南发动叛乱时，元世祖忽必烈竟集中了十七路人马同时合攻济南，甚至还将驻守高丽的部分军队调回参加战斗，汉军世侯的头面人物史天泽等人都充当了平叛的急先锋。而忽必烈几乎同时又诛杀了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李璮的岳父），并由此疏远了汉臣集团，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元末也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改变。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山东的重要性。在这场非常之变中，山东人与蒙古人之间都进一步的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自然这种了解是以血腥为代价，以压服为基础的。李璮的部众两万多人投降蒙元，蒙元帝国将其肢解、分拆，除了少数人之外，剩下的都被秘密处决，因为蒙古人忌惮山东部分地区的剽悍。也是在这场非常之变中，山东人更加愿意主动去钻研那支蒙元帝国视作眼珠子的秘密武器——怯薛。
山东籍的名将戚继光、军阀吴佩孚都先后将蒙元帝国的“怯薛”列入练兵的必然守则中，并以此为发轫，锻造出一时的精锐，只不过前者戚继光用它来保家卫国，而后者吴佩孚则用它来谋夺私利。王耀武作为山东人的后代，他对怯薛制度的研究和迷恋同样与祖宗有着天然的共鸣。
其实，不独王耀武这个山东人，就是曾国藩湘系军阀的“霆军”（鲍超所部，鲍超（1828－1886）清末湘军将领。字春霆。四川奉节人。行伍出身。初从广西提督向荣，后隶湘军水师，累擢至参将，咸丰六年后，改领陆军，所部称“霆军”，为湘军主干之一，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后与淮军镇压捻军，卒谥忠壮。）、左宗棠的“老湘营”（刘松山、刘锦棠叔侄统带的部众）甚至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红猿”都有当年成吉思汗“怯薛”的影子。在王耀武看来，怯薛的核心就是人自为战、人自敢战、人自死战这三条，以个体的勇锐带动整体的威猛。王耀武希望通过便衣队的训练成军将五十一师整体带入强硬的氛围中去，将这支武装锻造成通体烧红的钢条，有朝一日，这副钢条将彻底的插入倭寇的喉咙中去。而这些内容却是要从1928年那一幕惨痛的回忆和经历说起，它留给王耀武毕生的血痕永远也不能磨灭。
1928年春，王耀武参加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部队打回山东老家，迎接他们的并非胜利与鲜花，而是日军的铁蹄和刺刀。5月3日这一天，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发生了，这就发生在王耀武这位离家多年的山东游子的眼皮底下，这就发生在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革命军聚集的地方。在历史上，山东饱受日本侵侮，从甲午年间的威海卫之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兵山东抢占德国租界。而且，这一次的济南惨案尤其令中国人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就在济南惨案发生前的五年即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爆发，损失惨重，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的时代里，百姓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然而却能竭尽自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日本灾民度过危机，仅山东一地捐赠给日本的救灾物质便有三十万日元之多。可是，中国人民的以德报怨没有换来同等的交换，也没有唤醒日本人的良知，五年后的1928年，山东人捧出去的热心肠得到的冰冷的刺刀深深插入体内。
在济南惨案中，王耀武亲眼目睹过一场令他终生难忘的惨剧——一名年仅三岁的山东儿童被日军用五根钉子活活的钉死在城墙上。从孩子挣扎的姿态来看，他在生前遭受的非人待遇是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人的人都要落下阵阵热泪的。三岁的年龄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凡是为人父母者都会清楚，这个年龄被五根钉子活活钉死在城墙上，这又是什么样的禽兽能够做出来的呢？说实话，即便是禽兽也不会下此狠手的，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呢？王耀武含泪找到团长李延年，独自请战，即便拼光他王耀武手下的这个连也在所不惜，李延年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刚说了一声“佐民”，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淌了下来：“这不光是咱们山东人的奇耻大辱，也是我们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奇耻大辱。”
从团部出来一边走一边挥泪的王耀武就从这一天起悄悄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以后只要是抓到日军，绝不留任何活口。”这条规矩以后成为王耀武第五十一师、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的一条军规。
写到这里，我说一句题外话，以往我们传统的教科书里面经常宣教的日本反战人士如何如何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所谓汗马功劳，其实考诸历史，在突破了政治藩篱的前提下的剥离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日本反战人士多半都是狗屎。什么他娘的日本反战人士，都是蛇鼠一窝、沆瀣一气而已。
济南惨案留给国民党统兵将领们的印象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冯玉祥从这一天起，对蒋介石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他在日记中丝毫不掩饰对蒋的轻蔑和自己内心的悲愤。1928年5月10日这一天，冯玉祥在日记中写到：“余以济案之故，愤恨交集，连日以来，往往痛哭，因之患病，本日较重。”
而作为被轻蔑的一方的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又是如何描述济南惨案的呢？1933年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勉奋，毋负所生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从蒋介石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蒋对于1928年的济南惨案同样不敢稍忘，同样抱有雪耻之心。至于蒋介石为何在济南惨案发生后不久就给日本军方发去态度委婉谦卑的照会并且严令各军不得与日军正面冲突，则需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做全面的解读。
作为当时的下级军官的王耀武自然不会有蒋介石那样的“胸怀”，作为齐鲁子弟的他面对家乡和家乡人民遭受的祸害，心头燃起的怒火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济南惨案是扎在王耀武心坎里的一根刺，随着带兵的年深日久和职务的不断提升，王耀武对这根刺的思考又增加了很多层内容。
第一次北伐途径福州时，罗明理他们查抄到一批东西，里面有些书稿，是原来福州船政学堂的资料，罗明理知道王耀武喜欢看杂书，就把这些书稿给捆了，一并交给王耀武。王耀武看了很高兴，可没有功夫去细细的读。接下来就是不停的征战，始终没时间去翻看这些尘封已久的书稿，直到这次屯兵西北，终于有了闲暇，王耀武开始一点点的打开这些沾满了历史灰尘的特殊见证人的记忆闸门。而撞进王耀武眼帘的竟都是他一直思考的东西，也是他不怎么愿意面对的东西。
王耀武出生前十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作为甲午战争最关键的一个回合——黄海大战一直是近现代有志于抵御倭寇的人们关注的焦点，更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最好的课本。王耀武也是关注者之一，而且他作为山东人，对于发生在家乡的近海海面上的这场战争比起其他人来说似乎更有一种不同的滋味。在王耀武的思绪中，经常会蹦出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在黄海大战中，北洋舰队没有击沉任何一艘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
--------------------------------------------------------------------------------------------------------------------------------------------------------
福州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为求人才沈葆祯主持了求是堂艺局的首次录取考试，亲自为考试制定、批阅试卷，求是堂艺局首次录取考试的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在沈葆祯的苦心孤诣下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由船政毕业的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中坚。
--------------------------------------------------------------------------------------------------------------------------------------------------------------
李延年，字吉甫。1904年3月11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广饶县大王镇王西村(原乐安县大王桥镇大王桥村)一个富裕的耕读家庭。国民党著名将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李延年举人出身，6岁入本村私塾，14岁考入刘集村振华高小，17岁考入济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20岁经邓天一等人介绍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同年11月毕业后，任教导团排长。1925年跟随蒋介石参加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22岁的李延年已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五团团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所进行的北伐已失去了革命的意义，成了新旧军阀权力之争。这年8月，北伐军主力沿长江而下，打垮五省联军孙传芳的部队，南京转危为安。在龙潭与孙的嫡系部队决战中，李延年因作战不力，受撤职留任处分。
1928年初，北伐军受阻于临淮关，因数攻不下，总部正欲命部队转移，但李延年坚不撤离，自告奋勇，包打守军，即率全团发起猛攻。战前，师长徐庭瑶曾电示李延年：如果战斗吃力，部队宜早撤退。李延年回答说：“要我撤回广州吗?打仗可不能婆婆妈妈。”随之与守军奋战多时，守军不支，弃城而逃，临淮关为北伐军占领。此役因李延年攻城有功，被撤销处分，官复原职，并记功一次。
同年4月底，北伐军各路军队取齐，向济南发起总攻。奉系山东督办张宗昌弃城而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在济日侨，又派重兵由青岛登陆，乘机抢占济南普利门外商埠地区，构筑工事，架设电网，断绝交通，蓄意挑衅，企图阻挠蒋军北进。5月1日拂晓，北伐第一集团军第四军方振武部和四十军贺耀祖部，首先进入济南。后续蒋军在向城内集结时，不断遭到日军的杀害和留难，特别是5月3日一天之内，日军就杀害我军民4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7日，蒋介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议决继续“北伐”，并命李延年和邓殷藩两个团留守济南西门南北两段，狙击和牵制日军，以掩护北伐军北进。李延年受命后，立誓决一死战。战争打得十分残酷，血战48个小时，终于按蒋的部署完成了狙击和牵制任务，使李宗仁部顺利渡过黄河。对此，蒋大为赞赏，曾当众说道：李延年见危受命，临难不惧，令人钦佩。
1929年，李延年被升任为国民党军少将旅长，驻军汉口；1930年在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时，李延年以一旅的兵力，抵挡住了冯部一个师的强攻，随后被调升为八十八师副师长，驻军杭州。此后经徐州整编，奉命征讨白崇禧、李宗仁，转战于河南民权一带。
1931年李延年奉调徐州任第九师师长兼徐州警备司令。不久即奉命率师参加了对江西中共苏区的三、四次“围剿”。国民党军从鹰潭沿南城、南丰南下，在广昌、宁都—线与红军展开运动战。红军集中兵力以袋鼠战术接连吃掉国民党军三个多师。最后黄陂一战，国民党军死伤惨重，被迫撤离战场。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原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因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 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不满，与蒋介石分裂，向浙闽方向开拔。蒋介石即急调李延年、李玉堂两师星夜疾驰闽北，沿建瓯、古田公路追击、堵截蔡廷锴部。结果十九路军团以上官员及其家属从厦门乘船去香港，余皆四散。李延年部驻漳州待命。
1933年夏、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于是集中主力组建四路“剿共”总部。李延年任东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兼九师师长，指挥四纵所属第九、三十六、三十九、八十、八十三共5个师，为东路军主力，参加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年冬，四纵奉命从漳州西进，分兵两路，在华安以西与工农红军拉开战幕。龙岩州之战，红军顽强苦战，予来犯之敌以有力回击，坚持到最后，因寡不敌众，始作战略撤退。国民党军占领龙岩城后，李延年命三十六师防守，其他部队在四围清查和“扫荡”。随之又率部向古田镇进逼。该镇四面环山，不宜防守，红军再作战略撤退。文房大战，红军在山岭陡坡处筑有坚固地堡、掩体，阵前坡地里设有路障，暗埋地雷，居高临下，防守严密。国民党军三师师长李玉堂率3个团几经冲杀，死伤惨重，所剩无几，便向李延年告急。李延年即命第九师增援，用俄制直射山炮轰击红军阵地。红军暂时放弃了文房和长汀，向瑞金作战略转移。
1934年12月，“四纵”建制撤销，东路“剿总”改为绥靖公署，李延年改任第三绥区司令兼九师师长，驻军闽南泉州。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时李延年已升任第二军军长，奉命参加上海的八一三抗战。日寇仗其海陆空优势，气焰十分嚣张。中国军队以拉锯式战术与敌激战3个多月，达到预期目的，遂作战略转移。李部奉命到武汉略事整编，归属二二集团军。
1938年5月，李部奉命日夜兼程，赶赴徐州第五战区，增援台儿庄会战。李部的任务是截击日军由海州、鲁南调来参战的两支援军。此战连克强敌，全歼日军两个号称王牌的师团，名震中外。战后，李延年所属第二军集体立功受奖，李延年升任第十一军团长兼第二军军长。同年夏秋，李部又参加了保卫徐州、武汉等战役，战事皆不力。李延年因部署欠当，被撤军团长职务，后经湖南衡阳整编，部队取消了军团制，李延年仍任第二军军长。
1939年李延年奉命移防四川秀山，一方面整补，一方面剿灭地方张少卿、陈国良等小股土匪。同年秋，李延年部奉调广西南宁，与第五军合编为三十四集团军，徐庭瑶任总司令，李延年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参加昆仑关抗日战役，并打前锋。战斗自始至终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副军长兼九师师长郑作民壮烈阵亡。战后的柳州追悼会上，蒋特对李部颁发嘉奖令，表扬该部虽主将阵亡，阵容不乱，集结迅速，且能继续坚守阵地。
1940年李部进驻湖南省常德稍事整编，先后参加了湖北省宜昌江防守备战和宜昌攻坚战。此战李部与日军交战四五个月之久，双方互有伤亡损失，但直到日本投降，该地日军终未能前进一步。
同年8月李军在湖北建始县整补月余，扩编为加强军，李仍为军长。并配备了特务、通讯、搜索、战防炮等兵种，增加了工兵、辎重、山炮、重炮等兵团，还配备了3个步兵师、5个步兵团的兵员。二军军力之大，为抗战三大加强军之一。
同年12月，李军开往四川璧山、永川一带驻扎。1941年3月，李军进军泸州，驱逐了地方武装周成虎部。8月李延年脱离二军，去西安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为该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所左右，被安置在陕东河防指挥部。1942年镇守前沿的第一军军长李铁军无视李延年的领导，私自离开前沿，李延年上书蒋介石，要求按军法处置李铁军。蒋便乘机飞往西北战场调解人事关系，命胡宗南接任朱少良的第一战区司令官，李延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官。李延年接任后，即对河防大军另行整编。
1944年，日寇兵临李延年所辖的潼关，企图由关入蜀，先夺成都，后占重庆。李延年识破日寇的阴谋，利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形，采取以逸待劳的作战方针。经多次激烈较量，虽伤亡惨重，但潼关仍坚如磐石。战后，李延年受到蒋介石嘉奖。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在重庆的一次紧急军事会议上，李延年被升任为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同年8月李延年为山东地区受降长官，负责受理该区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事宜。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革命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其间，李延年又参加了国共之战。
1946年2月，战区撤销，李延年调徐州绥靖公署任副主任兼第九绥区司令。1947年徐州绥署改为徐州“剿总”，李延年改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1948年刘峙总司令去职，李延年为代总司令。淮海战役前夕，代总一职由杜聿明接任，李仍为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驻军蚌埠，负责预备队任务。淮海战役开始，李延年在蚌埠l小时内接到蒋3次电报：第一次前进，第二次后退，第三次整装待命。结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一败涂地。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便以和谈为缓兵之计，趁机商定迁都台湾，委亲信汤恩伯以守江重任，命李延年为京沪杭警备司令。1949年4月21日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势如破竹，国民党军全线崩溃，李延年率其残兵败将向福建省逃窜，途中接到台北军事当局电报：命李延年为泉州、福州两绥区司令，指挥所有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死守平潭岛。同年8月末解放军解放福州，进军平潭。李延年指挥失灵，便把兵权交给参谋长任同堂，慌忙带领绥靖公署主任朱少良、副司令梁栋新等人飞往台湾。
任同堂未及平潭岛，就在福清县率部投降。李延年抵台后，蒋介石以无令撤退问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经国民党元老蒋鼎文、刘峙及山东老乡刘安琪等作保，念其有病，服刑 1年出狱。后郁郁成疾，于1974年11月17日病逝，终年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