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家族在四川崛起 刘氏家族那个当了皇帝

第一章 天府豪门

大悲之后,刘氏家族在四川崛起

考察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能给人许多启迪,它往往会让你叹服命运奇妙,造化弄人。

譬如说,这个被人称做“四川民国第一家”的刘氏家族,像忽然划破天空的闪电,在民国年间的天空中撕开了一条口子,其耀眼的光芒令人震颤:可是闪电划过之后,梦幻般的家族兴盛景象倏忽消散,以至于人们忆起若干年前那一片耀眼的光亮时,甚至会怀疑是否曾真实存在过,这个家族的后代们,也很难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再度辉煌。

那么,刘氏家族崛起之前,是否有过什么兴盛的蛛丝马迹?

如果细心探寻考究,应该说是有的。

刘氏家族祖籍在安徽徽州,明朝末年,其先祖刘觉忠入川做官,在四川雅安任同知,刘氏家族遂向西迁徙,在四川雅安定居。明朝末年战乱连绵,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杀人如麻,正在四川做官的刘觉忠一家全部惨遭杀戮,只剩下一个儿子侥幸逃脱。回忆血洗成河的那个夜晚,他仍然惊心胆战,不寒而栗。这之后,此人一直隐名埋姓,逃到四川名山县,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几十年。

到了刘氏入川后的第五代(时间大约在乾隆年间),这个家族才又重新慢慢崛起,像熬过了寒冬的迎春花,终于绽放出了第一抹金黄。按照族谱,这支刘氏族谱的排行是“应朝伯汉绪,仕宗公文元:世德承光玉,守家祝国繁”。最先露出那一抹金黄的是“宗”字辈。

说到刘氏家族的发迹,与四川大邑县安仁乡的关系密不可分

先是有个人叫刘应良,单枪匹马来到大邑县安仁乡落户。此人即为那个隐名埋姓者的后裔。他就像美国西部电影中的那些流浪汉淘金者,怀揣着梦想期盼在此扎根,希望创出一番基业。乡亲们热情接纳了这个看上去老实腼腆的外乡人。乡亲们没有料到,若干年后,就是这个名叫刘应良的人,他的后代们,使地处偏远的安仁乡在神州大地上名声大振。

刘忠良只有一个独子,叫刘朝怀。因为家境穷,也因为是外乡人,刘家当时在安仁乡没有什么地位。乡里大多数人姓胡,连地名也叫做下场口胡子墩。刘朝怀到了婚配的年龄,邻乡的媒婆上门提亲,介绍的对象是胡荣贵的独生女儿。女方的家境条件不错,其父胡荣贵是小有名气的一位乡绅,很体面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人家,配外乡人刘应良之子刘朝怀,对刘氏而言当然是美事一桩。但是有一条,刘朝怀是去“入赘”,通俗的说法叫做“倒插门”。这样的事在那个时代是件耻辱的事,有点让人抬不起头的意思。年纪轻轻的刘朝怀大气豁达,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这些,打点起简单的行装,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女方家中。

隔了若干年来回头看,刘朝怀当年的那次“入赘”,堪称刘氏家族的一场壮举。

刘朝怀“入赘”后不久,其妻生了儿子刘芳伯。此后刘氏家族渐趋兴旺,刘芳伯的孙子刘智,曾孙刘仕识,都是安仁乡响当当的人物。再下一辈即是“宗”字辈,更是把刘氏家族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宗”字辈中,老二刘宗英考中秀才,成为乡间轰动一时的新闻。刘宗英骑着大洋马、披挂红绶带,胸前戴朵大红花,游乡串村,颇为风光。在乡亲们看来,刘家老二算是光宗耀祖了,因此他们把与刘宗英同辈的几兄弟一律都称之为“秀才”。接下来,刘家老六刘宗贤也考中了秀才。

为刘氏家族再一次赢得荣耀的,就是“六秀才”刘宗贤。

此人年轻时刻苦攻读,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为祖宗先辈争光。遗憾的是,他最后没有中举。尽管如此,在当时还很偏僻落后的安仁乡,他已经是最有学问的一位人物了,成为地方上的名士,被族中推举为族长,受到当地乡亲们的敬重。据说,当时刘姓族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争端,或者有什么重大庆典,都得请刘宗贤前往主持。刘宗贤为人也以刚毅果敢著称,公正无私,每遇争端,往往一言而决。久而久之,刘宗贤的名声传遍大邑县,远近的人们称他为“生佛”。

更有意思的是,经过几代人的生息繁衍,刘氏家族在安仁乡这块土地上迅速兴盛起来。而胡氏家族却人丁不旺,有的人家几代单传,有的人家只生女不生男,有的人家甚至没有生下后代。此消彼长,刘氏家族的风头大大盖过了胡氏家族。大概是在刘宗贤这一代人手里,将当地叫了几百年的地名“胡子墩”改成了“刘子墩”。从此,大邑安仁刘氏这一系走出了低谷。他们异地突起,后代中诞生了几个震动过民国的人物。

刘宗贤娶妻陈氏,结婚后,有三个儿子。

老大刘公晶,被刘宗贤夫妻俩寄予厚望,可惜此人是个只会用功苦读书的书呆子,直到40多岁才考取贡生。他是一个老学究,身上有浓郁的迂腐气,分家得到的田地即使荒废得满地荒草,他也无心顾及,仍然整天抱着圣贤书苦读。遗憾的是,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位迂夫子,此后再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刘公晶仅有一个独子,名叫刘文中,刘文中从小对父亲死读书颇多不满,以至于长大后对读书抱有极大的成见,即使父亲揪着他的耳朵,将他反锁在房间里让他读书,他也对四书五经毫无兴趣。其结局可想而知,刘文叶长大后只得在田间度日,守着几坨黄泥巴度过一生。刘文中有四个儿子,名为刘元毕、刘元争、刘元玉、刘元都也都默默无闻。

老二刘公敬,字玉麟,与老大恰恰相反,提到读书他就头痛。此人自幼爱舞枪弄棒,好勇斗胜,性格刚强得像团烈火,无论做什么,都是大大咧咧的派头。身体素质也好得出奇,长得五大三粗,臂力过人。此人曾参加过武状元的考试,几项成绩都顺利过关,据说因为没有给考官送礼,最后被刷下来了。不过,后来他还是考中了武秀才。刘公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刘文刚、刘文郁、刘文福、刘文礼,其中又以长子刘文刚一支最为兴旺。刘文刚专营贩谷生意,后来发展到有水田40余亩。刘文刚也有三子,老大刘元勋,老二刘元树,老三刘元聪。刘元勋后改名刘湘,是民国四川著名军阀人物。

老三刘公赞,字化堂。这人既不同于大哥刘公昌只认一心死读圣贤书;又不同于二哥刘公敬身若铁塔,孔武过人。他的处世哲学是经世致用,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里都充满了务实求变的精神。此人不满足于耕种自家的40多亩土地,还颇重视刚刚开始萌芽的乡村工业和手工业。他创办的酒作坊在方圆数十里闻名遐迩,每天清晨,人们都能看见酒坊主人刘公赞勤劳的身影;夜色很深了,酒坊的灯光仍然没有熄灭,远近的乡亲们依稀能听见雇工们劳作时低沉的号子声。刘公赞有六个儿子,分别是刘文渊、刘文运、刘文昭、刘文成、刘文彩、刘文辉

水碾坊·酒坊·安仁乡的古老记忆

从刘宗贤这里开始,刘氏家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前面说过,刘宗贤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刘公晶、刘公敬、刘公赞。三个儿子长大后,组成了三个小家庭,这时候刘家的核心人物仍然是刘宗贤。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三个儿子各自又有了后代,刘家的人丁越来越多。此时,由刘宗贤主持了一次分家。刘宗贤将140多亩水田分成了三份,每个儿子分到40多亩水田。

而刘宗贤最为得意的,是他壮年时建造的坐落在小河边的水碾房。

晚年的光景,他坐在水碾房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河水带动风车悠悠转个不停,风车又传动大石磨和石杵舂米,河上游动着几只鸭子,洗衣的农妇一下下挥动洗农棒,远处是金黄的油菜花和淡蓝色的炊烟。看着眼前这幅宁静祥和的图画,刘宗贤心中充满了幸福感。

人老了,再也不能在水碾房里劳作了。他叼着旱烟袋,在水碾房里召集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家庭会议,几句开场白过后,老人郑重宣布,将这座水碾房馈赠给三个孙子。

这之后,河边的这座水碾房便由刘文中、刘文刚、刘文彩三人共同经营。

认真一想,老人刘宗贤的这次馈赠还真有不少道理。

首先,这三个孙子分别出自三房。刘文中是长房刘公晶的独子,自然没有话说;刘文刚是二房刘公敬的长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刘文彩是三房刘公赞的第五子,馈赠财产的水碾房有他一份,其道理既复杂也简单。原来,刘公赞的六个儿子中,老大刘文渊酷爱读书,后来考中秀才,出仕为官,最后当上了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老二刘文运,为人忠厚善良,但缺乏经商头脑;老三刘文昭,出生时腿有点残疾,下田干活不便,就让他学习裁缝,伏案缝纫;老四刘文成,父亲刘公赞让他经营酿酒作坊;老六刘文辉年龄尚小,且刘公赞认为他又是块读书的料子。这么一排算下来,刘公赞这一房中唯有老五刘文彩最为合适,既有资格又有经商头脑。因此,老太爷刘宗贤给三个孙子馈赠那座水碾房,能看出这位刘老太爷的眼光以及他的精明。

除了刘老太爷留下的那座水碾房外,早年的刘氏家族还有座酿酒作坊值得一提。

这座酿酒作坊,是刘宗贤的三儿子刘公赞创建起来的。刘公赞性格质朴,除了热心农田里的活路外,也经常到乡镇上的茶馆听说书摆龙门阵,视野比较开阔。据大邑县志载,他“喜近文士,遇乡里贤达,敬礼尤挚。诸子成立,各命以职,某也耕,某也读,孽孽焉不稍纵逸”。大儿子刘文渊书读得好,就命他当诸弟的老师,督促诸弟学文化知识。而刘公赞自己,则请人设计建造了这座酿酒作坊,建成后交给四儿子刘文成管理。

水碾房和酒坊,成了刘氏家族荣耀的一个象征,也成了安仁乡的一道风景。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创业,刘氏家族已经从外来户跃升成了当地颇有名声的地主。民国时期的四川,科学技术落后,生产效率偏低,而人口又在不断地大量增添,对土地的依赖成为许多人骨子里的一种观念。像刘家这样既有土地田产,又有水碾房和酒坊等现代手工业作坊的大户,自然是安仁乡一带的乡民们羡慕的对象。至今在大邑安仁,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回忆起童年,说到刘家水碾坊和酒坊依然禁不住感叹不已,言语和目光间流露出些许羡慕。

大家更没料到,民国初年,天下风云大变,刘氏家族从地主之家忽然摇身一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军阀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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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5:00

刘湘:走出黄土地的刘家第一人

改变刘氏家族的命运,要从刘湘这个人说起。

刘湘(1890~1938),原名刘元勋,字甫澄,是刘公敬的长孙,刘文刚的长子。其祖刘公敬字鉴堂,绰号刘刚子,人称“刚子老太爷”。其父刘文刚是个颇有能耐的乡村地主兼商人,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复合型人才”。除了租种40多亩水田外,刘文刚另外和刘文中、刘文彩合伙经营刘老太爷传下来的水碾房,平时还做点其他生意,比如说贩包谷,收获季节将农家丰收的包谷低价收进,囤积一段时间后再加价售出,从中做差价,赚取利润。

少年时的刘湘在读书之余,经常帮助其父推车运送谷米。看上去刘湘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总是习惯于做分内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规中矩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意。从他幼时的许多表现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此人以后会成为四川省最大的军阀。

幼年时期,刘湘在乡间私塾读书,后于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了三年,然后回乡务农。1909年,刘湘刚满19岁,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女方是大邑县苏场周裁缝的女儿,名叫周玉书。这个女子没有什么文化,却非常有个性,性格泼辣,办事风风火火,敢于直言也勇于任事。细观刘湘的一部发迹史,周玉书功不可没,后面的章节会专门提到,此处不叙。

清朝末年战事连绵不断,例如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等。每次战争失败后,都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灾难接着灾难,清政府像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只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等积极建议。一时间,新型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办起了十几所私立法政学校。

1902年,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创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干部。大邑一县即有刘成勋、陈洪范、杨啸谷、张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该学堂,这成了那年轰动大邑县的一桩大事。刘湘当时才12岁,对人生的认知刚刚混沌初开,毫无疑问,耳闻目睹了刘成勋等五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一事,受到的影响极大。到了1906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从巡防军中挑选少数优秀头目并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四川全省招生。刘湘得知消息后,背着家人偷偷去招考点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报名,旋即被录取。

回到安仁,刘湘不敢对父亲刘文刚说出这桩秘密,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刘湘,还对刘湘的决定深表赞同。上学临行前的夜晚,“刚子老太爷”专门办了几桌酒宴,请来了左邻右舍的亲友,好好热闹了一场。第二天,他亲自帮刘湘拎着行李,一直送到了县城。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入学第二年,陆军弁目队闹了一场学潮。起因并不复杂,因为招生之初校方曾许诺,每名学生每月补助银洋15元,可是学生们入学读了三个月,补助的银洋一直没有到位。于是有人带头闹事,聚集一群青年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说理,群情激愤时,有人向校长动了手,还摔了教学仪器。校长一气之下撂下挑子,辞职不干了。陆军弁目队本来就是一家私立学堂,这一来再也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事。

  

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6:00

刘湘并没有参加这场学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书也念不成了。一帮同学前往总督府请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亲自出面处理此事,赵总督好言好语将学生们安抚了一番,当面承诺,允许陆军弁目队的学生重新报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报考后,再次被录取,于1908年2月进入该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陆军速成学堂里,刘湘是个低调的人,尊敬师长,和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此时革命党大行其道,同盟会的触角伸入学堂,几个学生秘密参加了这个组织。有人前来游说刘湘,话刚开了个头,刘湘连连摇头,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游说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从此不再在刘湘面前谈论政治。

和刘湘同班的有个同学叫刘炳勋,其父是满清八旗军队驻成都的官员。刘湘对八旗军官既有几分景仰,又有几分好奇,于是主动和刘炳勋搞好关系,成为亲密伙伴。玩得熟了,刘湘经常去刘炳勋家,对刘炳勋的父亲尤其尊敬,深得其父好感,经常在经济上获得其父资助。这位父亲还认为刘湘为人谦虚,志存高远,让儿子以后多向刘湘学习。此后,刘炳勋果然一直追随刘湘多年,在刘湘手下担任过旅长、机关枪司令等职。

从这件小事能够看出,貌似老实本分的刘湘,对于官场结交那一套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赋。这种天赋即使不是出于遗传,也与刘氏家族的家教以及父亲刘文刚行为举止的浸染有关。

刘湘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刚组建不久的新军三十三混成协(旅)六十五标(团)做见习官。六十五标的标统(团长)周道刚,字奉池,四川双流人,是一富家子弟,青少年时期曾就学于省城书院,1901年,他作为四川派出的22名首批官费留日学生之一前往日本留学,同往的同学有胡景伊、徐孝刚等。回国后在四川武备学堂担任监学和教习。辛亥革命后,叱咤风云的四川军人多出自武备学堂和其他陆军学堂,而周道刚、胡景伊、徐孝刚等自然成了他们的宗师,因此形成了一个重要派系武备系。而后来名声大振的刘湘,此时还是周道刚手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见习官。1917年,周道刚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此人后来成为武备系的一个重要人物。

历史为刘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前几年有本畅销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刘湘自然不可能读过这本书,但他却深谙这个道理。巴结长官,同样也是从细节做起。有一次,标统周道刚前来基层巡视,连队队官(连长)买了一盆鳝鱼,丢进炊事房后就去陪长官。刘湘见后,主动走进炊事房,抓起一把剪刀剐剖鳝鱼。等到队官陪同标统巡视完毕,刘湘已帮炊事员把一桌菜整好了。队官见此情景,对刘湘大生好感,在标统周道刚面前大肆夸奖了刘湘。

没过多久,成都要开办一期讲武堂,队官为刘湘弄到了一个名额,推荐他去学习。这样的机会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培训班,是官场升迁进阶的摇篮。果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培训,刘湘再回到六十五标时,被上级调任一营前队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刘湘此时是少校差官。1912年,刘湘接替杨森为第二营营长,驻守四川泸州。从此,刘湘手中就有了一个营的武装力量。这个官衔虽说不大,却是刘湘通往大军阀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尽管刘湘出名之后,许多外国人对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常关注,但据早期和刘湘有过接触的几个外国人写的观察印象中说,刘湘表面上显得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他们认为刘湘“并不是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既无性格,也无才气”。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刘湘性格的突出特征是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绝不崇尚空谈或醉心于虚构的远景。从他的外貌看起来像老实沉静的商人,是一个冷静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位名叫托勒的英国人在一封发往北京的函电中写道: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如果说他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这也并不过分。但他的经历使人对他的才能无可怀疑……显然,刘是一个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人。他不醉心于采取戏剧性的政治行动,除非他看清了结局,一般他不会急于采取步骤”(引文均参见[美]罗伯特·柯白著《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9:00

小小安仁乡出了个大大的军阀世家

晚清时期,由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提议的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被清廷最高权力核心所认可并施行。从此,人们取得高官厚禄的主要途径被阻断了。但是,科举考试废除了,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发迹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辛亥革命前后,军事领域的种种事态发展为新的权贵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现代化新军建立了,各种培训新军军官的军事学堂相继开办,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取得这一权力的途径也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前,新军大权掌握在清王朝亲贵们手中。清王朝覆灭之后,那些受过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学生们便开始自谋出路。没有了一个现成的全国性的官阶体制可供他们拾级而上,他们只好凭借个人的武装实力来开辟一条通向权力的新道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刘湘,就是通过这条新的道路到达权力顶峰的。

他的成功,极大地鼓舞和刺激了安仁乡刘氏家族的那些后生们。紧随其后走出大邑安仁乡的,是刘湘的小六叔刘文辉。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是刘公赞的第六个儿子。刘公赞娶妻高氏,一口气连着生了5个儿子,到生刘文辉时,高氏已经年近40岁,生产时是难产。多亏了她的二媳妇是远近闻名的接生能手,帮忙接生,总算保住了母子的安全。可是,刘文辉出生后,母亲高氏怎么也挤不出一滴奶水。碰巧他的大哥刘文渊在此前后也正好生了个女儿,大嫂的奶水充足,可以喂养两个孩子。因此后来刘家的人都说,刘文辉是他母亲所生,二嫂接生,大嫂喂养的。

晚年再次得子,刘公赞夫妇对这个宝贝儿子尤其珍爱。而刘文辉,确实也没有辜负这个家庭寄予的殷殷期望。

1908年,刘文辉长到了13岁。听说省城成都办起了陆军小学堂,专门收少年儿童,他坚决要去成都读书。平时,大哥刘文渊负责刘文辉的教育,他见六弟人小鬼大,居然异想天开要去省城读书,便极力劝阻。谁知刘文辉哭闹起来,以不吃饭相威胁。父亲刘公赞知道了,把他叫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去成都读书。刘文辉毫不犹疑地回答:“读书将来可以当官!而且……那里还不收学费。”刘公赞一听,眼睛笑成一条缝,拍着刘文辉的后脑勺说道:“好样的,人小志气大,不愧为我刘家的后代!”



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20:00

刘公赞准备了一笔盘缠,交给大儿子刘文渊,让他带着老六刘文辉去成都闯世界。因为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既无条件坐滑竿,也无条件骑马,兄弟俩只好步行。100多里山路,他们从天蒙蒙亮一直走到天黑,走到成都郊区的时候,刘文辉感到自己快要累瘫了。大哥刘文渊连拖带拽,才把他拉到青石桥南街的一家客栈里,看着房间里的那一溜通铺,刘文辉二话不说,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起来。

离考试时间还有半个月,大哥刘文渊帮助刘文辉认真复习。揭榜那天,兄弟俩早早地来到陆军小学堂门口。只见大红榜上头一名就写的是刘文辉的名字。

见六弟榜上有名,并且是第一名,刘文渊放心了,他准备打道回府。临行前夜,他看见刘文辉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了一封信,请大哥带回老家。在这封发黄的家书中,刘文辉用幼稚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地写道:“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由长兄伴来成都赶考,多蒙平时长兄严教,励儿朗朗默记,此次应试,能被录取,实属幸运。尔后儿一定专心习武,以报答双亲对儿之期望,至于学校,一俟正式开学行课,将再来书禀告。敬颂福安。儿:刘文辉。1908年8月14日。”(见彭迪先、舒国藩主编《刘文辉史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23:00

@你的好友能给他开传送门^_^,如这之后,刘文辉读过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堂,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后,便开始了戎马生涯。起初是依仗比他大五岁的侄子刘湘提携,当上了一名下级军官。后来历任川军师长、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后来他羽翼渐丰之后便自立门户,与刘湘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合作而转向对抗。到1932年,刘氏叔侄间明争暗斗,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遂爆发了著名的“二刘大战”。

刘湘、刘文辉之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一次混战。自1932年10月到1933年9月,前后历时近一年时间,战火绵延川西、川北和川南数十县,纵横千余里,动用兵力20余万,当时川地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仅战争的头3个月,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就死伤6万左右,两军共耗资5000万元,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则难以数计,每天“断粮饥饿,投尸战火,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参见匡珊占、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民国时期,大邑安仁刘家一门,不知出了多少大小官吏。中小等级的不计,言其著者,就有十多人:

刘湘,历任川军总司令、省长、军长、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川康绥靖主任及四川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开始,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继改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刘文辉,历任四川军务帮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

刘文渊,刘文辉的大哥,曾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刘文成,刘文辉的四哥,任四川省禁烟总局会办最久,还到处开设银行。

刘文彩,刘文辉的五哥,也是刘文辉的财务总管。任川南税捐总办,兼任川南清乡司令。

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旅长、师长、军长。

刘元瑄,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旅长、师长、军长。

刘元璋,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

刘元琮,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旅长、师长。

刘树成,刘湘的堂弟,历任川军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师长。

周成杰,刘湘的妻弟,历任川军警卫大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师长。

刘氏家族枭雄辈出。以刘湘和刘文辉为代表,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素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清”的说法。刘氏一家权势之盛,可见一斑(以上名单参见乔诚、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8:56:00

第二章 军阀登场

刘湘其人以及川军速成系

前面说过,刘湘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考入四川陆军弁目队。此时,四川军事力量单薄,只有一个混成旅,担任四川总督的锡良要将旅扩充为镇,感到下级军官不够用,便将原来的讲习所改成速成学堂。1908年,刘湘考入速成学堂就读并毕业。

四川军阀中的“速成系”,就是指以该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其首脑人物便是刘湘,骨干人物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张斯可、徐孝刚、王陵基、乔毅夫、傅常、鲜英等。速成系主要包含两部分人员,一是四川陆军弁目队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老速成”;一是四川军官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新速成”。此外,还应包括与这些人有师生关系的军人。

速成系形成于1918年。当时熊克武整编川军为7个师,刘湘任第二师师长,便有心培植自己的力量,大量吸收速成系同学,以代替其他学堂毕业生担任中下级军官。并在合川开办了军官传习所,以为羽翼,提出了“统一四川,问鼎中原”的远景目标。以后,速成系势力开始慢慢膨胀,逐渐形成气候。

刘湘能成为川军速成系的“盟主”并不容易。究其原因,是因为刘湘不仅听话,对上级绝对服从,而且不嫖不赌,不抽鸦片,持身谨严。从速成学堂毕业后没多久,刘湘被提拔成了营长。

1913年3月,因为宋教仁被刺事件,爆发了武装讨伐袁世凯的浪潮,史称“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此时四川总督为胡文澜,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当时四川军事力量共有五个师,其中有四个师为胡文澜所掌控,国民党人熊克武(川军第五师师长)于8月初在重庆宣布独立,并组成了讨袁军总司令部,由熊克武担任总司令。

川军的五个师中,战斗力最强的数由周骏担任师长的第一师。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大多由毕业于速成学堂的学生担任。在学堂读书时,这些学生有许多人参加了同盟会,思想倾向革命,为了策反,熊克武特派傅常等人前往策动。

一师的师参谋长李哲与傅常是同学,一听老同学说明来意,李哲全力支持,当即召集来了毕业于速成学堂的营长梁度、吴行光、侯建国等人,共同商谈起义事宜。傅常与刘湘也是速成学堂毕业的同学,前来找刘湘交谈,谁知刘湘对这件事却并不感兴趣,他的托词还是那句老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司让我哪样我就哪样。”不过,刘湘也还是对那帮老同学很够意思,并没有向上司告密。

此后武装暴动如期发生。营长梁度、吴行光、侯建国等人突然发难,将武备系出身的吴团长当场打死,宣布武装起义,投奔讨袁军,并乘胜进抵泸州附近的龙透关。

师长周骏得知这一情况后,异常气愤,传下一道命令,将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的速成系学生一律撤职。刘湘是速成学堂毕业的学生,按说也在被撤职之列,但是旅长张华封站出来以身家性命担保。旅长张华封赏识刘湘,除了上述几条原因外,这时候又多了一条:刘湘作战勇敢骠悍,是他手下一名得力的虎将。经过仔细考查,师长周骏认定刘湘确实是一员忠心耿耿的虎将,不仅没免他的职,反而进行嘉奖,将他提升成了团长。

7#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8:57:00

复杂的发迹史,曲折的登龙术

1914年底,袁世凯先是率百官到孔庙祭祀,又到天坛祭天,穿古衣冠,行大拜礼。祀孔和祭天活动,都是他复辟帝制的预演,果然,此后不久,为控制西南计,袁世凯委派他的心腹陈宦为四川军务会办,率北军伍祥之、李炳之、冯玉祥等3个混成旅入川。陈宦抵达重庆后,即被袁任命为四川巡按使,督理四川军务。

陈宦到四川后即着手整编川军。以周骏为第一师师长,刘存厚为第二师师长,黄鹄举、钟体道分别担任第一、二混成旅旅长。刘湘仍在第一师任团长,此时他的顶头上司旅长已经换成了熊祥生。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熊祥生被任命为旅长后,刘湘手下的部属多不服气,认为以战功论,应该由刘湘当旅长。熊祥生是湖北汉阳人,是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论带兵打仗,能力不及刘湘。但是刘湘颇有大局意识,列举了左宗棠部将杨遇春不与满人争功的故事,对手下那些部属进行劝说,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1915年,蔡锷在云南竖起讨袁大旗,率滇黔军分几路入川,与陈宦统领的川军在泸州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几次战役中,刘湘作战极为勇敢,屡建战功。清末李鸿章大办洋务,除了修建船只外,还制造军械枪支。曾仿照德国毛瑟枪的样式,生产了一批别致的手枪,命名为“自来得”。刘湘专门训练了一支精兵队伍,用“自来得”手枪武装,每逢战斗的紧急关头就让这支精兵加强进攻,屡屡奏效。刘湘本人曾经很得意地将这种战术比做岳飞破金兵拐子马的钩镰枪。当时的四川报纸上,多次发表团长刘湘作战勇敢的报道。

因为战功显著,没过多久,刘湘被师长周骏提升为旅长。

正当这时候,川军内部发生了一些变故。

第一个变故是陈宦迫于各方压力,宣布独立,调转枪口对准了袁世凯。陈宦(1870—1939),字养钿,号二庵,湖北安陆人。有一次他向袁世凯汇报工作,对时局侃侃而谈,被袁世凯看中,收做了干儿子。北京帝制活动闹得正火热时,陈宦自请出镇四川,要为袁皇帝效力。出京前一天,袁世凯亲自设宴饯行,陈宦跪伏地上三拜九叩,又膝行到龙椅前,抱着袁皇帝的脚亲吻了几口,正色说道: “大总统明年如果不登基帝制,一统中国,我陈宦此去,死都不回!”然而正是这位如此肉麻的干儿子,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1916年4月22日,四面险境的陈宦为了自保,终于出卖了袁皇帝,宣告四川独立,签下了与袁世凯绝交的通告。在通电的最后他写道:“宦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袁世凯收到电报时正在吃早餐,一看通电内容,眼神木然,什么话也没说,仰面望天一叹,拂袖而去。从那以后,他就食量渐减,精神不振,吃不下东西,慢慢地恹恹成病,第二年就吹灯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干儿子陈宦成了袁世凯的催命苦药。

第二个变故,是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四川纳溪宣布独立,称护国川军总司令,与蔡锷率领的护国军联合会攻泸州。刘存厚(1884~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清末秀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四川武备学堂堂长,是川军武备系的重要人物。刘存厚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他有抵制帝制的政治觉悟,只是顺风使舵的一次墙头草行为。此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态度一贯反复无常,先归附蔡锷,后投降张勋、段祺瑞等,谁有权势就投奔谁,人们送他外号“刘厚脸”。不过,刘存厚宣布独立投奔蔡锷后,川军支持袁世凯的军队实力大大地打了个折扣。

尽管出现以上变故,刘湘依然没有动摇,还是带领他的军队忠心耿耿地为袁世凯卖命。为此,袁世凯曾特地发来电报,对刘湘进行嘉奖:“刘湘率队追剿滇寇,在况场、南丹、四方山、白沙场等处激战,毙寇夺械甚多……刘湘奋勇督战,连克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喜,着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参见乔诚、杨续云著《刘湘》,第7页)

刘湘只是一个军阀,他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是多么“坚定”。只不过是他当时的政治资本还不够多,条件还不够成熟而已。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他仍在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刘湘早年的发迹,与另几位四川军政界头面人物颇多牵连。要了解刘湘其人以及他的经历,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8#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8:59:00

先说刘湘与熊克武的分分合合,既相互利用又彼此防范,最后兵刃相见的错综复杂关系。

熊克武(1885~1970),字锦繁,四川井研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在重庆、泸州等地发动武装斗争,积极组织起义。其先后发动了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但每次都因事机泄露、叛徒出卖、众寡悬殊等原因而失败。

1917年,由于北京政府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东等地筹组非常国会和广州军政府,宣布护法,下令讨伐北京冯国璋、段祺瑞的非法政府,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当时的四川,成为南北政府争斗的焦点之一。

实际上在此之前,四川一直便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护国战争结束后,四川的政治局面极其复杂。就政治而言,由北方北洋政府的统治转变为滇、黔人的共治,四川省的地方势力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省政;就党派而言,由原来帝制派陈宦的独掌大权,转变为以罗佩金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戴戡为首的进步党的分权而治。罗与戴背后都有后台老板,罗佩金的后台是唐继尧,戴戡的后台是梁启超。

为了争夺四川的军政大权,督军罗佩金与旧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成都展开过激战,打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最后的结果是罗佩金退出了成都。战争结束后,罗、刘二人均被北京政府免职,责令听候查办,由省长戴戡兼任四川督军。

戴戡上任后不久,即与刘存厚发生了冲突。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之时,便是兵刃相见。在民国军阀割据的特殊时期,中央政权的命令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刘存厚虽说已免职,手上依然掌控有军队和武装。戴、刘的军队再次在成都展开激战。这次战争,仍然以刘存厚的胜利告终。戴戡在城破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向刘存厚交出了督军和省长印.率黔军撤离成都。退至仁寿一带时,被刘存厚部重重包围,走投无路,拔枪自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个年代,谁掌握有重兵,印把子就是谁的。刘存厚手握兵权,眼看着即将登上四川省军政权力的最高峰。可惜刘存厚是当兵出身的军阀,极度欠缺政治家应有的眼光和大局观,政治态度反复无常,蔡锷率领的护国军攻克泸州后他投靠蔡锷;后来张勋、段祺瑞的北洋军阀势力得势,他又改投北洋政府。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9#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9:02:00

要打刘存厚,这是个再好不过的理由。此时北洋政府刚刚任命刘存厚四川督军,遵循孙中山的指示,原任川军第五师师长的熊克武在重庆宣誓,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会同滇黔军大举向刘存厚进攻。一场以“护法战争”为名的四川靖国战争爆发了。

靖国之役开始时,刘湘是旧川军第一师的一名旅长。第一师站在刘存厚这一边,阻挡靖国军西进。在四川内江的田家场、一泗堆、椑木镇、东街子、白马庙等处,刘湘率领的部队与滇黔军展开了激战。等到刘存厚的军队战败溃退,国民党人熊克武等乘胜追击之时,旧川军第一师、第二师等立即倒向熊克武一边,即日发出响应护法的通电。

一场轰轰烈烈的靖国之战,便以这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收场了。刘存厚见在四川再无立身之地,只得率部退住陕南。

1918年4月,孙中山发来电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

旧川军原第一师师长是徐孝刚,自觉无颜见熊克武,便发了封电报,请假回乡探亲,师长一职交由刘湘暂时代理。有人说,刘湘的官运真好,靖国之战一役,刘湘完全是站在敌对面带兵作战的,及至刘存厚战败后,不仅没人追究刘湘的责任,反而获得升迁的机会,由旅长升任成了师长。

1918年6月,熊克武在成都召开整军会议,将川军整编为7个师。由但懋辛任第一师师长,刘湘改任第二师师长,向传义为第三师师长,刘成勋为第四师师长,吕超为第五师师长,石青阳为第六师师长,颜德基为第七师师长。上述七个师中,唯有刘湘这一师历史悠久,训练有素,并且比较完整。此时,原刘存厚师的廖谦团,经刘湘速成系同学乔毅夫拉拢,也被刘湘收编过来,扩充为一个独立旅。这样一来,刘湘这一师的兵力更见增强。

以前,刘湘只是一名职业军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升任师长后,熊克武为了拉拢这名职业军人,将四川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等七县划归刘湘管辖,刘湘从此有了固定的立足地盘。随之而来的,刘湘学到了一些翻云覆雨、尔虞我诈的政治手法。一批速成系的同学簇拥在他的身边,初步集结成了一股能左右四川政局的政治势力。

西南著名军阀唐继尧,一直对四川这块“肥肉”念念不忘,他要做西南王,第一个目标就是吞并四川,先做“四川王”。1918年5月,唐继尧来重庆召开滇川黔豫鄂五省联军会议,公开提出所谓“准备北伐案”,试图假北伐之名以达到其公开控制四川军队和财政之目的。在这次会议上,熊克武与唐继尧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唐继尧回到了云南,从此将熊克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去之。此后不久,唐继尧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联络了倾向黄兴的吕超、石青阳、卢师谛、颜德基、黄复生等四川国民党各军头领,秘密酝酿倒熊行动。

有人帮唐继尧出了个主意:旧川军中,身拥重兵的刘湘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能将刘湘争取过来,始可稳操胜券。于是,由省长杨庶堪亲自赴合川,与刘湘进行了一次密谈。

省长杨庶堪亲自登门拜访,刘湘心中得意洋洋。他在暗中思索了一番,如果说熊克武代表的新川军能够团结一致,那么旧川军就少有存在的余地。熊克武能有今日,全靠的是滇黔军和民军(辛亥革命时期反抗清政府的起义军队通称为“民军”,此处指四川起义部队)的支持,如今滇黔军和民军皆与熊克武为敌,那么熊实己陷入孤立,倒台是迟早的事。以熊克武为代表的新川军一倒,自己图谋发展的大好时机就到了。因此刘湘满口答应了杨庶堪希望合作的要求。

嘴上虽说是答应了,但在行动上刘湘却并不积极。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旋涡中,还必须得“一看二慢二通过”。

熊克武对刘湘这支力量也一直给予密切关注。熊克武多次派但懋辛秘密来合川与刘湘交往,联络感情。但懋辛说,滇黔军自从入川以来,引起多次战祸,为川人所深恶痛绝,极欲去之而后快。但懋辛这套充满乡情乡谊的说辞,对于刘湘来说,既中听也十分管用。

有一天,但懋辛向刘湘密报了一条消息:驻重庆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正与刘湘手下的独立旅旅长廖谦勾结,廖谦极有可能投奔滇军。刘湘听了密报,表面上不为所动,暗地里请求速成系同学、时驻隆昌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的杨森协助。挟霹雳手段,刘湘举全力围攻廖谦,廖只身逃往重庆。刘湘另派速成系同学李树勋、杨子彩为该旅旅长,将廖谦所部全盘接收。

有了这么一系列事件,刘湘与熊克武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10#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9:05:00

1920年5月,倒熊派在四川顺庆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吕超、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还有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的代表以及黔军王文华的代表。刘湘也派出幕僚李树勋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三省联军总司令,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吕超为川军副总司令。会后,刘湘派代表到重庆,领取倒熊经费20万元现洋。这之后,吕超、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等人移樽就教,密商于潼南双江镇,并邀刘湘参加。当时,刘湘部下有人建议,将吕超等人当场扣留。刘湘摇了摇头说:“不搞阴谋诡计。”表面上,刘湘仍然虚与委蛇,甚至嘱部下制订了一个倒熊作战计划,又与吕超、石青阳等人喝血酒,结盟为拜把兄弟。背地里,刘湘早已派参谋长胡春田到成都,将重庆这边发生的一切报告给了熊克武。

等到双方正式开火交战时,刘湘派人给吕超送了一封信,明白告知“我已加入熊方,吾弟好自为之”。吕超看着刘湘的这封亲笔信,仰天长叹,哭笑不得。

1920年8月24日,熊克武下令反攻,由刘湘担任前敌各军总司令,指挥各部由阆中向三台地区战略开进。短短几天内,吕超、卢师谛等部全线动摇,与滇黔军退踞龙泉驿。9月8日,刘湘率部成功攻克成都,基本定下了熊克武一方的胜局。

1920年10月4日,由刘湘领衔,率各军师旅长,向全国发出了一道通电。电文中说:“川人屡年受制,束缚于滇黔军暴力之下,受痛如山,积怨成海……湘等对于川局,(所)幸已告一度之结束。但历年川事不统一、中华不统一之害,我同胞父老子弟游离徒徙,死亡枕藉之苦状,罄纸难书。为目前计,湘等非促进川政统一、国家统一,万难解同胞之倒悬,救生民于涂炭.而挽救中国之危亡。要之此役征战,牺牲无数头颅,非系权力之争,实伸统一之义。湘等认(为)促进统一,为救国不二法门。”(转引自乔诚、杨续云著《刘湘》,23页)

这封电报是刘湘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在不同场合不同地方,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归纳起来的意思就是:川人治川。

刘湘率部攻克成都后,随之刘存厚的靖川军也进入成都。刘存厚一扎下营盘,便把北洋政府任命的,早已不复存在的四川督军公署招牌挂出来。此后不久,熊克武也在重庆恢复了广州军政府任命他的四川督军公署。一个四川省,同时有了两个督军,看上去荒唐,但却是当时占山为王的真实现状。

刘湘此时并没有歇着,在各路俊杰紧锣密鼓纷纷登上四川军政舞台时,他也在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

靖国之役前,熊克武曾有过一番表示:战争结束,滇黔军退出川境后,即自行引退。等到刘湘帮他取得了胜利,熊克武不便食言,于该年年底通电宣告去职。职位虽说辞去了,却又将心腹知己但懋辛扶上台,熊克武退隐到幕后,操控但懋辛,当起了后台老板。

此时的四川,无论哪个党派和政治势力,最热衷于讨论的是四川自治问题。

1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9:14:00

1921年1月8日,刘湘和熊克武的代理人但懋辛联名,发表了四川自治的宣言:“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并对南北住何方面,决不为左右袒(护)。对于大局当主持正义,拥护法律。对于各省,继续搞亲睦之谊,永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务期顺应民心,完成民治,地方团体益臻巩固,国家基础得以确立。庶几真正之统一可期,国法之效力可复。有渝此言,与众共弃。特此奉闻,幸垂鉴察。”(周开庆:《民国刘甫澄先生年谱》,第23~24页)

联省自治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在学理上是政体问题。它所要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国宪与省宪的关系,在中国采取联邦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在当时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刘湘支持这个政治主张,并不代表他有怎样高的思想觉悟,而是利益驱使的结果,说穿了,是他实行封建割据的一个借口。果然,过了不久,当国民党人吴玉章在重庆成立有一百多个县市代表参加的全川自治联合会时,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自身利益受到了威胁。之后,一些社会团体纷纷通电要求自治,自治呼声,弥漫全川。刘湘感到自治对他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成了他称霸四川的一道障碍,于是撕开面具,抛弃“自治”旗号,下令通缉吴玉章,镇压自治运动。

又因熊克武已经通电自行解除四川督军职务,四川军政无人主持,经各军将领会商,一致赞同在重庆设立各军联合办事处,暂由川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湘主持其事。在不久后的善后会议上,刘湘又被推举为川军总司令兼理民政。

随着刘湘权势的日益提升,他与熊克武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显露出来。

一天,刘湘得知了一条消息:他手下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以及第二旅旅长张秉升、参谋长张凤鸣、第八团团长兰文彬等人,在熊克武、但懋辛的唆使怂恿下,联合了一帮保定系(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组合成的政治派系)出身的军人,意欲伺机脱离刘湘,独立成师,约定阴历除夕在重庆举事。

开始,刘湘佯装不知。到了除夕日清晨,刘湘突然召集第二师全体官兵开会,偕同陈能芳一起走到台上。按照规矩陈能芳礼貌地请刘湘先讲话,刘湘清了清嗓子,将手中的一张纸片在空中抖了抖,说道:“有人要带着队伍离开我,大家同意吗?”听了这话,底下的士兵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旁的陈能芳脸色早已吓得惨白。接着刘湘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宣读了那份举事通知,读完之后问台下的士兵:“有愿意跟陈参谋长走的,请举手!”当然没有一个人举手。又问:“愿意跟我刘湘干的,请举手!”全场立即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刘湘回过头来,对参谋长陈能芳说道:“看来,这些官兵都不愿意跟你走呢!那就请你休息吧。”陈能芳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不过刘湘对陈能芳还算客气。派人在泸州为他购置公馆,并赠予现款1万元,暗示他辞职。陈能芳果然乖乖地去了泸州,以后再也没有和刘湘作对。

但是这桩公案使刘湘与熊克武之间潜藏的矛盾暴露无遗。

1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9:17:00

1921年夏天,因直系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横征暴敛,触犯众怒,原鄂军总司令李书城和鄂西总司令潘正道特致电川湘两省当局,请求出兵支援,协力驱逐王占元,以便湖北实行自治。熊克武、刘湘经协商后,决定出兵援鄂。熊克武原想以援鄂军总司令的身份出征,可是刘湘不同意,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熊克武。结果只能由刘湘任援鄂总司令,但懋辛为副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唐式遵任前敌总指挥,刘湘把掌管部队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次劳军出征,结局并不怎么美妙。当时四川地方主要军事力量的两大派别,分别是由熊克武、但懋辛掌控的第一军和刘湘掌控的第二军。熊克武、但懋辛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政治见解和主张与刘湘大不相同。在援鄂问题上,他们和刘湘之间早先潜伏的一些分歧迅速暴露出来。随着刘湘援鄂战事失利,第一军与第二军相互攻击得更厉害了。四川省内的舆论也纷纷站到熊克武、但懋辛一边,对刘湘群起而攻之,指责刘湘“宰割他人,擅开战端”,旧川军中的各部也见风使舵,和熊克武、但懋辛套起了近乎。一时间,刘湘陷入极度孤立的状态。

为了缓和四面楚歌的局面,也为了减缓各军之间的宿怨,刘湘决定以守代攻,遂于1922年5月14日发表通电,宣布辞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职务,回故乡大邑安仁休养。

1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9:20:00

再来说说刘湘与杨森的关系。

在四川军阀中,杨森是与刘湘名声相当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杨森(1882~1977),原名杨淑泽,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人。其父当过清朝典史,是广安县当地有名的一个地主,有租谷100多挑。杨森兄弟姐妹5人,他是老大,二弟杨淑身(字懋修)、三弟杨淑实(字传三)都在他手下任事,分别担任过杨森部第四师师长和第九师军需处长。杨的两个妹妹后来也都嫁给了杨森的部属。因此可以说,杨森家族也是一个特殊战乱年代产生的典型军阀世家。

杨森幼年就读于广安紫荇书院,后到顺庆府(今南充市)联合中学读书。1906年,杨森从联中毕业,适逢清四川总督锡良扩建新军,成立四川陆军学堂弁目队,杨森考入该队接受军事教育。1908年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巽将原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杨森再次考入该学堂接受军官训练。从履历表可以看出,杨森早年有着与刘湘相类似的人生经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同学还有鲜英、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等。这些人后来以刘湘、杨森为首,成为速成系这个军阀集团的核心人物。

虽说是同学,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今天是朋友,明天又会成为政敌。正如一句政治格言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比如说,在川人自治运动中,刘湘、杨森就是目标一致的朋友。其时,刘湘为熊克武任命的四川陆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为第九师师长,唐继尧领导的滇黔军部署倒熊克武军事活动之时,刘湘、杨森二人手中掌握有兵权武力,位置显要,因此成了唐继尧和熊克武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杨森早年曾在滇军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靖国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手下担任过参谋长,深得赵的赏识。在赵又新看来,滇黔军与川军交战,他昔日的部下杨森必定会站到滇黔军一边。心里搁着如此胜算,赵又新交给杨森一个重要任务,派杨森到合川去劝说刘湘倒戈。谁知杨森到合川后,在与老同学刘湘的密谈中声明,自己也是主张“川人自治”的,并且拍着胸膛表白“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愿意让外来的滇黔军继续宰割四川老百姓。

杨森由滇黔军转投川军后,还托人给赵又新捎带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为川人,今以川人治川,舍公而去。今后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当避让,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马宣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第13页)

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又新依然对昔日的部属杨森赏识有加。他将杨森这封表白信遍示部属,笑着说道:“杨森的这种感情应该理解,我若为川人,亦当如此。”其言辞之间对杨森毫无怨恨之情。

纸上谈兵不妨谈笑风生,但是到了真枪实弹相争的战场上,就远不是那么轻松愉快了。杨森深知滇军内部情况和各部作战能力,加上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他所率领的川军很快打到了泸州。在攻打泸州一役中,守护泸州城的是他以前的老上司赵又新。此时,赵又新正蜷缩在床榻上抽大烟,听到外面急促的枪声,这才如同大梦初醒,问跑进来的卫兵怎么回事。卫兵神情慌张地告诉他,杨森率领的川军已经从浮桥上打过来了,现在离城区只有半里多地。赵又新仓皇失措地奔上城墙,举目一望,黑压压的川军正像潮水似的涌来。肥胖的赵又新慌不择路,逃跑时不慎扭伤了脚,只好由几个卫兵搀扶着走,行动更加迟缓。



1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9:23:00

再说杨森部进入泸州城,见赵又新卧室床榻上的烟灯未熄,知赵离去不久,随即追上城墙,正好看见四个卫兵扶着一个穿黄呢子军服的胖子在往城外逃窜,大声喝令了几声,然后开枪射击,赵又新和四个卫兵应声倒地。等到杨森赶到时,赵又新只剩下一口气了。

杨森脸色凝重,吩咐士兵赶紧抬回泸州盐局抢救。到了盐局,赵又新依然昏迷不醒,杨森站在那张医疗床前,低声道:“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赵又新睁开眼睛看了杨森一眼,此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赵又新毙命后,杨森安排备棺厚葬,为昔日的老上司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并写了一副挽联:“夺主厌喧宾,从来论事诛心,毕竟伊谁推祸首;私恩殉公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

话头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现说刘湘与杨森之间的关系。

刘湘援鄂失败之后,与熊克武的矛盾急剧升级,相互指责推诿,各不买账,最后发展到兵刃相见,结果导致刘湘下野,回到大邑安仁老家去过闲云野鹤似的日子。刘湘退居幕后留下的川军第二军军长一职,则交给了刘的老同学杨森接替。

不料杨森刚一上台,就拨起了他的如意算盘。杨与速成系老同学王正均、曾述孔、吴行光、喻孟群等人,密谋组织新二军系,企图从真正意义上取刘湘而代之。为更加稳妥起见,杨森与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暗送秋波”,表示愿意合作,由两军分掌四川军民两政。但懋辛对杨森丢来的这个媚眼颇有兴趣,但是又认为,杨森刚刚接掌第二军军长一职,屁股还未坐稳,根基不牢,未必能够对整个第二军全盘控制,倘若此议一成,酿成他变,反而对自己不利。但懋辛思考的结果,还是推掉了这次合作的机会。

杨森上台后,一方面迅速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积极寻找政治靠山。民国初年政坛新星吴佩孚威望渐高,人气见涨,杨森很快巴结上了吴佩孚。眼看与熊、但的合作不成,转过身便是刀枪相见。此时杨森自持重兵在手,又有吴佩孚做政治靠山,他自信有必胜的把握。1922年7月9日,杨森正式向川军第一军宣战。为激励士气,还发出了《告二军将士书》,文中写道:“田横五百,尚强海岛;少康三千,启夏中兴。本军有士十营之众,岂有不能消灭长衫军人乎!”所谓“长衫军人”,指的是熊克武、但懋辛为文人掌军,不堪一击。其骄狂之态,溢于言表。

杨森决定向第一军宣战,在作战命令已经下达之后方始报告刘湘。刘湘闻之大惊,急忙召集部下幕僚商量应对办法。刘湘的部下和幕僚对此事有两种意见,政务处长李公度认为:“若任由杨森骄横行事,必败无疑,应立即予以制止。”另一位军官李树勋却笑着说:“杨森是在为你打天下,如果战胜自然归功于你:如果战败,后果则由杨森承担。这是难得的一桩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刘湘静心一想,李树勋此说确实不无道理。为了彻底推脱干系,刘湘还是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杨森跋扈,不听命令”,发动战争并非己意。这样一来,这桩难缠的公案便被刘湘处理得天衣无缝了。

此次川军第一、二军交战,以杨森的惨败而告终。8月20日,狼狈不堪的杨森沿长江逃到湖北宜昌,寄住在日清公司买办魏宗涟家中,此时落魄的杨森已身无分文,衣兜里就仅剩一枚“杨森之印”的牙章了。

之后,杨森去洛阳叩见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出于全盘战略考虑,决定援助杨森回川。吴任命杨森为第十六师师长,并拨了二百万元经费和部分枪支弹药。杨森领兵卷土重来,这一次竟是出奇地顺利,几乎没费什么工夫,就接连攻克了万县、重庆等地,再往西进,又攻克了简阳等地,兵临成都城下。熊克武、但懋辛见无力回天,只得率领残部经贵州方向向湖南、广东撤退,从此淡出了四川政坛。

川军第一军被逐出四川后,吴佩孚操纵下的北洋政府对有关人员论功行赏。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相当于督军一职),田颂尧为四川军务帮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这一任命将刘湘置于杨森之下,颠倒了刘湘杨森二人原有的位置,使得他们之间原先潜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刘湘拒不就任新职,以表示对吴佩孚操纵的这一任命的不满。在重庆,刘湘仍然打出了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任命他的四川督军的招牌,对外办公,与成都杨森的督理公署公开唱起了对台戏。

1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9:28:00

杨森先是通过吴佩孚的关系,被北洋政府任命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所有川军受其节制。接着北洋政府又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这一任命,将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置于杨森职位之下,刘、邓、田等人自然不会服气,因此这个任命成了“四川统一之战”的导火索。刘、邓、田等消极待之,极不配合。杨森认为军政大权在握,背后又有吴佩孚撑腰,他试图以武力扫灭群雄,统一四川。1925年春季,正当四川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饥饿之后,杨森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再次点燃战火,下令讨伐赖心辉和刘成勋,所谓“四川统一之战”,自此拉开序幕。

从战术上看,应该说杨森的“四川统一之战”相当成功,从4月12日下令讨伐起,到6月上旬击败赖心辉、刘成勋止,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杨森的作战计划即已基本完成。但是从战略上看,杨森此举并不成功。

此际四川大小军阀集团不下20多个,其中刘湘、杨森为两大巨头。刘湘因援鄂失利后回老家休养了一年多时间,重新出山时人员仅有1.5万人左右,而杨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已有16个师、11个旅,共约十五六万人。除了这两个军事集团外,还有袁祖铭3万余人,邓锡侯1万余人,刘文辉1.3万余人,刘斌l万余人,陈洪范1.6万人,陈国栋3.2万人,唐廷牧1.7万人,刘存厚1万余人,魏楷6000人,吕超5000人以及陈遐龄的川边军、王鸿恩的陕军、周西成的黔军等。

尽管四川军事集团众多,但各个集团的力量均很有限,且有的军事集团为了保存实力,或巴结刘湘,或附从杨森,或保持中立。唯有刘湘、杨森、袁祖铭这三个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各自皆有野心,互不相让。于是,围绕刘湘、杨森、袁祖铭之间的又一场军阀混战即将接踵而至。

正当杨森犹豫着下一步是联刘(湘)打袁(祖铭),还是联袁打刘举棋不定之时,处于弱势的刘湘未雨绸缪,及早进行了军事部署,同时施展政治手腕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军。

刘湘从杨森军队内部获得了一个消息:原刘湘部下第二师师长李树勋,率领他的部队到成都改换门庭,投靠杨森。没过几天,杨森提拔李树勋为军长,其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对此极表不满,曾借着酒醉一连摔了三个酒杯。为了将王缵绪拉到自己这边来,刘湘先后派了陈铿、颜仲卿、鲜英潜赴遂宁,策动王缵绪。鲜英与王缵绪既是同乡,又是速成学堂的同学,有这种双重关系,谈话无形中少了许多障碍,鲜、王两人的一番密谈十分投机,王缵绪敞开胸怀说话,认为“杨森为人,不足以谋大事”,表示自己早已有意投依刘湘,希望鲜英能向刘湘转达他的心意。

拉拢了王缵绪,刘湘觉得尚无胜算,又想方设法去收买另一个军阀邓锡侯。这一次,刘湘使出的杀手铡是高官厚禄,向邓锡侯赠送了30万元现金、3000支步枪和30万发子弹,又对邓锡侯说,已经向段祺瑞执掌的北洋政府极力推荐,将来由邓锡侯担任四川省省长,并且当场亮出了发给段祺瑞的那封电文底稿。邓锡侯大喜过望,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屁股很自然地坐到了刘湘一边。

对于黔军军阀袁祖铭,刘湘尽量满足他的各种要求,答应每月拨给军饷40万元,等到推倒杨森以后,由成都兵工厂资助袁祖铭步枪两万支和大量子弹,帮助袁祖铭打回贵州,驱逐滇军,夺回他失去的地盘。

相对于刘湘纵横捭阖的大手笔来说,杨森在拉拢人心上则处处显得小家子气。在“有奶便是娘”的军阀游戏规则中,刘杨大战尚未打响,杨森就先输了一着。

很快,川黔倒杨联军便组成了,由袁祖铭任总司令,刘湘任副总司令,邓锡侯为前敌总指挥。四川几个军阀巨头,几乎清一色站到了杨森的对立面。1925年7月1日,倒杨联军总部下达总动员令,以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等部沿东大道向西进攻:以邓锡侯部和黔军主力王天培师集中铜梁、大足、璧山地区作为战略主攻部队,歼灭杨森的主力军;刘湘则指挥他的部队沿长江北岸进攻泸州、富顺,并与黔军一部扫荡长江南岸杨森军队,会攻泸州。

几个回合的战役打下来,杨森军队全线动摇,倒杨联军乘胜追击,全面发起进攻。很快,杨森的部队节节败退,士气一蹶不振。为了挽回颓势,杨森一面抽调部队从安岳、乐至地区向邓锡侯部作正面攻击,一面以王缵绪率第一师从遂宁、潼南地区进行夹击,试图一举歼灭邓锡侯部。

然而在这个时候,刘湘原先安放在杨森内部的定时炸弹准时爆炸了。他手下的师长王缵绪发出通电,指责杨森排除异己,声称要“武装调停,听候甫公(刘湘)命令”。杨森在资中听到王缵绪倒戈的消息,立即召集各部头目开会。他神情黯然,脸色铁青,开口便说道:“王缵绪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在场的军官默然,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的杨森已有穷途末路之感,在他左思右想仍然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无奈地给刘湘、袁祖铭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愿意完全解除兵权,只身出川游历。刘湘、袁祖铭允许杨森只身出川,通令各军对杨森的生命安全予以保障。杨森这才带着少数随员由江安乘“金沙江”号轮船沿江东下。上船之前,杨森脱下军装,换上一套便服,表示今后不再当军人。当然这只是做姿态而已,几年后杨森东山再起,仍然是以四川军阀的面目出现的。

1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17:00

刘湘早年的几个重要幕僚

春秋战国时期才识之士游说四方,他们挟术怀策,而被名门贵族及公卿将相争相罗致,以为智囊,参与政事,此乃幕僚的发端。从幕僚到幕府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幕府。其首创者为曾国藩,继之者有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新型幕府的共同特点是,幕主都拥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为指挥和管理这支军队,幕主延揽各式各样的人才,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幕府班子。

在护国之役之前,刘湘是一个职业军人,只知带兵打仗,极少关心政治。随着其地位日益提高,他也学会了一些翻云覆雨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他身居四川省督军等职的高位之后,一批以速成系同学为主的幕僚班子迅速云集在他的左右,为其出谋划策,纵横捭阖。因此,如果要全面认识刘湘,有必要梳理研究一下刘湘的幕府和那些幕僚们。

在刘湘幕府中充任过重要幕僚的,有张斯可、乔毅夫、傅常、鲜英、潘文华、王陵基、龚缉熙(能海法师)、杨芳毓等。

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县人。他与刘湘是速成系同学,曾在北京充任过袁世凯的侍卫官,护国之役爆发,鲜英毅然南下参加讨袁军队。1921年,刘湘以川军总司令身份驻守重庆时,经张斯可牵线介绍入刘湘幕,刘委任鲜英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任重庆铜元局局长。1925年,刘湘升任他为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江北、巴县卫戍司令,1928年改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

在刘湘纵横四川政坛的全过程中,经常闪现出鲜英的身影。比如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鲜英帮刘湘拉拢王缵绪一事,即为一例。鲜英与刘湘既是速成系同学,又是上下级,又有幕主和幕客的关系,两人长期共事,鲜英对刘湘的优缺点都看得比较透彻。

据鲜英在《刘湘早期二三事)(载《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第19~32页)一文中介绍,刘湘为人宽厚仁爱,做事有大家气派,但是处理事情也有犹豫不决的毛病。在文章中鲜英讲述了一桩陈年往事。1924年7月,鲜英代表刘湘到天津向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汇报四川情况,段祺瑞问鲜英:“四川人才以谁为巨?”鲜英回答说:“川中人才实多,但如刘湘之大度包容,仅此一人。”段祺瑞听后笑了笑,随口说道:“能容不能断,是此人一大病。”看来,连远在天津的段祺瑞都知道刘湘的这一毛病。虽然鲜英在段祺瑞面前极力为刘湘辩解,但内心也不得不承认:刘湘确有此病。

1935年,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随即将全省划为18个行政督察区,各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区保安司令),鲜英被任命为四川省第十三区(绵阳)督察专员,一直任职到1939年。此后鲜英不再入仕,常年居家于重庆上清寺特园,追随在民主爱国人士张澜先生左右。

提到特园,与鲜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关系密切。早年金竹生女士以废弃的煤渣打成煤砖售卖,积得资本建房出租,积年发展,修建了鲜宅,后来逐年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闻名遐迩的特园。鲜宅始建于1929年,1931年完成,大小房间36间,其主体工程“达观楼”,是三层楼的青砖建筑,即为金夫人亲自设计。

1941年2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人在特园召开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从此特园便成为中国民主同盟活动的中心。据许多社会名流回忆,当年贵客盈门,车水马龙,堪称盛况空前。鲜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则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到特园的客人更多,少则数百,多时上千,在特园用餐的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

1945年8月,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曾多次造访特园,会晤张澜和鲜英。据说,重庆谈判的许多细节就是在此形成的。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共高级干部也常到特园参加各项政治活动,董必武曾赞誉特园为“民主之家”,这四个字后来分别由冯玉祥和郭沫若题写成匾额,匾额现收藏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鲜英曾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首届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鲜英被周恩来安排到北京加以保护。1968年6月8日,鲜英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鲜英所珍爱的那座特园,在他逝世前几个月毁于“文革”的武斗中。

“甫系三老”是刘湘幕僚集团中的小核心。刘湘字甫澄,因此他的军事集团势力被人称做“甫系”,三老指的是张斯可、乔毅夫、钟体乾。

张斯可(1882-1961),又名张再,四川资中人。1906年考入四川弁目队,1908年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是当时班上最小的同学,张斯可经常给刘辅导,彼此感情深厚。辛亥革命后,张斯可离开军队,经西藏赴印度、南洋、香港等地游历考察,回川后刘湘已经升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张即前往投靠,其时刘湘在军阀混战中初露头角,官运亨通,值此青云直上的黄金时期,正需要有人辅佐,张斯可的到来,使刘湘大喜过望,被视为左右手,以辅佐刘湘蒸蒸日上的事业。在张的罗致下,乔毅夫、钟体乾、王陵基、杨芳毓、罗纬、傅常、郭文钦、马嗣良、鲜英、张必果等人纷纷被收入刘湘的夹袋之内,为刘湘成为“四川王”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人始终布衣微行,不计名利,低调做人做事,深得刘湘倚重。张斯可一直长留四川,新中国成立后,张曾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1961年病逝于成都。

17#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18:00

乔毅夫(1886~1967),此人也是刘湘速成系的老同学,长期为刘湘掌管机要,是对外联络的高级参谋。他原是同盟会会员,曾与刘湘有过小小的过节。癸丑年讨伐袁世凯之役,乔毅夫在永川县当知事,刘湘俘获了大批同盟会员,关进永川县监狱中。乔毅夫当面指责刘湘,言下之意是让他不要和革命军过不去,把刘湘搞得很没面子。因此,张斯可来劝说乔毅夫辅佐刘湘时,被乔毅夫断然拒绝。及至川军驱逐滇黔军后,刘湘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张斯可又三次到成都相邀,乔毅夫为之感动,不计前隙,终于答应出任刘湘的驻省外代表。

川军援鄂之际,虽说刘湘在此役中折戟而归,但是,此次出川援鄂也并非一无所获。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孙传芳,为刘湘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在这其中起着穿针引线作用的人就是乔毅夫。

川军败退以后,北洋军阀直系枭雄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改任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负责办理善后事宜。此时战事虽已停止,但社会各方深恐川鄂军队再次兵刃相见,呼吁和平的声音不绝于耳。孙传芳顺水推舟,给刘湘发了封电报,请刘派代表到湖北宜昌议和。经过慎重考虑,刘湘派出了擅长言辞、外交本领颇佳的乔毅夫前往。

没想到孙传芳和乔毅夫一见如故,交谈十分契合,当场便达成了四条和平协议,后来经过充实修改,成为七条和平协议。孙传芳托乔毅夫带话,愿意与刘湘长结盟好。刘湘听说后异常高兴,此后便安排乔毅夫常年驻在宜昌,加强与孙传芳的联络。

孙传芳手下有个幕僚叫陈席珍,浙江宁波人,早年经商,后改为从政,成为孙传芳的幕客。乔毅夫在宜昌期间,和陈席珍结拜成了盟兄弟,两人在一起无话不淡。后来,在乔、陈的牵引下,孙传芳和刘湘也结拜成了盟兄弟。双方约定,如果孙传芳遭受攻击,刘湘出兵支援;如果四川发生战争,孙传芳也以兵力和械弹援助刘湘。后来,刘湘不仅向汉阳兵工厂购买武器弹药,受到孙传芳的格外照顾,还通过孙传芳结识了湖北督军肖耀南,在肖督军的支持下,刘湘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驻汉代表自然非乔毅夫莫属。这对以后刘湘政治上的发展,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

钟体乾(1879~1962),字筠友,四川成都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6年回四川,在四川陆军弁目队和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教官。辛亥革命后,应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阎锡山之邀,赴山西任高级幕僚。以后又到北洋政府陆军部任职。张斯可到北京为刘湘援引俊杰,因早年的师生关系,经常到钟体乾家请教。钟体乾年岁稍长,又在山西大军阀阎锡山手下当过幕僚,官场经验丰富老到,再复杂的事情到了他手里也能迎刃而解。1924年,钟体乾回川后,便一直在刘湘幕中襄助,刘湘统一四川出任主席,钟体乾任成都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钟体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62年在成都病逝。

刘湘早年的幕僚成员中,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此人俗名叫龚缉熙(1886~1967),即著名高僧能海法师,四川绵竹人。其父是古董商人,在成都开有一家古董铺。能海法师幼年时,其父送他到成都北门大街钟姓绸缎店当学徒,这家绸缎店的少东家是钟体乾、钟体道,与龚缉熙相处融洽。1906年,龚缉熙考入四川陆军弁目队,后来又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刘湘、杨森等人成为同学。

龚缉熙青少年时期比较热心于政治,在陆军速成学堂读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川军中担任下级军官。辛亥革命前后,他被任命为川军第四镇管带(营长),驻防成都。一个偶然的机缘,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1914年,龚缉熙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听到佛源法师讲经,听后大受启发,慧根萌动,醉心不已,一连听了三天后,遂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从此开始认真研习佛法。

龚缉熙由一名军官骤然变为佛门弟子,据说与他的家庭生活有关。龚的原配夫人庄氏,和龚缉熙感情笃厚,却因一场重病香消玉殒,使得龚缉熙极度伤感。一遇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便豁然开朗。龚缉熙既皈依了佛门,又是军人的身份,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想而知。1920年,龚缉熙不愿再带兵打仗,遂来找到刘湘,诉说了他的苦恼。刘湘沉思片刻,提出了一个建议,让龚缉熙担任他的顾问,到北京等地办理相关外交事务。龚缉熙一昕,觉得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欣然领命。从此,龚缉熙以刘湘顾问的身份经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并且还去了一趟日本。

回到国内,龚缉熙求佛心更加迫切,每闻寺院钟声,辄动出家之念。他将自己的这种心情与刘湘交流,刘湘表示理解,并支持他走求佛之路。龚缉熙又将这个念头对他姐姐说了,他姐姐以他婚后仅有一女,龚家无后为由而不许。龚缉熙只好暂缓其事,以待机缘。但是龚缉熙仍然辞去了刘湘处的外务顾问,专心致志在成都少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

后来,龚缉熙的续弦有了身孕,翌年生下一子,取名龚述成。1924年春正月,儿子满月后,他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这一年他39岁。引领师是法光老和尚,传戒和尚是新都宝光寺的贯一老和尚。因此,能海剃度后即到宝光寺去接受贯一老和尚传授的戒律,此后又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里住了三年,潜心学习藏文藏语。

听说能海要到西藏去学法,刘湘表示极力支持,馈赠给他十多万元经费,又派人护卫能海到了拉萨,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仁晴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佛法长达十年之久。当时的西藏僧众,对于肉食均很随便,而能海法师却始终坚持吃素,当地僧众惊叹道:“能海法师一点肉星也不沾,简直是个活佛。”

1936年,能海法师离开西藏,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绕道上海到达四川。回川后,即就成都石羊场附近的近慈寺加以修缮,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僧人闻讯前来学习者众多,如他的弟子中普超、妙轮、仁修、隆莲等著名僧尼,就是当时前来听经而结识的。

1950年初,为和平解放西藏,能海法师派了能懂藏文的弟子随军进藏,承担翻译及与藏方人员接洽工作。1951年10月,能海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0月赴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次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能海任副会长。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开始上山,除对僧人进行批斗外,还宣布僧人回乡,寺庙解散。能海法师认为大愿难满,再住无益,即于1967年元旦清晨,端坐而化。终年81岁。

18#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23:00

奇才管家刘航琛

刘湘升迁高位之后,带的兵多了,管的事多了,身边云集的高级幕僚多了,需要的银两也多了,那笔巨大的财政开支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这时候王陵基向刘湘推荐了刘航琛。

刘航琛(1896~1975),四川泸县人。其父刘子休是一个天主教徒,也是一名商人,继承祖辈的基业在泸县开有“爱人堂”药店和酒厂,跻身于当地富商之列。刘家财富庞大但人丁单薄,为使子女将来平安享受荣华富贵,祖辈立下了一条家规:子孙不许做官。

刘家不许子孙做官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他们认为,做官之人卑躬屈膝,俯仰由人,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只要有钱,不做官同样也会有幸福的一生。家规之外,刘家还有一系列附则,比如,家中生下一个男孩,由“爱人堂”拨出一千两银子,存在店内,给予月息一分五厘的高利息;生了女孩拨给五百两银子,亦存在店内享受高利息。到子女满20岁时,男孩可得本息3.2万两,女孩可得本息1.6万两。这样一来,子孙便可终生丰衣足食,不必为谋求一官半职仰人鼻息,看人脸色。

这一家规后来给刘航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刘航琛18岁时结婚,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桩大事。妻子叫李世芹,是泸州富豪、中孚公司董事长李春潭的女儿,也是一个才女。婚后第二年,刘航琛考入北京大学。他不仅带着新婚不久的娇妻赴京陪读,还带了书僮、保姆、厨子等一大帮佣人,在学生宿舍旁边租了几间私房,舒舒服服地过起了少爷大学生的生活。刘航琛还十分迷恋赌博,其寓所里经常牌友满座,吆六喝九,麻将声不断,常作长夜之赌,非至散场不离。除此之外,刘航琛对北京八大胡同也兴趣浓厚,隔三差五邀约朋友和几个红粉女子品茶唱曲,吟诗作联。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这个平时似乎沉沦于吃喝玩乐的刘大公子却又名列前茅。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有“货币学”课程,平时经常缺课的刘航琛对这门功课情有独钟,逢此课必到。但是,马寅初对这个学生却有点头痛,在他的课堂上,刘航琛特别喜欢举手发言,经常爱钻牛角尖,闹得马寅初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多年以后,刘航琛的长女刘敬容也成为马寅初的学生,马老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对刘敬容说:“你爸爸当年上课爱挑眼,我看见他来上课就伤脑筋。”

八年的北京大学生活,开阔了刘航琛的视野,也为他以后在财政、金融方面大展才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晚年,刘航琛仍充满感情地回忆道:“北京大学八年,是我平生最欢乐、最充实的时光,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1926年农历九月初八,刘航琛30岁生日。几个泸州的商界朋友在重庆有名的川东番菜馆为他摆了一桌盛宴,庆贺他的生日。可是,小寿星刘航琛却没有心情。

原来,几天前,四川公署新成立了“机制酒类征税处”,由但懋辛的参谋长兼任副官长王旭东之兄王用九任处长。王用九上任后,给刘航琛的“爱人堂”酒厂送来一纸公文,说“爱人堂”产销的各种土酒皆为玻璃瓶装,且装潢精美,应该按洋酒税制缴税。粗略一算,每年需要多征收税金纹银20多万两。

看着这张措词生硬的公文,刘航琛气愤不已,第二天便来到“机制酒类征税处”,理直气壮地说:“我收到贵处的公文后,专门查了一下材料,按照北洋政府的有关条例,只有三种酒才属于洋酒征税范围:第一,外国运华之洋酒;第二,外国人在华制造的洋酒;第三,华人仿造的洋酒。‘爱人堂’生产的百花酒,与上述三项风马牛不相及,不该按此例缴税。”

谁知刘航琛刚申诉后不几天,有一天去店堂,发现情况异常。门口交叉贴着两个大封条,店中一片狼藉,橱柜里的各种瓶装酒被砸得稀烂,满地遍撒着玻璃碎片,飘着浓浓的酒味。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伙计向他哭诉道:“少爷,尹经理被他们抓走了,关在巴县大牢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刘航琛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如此结局。

19#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25:00

第二天清晨,刘航琛就去找他的老同学巴县县长何北衡。听了刘航琛的讲述,何北衡叹了口气,说他爱莫能助,不能放人。何北衡摆的理由也很充足:“人不是我抓的,是机制酒类征税处抓了人,寄监在我这儿的,我哪有放人的权力?”

刘航琛颓然坐在凳子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过,还有个办法。”何北衡问,“你认识王陵基吗?”

刘航琛点点头,回答说:“认识是认识,可是并没有什么交情。”

何北衡沉吟片刻,说道:“这样吧,我去帮你说说,眼下只有求他出面了。”

几天后,刘航琛来问结果,何北衡神秘地一笑,说道:“王陵基托我问你一句话。”

刘航琛问:“什么话?”

何北衡慢慢说道:“王师长很欣赏你这位北大的高才生,问你愿不愿意帮他的忙,去他那儿做事,机构随你挑。”

1927年,刘湘委派心腹王陵基兼任铜元局局长,对王寄予厚望。但是王陵基带兵打仗还可以,投资理财却是门外汉,短短一年多时间,账上的银两非但未见增加,反而闹得亏累不堪,一塌胡涂。

这样的结局大大出乎刘航琛的意外:“这个……我得想想。”过了两天,刘航琛来向何北衡回话,答应了王陵基的邀请。通过这场酒税风波,他想清楚了一个道理:只有钱财,没有政治势力做靠山,同样也要受人欺负。

刘航琛一到任,就帮助王陵基办了件漂亮事。

原来,听说办报纸赚钱,王陵墓也赶潮流,在重庆办了家《大中华日报》,可是由于经营不善,月月亏损,发不出职工工资,人人怨声载道。王陵基请刘航琛出面整顿,刘航琛问王陵基有什么要求,王陵基摇晃着脑袋说: “你只要今后莫向我要钱就行了。”

结果,三天后,刘航琛就变戏法似的拿了张4.5万的银票,交给了王陵基。王陵基不相信这是真的,问他钱从何来。刘航琛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经过,王陵基才恍然大悟。当初报社创办时,刘湘就答应每月补贴经费两千元,而报社原任的社长竟不知道有此事。刘航琛只需一查账,就发现了这笔款子共有6.3万元,于是,除了给职工发齐工资外,还剩下了这张4.5万元的银票。

这件事,给王陵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航琛做事精细,并且靠得住。

帮助整顿报社成功后,王陵基又提出请他帮助整顿铜元局。为此,王陵基还专门办了一桌宴席,推心置腹地对刘航琛说道:“随便哪个来做铜元局局长都发财,偏偏我来做却赔本,已经亏损了45万两银子了。”

王陵基请刘航琛帮助整顿铜元局,给他三个月时间。刘航琛想了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全权交给他铜元局的大权,且王陵基平时不要过问铜元局的事情:第二,王陵基在铜元局的所有亲朋好友一律要服从刘航琛的指挥。王陵基自然满口答应。

刘航琛到职后,仍沿用收旧铜圆铸新铜圆的办法,不同的是,把市面上流通的当二百文的铜圆以大改小,改铸成“新二百文”,体积减小,重量减轻,货币市值相对提高。由此迅速由亏损转为盈利,深得王陵基赏识。

此时,刘湘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为了扩充武力,争夺地盘,急需要大量军费。而当时刘湘的财政支出异常紧张,常常入不敷出,负债达八九百万元,负责筹办经费的财政人员一筹莫展,刘湘为此也焦急万分。于是后来在这么一种背景下,王陵基推荐了理财奇才刘航琛。

时间是民国十八年(1929)元月中旬,刘湘约请刘航琛到督办署谈话。除了表示对刘航琛的欣赏以及对其工作成绩的肯定外,还聘请他担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财政处副处长一职,并称不用到署办公,只需挂名即可,意在进一步加深两人间的幕僚关系。

20#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28:00

过了几个月,刘湘再次约请刘航琛到办公室谈话,这次是让他出任财政处处长。刘航琛以资浅力薄,不堪胜任为由推辞,刘湘沉默一会,屏退左右,态度诚恳地对刘航琛说:“我请你担任财政处长,并非是请你来做官,乃是请你来共事业。应该做的事业,能力有余自然顺理成章做去,如能力稍嫌不足,亦应尽力为之,做到成功为止。”刘湘的话感动了刘航琛。接着,刘湘又向刘航琛坦诚心迹,推心置腹:“我们所共的事业就是统一四川。因为自民国六年(1917)以来,四川督军署就无力负担川军军饷,下令各军就地筹饷,以后遂形成割据的局面。近年来群雄竞争,此起彼伏,此进彼退,毫无统一的迹象,老百姓的痛苦与日俱增。我随时都在希望有个人出来完成统一四川的事业,这对于国家民众都是非常有利的事。但是等了十二年,仍没有人来做这件事。因此我想,我应该当仁不让,尽力为之。此即我心目中的事业。如果你认为值得从事,我竭诚欢迎你来与我共事。”刘湘这番话,说得刘航琛热血沸腾,当即点头称是,遂泱定追随刘湘,共同奋斗。

在二人这次单独的谈话中,除对有关财政的事权与责任问题加以区分澄清外,刘航琛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刘湘不对财务事宜下手令(即不批条子);二是执行预算不受任何牵制。两点要求的中心内容是放权。刘湘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多年后刘航琛回忆说:“自此日起,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甫澄先生病逝汉口时止,前后将及十年间,宾主相处甚欢,因为甫澄先生始终恪守诺言,他不干涉我干任何事与如何办事,也从来未真正下过一张动支财务款项的手令。像这样信任不疑,彻底授权的情形,在中国官场上可说是难能可贵的。”(见周开庆编著《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

刘航琛承办二十一军财政,一变过去强索硬派的军阀式掠夺方法,从捐税、发公债、发行钞票等方面入手解决。上任不久,便在重庆成立了税捐总局,请刘湘兼任总办,既使二十一军各部属也不敢恣意藏留税款。又把当时关卡林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合并稽征,受到了较为普遍的欢迎。有人将刘航琛的这一做法称为“苛而不扰”。

刘航琛当上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后不久,发生了两件事,使他名声大振,不仅令金融界人士刮目相看,也让军政界人士对他再也不敢小看。

第一件事是挡回刘湘的手令。

一天,一个小科员拿着一张条子来找刘航琛支款。刘航琛一看,纸条上写着“支政委会8万元”,落款处虽然写着刘湘的名字,旁边的括号里却注明“李大钧代”。李大钧是公署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湘是主任委员,这种在刘湘应允下代他写的条子,从来都被视同刘湘手令,畅通无阻。

但是到了刘航琛这里,他不仅没有支款,还顺手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

李大钧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脸色发青,拍桌子骂娘。他去找刘湘告状,刘湘为了安抚他,二话没说,拿出一张纸,同样写下了“支政委会8万元”几个字,并且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大钧亲自拿着这张条子来找刘航琛支款。刘航琛看过纸条,没说什么,也去找刘湘。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军长,你少写了一张条子。”刘湘感到莫名其妙。刘航琛接着说:“你少写了一张免我职的条子。”刘湘怔住了:“这个……”刘航琛说,按照当初的约定,刘湘对刘航琛只有罢免权和枪毙权,其他财政事务一概由刘航琛自己做主。

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8万元的款子没有支付,由刘湘另外写了张“前令作废”的条子,将两张条子钉在一起,以保今后备查。这件事情发生后,刘湘也引以为训,后来再也没有下过此类手令。

刘航琛做的第二件事是催取还款。

为了应付刘湘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刘航琛曾经大举借债,向刘湘防区内的工商、金融大户借款。按历来老规矩,所谓“借”无非是个幌子,如同“肉包子打狗”一般,那些老板和店主们也都知道这个潜规则,借出去的钱从来没有指望要还。但是刘航琛却破坏了这个潜规则,借款时间到期后,在大门口张贴公告,催促借款的老板店家们快来兑现;有人没有主动前来兑现的,刘航琛便派人上门去催。如此做法,很快在工商、金融大户中间赢得了好名声,商户们感慨地说:“军队借钱还兴还嗦?真是稀奇事情。”从此,只要是刘航琛开口提出借钱,商户们便会纷纷解囊相助。刘湘日益繁多的军费开支,如果换了其他人,肯定是桩十分头痛的事,然而在刘航琛手下却轻松地被化解了。

1935年,刘航琛在刘湘的支持下,竞选成功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兼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他放手整顿四川财政,开办了“财训班”,培植了一批亲信骨干,派往全省各地财税机关,掌控了四川全省的财政。

2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1:30:00

1938年1月,刘湘出川抗战,死在汉口,由另一个大军阀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航琛是刘湘集团的总管家,在处理财政事务时对王缵绪多有得罪,王缵绪以前只能忍气吞声,一旦大权在握,自然拿他开刀。借口清查财政厅账目的名义,突击查了几天账,“问题”很快浮出水面,于是紧急下令逮捕刘航琛。幸亏刘航琛耳目众多,提前打探到了消息,连夜乘船经汉口转道去了香港,才躲过了一场大祸。

此后刘航琛虽说财运还算旺盛,宦途却是多难。1949年10月,他携带家眷出走香港,收购了原民生公司漂流在海上的轮船,打起民生公司的招民生公司在海上的轮船牌,自任总经理。经营不久后又把公司转到了台湾。因为得罪了蒋介石,当年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从香港逃往美国时,曾写了张手令,从刘航琛掌管的经济部取走了40万美金的公款。蒋介石与李宗仁积怨太深,李宗仁逃往美国后,蒋介石的满腔怒火转嫁到了刘航琛身上,认为刘航琛为李提供款项是协同叛国,蒋借口刘航琛经济事务交代不清,下令逮捕惩办。多亏了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内的高官说情,才被取保释放。

刘航琛生性贪恋女色,尤其是他发迹之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他的部属都知道刘航琛好这一口,以至于他每到一地办事,其部属为他准备的“节目”中,都少不了女色这一项。即便如此,刘航琛对女人的态度仍然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从不染指良家妇女,哪怕是寡妇也不碰。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卖品不能碰。做皮肉生意则是另一回事,男女双方各得其所,谁也不欠谁的。”

他一生共结过三次婚。

第一个妻子是李世芹,前文已经有所叙述。

第二个妻子名叫陈玉英,又名陈二,是汉口的一个名妓。此女艳丽美貌,肤色微黑,又被人唤做“黑牡丹”。娶陈玉英时刘航琛刚刚荣升四川省财政厅长,腰包里胀鼓鼓的,在他看来,这位既会跳舞又善交际的摩登女郎堪称尤物,于是花巨款为她赎身,不久便带回了重庆。没料到刘航琛的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见儿子带回一个风尘女子,坚决不予承认,以保护儿媳妇李世芹的唯一合法地位。刘航琛只好“金屋藏娇”,另外买了一幢别墅,把这只金丝鸟儿养了起来。这个陈二也非常精明能干,后来随刘航琛到了上海,与人合伙做起珠宝生意,大发了一笔。1948年,合伙人卷款潜逃印度加尔各答,陈二的上百万美金被洗劫一空。经受不了这个沉重打击的陈二,吞食安眠药自杀了。

刘航琛娶的第三个妻子叫俞雪莉,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的交际花。陈二在上海自杀后,刘航琛的朋友顾家棠当了一回红娘,将俞雪莉介绍给他。然而,此后不久,身为经济部长的刘航琛被蒋介石逮捕法办,他身边的部属和下人们做鸟兽散,俞雪莉也悄然离开了这个家。对于一辈子爱在女人身上用情的刘航琛来说,这个打击无疑是十分沉重的。

1975年9月29日,刘航琛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历程,在台北市中华开放医院逝世,时年80岁。他生前留下了一部口述实录,书名叫《戎幕半生》(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出版),叙述了他跟随刘湘办理财政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四川军阀的宝贵史料。

2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3:27:00

话说“刘甫婆”

四川军阀有很多桃色旧闻。尽管在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这对掌控重权、称霸一方的四川军阀们来说,起不到半点约束作用。比如说刘文辉,就先后娶了三个妻子。这还算是生活作风比较检点的。另一个大军阀杨森,共娶妻妾12名,子女达43人之多,让人瞠目结舌。

在家庭方面,刘湘私生活检点,作风严肃。

刘湘的夫人姓周,名叫周玉书,家庭出身贫寒,是大邑乡下一位农民兼裁缝的女儿。据说,周玉书刚嫁到刘家时并不叫这个名字,人们称呼她为“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觉得自己的太太没有个名字不好,才请幕僚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稍后,又根据民国《民法》规定的“妻冠以夫姓”,将其名字改成了“刘周玉书”。不过,这个洋派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叫过,因刘湘字甫澄,他成了“四川王”后,被人称做“甫公”;妻以夫贵,刘周玉书也被人喊做了“甫婆”,久而久之,她的真实姓名反倒没有人叫了。

刘甫婆比刘湘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刘湘娶了这个女人,确实为家庭琐事少操了不少心。刘甫婆生性勤劳肯做,又十分节省,在刘湘早年出外求学以及当兵打仗的那些日子里,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敬公婆,抚养儿女,堪称贤妻良母。刘湘发迹后,将她接到了重庆,她仍然是原先的那个作派,穿件老蓝布衫,脑后蓄着个“大粑粑”的发髻,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其他军阀太太打扮得妖里妖气,动辄呼奴唤婢的。再加上她为人作风泼辣,敢作敢为,因此,刘甫婆成了个让人敬畏的人物。

刘甫婆贤惠聪颖,善理家政,她对于刘湘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但对刘湘的管束也相当严厉。她可以允许刘湘吸烟、喝酒、打牌,但绝对不容许刘湘接近女人。对于来到刘家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一概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即使是其他军官的太太,也不例外。

有一次,刘湘手下新上任的参谋长郭昌明带着花枝招展的太太,专程前来刘公馆拜访刘夫人,刚一进门,就被刘甫婆来了个下马威。当时刘甫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郭昌明上前问道:“大嫂,请问军长夫人在家吗?”刘甫婆停下手中的活计,拉扯一下揉皱的衣服,冷着脸说:“你看我像军长夫人吗?”又指着郭昌明身后的那个女人,扯起嗓子大声嚷嚷:“从哪里哄骗来的一个小婆娘,像个妖精。”几句话说得郭昌明哭笑不得。据说,郭昌明新娶的妻子回家后和丈夫大吵了一通,要他交代共哄骗了多少女人,并发誓再也不登刘家的大门。

刘甫婆还是个好奇心特别强的女人。刘湘身边的幕僚都知道她有个醋意十足的毛病,便想方设法搞了一通恶作剧。一次,刘甫婆又躲在门背后偷听他们议事,幕僚们你一言我一语演开了戏。这个说,军长最近看上了个女戏子;那个说,军长准备为那个女戏子买别墅呢。说话的人一个个装得神秘兮兮,煞有介事的样子。刘甫婆在门外听得怒火冲天,猛地闯进大厅,无论见到什么东西提起就摔,桌上的茶壶、茶杯、花瓶等物被她摔满一地,又抓起文物摆设和椅子出气。最后还是师爷甘典夔出面解释,说大伙是开玩笑的,压根没有这回事,刘甫婆仍然不依不饶,将在场的幕僚们指着鼻子挨个骂了个遍,才罢甘休。

有这样凶狠的老婆,刘湘在家里自然成了“粑耳朵”(怕老婆的人)。据说,刘湘手下的军电务处长王用宾,曾为刘物色了一个秀外慧中的华美女校学生,那些幕僚们也为之撮合,从旁推波助澜,说得刘湘很有些动心了。但是当女学生得知刘甫婆的脾气后,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事情就此黄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率10万大军出川抗战,不料胃病发作,住进了汉口一家德国医院治疗。在此期间,蒋介石授意安排了一名女护士,负责照料刘湘的起居饮食。这名女护士姓陶,老家是安徽宣城人。起初她认真执行国民党军统特工头子戴笠的指令,监视刘湘的一言一行,按时向上级报告。过了段时间,这位单纯善良的陶护士竟迷恋上了刘湘,二人朝朝暮暮,难舍难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可惜刘湘此时已是病入膏肓,他和陶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曲凄美绝唱。

等刘甫婆乘坐飞机赶到汉口时,刘湘已经溘然长逝。一下飞机,见前来迎接的人胸前清一色戴着小白花,胳臂上缠着黑纱布,心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到了吊唁大厅,刘甫婆脱下身上的狐皮大衣,一边哭嚎,一边用穿着尖头皮鞋的小脚乱踢,随手抓起花瓶、茶几和笔墨纸砚到处乱砸,哭闹着说蒋介石逼死了抗日英雄刘湘,她要去找蒋介石拼命。

2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3:36:00

陶小姐哭着对刘甫婆说:“夫人,我没有亲人,让我跟你回四川,服侍少爷小姐一辈子吧。”来汉口之前,刘甫婆对这位陶小姐已有所耳闻,如今见她这么说,心里原先的猜想被验证了。不过,这一次刘甫婆表现出了她从来没有过的大度,她没有丝毫责骂陶小姐的意思,甚至还柔声细语地安慰了几句,然后吩咐手下人给了陶小姐一笔钱,还清了老公刘湘生前的这笔风流债。

刘湘既死,刘甫婆向蒋介石提出了四个条件:一、让刘湘之子刘世英、刘世哲继承他老子的职位,当四川省主席;二、给刘湘修建一个像中山陵那么大的陵墓:三、办一所甫澄大学;四、发给丧葬费10万元,在四川各地轮流开追悼会。刘湘和刘甫婆的大儿子叫刘世英,二儿子叫刘世哲,其时年龄尚小,还在四川甫澄中学读书。刘甫婆的如意算盘,是想让这两个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做“四川王”。可是蒋介石也不是那么轻易好对付的,刘甫婆披散着头发又哭又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终于松口,给那两个小屁孩授予了少将军衔才算了事。

四川甫澄中学是刘湘生前出资创办的一所学堂,刘湘对这所现代学堂非常重视,亲自担任学校的董事长,无论是校舍、经费还是师资力量,在当时的成都都是第一流的。曾经请一位叫周虚伯的老先生创作了一首校歌:“昭烈跸宫丞相祠,葱葱郁郁庐舍傍屋脊。劝学从仕,学季堪追,例比十二儒行,会此五百昌期。文翁邈矣,高振继之;均平既如,相如为师;望古承昨,养气随时。大业能经国,危瞻赖扶持。”如今看来,这首校歌的词句虽然古奥艰涩,但以乡贤为号召,激励后生学子奋发向上报效社会的精神仍值得嘉许。

当时,刘湘的两个儿子刘世英、刘世哲就在这所学校里上学。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后,刘世英、刘世哲经常爱穿佩戴着一块金板加一颗金星的少将军服进出学校,学校里的同学平时就对这两个孩子有意见,如今见他们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心里更不服气,在背后议论说:“拽个锤子,当老子的是军阀,当老娘的是吸血鬼,祸国殃民,全靠发国难财。”这些议论被刘世英、刘世哲听到了,回家向刘甫婆告了一状。

刘甫婆一听,气恼得肺都快要炸了,吩咐勤务兵赶快安排汽车,立马赶到甫澄学校,将校长猛训了一顿,然后通知全校学生停课,全部集中到操场上听她训话。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又带有浓浓的四川乡音,一上讲台,开门见山,尖着嗓门干嚷:“你们天天军爬、军爬(军阀)的,老娘莫非爬了哪个的幺妹不成?”一通开场白,说得校长、老师和全场学生们目瞪口呆。刘甫婆停顿一下,喝口水润了润嗓子,又接着说:“现在有很多人说老娘发了财,赚了黑心钱,真是岂有此理。古时候的孔圣人就曾经说过,‘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原文为‘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既然母狗都可以发财,老娘难道连条母狗都不如?将本求利,做生意赚点钱,又有哪点要不得?老娘如果不赚钱,哪里来的这所甫澄学校?你们如今倒好,读书的不好好读,教书的不好好教,还躲在背后骂起老娘来了。把老娘惹冒了火,把学堂关了,还看你们骂不骂!训话完结!”

她训完话,台下一片哗然。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又是在气头上,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没想到她的几句激愤之词,却换来了个不雅的绰号:母狗。当然,人们只敢在背后议论,当着刘甫婆的面,仍需表现出十二万分的尊敬。

刘湘的灵柩运到成都后,那些军政大员郊迎十里,扶柩进城,临时安放在文殊院内。一时间,铺天盖地的挽联、祭幛堆满了文殊院附近的几条街。大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在寺院内举行了一场公祭,刘湘昔日的部属来了不少,有王缵绪、范绍增、潘文华、唐式遵、刘从云、陈益廷、廖泽、李根固、傅真吾等二三十人之多,站成两排,在刘湘灵前俯首肃立。刘甫婆领着两个“少将”儿子,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匍匐在侧边陪祭。身穿蓝布长衫的礼仪先生在诵读祭文,抑扬顿挫的男中音响彻整个大厅。祭文刚一念完,刘甫婆忽然几步蹿出来,披散着头发,拿着一根哭丧棒,朝刘湘昔日那些旧部属劈头盖脑一阵打,一边打一边哭诉:“你们这些砍脑壳的,太不争气了,把甫公活活整死了,呜呜,这下子你们安逸了,可以去升官发财了,呜呜,老娘这一家怎么幺台啊……”被她打散的那些将领们个个面面相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在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只听外边响起了王陵基的声音:“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进了祭悼大厅,一见眼前的情景,心中明白了多半,看到那些挨打的将领们委屈的眼神,王陵基再也憋不住了,走到刘甫婆面前正颜厉色地说:“刘太太,这也闹得太不成名堂了。俗话说,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甫公仙逝,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可是这怪得了大家吗?大家今日来公祭,来的都是客,哪有像这样待客的?我们是甫公多年的袍泽,大家平时都当兄弟一样看待,你说,我们能丢下你们一家不管吗?这样闹,传出去了大家脸上都无光,丢人呐。”

王陵基与刘湘有师生之谊,在刘湘手下当过师长,向来以治兵严厉著称,平时说话也敢仗义执言,因此在四川军阀中颇有威望。一席话之后,刘甫婆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咽咽哭了起来。众将领一个个这才敢上来劝说,有的安慰,有的表忠心,总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南郊公园内刘湘墓



2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3:37:00

生活中的刘甫婆不仅泼辣,而且是个节俭的女人。最初刘湘接她到重庆时,每月只给她100元零花钱。可是每个月下来,刘甫婆都基本不会动这100元。到了后来,刘湘在经济上对她完全放手,所有家庭收入一律都交给她安排。刘甫婆也很会聚财,平时积积攒攒,舍不得用,存下来的钱全部拿去买田地房产。买的太多了,嫌每次写契约麻烦,就印了许多空白的契约单,每当买田地房产时就填一张了事。

刘湘去世之后,她学会了做生意。买卖粮食,贩运烟土,什么生意赚钱就做什么,很快就成为四川众人皆知的一个女财神。

刘湘和刘甫婆夫妇共生有三子一女。大儿子刘世英、二儿子刘世哲分别死于战乱中,只留下了小儿子刘济殷和女儿刘蔚文。1949年秋,刘甫婆携一子一女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移居文莱。1971年,刘甫婆在文莱去世。其子刘济殷,毕业于四川大学政治系,后在南洋及美国经商。曾供职于美国洛杉矶一家跨国公司,后成为美籍华裔企业家。济殷娶妻郑巧雯,生一女,名秀慧。刘湘之女刘蔚文,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哲学系,夫婿何永林,生两子一女。长子何应文,次子何应达,女何应蒂。

2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3:41:00

第三章 叔侄争霸

刘文辉发迹史上离不开的几个人

刘文辉13岁时离家赴成都读书。送他到省城的是他的大哥刘文渊,字升庭,生于1874年,是前清秀才,担任过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在刘氏家族内部,刘文渊一直是实际上的掌门人,也是刘氏祠堂声望颇高的族长。

四川省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14日。清朝末年,立宪派呼声空前高涨,清廷不得不顺应民意,在各省成立咨议局。这是以官僚、士绅和社会名流为代表的一个地方民意机构,各省选出来的议长如江苏省张謇、湖北省汤化龙、四川省蒲殿俊等,大多是立宪派著名人物。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获得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场所。在清政府制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中,对咨议局议员和选秀才资格作了如下规定:“男子须满25岁,曾办学务或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卓有成绩者,中学或同等学堂以上毕业者,有五千元以上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始有被选举权。”从这个条款看来,要求确实不低。刘文渊能名列其中,也说明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辛亥革命后,刘文渊又考入四川省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始创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将其改办为四川法政学堂,是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前身。刘文渊从这所学堂毕业后,曾在大足、安岳县任过知事等职,后来也担任过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刘文辉是刘家的老幺,从小便得到全家人的呵护,作为刘家的老大,刘文渊对老幺尤其尽力。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那年夏天,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刘文辉第一个投奔的是他的同学邓锡侯。邓锡侯(1889~1964),号晋康,四川营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寒,8岁丧母,10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人。少年时就读于乡间私塾,后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邓锡侯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邓锡侯尚未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就毅然回四川参加了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刘文辉晚邓几届入学,又规规矩矩读完了全部课程,等到刘文辉毕业时,邓锡侯已经升任川军第二十三军二师五团团长,驻防在成都市北校场。

对于刘文辉的到来,邓锡侯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趁着酒醉话热说出了想法,要将刘文辉留在自己部下。邓锡候是个性情直爽的人,同时又说了他的担心:“我这儿池子小,不一定能养得了你这条大鱼,是留还是去,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刘文辉踌躇片刻,回了句话:“等我先回安仁拜见父母,工作的事以后再从长计议。”其实,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也是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的,在大不了几岁的同学手下干事有点不光彩。另一方面,毕业前夕大哥刘文渊已经托人给他带了信,让他迅速回家,工作之事已有所安排。

所谓“安排”,是想让刘文辉到此时已经发迹的刘湘部下做事。刘文辉在安仁老家休息了几天,就由大哥刘文渊陪伴赶赴成都,直奔刘湘公馆而去。这天,刘湘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对这个刚从军官学堂毕业的小叔赞不绝口。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一谈到安排工作之事,刘湘却将话题转开了。刘文渊听得有点不耐烦,单刀直入地问:“小六叔的事,到底安排还是不安排?”此时刘湘也只好实话实说:“不是我不安排,早先我曾立了条规矩,不在军中安排自家的亲戚。如今破了规矩,恐怕有人要说闲话。”刘湘说的是实情,在四川军阀中,刘湘确实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不过,对于小六叔刘文辉的工作,刘湘也早已有所考虑。他不肯把刘文辉安排在自己的部下,当即给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打了个电话,又写了一封信,让刘文辉去见刘存厚。就这样,刘文辉成了刘存厚部下的一名上尉参谋。一毕业就当上了上尉,不能不说是刘存厚的特殊关照,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刘湘的关照。

对于这一番求职的际遇,刘文辉、刘文渊兄弟间曾有过一次交谈。

刘文辉说:“要讲真心话,纵然是他(刘湘)留我,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做事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说是抱了粗腿凭路子。我偏要自己去闯,我就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听出了他话中的危险信号,挡住了话头说道:“年少意气盛,固然也算正常,但是为人谦虚谨慎,更是至关重要,请六弟切记。”

刘文渊带着刘文辉到了刘存厚那儿。刘存厚满面春风迎出大门,和刘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存厚是晚清派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应该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对刘文辉的才华十分赞赏,这让刘文辉感到颇有几分得意。私下里和朋友聊天,刘文辉语气中带有一丝愤懑,讥笑刘湘有眼无珠,不识人才。这话后来传到刘湘耳边,他也只好装作没听见。

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下任上尉参谋期间,四川发生了一系列纠缠不清的内战。如前所述,刘存厚这个军阀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那一套,哪个势力大就跟随哪个。打来打去,国内政治形势又是一变,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时,封了刘存厚四川督军,并授予三等男爵。但是刘存厚没有高兴几天,随着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军政府发动北伐,刘存厚被众人指作复辟派,被唐继尧领导的靖国军赶出了四川,逃往陕西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让刘文辉再依附于刘存厚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于是刘湘又出面援手相助,在询问了刘文辉的想法后,将这位六叔推荐给川军驻乐山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风云际会,各个军阀之间都在谋求发展,缺的是人才。听说刘文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的,又是刘湘的小六叔,陈洪范做了个顺水人情,刚一到任,就任命刘文辉为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营长。其后五年间,刘文辉的官职一升再升,先是当上了第二九团团长,然后当上了第一混合旅旅长,直接隶属于刘湘领导,很快完成了由一名下级军官到川军将领的过渡,同时也意味着,刘文辉翅膀硬了,他可以自立门户了。

事情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按照这条轨迹进行的。

2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3:43:00

几场军阀混战打下来,四川出现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军阀们占山为王,各自划出一片防区,征粮征税,搜刮百姓。刘文辉在外头混了几年,对这一套手法已经十分熟悉,带领部队马不停蹄直奔叙府(今宜宾市),发动叙府人掀起了一场驱赶滇、黔军的运动。中国人固有的家乡观念帮了他的忙,叙府人和其他四川人一样,对那些爱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的云南、贵州军人早已深恶痛绝,听说刘文辉要为四川人撑腰,一时间城内标语传单满天飞,游行队伍不断。得民心者得天下,没用多长时间,刘文辉便牢牢地占领控制了叙府这块地盘。

刘文辉在总揽了驻防叙府地区的军、政、财、文教大权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开始了至关重要的一着棋:请他的五哥刘文彩出山,来叙府担任船捐局局长兼四川烟酒公卖第二十分局局长。从此以后,刘文彩成了刘文辉军事集团的财政总管。

叙府地处川南,管辖十三个县,是长江源头以来第一大城,又是云南、贵州入川交通要道。刘文辉控制叙府后,经过两年多的经营,便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恍若太平盛世一般。有一天黄昏,刘文辉站在城外的翠屏山上,凝神环眺滚滚东去的长江,心里不由得升腾起满腔得意之情。扼守住了叙府,他就等于占有了天府四川的半壁江山,这里正是他今后统一全川的策源地啊!

27#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6:52:00

刘文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刘文辉十六七岁的时候,由他父亲刘公赞做主,为这位在外求学读书的儿子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姓高,是安仁镇附近塘场一位土财主的女儿,人长得一般,但符合刘公赞心目中的审美标准,丰乳肥臀,一看就是个能干活、能生娃儿的女人。那时候刘文辉正为自己的前途操心,夏天学堂放假回家时,他见到了这个女人,心里并不太愿意。但是想到父母之命难违,也不好多说什么,悻悻地走了。

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从历史渊源上讲,是清末北洋各军事学堂的延续和发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在保定开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也随迁北京,同时在原地开办了保定陆军军官学堂。这是一所相当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学校,较之以往的中国军校,保定军官学堂形成了完整、正规的规章制度。国民党许多高级军官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如蒋介石、陈诚、张群、孙传芳、李济深、商震等。

能进入这所学校里读书,对于刘文辉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保定军官学堂奉行西方“军人不得干政”的原则,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要将学生塑造成无条件服从命令的职业军人。学堂里的学生成分复杂,有的来自南方,受革命思想影响较重:有的从不过问政治,只顾埋头读书;有少数满族权贵的后代,虽然脑后少了根长辫子,思想上仍然是清王朝的遗少:也有出身官僚富豪家庭的学生,受不了学校清规戒律的管束,暗地里吃喝嫖赌,贪图享乐。在这么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刘文辉自重自律,课堂上认真钻研功课,课余时间三五成群,或漫步郊外踏青,或集聚静室讨论,日子过得也还愉快。

只是有一件事,在刘文辉心中难于释然。暑假回家时,父母媒妁之言为他相中的那个小媳妇高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依了父母的意思同高氏结婚吧,确实心有不甘:不依呢,又觉得对不起父母的一片苦心。1913年除夕这天,刘文辉和一群同学出外郊游,回到学校后,心中不知为何空落落的,莫名其妙泛起一阵惆怅。他伫立在窗前沉思了一会,折回来坐到桌前,展开信笺,提笔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

父母亲大人钧鉴:

今夕何夕,新岁之除夕也,遥望云天,能不驰慕!

儿来京师,已二年矣,惟见故都城墙雄伟,宫殿壮丽,庙堂宏阔,牌楼谐趣……凡此皆非言语所能状述。昔读古文,常以两都作为佳作,盖张衡尽述东西两城之繁华妙景也。如张衡再生得见今之北京城,恐将为其作品羞也。盖京师之繁华犹十倍于古两都也。然亦勿庸责彼,时代不同有以至此耳。

蒙双亲怜爱,为聘高氏女,然校规甚严,在校不予婚假,故婚期以延缓为宜。

新年临近,春回大地,至望全家老少,均各安泰,专此恭请福安。

写完落款和日期,刘文辉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第二天,他将这封信寄出去后,心情忽然觉得好了许多。

不过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不久,刘文辉收到了家里的回信。回信由大哥刘文渊执笔,除了鼓励他好好学习,为国效力外,关于与高氏结婚一事,信中转达了父母的意思:婚姻大事已定,不能当做儿戏,聘礼也早已送到女方家中了,乡梓邻里都已知晓,盼望刘文辉能早日回乡成亲,了却父母亲的一桩心愿。

1914年夏天,刘文辉利用学校假期回到了安仁老家,正式与高氏举行了婚礼。婚事办得十分热闹,刘文辉是刘公赞家的老幺,又是在外读书的洋学生,乡亲们自然格外看重。刘公赞也慷慨解囊,拿出了平日的积蓄,要把幺儿子的婚事办得风光体面。

这次结婚,刘文辉一共在安仁老家呆了十天。

然而这短短的十天,也是刘文辉与高氏之间的全部婚姻生活。

28#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6:55:00

婚礼结束后,刘文辉告别家人和新婚的妻子,回到了保定军官学堂。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年,直到1917年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刘文辉才重新见到了妻子高氏。可是这时候的高氏,已经失去了早先的光鲜和灵性,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木讷而呆滞。

刘公赞有六个儿子,刘文辉是最小的老六,他娶的妻子高氏,自然是刘家的幺媳妇。过去那些大户人家,有数不清的规矩和繁文缛节,她不仅需要处理好与公爹公婆的关系,还需要处理好妯娌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小媳妇来说,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不是件容易事。另外,丈夫刘文辉与她结婚后,对她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每次对她说话总板着一张脸,仿佛是她上辈子的债主。这一切都被妯娌们看在眼里。何况,刘文辉结婚三年没有回家一次,显然是对高氏没有什么兴趣,这更是使得那些妯娌们看低了这个幺媳妇。久而久之,高氏变得越来越呆板。叫她扫地,她经常拿着扫帚站在门口出神;叫她收碗,又往往会将碗碟掉在地上摔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等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时,高氏已经成了个神经轻微错乱的病人。

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下担任营长后,曾经回过一趟老家,完成了他人生中的另一桩大事:娶了第二位妻子李氏。

这一桩婚事,仍然是其父刘公赞“干预”的结果。眼看着高氏疯疯癫癫,刘公赞心中直叫苦,有时候甚至当着高氏的面公开埋怨:“瘟神呀,怎么把瘟神请到家里来了?”刘公赞让长子刘文渊代他写信,征询刘文辉的意见。刘文辉显然对婚姻丧失了信心,每次回信都是避而不提婚事。后来,终于还是经不住家里人的软磨硬泡,总算松口答应了一句话:有合适的也行。刘公赞就是等着这句话。收到信后立马放出口风,刘家老幺要再娶媳妇。话一传出,说亲的媒人踏破了刘家门槛,经过一番反复比较挑选,选定了李莱的女儿李氏。

李氏虽然不是出身名门,却也是个大家闺秀,生得眉清目秀,仪容端庄,且长于女工,能做一手精致的刺绣活。刘文辉请假回到安仁与她见了一面,心里有几分满意。但是,李氏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她不能和高氏在一起生活。

李氏提出的条件既合情又合理,没有不答应的理由。经过和家里的父母、大哥等人商量,决定让高氏仍然住在安仁刘家,新娶的太太李氏则跟随刘文辉,在乐山县城北街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下来。也许是刘文辉感觉对第一个妻子高氏有愧,现在娶了新妻,态度变得格外殷勤,每有空闲时间,便教她读书写字,不到两年时间,李氏就已经能够看懂一些简单的通知、便条了。刘文辉对李氏的评价比较高:“娘子心灵手巧,应学识字读书,交际场中,可以出面应酬。”后来还给她取了个名字:李助乾(参见彭迪先、舒国藩主编:《刘文辉史话》,第31页)。

刘文辉和妻子李助乾

29#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6:59:00

1919年,刘文辉人生中接连遭遇了几桩大事。

这年他刚参加驱逐滇军之战,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正当庆功之时,从老家安仁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这个消息恍若晴天霹雳,使刘文辉十分悲痛。当时战斗正在紧急时刻,不能回家奔丧,刘文辉只好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写道:“儿文辉奉命参战,忠也;回家奔丧,孝也;忠孝不能两全,舍孝取忠,非儿之决裁,实乃形势所迫。父卧病床,儿既未能亲侍汤药,父瞑目长眠,又未能扶柩入土,人子之罪,无以伦比。”过了三个月,又传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也是在这一年,妻子李助乾生下了大女儿刘元恺。但是,自从这次生育后,李太太再也没有生过孩子。究其原因,是连绵的战争期间跟随刘文辉行军打仗,带着未满月的婴儿在山路上流离颠簸所致。不仅不能生育,还留下了关节炎、风湿病等一些病症。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文辉和李助乾结婚七年,只生了一个女儿,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看,没有儿子等于没有后代。为此,刘文辉心里不免有点暗暗着急。或许是李太太看出了刘文辉的心病,找到一个机会,对丈夫推心置腹地说:“自乾,我对不起你。每当看到别的人家那些男娃儿,我就心如刀绞,我不能让你没有后代啊。”

刘文辉一边安慰她,一边在心里盘算。其实,他对这件事早已有所打算,几个月前给远在安仁老家的大哥写了封信,谈到了自己的苦恼。前不久,已经收到了大哥的回信,说在大邑唐场物色到了一个女子,名叫杨蕴光,日前已托媒人说妥,只等刘文辉抽时间回安仁老家办理这桩婚事。这个夜晚,刘文辉拿出了大哥的信,将事情的原委给李助乾说了。李助乾心里像塞堵着一团乱麻,内心充满了矛盾。面对即将再娶新妻的丈夫,她默然掉下了一颗泪珠。刘文辉替她抹掉了眼泪,抚慰良久。直到李太太点了头,夫妻俩才安然入睡。

杨蕴光人长得十分清秀,艳丽中透出聪慧,妩媚中透出精明,有风韵有魅力,又天生是一副大胆泼辣的性格。自从刘文辉将她娶进门后,这位“辣美人”深得宠幸,刘家家庭内部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交给了杨蕴光处理。有时候她连军务也爱插手,被人讪称为“半个军师”。刘文辉手下的部属有什么事,往往事先要走她的路子。

有这么一件事。刘文辉的亲信副官杨炳云早先当过土匪,后被刘文辉收编,因他是袍哥头子,在江湖上吃得开,刘文辉颇有倚重之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怎么认真。放纵的结果是杨炳云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杨炳云带着几个弁兵去绑了一个“肥猪”,被绑的“肥猪”名叫白治平,绰号白胖子,是杨森手下师长白驹的三哥,家中极为富有。杨森下野后,其部下也随之失势,白胖子便跟着倒霉。绑架那天,偏偏白胖子的办公处有很多人,见穿着军装的杨炳云公开“绑肥猪”,围着那辆吉普车不让走,口口声声嚷嚷要去报警。杨炳云气急败坏,从腰间掏出手枪朝天放了几枪,骂骂咧咧吼道:“格老子的,再不上车毙了你个龟儿子!”不巧的是,这件事正好被前来成都公干的国民党要员伍朝枢亲眼看见了,心中愤愤不平,第二天便上门来找到刘文辉,责令他派人调查。刘文辉听后大为光火,当即下令把杨炳云押往“三军联合办事处”(相当于城防司令部),准备处以极刑。杨炳云的老婆得知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来向杨蕴光求情。杨蕴光为难地说:“这件事确实让军长面子上难堪,如今人在军法处,只怕要回来也难,再说也不好开口呀。”杨炳云的老婆知道杨蕴光有贪财的毛病,忍痛割爱拿着一件价值万元的稀世珍宝再来求情。杨蕴光见了宝物爱不释手,不知给刘文辉吹了多少枕边风,终于把人放了。

为了聚敛钱财,维系军阀集团的收支平衡,刘文辉专门有一支贩运烟土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头头叫胡子运,名义上挂着块禁烟处处长的招牌,暗地里从西康往成都贩运烟土。在成都方正街的刘公馆里,专门设有一座烟库,钥匙由杨蕴光亲自保管,每次到了烟土,也由杨蕴光经手分配,由此可见杨太太在刘家的地位。

30#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7:01:00

刘文彩曾经在安仁为其胞弟刘文辉修建过一座公馆,1942年春,刘文辉回老家接收房子,杨蕴光陪伴随行。按照刘文辉的安排,公馆的房子分配给二太太李助乾和三太太杨蕴光各一套,杨蕴光特地选定了一套宽畅的院落,自己又不想住,干脆让娘家亲戚搬进去住了。二太太李助乾分到的那套院落小一点,她情绪上不大愉快,再说一时也用不上,于是这套院落只好托给刘家管田产的一位何姓管事照看。至于那个神经错乱的大太太高氏,根本就没列在分配人员的名单上。

有趣的是,杨蕴光分到那套院落后,一直没有搬进去住过,但却大兴土木,对房子内部进行了一番翻修改造。刘家人私下嘀咕:“费钱费力建了房子送她,她还不满意呢!”认为杨蕴光如此做使刘家很伤面子,因为改建之前也没打声招呼。这话传到刘文彩耳边,他笑着对几位弟兄解释说:“杨蕴光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也高,她看不惯,觉得公馆修得土气,要改建一部分也属正常。”十几年后那已经是解放以后的事了,报纸上将公馆内部修建有金库一事披露出来,刘家的后裔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杨蕴光改建房子,是在修建地下金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杨蕴光不仅很有敛财手段,其掌管的财富也绝对是不容小瞧的一笔数目。

3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7:09:00

军阀们弱肉强食的“鱼虾规则”

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时期。这个军阀时期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勉强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事头目还不致目无国家法纪,肆意横行。袁氏一死,国家瘫痪,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正式进入一个军阀时期。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的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则是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用句直白的话说,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具体到四川军阀,这些军阀们“比较年轻,缺乏外事经验,远离中国的革命中心,在地方军队中升迁甚早,而且升迁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并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这种狭隘眼界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坚持顽固的地方主义。他们对个人军队和地盘的关心,往往超过他们对整个四川的福利的关心”(参[美]罗伯特·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6页)。

1926年前后,刘文辉占据了以叙府为中心的20多个县,实力日渐强大。有句话说,后来的强盗总是比前辈强盗更胆大。作为四川军阀的后起之秀,刘文辉充分彰显了军阀内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弱肉强食的规则,在兼并、收编、挖墙脚、扩充武装实力方面毫不逊色于他的前辈。

当时刘文辉的军部驻在成都,而从叙府、乐山至成都的通道,则为盘踞在雅安、西昌、彭山、双流等县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这就成了刘文辉的一块心病。

刘成勋(1883~1945),字禹九,四川大邑县人。1902年,刘成勋、陈洪范等5个大邑考生考入四川武备学堂,这件事成为轰动地方的一件大事,给年幼的刘湘、刘文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时候,刘氏家族的孩子们是把刘成勋当做英雄顶礼膜拜的。刘成勋曾先后当过四川陆军参谋长、旅长、师长、军长。1922年,他被推举为四川省临时省长。

提到刘成勋当临时省长的过程,也颇有趣。省议员们开会那天,刘成勋事先收买的一伙人乔装打扮成樵夫模样,挑着柴草,别着腰刀,分别沿着不同的路线来到省议会大院门口。忽然,后边有几个手持木棍的人追赶过来,樵夫们跑进会场,后面手持木棍的人也追进会场,不分青红皂白一顿乱打。刹那间,桌椅板凳和门窗玻璃被砸得七零八落,正在开会的议员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木讷地站着发呆,机灵的拔腿就跑。省议会厅被砸,使议员们认识到刘成勋不好惹,第二天重新召集开会,议员们已经很乖巧了,选举省长时纷纷投了刘成勋的票。因此,事后有人说,刘成勋的“民选省长”一职,是靠打砸抢得到的。

刘成勋有个绰号叫“刘水漩”。在四川话中,“水漩”有不负责任、老奸巨猾的意思。他长期占据雅安一带,为人不讲信义,做事像“水漩”一样圆滑,性情也让人难以琢磨。据他家祖传的家谱记载,刘成勋是刘备的后人,平时也喜欢以刘备后人自居。遗憾的是,这个自命为刘备后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好货,他在防区内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杂税、特捐和烟捐,老百姓十分反感。搜刮来的钱财,他首先想的是装进自己的腰包,对士兵的薪饷经常拖欠,因此部属也同他离心离德。更要命的是,当时四川边区经济困难,粮饷缺乏,刘成勋便下令让部队在荒山野岭开荒种鸦片,如此一来,大多数士兵成了阿芙蓉瘾君子,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没有什么战斗力。

1926年春夏之交,刘文辉策划了一出“夜袭蔡州”的好戏,准备突夺新津、直捣雅安。可惜好戏还没来得及上演,就被刘成勋侦察得知。他严加防范,使刘文辉的行动未能得逞。

第二年初,听说刘成勋投靠刘湘,准备组成联合阵营向“保定系”开刀,刘文辉大为不满,干脆撕破脸皮,直接向刘成勋叫板。刘文辉有个幕僚班子叫做“编纂委员会”,网罗了一批政客和文人,作为刘掌控舆论的班底,刘文辉授命这班人起草了一份声讨刘成勋的通电,洋洋二千余言,在列举了刘成勋的大量罪行后写道:“虽不能护革命之幸福,岂能长受军阀之余殃。应请将误国误民、非驴非马之假革命刘成勋,夺去军长头衔,交付人民审判。”(详见《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第404页)

在讨伐刘成勋的通电刚刚发出后,马上就有刘成勋部下第一、二、三师的三个师长刘国孝、陈鸣谦和孙涵见风使舵,被刘文辉分别委以第五、六、七路司令职衔。刘成勋部的边防军正副师长羊清泉、贺中强,也被刘文辉委任为川康边防军正副司令。其他如三师副师长杨芳毓、旅长敖向荣等,也在一夜之间由刘成勋的部下变成了刘文辉的部下。利用金钱拉拢收买人心,是刘文辉的惯用手段。这一次,他又是做得神不知鬼不觉,部下纷纷倒戈时刘成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没有动手,刘成勋的部属已被肢解,其防地已成了刘文辉的囊中之物。

是年6月初,刘文辉组织三路人马对刘成勋发动猛烈攻势。兵临城下,刘成勋也发了一个通电,电文中说:“勋与辉同乡共事,自问有德无怨,突来攻击,其目的何在,索解殊难。”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委屈和不解,也让人有几分同情。但刘成勋在军阀中混了那么久,有个道理他不知是没弄明白还是装糊涂,在那个靠武装实力说话的年代,抓住了枪杆子就得到了天下,人家要打你,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套用现代的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3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7:12:00

包围了刘成勋之后,刘文辉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刘军长,你是老前辈,如今时代不同了,请你打个让手,我要到雅安来。”雅安是刘成勋的防地,刘文辉在电话中公开摊牌,意思很明了,什么这主义那主义,其实都无甚关系,他要的就是对方的防地。

围城之中,刘成勋已如惊弓之鸟,只顾自己落荒逃命。逃到荥经县,他原先的部下羊清泉已经倒戈,城头变换大王旗,此时也拒绝让刘进城,刘成勋只好折身再找去处。屋漏偏遇顶暴雨,正当狼狈逃命之际,又遇到一群土匪的袭击,刘成勋侥幸逃脱,面对跟随的几十个残兵败将,他百般无奈,感叹不己,只好让部下通电刘文辉,声称即日下野。刘文辉接到通电后,嘴角露出胜利者的微笑,通电让各部“保护禹公回籍”。

刘文辉兼并刘成勋的部队之前,刘成勋部有枪14000支。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刘文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迅速将这支人马收编为手下部属,他的队伍再一次壮大了。

而刘成勋下野后,回归故里大邑县当了一名寓公。他在银屏乡鸳鸯村修建了一座公馆,共有房屋20多间,每天饮酒解闷,越喝酒量越大,据说最多一次能饮3斤泸州大曲。平时无客人时,便独坐“望月楼”中静悟参禅。1945年12月,刘成勋突然中风病死家中,此后,其妻刘太太将全家迁入大邑县城城隍庙街刘府居住。过了两三年,刘家失窃,孙中山当年馈赠给刘成勋的三件宝物象牙宝塔、象牙球和狐皮裘短大衣被盗,案发后刘太太到县府告状,县长将这个情况呈报给时任省政府主席的王陵基,王拍案大怒:“川军老首长家也遭抢了,这还了得!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后来县府查案半年多,也没有着落。解放后,这三件宝物竟在刘文彩的公馆里查出。据说,是大邑地方的土匪头子郭保之抢劫后,献给安仁公益协进社总头子刘文彩的。历史的恩怨总是这么错综复杂地纠缠着,让人欲说还休。

军阀之间的派系,多是缘于利益关系而结成。即使同一个派系的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睡一觉,第二天早晨醒来,便有可能已经转变成了政敌。比如刘文辉最引以为得意的“保定系”,原是为对抗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而结成的军事集团,也曾经因争夺利益而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

“保定系”的几个代表人物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邓、田两人中,田颂尧虽说是国民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但军事实力不如刘文辉。因此凡事总得让着刘文辉几分。加上此人性格圆滑而平庸,刘文辉便经常取笑他。有一次,田颂尧掸帽子上的灰尘,不慎将帽子掉落在了地上,刘文辉乘机挖苦说:“连帽子都拿不稳,位子只怕也要丢啰。”类似这样的话听多了,田颂尧嘴上没说什么,心中的郁闷却是可想而知的。

矛盾和积怨是一点点增加的。田颂尧控制着四川兵工厂,委派其部下师长王思忠掌管,所造出的武器打算用以扩张自己的部队。这个王思忠胆子也大,造出的枪弹竟敢不交给军部,全拿去武装了自己的队伍。田颂尧忍无可忍,关了他的禁闭。谁知刘文辉却乘虚而入,秘密派人前来做王思忠的工作,将其一个旅的部队收编到了自己名下,并且派人偷袭兵工厂,抢走了一些枪支弹药。这种挖墙脚的举动使田颂尧大为光火。过了不久,刘文辉又故伎重施,将田颂尧的教导团团长帅国祯收编,委为第十三旅旅长。至此,田颂尧与刘文辉的矛盾逐步升级,渐趋表面化了。

恰在此时,刘文辉又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保定系”的另一位老同学。此人叫余安民,曾当过川军旅长,后来告别军旅生涯回温江老家赋闲。刘文辉和余安民原来关系不错,但是刘文辉是个倨傲待人的性格,这几年宦途升迁顺利,更是变得踌躇满志。他在大街上见了老同学余安民,当着众人的面说道:“你不是在家打酱油吗?”说人打酱油在四川是看不起对方的意思,正巧余安民家里也开了一间酱油铺,余安民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当时扭头便走,心里发誓要想办法整垮刘文辉。

得知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之间矛盾很深,余安民决定去刘湘处游说。他给刘湘出的主意是联合田颂尧对抗刘文辉,并拍着胸膛表态,他愿意前往田颂尧部做联络工作。刘湘欣然点头,当面许诺:如果联田打垮刘文辉成功,便委任余安民为师长,并奉送10万大洋。

余安民到了田颂尧的驻地,将刘湘的意思添油加醋地一说,田颂尧满口答应。就像一个装得满满的炸药桶,现在只差一根导火索了。过了几天,这根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了。刘文辉有个副官叫李全安,原是个袍哥小头目,打探到田颂尧的队伍要从成都到绵阳,准备在途中拦劫。这个阴谋传到田颂尧耳里,他大发雷霆,咬牙切齿,决心与刘文辉一决雌雄。

双方争斗的焦点是田颂尧掌控的四川兵工厂。1932年10月下旬,刘、田两军在成都街衢巷口构筑工事,双方摩拳擦掌,又一场恶战眼看就要开打。成都士绅及社会名流连夜在市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曾经当过四川都督的尹昌衡等会晤刘文辉、田颂尧。尹昌衡愤愤地说:“日前己和衮衮诸公议定,避免省会地方糜烂。当时刘文辉、田颂尧满口表示赞成。言犹在耳,而夜间又大干起来,置全市民众生命和财产于不顾,刘、田二氏失信于民,无人格,至于此乎!”尹昌衡亲自去找刘文辉、田颂尧,可是刚刚出门,城内枪声大作,著名的成都巷战已经打起来了。

战争最终以田颂尧的战败而告终。见田颂尧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另一个保定系的人物邓锡侯出面了。他的角色是和事佬。邓锡侯出面约请刘、田双方在他的军部会面,一手拉着刘文辉,一手拉着田颂尧,说道:“你们两个都不对,彼此认个错,以后好生过。来,你们两个互相鞠个躬!”鞠过躬后,刘文辉脸色变得和悦起来,说道:“我们保定系以后要团结,共同对付刘湘。”田颂尧脾气倔强,脑子一时半会转不过弯,不服气地说:“此次战事好比一场赌博,我不幸而输,没有话说。现在愿将部队交出来,任凭收编。本人自愿下野。”

民国“川军三雄”(右刘文辉、中杨森、左邓锡侯)合影



3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7:13:00

他说这番话并非本意。何况,即便田颂尧愿意下野,他的那些悍将骄兵也不会答应。果然,这次“和谈”之后一星期,刘、田双方的军队又打了起来。再打的结果还是田颂尧战败。田颂尧被围困在成都北门文殊院寺院里,弹绝粮尽,他与胞弟田泽孚抱头痛哭:“天呐,想不到我的事业就此完了。”围绕在他左右的侍卫为之动容。

田颂尧失败了,他只能暂时夹起尾巴做人。四川军阀间的混战,头绪众多且情况复杂,今天的胜者明日也许成败将,今天的败将明日也许是胜者。田颂尧像头受伤的野兽,静静地蛰伏在一个角落里舔着伤口。等到条件一旦成熟,他将东山再起,再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而他与刘文辉的关系,也要根据各自的利益经常进行适当调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四川军阀玩政治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的这场厮杀,刘军死6000多人,田军死4000多人。双方伤者又有万余人。据当时华大社会调查团与红十字会统计:成都四圣祠、平安桥、衣冠庙、文昌宫等地死亡百姓8140多人,因战祸逃走他乡的难民27200人(参见肖波、马宣伟著:《四川军阀混战(1927~193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年出版,第243页

3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7:17:00

“四川王”的陆、海、空、神四路纵队

四川军阀混战,长期厮杀,此消彼长,到1927年,只有两大对立的派系最为庞大。一是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主要骨干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郭昌明、鲜英等:另一是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主要骨干有邓锡侯、田颂尧、向育仁、孙震、陈书农、黄隐、夏首勋、董长安等。

刘湘据有川东防地,以重庆为根据地,控制长江上游咽喉。他的野心很大,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放出狂言:“中国历史上四川人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言下之意不表自明,他不仅要独占四川,还想觊觎中原。而要实现这个野心,靠的是军队。

刘湘的军队,有陆、海、空、神四个军种,人们称之为“四路纵队”。

陆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二师师长王缵绪,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第四师师长范绍增,教导师师长潘文华,模范师师长由刘湘兼任。还有机关枪司令刘炳勋,工兵司令蓝田玉,川东边防军第一路司令陈兰亭,川东边防军第二路司令穆瀛洲,川东边防军第三路司令魏楷。此外,在重庆临江门杨家花园有座兵工厂,有300台机床、3000工人,制造手枪、捷克式机枪和中、小迫击炮。

而刘湘的军队中最有特色的是空军、海军和神军。

1929年,刘湘着手筹建空军。先派吴蜀奇等人到法国购买飞机、学习飞行技术、聘请教官和机械师。1931年春天,刘湘的航空司令部在重庆广阳坝成立,刘自兼空军司令,委任蒋逵为副司令。

蒋逵,又名蒋正鸿,字云逵,四川巴县人。中华民国成立后,蒋逵是袁世凯派往英国学习的第一批飞行员。蒋逵学成归国后,曾参与过为北洋政府筹建空军的工作,随着北洋政府的衰落,他除了几次“免费空中旅游”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做成,满腔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刘湘得知有这么个人才,便热情相邀。蒋逵一到四川,即向“四川王”刘湘提出创建海军、空军的建议,刘湘拍手称快,大为赞赏,并对他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担任空军副司令,还在海军中担任川江舰队司令兼“长江”号舰长。

刘湘对新创建的空军、海军抱有很高的期望,可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1929年9月,广阳坝飞机场破土动工。刘湘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当年就将这个占地200亩的机场修好了。所谓“飞机场”,在今天看来很不像个样子,仅仅只是一个平整了的土坝子而已,只能应急性起降小型飞机。但是在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场的刘湘眼里,这个土坝子承载了他的太多梦想。刚刚修好,他就迫不及待地从美国购回了一架“华可”型飞机,高薪聘请了德国人亨利进行试飞表演。十分糟糕的是,表演时亨利意外地将炸弹投到了参观表演的军队学员队伍中,当场炸死炸伤学员100多人,搞得“四川王”很没面子。

不过刘湘毫不气馁,1931年春,他又从法国购回一架新式战斗机,并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进行试飞。不过试飞那天,飞机冲上蓝天,在高空中翱翔盘旋了几圈,刘湘激动得站起来,频频朝空中招手致意。正在得意之时,那架飞机拖着一尾白烟,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栽了下来,一头扎进了长江。飞行员王仲荣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接连遭遇了两次失败,刘湘变得谨慎了些,但是发展川军空军的初衷却并没有改变。之后,在蒋逵的指导和帮助下,终于试飞成功,刘湘的空军梦总算成真了。然而成功仅仅只是象征性的,在实际战斗中起不到多少作用,刘湘当时购买的飞机多半都是些过时了的双翼民用飞机,根本不具备轰炸能力。每次去扔炸弹,都需要士兵们将迫击炮弹装进机舱,带到天上去再用人工投掷。有时候引信失效,迫击炮弹落在松软的地上,并不能起到轰炸作用,顶多也只能在地上砸个坑。四川当时著名的民间诗人刘师亮,有一句打油诗吟诵的就是这个现象:“炸弹落地三尺坑,有人受惊有人笑。”

3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7:20:00

如果说刘湘的空军如同儿戏的话,其手下的海军则更加搞笑。起初,是买的几艘普通小轮船,四周焊上铁板做装甲,再安装两门陆军用的小钢炮就称做“军舰”了。因为船的吨位小,马力不大,每次打出一炮后,船身都要倒退一大截。如果想要再开炮,还得起锚,调整轮船的位置,停好了再发炮。这样的“军舰”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军舰”还爱出机械故障,打起仗来经常“停摆”,不仅不能增加战斗力,还往往成为刘湘部队的包袱。因此所谓“海军”,也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而已。

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担任过《北京晨报》主笔的张必果是刘湘手下的幕僚,曾经写过一首诗,向长江沿岸的老百姓告示:“好个巴渝大兵船,由渝开万才七天。一切设备都齐整,外有纤藤两大圈。若非拉滩打倒退,几乎盖过柏木船。布告沿江船夫子,浪沉兵船要赔钱。”渝指的是重庆,万指的是万县,“由渝到万才七天”是说这段路程水上航行需要七天时间。最搞笑的是最后一句,过往民船如果浪沉了“军舰”,那可是要赔钱的哦。

刘湘有志于打造自己的“海军”,不惜血本投入。他派财务总管刘航琛到南京活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和支持,又派蒋逵到上海合兴、大中华两家造船厂,以每艘15万银元的价格订购了两艘浅水炮舰,一艘取名为“巴渝”号,另一艘取名为“长江”号。

之后,刘湘仍感到这支海军队伍不够强大,又花二百万银元从法国买回了两艘商轮,可笑的是,这两艘商轮早已到了“退休年龄”,是即将拆毁的报废品,竟被刘湘当做宝贝买回四川。他委托蒋逵对两艘商轮进行改造,在船头和两舷包了一层钢板,在钢板上凿开一排排圆窟窿做射击孔,又在船头领江台上装了一门小钢炮,船尾左右两侧各安装一挺重机关枪,然后在船头船尾立上一根桅杆,拉起一排无线电天线。航行在长江上,也还威风凛凛。刘湘兴致勃勃,为这两艘船分别取名“嵯峨”“修渝”,并将幕僚张必果写的那首“公告诗”亲自加以改造,成了另一首“公告诗”:“嵯峨修渝两军舰,从万到渝走八天。上水不用绳子牵,下水不用挂风帆。洋船走起好风险,碰坏洋船要赔钱。”诗中的所谓“洋船”,即为刘湘改造后的“军舰”。围绕这两艘法国商轮,还有一些有趣的掌故,从中能够看出军阀生活的片断和细枝微节。比如说,前往法国购买这两艘商轮时,刘湘派了他的小舅子周成虎(刘周玉书的弟弟)前往洽谈,周成虎不愿坐汽车,偏要坐“滑竿”,非要把“滑竿”带到法国,甚至连抬“滑竿”的轿夫也要一起带去。据说,周成虎在巴黎街头坐“滑竿”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法国海军军官对“滑竿”兴趣浓厚,一个个不惜出重金试坐。

“嵯峨”号和“修渝”号军舰改装后,除了在长江上下游弋显摆威风外,另一个用途就是走私烟土了。至于水上作战,基本上没派到什么用场。后来在与刘文辉开战时,刘湘曾经派“嵯峨”号从重庆起锚去攻打泸州,增援陆上部队。到了泸州城附近,经过一番调整航向、方位、校准主炮等紧张动作后,舰长下令发炮。结果刚开了几炮,“军舰”便连连往后坐,不一会就搁浅到沙滩上,越陷越深。刘文辉的守城部队见此情景,立即展开反攻。“嵯峨”号舰长只好让船员往长江里扔东西,减轻重量,最后甚至让水手集中站到船头,压得船尾翘起,这才从沙滩中脱险,掉转船头狼狈逃窜。

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后,刘湘的海军撤消。几艘军舰”解甲归田”,卖给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做客船。只有“嵯峨”号刘湘舍不得卖掉,归附到了国民党兵工厂之下。抗战开始后,“嵯峨”号被改成了“建中”号,担当了部分运送武器弹药的任务,到了1950年,这艘轮船被移交给了望江兵工厂。当时负责接船的技术人员对这艘船作了如下细致的描述:“船长约30米,形状较为独特,首尾尖细,狭长高耸,活像一项贝雷帽。前部上层建筑为两层,钢板焊成,比同样长短船只明显高些,前甲板舱内设有木制长桌,三面是马蹄状条凳,可供二十人就坐议事和休息。船舷也较同样大小船只高,前部底舱水线上端,靠甲板处,左右两侧各有五个圆洞,可供瞭望、射击。动力是燃煤蒸汽机,烟囱较一般的高且粗大。整个船涂着黑色,给人第一印象是莫名其妙,不大舒服。”

3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7:24:00

提到刘湘的“神军”,自然会想到“刘神仙”。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神军”和“刘神仙”影响深远,对整个四川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都曾产生过不小的作用。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人,生于1883年。刘从云人很聪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后来跟着一位江湖术士学术数,无论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过锅。时间一长,声名鹊起,远近的官吏、富绅、豪商、袍哥头子都来拜他,认为此人的法术灵验。实际上刘从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据曾跟从过他的道徒蒋尚朴在《刘神仙与四川军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60页)一文中介绍,刘从云吸引人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作功运气时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红线”“红珠”,无非是一些幻觉,但是刘从云为了蒙骗更多人,先是训练了几十个帮手,在他乩乱降休之时装模作样配合,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逗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神仙”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选择了一批有点社会名望的道徒,凑成了一百单八将星,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也逐渐扩大。

刘从云创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威远、荣县、内江、富顺一带。在道徒刘沸澄的介绍下,刘湘认识了刘从云,一番交谈之后大为倾心,主动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手下的部属统统加入孔孟道,并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缵绪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绍增道名玉泉,杨森道名玉勇,等等。刘湘不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还要求部下绝对服从刘从云的指挥。有人不解,问刘湘为何迷信神仙,刘湘笑着反问:“你们要那么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个神仙都不行?”虽说是玩笑话,也能看出刘湘对刘从云的喜爱。

1929年夏,刘从云提出要为刘湘建立一支“神军”,立即得到刘湘的大力支持,电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筹款。有刘湘的号令,部属们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齐了银元23万多元,指派蒋尚朴、刘晓岚迅速到上海采购枪械。到1931年,神军扩大到13000多人,刘湘将其改编为模范师,师长由刘湘自己兼任,实际上由刘从云掌控。

于是,在刘湘的军事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刘湘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川军各将领身着戎装,分坐左右两排,神仙刘从云却穿着拖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帽,脸上涂抹几笔油彩,坐在一帮威严的军人之中,显得不伦不类。偏偏刘湘迷信至极,每逢刘从云乩乱之时,便要川军将领在“刘神仙”面前跪下。军阀中也有不买账的,比如有一次杨森就嚷嚷起来:“我妈死了我都没磕头,肯定不能给刘从云跪的。”刘湘的手下师长范绍增,每当碰到给刘从云下跪的场面,他便跪在地上,心里暗骂:“刘从云我日你妈!”事后还经常吹嘘:“什么神仙,龟儿子,老子骂他妈他都不知道!”

在后来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让刘从云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围剿几路川军的战斗。进攻打仗前先摆开阵势做一阵法事,拿乩语当军令,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刘湘手下大多数部将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老牌军阀王陵基在发给刘湘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拿王陵基没有办法,不换思想就换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职。结果,这次战役输得一塌糊涂,许多军官主张杀刘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收拾乩盘走人。1935年初,刘湘派人把刘从云送出了川境,任他继续去江湖上蒙混。解放后,刘从云被政府逮捕改造。

37#作者:LS冰点水 回复日期:2011-2-28 17:43:00

喜欢看这类似的帖子。。。顶一个。。。

38#作者:嫡吻2005 回复日期:2011-2-28 18:47:00

金,木,水。火。土

39#作者:heaven621 回复日期:2011-2-28 19:00:00

嗯,很不错的帖子。留个记号,慢慢看。

40#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9:35:00

“二刘大战的导火索

在四川军阀的牌局中,刘文辉很会审时度势,先是攀附刘湘站稳位置,然后又靠“保定系”这张牌赢了个“大胡”,军事实力直线攀升,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很快就超过了邓锡侯、田颂尧等人,成为和刘湘并驾齐驱的川中军界大人物。二刘各自拥有重兵十余万人,都想独揽权力,双方互不买账,彼此的关系逐渐由合作走向对抗。

“二刘大战”前,刘文辉以200万银圆的巨资从国外购买了飞机,拆散分装在五金箱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时,被刘湘手下师长王陵基扣留。对这件事,刘文辉感到十分恼火,决定亲自前往重庆与刘湘交涉。然而到重庆后,不巧正赶上刘湘丧母,借口这个原由,头两天刘湘躲着没同刘文辉见面。从辈分上说,刘文辉是刘湘的小六叔,他直接闯到刘湘家中,明里是奔丧,实际是要与刘湘谈交易。刘湘灰头土面,一脸的无辜和茫然,声称母亲新丧,情绪低落,对刘文辉所说的飞机被扣留一事不太清楚,他对这位小六叔说:“这是王灵官(王陵基的绰号)搞的,你直接去找他。”刘文辉去找王陵基,王又躲起来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只好折回头再找刘湘,刘湘连连摇头推托,说等办完母亲的丧事再来处理。

这么一来二去,刘文辉早已不耐烦了,便伺机还以颜色,暗中以巨资收买刘湘所部师长范绍增和蓝文彬。挖墙脚是刘文辉的拿手好戏,但是这一次演砸了锅,他分别向两位师长送了20万银元的贿款,不料事机不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刘湘知道了。刘湘不动声色叫来范绍增,问刘文辉最近来重庆,他可有什么收获?范绍增人称范哈儿,是电视剧《哈儿师长》中的主角的原型人物,虽说没有什么文化,脑袋瓜子却特别机灵,听刘湘这么问,心知已经露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我有错,我有错。”接着将刘文辉收买他的经过添油加醋说了一通,立马要回家去取贿款上交。刘湘拦住了他,笑着说道:“这笔钱既然送你了,你就拿去花吧。”范绍增一愣,站在那儿不敢动弹,他看刘湘的脸色和语气都不像是在说反话,一颗心这才落定了。这之后,范绍增果然拿着这笔贿款,带着他一生中最为钟情的女人十七姨太,到灯红酒绿的上海去玩了一趟,尽情享乐,并与上海滩巨头杜月笙等人打得火热。有好事者将其编撰成《十七姨太外传》,轰动坊间。

另一位受贿者蓝文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开始几天,刘湘还在等蓝文彬自觉坦白,主动交代。结果他却没来,这让刘湘失望。几天后,刘湘打了个电话,通知蓝文彬来谈话。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看见这个架式,蓝文彬心里已经明白了,只好低下头任凭处置。刘湘叹了口气说:“我等了你几天,可你就是一直不来,现在也晚了。”说着吩咐手下侍卫摘掉蓝文彬的手枪,宣布免除他的职务,并以“贩卖毒品”“破坏法令”的罪名将他收监,由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

最后点燃“二刘大战”导火索的,是刘文辉所倚重的五哥刘文彩。

刘文彩知道了刘文辉与刘湘的纷争后,大骂刘湘不是东西,小侄竟然爬到叔子头上撒尿。他是个地痞流氓式的人物,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无外乎也是地痞流氓的方式。他召集了安仁乡杨德寿、郑松廷等几个混混,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决定出一笔钱,通过刘湘部下手枪大队长刘树成的关系,潜入刘公馆后花园中,对刘湘施行暗杀行动。

刘文彩无异于是异想天开。刘湘早已不是当年赶车贩谷的那个土老冒,如今他出出进进,身边都跟着一大溜警卫,即使想见一面也不容易,要拢身更是困难。刘文彩派出的杨德寿、郑松廷等5个乡村小混混有的藏在假山背后,有的趴在树上,在刘湘的后花园里躲了几天,又冻又饿,实在受不了了,想出去找点吃的。刚一露面,就被警卫员抓住了。送到审讯室讯问,小混混们起初还挺坚强,一问三不知,然而经不住软硬兼施,终于还是把暗杀刘湘的计划合盘托出,并且编造了个谎言,说是刘湘的心腹亲信刘树成放他们进来的。

听说是刘树成放杀手潜进花园的,刘湘气得说不出话来。叫来刘树成问话,刘树成既感到冤枉,又觉得莫名其妙,他实在不知道其中内情,更不清楚这几个老乡是来杀刘湘的杀手。为了洗清自己,刘树成要把杨德寿、郑松廷等几个小混混拖出去毙了。刘湘摇了摇头,低声说:“把他们送回安仁,交刘文彩处理吧。”就这样,五个刺客被礼貌地送回了安仁。

4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9:38:00

叔侄之间的冲突升级:从文戏到武戏

刘文辉到重庆时的身份是四川省政府主席。他带着一连手枪兵以及一大帮幕僚,从成都经隆昌、泸州,转乘轮船顺江而下,威风凛凛抵达重庆。见过刘湘之后,便让手下幕僚积极活动重庆新闻界媒体,银子是少不了的,那个年代的媒体记者需要收了红包才能提供有偿服务。在重庆士绅欢迎省主席刘文辉的招待会上,刘文辉上台侃侃而谈,提出了一大套建设新四川的纲领性意见,随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四川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实行行政、财政、税收、粮政的统一,重新编遣军队,打破防区,要求各军通力合作,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建设新四川。洋洋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其言下之意重点在于最后几句话:在省政府的领导下也即在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领导下。重庆的报刊早已被刘文辉用银圆收买了,此时完全成了刘主席的留声机,按照他定下的调子,大吹特吹四川的统一和新生活。吹吹弹弹的一场文戏,搞得一直坐镇重庆的刘湘很被动。

刘湘展开的反击是“文戏武唱”。他授意其手下心腹师长唐式遵,在川军中联络了94位师、旅长以上级别的将领,于1932年10月12日向全省发了一个《治川纲要十六条》的通电,在叙述了一通“四川久无政府,各军均不相上下,派系贻害地方至大,冗军应按比例裁减,军民财政彻底公开”的言论之后,重点提出“如有私心自用,欲囊括四川,造成独有军队,及本纲要意旨违反者实行声讨之”。这个通电,实际上相当于一份宣战檄文。

紧接着七天后,以唐式遵为首的94位川军将领又发出了一个自告电,措词更加严厉,语调更加不留情面:“独有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性猜狠。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以上两处引文均参见肖波、马宣伟:《四川军阀混战》(1927—193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年出版,第206- 208页)自告电锋芒直指刘文辉,称他为四川“祸根”,必欲除之而后快。刘湘的“文戏武唱”,不仅在四川省军政界引起了激烈反应,连刘文辉部下的官兵也为之感到震慑。

两份电文,使刘文辉颜面扫地,处境尴尬。他以叔父的身份给刘湘发了一封电报,拿腔捏调地说:近日听到许多传言,重庆军队要向成都攻击,并已开始行动。主其事者,吾侄也;被攻击者,文辉也。一时间,世人为之惊诧,百姓惶惶不安,担心大祸将至。各方劝阻文电如今已纷至沓来,希望吾侄能明辨是理,回头是岸。如果一意孤行,文辉也将会为民请愿,挥戈迎战,还以颜色,不然吾侄恐怕会认为文辉胆怯也。

文戏演不下去了,就换作了武戏。刘湘用他的陆、海、空、神四路纵队围攻泸州,效果不佳。正当苦恼之际,其部下潘文华前来献计,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办法,通过“袍哥情谊”策反。让他手下的礼字袍哥周瑞麟进城,策动刘文辉部下的礼字袍哥汪杰、李宗璜倒戈,里应外合,拿下泸州。刘湘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令周瑞麟悄然进城洽谈。

汪杰和李宗璜都是团长,袍哥出身的人,属旅长杨尚周管辖。旧川军中,很多军人都是袍哥出身,既担任军中职务,又担任袍哥职务,经常出现军事对立的双方却是同一袍哥组织的情况,他们特别讲哥们义气,但是一旦翻起脸来也会六亲不认。经过周瑞麟的策反工作,汪杰和李宗璜开出的条件是:击毙旅长杨尚周、田冠五后,两人要升为旅长,合编为一个师,推举大袍哥头子陈兰亭为师长。周瑞麟从泸州城潜出,向刘湘报告了谈判结果。刘湘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制止说:“我们大家都是带兵的,如果团长打死旅长,便升旅长,这个兵谁还敢带?将来又何以服众?此例无论如何不能开。”按刘湘的意思,只需要汪杰和李宗璜脱离刘文辉,把兵带过来就行了。

有了内应,刘湘底气更足,放心大胆地进攻泸州。没过几天,旅长杨尚周支撑不住了,致函刘湘说道:“尚周此次守城,实非所愿。连日来,我部伤亡连长两名,士兵数百,泸县县长也在大炮中丧身,30名伤亡的县府官吏送到本部,摆放在大厅里,哭声震天,惨不忍睹。兹代表全城百姓,恳请贵军少施攻击。”

这个类似求饶信的公函,多少在刘湘这儿起了点作用。四川军阀长期混战的游戏规则是,只要对方俯首称臣,一般也不会赶尽杀绝。10月23日,这场历时29天的泸州攻防战结束。刘湘进城后,令杨尚周旅移驻富顺,田冠五旅移驻田坝,进行整顿改编。

4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9:41:00

二刘之间的最后一场决战,是在四川荣县、威远一带展开的。

据《四川军阀史》载:“1932年12月4日,二刘荣威大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亦出动五万人马。刘文辉部一开始就发动凌厉的攻势。刘文辉指挥冷寅东、陈鸿文两师反攻荣县、威远,双方麇集三万以上兵力,激战五天,共战死官兵三千余人。接着,陈鸿文师在仁(寿)荣(县)、仁(寿)威(远)道上之宝兴场、松峰场,将刘湘部王缵绪、范绍增两师击溃,并乘胜将范部追至威远。刘湘部唐式遵师由井研向仁寿进攻,与刘文辉部冷寅东师遭遇,激战三天亦退至荣县之双台坟。”(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86页)

刘湘处于全线失利状态,他立即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第一,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去向刘文辉求和;第二,致电邓锡侯、田颂尧等,请求支援:第三,加紧对刘文辉部将的分化拉拢,争取让堡垒先从内部攻破。

刘文辉部第九旅旅长陈万仞,原是川军旧将刘成勋的部下。刘文辉打败刘成勋后,对其部队进行收编,陈万仞(1885~1962),字鸣谦,四川仁寿人。早年曾入四川武备学堂读书,后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川后任四川新军队官,曾经担任过四川都督府顾问。如此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在刘文辉部下却倍受冷落,由于刘文辉对陈不信任,将陈从暂编师长缩编为旅长。这且不说,又将陈万仞手下的两个团长李玉书、赵佩三提拔为旅长,与陈万仞平起平坐,陈大有“虎落平阳”之感慨。不仅如此,刘文辉还时时处处对陈万仞掣肘刁难,派其亲信邓铭枢在陈万仞部下当团长,实际上是对陈进行监督。陈万仞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将部队拉到杨森的防区资中金带铺,然后对外发了个通电,宣称“脱离战争漩涡,以维川局”。

刘湘闻讯大为振奋。他约请陈万仞在内江见面,第一句话便问:“陈老师,你怎么发了这么个电报?”陈万仞在四川速成学堂当队长时,刘湘还是学生,对这位老前辈自然要尊重。陈万仞苦笑一声,反问道:“刘督办,我不发这么个电报怎么办?莫非你要我发一个向你投降的电报?”刘湘神情闪过一丝尴尬,又问:“陈老师以后准备怎么办?”陈方仞说:“以后怎么办,那就要问刘督办了。”几句简短的对白后,剩下的事两个人就都心照不宣了。

按照刘湘的安排,准备让陈万仞担任四川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陈万仞问:“为什么叫暂编?第一师又是谁?”刘湘解释说,以前与刘文辉和其他友军有约定,大家谁也不能私自收编部队,如果有谁的部众来投奔,一律以暂编的名义。至于第一师师长,已由余安民担任。陈万仞想了想说:“如果是暂编的名义,我不能接受。”刘湘性情比较宽厚,再说陈万仞又是老前辈,因此请教他说:“那老师觉得以什么名义好?”陈万仞问刘湘的二十一军一共有几个师,刘湘回答说有四个师,陈万仞说:“那我的部队应该是第五师。”刘湘考虑片刻,最终还是答应下来。至于剩下的事,他自有办法去处理。

此后,陈万仞始终跟随刘湘,在出川抗战时被提升为二十一军军长,继而升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陈万仞退役在上海经商,1949年任成都在乡军官联谊会会长,同年11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2月28日在成都起义。解放后,陈万仞任成都市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副主席。

陈万仞是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牌。陈的倒戈,将刘文辉部一些隐藏的矛盾暴露出来,正如一排大浪打来,沉渣浮起。

接连几场战役,第一混成旅旅长王元虎作战勇猛,击溃了刘湘的主力,立了大功。为表彰这员虎将,刘文辉将他提拔为师长。这一来,另一个旅长陈能芬不高兴了,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来找刘文辉,迎面第一句话便是:“王元虎能当师长,我也能当!”刘文辉一愣,连忙请进屋子里温言安慰,陈能芬虽说是文人出身,但带兵打仗确实很有一套本领,手下部属没人不服气的。何况,另外一个叫陈鸿文的师长也站出来说话,力挺陈能芬当师长。刘文辉只好点头同意,让陈能芬也当了师长。

王元虎和陈能芬都是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的学生,这些人被称为川军中的“军官系”。刘文辉部军官的主要成分,是以“保定系”为主,“军官系”为辅,忽然一下子提拔了两个“军官系”的人当师长,“保定系”的军官们自然不会服气。其中张清平、林云根、唐英、邓和、林海坡、余中英等人都已跟随刘文辉多年,他们的编制仍然是一般的师旅,而新近从罗泽洲部倒戈过来的“军官系”旅长陈鸿文、王元虎、陈能芬却后来居上。“保定系”的军官们认为这是枝大于叶,本末倒置。

思想上闹情绪,打起仗来就不会太卖命。有的仗,他们甚至不愿意打。比如说,与“保定系”出身的田颂尧、邓锡侯之间的两场战争,有人就消极怠慢,认为是自相残杀。部队内部这些潜伏的矛盾,后来终于成为导致刘文辉失败的重要因素。

4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9:44:00

刘文辉既要与刘湘对抗,又要防备邓锡侯、田颂尧倒向刘湘,因此感到身心疲惫。军阀就像墙头草,风一吹来两边倒,见刘湘的势力大了,邓锡侯、田颂尧最后还是选择了刘湘。这样一来,刘文辉更是感到内外受敌,四面楚歌。刘文辉部下几个“保定系”出身的师长张清平、林云根等,与同是“保定系”出身的邓锡侯联络,在新都三河场开了个协商会议。在会上他们议定:邓锡侯、田颂尧可以在二刘大战中保持中立,但是有个条件,由刘文辉让出崇庆、温江两县,划为邓锡侯的防区。另外,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重新回到成都。会议上还秘密形成了另一套方案:即如果刘文辉不同意前一种方案,该军“保定系”同学则通电脱离刘部,拥夏首勋为军长,强行逼迫刘文辉率亲信部队退驻西康。

从新都三河场开会返回成都后,张靖平、林云根向刘文辉汇报会议协商经过。两份条约都装在林云根的口袋里,在掏条约时,林云根误将那份秘密签订的条约掏出递给了刘文辉。刘文辉一看,脸色顿时变了。林云根这才发觉有误,赶紧再掏出另一份条约递上。刘文辉看罢连连摇头,瘫坐在椅子上,迭声说道:“不说了,不说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呢?”

第二天,刘文辉召集部属在西御街刘公馆里开会。他在会上痛哭流涕,感慨道:“十几年缔造艰难,如斯结局,真令人痛心。”在座的军官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

终于还是有人打破了僵局。打破僵局的是“军官系”的师长张清平,只听他小声抱怨道:“我们的头不会开车,把车开到泥坑里陷起了。”参谋长张秉升猛地一下站起来说:“这个时候,说这样的尖酸话顶屁用?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现在是该大家出力的时候。”另一个“军官系”的师长林云根一拍桌子,大声吼道:“天天喊打仗,又不肯出钱,这个仗怎么打?”一来二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刘文辉带着哭腔说:“我们都是多年的老同事,这个时候闹得这样子不和,让人伤心啊。”

1933年7月8日,刘文辉通电辞去四川省主席职。

但是刘湘并没有就此罢休。刘湘的目的,是要将刘文辉赶出四川,彻底斩断后患。刘湘效法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提出了“先安川后剿共”的主张。由刘湘牵头,联合川中各军阀组成了一支军队,命名为“安川军”,共同对付刘文辉。

刘文辉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其侄刘元瑭看到刘文辉整天愁眉不展,私下召集团长以下的军官们开会,在会上刘元瑭说道:“现在军长行将下野,我们应当同其始终,依我的想法,何妨趁此机会大干他妈的一场!如果环境再恶化,我们就打出红军的旗子,我来当川南红军总司令,你们人人见官升一级,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此时正是人心混乱的时刻,刘元瑭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刘元瑭不仅这么讲,而且准备就这么实施,按他的想法,只要拥护那个决定的,团长营长各奖1万元,连长排长各奖3000元。计划报告到刘文辉处,挨了刘文辉的一顿臭骂:“混账!你去冒充红军,不是自寻死路?”

这个时候的刘文辉也是一筹莫展。他听从手下几个人的规劝,去求助神灵保佑。在一个寺庙里,刘文辉卜了一卦,卦上有两首诗,其一是:“船到江心浪拍天,羡君飞渡得平安;这次飞舟渡河去,前途还有十八难。”刘文辉念到这里,已感到前程不妙,凶多吉少。接着再看第二首:“一喜不成喜,一喜已成空。若遇稻草人,祸起萧墙中。”也就是说,刘文辉的灾祸与一个姓名中有草字头的人有关。他身边的军官和幕僚们纷纷猜测,不知这个草字头的人是谁。猜来猜去,觉得师长陈鸿文比较危险。陈鸿文号光藻,“藻”字正好是草字头,而且此人又是军阀罗泽洲的旧部。刘文辉立即下令,让他的干儿子旅长石肇武密切监视陈鸿文部,不许有丝毫闪失。

事也凑巧,导致刘文辉最后失败的这个人,姓名果然与草字头有关。不过这人并不是他们猜疑的陈鸿文,而是另一个叫叶青莲的河防营营长。此人的“叶”(繁体字)姓和后一个“莲”字都是草字头。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叶青莲率部投诚,岷江防线忽然开了一个缺口,邓锡侯的军队抢渡过江,刘文辉的守军惊慌溃败。等刘文辉知道这一切为时已晚了。兵败如山倒,望着溃不成军的黑压压的士兵,刘文辉来不及一声叹息,带着几个侍卫兵慌忙走上了逃亡之路。大半天的赶路,累得他疲惫不堪,走到名山县百丈驿镇时,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侍卫兵好不容易在农民家找了几个鸡蛋,煮熟了给刘文辉充饥,这才稍稍缓过了一口气。

关于“二刘大战”造成的损失,前面第一章已经简略提到。这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也是最后的一次混战。战争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双方死伤人数6万人左右,耗资5000多万元。至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则难以计数。

战争的结局是刘文辉退驻西康,去西康经营他的独立王国。此后刘文辉与西康省的关系密不可分,从20世纪30年代筹建西康省,到解放后西康省撤销,完全从版图上消失,他始终是这个神秘省份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刘湘则登上了“四川霸主”的宝座。

四川军阀之间走马灯似的换座位,很难说清楚谁是谁非,谁好谁坏,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许能准确说明这个问题。当刘湘部下王缵绪以战胜者的姿态进驻嘉定城时,该县士绅张灯结彩,张贴标语欢迎。王缵绪指着贴在城墙上的一条“欢迎刘督办统一四川”的标语,问身边那些欢迎的士绅:“这是你们的意思吗?”士绅摸不着头脑,不敢吭声。王缵绪继续说:“你们以为刘湘又是什么好东西?他和刘文辉都是一根鸡巴上日出来的!”(参见肖波、马宣伟著:《四川军阀混战( 1927~1934)》,第290页)这句话虽说粗俗,但阐述的道理却很精辟,且这话出自刘湘部下王缵绪之口,确实是很耐人寻味的。

4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9:47:00

“多宝道人”的干儿子石肇武

刘文辉有个绰号叫“多宝道人”。多宝道人本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人物,位列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首,道行高深,无人能敌。此人宝器随身,法力无边,可以随心所欲地应付各种复杂场面。这用来形容刘文辉也比较准确,刘文辉点子特多,智谋过人,心机极重,变法层出。这个绰号还有个意思,是说他在对外联络关系上善于搞多角外交,广结良缘,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会不遗余力地去联谊。

“多宝道人”刘文辉有个臭名昭著的干儿子。

这人叫石肇武,出生于四川屏山县石角营。这个地方有个神奇的传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临死之前,物色了一个相貌和他相似的人,在安顺场顶替他出面,而真正的石达开则悄然遁走,落户在石角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而已,隐含着许多老百姓期望石达开复活的愿望。但是这个传说越传越远,以至于很多人认为真有其事。

石肇武的父亲是石角营镇上一家鸦片烟馆的老板,生下石肇武后,从小管教不严,任其到处惹祸。石肇武虽说长得眉目清秀,却对读书毫无兴趣,倒是对杀人放火一类的事兴趣浓厚。1921年,刘文辉率部驻扎屏山,这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死活缠着要当兵。刘文辉考了他几个问题,石肇武对答如流。他的那股子机灵劲当场赢得了刘文辉的喜爱,很想把他留下来当勤务兵。石肇武从小在人堆里混大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特别会来事,每逢进出刘公馆,见了刘文辉最喜爱的三夫人杨蕴光,就会满脸堆笑地叫一声“干妈”。如此干妈长干妈短地叫了一段时间,杨蕴光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机灵鬼,干脆同刘文辉商量,收了石肇武做干儿子。再以后,石肇武更是人前人后叫起了“干爸”“干妈”。于是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石千岁。

随着刘文辉的不断升迁,石千岁也从勤务兵当上了二十四军十二团的团长。人一当官,就会有人来拍马屁。石肇武部下有个师爷叫吴用九,自称懂得医卜星相,有一天压低声音神秘地对石肇武说:“从相法上看,石团长根基不浅,一定是将门之种,贵不可言。”石肇武听得兴奋起来,准备了一桌好菜,非要吴师爷帮他好好看看相。经过一番认真探究之后,吴师爷得出了结论:石肇武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嫡亲孙子!石肇武一听,像只气球一下被吹得膨胀了,从此更加自命不凡。他吩咐吴师爷专程去了一趟屏山,搜集汇编有关资料,整理出了一本“石氏家谱”,翻印出来后四处送人。

石肇武除了一心想升官外,另一个最大的爱好是女色。如果哪个女子被他看中,无论是花重金,还是公开抢劫,只要能弄到手.他都会不择手段。因此人们又送了他一个外号“花花太岁”。石肇武经常出入于妓院娼寮,为争妓女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有一次,石肇武看中怡红馆的名妓金小翠,不巧边防军一位姓李的旅长也看中金小翠,两人为名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掏出手枪要决一雌雄。幸亏妓馆老鸨出面劝阻,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另一次,石肇武在妓馆泡妞,一泡就是整整一天,其间有别的嫖客要来叫这个当红妓女的“条子”,一概被他拦了回去。妓馆老鸨亲自来说情,石肇武喝酒正在兴头上,蛮横地说:“要走,得先喝三碗酒,她不能喝,你代她喝。”说着斟了满满三碗酒,足足有一斤多,硬朝老鸨嘴里灌,把这个久经酒场的老女人醉得从楼上滚到了楼下,石肇武开心得连连拍手,在一旁哈哈大笑,这才扬长而去。

石肇武胆子特别大,什么样的女子都敢上。田颂尧部下有个陈旅长,家中有女初长成,是正值豆蔻年华的美少女。川军军人为了联络感情,经常举办一些招待会,军人们有时候也带家眷参加。陈旅长的千金小姐在招待会上露了个面,就被石肇武看上了,死皮赖脸地非要缠着陈小姐交朋友。陈小姐早己听说过这位“花花太岁”的恶名,自然拒绝。石肇武“痴情”不改,让司机拉他到女子学堂门口接陈小姐,送她回家的路上,石肇武强行使蛮动野,陈小姐吓得不行,回家告诉了她父亲,陈旅长气愤不过,跑到上司田颂尧处告状。田颂尧苦笑着摇头,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对刘文辉说了,刘文辉叫来“干儿子”石肇武,狠狠一顿臭骂,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若是再去纠缠人家,老子一枪崩了你!”

4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9:50:00

有一次,石肇式身穿丝绸长衫,头戴礼帽,脸上挂着一副墨镜,坐在一辆敞篷车上,在成都大街上招摇过市。他的身旁,簇拥着两个妖艳的女子。敝篷车经过春熙路商业街时,路边有个乞丐躲闪不及,被汽车撞翻在地,血流遍地,当场丧命。石肇武见状,一时慌了神,该踩刹车的却踏错了油门,敞篷车横冲直闯,又将另一个卖汤圆的小贩撞倒,也是气绝身亡。欠下了两条人命,石肇武并没有当一回事,匆匆下车看了看,又重新坐上驾驶台,吹着口哨扬长而去。现场有位记者路见不平,将此事写成报道刊登在报纸上。最后此事不仅没个结果,记者还莫名其妙地遭到了一顿毒打。

成都第一女子中学,是当时四川唯一的一所女子学校,因此,官宦、军阀以及富绅人家的千金,纷纷被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这所学校有朵校花叫胡曼仙,父亲是成都有名的药商,胡曼仙长得清纯,端庄,一穿上白色上衣和碎花长裙,背后一根长长的辫子,更加显得楚楚动人。这个美丽的女生被如狼似虎的石肇武看上了,便备了几十抬盒的礼物亲自送去胡家。一踏进胡家门槛,见到胡曼仙的父亲就自认女婿大叫岳父,胡家感到莫名其妙,等听清楚了原由又为之大伤脑筋。对这个花花恶少胡家早已有所耳闻,哪有将女儿往火坑里推的道理?胡父刚刚有点想要拒绝的意思,石肇武板着铁青色的脸,恶狠狠地说道:“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女儿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石肇武说完,带着几个侍卫走了,留下胡家一家人在那里干着急。石肇武不仅恶名在外,而且家里还有几个老婆,女儿如果真嫁过去,也只能当姨太太。但是,如果不嫁,又怕石肇武真的动武乱来。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选择早点将女儿嫁出去了事。当天胡父便托人打听,要搞拉郎配,找个稍微合适的女婿赶紧嫁掉女儿。最后打听到川军田颂尧部下师长曾南夫,有个弟弟叫曾还九,年龄二十出头,还比较般配,尽管女儿胡曼仙一百个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听父亲的了。

胡家托人做媒,以闪电速度迅速完成了这桩婚事。不过校花胡曼仙的这桩婚姻后来也还算幸福。两人仓促结婚后,为躲避石肇武的追逼,乘海轮去了法国,在巴黎留学读书。数年后这对夫妇才敢回国。曾还九有志于教育,曾担任成都南熏中学校长,与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等名流交情深厚。

当年的胡曼仙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据说,成都第一女中的师生曾发动罢课,并且事件被捅到了成都的《新新新闻报》上,一时舆论哗然。旅外川人纷纷抗议,要求刘文辉严惩石肇武。刘文辉平时对这个干儿子百般呵护,此时碍于舆论,也只好轻描淡写地训斥了几句。

多行不义必自毙。1933年,刘文辉失败后,由成都逃往西康,其干儿子石肇武担任警卫旅旅长。逃到邛崃县时,追击部队杨家钰部忽然进城,当时石肇武等人还正躺在烟榻上抽鸦片,听说有情况,迅速抽身逃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门外到处挤满了士兵。慌乱之中石肇武躲进一间民宅,被几个士兵发现,喝令出来。石肇武举着双手站出来,笑着诡称自己姓甘,是个小小的参谋。正在说时,有熟悉的人认出是石肇武,石当即被俘。

李家钰将俘获石肇武的情况向刘湘请示,刘湘很快复电:“石肇武罪大恶极,省会人士恨之入骨。本署顺应舆情,准予就地枪决。”并要李详细汇报行刑日期、地点。8月23日晨,李家钰在邛崃县府大门照壁前将石肇武枭首示众,然后将其首级运至成都,放置在一木笼内,悬挂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辛亥革命纪念碑上层台阶的石柱上。成都市民闻讯后前往观看,无不称快。

4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19:57:00

第四章 畸形怪胎

土财主进城当起了大军阀的总管家

如果不是因为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刘文彩这个人。

刘文彩,作为曾在四川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提起来有一言难尽之慨,他是中国这块土地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混合体,身上浓缩了封建专制等多种元素。他是一个真实而又丰富的人物,复杂的性格能让人想起很多很多。解剖刘文彩,可以使我们对其赖以生长的这块土地进行一次更深刻的审视,用作家映泉的话说:“刘文彩只是个线头,扯出来的是20世纪前半期四川的风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倾向。他很坏,却有人赋予他权力;他爱赌,独自一个人是无法赌的;他爱玩女人,却有人自觉送上门去让他玩;他几乎是个文盲,却有饱学之士为他歌功颂德:他不是东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盘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他贩毒,当的却是禁烟委员会的头儿……总之,此人是面镜子,反射出来的名堂颇多。”(映泉:《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2页)

进叙府城之前,刘文彩只是大邑安仁乡的一个土老冒财主。按照他父亲刘公赞给儿子们的规划,老五刘文彩脑袋瓜子灵活,是块做生意的料,于是给他买了一匹马,让他贩运自家酿的烧酒进城去卖。一来二去,多少也有了些积累。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刘文彩,虽说脑子里装满了投机,但还并没有多少坑蒙拐骗的劣迹,而且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迹,其家产少得可怜,阴暗的心理还没有恶性膨胀。

刘文彩真正发家,是在他收到六弟刘文辉的那封邀请信之后。

1922年冬天,刘文辉迅速蹿红,成为四川军阀中一颗闪亮的新星。他手中拥有7个师的兵力,兵员在12万以上,总揽了叙府地区军、政、财、文教大权后,更是野心勃勃,要将叙府作为跳板,统一全川,做着当“四川王”的美梦。刘文辉与大哥刘文渊保持有通信联络,大哥刘文渊信中推荐说,五哥刘文彩擅长做生意,是赚钱的好手,对于那个白脸的五哥,刘文辉也一直认为他有经商头脑,于是写信特邀五哥刘文彩来叙府帮忙。

接到六弟文辉的来信时,刘文彩刚贩运了一车烧酒回家,他看了看信,觉得这是老天赐予的一个机会,不妨大胆一试。于是将家里的东西进行了一番收拾打点,带着几口箱子和包袱行李,登上了开往叙府的小火轮。

这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绸缎马褂的土财主进城时,刚满35岁。人近中年,他有太多的计划和梦想,希望在这个年龄段里来实现。以前,刘文彩很少出远门,在他眼里,叙府无疑是个大城市。街上的小洋楼鳞次栉比,楼房前的大红灯笼,更是给繁华兴隆的景象增添了如梦如幻的气氛。沿着长江边走一趟,看江上船舶如织,桅帆如林,码头上堆积的货物像小山丘……刘文彩的心里禁不住热了:“好安逸的叙府城,住在这里比天堂还享福呢!”

初来乍到,刘文辉没有为五哥安排什么职位,只是叫他先熟悉熟悉情况。刘文彩皮肤白暂,阴沉着脸,一看就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利用这段空隙深入酒肆、茶楼、烟馆、商铺等等一些地方调查摸底,没过几天就对叙府的社会概况了如指掌。

在一家茶馆里,刘文彩听到了这么一则故事。

叙府东岳庙街有户人家叫邱少云,开了家玉器商店,以此为业,养家糊口。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有一天,邱老板的两个小儿子忽然失踪了到处托人打听,仍然没有消息,邱老板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几天后,终于有人悄悄告诉他一个消息:有人曾在凉水井附近看见了那两个孩子。邱老板大喜过望,只听那人继续说,孩子被藏在城乡团总办李清和家。邱老板接着往下问,那人摇摇头,别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有了这条线索,邱老板顺藤摸瓜,终于弄清楚了:他的两个儿子是被人绑票了。

原来,策划这起绑票的头儿名叫雷辛之,此人是叙府团练局局长,外号“通天教主”的雷东垣之子,在叙府是出了名的恶少。雷辛之吃喝嫖赌样样来,前不久,一次赌博输得精光,急红了眼,想出了拖肥猪的这么一出戏,被拖的“肥猪”就是邱老板的儿子。一听事情的原由,邱老板只能自认倒霉,谁都知道雷东垣是叙府的地头蛇,既然惹不起,只好出钱消灾。他拿出两千元银票,请雷少爷从速放人。雷辛之接过银票看了看,嘴角一歪,一脸坏笑地说道:“才两千块,这也太小瞧人了吧?”

四川是袍哥的天下,邱老板早年也参加过袍哥组织。眼见雷少爷如此不讲道理,邱老板想到了袍哥,决定要依靠老交情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袍哥”的意思是天下兄弟本一家,你没有袍子穿,我把我身上的脱给你。如今见邱老板有难相求,袍哥的几位哥儿们立马派了大爷张麻脑壳等六个兄弟前往李清和家要人。

一行人匆匆上路,直奔李清和家而去。到了李家,见邱老板的两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玩,张麻脑壳等人这才放心了。李清和恭恭敬敬迎上来,让佣人倒茶,又吩咐杀鸡宰羊,要好好招待张麻脑壳等人。并且主动说,等吃了这顿饭,就让他们把两个孩子带走。张麻脑壳等人自然高兴,戒备心全无,敬来的酒也一杯杯照单全收,喝到夕阳西斜,一个个不胜酒力,伏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只听李清和忽然一声大喝:“张麻脑壳,请到外边说话。”张麻脑壳晕晕乎乎,站起来便往外走,出了院子,只见迎面一个人提着马刀,伫立在茅坑边上。“这不是赵和尚吗?兄弟,你在这儿干吗……”没等他把话说完,赵和尚手起刀落,张麻脑壳的头已被砍落到了茅坑里。接下来的六位袍哥兄弟,也被一个个叫出去谈话,落得了同样下场。赵和尚是个极其凶残的屠夫,一时杀得性起,索性把邱老板的两个儿子也拖过来一并杀了。附近有个老太婆听见叫声,过来看怎么回事,赵和尚一不做二不休,一刀将老太婆砍倒在地。

这就是叙府当时刚发生的“九人头案”。

刘文彩

  

47#作者:连黄瓜都不可靠了 回复日期:2011-2-28 19:58:00

字太多咯,不过这个家族确实有点意思~

48#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01:00

血案发生后,被杀者的家属义愤填膺,死者中有个叫冯孝先的,其父亲更是印了一大摞传单,在叙府大街上广为散发。那几天“通天教主”雷东垣正在为父亲做七十大寿,听到有人在门口呼天抢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整条大街水泄不通,又是敲锣又是打鼓,还在大把大把撒黄纸钱,不由得暴跳如雷。当即掏出手枪,要毙了儿子雷辛之。老母亲见状,上来阻拦,来祝寿的亲戚们也纷纷相劝,雷辛之二话不敢多说,赶紧趁机溜了。

“九人头案”轰动叙府全城,雷家为千夫所指,雷东垣十分被动。有人劝他大义灭亲,绑子上殿,争取主动。可是儿子雷辛之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到哪里去绑?话说回来,就算他能找到,又岂肯心甘情愿绑了交出去?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厚着脸皮出面,给受害者的家属赔礼道歉,又答应赔偿经济损失,花了一大笔银子,才勉强堵住了仇家的嘴。

听到这个故事后刘文彩很兴奋。雷东垣势力强大,手下精兵强将众多,刘文彩想在叙府站稳脚跟,雷东垣是个重要人物。虽说故事发生在几年前,已经成了旧闻,但是旧闻现在仍能派上新用场。如今雷东垣的那些仇家还在,他们时刻都还在想着要报仇雪恨。那些仇家此时成了刘文彩手中的筹码,以此作为要挟,何愁“通天教主”雷东垣不乖乖就范?这么一想,刘文彩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

有必要说说雷东垣其人。雷东垣本名雷士奇,在家排行老四,因此人称“雷老四”。据说名酒“五粮液”的名字,就与他有点关系。四川叙府有位酒坊高人名叫邓子均,在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几经调制,确定了一个新配方。这天叙府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家大摆宴席,使用的是邓子均新研制出的杂粮酒,酒盖一掀开,满堂飘香,众人赞不绝口。雷东垣说:“如此佳酿,名为杂粮酒,似嫌鄙俗。”在座的叙府举人杨惠泉接口说道:“此酒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何不更名五粮液?”从此,“五粮液”的美名不胫而走。这是一段题外话。再说雷东垣其人,在团练局长的位置上经营多年,手下门生爪牙无数,遍布叙府城乡。能制服雷东垣,就等于制服了半个叙府。

刘文彩不动声色,先是到处摸底查账,又弄清楚雷东垣长期挪用城工局经费十万大洋,将此短处捏在手里,然后才前往雷府拜访。一见面,刘文彩亲热打招呼,该说的话说在明处,不好说的话尽量暗示,雷东垣有痛处被人捏着,自然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官场上的潜规则此时发生了效力。你帮我,我帮你,大家面子上都是朋友,实际上是利益关系在起作用。说好听点是互相抬庄,说难听点叫相互勾结。总之,各得其所,互有收益,共同“进步”。

接下来是对雷东垣原先的部下全盘接收,一个个加官晋爵。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当了叙府征收局局长,北路区团总虞汉逵当了财务局局长,南路区团总肖席珍负责在横江收缴税务,是四路团总中最肥的一个差事。西路区团总李国卿最不得志,什么官职也没捞到。此人是黑旋风李逵式的人物,没有什么城府,对主子却特别忠诚。虽说没当上官,仍然拜刘文彩为干爸,对刘一直忠心耿耿。即使后来二刘大战刘文辉失败后,许多人都躲着刘文彩,李国卿却依然自愿为刘文彩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不过此人的结局不太美妙,回到叙府后,再也没有了靠山,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刘文彩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内心里对文化人比较敬重。叙府最有名的文化人叫杨惠泉,此人原名杨骏,光绪年间考取武秀才,后改习文,工书法。曾参加过清末乡试,考中举人。宣统元年(1909),杨惠泉曾赴京城就读京都蜀学堂,辛亥革命后返回叙府,在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府中担任幕僚,人称“杨三大人”。刘文彩主动登门拜访,热情相邀,从私房钱中拿出银圆五千,请杨惠泉担当自己府中的师爷。

短短几年时间,刘文彩就在叙府站稳了脚跟,刘文辉也感到特别满意。通过几年的观察和检验,刘文辉认为五哥刘文彩不仅是理财的高手,也是玩政治的高手。可惜的是,毕竟他文化低了点,根基浅了点,要真正上大台面还是不行。不过,当总管家还是绰绰有余。

于是,连续几年,刘文彩的官职不断升级,1924年,被任命为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被任命为叙府百货统捐局兼四川省第二十二区烟酒公司公卖局局长;1927年,刘文辉改川南税捐总局为叙南护商处,任命刘文彩为处长;1929年,已任四川省省长的刘文辉任命刘文彩为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兼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1931年,刘文辉的防区达81县,刘文彩地位亦随之升迁,被任命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

随着官职的不断上升,刘文彩的权力越来越大,敛财的本事越来越强。360docimg_26_

49#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06:00

一个暴发户的发家史和财产之谜

刘文彩一生有多少财产?至今也难有个准确的数字。事实上,1949年刘文彩就去世了,其家庭财产全部充公,生产资料被分给了当地农民。“大跃进”时期,刘文彩的坟墓被铲平,尸骨被丢在野外,刘氏公馆成了“大邑刘氏地主庄园博物馆”。

但是刘文彩毕竟曾有过许多财产。他的暴发起家,是从进叙府城以后开始的。

利用军阀弟弟刘文辉交给他的印把子,刘文彩大肆敛财,像一条叮咬成性的蚂蝗,不吸饱血决不松口。他的敛财手段,主要是通过手中的税收权力和商业垄断。

四川军阀动辄打仗,军费开支成了个无底洞。为了筹措巨款,刘文彩巧立名目,搞起了“预征田赋”。顾名思义,就是农民除了交足本年度的田赋外,还要提前预交下一年度甚至未来若干年以后的田赋。在刘文彩的“管理”下,叙府一带的农民到1932年,其田赋款已经预交到了1957年。由此可见刘文彩这条蚂蝗之贪婪凶狠。关于税种,更是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住房有房捐,行船有船捐,当妓女有花捐,当农民有田赋,上厕所有厕所捐,其他什么锄头捐、扁担捐、草鞋捐等等,不胜枚举。当时的叙府市民如果要看戏,买张戏票就包含有14种苛捐杂税:娱乐税、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防空捐、副食费、弹压税、伤兵亡友费、荣军营养费、修路公园费、警士寒衣捐、黄河救灾捐、冬防捐、政教经费。当时有句民谣讽刺道:“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烟土是刘文彩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按照常理,烟土是毒品,有百害而无一益,应属于彻底禁绝之列。可是且慢,如果真的禁绝了,岂不是砍倒了刘家的摇钱树?于是刘文彩喊出了一个漂亮的口号:“寓禁于征”。这是一个颇具欺骗性的口号,意思是说,为了让农民不种烟土,让烟民不抽鸦片,对凡是种烟土抽鸦片者一律征以重税。中国财政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口号比“寓禁于征”更绝妙。刘文彩历来的税收都让人诟病,但“寓禁于征”却使得征收有名,且听来无比崇高,垃圾堆里淘金子,污水潭中滤美酒,听起来还真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然而剥开神圣的外衣,露出的却是个骗钱的陷阱,其弦外之音是:禁烟是说了玩的,该种的种,该抽的抽,只要大家按时交税就行。当然,这个税是重税,事先已经声明“寓禁于征”了。

据解放后宜宾市政协文史办提供的资料记载,刘文彩关于烟土所谓的“征”,从“种”到“吸”就有10余种之多,列举如下:

l.烟草捐(又名窝捐):烟农每种烟草百颗,抽收烟苗捐银圆2元;

2.懒捐:对农民不种烟者,按照地亩窝距计算窝数,加重课税,以示惩罚;

3.起运税:烟土起程运输时的一种课税;

4.落地税:到达市场或目的地时,按鸦片之轻重多寡而征收的一种税;

5.过境税:烟土通过相关关卡时的一种税;

6.内销税:指防区内或者内倾销鸦片时的一种课税;

7.外销税:烟土运出防区或者省外者,所征的税;

8.印花税:买卖烟土时,要在票据上贴上印花,此种印花先用现金购买,按交易金额贴上,违者处以罚款;

9.营业税:坐店开铺的烟商,按其一定时期内营业额多寡计征的一种税收;

10.护商税:凡货物运抵本埠,必须向川南水护商总处缴交护商税,至于请托派出护商队运送烟土的,则就其所运多少,再计量征收护商税,实则是二重征收制;

11.红灯税:凡开设烟馆和瘾民之在家吸食鸦片的,都得按点灯盏数征税;

12.销售税:凡开设烟馆的商人,每月都要按所销烟土营业额课以重税。实际上是与营业税同征的二重征税制。(以上参见《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宜宾烟祸纪要》一文,第150页)

仅烟土税收一项,刘文彩每年在叙府就能收到税银800多万元,如果算上其他税收,数字肯定突破千万元。这些收入除了用以扩充军阀武装、招收兵员和各项军需物资的开销外,其余大多都流进了刘文彩私人的腰包。刘文彩敛财也很讲究技巧,他将三个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合起来,拼凑了一个铜臭味十足的名字:龙华富。然后以这个名号,在叙府城购买了公馆房产380多处。有一段时间,叙府城中的商人看见到处是这个神秘的“龙华富”在收购房产商铺,以为是上海来的一位大富豪,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只是刘文彩的一个化名,一个个禁不住为之瞠目结舌。

50#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10:00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刘文彩堪称商界怪才。刚到叙府时事务繁多,但是他仍然不忘投资,拿出5000银圆的私房钱,兴办了刘氏家族史上的第一家金融企业“义和”银号。投资迅速有了回报,而且回报丰厚得出奇,简直如同满地金子都在等着他来捡一样,业务太好了,他有点忙不过来,于是写了一封信,请安仁老家的老搭档彭载扬出山,帮助打理“义和”银号的业务。彭载扬初来乍到,不便安排要职,让他担任高级职员,真正的职责是监督银号总经理。等原先的总经理一翘脚,立马让彭载扬接任。后来,在彭载扬的提议下,刘文彩又将“义和”改为“人和”,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

刘文彩能够放开胆子敛财,依仗的是军阀弟弟刘文辉这座靠山。但是随着四川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辉八方受敌,危机四伏,这对刘文彩的生意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刘文彩只能有所收敛,他的商旅生涯也出现了一个转折。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刘文彩不能不偏重于短期效益,刘文彩向彭载扬交待了这么几句话:“下快,起快,结束容易,在结束时不造成损失。”能捞一把是一把,有点像今天股票市场上热钱炒权证,不贪,不恋,买了权证尽量不过夜,坚决不搞长期投资。彭载扬是个聪明人,得到刘老板的指示后迅速转轨,摘掉所有“人和”银号的招牌,向政府报告歇业,实际上是改换名称,在叙府、叙永、重庆等地分别设立了“长发元”“树记”“吉祥”“同庆元”“商贤”“天福”“全福永”“同发源”“源鑫”等十几家商号,名称不同,规模不同,经营项目也不同,其特点优势是不会惹人注目,即使出点什么问题,也是船小好掉头。

作为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不可能不富有。至于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据作家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分析,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一是投资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守叙府时,刘文彩兼职十多项,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两万元,合计每年薪金总数当不下10万元,10年应在100万元以上。而在刘文彩家产中,薪水收入只占辅助地位。刘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象了。据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的《四川省富户名单》,共有85人“金榜题名”,其中刘氏家族有8人:刘文辉居第2位,刘湘夫人刘周书玉居第22位,刘元瑭居第25位,刘元瑄第26位,刘元琮居第27位,刘文彩的侄女婿伍培英居第28位,刘文彩居第33位。

5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13:00

流氓过招,痞子斗法

刘文彩要捞钱,也并非就那么容易,红道黑道,官场赌场,到处密布着泥淖和陷阱,哪一道哪一场不照料到堂,轻者前功尽弃,重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每分钟都要谨慎,提防有人背后捅刀子。

果然,到叙府不久,刘文彩就碰到了一个劲敌。

此人名叫覃筱楼,四川屏山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出外到江湖上游荡,认识了一个袍哥大爷,跟着混了几年。覃筱楼干事利索,敢作敢为,遇事勇于担当,时间一长,渐渐有了些名气,在袍哥礼字旗码头上当外堂管事。

此时叙府县城附近有伙绿林,领头的姓李,绰号李喉疱,旗下有一百二十多人。驻守在叙府城里的刘文辉想进行招安,李喉疱不愿意,刘文辉欲强行端窝,想了一个计谋,设法骗李喉疱到镇上茶园里喝茶,择机将其抓获,当场给毙了。没有了头头,剩下的绿林正待作鸟兽散,没想到覃筱楼亮出旗帜,登高一呼,一百多号人立即赴屏山投奔。这支队伍,后来便成了覃筱楼啸聚山林打天下的基本力量。

1920年,川军师长陈洪范驻防乐山,对覃筱楼进行招抚,并任命为支队长。当时屏山的县长姓杨,四川剑阁人,为官清正廉洁,立志要为老百姓除暴安良。有个姓周的鸦片贩子臭名昭著,民众反响强烈,杨县长收到民众的举报信后,经过一番调查核实,将周烟贩逮捕下狱。这事被覃筱楼知道了,主动到县衙门去说情,要求保释放人。杨县长摇了摇头,说这事他也做不了主,等请示上头后再定。结果覃筱楼前脚刚走出县衙门,杨县长就让役使将姓周的鸦片贩子处决了。覃筱楼与周烟贩是结拜兄弟,以为能凭他的面子说动杨县长,眼见得杨县长如此不领情,覃筱楼怒火中烧,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怨恨。

有一次,杨县长下乡镇巡视,被覃筱楼知晓了,安排部下一干人潜伏在路上,等杨县长坐着滑竿从此经过时,一干人呼啸而出,从滑竿上拖下杨县长,三下五除二,几刀就结果了性命。此事传到驻防在乐山一带的军阀陈洪范耳朵里,感到脸上很没面子,光天化日之下,堂堂县长竟死于非命,岂不是等于说他治理无方?更何况杀人者是他的部下!于是集合了两个团的兵力,奔赴屏山围剿覃筱楼。覃筱楼闻讯后连夜潜逃,进入四川云南交界的大山里,再次聚众为匪。

过了几年,刘文辉驻防叙府,虽说号称混成旅长,实际上手里只有一团人,到处招兵买马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刘文辉底下有个幕僚秘书叫宁子州,出道之前也在黑道上混过,与覃筱楼关系不错,向刘推举了覃筱楼。刘文辉正当用人之际,一听自然高兴,让宁子州赶紧去招抚此人。没过多久,这支绿林队伍就被收编,覃筱楼被任命为副官,其他小兄弟也分别被委任以营长、连长等职。此后覃筱楼屡立战功,深深赢得了刘文辉的信任,成为刘手下的心腹亲信。1924年,刘文辉晋升四川帮办,便将川南一带治安交覃筱楼负责。叙府成立城防司令部,覃旅长便兼任城防司令。

此时,正好碰到刘文彩来叙府当船捐局局长。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没过多久,刘文彩与覃筱楼的矛盾就暴露无遗,叙府也因此暗潮迭起。

双方最激烈也是最直接的交锋体现在金钱上。刘文彩身为刘文辉的财政总管,聚敛钱财是他的本分和职责,难得找到叙府这块肥肉,又岂能容他人染指?可是覃筱楼哪会把从安仁乡下来的一个土老冒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该干嘛就干嘛,照样出动武装部队公然进行“军倒”,用轮船运送香烟、煤炭等紧俏物资到叙府倒卖。尤其可恨的是,有一次刘文彩手下税收人员照章检查货物,要船老大缴纳税款时,岸上忽然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拥簇着覃筱楼的姨太太,不交税款要强行提货。双方当场差点打了起来,请示到刘文彩这里,他想了半天终于还是忍住了。

覃筱楼嗜赌,而且喜欢豪赌。1927年的一天,他到成都公干,赌瘾发作,与大军阀邓锡侯等人挑灯夜战,结果赌运不佳,一夜间竟输了银洋27万元。这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表面上不动声色,将随身押运的几箱鸦片抵了赌债,又向裕通交通银行借了5万银圆,总算勉强填平了这个窟窿。只身回到叙府后,越想越不是味,匪性大发,半夜三更从床上爬起来,带了一支队伍,打起火把上街大肆抢劫钱财。一时间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叙府城是刘文彩眼皮子底下的地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一想到覃筱楼有兵权在握,刘文彩不便公开发作,只好再次忍下了这口气。

5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16:00

经过这么一番刺激,历来爱逞能斗狠的刘文彩从心底里愤怒了。他跑到成都向刘文辉诉苦,坚持要拥有一支自己能控制的军队,否则就撂挑子,回安仁老家去享清福。听五哥这么说,刘文辉也不好再说什么,哥俩当场达成了一个君子协议:刘文彩可以招兵买马,组建武装,但是经费得自筹解决。有了这句话,刘文彩顿时气壮如牛,屁颠颠地回到叙府,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迅速成立了护商大队和手枪连。

刘文彩有了枪杆子,腰杆子也变得硬了。叙府城如果有什么行动,他也会积极出人出力参与。有一次,师长胡若愚要暗杀一名地下党,刘文彩闻讯后主动请缨,说杀鸡焉用牛刀,这种小事就不用胡师长劳神了。刘文彩领着兵丁,埋伏在小碑巷等候。这名地下党叫吕一峰,公开身份是叙府中山学校的校长。这会儿坐着一辆黄包车哒哒过来,进入射程之内,手枪队一声枪响,谁知一下没有打中,吕一峰见势不妙,赶紧跳下黄包车逃跑,一边跑一边往地上撒落银圆。那些追击的兵丁见了银圆,一个个抢着去捡。吕一峰跑了一程,见前边是覃筱楼的公馆,知道覃筱楼与刘文彩是冤家对头,急忙抽身闪进了覃公馆。等刘文彩的兵丁赶到,待要进屋内搜查时,覃筱楼大摇大摆走出来,冲着那些兵丁喝令道:“人进了覃公馆,我就要负责,老子的地盘上,看哪个龟儿敢撒野?”

这事过了不久,刘文彩和覃筱楼又发生了一场冲突。

随着权势越来越大,刘文彩被刘文辉委任为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司令,堂而皇之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官当大了,追捧者就多。有个人叫蒋东海,原来一直跟随覃筱楼,现在要改换门庭,暗中投靠了刘文彩。此事被覃筱楼察觉后,恨着牙齿发痒,布置亲信毛炳荣去搞暗杀,埋伏在叙府城石灰巷口,见蒋东海带着两个兵丁大摇大摆走过来,忽然下令开枪。谁知子弹却没有射中蒋东海,只将那两个兵丁搁倒了,当场毙命。蒋东海如惊弓飞鸟,拼命逃脱后直奔刘文彩处,哭丧着脸讲诉了事情的经过。刘文彩拿起电话,向刘文辉发了一通脾气,非要刘文辉治覃筱楼的罪不可。

刘文辉见事情闹僵到如此地步,再和稀泥恐怕不行了,只好忍痛割爱,让人给覃传话,叫他主动辞职,并赠送了一大笔钱。覃筱楼见刘文辉的屁股终于坐到了他哥哥那一边,对官场的那一套也看得淡了,拿着刘文辉赠送的钱出川,去上海滩游玩了一圈。此后不久,仍然又回到了叙府城。覃筱楼下野后,在社会上还享有声望,江湖上称他覃大爷。覃客气地说,别叫大爷,叫大哥就行。这时候的覃筱楼已经变规矩了许多。闲适下来,他依然吸大烟,进赌场,看川戏,他的公馆“筱园”也成了各类友朋党羽聚会的场所。

刘文彩斗倒了覃筱楼,在叙府城声名大振。此后,叙府的军权、政权和财权,统统归他一手把持,用“一手遮天”这个词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最后说一下覃筱楼的结局。1949年,叙府和平解放,年近六旬的覃筱楼手拿一面旗帜,夹杂在欢迎的人群中。他买了许多鞭炮,放鞭炮的时候笑得像个孩子。解放军进城后,覃筱楼将“筱园”让出一部分给解放军住宿,他对自己的几个子女说,你们要学会劳动,要自食其力。这时候的覃筱楼身上似乎少了早年的戾气,但是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覃筱楼这种曾经对人民犯过死罪的人终归难逃厄运。1950年,覃筱楼被政府镇压,家人将他悄然安葬,坟址在现在的会馆路汇东小区西北角。

5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19:00

富贵还乡不能锦衣夜行

刘文辉被他的侄子刘湘打得惨败,退到了偏远的西康。刘文彩失去了靠山,也不得不退隐大邑老家。在逃离叙府城之前,他仍然不忘捞一把,以“清乡司令”的名义紧急征收“国防捐”,限令两天内缴纳20万元。得手后又重点派捐,瞄准富商和殷实人家下手,端着刺刀,抬着箩筐,挨家挨户逼上门去“筹军饷”。一番大洗劫之后,刘文彩富贵还乡,20多艘木船在长江上排成一条龙,浩浩荡荡回到了大邑安仁。

在叙府混了几年,刘文彩政治上有了资本,经济上有了实力,更重要的是军事上有了自己的武装,那个年月,有枪杆子就有一切。因此,他踌躇满志,心里琢磨着,城里混不下去了,回到大邑当个土皇帝也好。

没想到回到大邑不几天,刘文彩就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拨错了。不断有部下来向他诉苦,经常有些戴红袖章的军人出面阻拦,使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制约,而对方打出的旗号是伸张正义,维护一方安宁,这闹得刘文彩的部下很被动。

刘文彩表面上很平静,对手下那些人叮嘱说:“你们格老子收敛点,在大邑不比在叙府,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等几个喽罗走后,刘文彩猛吸了一口烟,提起烟袋锅狠狠地朝门口扔去,心里骂道:牟二蝗,看老子来收抬你!

牟二蝗本名叫牟秉年,字遂芳,1882年生于四川大邑,长得人高马大,年轻时又练就一手好枪法,在江湖上名头很响。民国袍哥遍四川,当然少不了爱趟浑水的牟遂芳,他在袍哥屏篱社当二把手,人们当面叫他二哥,背后叫他牟二蝗,一直叫了多年。辛亥革命后,四川大邑同志会举行了一次暴动,牟遂芳是重要成员。据《大邑县志》记载:“辛亥之秋,同志会兴起,遂芳介入其中,为推翻帝制而奔走呼号。是年农历八月十七日,进攻大邑县衙门,赶走知县王吉,遂芳冲锋在前,毫无惧色,其胆量之大,实有过人之处……”这之后,牟遂芳当过大邑的警卫队长,在四川军阀刘成勋部队里任过营长、团长,刘成勋垮台后,又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当上了特料团长,长期驻防大邑,兼任大邑周边六县的清乡司令。

其实这个牟遂芳,刘文彩原先是认识的,不仅认识,而且还是特别要好的老朋友。刘文彩暴发之前,只是大邑安仁的一个土财主,经常赶着马匹到大邑县城贩运货物,那时候牟遂芳已是地方黑道上的一个人物,听说刘文彩是安仁刘氏家族来的,家族有刘湘和刘文辉这么两大巨头,因此便格外关照,马匹每次进了大邑县城,牟遂芳就安排手下兄弟接应。刘文彩当初的生意,十有五六都是靠他帮的。

不过老交情并不代表新友谊,感情这事儿也需要与时俱进,得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和元素。何况,在满脑子都是金钱和武力的军阀们那里,什么感情不感情都是糊弄人的,真正能联系他们的纽带是利益。换句话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现在,刘文彩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他准备拿老朋友牟遂芳祭刀。

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牟遂芳犯了一个大错,更是使得刘文彩的计划出师有名。

按照刘文辉的安排,让牟遂芳驻守大邑,一方面是帮刘守住地盘,维持地方秩序,另一方面有意让他监视退隐的旧军阀刘成勋。可是牟遂芳这人特别讲义气,他原是刘成勋的部下,现在见了老东家,依然客气万分,成天泡在一起吃酒喝茶,两人像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早已把刘文辉交给他的监视任务丢在了脑后。这事一直让刘文辉感到很恼火。

最要命的是接踵而来的这件事,直接让他掉了脑袋。牟遂芳有个儿女亲家叫黄泽甫,在军阀邓锡侯手下当旅长,这天来到牟家,一阵觥筹交错之后,两人推心置腹讲起了知心话。听了几句牟遂芳心里就明白了,原来黄泽甫是来帮邓锡侯当说客的。牟遂芳也曾在保定军官学堂读过书,和邓锡侯是老同学,一听到老同学还惦记着自己,顿时百感交集,当着亲家的面诉起了苦。牟遂芳说道:刘文辉倒还说得过去,最可恶的是他那个土老冒的五哥刘文彩,没发迹时百般巴结,如今回到大邑,有了几条破枪,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说着说着牟遂芳火气上来了,眼睛泛出红丝,猛地往喉咙管里倒了几杯酒。

牟遂芳与黄泽甫密谋投奔邓锡侯的消息,很快被刘文彩侦探到了。这也怪牟遂芳过于不掩行迹,做事太性急,将改投邓锡侯的计划对几个心腹讲了,心腹中有人见利忘义,将情报报告给了刘文彩。刘文彩成天想着消灭宿敌,正愁没有由头,听到报告后大为兴奋,眼睛放光,吩咐手枪连连长吕实英带着一队人去打埋伏。吕实英是刘文彩结发妻子吕氏之弟,一直跟随在刘文彩身边。他立即遵命带着几个士兵出发。遗憾的是这一次伏击没有成功,牟遂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有所警觉,改道走了另一条路。

几天后,牟遂芳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刘氏家族的老大刘文渊亲笔写的,叙了一通旧情之后,便大说牟遂芳的好话,认为当今大邑的治安,只有老牟这样的人物来维持才能服众,邀请他来文庙议事,商讨有关乡规民约事宜。牟遂芳收信后,竟没有半点怀疑,带着几个士兵,大摇大摆地直奔文庙而来。

刘文彩早已在大门口恭候,一见牟遂芳来了,双手抱拳,满脸堆笑,拍着牟遂芳的肩膀称兄道弟。牟遂芳问:“文渊大哥呢?不是说议事吗?”刘文彩推托说:“不急,不急,请坐泡茶,大哥一会就到。”

牟遂芳被刘文彩颇有礼貌地请进大成殿厅堂,他所带的五个勤务兵,则被安排在另一间房屋里烧烟泡。一盆热水端上来,有人拧了个热腾腾的毛巾递上来,请牟遂芳洗脸,那块热毛巾刚一捂到脸上,只听一声枪响,牟遂芳高大的身子摇晃了一下,缓慢地朝地上倒去。枪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开枪的枪手叫王沛成,枪响之后迅速冲过来,担心牟遂芳没死,又操起一把斧子,活生生砍断了脖子,提起了那颗血淋淋的脑袋。

杀害牟遂芳之后,刘文彩做了两件事。一是出动武装,全城戒严,迅速收编了牟遂芳的部队;二是下令搜索牟府,将他的钱庄商铺洗劫一空,牟遂芳的妻子闻讯后,投水自杀,其子侄均连夜逃亡,从此流落他乡。

富贵还乡决不能锦衣夜行。刘文彩毕竟在叙府城里混了几年,见过大场面,也当过主角唱过大戏。杀掉了牟遂芳这只拦路虎,威望指数迅速上升,邻近乡镇的袍哥纷纷前来投靠,刘文彩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

5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21:00

据作家周东浩在《地主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 一书中介绍,公益协进社一成立,分布在四川大邑、崇庆、邛崃、新津、蒲江、眉山、彭山、宜宾、乐山、雅安、天全、芦山、宝兴等州县的地主官僚纷纷归附刘文彩。公益协进社总部设在大邑安仁乡,由刘氏家族老三刘文昭任总社长,刘文彩任副社长(实际上掌握实权),另外几个副社长是刘体仁、李育滋,刘乐然,李沛成任总管事,下设管事七名。总社以下,在各县和乡镇设立分社和支社共360多个,由刘文彩亲自挑选分社长、支社长。

旧时袍哥组织共分十一牌,五牌以上是掌权者,其中一牌称“总舵把子”,又叫龙头大爷,各分社、支社社长称“舵把子”,受“总舵把子”管辖。六牌以下统称“兄弟伙”,等级高点的称“拜兄”,等级低的称“拜弟”。公益协进社内部等级森严,大小头目与“兄弟伙”之间的关系类同主仆,组织内部接头交往经常使用暗语手语,对那些办事不慎或违犯帮规者,轻则体罚、关禁闭、开除,重则殴打甚至砍杀。木牌上的“社规社义”写道:一、同心同德同肝胆,结仁结义结金兰。二、本社讲仁义,讲忠孝,不准对父母忤逆,不准对结拜兄弟失礼;没有不是的拜兄,只有不是的拜弟;舵把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尊重妇女,不许串灶(勾引他人妻子发生性关系),如若串灶,抛江扑灰……

袍哥组织又被称为哥老会,是中国秘密会党洪门的重要支派。袍哥组织的存在本来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抗议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从刘文彩一生活动的轨迹来看,他并无鲜明的政治倾向,组建公益协进社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刘文辉败走西康后,驻地贫瘠,军饷供应困难,刘文彩可以通过分布在川南富裕地区的袍哥组织为其筹饷;二是增加了刘氏家族的势力,扩大了刘文彩独立王国的范围。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公益协进社无疑具有黑社会性质,是地方上的恶势力。这样的组织和势力,任何政府任何形态的社会都不会欢迎。

倚仗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更加肆无忌惮,稍有口角,便大打出手,棍棒加身,甚至动刀动枪,酿造出了一起又一起血案。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黑暗的一段时间,政党独裁统治,官场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政府在老百姓中严重缺乏威信。虽说州县衙门仍在,却拿这些组织无可奈何,形同虚设。

有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大邑每一个新县长上任,都要到刘文彩府上去拜“菩萨”,不仅赔笑脸,还须送红包。有一个新县长上任后,不知是因为公务忙耽搁了,还是有意没去登门拜访,三天后,刘文彩组织公益协进社的一班人马,敲锣柯鼓来到县衙门。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乘八人抬的大轿,轿子里坐着位乔装打扮的“活神仙”,旁边跟随着一群判官小鬼,一个个脸上涂着油彩,拿着铁链铁锤,张牙舞爪,穷凶极恶。在县衙门停下后,这班人开始演出一场大戏,有人披头散发装扮成下地狱的“罪人”,被判官小鬼们推来搡去,然后是过刀山,下油锅,挖眼睛,开膛剖腹……等到这一系列酷刑结束后,站在轿子前边的黑白无常扯开嗓门大声吆喝:“请县长大人出堂,拜活菩萨。”在这种氛围下,县长也不得不乖乖顺从,当众奉上香烛,跪在地上顶礼膜拜。县长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人?

不过也还是有对刘文彩不买账的人。比如有个叫陈少夔的,就是一例。

陈少夔,又名陈郡,绰号“陈猫儿毛”,其祖父是大邑县七大富豪之一。出身在这么一个富贵人家,自幼又冰雪聪明,因此陈少夔格外受器重。他曾考入成都存古学院读书,院长骆秉骧是清末状元,对这个少年英才赞赏有加,评语是“少年得志,可造材也”。后来进入川康训练所学习,钢铁巨擘胡子昂当时在训练所里任处长,对陈少夔也特别赏识。少年得志,眼看着面前的一条红地毯向前无限延伸,通向未来。可惜大鹏折翅,陈少夔染上了旧官场的一些恶习,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堕落之路。

抽大烟,玩女人,挥金如土赌博,是旧时官场的生活常态。陈少夔当上邛崃县县长和二十四军团长时,年龄才20岁出头,在一个复杂恶劣的环境中,这个年轻人要想不堕落也难。据说有一年,他到成都去赶花会,随身带了八百银圆,结果日赌夜嫖,带去的银圆花得精光,还是向朋友借了30元做路费才回了邛崃。

虽说如此,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少夔由于家族背景以及他的官场地位,在大邑县仍然被人视做一霸。大邑有民谣云:“东门走,刘禹九(刘成勋);南方干,找总办(指刘文彩);向西陲,陈少夔……”由此可见陈少夔在大邑地方上的地位。

陈少夔与牟遂芳年龄相差20多岁,但是两人关系不错,是忘年交。牟遂芳之死,陈少夔愤懑不已,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想一想也只好忍了这口气。大邑的势力原来有刘成勋、牟遂芳,现在死的死退的退.刘文彩独占鳌头,陈少夔也成了边缘人物,当然是于心不甘。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中国有一个出现美好前景的机缘,国民党政府顺从民意,认为要在中国实施宪政,必须早日设立基层市县参议会,并计划在1945年底以前完成。然而当时的中国似乎是一块奇怪的土地,再好的东西一旦到了这块土地上,就可能会变质变味。在四川大邑,则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又一场冲突。参议长人选,刘氏家族老大刘文渊德高望重,没有人与他竞争。副参议长人选,陈少夔起初提议萧福皆,刘文渊附和,也同意萧福皆,陈少夔转念一想,既然刘文渊也提萧福皆,想必他们关系不错,于是又改提牟信孚。后来经过一番调停,仍由萧福皆担任。

5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23:00

接下来选举四川省参议员时,陈少夔与刘文彩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了。按照规定,大邑县有一个省参议员名额,有27名候选参议员参选,陈少夔推举杨翰丹,刘文彩推举张成孝,双方势均力敌,陈12票,刘12票,剩下的3票中,魏廷鹤掌控了2票,杨履初的1票还在犹豫不决。到了选举的前一天,刘文彩派干儿子李鹏举带着500石谷子,去找王泗乡的杨履初。见李鹏举提着手枪,杨履初不敢不答应。这么一来,刘文彩便掌握了13票,应该是稳操胜券。然而到了选举那天,红榜一贴出来,刘文彩还是大吃一惊。陈少夔耍了个滑头,见自己掌握的票数没有绝对能赢的把握,便将12票统统让给了魏廷鹤,使魏廷鹤以l4票的微弱优势,险胜了划文彩推举的代理人张成孝。

陈少夔的12票送给魏廷鹤,也是一次政治投资。上头有人说话,腰杆子比钢铁还要硬。此后,陈少夔有意与刘文彩作对,其对抗手法类似于“黑吃黑”。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要在敦义发展支社,选定的支社长叫李元华,陈少夔知道后,派人给李元华送了一包礼物,打开一看,是一副白布孝联包裹的两颗手榴弹。刘文彩听说后,忍让了一次,放弃了在敦义成立支社的计划。

过了不久,公益协进社要在大邑城关设立支社,选定的支社长是军阀陈洪范的儿子陈树德,陈少夔得知后,同样又送去了白布孝联和两颗手榴弹。这次刘文彩没有再忍,决定来个硬碰硬,城关支社召开成立大会那天,他派长枪连带着四挺机关枪保护,几十名别着手枪的喽啰四处巡查,陈少夔果然没敢轻举妄动。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这还真是个铁的规律。

刘文彩与陈少夔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一桩意外的刺杀案,将这两个人的矛盾激化到了顶峰,也促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台戏终于落下了帷幕。

被刺杀的对象叫蔡洞庭,是刘文彩聘任的“文彩中学”第三任校长。

蔡洞庭原来也是个颇有来头的人。此人早年曾在成都警备司令胡开荣手下当过家庭教师,依仗胡司令的资助,他读完了大学,因此对胡司令怀报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1946年,胡开荣拟参选国大代表,蔡洞庭自然为胡摇旗呐喊。胡开荣的竞选对手叫兰尧衢,是成都市著名富豪,掌控三家银行六家公司,腰包里有的是钞票。有钱就是好呀,无论谁想当选,只要舍得用钞票狠狠砸,没有一个不灵的。兰尧衢舍得出钱,国大代表自然非他莫属。

落选之后的胡开荣只能躲在屋子里生闷气。蔡洞庭过来安慰他,说着说着,胡司令脾气又上来了,奶奶的老子去告他贿选!蔡洞庭附和说:对,去告他!半个月后,蔡洞庭备齐一大摞资料,亲赴法庭对质。可能是兰尧衢这次疏忽大意,没把法官贿赂好,宣布判决书时,胡开荣胜诉,并取代兰尧衢当上了国大代表。

兰尧衢这次面子丢大了,既破费了金钱,又玩丢了国大代表,一口恶气堵在胸口,让人在黑道中传话,重金悬赏,非要除掉那个帮凶蔡洞庭不可。

陈少夔听说这个消息后,连夜跑到成都揭榜,大包大揽接下了这桩差事。

回到大邑,陈少夔即召集了崇庆县羊马场的三个“兄弟伙”朱耀廷、郑树三、杨子清,前往“文彩中学”行刺。三个人化装成卖笔墨的小商贩,先溜进学校探听虚实,摸清了蔡洞庭的卧室位置和起居规律后,星夜翻围墙潜入学校,撩开蚊帐对准蔡的脑袋连开四枪,蔡洞庭当场毙命。

蔡洞庭遭人暗杀,在大邑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刘文彩势力通天,眼皮子底下却发生血案,而且遭暗杀者又是他聘请的校长,肯定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刘文彩对此耿耿于怀,参加完蔡洞庭的追悼会后,就立即着手调查此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打听到此案系兰尧衢收买陈少夔所为,此时陈少夔已将三个凶手送到偏远的甘孜、阿坝等藏汉混居区躲藏。刘文彩不惜血本,花重金派人到阿坝找到了凶手,诱骗他们交代出了陈少夔。正当刘文彩拿着证据要来找陈少夔算总账时,却得到了消息:陈少夔因吸食吗啡过量,毒性发作,暴病身亡。

刘文彩又一次赢了。不过这回他赢得不够体面,心里多少有点沮丧。

5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26:00

刘文彩的管家和干儿子

刘文彩的总管家是薛畴九。此人祖籍四川叙府,年轻时当过江湖郎中,矮墩墩的五短身材配上和眉善目,使人感到他和善可亲。刘文彩到叙府后,发现了这是个人才,援引到幕府中管理日常账务。薛畴九是个做事特别仔细的人,他所经手的一切事务,皆处理得井井有条,过了一段时间,刘文彩让他当了总管家。

薛畴九不仅管账管得好,而且还是个全才。看病抓药不用说,这是他的老本行,刘家不管什么人生了病,均由薛管家拿脉发药。据说此人还有点军事才能,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因此刘文彩给他发了军服和枪支,称他为“薛副官”。

薛畴九对刘文彩忠心耿耿,后来,这对主仆之间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从叙府城撤退回大邑时,刘文彩舍不得放走薛畴九,便把他也带回了大邑安仁,继续当刘府的总管家。刘文彩退居大邑后,田产猛增到l万五千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十多县,其中就有薛畴九的汗马功劳。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中曾记载过这么一件事:1936年,薛畴九拿着契约,带着几个丈田手到崇庆县牛皮场收“野田”,张二嫂的1.3亩地也被当做“野田”被丈田手丈量了,眼看田地被强行霸占,张二嫂拖着孩子,手持菜刀要拼命,结果被薛管家指使一帮人打昏在地,最后她家的1.3亩地仍被填上了契约,改属了刘姓。

刘文彩的其他管家有杨孟高、冷树廷、彭俊刚、李钦多和蒋焕廷等。

杨孟高(1897~1960),四川大邑县三岔镇东升村人,是刘文彩二姨太杨仲华的侄子。此人长得五大三粗,有把蛮力,文化也不多,但是有一条,对刘文彩特别忠诚。刘文彩到叙府后,将杨带出来做事,曾担任过税收征收局长、川康边防军中校科长等。刘文彩退回叙府,杨孟高也跟随而返,负责打理刘文彩家族经济事务,兼任“文彩中学”董事会董事。

此人后来在安仁也修了一座公馆。杨孟高公馆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共有房屋47间。公馆东向临街,由前至后三进院落,分为前院和内宅院两部分,前院为“前店后居”,通过前院中轴线走廊进入后边的内宅院,内宅院为两进院落,作为主人的起居生活之处。建筑以单檐悬山穿斗式结构为主,小青瓦屋面。公馆与其他住房相邻处,则采用硬山顶封火山墙,在发生火灾时可阻断火源,以免互相影响。由此可见,杨孟高的富裕程度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比的。

刘文彩弥留之际,留在身边的人已经不多了,其中就有这个铁杆心腹杨孟高。刘文彩命他执笔,写了一份遗嘱,将其财产大部分给了小老婆王玉清。二姨太杨仲华不服,要找刘文彩去闹,杨孟高私下劝她说:这有什么,几个儿女都是你生的,除了王玉清的那点东西外,今后那些东西都归你啦。杨仲华这才缓了一口气。

杨孟高是看着刘文彩闭眼的。这之后杨孟高又活了十几年,1960年在大邑去世。

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拥有支社、分社360多个,遍布川西。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每天早晨,这位袍哥总舵把子就会端着一壶茶,步履悠闲地登上茶楼,稳稳坐在那儿,谈笑风生,排兵布阵。他的茶馆名为“同庆茶楼”,是一栋全砖结构的三层洋房,迄今依然矗立在安仁街头。

刘文彩喜欢收干儿子。通过收干儿子大肆培植亲信,再安插进“公益协进社”这张铺天盖地的大网中,这样一来,所有控制权便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上。

李国卿原来在叙府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名下担任西路区团总,是雷的四大打手之一。雷东垣投靠刘文彩后,李国卿顺风转舵,认了刘文彩做干爹。谁知这个干爹有点欺负人,见李国卿老实忠厚,手中的官帽子便始终不往他头上扣。李国卿起初并无怨言,天天提着手枪到刘文彩这儿来报到,称得上是铁心保镖。眼看着以前和他平起平坐的曹荣光被刘文彩封了叙府征收局局长,李国卿也沉不住气了,找到干爹伸手要官,想弄个财政局长干干。刘文彩点了点头,答应他会考虑的。李国卿回家等了几天,等来的却是这么一个消息:原来的北路团总虞汉逵抢先他一步坐上了叙府财政局长的位置。李国卿不高兴了,再去找干爹刘文彩,刘文彩拍拍他的肩膀,叹了一口气说:“那个虞汉逵,托了雷东垣天天往我这里跑,不谋到财政局长的位子他就要撂挑子,真是伤脑筋哪。”又说,“你是我的干儿子,我总不会亏待自己人,这事儿以后有机会,你再等一等吧,下一届再让你当。”几句话便把李国卿的心说软了。其实呢,刘文彩说的句句是假话,雷东垣根本没帮虞汉逵说情,虞汉逵能坐上财政局长的位子,完全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在起作用。

57#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29:00

李国卿果然听话,依然在干爹手下忠诚当差,等到虞汉逵那一届财政局长行将到期时,李国卿即开始着手搭建自己的组阁班子。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虞汉逵迎面而来,他竟按捺不住满心的急切,开口问道:“朋友,什么时候交接啊?”虞汉逵一愣,感到莫名其妙,李国卿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说:“干爹说了,下一届财政局长让我来做。”虞汉逵在财政局长的位子上捞了一票,腰包里比较“暖和”,自然舍不得离开宝座,数了些钞票四处一活动,送出的红包很快奏效,先前的主子雷东垣和大邑县长沈眉荪都愿意站出来帮他说话。

接下来的过程像是演戏。虞汉逵在自家府中安排了一桌酒宴,请来刘文彩、雷东垣、沈眉荪以及李国卿等人,酒过三巡,虞汉逵开始诉苦,说自己才疏学浅,这个财政局长当得太累,工作也没有做好,下一届局长还是请各位前辈另外物色人选。话音刚落,县长沈眉荪马上站起来反对:“千军易求,一将难得,汉逵不能走。”雷东垣也随声附和:“就是嘛,干得好好的,干吗要撂挑子,莫非是嫌刘总舵子待你不好?”这边厢一千人在认真演戏,只是苦了刘文彩的干儿子李国卿,在心里连连叫苦不迭,不停地看干爹,刘文彩早己被塞了钞票,此时只能装蒜,埋头喝茶。

李国卿想当财政局长的美梦泡汤了,不禁黯然神伤。但是此人好就好在大脑比较简单,闹了几天情绪,被刘文彩几句好话一哄,又像个孩子似的打起了精神。如前所述,刘文彩从叙府撤退时,许多人都躲着,李国卿却自愿为干爹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此人的结局不太美妙,回到叙府后,再也没有了靠山,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刘文彩还有个干儿子叫李鹏举,大邑上安乡人,其父李耀云原是上安乡的团总,有权有势有枪杆子,堪称地方一霸。大凡地方上的恶势力,都会结下一些仇家,李耀云的仇家是同乡的一名陈姓地主,为了争夺一块地盘,两家闹到兵刃相见,结果李耀云被对方一枪爆了头。父亲被打死那年,李鹏举还在邛崃县联合中学读书,听到消息已是三天后,他连夜赶回大邑,伏在棺材上哭天嚎地,心中暗暗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在大邑这块土地上,刘文彩的名字如雷贯耳,为报父仇,李鹏举投靠刘文彩认了干爹。干爹也待这个干儿子不薄,交给他几十条枪,让他当了上安乡的民团大队长。上任不久,他就带着一队人马,将一陈姓农民捆绑到他父亲灵前,“用铁钉在陈头上钻了三个洞,插上香烛活祭,祭完后一枪打死在地”(周东浩:《地主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第88页)。

刘文彩的这个干儿子十分凶残。他非常看重枪杆子,效仿当时四川军阀的一些做法,把全乡农民强行编制成十个中队,队伍达到近千人,每天早晨训练两小时,对不服从规矩者,还专门制订了一套严厉的惩处办法。1936年,国民党清匪剿共,李鹏举在上司面前拍着胸口保证:半个月内献上20颗人头。结果到期后还差一个,李鹏举带着队伍来到农民宋安安家里,见面后李鹏举便大咧咧地说:“宋大爷,把你的脑袋借用一下。”宋安安一边端茶递烟一边说:“莫开玩笑啊,这种事开不得玩笑的。”李鹏举把脸一板,阴沉沉地说道:“哪个与你开玩笑。龟儿子,老子完不成任务。”可怜宋安安,就这么不明不白当了冤死鬼。

1950年春节前夕,川西发生武装暴动,李鹏举被任命为“反共救国军”支队长,率领两路土匪袭击大邑县上安乡、唐场乡人民政府,杀死征粮队员22人。几天后,这场武装叛乱被平息,李鹏举被活捉,关押了一周后被执行枪决。

刘文彩的另一个干儿子叫郭保之。此人是大邑大河乡人,祖辈种田,业余兼职打猎,挎着杆猎枪到江河湖汊上逛荡,也是别有一番风光。打猎打了一阵,觉得不过瘾,又想出了一个生财奇招,把附近农户当做猎物,搞点偷鸡摸狗的勾当。时间一长,郭氏父子臭名远扬,附近的乡亲们提到郭家,没有不憎恨的。有户姓刘的人家实在看不过去,与郭家发生了一场争执,这么一来刘家便遭殃了,全家男子被杀。后来郭家又与另外一户黄姓人家结下了梁子,这次下手更凶狠,将黄家人满门抄斩。连着发生了两起血案,衙门派人抓捕,郭保之见势不妙,干脆上山落草当了土匪。

他投奔的是川西著名土匪叫孔锡芝,绰号“孔金刚钻”。此人也是本性凶残,杀人如麻,郭保之跟着“孔金刚钻”干了一阵后,渐渐得势,被委任为小头目。那天晚上郭保之多喝了几口酒,口口声声称,将来一定要报答孔锡芝的提拔之恩。后来,他的答谢方式也很特殊,杀掉了孔锡芝,自己取而代之当了土匪头予。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此后郭保之做的坏事数不胜数。据作家周东浩在《地土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一书中记载,郭保之看上了农民李松山的女儿李敦敦,要强占为妻,李家不同意,郭保之就派人去抢,夺走了李敦敦,霸占了一片杉树林,还赶走了李松山全家。对自己的岳父尚且如此,对他人更可想而知。邻居赵小云出头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郭保之抓起来丢进水库活活淹死。

奸淫掳掠,草菅人命,统统成了郭保之的家常便饭。杀得性起,他连国民党政府的清乡部队也不放在眼里,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对驻军突然袭击,打死一名连长,另一名连长受伤,此事在大邑县引起了震惊,县长吴国义派人到处张贴悬赏令,一定要捉拿此凶归案。

郭保之这才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前来找干爹刘文彩想法搭救。刘文彩听了情况,斥责他搞得太不像话了,连国民党的兵都敢杀。一顿训斥之后,带着干儿子郭保之来到县府,对吴县长说:“这是我的干儿子郭保之,如今他已认错,还望吴县长高抬贵手。”吴国义表情尴尬,抓也不是放也不是。刘文彩喝令让郭保之道歉,郭保之双膝一跪,口称小的犯错,请吴大人开恩。吴县长打着官腔对刘文彩说:“刘老师,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刘文彩双手抱拳说:“看在我的面子上,请吴县长放他一马。”吴国义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给省府打了个报告,称“案犯逃出了本县界,难以捉拿”,才把这件事交差了。

在1950年春节前夕川西的那场武装暴动中,郭保之也被任命为“反共救国军”的支队长,负责攻打崇庆县。围攻县城失败后,纠聚数百名匪徒盘踞山林,后被解放军派兵围剿,郭保之部溃退,他逃到柏木沟山上的一个岩洞前.见再也无路可逃,便开枪打死了其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

58#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31:00

“文彩中学”的是是非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刘文彩都像是刘氏家族的一块霉斑。尤其是进叙府城以及暴富后回到安仁乡的那些日子,此人劣迹不胜枚举。他一生并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态度,所有的活动都围绕一家一己的私利进行,为了一家一己的私利,他经常冒天下之大不韪,盘剥百姓心狠手辣,霸占一方乌烟瘴气,手中有枪杆子,却很少做什么好事,是典型的“文盲加流氓”的货色。作家映泉对刘文彩有个评价,映泉认为即使“从国民党的法律角度来审视刘文彩,也属于不法之徒。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国民党地方政府无奈他何,想要他命的人大有人在。如果背后没有刘文辉撑腰,没有老大刘文渊起润滑作用,没有军队帮他弹压,即使不解放他也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打着政府旗号派捐派款、贩卖毒品、勒索钱财,勾结土匪杀人越货,更是罄竹难书。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映泉:《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第3页)

但是社会上却另有一种为刘文彩翻案平反的声音。香港凤凰卫视曾经做过一个名为《大地主刘文彩》的五集专题片,其中对刘文彩的介绍是:“地主刘文彩每天的生活其实与美国经典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的教父非常近似。每天早晨来到自家开的茶楼里,从各地来的舵把子便开始轮流拜会他,提出各种问题,请求他帮助摆平。”这个场面看起来很恬淡,甚至还有几分美丽的诗意,然而试问一下,这个轻描淡写的场面背后潜藏着的残酷、血腥与暴力,是否有人想过?那可是无数条鲜活生命的沉重代价!

对刘文彩评价分歧意见最大的是他修建“文彩中学”这件事。

1941年夏天,刘文彩在安仁的新公馆竣工后,剩下了大批建筑材料,即考虑着手修建一所学校。那年头办学成风,刘文彩为何要赶这个时髦,自然有他的想法。

在此之前,大邑安仁乡只有一所小学,是个叫李吉仁的穷秀才筹办的。有了这所小学,使安仁乡出了些人才,在老百姓中口碑也好,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赞许。这无疑是刺激刘文彩办学的一个因素。其他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大哥刘文渊是社会名流,六弟刘文辉是军界领袖,刘文彩办一所中学,多少能为他们脸上争光。另外,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指望,尤其是刘氏家族的孩子们有指望。还有,修建学校可以在乡民中赢得声誉,可以在仕途上捞取政治资本。无论怎么说,这所“文彩中学”是修起来了。但是不能因为刘文彩修建了这所中学就一切都好了,修建一所学校并不能将其恶行一笔勾销。

大邑地主庄园博物馆中保存有刘文彩办学的一张奖状,其得来的经过值得一提。有一次,四川省文教局一位姓吴的督学来学校视察,当着几个人的面,刘文彩将200万的一张银票拍在桌子上,开口说:“一点小意思,请吴督学笑纳。”吴督学见此场景大为惊慌,连连推辞道:“我不要,我不要,怕以后脱不了手。”刘文彩阴冷一笑:“只怕吴督学不要,以后才真正脱不了手。”吴督学一愣,体会到了刘文彩话中的威严,赶紧收下。刘文彩也不遮掩,直接说道:“请吴督学转告省府,刘文彩办学有功,为民兴利,省府应该嘉奖嘛。”吴督学鸡啄米似的点头。过了不久,四川省政府果然发下了这个奖状。

刘文彩修建“文彩中学”的经费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在叙府城留下的那些房屋的房租;二是以学会董事会的名义在西康省贩运鸦片的收入;三是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兄弟伙所交的“码头”基金。修建这所中学历时三年时间,总共投资3.5亿多元国币,在当时折合成美圆是200多万。“文彩中学”校址面积104亩,分男女生部建造,男生部约60多亩,女生部20亩,校门外大操场20亩。校园中心的大礼堂取样于四川华西大学礼堂,气势恢宏。

“文彩中学”的首任校长高树元,原系成都建国中学校长,是刘文彩挖来的一个人才。第二任校长吴德让,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生,高树元辞职后,吴即继任。解放后曾任四川阿坝州宣传部长、四川省社科院主任等职。第三任校长蔡洞庭,四川新津县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后被兰尧衢派人暗杀。第四任校长宋思孔,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生。第五任校长刘天沛,西康汉源县人,四川大学毕业生。他担任校长直到解放后“文彩中学”被政府接管,才调任他职。

刘文彩曾经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登过一则招聘教师的启事:高薪重聘,教师每月工资40个大洋为基数,如愿在学校长期居住,可分配四合小院一座;不愿居住的,可用小轿车接送。有烟土嗜好者,每月专供云土鸦片不要钱。广告一出,应聘者纷纷涌来,学校教学质量迅速上升,在四川省的声誉也得到提升,每年都有四川各县乡的学生来此求学,也确实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文彩中学”更名为安仁中学。在安仁中学校庆50周年时,校方把那座书写着刘文彩“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的纪念册翻印成册广为散发,还在有意无意间将安仁中学口称或书写为“文彩中学”,这种对刘文彩难以忘记的情怀,颇让人回味。凡是学校总会培育人才,其实这些人才与刘文彩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把这些人才也归功于刘文彩,实在是太牵强了。

刘文彩性格阴鸷复杂,作恶多端,是大邑乡梓的一害。不错,他曾首倡修建了这座学校,但其初衷是出于私心,出于一家一己私利之目的,并非什么高尚之举。今天有人说刘文彩“善莫大焉”,其“善”在何处?实令人费解。如果以此虚拟的“善”来掩饰他真实的恶,甚至大翻其案,颂扬其恶,则距离历史真相实在太远了。

59#作者:逗号01 回复日期:2011-2-28 20:33:00

先留名再说。。。。。

60#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36:00

丧妻丧子后命运又出现了转机

刘文彩19岁那年,由父亲刘公赞做主,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桩大事:结婚。女方姓吕,是附近一户农家的女儿,结实肥硕,身体脂肪储存量大,能干活,也能吃苦。刘文彩此时还未发迹,审美标准没有后来那么苛刻,对元配夫人吕氏相当满意。

刘文彩从小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他最大的爱好是到镇上茶楼里赌博。每次赶着马匹贩运货物进城,就是他向往的黄金日子,躲进茶楼,赌它个昏天黑地。他赌技不错,运气也好,大多数时间都会满载而归。偶尔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看到丈夫闷着头灰溜溜回家,吕氏就知道这次肯定输钱了。不过吕氏特别会做人,并没有因为丈夫沉溺于赌博而吵闹要离婚,而是不动声色待之,像往常一样做好饭菜,甚至端来洗脚水服侍。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两口子在床上一番亲热后,吕氏才使出女人的功夫,好言好语吹枕边风,规劝刘文彩戒赌。

当时的刘公赞家族中,老大刘文渊已是远近闻名的乡绅,经常在外应酬公务。老二、老三和老四,分别在家务农、学道士、做裁缝,老六刘文辉还在保定军官学堂求学读书。真正能撑得起这个家的,只有为人精明强干、擅长经营之道的老五刘文彩。刘公赞也有意让刘文彩今后来当这个家,把治理家业的担子尽量往他肩上搁。

结婚没几年,刘文彩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许是儿女的出生唤醒了他的责任心,刘文彩的心思从赌博场更多转移到了生意场,每次从城里赶着马匹经过那座木桥,刘文彩都会想起妻子那句话:“家有金山银山,进了赌场全完蛋。”有些道理他也慢慢想通了,赌博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看到丈夫更多心思放到了生意场上和这个家庭,吕氏心里像吃了蜜糖似的高兴。

夫妻恩爱,日子过得和美,眼看着这个家庭一天天在往上走。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此后连续几年,刘文彩家族的灾难接踵而来。先是元配夫人吕氏染上重病,大口大口咯血,弥留之际她拉着一双儿女的手,叮嘱刘文彩将儿女抚养成人,眼神中流露出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吕氏去世后,这个家庭像丢失了灵魂似的,仿佛一夜间散尽了元气。短短半年多时间,一对儿女又双双早夭。这一年刘文彩刚满30岁,正当人生中的而立之年。

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三年后,其父母又相继去地。

几年内失去了5个亲人,刘文彩怀疑是祖坟有什么问题。他与大哥刘文渊一商量,花重金请来一位风水先生,拿着罗盘满山转,踏踏实实勘测了几天,最后的结论是刘家祖坟上缺树缺草,赶紧栽了棵弯弯树,种了些紫荆藤,以保佑刘氏家族兴旺富贵,大吉大利。

做完这一切后,刘文渊即着手为五弟刘文彩物色新妻。这次娶的是三岔乡杨登友的女儿,名叫杨仲华,刚满20岁。听说要嫁给一个33岁的男人,杨仲华心里有些不情愿。但是父母已收了刘家的聘礼,现在也由不得她了。

杨仲华人高马大,行事作风泼辣,嫁到刘家后,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进门没几年,这个冷清破落的庭院重新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更加让人高兴的是,在短短两三年内,杨仲华又生下了一双儿女,刘文彩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为儿子取名叫刘元龙,女儿取名叫刘忆云。刘文彩发现,杨仲华不仅勤劳能干,而且还颇有旺夫运。自从她嫁到刘家后,刘家的运道就一直往上走。因此,在接到刘文辉那封叫他去叙府帮忙做事的家信后,刘文彩认为他人生中的这个机会也与杨仲华的旺夫运关系密切。他在枕头边与杨仲华商量,是去还是不去?杨仲华是个爽快性格,干脆利落地说:“当然要去,做啥子不去?老六现在当了大官,跟着他走肯定错不了。”

谁知道刘文彩一到叙府后,在花花世界中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很快娶了三姨太凌君如、四姨太梁慧灵,此外还和那么多野女人纠缠不清。杨仲华后悔莫及,感叹当初就不该放手让丈夫刘文彩去叙府城。再往后去,刘文彩娶了五姨太王玉清,与杨仲华之间的感情更加冷淡。不久杨仲华干脆迁居成都,与刘文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两人的关系若即若离,虽说表面上仍是相敬如宾,但再也没有了早先浓浓的家庭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6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41:00

性贿赂的“人肉炮弹”变成了如夫人

前边说过,叙府城有个外号“通天教主”的团练局局长叫雷东垣,此人手下有四员干将团总,分东南西北四路,其中东路团总叫曹荣光,是个红脸胖子,表面上看起来有点马大哈,实际上却颇有心计。见雷东垣投奔刘文彩,曹荣光立马改换门庭,对刘文彩进行性贿赂,发射了一枚“人肉炮弹”。结果,刘文彩果然入港,提拔曹荣光当了叙府征收局局长。

曹荣光选送的这枚“人肉炮弹”叫凌君如,人称凌旦儿。凌君如原是叙府人,出身在一个贫寒人家,七八岁时被送给一个川剧世家,师傅叫凌友臣,川剧功夫唱做念打行行精通,尤其擅长表演变脸。凌君如长相俊美,身段妩媚,能歌善舞,再经过凌友臣的一番调教,迅速成为一颗明星,在叙府城里红得发紫。女演员能蹿红,其实也离不开潜规则,凌君如背后的靠山是曹荣光。但是令她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曹荣光悄悄附在她耳边说,让她去陪那个头发已有些花白的小老头刘文彩。凌君如啐了曹荣光一口,恨恨地说:“要的时候搂在怀里,不要了就丢在崖底。”曹荣光说:“我这也是为你好。”

凌君如果然功夫了得,略施技巧,三两天就把刘文彩的魂勾走了。刘文彩原是安仁乡里来的一个土老冒,何曾见过这等模样的洋气女人,这才感到天地大了就是不一样。他对凌君如百依百顺,宠爱有加,玩乐了一段时间后,背着杨仲华在叙府观音街购买了一座公馆,金屋藏娇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包二奶”。

为了发展与凌君如的这份“爱情”,刘文彩十分舍得投入。凌君如喜欢满城游逛,每逢她要出门,刘文彩必定安排侍卫、奶妈、丫鬟一大班人紧随其后,为凌君如服务,保护她的安全。凌君如嫌包车的坐垫太硬了,第二天刘文彩就找了个胖丫鬟当她的肉垫子。凌君如是个物质至上主义者,见了好东西就想占有,刘文彩想着法子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光为她买的各种绣花鞋就有400多双,绫罗绸缎的衣服装满了50多口大箱子。

有一天傍晚,刘文彩陪着凌君如乘坐马车去看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正好被杨仲华看到了。其实在此之前,有关凌君如的各种传闻已经飞进了她的耳朵,现在亲眼所见,杨仲华再也忍不住了。当天晚上,她一直倚靠在床头未入睡,等到夜晚12点多钟,刘文彩总算回家了,杨仲华劈头便问:“那个女人叫凌旦儿?”刘文彩一愣,一会才缓过神来,说道:“你知道了还问?”杨仲华冷笑一声:“我知道了,我当然知道了,你今天给我说清楚,是要我还是要那个野女人?”刘文彩凑上前来:“说话和气点,什么家女人野女人。”说着一只手抚弄起了杨仲华的肩膀,却被杨仲华猛地推开了,顺手操起床头柜上的一面镜子,朝对面墙壁上用力掷去。刘文彩见此情况,顿时也冒火了,抓起桌上的一个瓷笔筒,也往地上摔。夫妻俩乒乒乓乓摔得一阵热闹,公馆里的管家、佣仆都被吵醒了,走过来劝架。刘文彩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大声说道:“她是唱戏的又怎么样,看老子偏要把她娶进屋来。”

杨仲华闷着头嘤嘤哭了一阵,终于想好了一个主意。她给安仁乡老家的大哥刘文渊带了一封信,简单说了刘文彩在叙府和风尘女子凌君如鬼混的情况,要刘文渊快点来叙府,劝说刘文彩改邪归正。刘文渊听说刘文彩与一个当红戏子打得火热,急火攻心,以十二万分急迫的心情来到叙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各个角度阐述危害性。无奈的是,不管刘文渊如何劝说,刘文彩始终是一颗煮不熟蒸不烂的铜碗豆,半天也不吭一声。等刘文渊说完了,问他什么想法,刘文彩这才丢下一句话:“这事大哥你莫管,凌旦儿我娶定了。”

刘文渊怏怏而归。过了不多久,刘文彩果然在叙府最豪华的酒楼摆了几桌筵席,与凌君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6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43:00

刘文辉战败退隐西康后,刘文彩失去了政治靠山,也只得收拾细软回到大邑安仁乡。临走之前,他搂着凌旦儿,眼泪不自禁地掉落下来:“这次要让你跟我受累了。”凌旦儿噘着小嘴撒娇道:“夫妻之间别说这些,什么受累不受累,能一辈子跟着五爷就是享福。”刘文彩看着怀抱中的尤物,百感交集,因为刘文辉失败带来的挫败感,一时间减轻了许多。他对凌君如许诺,先回安仁住几天,最多不超过一年,然后去成都养老。

回到安仁乡最初的一段日子,凌旦儿还能恪守妇道。尽管刘氏家族一个个对她冷眼相待,尤其是大哥刘文渊,每次见到她掉头便走。凌君如毕竟在风月场上闯荡多年,无论什么样的脸色都见过,总是淡淡一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有时候迎面碰到刘文渊,她甚至会主动上前打招呼。为了刘文彩,凌旦儿确实没少受委屈。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凌君如就心生厌倦。和繁华的叙府城比起来,安仁乡确实太小了,一条狭窄的石板街,几间歪歪扭扭的砖木房子,芝麻大的地方,不到半个钟点就能走到头了,街上晃动的永远是那么几张老面孔,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凌君如施展美女功夫,想着法子哄刘文彩高兴,然后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去成都?”刘文彩避而不答,对这个问题他也感到特伤脑筋。刘文辉退居西康后,一直想着重振旗鼓,他此刻尤其需要五哥刘文彩的援手。换句话说,刘文彩此时不能离开大邑安仁。

凌君如斜倚床头,手托香腮,锁眉凝思,终于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

她托人给叙府城的手帕姐妹梁胖带了一封信,叫梁胖来安仁陪陪自己。过了些日子,梁胖果然来了,一见凌君如格外亲热,相互搂抱着姐妹长姐妹短叫个不休。梁胖名叫梁慧灵,从小和凌君如一起长大,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她长得白白胖胖,性格有点男子气,正好与凌君如温柔妩媚的性格形成互补。凌旦儿在一家妓馆暗中下水后,感觉“钱多人傻”,于是召唤儿时伙伴梁胖加盟。姐妹俩在风月场上鬼混了几年,梁胖也学会了一套对付男人的本领。再后来,梁胖看中了常来妓院的一个“领江”(为船只领航的水手),让那个“领江”出了笔赎金,买回了自由身,并与他结了婚。遗憾的是,梁胖跟“领江”没过多久,就发现那人原来是个穷光蛋,当初帮她赎身的赎金还是找人借的,催债的人隔三差五上门。梁胖气闷不过,来找凌旦儿出主意。凌旦儿的主意很简单,就三个字:蹬了他!

梁胖回到家里,态度变得不冷不热,在家庭经济危机面前,她听从了凌旦儿的意见,采取实用主义哲学,回到风月场上重操旧业,只不过保持在一种较隐秘的状态,她和“领江”之间的婚姻名存实亡,基本上成了空架子。

凌君如叫梁慧灵来安仁,是想让她李代桃僵,便于自己金蝉脱壳。早先在叙府城时,凌君如就用过这一招,为了笼络住刘文彩的心,她叫来同伴好友梁慧灵,和刘文彩一起玩“双飞燕”的性游戏。刘文彩的兴趣在美女凌旦儿身上,对梁胖的态度不冷不热,不过,既然凌旦儿乐意有自我牺牲精神,刘文彩也便照单全收。

凌君如安排的这场戏,原本是经过刘文彩允许的。于是备好花轿,敲锣打鼓,将梁慧灵抬进了刘家院宅。但是刘文彩没料到的是,一场婚事打理完毕后,凌君如一走三扭,风摆杨柳似的过来,倚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让我去成都。”刘文彩脸色一下变得阴沉沉的:“你想好了?真的要走?”凌君如坚定地点了点头。刘文彩神情有点绝望,他抬头看了看天空,长叹一声:“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走吧,都走吧。”他摆摆手,黯然神伤,一个人径直走进了厢房。

凌君如果真走了。刘文彩派人用滑竿将她送到成都,在东城根陕西街买了幢公馆,这幢公馆从此成了她的金丝鸟笼。刘文彩在成都开有一家人力车行,现在转到了凌君如的名下,让她每月收租金,维持生计。日子倒也过得很富足。

当年在大邑安仁乡,凌君如也曾有过留下来陪刘文彩过日子的想法。可是偏远的环境和单调的生活,最后还是让她望而却步。如果仔细探究,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她的肚子一直不争气,与刘文彩同居几年后,仍然没能生下一个子女。

刘文彩的继室杨仲华,是凌君如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重要的竞争筹码,是杨仲华特别能生孩子,一生就是七个(4男3女)。这让凌君如既羞又恼,却又毫无办法。没有生下孩子,始终是凌君如的一块心病,虽说眼下她还能靠容颜悦人,一旦人老色衰,失宠终归只是个时间问题。

凌君如也决不是庸常之辈,她必须死死拴住这个男人。女人之间如果斗起了心眼,什么锦囊妙计都能想得出来,这回凌君如想的点子是“借腹生子”。

6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46:00

凌君如初到安仁时,刘氏家族对这个曾经混迹于风月场所的女子百般挑剔,每个人都看她不入眼,尤其是大哥刘文渊,当着刘文彩的面严正声明:不能把那个女人带进刘家。凌君如进入刘家大院的路被封死了,只好另辟蹊径,想办法买公馆安顿她。刘文彩看中的是陈家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东西横向结构,大木门开启后是又深又长的走廊,走廊上铺着一层油漆地板,走起路来“蹬蹬”作响。最为气派是二楼上有个观景台,站在那儿让人心旷神怡。刘文彩找到陈姓地主,说了想买小洋房的想法,陈地主连连摇头,说房子暂时不想卖。刘文彩悻悻而归,只好另想办法,再去找其他的房子卖主。谁知道过了不到一个月,事情忽然出现转机。陈地主有个赌博的爱好,一次在赌场上输了,找刘文彩借钱,刘爽快地给他数了一摞银洋。虽说第一次借的钱不多,总归是个人情,当刘文彩再次提出想买房子时,陈地主狠了狠心,只好卖掉了那幢房子。这之后陈地主并没有收心,继续沉迷于赌场,心里总想着把输掉的银子扳回来。赌场是个无底洞,扳本的结果是越输越多,只好找刘文彩借钱再去赌,如此滚雪球似的越欠越多,陈地主成了债务人,仿佛是被夹住了腿的猎物,乖乖听从刘文彩的摆布。三天两头有逼债的上门,上街见到刘文彩的身影赶紧绕道走。欠了债总是躲也不是办法,他吩咐老婆注意和刘家搞好关系。有一天,老婆带着女儿陈大贞到刘家串门,凌君如笑眯眯迎上去,攀肩搭背显得格外亲热。陈地主的老婆乘势说,把那笔债务再宽限几天,凌君如满口答应下来。

表面上满脸热情,肚子里却是另有心机。为了得到刘文彩更多宠爱,稳定自己在刘家的地位,也为了将来能名正言顺分财产,凌君如为老公当起了皮条客,选择的女子就是年仅14岁的陈大贞。经过凌君如一番精心计划,这个周密的计划得逞了,陈大贞终于怀上了刘文彩的孩子,这年她16岁。在此前后,凌君如又担心一个女人怀孕不保险,为了更稳妥,她又如法炮制。刘文彩私家车司机的妻子许太太有几分姿色,且据凌君如观察,刘对许太太很有意思,于是略施小计,安排好时间和地点,这对人物果然准时出场,上演了一出颠鸾倒凤的性爱戏。另一个姓金的女子,与凌君如相互间以姐妹相称,也被拉拢入港,成了凌君如“借膜生子”计谋中的一个道具。

凌君如的“三重保险”全部成功,三个女人都怀孕了。凌君如喜滋滋上阵,用棉衣塞大了肚子,走路时装模作样撑着腰,活灵活现像一个病恹恹的美孕妇。三个女人的儿子先后出世,这时候凌君如已经住到了成都,她松了一口气,这才得以“解除武装”,如释重负,再过几天,一个惊喜的消息传回了大邑县:刘文彩的三姨太一胎生下了三个儿子!消息不胫而走,被当时成都的报纸捕捉到了热点,写成报道,成为轰动全四川的头条新闻。

起初刘文彩以为这事儿是真的,屁颠颠来到成都,抱起三个儿子左看右看,心里飘过的是一丝怪异之情。他的耳目众多,一两天后就知道了事情真相,再回头看三胞胎孩子,既不像刘文彩,也不像凌君如,而且三胞胎长得三个模样。刘文彩恼羞成怒,受骗的感觉笼罩着他,心底里有一丝难言的悲凉。让他更难堪的事还在后头。成都几家小报知道了这个爆炸性新闻,纷纷到刘公馆采访,围在刘文彩屁股后面问这问那,热点效应就是金钱,小报记者肯定不会放过良机。刘文彩叫来凌君如狠狠一顿臭骂,然后带她回了安仁。刘文彩心里想,如果继续让她留在成都,还说不定会闹出什么样的花边新闻呢。

凌君如人是从成都回来了,可是夫妻二人的感情却完全淡漠了。当年,刘文彩看中凌君如年轻漂亮,对她的毛病不很挑剔。经过借腹生子的闹剧,刘文彩忽然意识到,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对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她贪图的只是自己的财产。看透这些之后,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油然而生。像一只破损的花瓶,留下的裂纹成了他们之间的一道鸿沟。

在经历了几次婚姻之后,刘文彩内心有种挫败感,充满了失望与落寞。不久后,他托人帮忙找了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女子,也就是五姨太王玉清。这是后话。

在安仁乡又住了几年,凌君如最后还是离开了刘文彩。这次她没有去成都,而是回了她的老家叙府。离别的时候,刘、凌二人都有点感伤,看着她牵着几个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刘文彩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当然,心中的感情更加复杂。

回到叙府后,仿佛时光倒流,凌君如似乎又回到了她过去的那些岁月。在风月场上纸醉金迷,她与那些老熟人打情骂俏,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感情。当然在性行为上还得有所节制,她毕竟还和刘文彩维系着表面上的婚姻关系。不同的是,无论她看上去多么快乐,过去的那种欢快心境再也找不回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凌君如渐渐人老珠黄。她的性格和行为也变得怪僻乖张。三个孩子中,老大过早地夭折了,剩下老二老三,从小跟着这么一位古怪的母亲长大,身心所受到的影响不言而喻。表面上,凌君如虽然搂着抱着他们,其实骨子里对两个孩子根本没有责任感。孩子长大了,慢慢知道了凌君如并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母子间的感情更加疏远。小孩长到了十一二岁,凌君如彻底失去了耐心,她请人帮忙代笔,给刘文彩写了一封信,问刘想不想要这两个孩子。刘文彩正好在安仁办了“文彩中学”,于是派人接回了两个孩子,放到学校里去读书。可是两个孩子在社会上玩惯了,像是两匹勒不住的野马,对上学读书感到索然无味。刘文彩一气之下,将他们从学校里赶了出来,一个被送到一家裁缝店学缝纫,另一个送到中药铺当学徒。刘文彩是袍哥总舵把子,事情太多,无心顾及这两个孩子,他们像无父无母的孤儿,在社会上漂泊。又过了一年,凌君如听说了这些情况,将两个孩子重接回叙府,这么多年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有了些感情。

刘文彩临死之前的那几年,曾经给凌君如写过好几次信,叫她回安仁来一起过日子。可是凌君如的一颗心已经死了,她始终没有再回安仁。土改时期,刘文彩的家产全部被没收,凌君如原来靠房租过生活的日子结束了,她回到中场镇娘家,试图自食其力,靠劳动为生。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个名叫周少英的熟人见过她:“她头上戴了个烂草帽,穿了一身很烂的蓝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讨饭。她还搞了些破烂,卖糖、卖包子(五角钱一个),跟一个叫陈四姐的在一起。我见到她,看见她那个样子,很惊讶。我问她:‘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代揭发刘文彩,说不定政府还会给你个事情干呢。’她说,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谎说,她从叙府来,钱包丢了,没法,只得讨饭,晚上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车站,能讨饭,哪里有钱呢,说明把钱包丢了是扯谎。由于我们过去认识,她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当时我们住在青石桥北街36号刘婆婆家,凌旦也就住在刘婆婆家(刘婆婆已经死了),搞了个地铺住上。住了几天,我们大伙给凑了一些破烂,如绣花枕头等,她拿走了,去摆摊子,以后就再没有来。”(转引自笑蜀《刘文彩真相》)

6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51:00

再娶一房姨太太

有一天,刘文彩找来总管家薛畴九,阴沉着脸,皱着眉头说:“我想再娶一房姨太太,你帮我去物色一下。”薛畴九跟随刘文彩多年,懂得他此刻孤寂的心理,顺口问道:“姨太太要什么样的条件?”刘文彩无奈地笑了笑;“别的条件都在其次,主要是图她个心好。”薛畴九点点头,他已经明白了要去物色的应该是刘文彩的“生活秘书”。

可是刘文彩想找个“生活秘书”的心情非常急迫,过了没几天,不等薛管家有消息,他又通过一个袍哥“兄弟伙”牵线搭桥,介绍了一位村姑。袍哥“兄弟伙”叫赵建庭,介绍的女子是他表妹,名叫王玉清。

王玉清是大邑县蔡场乡王子云的女儿。1911年生,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略通文墨,看上去也挺有福相。14岁开始跟她父亲做小生意。她父亲王子云有个外号叫“王谷花”,制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一进口就化,用今天的广告词是“味道好极了”。因此,王谷花在蔡场乡街上办的糖果铺生意很红火。听说刘文彩想娶自己家的女儿,王谷花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刘家送的聘礼自然不会少,王玉清与刘文彩成亲后,刘基于对王的宠爱,又特意买地百亩,建了幢一千多平方米的豪宅送给了王家。这幢房屋后来被当地人称做“王公馆”,王家通过这桩婚姻,迅速从小康之家步入了富足大户的行列。遗憾的是,王家虽说暴富了,人丁却极不旺,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她父亲、哥哥和小弟相继去世,一门只留下三个苦命的寡妇,以及嫂子带的一个女儿。

在刘文彩的几个妻子中,他对王玉清的感情是最深的。平素有什么事,总是让王玉清陪在身边,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虽说没有凌君如那么洋气,也还能压得住阵。不管王玉清提出什么要求,刘文彩总是尽量满足她,不过,王玉清也很乖巧,基本上没对刘文彩提出过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有一次,那是刘文彩一生中的最后几年,王玉清担心丈夫死后自己的生活无着落,便让刘文彩留下一份遗嘱,将原先在成都湖广街为王玉清买的几套院子归还给她,另外还有安仁街上的一套独院以及12间铺面。

关于刘文彩与王玉清这对老夫少妻的婚姻生活和婚后情况,作家周东浩曾作过一次采访,时间是1991年8月,地点是大邑安仁地主庄园陈列馆办公室,采访对象王玉清当时已是80岁高龄。王玉清说,她是“三月间定的日子,四月二十四结的婚。那年月刘文彩拿的是七十几个银圆……结婚时,有八节衣料,四床缎子被子,两丈云斗烟。结婚那天,接去吃的午饭,同去的有我小弟及几个挑东西的以及媒人,四个人抬的轿子,我结婚时穿的是蓝丝绒衣服,自己请人做的,裤子是软缎的,还有绣花鞋。我带去的东西是父亲在成都为我买的一双凉皮鞋,一双方口懒式皮鞋,两双缎鞋,六对枕头,四床被子,两口成都产的皮箱。”周东浩请她从一个妻子的角度谈谈刘文彩。王玉清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对刘文彩外面的事不甚了解。我只是站在妻子的身份上觉得,刘文彩这个人性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除父母爱我外,就是刘文彩了,再也没有笫四个人真正爱过我。至于刘文彩坏不坏,坏是肯定的,不坏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因为那个社会就是那个样。再说刘文彩手下有那么多的人,刘文彩既不能保证他们不做坏事,他们做了坏事,刘文彩也不能保证不涉及到他。”(以上引文参见周东浩:《地主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第196—197页)

刘文彩的晚境有点凄凉。姨太太四五个,临死之前却只有王玉清陪伴在他身边。他躺在病床上,眼角渗出了几滴眼泪,拉着王玉清的手轻轻抚摸着,小声说道:“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刘文彩这么一说,夫妻俩就会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解放以后,王玉清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靠做布鞋、做咸菜、卖臭豆腐养活自己。1955年,经人介绍,她与一个名叫姜文山的人结了婚,此人是位“辛亥老人”,解放后在四川省参议室任参事。1963年,姜文山老人去世,王玉清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此后一直独自寡居。

20世纪60年代,王玉清再遭厄运,她被揪回大邑安仁游街批斗,陪同她一起挨批斗的是刘文彩的三儿子。此后王玉清便定居在安仁,平时按时出工,有时候还给生产队拾鸡屎、牛粪累计工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玉清年纪大了,村里把她当做五保户看待,每年配有6斤菜油、400斤口粮和400元钱。她晚年信上了佛教,天天面对佛像,虔诚地念叨“阿弥陀佛”。2003年,92岁的王玉清出门逛街回家,不慎在路上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春节过后不久,她去世了。王玉清一生没有生育,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什么亲人,安仁镇政府给她料理了后事,并将骨灰送回了她的娘家蔡场乡安葬。

6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55:00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晚年时,刘文彩喜欢手拿一串佛珠诵经念佛。也许是他一生中做的坏事太多了,后期却想为心灵寻找一块净土。然而刘文彩越想静,几个姨太太偏偏越不让他静,整天吵吵闹闹,看起来是女人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背后潜伏的是争夺财产的勾心斗角。

刘文彩老牛啃嫩草,暮年娶了王玉清,使这个原本已风雨飘摇的家庭更加动荡不安,早先还半遮半掩的各种矛盾,因为王玉清的到来以及刘文彩的偏爱,变得公开化了。

刘氏家族在四川崛起 刘氏家族那个当了皇帝
有一个春天的早晨,刘文彩坐在自己房间的一张太师椅上,吩咐仆人把几个姨太太叫来。听说老爷有请,几个姨太太踩着碎步急忙来了,心底里揣摩着,不知这个家庭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刘文彩清清嗓子,一字一眼地说道:“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每人每月20银圆的零用钱,不够花的话,自己去想办法,养鸡养鸭都可以,就是不能拿了我的钱到处去惹是生非,给我添些麻烦事。”这话明里是对三个人说的,实际上指的是凌君如。凌君如轻轻哼了一声,扭着腰肢扬长而去。

除了二姨太杨仲华早年去了成都,一直很少回安仁外,剩下的三个姨太太中,最先离开这个家的是梁慧灵。据五姨太王玉清后来回忆,一天她去亲戚家吃饭,亲戚家的一位老表告诉她说,梁胖走了,带着七口箱子。王玉清回家后问刘文彩怎么回事。刘文彩轻描淡写地说,为一件小事,梁慧灵和他赌气,事后刘文彩派人去叫她,她不过来。刘文彩过去问她,迎面第一句话就直抵命脉:“你是不是要离婚?”梁慧灵正在气头上,回答了一句“是的。”刘文彩顺水推舟,说道:“你走吧,我也不留你。”快刀斩乱麻,立马通知总管家薛畴九,让他帮忙写了份离婚书,刘文彩和梁慧灵签字按手印,这桩婚姻便这样走到了头。

刘文彩家族的日子继续往下过,不过颤巍巍的,好似走钢丝。

1945年夏天,凌君如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猛一抬头,正好看见刘文彩从王玉清的房间里钻出来,她没好气地吭了一声,扭着腰便往屋子里走。却被刘文彩在背后叫住了:“你的项链呢?送给哪个野男人了?”刘文彩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话语中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凌君如也并非那么好惹的,她将头一扬,冷笑着说:“项链是我的,愿意戴就戴,想送人你也管不着。”几句抢白,呛得刘文彩火冒三丈:“滚,滚!你给老子滚回叙府去!”凌君如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刘文彩,嘴唇上咬出了一排白印。她呜咽着,哭声嘤嘤的,像天边飞过的蚊子,过了好一会,才大放悲声,终于哭出声来,捂着脸跑进了自己的房间。整整三天,凌君如关在房间里没有出门。女仆给她送饭,她也懒得吃,每天只扒一小口,又将饭菜原样叫女仆带回。她没有再哭,也没有再闹,平静得让人感到有一丝担心。到了第四天,刘文彩来看她,想给她赔个不是,倒是凌君如先开了口:“我妈病了,我想回叙府看看。”刘文彩愣在那里,随即点了点头。这天上午,她雇了一乘轿子,提了几口皮箱,悄然离开了安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凌君如、梁慧灵没离开刘府之前,这个家庭已是危机四伏。三个姨太太相互间勾心斗角,谁也不买谁的账。有时候,二姨太杨仲华回安仁看望孩子,也会在院子里住上几天。原本三个女人的一台戏又增加了一个角色,变得更加精彩纷呈,彼此间的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

杨仲华性格刚强,个性鲜明。当初她搬到成都文庙后街的刘公馆后,刘文彩曾几次派人上门来说情:“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的是,社会就是这个风气,何必太认真。”说客磨破了嘴皮,杨仲华也不为所动。后来刘文彩亲自来成都,请她别再呕气,跟他回安仁乡。杨仲华摇摇头,坚决地说:“有她无我,有我无她,你若真心想请我回去,就先把姓凌的狐狸精请出门。”她提出的这个条件,刘文彩是做不到的,于是谈判一次次陷入僵局。

杨仲华与凌君如是冤家对头,见面了相互间都没有好脸色。后来凌君如又引来了梁慧灵,杨仲华知道后更加气愤,人前人后骂凌君如是“狐狸精”,说老头子(刘文彩)总有一天会被害死在这只狐狸精的手里。刘文彩娶王玉清,杨仲华是知道的,她也表示赞同。心里拨打的算盘是,既然刘文彩的心早已没放到自己身上了,那么让王玉清去对抗凌君如。可是王玉清娶进刘家门后,杨仲华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刘文彩对王玉清的宠爱,超过了对凌君如、梁慧灵的宠爱,但是王玉清恃宠而骄,甚至连她这个正室也不放在眼里了。

瞅见一个机会,杨仲华决定教训一下王玉清。有一天吃中午饭的光景,一位姓林的奶妈来叫杨仲华:“太太吃饭啦。”杨仲华正要挪步,又听见林奶妈冲王玉清那边的厢房里叫道:“新太太吃饭啦。”王玉清拉开房门,见杨仲华立在门楣边,心里有点不高兴了,对着林奶妈气冲冲地嚷道:“太太就是太太,叫啥子新太太,以后不准叫我新太太。”杨仲华满肚子怨气正愁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听王玉清这么说,像只点燃的爆竹:“王玉清,你把话说清楚,娶进门才几天,就要和我平起平坐?叫你新太太有什么不对?你吃亏啦?不愿意当新太太就别进刘家门……”一连串反问和数落,直逼得王玉清毫无招架之力。杨仲华仍不解气,见院子里看热闹的丫鬟使妈站了一大排,她用手指着王玉清说:“你们都给我听着,这个人是新太太,以后谁也不许叫她太太,哪个敢叫我就不客气。”王玉清低着头,眼眶发红,只好任凭教训,不敢有任何顶撞。从那以后,王玉清和杨仲华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6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0:58:00

有句话叫做“眼不见心不烦”,自从梁慧灵、凌君如相继离开刘家后,杨仲华再也很少回安仁了。她在成都的生活费用,是靠刘文彩的田产收租,每年大约有千石谷子。这是一笔不小的租金,完全够杨仲华开销了。刘文彩光景好的时候,曾给杨仲华买过一辆旧轿车,将就着用了几年车就不能跑了。杨仲华让刘文彩再买一辆新车,刘文彩口头上答应了,却一直不见行动。40岁以后,杨仲华开始学佛,每天晚上关在屋子里打坐两小时,脾气也比先前缓和了许多。在人们的记忆中,渐入老年的杨仲华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解放后的头几年,杨仲华的日子过得最艰难。她本来早已离开了刘文彩在安仁的那个家,可是在人们眼里,王玉清只是刘文彩的小老婆,做不了什么主,杨仲华才是刘家的主妇,因此刘文彩死后遗留下的各种债务和事务,都归她来偿还。杨仲华是个性格倔犟的女人,她默默将这一切承受下来,维系这个已经破败的家庭。后来,刘文辉听说了这些情况,主动把刘文彩生前欠的债务揽了过去,杨仲华才松了一口气。

杨仲华有抽鸦片的习惯,解放后,其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再说也断了鸦片来源,便改成了抽纸烟。再后来,她原先居住的房子被政府没收了,迁往善堂的一间偏屋里,一日三餐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得戒了纸烟。每天,她都要步行好几条街,到居委会临时组建的一个缝纫组里干活。1953年杨仲华病故,地点是在成都善堂那个狭小的偏屋里。

除了明娶的几个姨太太外,刘文彩还特别爱玩婚外情。世上的女人是各种各样的,他勾引的方法也是形形色色,有的靠小恩小惠,有的花大把钱财,实在还有不愿意入港的,就施行霸王硬上弓,他一生中玩过的女人难以计数,回顾那些女人的命运,像一幕幕跌宕起伏的悲剧,让人唏嘘不已。

在刘文彩玩弄过的女人中,川剧女演员占比较大的比重。过去女艺人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卖艺不卖身。可是刘文彩才不会去管这些,只要是他看中的女人,都会想方设法弄到手。有个贵州籍女子叫筱惠芳,是川剧班子的花旦,被刘文彩看上了,收为干女儿。起初只是陪吃陪喝,过了段时间后,干爹刘文彩扯下了那些体面的幌子,将筱惠芳按在床上奸污了。那时筱惠芳还不到20岁,整天以泪洗面,哭得像个泪人儿。多亏一位好心人暗中相助,她才得以逃脱。另一位叫罗映雪的川剧女演员,被刘文彩看中后收为“二奶”,后来罗映雪又被刘文彩的三儿子看中,与老爹争风吃醋,最后竟闹到要动枪……

叙府城有个女子叫薛泽兰,颇有几分姿色,一天在大街上逛商店,被刘文彩看中了。派人一打听,此女子是个寡妇。刘文彩效仿《金瓶梅)中西门庆大官人的做法,请了个媒婆杨九娘,设计好一个圈套,将薛泽兰引入彀中。有金钱做基础,一场情爱戏上演得十分疯狂,两人颠鸾倒凤,男欢女爱。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薛泽兰怀孕了,刘文彩请了个游医帮忙打胎,却闹出了大出血的惨剧。眼看着女人即将驾鹤西去,刘文彩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他采取的一连串行动,却充分揭示了其地痞无赖的嘴脸。他派手下打手将薛泽兰抬进她亡夫家里,等着断最后一口气。薛泽兰死后,又让人抬进她亡夫生前的卢家祠堂,勒令卢氏家族的族长,请道士为薛泽兰做40天的道场超度亡魂。姓卢的族长稍有不从,就挨了打手几个耳光。无奈之下只好照办,40天的道场超度之后,卢氏家族认为女人的血光冲坏了祠堂的风水,从此关闭了祠堂大门,改为从后门出入。

刘文彩一生中强行霸占的女人有多少?这是个难于统计的数宇。如今刘氏地主庄园中,仍然保留着一张八根龙柱合围的大床,可以让人遥想到当年主人的财势和奢靡。就在这张大床上,刘文彩经常与多名女人同床而卧,淫乱滥交。刘文彩在叙府的公馆里有幢三层小洋楼,顶层的一间大房子,不管白天黑夜都围着窗帘。隔三五天,刘文彩就召集一群女人在这间大房子里跳裸体舞,手里拿着一枚金戒指,扬手往空中一抛,然后看着金戒指在地上滚落,十几个裸体女人在地上疯抢,谁抢到了金戒指,就赢得了和刘文彩做爱的资格。

上帝叫他亡,先让他疯狂。无节制无休止的淫乱,使得刘文彩的身体被女人们掏空了。脸色浮肿,眼袋下垂,原先就很苍白的脸变得蜡黄,像是飘浮在空气中的一块枯树皮。更为严重的是,从1948年以后他开始咯血,家人用轿子把他送进成都,住在文庙后街的刘氏公馆里,每天请医生来看病。在公馆里陪伴他的,是王玉清、刘婉兰(刘文彩的二女儿),以及几个男女仆佣。

有时候,家人们会来看望刘文彩。一天,刘文彩的二儿子带其长子来到病榻前,几句问候的话没说完,就被刘文彩挥挥手粗暴地打断了:“你们来做啥子,不要多说,知道你们都巴不得我早点死,好去分我的财产。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得了些什么呀?”说着一口血又涌上来,当即吐到了地上。

到了这年的10月,刘文彩的病情越发重了。公馆外的一排大槐树上,几只乌鸦从早晨起就在枝头上聒噪,一直叫到了黄昏也不肯散去。二女儿刘婉兰拿着缠着红布条的竹竿驱赶,那些乌鸦赶跑了,过一会又重新飞回来。刘文彩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声音说:“不用赶了,该来的总归要来了。”他闭眼养了一会神,声音忽然高了八度,歇斯底里地叫道:“回去,回去,让我回去!”按照迷信的说法,在外头死的人是不能抬进家门的,刘文彩此时的想法,是死也要死在家里。

大哥刘文渊派来了两辆车,一辆轿车一辆吉普,刘文彩被抬进轿车里,横躺在座垫上,头枕在二女儿刘婉兰的怀中。王玉清因为晕车,坐上了那辆吉普车。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成都向大邑安仁开去。“上车后,刘文彩即开始昏迷,赶到新津河时,桥已被炮火炸断,过不去了,为了避开正在燃烧的战火,不得不七弯八拐,走了一个小时,实际上才走出了十几里路。刘文彩气若游丝,眼看就要不行了,二女儿刘婉兰赶紧让司机停车,大家商量迅速返回成都抢救。”(周东浩:《地主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第146页)刚返回到成都文庙后街的刘公馆里,刘文彩就断气了。

67#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02:00

刘文彩的儿女们

刘文彩妻妾成群,但是生育有儿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元配妻子吕氏,生下了一男一女,可惜吕氏命不长,娶进门后不几年就去世了,她生下的一双儿女也过早夭折。刘文彩后来的七个子女(4男3女)全部为继室杨仲华所生。长子刘元龙、长女刘忆云,是刘文彩未到叙府之前杨仲华在安仁所生。刘文彩到叙府后,杨仲华又为刘家生下了3男2女:次子刘元富,三子刘元华,四子刘元贵,次女刘婉兰,三女刘婉蕙。

长子刘元龙(1921~1952),曾被刘文彩寄予厚望。迁到叙府后不久,刘元龙也跟随母亲杨仲华同往。刘文彩自己文化不高,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专门为他请了家庭教师,并安排管家薛畴九督促其学习。后来刘文彩从叙府迁回安仁乡,又特意将刘元龙送到成都一所学堂读书。刘文彩望子成龙,大儿子却偏偏成了一条虫。1938年,17岁的刘家大少爷回到安仁乡时,只带回了两样东西:赌技和烟枪。

望着大儿子刘元龙躺在烟榻上蜷缩的背影,刘文彩心里像被针刺了似的疼痛。他找到六弟刘文辉,一声声长叹短嘘,诉说大儿子不争气带来的烦恼。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感情最深,五哥有难,自然要鼎力相助。他给侄子刘元龙在军中安排了个军需官的职务:其实也并不要他做什么事情,基本上是吃空饷。但是在军队里呆了一段时间,刘元龙还是受不了了,每天早晨上操训练,他赖在床上不起床;晚上吹响了熄灯号,他还要偷偷溜出军营去妓馆里泡妞。有一天,不巧碰到刘文辉来巡察,听说了这些事,不由得大为光火,狠狠训斥了他一顿,并要关他一星期的禁闭。刘元龙没等士兵送他进禁闭室,就收拾起行装回到了安仁。

刘文彩给刘文辉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刘文辉将情况简略说了下,在电话中让刘文彩将刘元龙再送回军队。可是刘元龙一听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军营了。刘文彩无计可施,只好听之任之,嘴上却说道:“不去了也好,在家好好当袍哥大爷也行。”

为了笼住大儿子的心,刘文彩托人说媒,为刘元龙介绍了一宗婚姻。女方家庭是崇庆县的一个大地主,父亲叫张星初。谁知这个张氏娶进门后,才发现他们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原来还只有刘元龙一个人躺在烟榻上没日没夜地抽鸦片,现在躺在烟榻上的人成了一双。刘元龙睡的那张大花床占地九平方米,两边贴金龙抱柱,远看像是一座金玉满堂的宫殿。每天从清晨起,这对男女就开始吞云吐雾,像一对蜷曲着身子的大龙虾。

不仅如此,自从抽鸦片以后,刘元龙的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动辄粗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人。有一天早晨,刘元龙照例躺在床上抽大烟,其妻张氏穿好了衣服下床,却被刘元龙一把拉住了,非要她陪着抽鸦片。张氏扯了个理由:“我去厨房看看早饭做好了没有。”结果那天她出去的时间长了点,遭到了刘元龙的一顿大骂,张氏顶了几句嘴,刘元龙从烟榻上跳下地,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狠狠地往墙上撞:“时间这么久,是不是背着我和野汉子偷情?看老子不好好收拾你!”直到张氏的头上碰出了血,他才收手罢休。

刘文彩死后,按理说长子刘元龙应该是这个家的掌门人,可是刘元龙实在是太窝囊了,连他自己的生活都料理不好,如何去掌管这个大家族?1950年,川西发动了一场武装暴动,刘元龙也蠢蠢欲动,他与“反共救国军”第七路游击队秘密商议,各保各甲分别派出一人参加暴动,由刘元龙提供经济后盾。那几天,刘元龙总算放下了大烟枪,坚守在老公馆里,向攻打三江口的每个人发米发枪。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刘元龙随武装暴动队伍向邛崃方向逃窜。1951年,刘元龙被解放军抓获,关押在成都郊区的一所监狱里。这个鸦片鬼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在牢里呆了两三个月,就患上了严重的气喘病。刘文辉及时援手相助,将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监外就医,但是没过多久,到了1952年3月,刘元龙还是因患肺结核而病故了。

次子刘元华,是刘文彩的一颗希望之星。

刘文彩到叙府后,杨仲华带着一对儿女随之而来,第二年,她在叙府生下了次子刘元华。这个二儿子长相与刘文彩特别相像,性格也很沉稳,从小颇为刘文彩所青睐。刘元华四岁的时候,刘文彩给他订了个“娃娃亲”,女方是四川犍为县著名大盐商姜伯年的二女儿。通过这桩婚姻,刘文彩与四川盐业界头面人物混熟了,在盐业方面又大捞了一把,川西滇东一带的盐市,几乎全部为刘文彩所垄断。为了进一步控制盐业大权,刘文彩还任命儿女亲家姜伯年为叙府盐业行商公会会长,并开办了“信义源”盐号,从中获利甚丰。就在刘文彩从叙府撤退的那一年,因战争关系盐业利润已经锐减,刘文彩依然从姜伯年那儿收到了缴纳的盐业利润款70多万银圆。

1942年,刘元华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读书,时年19岁。军校位置是原四川陆军武备学堂的旧址,该处因荒废已久,杂草丛生,刘元华起初入学的时候还是满目荒芜。他在军校里学习时十分勤奋用功,3年后毕业,被六叔刘文辉召到他手下的川军第二十四军当排长,不久即升为连长、营长。

在这期间,刘元华回家完成了他的婚姻大事。妻子聪慧贤能,知书达理,不仅做得一手好女红,而且书法也颇有功底,是刘元华称心如意的贤内助。

68#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05:00

刘文彩病逝后,刘元华一直跟随在六叔刘文辉部下。解放前夕,刘文辉率西康部队起义后,刘元华被整编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分区。刚刚任职不久,就接到大邑县政府寄来的一封信,催他迅速回安仁乡,办理有关退租退押事宜。其时世事混乱,刘元华的思想情绪也极不稳定,何况母亲、妻子和子女均在成都,接到这封信后,他立即启程还乡。

在成都,刘元华和母亲杨仲华碰了下头,听杨仲华说了些情况,这才感到事情比原先预料的还要糟糕。父亲刘文彩病故后,留下的几个姨太太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更为严重的是减租减息的浪潮席卷而来,刘文彩留下的家业资产迅速贬值,而且有完全消失的趋势。在如此特殊的时刻,这个家庭需要有根顶梁柱,而刘家长子刘元龙一生与鸦片和赌博为伴,基本上形同一个废人,作不了什么指望。按杨仲华的想法,只能靠次子刘元华来收拾残局了。此时的刘元华,其心情可想而知,极其复杂而又极端矛盾。他思考了大半天,决定留下来帮助母亲杨仲华回安仁公馆清兑财物,料理刘文彩死后遗留下的乱摊子。

一回到安仁乡,刘元华立刻被卷入到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旋涡中。安仁乡政府成立后,即组织了农民协会和武装自卫队,配备有枪支弹药,专门负责镇压匪特人员,关押“反动分子”。刘文彩当年是大邑地方一霸,他的后代逃脱不了被镇压关押的厄运。只不过由于刘元华是起义队伍的一员,才幸免关押收监。尽管如此,刘元华也永远不再是新政权所依靠的力量了,他暂时还属于“控制使用”的人员,日夜有人秘密监视其行踪。从显赫新贵忽然一下坠落成社会底层的草民,而且还是被监控对象,这一个弯子转得太大也太快,刘元华一时很难适应,心情灰暗,情绪消沉。

清兑父亲刘文彩的财产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刘元华一时难以脱身,便自行脱离了军籍。在那段日子里,他亲眼看到土改工作队将刘文彩老公馆的大部分家具、衣物分给农民,珠宝玉器和珍贵文物上交中央或省级博物馆,老公馆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的校址。那座象征刘文彩家族权势财势的老公馆,渐渐从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消失了,仿佛退潮后的海岸,只留下空旷的沙滩和几只散落的贝壳。

接下来的日子,刘元华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推进了政治的漩涡中,工作也没有了着落。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六叔刘文辉虽说在新政权中担任了职务,但一来时间紧张,二来是起义将领,即使想帮助侄子刘元华,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几经颠簸流离,刘元华后来在铁路部门谋得了个临时工的事做,然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刘元华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心里头明白,作为大地主刘文彩之子,只有拼命工作才能洗刷自己身上的罪恶。白天,他和民工们一起抡起铁镐、钉耙,在工地上洒下汗水;到了晚上,同伴们都在休息了,他则主动去打扫食堂,冲洗厕所,想以此换来组织和同事们的信任。到20世纪70年代末,刘元华被转为正式工人,而且是级别最低的五级工,每月工资60多元。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刘元华的情况有所好转。他的身体不好,单位上曾两次安排他进疗养院疗养;工资待遇偏低,单位上连续给他浮动上涨了两级工资,对此刘元华言谈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感恩戴德之情。1984年,刘元华从单位正式退休,生活在重庆市隆昌县。

刘文彩的三儿子名叫刘元富。此子生于1928年,他出生后不久,母亲杨仲华与父亲刘文彩闹意见,一气之下,杨仲华带着几个儿女去了成都。到了1937年,刘元富9岁,不幸患了脑膜炎,杨仲华一个妇道人家,从未见过这个阵势,病急乱投医,结果医生用药过量而使得刘元富成了个聋子。小小年纪就成了残疾人,杨仲华越想越伤心,他托人给刘文彩捎信,要了笔银子,带着刘元富赴上海去求医治病。几乎跑遍了上海的所有医院,刘元富的病依然没有好转。后来,杨仲华听从一个熟人的劝告,又带着刘元富去了北京。但是北京之行使杨仲华彻底失望了,一个德国医生经过几天的细心观察和诊断后,神情庄重地对杨仲华宣布:这个孩子的病是永久性耳聋。杨仲华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口气差点没接上来。三天后,她带着刘元富悻悻地回到了成都。

刘元富虽然耳聋,学习却十分用功,记忆力好得惊人,他不能和正常孩子一样进学校读书,杨仲华就专门请家庭老师,负责辅导他一个人的功课。长到十七八岁时,刘元富已经成了个英俊的小伙子,各方面都很出色,只是因为耳聋,他难以像正常人那样恋爱结婚。面对一个丰富多彩却又无声的世界,刘元富开始感到了烦恼和痛苦,尤其是当他看见那些花花绿绿的女人从面前飘过时,心里头就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忧郁

69#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08:00

有个川剧女演员叫罗映雪,原是四川新津县人,刘文彩牵头成立公益协进社后,为了壮声威,花钱组建了一个川剧班子,遇到什么喜庆的日子,就拖出来应酬一番。罗映雪是川剧班子中的一名旦角,隔三差五进刘文彩的老公馆陪吃陪喝,帮刘文彩装烟递茶,捶背揉肩。时间稍长,被刘文彩霸占成了情妇。这样一来,罗映雪来老公馆的次数更勤了。每次她从老公馆大门口飘进来时,刘元富的眼神就会被情不自禁地勾住,然后整天都像掉了魂似的心神不宁。爱情的力量日积月累,终于促使他下决心奋力一搏,要努力去扼住命运的咽喉。有一天,刘元富叫住了正匆匆往外走的罗映雪,两人站在天井边上,听他表白自己内心的爱慕之情。罗映雪脸儿红扑扑的,眼睛不停地往楼上看,她生怕这一幕会被刘文彩看见。偏偏越是担心的事来得越快,刘文彩打完一圈牌出门小解,一低头,正好看到了楼下的那个情景:三聋子刘元富拉着罗映雪的手,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刘文彩快步走下楼梯,迅速来到他们面前,罗映雪见情势不妙,赶紧挣脱刘元富的手,捂着脸跑开了。刘文彩冲三儿子吼道:“简直是反了,你懂不懂规矩?”刘元富看着刘文彩发怒的脸,隐隐约约猜得出老头子在说什么,也大声反击说:“我要她,我就要她,我要她成为我的女人!”刘文彩一听气急败坏,抓住三儿子的衣领狠狠一拽,刘元富从父亲手中挣脱而出,冲进里屋拿起一杆枪,拉动扳机就要冲刘文彩开火。幸亏旁边的佣仆眼急手快,从三聋子手中夺过了枪,才没有酿成大错。

刘家这桩未遂的枪案发生后,罗映雪成了惹事的祸根,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当天,她被一个姓乔的哑巴藏进茶水房躲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乔哑巴打开老公馆的后门,送她远走高飞。临上路时,乔哑巴从怀中摸出一枚金戒指递给她,手中比画了半天,罗映雪总算弄明白了:金戒指是三聋子刘元富送给她的,让罗映雪在成都等他。罗映雪看了看那枚金戒指,没有多说什么,趁着薄雾悄悄逃走了。

过了三四个月,三聋子刘元富果然如约来到了成都。他找到罗映雪,拿出一枚玉戒指,提出要交换原来送她的那枚金戒指。罗映雪掂在手里看了看,那枚玉戒指是断了后重新用金子包接过的。她嘴角哼了一声,摇摇头说不换。刘元富看着面前的这个女人,一时间不知为什么,竟感到有一丝陌生,再也找不到先前在安仁老公馆时的那种感觉了。刘元富从那间昏暗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再来找过罗映雪。

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的爱情后,刘元富多年未娶,始终是孤身一人过日子。解放后,刘文辉见其可怜,把他带到身边当过几年私人助手,住在成都市政协分给的单身宿舍里。后来经人介绍,刘元富和一个耳聋的姑娘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

刘元富最惨的一段经历,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时候刘文彩已是全国闻名的大丑星,刘元富被大邑县“革命群众”勒令返乡接受批斗。在安仁乡人民公社,经常和他一起站在批斗台上的有两个人,一个王玉清,另一个是当地的一名地主。白天要到田里劳动干活,晚上没完没了地写检查,那个耳聋的妻子在生活的重重压力面前再也顶不住了,提出要和刘元富离婚,刘元富无法挽回那段婚姻,只好同意分手,眼睁睁看着妻子带着女儿离去。此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格变得冷漠孤僻,沉默寡言,一连好多天不说一句话。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好转。

“文革”后期,政府给他平反。再往后,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成都养老。多年来,这位孤独的老人习惯了一个人单独生活,再加上耳聋,他平时很少出门。如果有人找他,需要用他门前的那根竹竿在地上搅动几下,让他发现后才会过来开门。

刘元贵是刘文彩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刘元贵出生时,刘文彩家族已开始走下坡路,随着革命浪潮的席卷而来,这个曾经极度辉煌的家族逐渐走向衰落。刘元贵长大成人后,被他母亲杨仲华送到刘文辉那儿去当兵,此时已是解放前夕,刘文辉正在为自己的前途煞费苦心。经过痛苦的思考,刘文辉决定反正,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刘文辉手下当兵的刘元贵,自然也成了解放军中的一员。此后是部队整编。刘元贵是刘文彩的儿子,背上背着口大黑锅,在部队里很难再呆下去,于是转业到铁路部门,分配到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小站工作。再过了几年,他在当地小镇上找了个姑娘结了婚。

小火车站位处深山,远离城市,但革命的风暴依然能够吹到这里。刘文彩被从地下“发掘”出来后,其后代的厄运就开始了,组织上三天两头找他妻子谈话,要她站稳立场,和刘文彩之子刘元贵划清界限。终于有一天,妻子顶不住这些压力了,找刘元贵提出要离婚。刘元贵也没多说什么,第二天上午,和妻子去小镇上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之后,刘元贵成了个郁闷的单身汉。

70#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11:00

几年后,他所在的这段铁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牟祸,两列火车相撞,当场死亡11人,刘元贵是其中之一。事故发生后,铁路有关部门向上级写了份报告,除了阐述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处理结果外,还要求上级追认这些因公殉职的人员为革命烈士,很快上级的批复下来了,车祸中丧生的另外10人全部被追认成烈士,唯独刘元贵例外,因为他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儿子。

刘文彩有三个女儿,长女刘忆云(早夭),次女刘婉兰,三女刘婉蕙。

在大邑县安仁乡,刘文彩专门为两个女儿修建了“小姐楼”。这幢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砖勾白线柱墙框架,共有三层,为六面六角形状。顶层的“欢喜亭”建筑风格极其独特,柱式拱廊与格式窗户相交错,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让人赏心悦目。

除长女早夭外,次女刘婉兰幼时被父亲刘文彩指腹为婚,许配给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儿子。到了结婚年龄,她嫁到了田家,夫妻生活还算恩爱。三女儿刘婉蕙经刘文辉介绍,进了重庆一所学校读书,后来情况不详。

在刘文彩的后代中,还有一个始终未被刘家认做儿子的儿子,他就是凌君如当年借腹生子的“三胞胎”之一,其亲生母亲叫陈大贞。凌君如当年“生”下的那三个孩子,如今只剩下他一人留在世上。

当年陈大贞在凌君如的诱骗下,与刘文彩发生了性关系,并且很快怀上了孩子。这事被陈大贞的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认为女儿是辱没祖宗,揪着她的头发,要装进木笼子沉水。多亏几个亲戚求情,陈父才放了她一马,将其逐出家门,一辈子不许回来。从此以后陈大贞四处流浪,漂泊他乡,不知生死。

和他一起长大的那两个孩子,一个在8岁时患病死了,另一个解放后参军被录取,后来便再也没有了消息。1956年,他被乡武装部介绍到重庆一家军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里听说他是刘文彩的后代,又将他开除了。1968年,经人介绍他与镇上粮站的一名女炊事员结了婚,对方也是地主的女儿,对他的出身没怎么挑剔。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成了实际上的受惠人,县里落实政策,将他安排到县磷肥厂,之后又被抽调参加县啤酒厂的建设,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啤酒厂提拔为动力车间副主任。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年的满目繁华,早已沉淀为一段让人欷歔不已的历史。一个大家族的荣辱兴衰,给后人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

71#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29:00

第六章 一世枭雄

当刘湘与刘文辉叔侄间的“二刘大战”打得昏天黑地之时,有一件被人们忽略的事情正悄然在川东北发生:由徐向前领导的原豫鄂皖苏区的一支余部于1932年12月25日进入四川,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支部队的到来。

1932年秋天,徐向前放弃了根据地后,先转入湖北,继而进入陕西。11月下旬,来到西安南面,同陕西军人杨虎城的部队产生对峙。12月,从四川边界以北的汉中径直南下,进入大巴山区,并占领了通江县城。攻占通江后,又迅速占领了邻近的南江和巴中。在其影响下,赤卫队、青年团等组织如雨后春笋,红军队伍迅猛发展,不到两年时间,就从原来的八千人发展壮大到了近十万人。

到了这个时候,四川王刘湘才察觉到危机已经潜伏在身边了。

刘湘的幕僚乔毅夫曾说过这么句话:“肉烂了,在锅里,总比别人把锅端了好。”这话可称为是四川军阀作派的一个绝妙注脚。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侵占,是所有四川军阀的一个共同目标,尽管他们相互间明争暗斗,并不团结。1934年前后的刘湘,已从早先的一名职业军人发展为四川军政界的最高统治者,他对这句话的体会尤其深切。现在,摆在刘湘面前的危机至少有三:一是四川军阀内部的混战纷争:二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觊觎四川这块“肥肉”,意欲收入囊中;三是中共红军向四川大范围转移,尤其是1934年10月红军成功突围西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将来极有可能进入四川,更是为刘湘敲响了一记警钟。

三种势力纠缠交织,每种势力都是刘湘的心头病。

这时候,蒋介石适时地向刘湘伸出了橄榄枝。蒋介石派往四川的特派员叫曾扩情(1894~1983)。此人原名曾朝芴,四川威远县人,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毕业生,曾经在蒋介石手下担任过干部委员兼秘书,被称做蒋介石身边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扩情为人处世经验老到,一到四川,就与刘湘手下唐式遵、潘文华、范绍增、王缵绪等人打成了一片,吃喝嫖赌样样来,很快混成了要好的朋友。为了消除刘湘对他的戒备,有一次,曾扩情在妓馆里故意弄丢了密电码本,让刘湘手下的人拾得。当然,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密电有两套方案,故意弄丢的那套只是其中之一,是允许让刘湘破译知道的“正面消息”。这么一来,刘湘对曾扩情的信任更是增加了几分。

通过曾扩情的关系,他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拟交了一份报告,核心内容是报请刘湘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为了全面控制四川,刘湘想得到这个头衔的心情很迫切,他曾让刘航琛专程去了一趟南京,给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送了贿款十万银圆,陈璧君答应帮忙。可是时逢汪精卫与张学良闹不和,汪一气之下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刘湘的美梦因此泡汤,那十万银圆也算白送了。

72#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30:00

“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以胜利者的姿态从重庆进驻成都,整个四川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已被刘湘掌控。蒋介石为了拉拢四川王,此时也毫不吝啬,把那顶刘湘盼望已久的“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帽子送给了他。

宣誓就职仪式在成都举行。那一天,蒋介石派来监誓的“钦差”是何成濬(1882~1961)。此人字雪竹,湖北随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黄兴从事革命,后依附于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何成濬曾经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经营湖北多年,因此又被人称做“湖北王”。四川与湖北地界紧密相连,两个省的头头关系历来走得近,刘湘与何成濬的私交一直都不错。

何成濬接到蒋介石的手令,乘坐轮船溯江而上。抵达重庆港时是傍晚,早已有一支军乐仪仗队在码头上列队迎接。由刘湘部下范绍增安排,在范的家中住了一夜。范绍增丝毫不敢怠慢,在重庆最豪华的酒楼摆下盛筵,特意腾出其姨太太的绣房,作为“湖北王”的下榻之所,并以极名贵的上好南土漂烟供其享用。对于何成濬此行的随从人员曾扩情、陈光甫等,也是极尽拍马之能事,各安排了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室,又专门叫来重庆的当红妓女陈八妹和马九妹,陪伴他们共入温柔梦乡。

第二天,范绍增派了五辆汽车,将何成濬一行送到了成都。

宣誓就职的仪式举行得十分隆重,在蓉的川军将领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其相、罗泽周等,均一律参加。学校放假,各商号悬挂旗帜,街上贴满了彩色标语,盛况空前,刘湘也感觉特别风光体面。在宣誓就职会上,刘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辞。第二天,即将川中各军分为六路,分别进剿中共红军所在的根据地。

何成濬的这次四川之行,不是单纯当一个监督员了事,他所代表的是蒋介石对刘湘的信任和倚重。“除了赋予刘湘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外,在财政上准予发行相当数量的公债,在军队装备上给予适当的补充,给予在国内外购买一切装备的便利等等。这就相当地满足了刘湘的愿望,从而博得了刘湘对蒋介石的亲切和尊重。”(参见曾扩情:《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内幕》,原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第116页)辞别之际,刘湘给何成濬等人送了价值可观的礼物,如银耳、虫草等滋补品,不下几十斤之多,还赠送了锦缎、川绸、川绣被面等,此外还专门给曾扩情送了一张金丝猴皮,价值不菲。曾扩情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美称”:金丝猴皮的特派员。

宣誓就职后不久,刘湘接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报,邀请刘湘赴南京面商机宜。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巴渝号兵舰顺长江东下,15日抵湖北沙市,改乘邮航飞机飞达汉口。其心腹幕僚邓汉祥早已在汉口等候。参加完记者招待会后,刘湘有点疲惫,但仍然将邓汉祥叫到自己住的宾馆里,进行了一番密谈。

刘湘开门见山问邓汉祥:“你看老蒋这回约我来,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略微想了想,回答道:“蒋总裁表面上必定会讲要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以及如何信赖你之类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借你这把刀去杀红军,最后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蒋的目的一旦达到后,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掌控四川局势。”

刘湘皱起了眉头,沉默了一会,说:“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过了一会又说, “我的主意已经打定。先要看看红军来四川的目的,假如红军意在拿下四川,就只能奋起一拼了;假如红军只是借道路过,那就不用去管。相反如果老蒋借机派兵入川,那等于是端我们的老窝,因此一定要坚决阻止。”

11月20日,刘湘乘瑞和轮离开汉口抵达南京,住中央饭店。当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到此次来南京的任务,刘湘说了两条:一是面谒蒋介石报告及请示机宜,二是为财政问题须向中央政府请示具体办法。第二天上午,由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陪同,去晋见蒋介石。刘湘是初次见蒋,遵循“言多必失”的古训,佯装出一副木讷模样,唯唯诺诺,小心点头。接见完毕后,天色已经晚了,刘湘回宾馆休息,杨永泰约邓汉祥去吃夜宵,席间杨永泰开怀大笑:“你伺候的这个主,是木匠出身的吧,他的话也太少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刘璋,这种人怎么担得起重任啊?”邓汉祥微微一笑:“你莫把人认错了,有些事现在看不清楚,以后自然会明白。”

四川王刘湘此次到南京,蒋介石提出了关于四川的三点意见:一、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担当主席;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康绥靖公署,由刘湘担当主任;三、刘湘仍然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但要调中央军十个师入川协助作战。对第三条,刘湘表示坚决不同意,并且提出辞去剿匪总司令一职相要挟。蒋见刘湘态度坚决,只好打消派兵入川的主意,另行组建一个参谋团入川协助。刘湘没有再坚持,点头同意。

刘湘系初次出川,在南京晋见蒋介右完毕后,又去上海观光,夜宿一品香饭店,然后在宋子文陪同下绕道杭州游览西湖,并参观了航空学校。12月7日返回南京,赴官邸见到了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谈话。10日上午,刘湘向各方辞行,乘民康轮离开南京返渝,19日抵达重庆,欢迎者有军政界官员和民众代表数百人。

刘湘回到四川的第三天(12月21日),便接到了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政府的电令: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等七人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邓汉祥兼秘书长,甘绩镛兼民政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长,费东明兼保安厅长。

新组建的这个班底,是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共同商量的结果。从刘湘方面来看,是颇费了一番推敲的。据说,蒋介石想把其亲信康泽安插进来当保安厅长,刘湘坚决反对,硬是不买账,蒋也只好作罢。在这个班底中,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一直是刘湘的亲信,长期担任刘湘的驻京、沪代表,历时六年,绝对忠实于刘;民政厅长甘绩镛,早年即追随刘湘,一直被刘当做自家人一样看待;财政厅长刘航琛前面章节已详细叙述,不再多说;教育厅长杨全宇,四川西充人,北大毕业生,此人是汪精卫推荐的人选,和蒋介石有一定距离;建设厅长郭昌明,是刘湘的速成系同学,在刘湘手下当过参谋长;保安厅长费东明,系保定生,早年在刘湘属下任过旅长。

刘湘向南京政府迅速靠拢,意味着四川与外界隔绝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当刘湘重新返回四川的时候,一个在他领导下的新的省政府真的会使四川局势发生改观吗?蒋介石所说的派参谋团入川,会对四川军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南京方面派员介入四川,是否会对四川紊乱的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切尚需拭目以待。但是不管怎么说,刘湘谒见蒋介石的南京之行,却是四川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国民政府进入四川已是既成事实。“此后,中央政府为把四川纳入一个由全国首都控制的政治结构而作的各种巨大努力,便成为川政中的主要问题”(参见[美]罗伯特·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第117页)。

73#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31:00

刘湘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

刘湘的南京之行,意味着刘、蒋“政治蜜月”的开始。然而在权力场上,所谓“亲密无间的合作”像是孩童吹出的肥皂泡,看起来美丽却也容易破灭。裂痕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如果细心梳理,自然能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

就在刘湘从南京回四川三个多月后,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其目的除督促“剿匪”外,再就是要以全力协助省政府主席刘湘建设四川。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领导给下级“送温暖”。刘湘心存感激,拟在杨子坝刘氏公馆宴请老蒋,按照蒋介石的吩咐,那天只有几个参与机要的人员作陪,场面显得冷清。蒋介石身披玄色斗篷,内穿黄呢军服,戴着双白手套,表情冷漠,很少说话,这让刘湘感觉到很不舒服。宾主入席后,蒋介石的神情总是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使人觉得疑神疑鬼,每上一道菜,他必须等别人先吃后方才下箸,喝酒也是端起酒杯而不饮。蒋介石所表现出的戒备心,使得刘湘大为反感。

经过改组后的四川政府,虽说刘湘担任省政府主席,实际上的掌舵人却是蒋介石。四川军阀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各军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交出了防区丢掉了地盘,他们不再是具有完整意义的军阀,而蜕变成从属于蒋介石政权下的地方实力派了。面对此情此景,刘湘内心有种说不出口的沮丧和懊恼。

最让刘湘感到不舒服的,是蒋介石派出的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这让刘湘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欲罢不能。

参谋团队伍庞大,其主要成员文化素质高,多系蒋介石的亲信、智囊和官僚政客。其领衔人物名叫贺国光(1885~1969),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入川,曾就读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是老同学。参谋团公开的工作方针是“援川助川剿共”,实际上却另有一套秘密的工作方针:“消灭赤匪,控制四川,打击刘湘”。

别动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一支武装特务队伍,其领衔人物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兆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曾留学苏联,回国后不认同马列主义,投奔国民党。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的;他也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三青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介石宠信可见一斑。

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后,曾拟定过一个“五运计划”,即在四川大搞军运、匪运、学运、绅运和商运,一言以蔽之:制造混乱,整垮刘湘。有一次,刘湘的属下偶尔得到了一份“五运”的绝密文件,刘湘看后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即派专人送给蒋介石,请蒋解释。蒋介石推诿了几句,最后找了个替罪羊,将参谋团总务处长柏良撤职,才略微平息了一下刘湘的怨气。

刘湘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从未休止,到1937年达到了高峰。刘湘手下的土特务头子冷开泰等侦破了一个大案,估摸案犯与南京政府有关系,决定就这一题目做文章,迅速取缔肃清,并在全省张贴布告:“竟有不逞之徒,阴谋诡计,意图破坏秩序,扰乱治安,敢于秘密设立机关,伪造印信,发布命令,号召党徒。其主要人犯,有自称总司令者二人,自称参谋长、机要处长、参谋、副官、路司令者若干人;其委任伪职有自称旅长者若干人,自称路司令者若干人。又划全省为十六路,某人担任某路。又派员四出为之奔走联络,或则给予委任状,或则信件往来,均有姓名可指……”(参见乔诚、杨续云著《刘湘》,第149~150页)

经过紧急提审这些准备暴动的匪徒,他们供认出了幕后黑手,果然是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负责人李明灏。据当年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李明灏等人不仅策划“匪运”,还擅作主张,在城墙上修建炮台,在街道口构筑工事,天下无事而庸人自扰,导致引起刘湘部队误会,局势骤然紧张。最不可思议的是,李明灏一再请求贺国光发给步枪7000支,子弹300万粒,炮弹300颗,为打仗作准备。贺国光对李明灏晓以大义,提醒他说,分校学员全系川军编余军官,而刘湘部下占其大半,此时无强大中央军驻此,一旦有风吹草动,川军中的那些学员因多年跟随刘湘,无论从利益上还是感情上都会倒向刘湘一边,到那个时候,你恐怕连性命都难保。何况眼下社会动荡,谣言颇多,紧张的局势像泼上了汽油的柴草,只需要一根火柴就能点燃,你又何必去做那根火柴呢?贺国光苦口婆心的话,李明灏完全听不进去,不仅如此,李还屡次三番向蒋介石秘密报告,控告贺国光与刘湘关系不清,怀疑二人有猫腻。贺国光欲洗刷自己,多次给蒋介石发出密电,认为刘湘所作所为全系防卫性质,绝非犯上作乱。刘湘事后得知老同学的这番举动后,颇为感动。

但是自从参谋团、别动队入川后,川中局势也绝非贺国光能够左右的。许多场合,许多时候,贺国光也是无可奈何。何况,贺国光端的是蒋介石的饭碗,在某些关键时刻,他还必须站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说话。因此,大案最后的处理结果也只能不了了之

74#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33:00

政治斗争中,吃掉对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大口吞食,好处是速度快,坏处是对手会激烈反抗,付出的成本大;另一种是蚕食,虽说速度慢点,但是对手不易警觉,相对而言成本反而低。后一种方法又叫“温水煮青蛙”,刘湘现在就成了温水中的青蛙,听任水温一点点上升却无可奈何。

四川王刘湘也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他暗中一直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予以反击。比如说,蒋介石授命参谋团在四川举办“保甲壮丁干部训练班”,培养一批基层骨干,组成了一个与刘湘对着干的基层干部网络。刘湘则通过举办“县政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县长、区长和科长,去管理那些所谓的“中央势力”。

县政人员训练班共举办了三期,共结业1027人,刘湘对这批干部期望极大,期望他们能在四川政治建设中做出成绩。第三期学员毕业时是1936年5月中旬,此时刘湘由于长年累月操劳过度,胃病再次发作,咯血不止。6月4日,返回原籍大邑安仁乡休养。

在此前后,南方发生了“两广事变”。当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由,逐步控制了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以后,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广东和广西。面临可能被蒋控制的危机,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祟禧等人,开始为保全自己的割据势力而操心。他们一方面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买军火,依靠日本壮大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先下手为强,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把戏,由广州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通电全国,吁请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6月4日,又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西南军阀将领数十人发出声援电,表示拥护。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准备出兵湖南,向蒋介石进攻。这是一场荒唐而又有趣的政治游戏,参与游戏的每一方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想置对方于死地。用一位军阀的话说:“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后才有棺材睡。”

正在安仁养病的刘湘得到消息后,发电密邀心腹邓汉祥速来面商。邓汉祥一见面,笑逐颜开地对刘湘说:“我们四川输赢两边吃糖的机会来了。”其言下之意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开战,无论哪边赢了,四川都可以“渔翁得利”。人逢喜事精神爽,刘湘一高兴,病情也好了许多。吩咐司机连夜备车,匆匆赶回成都,秘密召集主要军政幕属商讨应对之策。

在会上,参谋长傅常、军长潘文华等人平时受够了参谋团和别动队的窝囊气,终于盼来了出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过?他们竭力主张立即发动攻击,端掉成都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这两个蒋介石的窝巢。刘湘扭过头来征询邓汉祥的意见,邓汉祥却发表了一通不同的看法:“原则上同意,但不能操之过急。两广反蒋,外表看起来一致,内部分歧却很多,蒋介石一贯采取挖墙脚的方式对付各省,陈济棠部下是否有人被蒋收买,尚难断定。如果我们马上发动攻击,万一两广内部有问题,不能支持,蒋介石必然掉转枪口打四川。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以静制动,我们暗中准备,到了战事的关键关口,再作决定也不迟。”

刘湘对邓汉祥的发言未置可否。当天夜晚,刘湘瞒着邓汉祥紧急下发密令,通知军队向成都、重庆两地集合,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谁知行动还未开始,风云突变,蒋介石暗中出钱收买了陈济棠平时最信任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在最关键的时刻,余、黄背叛了陈济棠,通电拥护蒋介石。陈济棠苦心经营广东十余年,却毁于一旦,没想到败亡得这么快,不由得痛心疾首,连声感叹蒋介石对地方势力的渗透能力实在太强了。

两广事件发生后不几天,蒋介石电召刘湘到庐山会晤。接到电报,刘湘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其中究竟藏有什么样的陷阱和玄机。他亲自跑到邓汉祥的公馆里,要邓代表他去庐山见蒋介石。邓汉祥推诿不过,于7月30日乘飞机离蓉飞汉口。

在汉口,邓汉祥见到了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两人一见面,杨永泰就将邓汉祥好好奚落了一顿:“你个大军师,认为陈济棠倒蒋,机会到了,便怂恿刘湘连夜调动军队,准备攻打重庆行营和成都军校,来响应陈济棠。我过去听信了你的话,拼命帮助刘湘,复兴社分子乘机造谣说我拿了刘湘六十万元的贿款……”邓汉祥连忙解释,愤慨地说道:“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和复兴社那帮人,天天挑拨离间,唯恐四川不乱。如今造谣说刘湘调兵遣将攻打这攻打那,连你都相信了,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干脆明天飞回去,让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了。”杨永泰见邓汉祥真的生气了,又缓和语调说道:“刘湘调动军队确有其事,可能他没让你知道罢了。既然刘湘让你代表他去见蒋,你半途而废,反而会使蒋介石心里又留下一道裂痕,以为你们四川方面有意在躲避他。”

听从杨永泰的劝告,邓汉祥鼓足勇气,来到了庐山。走进美庐别墅,只见蒋介石满面怒容,也不让坐,冲着门外喊副官快拿军事地图。副官很快把地图在桌上摊开了,蒋介石拿起一根木棍,指指点点:“刘湘夜里调动军队,附和陈济棠反对南京中央的活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听得出蒋介石气愤至极,嗓门又尖又细,下巴微微有点抽搐。邓汉祥不敢吭声,等蒋介石气消了一些后,他才解释了几句,大意是,四川土匪和袍哥耳目灵便,夜间行动才不会泄露消息,并不是与陈济棠遥相呼应。说完这些,邓汉祥又历数刘湘过去维护蒋介石的许多事例,以证明刘湘绝不会附和陈济棠。至此,蒋介石的怒气才略微平息。

75#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34:00

1936年l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表态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史称“西安事变”。此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讯后立即赶回成都,急召心腹亲信邓汉祥、傅常、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邓锡侯等人会商,各军长对突然发生的西安事变感到惊诧,绕室彷徨,莫知所措。刘湘发出通电,呼吁营救蒋介石。但是在秘密会议期间也有暗流涌动。傅常、潘文华等人旧调重弹,又提出派武装部队包围成都军校、重庆行营的老话题,邓汉祥不同意这个办法,说道:“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蒋的军校和行营也搬不走,到时候照样垮台;如果张学良放了蒋介石,我们今后如何下台?”刘湘嘴上没有发表意见,在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中,他显然赞成前者。

几天后,何应钦忽然派他的胞弟何辑五来成都,通过邓汉祥找到刘湘,何辑五说话的大意是:针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局势,黄埔系决定推举何应钦为总司令,蒋介石一旦死后,黄埔系的力量何应钦能够控制。此次进川,就是希望能与刘湘合作。他还要去昆明联络龙云,到时候一起共谋大业。“何应钦已经作出决定,拟派飞机去轰炸西安,逼迫张学良杀蒋介石。”当何辑五表情神秘地说出这条消息时,刘湘大惊失色,当即作出决定,屁股坐到何应钦一边,迅速派兵攻打蒋介石设在四川的据点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

正在两人谈论得热火朝天之时,忽然从西安传来消息: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大错已经铸成,何辑五惊慌失措,不敢回到南京,连夜化装飞到了上海。刘湘也是如坐针毡,不知道获释后的蒋介石将如何处置自己。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得知刘湘在他被扣期间试图发动兵变的消息,进一步看清了刘湘半心半意拥护的面目,对其恶感更深了。这之后,经过一系列艰苦复杂的说项和斡旋,蒋介石对刘湘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当然,刘湘显然是为此付出了代价的,他把一个造币厂和十架飞机送给了南京,把部队调出重庆,退至永川,给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腾挪地盘,避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四川地方政府的直接冲突,为两年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准备了条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刘湘此举虽说属于被动,但客观上对形成团结抗日局面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刘湘的戒备心更是有增无减。当刘湘派邓汉祥前往南京探听虚实时,蒋介石一点也不给面子,直截了当地对邓汉祥说:“四川的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体力不支。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刘湘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也便于他休养,无论对地方对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邓汉祥的回答是:“缩编军队,如果四川各军都在一个标准之下同时进行,自无问题。至于军民分治,拟请中央再加考虑。因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前年省政府成立、川政统一后,地方治安以及用人用钱各方面,始稍有眉目,今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个人负责,恐怕难以收到辅车相依之效果,反而增添中央西顾之忧。”

邓汉祥的话说得既有分寸又滴水不漏,该说的都说到了,可是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军民两政分开,另行派人担任四川省主席。

邓汉祥只好怏怏退出,再想办法。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剩下的事让邓汉祥与何应钦交涉。到了何应钦那里,邓感到再无退路,说话的口气也硬了一些:“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是两件事,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即先缩编军队,稍后再提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希冀。如果非要二者同时施行,难免不逼得狗急跳墙,事情反而不好办。”经过何应钦在老蒋面前疏通,蒋才松了口,暂时不再提四川军民两政分治的事。

但是川军缩编已是板上钉钉,不得有任何推诿拖延。

川军缩编的过程,就是一个刘湘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过程。其中明争暗斗,矛盾表露得相当尖锐。刘湘面临其军队有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困兽犹斗,他不能不竭力抗争。为了保存多年积蓄下来的军队,刘湘提出的方案,其要点就是川康各军驻在川康境内时,其人事、经理、指挥诸权皆应划归川康绥署。至于裁减的军队,则采取屯垦的办法予以保存。蒋介石担心逼之过急反而生变,也留下余地,即整军完成后,“指定归绥署指挥的部队,再按绥署条例划分职权;关于屯垦事宜,可由整军会议时商决。”(参见乔诚、杨续云著《刘湘》,第208页)

1937年6月28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贺国光等19人为委员。

整军会议拟定7月初在重庆召开。临行之前,刘湘部下多名将领极力阻止,劝其谨慎从事,周成虎、刘兆藜、傅楠等几位旅长甚至在地上长跪不起,失声痛哭,去重庆万一被扣留,就毫无办法了。刘湘征询邓汉祥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邓汉祥说;“站在蒋介石的角度看,他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如果把你扣起来,你的十几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不如采取绳索勒死的巧法子,先缩编军队,再调你到中央去当个部长,可不省事得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最稳妥的办法,是你坐汽车缓缓而行,我先去打头阵,赶到重庆与何应钦密谈,探测他的态度后再作判断。如有疑虑,你可称旧疾复发,中途转回成都;若无疑虑,你再大大方方进重庆。”刘湘这才依计行事,于7月4日离开成都,赶赴重庆。

整军会议前后,刘湘始终处在权力旋涡的中心。更让他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多年栽培扶植的部下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川军高级将领,看他大势已去,暗中纷纷倒戈,被蒋介石收入囊中。总之,川军整编过程是蒋介石一步步紧逼、刘湘一点点退让的过程,经过整编,“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一是各军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其人事、经理、装备都由军委会掌握;一是军事体制、番号诸方面均与全国军队基本统一。整编后,多数的川军在数量上减少了,力量有所削弱。然而刘湘的部队则没有多大的损伤,刘部原有十多万人,改编后仍保留十一个甲种师,七个独立旅,共六十个团;另编一个独立团交重庆警备部指挥,多余部队再编入各行政专区保安团,共十八个团,这样就有七十多个团了。”(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第286页)

在重庆召开的整军会议结束得十分仓促。正在会议期间,忽然传来“七七事变”的消息,蒋介石电召何应钦速回南京,会议交贺国光主持,最后草草收场了事。

但是蒋介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了,再次见到刘湘时,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亲善。与刘湘握手寒暄后,他竟然称兄道弟起来,用和缓的语调说道:“我们两弟兄自从北伐以来,你对围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后期整军议案等抗战结束后再说。过去我总是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现在则不然,譬如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我只把财政方针告诉他,至于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决不过问。又譬如现在我所用的人,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我过去的这些短处,兄弟你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老兄在军政两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蒋介石的一番话,把刘湘的心说热了,他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等蒋走后,刘湘对其心腹幕僚邓汉祥高兴地说:

76#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35:00

:“老蒋今天算是同我说了句知心话。”

出师未捷身先死

前边说过,重庆整军会议期间,何应钦收到南京的加急电报,他当场向会议通报日军在卢沟桥进犯国军第二十九军经过,谓中日大战已不可避免。全场闻讯悲愤感慨,将领们纷纷表态,愿率部出川参加对日作战。

1937年7月10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7月14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谓日军侵略决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决一死战。望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下,共赴国难。8月7日,刘湘乘飞机飞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国防会议,共商国是。抵达南京后刘湘发表了谈话,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刘湘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结束之际他表态说:“四川可出兵三十万抗战,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话音掷地有声,深得在场的抗日将领们的赞许。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主要由川军组成)的司令长官,长官部指定设郑州。刘湘将所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政府主席两职分别交给钟体乾、邓汉祥代理,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际,刘湘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经常咯血不止,钟、邓等部下劝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赴任,他执拗地坚持说:“过去打了那么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为他晚年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刘湘领导的川军出川抗战,是中国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四川安县“模范父亲”王者成,主动送儿子王建堂请缨出征,临行前,王者成手执一面“死”字旗相送,在白布旗正中写着个大大的“死”字,旗的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读之让人热血沸腾,欷歔不己。据曾经参加过当年淞沪战役的四川人何聘儒先生回忆:“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抢。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机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种装备的军队,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战斗力,该部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会战的70个师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然而该部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余人!

据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说,抗战八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阵亡的川军人数为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为全国之冠。

11月中旬,日寇先后攻占嘉定、常熟、苏州等地,分两路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向南京进发。刘湘闻讯后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军调集拢来保卫南京,他本人亲自担当总指挥。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刘湘说道:“我以带病之身,如能与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的。”遗憾的是,正值此时刘湘旧病胃溃疡复发,且陷入昏迷状态,濒临于生命垂危之际,被紧急送往汉口医院救治,夙愿未遂。

刘湘从昏迷中醒来时,感到周围死一样的安静,深为疑惑,不知身在何处。旁边的护士小姐告诉他,这里是汉口万国医院,他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在医院里疗养了一段时间,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到12月上旬,已经可以由人搀扶着到花园中去散步、晒太阳了。他支撑起病体,向守护在身边的参谋长傅常、参赞黄罔等询问前线敌情,阅读各地传送来的电报、信件。此间,社会各界贤达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等亲赴医院看望,刘湘热情洋溢地和他们畅谈抗日大计。

身体稍微恢复后,刘湘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一病月余,痛苦难喻,除告侍从副官数次书函寄达外,顷头昏已减,试亲笔作函奉寄如下:一、余病景象,完全与上年同,所异者口中未吐血耳。现在仍然贫血,不能操劳,奈何!幸德国医生着手即日认明为胃失血,故能逐渐起色,或者危险时期已过矣;二、军国情势迫切之际,余思虑失检,致旧疾突发,种种计划未能躬亲达到,不胜忿念。现在前方一切较重事务,虽仍常来电决定,但军事要点已失当机立断功能,斯亦无可如何耳;三、世哲、世英两儿明年读书,仍以考入较良中学为善。家中只延请徐老师、唐先生再为之照料中文、英语,不必再聘多人可也。至三儿书名,兹为拟就‘刘康怀,号济殷’,幺妹亦拟书名为‘刘蔚文’(女儿家,不必有号),即盼照此改定为要。余久病思家念切,尤以三儿、幺妹久不见,殊愀然。但世乱不定,故迭次函阻来也。欲言至多,心神不及,只此后告,并询问阖家平安。1月7日于汉口万国医院。甫澄手启。”(转引自乔诚、杨续云著《刘湘》,第239~240页)

1938年1月1日,刘湘发表元旦献词,文章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新年刚过,刘湘病情急剧恶化,至17日,德国医生说要输血,可是此时血管已经收缩,血输不进去了。1月20日晚8时,刘湘与世长辞,终年48岁。

77#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38:00

临死之前,刘湘留有遗嘱如下:“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刘湘这一遗嘱,在抗战前线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影响极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升旗时川军官兵必同声诵读:“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掷地有声,豪气干云。

1938年2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刘湘予以国葬。后因修建墓园费时较长,直至1939年9月19日,始在成都举行了国葬典礼。刘湘墓园建于成都南郊武侯祠侧。

1946年4月27日,国民政府胜利迁都,蒋介石特莅成都告别四川同胞,于是日上午8时,亲临刘湘墓园致祭,下午召见刘湘之子刘济殷,垂询家庭状况,嘱咐努力求学,继续遗志,将来成为建国人才。

关于刘湘的死因,除了“病死”之外,还有“吓死”说和“毒死”说。

“吓死”说起于刘湘部下的师长范绍增。

据范说,1937年川军整军过程中,刘湘搞明升暗降,免去范绍增的师长职,升为副军长,却没有实权。范因此对刘湘有了怨恨。刘湘胃溃疡复发,在汉口万国医院住院,其时范绍增也在汉口,特务头子戴笠利用范与刘的矛盾,在刘湘病房旁边弄了个房间,让范去监视。一个偶尔的机会,范绍增发现刘湘与山东军阀韩复榘联系密切,电报来往频繁,密谋倒蒋。他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了戴笠。不久,蒋介石约韩复榘到河南开封开会,将韩扣押,解到武汉,经过军法会审,执行枪决。

在此期间,何应钦到万国医院看望刘湘,随口说了韩复榘被扣押的消息,刘湘大惊失色,紧张地问为什么扣押。何应钦说,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打蒋介石。刘湘脸色大变,不再说话。“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范绍增:《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

“毒死”说缘于刘湘夫人刘周玉书之口。

刘周玉书从成都启程飞往汉口时,心里就对刘湘之死存在巨大的疑惑。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死,以前那么多次犯胃病,还不都挺过来了?尤其是当她看见迎接她的那些人胸前佩着小白花,臂膀上缠着黑纱布时,直感到天昏地暗,口口声声说刘湘是被蒋介石害死的,哭嚎着要去找蒋拼命。

那些日子,这个深受刺激的女人变得有点神经兮兮的。她不知从哪里听到的消息,说蒋介石收买了刘湘部下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邱甲,刘湘是被邱甲毒死的。有一次,邱甲到省府刘湘灵前上香,被刘周玉书看见了,当场下令守灵连长将邱扣押,执意要枪毙他。邱甲无法脱身,慌乱中想了一个办法,掏出自己的名片,在反面写上“快来救我”四个字,嘱人火速送给邓汉祥。邓汉祥急忙赶来,又是解释又是担保,总算制止了一起冤案。

刘周玉书从汉口回到成都后,迅即邀请钟体乾、邓汉祥以及刘湘昔日旧属师长三四十人到家中聚餐。等到宾客到齐,刘周玉书身穿孝服,入室便跪地痛哭,哽咽着说道:“今天我所请的客,都是督办生前的好朋友、老部下,督办是被蒋介石害死的,希望你们替他报仇。”

平心而论,无论吓死还是毒死之说,都与事实相去甚远,或出于激愤,或无端猜测,均难以视做信史。360docimg_27_

78#作者:cdbluesea 回复日期:2011-2-28 21:44:00

倚仗大军阀发迹的小舅子

刘湘虽说是个大军阀,却为人坦诚,待人宽厚,私生活也无可挑剔,故人望极高。在用人方面不搞任人唯亲,刘湘的属下,很少任用他自己的家族亲戚。

只有周成虎是个例外。周成虎,字晓岚,是刘湘夫人刘周玉书的弟弟。刘湘从速成学堂毕业,羽毛渐丰后,这个小舅子就一直跟随在他身边。

刘湘笃信术数,对风水、运道之类的名堂十分着迷。为了发迹,他想找一块风水宝地,将母亲的坟墓重新安葬。刘湘早年在速成学堂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子俊,他有个弟弟叫李子模,据说精通堪舆之术,于是毛遂自荐,要帮刘湘找一块运旺气盛的龙风之穴。

不知是这个李子模功夫不到家,还是他们兄弟俩活该倒霉,坟址选好后,刘湘将母亲的棺木迁移过去,不到一百天,两个儿子竟相继死掉了。刘湘夫人刘甫婆大为震怒,带着几个兵丁,找到李氏兄弟家里大闹了一场,打得他俩跪在地上连声求饶。刘甫婆还不解恨,叫人一根根扯下李子模的胡须,直痛得他哇哇叫。

这次风波之后,刘湘再也不敢轻易迁移祖坟。过了很久,有一次,小舅子周成虎来找他,表情和声音都显得有几分神秘,原来,周成虎暗中又找了个大师,保证能让其母亲的坟墓迁到一块好地方。这次刘湘有点犹豫不决,周成虎在一旁鼓动说,这块宝地得来不易,是川中仅有的龙凤结穴之所,后人得此旺气,不想富贵也不行。在小舅子的鼓动下,刘湘决定一试。结果一试而中,将母亲的坟墓再次迁移后不久,刘湘就在“二刘大战”中打败了刘文辉,并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因此在他心里,对周成虎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进入民国以后有个怪现象:从表面上看,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各省军阀都把种植、贩卖鸦片当做聚宝盆、摇钱树,他们要争地盘,就要扩充兵力,有人有枪,这些都需要银圆做保障,而种植和贩卖鸦片,是最为快捷便利的生财之道。

刘湘也不例外,搞军备竞赛财力吃紧,眼光便紧紧盯住了鸦片暴利这一块。他在所掌控的川军二十一军设立了“军实科”,委任心腹小舅子周成虎当科长,半秘密半公开地做起了鸦片生意,甚至私设秘密作坊,制造吗啡粗子(坯子)。刘湘未曾发迹之前,周成虎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在乡镇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攀附刘湘这棵大树后,他结识了四川军政界不少要员,与袍哥也打得火热。有个袍哥舵把子叫做刘颐章,专门负责为周成虎在上海及长江沿岸码头私贩鸦片和军火,曾经被国民政府查获过几次,在上海和重庆的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对此情况刘湘也有所耳闻,但是鸦片收入是其财政收入中的一大块,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说在公开场合进行了批评,背地里依然还是予以支持。

民国前期,四川鸦片瘾民多系官绅,政府法律上禁止,卖际上怂恿支持,更是使得鸦片瘾民日益增多。防区制时期,周成虎被派镇守川南,更是将他管辖下的地盘“治理”成了鸦片瘾民的天堂和乐园。他效仿其他军阀们的做法下达命令,强制农民种植罂粟,种的收“青苗税”,不种的则收“懒税”,反正种与不种都得向他交钱。他还派出手下的连长排长到各乡镇,将分散的烟馆集中为吸烟所,实行招标承包,每个承包人每月向他缴纳三千大洋。

倚仗刘湘的权势横征暴敛发鸦片财,周成虎也成了四川军阀中有名的暴发户。重庆解放碑一带那时候叫督邮街,许多达官贵人的公馆就修建在此。如今解放碑碑身的那个地方,当时的名字叫“周家院子”,就是周成虎当年公馆所在的旧址。20世纪20年代以后,潘文华当重庆市长期间,开始在这一带修筑马路,周家院子被辟为街心花园。曾经繁华一时的周氏公馆以及周家院子才沉没到了历史的深处。

刘湘去世后,其妻弟周成虎的势力迅速削减。1941年夏天,蒋介石派第八十师中将师长陈明仁开进四川,接管周成虎的防区。此前曾有好几次,国民党政府派人接防,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武装冲突,未能成功。而蒋介石下达任务后,又将陈明仁召到重庆密淡,嘱其要顺利接管,不能发生冲突。陈明仁接到这个任务之初,颇感肩上的担子有几分沉重。

他一面通知部队准备行动,一面先派人到川南了解情况。几天后,前往摸底的线人回来报告,说周成虎无意正常交接,不排除武装冲突的可能。陈明仁考虑再三,决定亲赴周成虎所在的泸州,运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到了泸州后,陈明仁利用袍哥的关系疏通周成虎,为了解除对方的疑虑,特意要求住在周成虎的家里。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关系混得熟了,彼此间成了无话不说的契友,早先的隔阂烟消云散。周成虎对陈明仁说:“早先蒋介石叫我交出川南八县,由中央政府派人接防,我是从来不交的。今天兄弟你来,我愿意交了。这事我反复想过,军政界并不是那么好混的,自从刘湘去世后我就萌生了退意,退出四川军政界是迟早的事。兄弟你不是外人,我们相互是朋友,把地盘交给你,我也放心。欢迎你的队伍早日来接防,”陈明仁这才问他准备什么时候交。周成虎爽快地答道:“我可以马上下令,把部队调走,让你来接。”

不久,周成虎果然履行诺言,让陈明仁的部队顺利接防泸州。陈明仁接防后驻守叙永,兼任了第八区的清乡司令,统一管辖川南八县。而周成虎则逐渐退出了四川军政界,到重庆商界另谋发展,这次,周成虎是和姐姐刘周玉书联手,在重庆商界翻云覆雨,经营起了另一块地盘。没过多久,周成虎果然成了重庆商界的一条大鳄,尽管他的第一桶金来路可疑,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并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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