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教育背景
李世默出生于文革时期的中国上海。80年代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又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3]
工作经历
在创立成为资本之前，李先生是兰亚基金的合伙人，在中国和亚太其他地区的诸多行业从事多年的实业投资。
90年代中旬，李世默在斯坦福大学完成MBA学业后回到上海，并于1999年成立成为资本。[4]成为资本投资和造就在中国和全球经济中具有长期持续增长能力的企业，寻求增值性的资本回报。是中国较早立足于支持创业者和企业家，并帮助他们实现企业价值的实业投资公司,成为资本的总部设在上海，是合伙人结构的投资基金。[5]
2003年，李世默创立上海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并在其内担任理事。[6]
2012年4月，作为优酷大股东的李世默与土豆大股东“纪源资本”代表符绩勋主动进行沟通交流，并一起策划了土豆与优酷网的联姻，促成了两大视频网站最终实现合并。[7]
2012年6月28日，李世默的成为基金投资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发起成立“中欧成为创业基金” 。[8]
2TED演讲
背景概述
李世默为中国网民所熟知是因为其于2013年6月份在TED环球大会上的演讲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
2013年TED环球大会在爱丁堡举行。6月13日，李世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题目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发展的两个三十年故事，突破了以往TED演讲题材，涉及中国崛起的历史、制度、经验等方方面面，引起现场热烈反响，并引发国内热议。
2013年6月19日，李世默现场演讲中英文在观察者网独家首发。国内外著名媒体TED网站、youtube、《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南华早报》、新浪网、新华网、凤凰网、优酷网、共识网等纷纷在显著位置发布，仅优酷视频点击就超150万次。7月16日，新华网摘录演讲部分文字发表，7月17日新浪网全文发表。视频被转载到国内最热自媒体平台微博之后，更是引发微博网友的激烈讨论。李世默对“元叙事”教条的颠覆性演讲给听众带去了极大的震撼。[9]
该演讲最终成为2013TED年度最佳演讲。
演讲简介
在西方社会，有一种标准的假设：当一个社会不断进步，它最终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社会，对吗？李世默，一名中国投资人以及社会科学家，呼吁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假设。在这个挑战界限的演讲里，他吁请听众们考虑其他能够成功管理一个现代国家的可能方式。[3]
演讲全文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
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
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
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
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
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
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
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
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2. 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3. 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10]
3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演讲
中国：不是现代性的现代化
作者：李世默
纽约时报 2011年4月27日
(此文是“百年清华，中国模式”论坛前言，作者是论坛组委会成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
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清华大学正举办百年庆典。成立于1911年, 清华在民族屈辱中诞生，在战火中走向独立。清华的历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的命运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这片浓荫覆盖的土地，与被英法联军夷为平地的圆明园遗址毗邻, 许多中国领导者、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在这里开始踏上救国求索之路。曾毕业于此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庆祝这一具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事件揭开了帷幕。
当然，中国成为西方列强手中肆意凌辱的玩物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它被看作是争夺未来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者。世人共知的是，中国的崛起使国际体系的核心受到撼动，此次清华的百年庆典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次反思的机会。
中国复兴将是文艺复兴后对人类思想的最大震撼
中国今日复兴的意义远远超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甚至文化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将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类思想的最大震撼。用一句话来概括：摩登主义（Modernity，或意译为“现代性”）将不再垄断现代化。
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启蒙运动是全人类思想变迁的原动力。然而，这两百多年的西方化浪潮席卷全球，给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带来灿烂的现代光芒的同时，也伴随着持久的迷茫、困惑，甚至灾难。启蒙运动的产物———摩登主义，是西方独特的文化演化的经历。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奠定了欧洲文明对抽象绝对真理的顶礼膜拜。基督教的第一次分裂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让西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踏上政教分离的道路。欧洲贵族阶级在乱世中的权力巩固使得以英国大宪章为起步的政权分制，渗透进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社会结构中。基督教的第二次分裂无意识地将个人变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所有这一切经过一个纪元的酝酿和发酵,在启蒙运动中开花结果,创造了灿烂而所向披靡的摩登主义文明。摩登主义缔造了科学与工业革命,从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器物飞跃———现代化。
同时拥有绝对理性和天赋权利的个人构成摩登主义的价值核心，这些个人与其民族传统相结合，缔造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以政权分制为基调的选举民主，成为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石。
面对这些西方民族国家的强势崛起和扩张，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试图将摩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直至价值观引入本土来改造自身文明，以实现现代化目标。一两百年来，摩登主义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光明”的道路，它却制造了世界版图上巨大无比、至今在迷茫中挣扎的跨地理区域———发展中国家。
多少年来，“发展”的方向在很多中国文化精英中似乎一直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贴有摩登主义路牌的摩登大道。但是今天，中国将成为第一个走出摩登主义迷思，摆脱这种陷阱的非西方国家。
中国模式的意义所在
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意义：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走非摩登主义道路而实现规模性现代化的案例。就在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当年，辛亥革命让中国在自己古老的土壤上尝试引进和种植摩登主义之树。两代人的辛苦耕耘和流血流汗换来的却是国家在贫弱的苦难中越陷越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1919年到1949年，中国的精英在战乱的炮火和民众的呻吟中终于领悟到，古老的中国要想重复现代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唯有建立起统一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才能步入现代化。
1949年到1979年，年轻的中国面临着外部战争的威胁和封锁而无法以常规方式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不得不把建立强大的军队和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不可侵犯的自主权是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和基础，而强大、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则是自主权的基础。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强大的国家力量终于给新中国的第二代人赢来世界普遍承认的自主权，中国开始全方位自主投入经济建设。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独立的武装力量在反侵略战争中完成国家统一；集中全国之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建立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国防工业和武装力量的自主权；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为依托、互为补充的方式持续和平衡地发展。这三个阶段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也就是中国摆脱摩登主义的复兴模式。
从世界范围和人类历史看，中国百年转型重生的模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化为自己本质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开放的、兼收并蓄的包容力是形成今天中国模式的一种最重要的力量。
不是摩登主义，中国创造的又是什么？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吸收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因素，然而它在本质上却不是也不可能是摩登主义。早在19世纪，被摩登主义搞得晕头转向的“洋务派”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命题。在这个大命题下，几代中国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他们的名字可以从郑观应、张之洞、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牟中三，一直排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为今日中国的抉择奠定了深厚的自信根基。
在今天的中国，个人是中国社会群体的部分而非独立主权体；社会的大同性将保持为中国政治的根本而非分制；市场经济吸收了西方经济体制对资源高效率分配的能力，但没有试图引入以资本为主导力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赋予个人生活自由，这些自由在经济、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多元创新震撼世界。然而任何个人的政治诉求必须包含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对多元化的包容和对共同体的坚定维护，恰恰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和稳定力。
今天摩登主义仍以普世的名义，在全球各地上演着悲喜剧，“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与战火绵绵无期。中国却静悄悄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惊叹和疑问。
中国如何回应世界的惊问？不是摩登主义，那么中国创造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