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白毛女》上演到今天，中国大陆多数民众都认为，贫苦农民杨白劳是好人，是社会正义的一方；地主黄世仁是坏人，是社会邪恶的一方。几乎全中国人都认为，黄世仁向杨白劳讨债是以强欺弱，以邪压正，是典型的统治阶级压迫人，剥削人非法行为。
可是，现在的小学生听了《白毛女》的故事后却向父母发问说：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钱，本来就应该还呀，你们怎么把讨帐还钱的事与政治上的剥削压迫扯到一块去了呢？难道欠了人家的钱，不应该偿还吗？
这样，中国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出生的人（这里称为成年人，总体上）认为：黄世仁向杨白劳讨债是一种反动的邪恶行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生的人（这里称为青年人，总体上）认为：黄世仁与杨白劳之间的矛盾是债务纠纷，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钱，还钱给黄世仁正理该当，黄世仁是债主，向杨白劳讨债也天经地义。
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
一是能把债务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吗？
成年人观点的根据是：杨白劳和黄世仁所处的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社会财富的占有严重的不合理，富人们得到财富的途径都是非法的。杨白劳因为只靠本分劳动，所以才穷。一个富人在年关向穷人讨债，是反动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的典型例子。
青年人观点的根据是：黄世仁并不是省长，县长等政府官员，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因财富的多一些，穷人们才称他为地主。穷人也是公民，黄、杨两家之间的债务纠纷是民事案件，往政治，阶级上扯，是无限上纲，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作为文学作品的《白毛女》，并没有说明黄世仁的财富来源，根据无罪推理的原则，因为没有证据说明黄世仁的财富是依靠杀人放火得来的，就只能设定黄世仁也与杨白劳一样，其财富也是合法的劳动所得。黄世仁的错误只是不应该以人（喜儿）抵债。至于社会财富占有问题，应该通过社会改革（或者革命）来解决，不能把两家的债务问题往政治上扯。
二是自然法的原则还有效吗？
成年人主要从道德的角度来判断是非，认为，黄世仁家庭那么有钱，要过年了，还向穷人杨白劳讨债，害得杨家过年不得安生，这种讨债就是非法的，可恶的。他们认为，黄世仁要想得到社会的容忍，就应该免除杨白劳的债务。黄世仁有钱，还在乎杨白劳的债务，就是剥削阶级吝啬，残忍，贪得无厌的表现。
青年人主要从“借债还钱，杀人偿命”这个全世界都公认的自然法的原则出发来判断杨、黄两家的债务问题。只要你借了人家的钱，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不管对方是穷人还是富人，官员还是民众，都应该要偿还，债权人有钱不是赖账不还的理由。尽管旧社会上存在财富占有的不公平现象，要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应该由国家制定法律和政策，按统一的规定进行，不能用“赖帐不还”来解决。如果“借债还钱，杀人偿命”的自然法失效，社会秩序将会大乱，损失的不只是富人，穷人损失更大。
三是社会问题能用私家纠纷解决吗？
中国的成年人有一个观念：饥寒起盗心。也就是说，人贫穷了往往会做出与正常社会出格的事来，当穷人做出这些出格的事时，社会应该理解和原谅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穷人造反，而当上皇帝的事实。成年人认为，任何时候，穷人造反也是被逼无奈。
青年人认为，在封建社会，也许一个朝代腐败了必须要有人去推翻它，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更替也许是合理的。但是，现代社会再也不能用造反的形式来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特别贫富不均的问题。用造反打出来的天下，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法制、平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民主与法律，通过社会改革来进行。比如，北京有很多人没有房子住，而刘志军却有347套房子，占用公款八个亿。现在刘志军被捕了，他的房子和钱也只能交给国家，不能因为你没有房子就去抢占。个人与个人的道德行为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杨白劳欠黄世仁的债务，还是要偿还的。黄世仁向杨白劳讨债也是无可非议的。
可见，对于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债务问题，成年人是从中国三千年历史文化的传统角度来判定，而青年人是从自然法的角度，从现代国际社会的角度来判定。前者比较现实，有深厚的历史背景，而后者却比较前卫，比较合乎自然法则。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教授认为，年轻人把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标准给颠覆了，是历史的倒退，而青年人却认为，你否定我们的观点必须要有理由。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会承认和容忍“借钱可以不还”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