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所论述的河套范围要比古人所谓的“河套”大一些，总面积约为13万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37〇35∕?1〇2∕；东经106〇—112〇，地跨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部分地区，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四面环山，东北西三面环河。西面贺兰山、北面阴山、东面吕梁山、南面横山，构成河套地区南北略长的距形轮廓。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地壳运动造成贺兰山东侧，阴山南侧的巨大断裂带，因地势低洼，黄河循此流动。山洪冲积扇与河水冲积形成带状平原，河套中心地位，即鄂尔多斯高原或称鄂尔多斯台地。台地上有一些河流注入黄河，成为外流河，另一些河流为内流河，也是季节河。在古代，鄂尔多斯湖泊星罗棋布，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干燥加剧，湖面缩小，陆续干涸，仅存湖泊皆为咸水湖。
山地、河流、平原、丘陵沟壑、沙漠共同构成现今河套地区的地表形态特征。
河套平原属温带干旱地区，这里日照充足，生长季节热量资源丰富，加上气温日较差差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而干旱少雨则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但河套平原却天赐一条既少洪灾又水量充沛的黄河，年平均过境水量大三百亿立方米，所含泥沙则可以肥田压碱。由黄河冲积形成的肥沃平原，地势平坦，坡降适当，发展自流灌溉十分有利。“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64页，1976年人民出版社]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发展灌溉农业提供了最有利的地理条件。
在河套平原的农业发展史上，秦汉是一段很重要的时期。河套平原的农业垦殖始于秦代，大规模的引黄灌溉工程的开辟应该起自汉代。汉代在河套平原大兴水利，开渠屯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一定的地理背景。
汉初实行盐铁官营后，铁器的使用日益广泛，铁制农具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牛耕的推广和新的耕种方法——代田法的应用，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积累的穿水灌田技术经验，与铁制的工具相结合，使水利工程效率大大提高，这是河套引黄灌区在汉代得到迅速开发的技术前提。
秦统一后，北击匈奴，攻取河南地，设置郡县，变牧为耕。秦末，河套平原复为匈奴所有。汉初，为减少匈奴对边郡的掠夺，实行和亲政策，但这并不能阻挡匈奴的进攻，可以说汉初对匈奴的进攻实行的是消极抵抗。经过文景时期的积极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发展，所谓“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至汉武帝时便发动巨大民力，进行兴修水利和对匈奴作战的两大事业。水利促进农业，农业支持战争，汉武帝终于取得战争的胜利。河套地区农田水利的开发也大体开始于此。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移民也同时进行着。为巩固新开辟的国土，抵御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侵扰，汉政府实行移民屯田，兴修水利的系列工程。元朔二年（前 127 年），卫青等人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建立朔方、五原郡，调动大批军民和物资到西北去。据《史记·平准书》载：“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④[《史记》卷 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21 页。]当时适逢东方饥荒，于是就大量移民西北。“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费以亿记，县官大空。”⑤[《史记》卷 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22 页] 这种情况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不可能长久维持。实行屯田，使西北军民实现自给显得十分必要。可是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雨水稀少，在这里屯田，首先就要解决灌溉问题，于是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西北展开，东到河套一带，西至河西走廊最西边，都有西汉军民在垦殖。 “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史记》卷 29《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39 页。] “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汉置县，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③[《汉书》卷 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770 页。]《史记》所言这一屯田带，北端应起于朔方郡之三封、窳浑二县，再沿黄河西岸上溯，经北地郡之灵武、廉县、灵州，安定郡之鹑阴（县城故址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金城郡之媪围（县城故址在今甘肃皋兰县东北），南至于令居。令居即今永登县，在今兰州市北，滨庄浪河东岸，其东北方向是坐落于黄河西岸的景泰县城，景泰县城东北方向是坐落于黄河北岸的中卫县城。现在由于腾格里沙漠的扩展，这几个县都成为沙漠化严重的地区，屯田带北端之三封、窳浑等县城及辖地，今已覆盖于乌兰布合沙漠之下。而在汉代，这一迤俪千里的狭长地带并不存在荒漠化问题，所以能够“往往通渠置田官”。“往往”此处可解作“处处”。田官是主持屯垦事务的官员。银川平原上有他们住所遗址，即所谓的“典农城”，是西汉农都尉冯参所筑。有南北二城，南典农城当时为灵武县治所，地望在今青铜峡市境；北典农城在今永宁县境。今永宁县境还有上河城遗址，西汉上河农都尉治此城，主持当时北地郡境黄河以西即今银川平原上的屯田。这里是西汉最早的屯田点，也是我国最早开辟的引黄灌溉农业区。[王天顺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446页。]
三
秦汉以后，历代都在这里移民、浚渠、屯垦，留下许多古渠遗迹。有些渠道历代相传使用。今宁夏平原上能明确其路线大致分布的有：
秦渠：在较早的文献中，很难找到秦朝在这里兴建水利的记载。但秦在此开渠的传说却有流传。相传宁夏平原黄河以东的秦渠，就是因为它凿于秦而得名。秦渠又名北地东渠（关于秦渠之名，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它起于十九世纪，是秦家渠的简称。秦家渠最早见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文用）形状》：“开唐来、汉渠、秦家渠。”公元1504年《宁夏新志》：“秦家渠，古渠名也”。公元1664年左右成书的《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十一》：“秦家渠，在黄河以南”。公元1820年《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宁夏府》：“秦家渠，在灵州东，亦曰秦渠，古渠也。”秦渠之名始见于此。公元1926年《朔方道志.水利志》：“秦渠，一曰秦家渠，相传创始于秦。”公元1936年《宁夏省水利专刊.各渠考述》，在照引《朔方道志》以后，特地注明“至秦代何年？无从考究”。）据说这个名称也与它位于北地郡的黄河以东有关。历史上北地郡的建制，虽然一直延续到唐，但其辖地达到宁夏平原的，只有秦汉时期的北地郡。秦渠凿于秦朝，还是可能。（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145页）。据说秦还在河西穿凿渠道，后人称为北地西渠。
汉渠：相传汉武帝时开凿。这条渠道的引水口在秦渠渠首上方，它绕过秦渠的南面和东面，到富平北面回注黄河。《水经注》引《地理志》：“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这条河沟指的应是汉渠。（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147页）《新唐书》提到，吐蕃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据《元和郡县图志》，汉渠在灵武县（唐代灵武县治所大致在今青铜峡县北部）南五十里。溉田五百余倾。
汉延渠：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由郭璞主持穿凿。相传它是在原来北地西渠的基础上延展而成。
光禄渠：光禄渠（关于光禄渠，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光禄勋徐自为主持开挖。）在汉代已有渠名，一直保持到唐代。《旧唐书.李听传》载,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灵州大都督长史、灵盐节度使李听为了用屯田“以代转输”，主持疏浚了“废塞岁久”的光禄渠。汪一鸣则认为，从其地理位置和地貌条件分析，光禄渠原始渠道当是宁夏平原最早修建的一批渠道之一，即大概公元前118年前后修建的，而其得名则很可能与宣帝时曾任北地郡太守的张延寿有关。延寿原任光禄勋，其父为武、昭、宣三朝元老张安世，先后任尚书令、光禄勋、大司马、车骑将军等职，封富平侯；其祖父张汤则为武帝时代著名的御史大夫。尚书渠、御史渠等也可能是张延寿浚修后命名的。（汪一鸣《汉代宁夏引黄灌区的开发》载《水利史研究成立大会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两汉以后的历代典籍对河套平原灌渠也多有记载。成书于公元六世纪的《水经注》，指出河套平原上原有的引黄渠道，“所在分裂，以溉田圃”。[郦道元《水经.河水注》]《魏书》明确河套平原上的旧渠堰“上古所制，非近代也”，[《魏书.刁雍列传》]上古可能指两汉。公元九世纪初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记有“汉渠”、“御史”等渠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旧志还明确指出，光禄渠“本汉时道河灌田之处也”，汉延、唐徕皆为“汉唐旧渠”。[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四
近年考古发掘表明，两汉时期河套平原的引黄灌渠是确实存在。
例如在布隆淖附近的汉代古城“临戎”曾发现制铁遗址[见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一文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作坊显然是为当时戍边制造兵器和农垦服务的。197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征集到三方西汉官印。其一是“西河农令”印，出土于伊克昭盟杭锦旗霍洛柴登公社的一座汉城遗址，这一遗址周围还有大片墓群，考古工作队在附近发现的干河、草滩、沙地中还发现有铁农具等遗物。可见这一带在汉代是宜于农耕之区。位于今伊盟准格尔旗纳林乡北境的美稷县更是以富产糜子而得名。另一方官印是“中营司马”，是农都尉的助手。第三方是“汉匈奴栗借温曷鞮”印[见陆思贤《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文物》1977年第5期]。这些官印的出土恰与文献“通渠置田官” [《汉书》卷 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770 页。]相印证。侯仁之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一文中说：“可以设想二千多年以前，汉代最初的移民正是在这一片原始草原上，把一望无际的处女地开垦了起来，但为了保证收成，还必须进行人工灌溉，可惜的是历史上关于当时灌溉工事的记载很少，偶有记述，也很简略”。“在野外考察中，曾经注意寻访汉代渠道的遗迹而一无所得。这或者是由于后来流沙的侵袭，古道已被掩埋，或者由于强烈的风蚀作用，至遗迹泯灭，不可复见。将来如果能够进一步详细考察，或许仍有可能发现一些汉代水利设施的旧迹。（根据《水经注》的记载，确定知道临戍城北有人工渠道向铜口东出，引河水以灌田。由此推测，从何西开渠引水关天，也是有完全可能的）”至于引山泉灌溉，今在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尚不乏其例（今陶升井以西约60公里,山麓之下有毛道囫囵农场,引山泉溉田达两千亩.）古代阴山林木丛茂(《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引郎中侯应言：“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产于依阻其中，治作弓失，来出为寇，是其园囿也。”)，水土保持条件较今日为好，估计山泉流量较今日为大，因此引山泉以灌田也是完全可能的。” 据居延出土的汉简中的记录材料，可知汉时河西屯田士卒中分为“田卒”和“渠卒”，可见当时在军事屯田任务中，有一部分士卒是专门负责开渠灌溉的。
另外，陈桥驿著的《水经注研究》一书中，也肯定了窳浑县古城北面的奢申泽，“在西汉时代为一个繁荣的边疆垦区提供灌溉的大湖”。
由此可见，汉代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西河郡（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的农垦区一定会建有相应的灌溉系统，只是现有考古和文献资料的不足，具体的渠系研究还有待深入。
五
秦汉开渠灌田的经济效果如何？史载，昭宣之际，边郡安定，经济繁荣，“边城晏闭”，“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西汉末年，马援在北地“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后汉书.马援列传]看来这里农牧发展良好。公元一世纪初，张戎言：“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汉书.沟洫志]这里当然包括河套地区的，因此可以说，河套地区的引黄灌区的经济发展是很有成效的。但一代史家司马迁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灌田，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用各巨万十数。” [《史记》卷 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24 页]有人凭此认为朔方水利完全失败，事实并非如此。“功未就”灌溉预期效益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可能有以下推测：其一是，黄河主河道摆动、主流常变使渠口引不上水或者引水不足；其二是，主渠工程完工，田间配套工程没有给跟上，排水无出路；其三是，灌溉方法不当，因这里的土壤含盐量过大，在未经灌淤、洗盐压碱之前，作物生长不良，产量不佳；其四是，因渠水含沙量大，渠系易淤，如无科学管理就得不到稳定的灌溉效益。如番系穿汾河渠后，“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废。”[汉书.沟洫志]河套平原上的许多渠道也必然会遇到这样的困扰。
但这毕竟是发展中的问题。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亲率群臣百工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影响极大，此后“用事者挣言水利，朔方、河西、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①[《史记》卷 29《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14 页。] 掀起了一股兴办水利的热潮，司马迁也赞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为武帝时期西北等地灌溉事业的成就作出了总结评价。
六
秦汉河套灌区农业开发有什么历史意义？发展水平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综合分析，得以略见端倪。
秦汉大规模移民实边及开发河套平原，都是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而推进的，因此经济的开发首先是为军事服务。今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地区，汉时称为“新秦中”，表明这里在当时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可以与关中相媲美。换句话说，就是把当地的畜牧经济纳入了中原农业经济体系之中。但是，汉代大力开发农业而不废畜牧业，由此开始形成农牧业交错分布的格局。史称凉州、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汉书》卷28《地理志》）。文帝时，就在上述边郡设置牧马苑，景帝时增置之。先后共置6牧师苑36所（牧场）。今知置于河套地区的有北地郡灵州河奇苑、号非苑；西河郡鸿门（今陕西神木县）天封苑。上郡及云中郡之武泉县亦置马苑，今不知名。牧师诸苑共有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头，有兵3万守护之。[《汉书》卷５《景帝纪》及颜师古注]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农业区的统一和北方草原区的统一也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在两大经济区域之间，存在一个农牧业交错区，正好对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和联系起着缓冲和桥梁的作用。[王天顺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449页。]
秦汉开发河套地区的经济得到的直接好处是：首先是节省了从内地转输的消耗，促进边境经济的发展。西北屯田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秦汉王朝在解决边疆问题时，粮食供应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李斯说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贾谊也说：“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能致也。”[《新书.属远篇》]主父偃说的更具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汉书.主父偃传》]。元朔二年汉武帝派兵“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中国缮粮馈道，远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大司农”。[《汉书.食货志》] 这些说法都说明进行军事行动、修筑、戍守边塞都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从内地转输耗费巨大。而秦汉在西北地区的屯田恰节省了内地转输的劳费，发挥着经济补偿作用。可以说，西北屯田基本上解决了戍边士兵的粮饷供给。赵俪生先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根据汉简记载，计算出敦煌屯田亩产量为0.7石，人均垦耕34亩，人均得谷24石。一个田卒一年的口粮21.6石自给而稍有余。[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71页]这反映了西北屯田的一般水平，而河套地区地理位置偏东，又有黄河穿过，引黄灌溉更是方便，因此，河套地区的屯田也应符合其状况，而且可能会高于这个数字。如果加上种子、农具、耕牛及田卒衣物，一个田卒一年所得除去口粮好像所剩无几了。但其口粮若是从内地转输，其耗费要大过口粮的十倍。
如果边境民族矛盾缓和，军事对抗消失，边疆经济偶尔支援内地也是有可能的。如下枚汉简所言：□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昧死言□受薄丞庆前以诏使护军屯食守部臣武□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糶为民困乏启调有余给（214.33）
此简说明内郡遇有灾荒，则调边郡屯田之积谷以资救济。
其次是移民实边及屯田开发加强了边塞的军事力量。两汉时期，西北边塞上有三支可以相互配合的力量：第一支是边郡部都尉率领的障塞戍卒。他们分布于城障亭隧之中，以“候望为职”（224.6），观察敌情；并按时巡查边塞“天田”，察看是否有人“越塞兰出入天田迹”（6.7），汉简称为“日迹”。第二支是边郡之屯兵。高帝时傅宽“徙为代相国，将屯”，颜师古曰：“时代国常有屯兵以备边寇，宽为代相，兼将此屯兵也。”[汉书.傅宽传]景帝时李广“以边太守将屯。”[汉书.李广传]汉简也有“将屯要害处”（242）的纪录。[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由太守和将军所将之驻扎于边郡要塞处的屯兵，是经中央调动而驻于边郡的出击部队，其来源或为郡都尉所统之正卒中的骑士、材官。第三支力量就是农都尉所统之田卒、戍田卒。赵充国说：“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汉书. 赵充国传]田卒因参加防御，就应给他们配备武器：
田卒魏郡贝丘武□里李年藁矢五十 （82.9）
田卒魏郡黎阳朝阳里冯广 枪一传靡广二尺长 （113.1）
“藁矢”、“枪”为边塞守御器，汉简多有记录。据记载，边县之民每户有一人要“具弓弩”，随时准备应敌。编户如此，田卒更不会例外。西北边塞线上亭隧相间，其要害处驻扎着供出击之屯兵，其内侧又分布着庞大的属于机动支援力量的屯田卒，汉边塞真乃可守可攻，屯田卒在巩固边防上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63--64页]
七
纵观河套平原引黄灌溉区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稳定前进，而是呈波浪式的，时而兴旺，时而衰落。新莽时期，与匈奴战事不断，边民死亡，水利废弛，农业倒退[汉书.匈奴传]。光武帝时边境仍是一片萧条。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匈奴北徙，边境安定，朝廷随修理城池，招还人民，“发谴边民在中国者布还北地等郡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一下.]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起，经常招募犯死罪者及其家属徙屯边郡，往往“赐弓弩衣粮”[《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二]，这成为河套平原农业劳动力的一个补充，河套灌溉农业得以恢复。观东汉一代，南匈奴降附，汉匈之间保持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和平友好关系（公元50——109），此后南匈奴叛去，直到东汉王朝崩溃，历时一百多年，双双处于战争状态，河套地区也随之陷入战争之中。[王天顺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211页。] 观秦汉时代河套灌区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影响河套灌区农田水利发展的首要因素就是社会安定与否。西汉全盛时代（主要在武、昭、宣、元时期），河套平原灌区的到开发，维持正常经营一百多年。东汉全盛时代（光武、明、章时期）恢复了战争破坏的灌区，维持河套水利设施运行六十多年．随着东汉王朝的衰落及农民起义的爆发，政府无力顾及边事，农田水利事业的维护也常常得不到政府的保证了。其次就是政府的相关政策。如重军队屯垦、盐铁官营、重视水利等措施。特别是移民实边相关政策的落实，如文帝时，晁错在其“募民徙塞下疏”中提到了募民的前提，“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所以使民乐其所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因此政府常常是“先为室屋,具田器”[班固《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第十九],武帝时，移民到达迁移地后,政府“皆予犁牛”,让他们屯田,以便“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班固《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第十九]，如果边粟不足，也转输内地与边，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衣食皆仰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史记.平准书]。
同时也要看到，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态问题。农业开发意味着原来的自然植被改变成人工植被，人工植被对地表水土的蓄积和保持作用低于草原植被。尤其是河套东南部（汉代上郡、西河）黄土丘陵区，本是森林区，在这里开辟农田，势必砍伐森林，疏松的地表黄土层裸露，立刻失去最好的植被保护，雨蚀风蚀加剧。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骧曾言：“历史时期一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的利用方式。如果人们以狩猎为主，天然植物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出前者。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只要放牧不过度，草原即可以经久保持，而要从事农耕，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草原加以砍伐或清除不可”。[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 西汉统治的200年间，黄河下游大的河决有6次，平均约30年一次。这是黄河流经华北大平原，泥沙淤积，河床被迅速抬高的结果。而大量泥沙的主要来源就是在西汉大规模开发农业的黄河中上游黄土丘陵区。[王天顺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451页。]
马克思曾指出，东方的很多农业灌溉区，“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卷64页，1976年，人民出版社]如与河套平原自然条件相似的北非利比亚沿海平原，古代曾是发达的灌溉农业区，经过公元四世纪中叶的战争，大片农田迅速变成浩瀚的沙地[Wright,John:《Libya》，1969 New York]。但河套平原在秦汉虽经历多次战乱而并未发生文明的毁灭，只是明清以后，河套平原及其周围山区植被急剧缩减，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才日益突出，其中有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因此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予借鉴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