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悝，又作李克，约生于公元前455年，卒于公元前395年，战国时魏国人(今山西南部运城一带)。
在战国的舞台上，他首倡变法，推行一系列重农政策，打破贵族的爵禄世袭制，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成为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梁启超先生认为，谈论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首推李悝。
将李悝与李姓的其他始祖并列，可谓毫不逊色。
李悝变法的划时代意义
东周，包含春秋、战国两个时代。
对于这两个时代的分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它涉及到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终结，和封建制时代的起始问题。
目前，在中国大陆，较多采用郭沫若先生的划分法，即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战国时代。
划分的依据是：公元前476年，周敬王死，其子元王即位。前475年是周元王元年，恰好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就从这一年开始。郭沫若的划分法，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但是，这种以周天子更替为标准的划分法，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出社会形态的剧烈变革。
因此，另一种较为有影响的划分法认为：应该把春秋、战国的分界，放在公元前403年。这一年，基于魏、赵、韩三家分晋的事实，周王承认这三家为诸侯，从此打破了西周以来诸侯国的格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采用这一年代，来区分春秋与战国的。
李悝变法，发生在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前396年)，虽然确切的起始年份有不同说法，但大体上也就在周天子承认三家为诸侯、即公元前403年前后。
李悝变法，吹响了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号角，从而导致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崩溃，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建立。
既然春秋与战国的划分，要显示出一种社会制度的变更，又要找到一个标志点，那么，公元前403年应该是一个更趋于合理的年份。
《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这样写道：“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的序幕。换句话说，不是进入战国后，李悝才开始变法，而是李悝用他的变法，将中国古代的历史，由春秋时代，推进到战国时代。
为何变法首先在魏国引燃？
很可惜，对于李悝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却没有为他单独立传。
李悝的事迹，只能散见于《史记·魏世家》、《史记·货殖列传》、《韩诗外传》、《韩非子·内储说》等史书篇目中，很难窥其全貌。
李悝是魏国人，有说他出身于没落贵族，也有说他出身于平民，不管其出身如何，他登上政治舞台，都是靠自身奋斗实现的，而不是靠世袭传承，这是他区别于李姓其他始祖的地方。
有两个关键人物，直接决定了他的从政之路——子夏和魏文侯。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是“孔门十哲”之一。在春秋末叶，他的影响被及列国，李悝曾拜他为师。
按说，李悝接受的，应该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其实不然。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要恢复西周时的等级秩序；要求君子“温文尔雅”、“坦荡荡”。
而子夏，是孔子弟子中的一个“异端”，他认为，君子应该“知权术”；作为君王，就更应该要懂得“用权之术。”
子夏的这种思想，对李悝的影响很大。他逐渐意识到，“法”比“礼”，更重要，应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来为统治者服务。从现代角度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是超越那个时代的“超前意识”，故不容于当时。
由此可见，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动”。
魏文侯，是魏国的建立者。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善于延纳各类人才为其所用。他也曾拜子夏为师，还将子夏请到魏国来，让他在西河（今河南安阳）聚徒讲学，从学者达三百多人，形成名震一时的“西河学派”。
除了魏文侯和李悝，子夏的弟子中，著名的还有：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这些人与乐羊、西门豹等名臣、名将一起，后来都为魏文侯所用。
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李悝得到了魏文侯的赏识，直至任命他为相，实施变法。
在当时，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奴隶主能够调动富余劳动力，在公有制的“井田”之外，再开垦荒地，从而“私田”大量增加。
虽然“井田”名义上不得买卖，但诸侯贵族之间通过相互转让、相互劫掠等途径，又将许多公田转化为“私田”。
“井田制”的瓦解，直接影响到了各诸侯国的财政收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诸侯国的军费，又是只增不减，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源。就这样，承认土地私有、按土地面积征税，成为大势所趋。
魏国，从原来的晋国分裂而来，它的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韩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三国拉锯争夺的地带。
魏国被紧紧裹夹在晋东南一隅，是所谓的“四战之地”。这样一个小国，要想求得生存，没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国内形势的驱使下，魏国首先酝酿起一场大变革。
善于审时度势的魏文侯，在促使国家获得合法诸侯国地位的同时，启用李悝，实施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
重农思想的肇始人
李悝变法，首先从农业开始。
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财富产生的唯一根源，靠农业。农业如果受到危害，国家就会贫穷。因此，他提出“尽地力之教”的原则，意思是——教会农民尽可能地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
在今天，提高粮食的单位亩产，主要依靠的是科技手段，譬如：农药、化肥、杂交技术等。而在当时，其着眼点不可能是科技手段，而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李悝算了一笔账，100平方里之内，除了山泽、人居之外，有可耕田6万顷，即600万亩；如果种田勤劳，每亩可增产3斗，600万亩就可增产180万石；如果懒惰，每亩会减产3斗，600万亩就会减产180万石。勤与懒之间，产量相差360万石。由此可见，提高种粮积极性是何等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积极性呢？就要承认土地的私有制，不仅让新兴地主、也要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
农民有了土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上缴“什一税”外，剩下的就全是自己的。这是一种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尽可能发挥农民积极性，以开发土地潜能的最有效办法。
但这种办法，遇到丰年或灾年时，就可能失灵。
在丰年，由于增产，市场饱和，粮食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价卖出，这就是“谷贱伤农”。
在灾年，由于减产，粮食价格上涨，城里的居民就买不起粮食，这就是“籴贵伤民”。
李悝认为：“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无论粮贵粮贱，都要伤到一方。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使民不伤，而农益劝”。
李悝的办法是，采取“平籴法”。
“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收购。
法令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
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
坏年成，由官府按坏年成的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
这样做，无论丰年、灾年，粮食的价格，都能保持基本稳定，从而达到“取有余以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
就是通过这样的改革，魏国很快便粮库充盈，走向富强。
李悝，是中国重农思想的肇始人。他的“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一举解决了丰年多粮、灾年少粮的矛盾，开启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均输（政府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以调剂各地供应）、常平仓（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所设粮仓）制度的先河。
但是，也正因为有了国家的介入，抑制了市场自由调节的作用。
后来的经济改革者们，特别是商鞅，把李悝的办法加以扩大，视农业为“本业”，其他各业、尤其是商业，为“末业”。导致此后几千年，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工商业始终处在幼年时期。
向爵禄世袭制开刀
在推行“尽地力之教”、“平籴法”的同时，李悝的改革之刀，砍向了奴隶主贵族赖以依存的“爵禄世袭制”。
爵禄世袭制，也称“世卿世禄制”，是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已知的皋陶后代世袭“理官”的现象，即是这种制度的体现。
爵禄世袭制，发展到私有制时代，日益显现出它的严重弊端，贵族子弟们，整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由于长期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他们居官不谋官事，为国不念国政，不仅不能为国家带来尺寸之功，还要消耗大量国家财富，妨碍一大批有志之士建功立业。李悝送给这些人一个称谓——“淫民”。
李悝的农业改革措施，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打破。那么，向爵禄世袭制挑战，则是动摇奴隶主政权的上层建筑。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无疑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记录李悝新的用人思想的，是汉代刘向的《说苑》。《说苑》里，有一段魏文侯与李悝的对话：
魏文侯问李悝“怎样为国”，李悝答：“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意思是，要让那些立有功劳的人，享有俸禄，要使用有才能的人，做到赏罚得当。
魏文侯说：“我赏罚是很得当啊，可民众还是不愿为我出力，这是为什么呢？”
李悝答：“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淫民’呢？”
一语中的之后，李悝又一针见血：“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断然提出，要削夺“淫民”们的俸禄和官位，以此招徕四方之士。
李悝的建议，被魏文侯采纳。从此，魏国贵族们的特权，被取消。国家建立起了一套依靠战功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使得一大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乃至有作为的平民，通过李悝架设的阶梯，得以进入权力中心。
今天常常讲到“开放”一词，纵观历史，魏国，应该是最早具备开放气质的国家。
魏文侯延纳子夏，在他的国家创立“西河学派”，是一种开放的表现；
通过李悝的变法，一大批来自各国的人才，纷纷被吸引到魏国来，这更是开放的明证。像吴起、乐羊、段干木等非魏国人才，就是这样为魏国所用的。
谁能想到，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而且是一个小国，魏国会成为中国战国时代，最早崛起的强国呢？！
魏国强大时，它西攻秦国，尽取其河西之地；北越赵境，灭中山国；东伐齐九年，破其长城；南征楚地，连克数镇，大有并吞天下之势。
但是，通过李悝的变法，魏国为什么后来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进而由它、而不是由秦国，来实现统一中原的宏图呢？这里还是一个用人的问题。
在魏文侯、李悝，相继辞世后，魏国的君主们，逐渐走向自高自大、昏庸腐朽、嫉贤妒能的死胡同，导致不仅他国人才吸引不来、本国人才也纷纷流失。
吴起，他是个将才，还是个相才，竟不能为魏武侯所容，最后远走楚国，在那里发起一场不亚于李悝的变法；
商鞅，曾被人力荐于魏侯，魏侯不纳，后到秦国，完成了战国时代，最成功的一次变法；
孙膑，魏将，被处以膑刑，逃至齐国。后来就是他的反戈一击，使魏国由盛转衰；
范雎，魏国人，受诬通敌，而被打成残废，弃之于厕。后来逃到秦国为相，就是他，确立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坚强基石。
假设，这几个影响战国时代大局的关键人物，都像李悝一样为魏国所用，那么，战国的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番状态了。。。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法经》——中华法系的蓝本
李悝，不仅是一个改革家，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通过制定一部法律，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
李悝之前，已有皋陶制定的《五刑》，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也制定有自己的刑法。
相信身为“理官”的李姓先人，在这些早期法律的形成和传承中，发挥过应有的作用。
到了李悝时代，他集前朝和各诸侯国法律之大成，编成了《法经》，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
虽然《法经》失传，但它的大体框架，后世是知道的。它包括正律、杂律、减律三部分，共有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具律》。
这部法典，至今仍有许多令人称奇的闪光之处。
首先，它是一部私有制法。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是该法的立法之本。认为盗贼，是法律打击的最主要对象，排在最开头的《盗法》、《贼法》，就是专讲侵犯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及惩治办法的。
对于盗窃他人财产的行为，法律规定了直至籍没其妻家、母家等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连路上拾遗的行为，都要遭到断足的处罚。
虽然刑罚过于残酷，但这种保护私有制、以确立崭新生产关系的决心，跃然可见。
该法还是最早的“限制价格法、反贪污法、户籍法、婚姻法”。
它限制价格，是跟变法中的“平籴法”一致的，目的是防止价格大幅波动，以稳定市场；
它禁止贪污受贿，违者，将军级别以下的，处死；宰相，则处死他的左右手；
它规定，所有本国居民，都必须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等；
它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夫有二妻的，要被处死；有一妻二妾的，敲掉罗丝骨。
关于它的“一夫一妻制”，今天的学者还在探究，在多妻制的时代，李悝确立这一原则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是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
有了法，就可以“以法治国”。但《法经》强调的“法”，是指刑法，而且是苛刑峻法。这种“法”，是提供给统治者用来统治民众的。
我们今天讲“依法治国”，其本质是，法律高于一切，还包括保护民众权利的民法；而“以法治国”，则是统治者拿着刑法，去治理国家。
一字之隔，其意相去千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法经》是一部政治压迫法，它禁止老百姓聚众、结党，聚众一日，要查问，三日以上，要处死；它还禁止老百姓议论法律，否则也要处死。
《法经》所确定的“法治”原则，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目的，是要取代奴隶制时代的“礼治”。
所谓“礼治”，是指依照西周时期所确定的等级制度，来治理国家。
一旦确立了“法治”，“刑不上大夫”的局面，就将被打破。但这种“法治”驱逐“礼治”的做法，有不完善的地方，譬如：宰相贪污受贿，虽然刑法施用于他，但处死的，却是他的身边人；又譬如：它规定“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也要杀头。
因此，《法经》在破坏旧的等级秩序的同时，也在建立新的等级秩序。
事实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等级秩序，从来就没有被打破过。
我们今天讲中国是“礼仪之邦”，它的本意，其实是：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等级和尊卑贵贱”的国家。
《法经》是刑法发达、民法缺失的中华法系，形成和走向成熟的蓝本。
商鞅，带着《法经》到秦国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秦律》；
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把西汉法律增加到九篇；
《唐律》，乃至明清刑律，无不秉承着，自李悝以来所确立的立法原则。
《法经》还是法家学说的奠基之作，李悝以此成为法家的创始人。
《汉书·艺文志》中，列了《李子》三十二篇，把它放在法家之首，可惜李悝的这些著作，皆已失传。
几乎所有百家学派的创始人，或集大成者，都被冠以“子”的尊称。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在《汉书》里，李悝也被习惯地称为“李子”。
但“李子”这个名字，却没有在后世被叫开来，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他们的影响太大了，以致于掩盖了这位法家始祖的光芒，还是基于历史无意间的疏忽？
不管历史如何疏忽，作为今天的李姓人，在梳理自己的姓氏史时，是不能忽视这位为中国古代法律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姓先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