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注］俺是不同意曹先生的观点的。据Wiki,曹长青持右倾观点，反对共产主义，推崇西方文化和美式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精神。曹先生见人就批,尽管他自己没有写出过多少像样的东西。台湾《苹果日报》总主笔卜大中称，当他刚认识曹长青时，曹长青“世界性的知识不足，显然是中国有限政治下的产物——一个叛逆的产物。
时代错位的领奖词﹕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九
曹长青
高行健的《灵山》由于杂乱到不成书的程度，很多人根本看不下去，所以也无法评论。而看了《一个人的圣经》之后，不少人则吃惊“怎么烂到这种地步？”开始对高行健的水平表示怀疑。再读了高行健的诺贝尔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才终于明白了“无与伦比”的水准到底是多高。
《纽约时报》评论家埃德（RichardEder）对高行健在《灵山》里使用的“我、你、他、她”这一堆人称评论说﹕“对这些你只有不仔细推敲，才明白一点；但当读者习惯了这些之后，又只能更心烦。”
其实高行健的东西，如果不能说全部都经不起推敲，起码我还没见到过哪一篇能经得起推敲。对高行健极为认真对待的、花10天功夫写出的，“向全世界发表的演说”，读者只要稍微认真留意一下，就至少可以发现下面几个刺眼的严重问题。
第一，高行健的时代错位﹕
在21世纪的今天，高行健站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向全世界宣布﹕“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话本身有错吗？没错。可问题是高行健既没弄清楚他的听众、读者是谁，更忘记了他讲话的时间。别说在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把文学当作“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这回事儿，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有谁在“为党和社会主义利益”而进行文学创作吗？再别说今天，即使在20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文革残酷或知青艰辛等的文学作品，他们又是在为哪个政党、哪个阶级服务呢？中国作家们早就开始以行动，而不是宣言，来写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故事。而恰恰是时刻忘不了宣称文学要脱离政治的高行健，在他的作品里塞满了干巴、空洞的政治事件。自80年代初以后，我在国内从未读过像高行健那种政治背景介绍般的“小说”，今天更是吃惊他写出政治文件般的“诺贝尔领奖词”。他的不同只是把歌颂共产党变成控诉共产党，连文字都文件般地只有骨头架子。
正像高行健在他1998年完稿的《一个人的圣经》里面非常严肃、认真、发现了新鲜真理般地告诉读者﹕共产党可真是糟糕透了，它硬要拖着我们“一起去过好日子”一样，现在他又庄重地告诉全世界﹕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这话如果是在1966甚至1976年的中国说，都的确是令人刮目的。
虽然中国作家至今仍没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毫无疑问，那种用文学为党、为政治服务的做法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尤其是从主观上，都已经是历史了。现在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其实恰恰是类似高行健的问题，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艳阳天》式的为他人、为社会主义服务到《一个人的圣经》式的绝对自私和肉欲。末流通俗作家写出《上海宝贝》之类完全正常，但严肃作家们涌向“废都”和“丰乳肥臀”则不仅浅薄，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在中国的政治大潮早已从“无私”地为党为人民，转向贪污腐败的绝对自私，文学从为共产主义理想呐喊，转到理想彻底幻灭、赤裸地玩味颓废的今天，高行健这番话听来实在恍如隔世。今天，如果哪个中国作家还说文学应该成为政党或政府的喉舌，不得让人嘲笑死吗？那么反过来，高行健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反复告诫人们不要去当红卫兵难道不也很滑稽吗？
中国早已过了讨论文学是否要为政治服务这个阶段，而应该探讨怎么把严肃文学和通俗读物分开，少一本正经地在最高学府开一些“金庸文学讨论会”之类。
当然，高行健向西方喊这些话还是可以得到同情的，因为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就像对《灵山》一样。
第二，高行健对中国文学落后的浅薄理解﹕
虽然毫无系统和层次，但高行健还是表达了中国文学落后的原因，那就是革命对文学的劫难。毫无疑问，20世纪的革命风暴一次又一次地荡涤了文学的自由精神。但是，没有谁比中国人更清楚，同是在共产专制下，俄国人写出了满不错的文学作品。而在18、19世纪的中国，封建专制对文学的压迫并没有超过俄国的沙皇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宗教势力，但中国在世界上根本拿不出普希金、狄更斯、福楼拜这么响亮的名字。这说明，中国文学的落后，一定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仅仅归于政治实在还太表面。如果没有政治压迫就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了，那么为什么高行健本人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后，反而越写越糟糕了呢？如果中国文字忘了怎么用，造出一堆病句有情可原的话，那么他的思想、艺术水平怎么更从山坡滚落到谷底了呢？
第三，领奖词结构零乱得近乎《灵山》水平﹕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试着看看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举世瞩目的瑞典文学院做的演讲是否达到了你上中学时老师教给的写政论文的基本要求。
虽然我在评《灵山》一文中已经谈到高行健完全没有谋篇布局的构思能力，但对于那些咬牙切齿也读不下去《灵山》的读者，我怎么写大概也难服人，但他这篇领奖词倒实在可以成为我的一个佐证。
高行健这篇绞尽10天的脑汁“创作”出来的文字真足以成为结构混乱、语无伦次的范文。首先，文章劈头就宣告﹕他是无神论者，“一个人不可以成为神，更别说代替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个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一个人说什么都可以，但总不能太突兀，总要告诉读者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尤其是当你使用宣告般的语言时。
在做了这番宣告之后，他开始痛斥“超人”，然后严肃地告诉大家那些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的真理﹕文学不是救世主，文学不是政治工具。继续说下去，真理多听几遍总没坏处。于是他开始声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劫难，继而谈语言之美妙。那么大概是前面的真理讲完了？没有。隔了15个自然段之后，作者开始抄自己10年前写的关于“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作家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等高见，接着说写非功利文学作品的作家需要另谋生计等，然后笔锋一转，从文学突然一下子跳到人类文明史。读者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跳跃，开始适应了，复习一下人类文明史也没坏处，好在前面的真理讲完了。没有！他刚讲了两段半文明的衰败之后，又记起了革命的坏处，同时也记起了他在30个自然段之前开篇就告诉过人们的警言﹕“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我不禁感叹高行健的见多识广，居然见过有如此雄心的作家。
接下来，他开始讲文学是对自身的关注、文学的虚构呀、技巧呀，语言呀，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真理课这会儿可真上完了。绝对没有！又过了15个自然段后，作者再次提醒大家﹕“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病句）这次，我开始做心理准备，听下一次宣言。果然没错，又翻过一页，作者再一次耐心地告诫读者﹕“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
我们再来看看他对语言的论述。作者在第12和第13个自然段谈到语言之美妙，隔了29个自然段之后又谈了两段语言；隔了三段之后，又感叹语言如此奇妙。他绝不把一个主题清楚地讲完之后，再转到下一个主题上，而是说了几句这个问题之后，突然想起另一个，于是讲下去，还没等讲完，又记起上一个，于是再回去，来来回回，对哪个问题都这样。我不相信高行健在领奖的时候还跟瑞典国王玩“现代派”。
再看看他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论述，则这儿一句，那儿两句，读者自己找吧，那真叫乱得“没治了！”希望有读者能仔细把每一个自然段读一读，看他到底有多少地方是上下文毫无联接或递进关系的，说了多少句“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这类“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毛泽东式废话；加上“那怕是文学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之类又废又病的话。
我实在禁不住纳闷，鲁迅写了祥林嫂没得奖，高行健当祥林嫂就愣得了，我完全同意高行健的人类文明衰败论。
第三，高行健对文学和语言的见解多是模仿（抄袭？）别人﹕
当祥林嫂也可以理解，只要他在说自己的话；高行健又不是政论专家，现代派小说家嘛，意识流式的表达应是被允许的，但是——高行健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议论，不是缺乏新意，而是完全没有新意，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不加掩饰的模仿或抄袭。其中主要观点，比如“作家通过写作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写作是作家对自身价值的确认”等，萨特在他的《什么是文学》一书中全部都更清楚、具体、细致地长篇论述过了。萨特这本书最早就是在他和西蒙．波娃主编、高行健在大学就读到的《现代》杂志上连载的。当然，该书发表日期比高行健读大学的时期要早。
有意思的是，萨特在这本书里有一章题目叫做《为什么写作》，而高行健为1996年在瑞典召开的题为“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中国作家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一模一样，也是《为什么写作》。而在这篇《文学的理由》里，高行健又引用了他的《为什么写作》里的“文学原本超越政治”、“文学该是个人对生存环境的挑战”等观点。
更有意思的是，高行健在翻阅自己的文章的同时，发现作家研讨会之后结集出版的小册子里其他作家的观点也还不错，于是不妨也揉进这篇演讲中，反正代表汉语作家嘛。如果读者不信，请看下面这些句子像不像双胞胎﹕
高行健﹕“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
余华﹕“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
高行健﹕“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
史铁生﹕“文学是超越国境线的，超越种族的……”
高行健﹕“语言乃人类文明的最上乘的结晶。”
格非﹕“语言被视为人类存在的菁华，作家则是运用语言创造奇迹的人。”
高行健﹕“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文学则不过是对自身的关注。”
格非﹕“卡夫卡并不是因为要拯救人类才开始写作的。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他个人的局限。”
当然英雄所见略同，正如马悦然所说﹕“高行健不是跟着人说的，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尤其是对真理之类。
其实，高行健如果不去下功夫复习萨特或认真关照其他汉语作家，他一定能省出点儿精力去发现他的诺贝尔奖前任格拉斯只不过讲了些个人故事，而莫里森才写了不到三千字。45分钟的要求只是最长限度，而不是最短。格拉斯和莫里森选择了做小学生和偷懒，而高行健则做了45分钟的真理大师，的确是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