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轻人昂首面对屠刀，横眉冷视刽子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刽子手们心慌意乱，忙将青年人强行按倒，就在大刀将要落下的一瞬间，那五花大绑的年轻人，突然纵身一跃而起，吓得刽子手们纷纷举刀乱砍乱劈，转眼间，这位英武神勇的青年便被乱刀分尸，躺卧在血泊之中。
1928年6月6日，一位皮肤白皙、英姿勃勃的青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斥问监斩官：“共产党人何罪之有？该杀的应是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卖国贼！”
监斩官无言以对，急忙下令“开枪”。在一排枪声中，这位英俊漂亮、气度不凡的美男子饮弹倒下，壮烈牺牲……
为中国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杀身成仁的两位青年，前者是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后者是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延年牺牲时年方29岁，乔年就义时只有26岁。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他连任五届总书记，后被开除出党，继而成了中国“托派”的首领。再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坐了4年多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提前释放，辗转人川，贫病乡居，1942年5月27日病逝。
陈独秀
陈独秀出身豪门，早年曾中秀才。1898年，也就是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他的元配夫人高大众（晓岚）生下一个男孩儿，皮肤黝黑，虎头虎脑，取名“延年”。
1902年，陈延年4岁时，母亲又生了一个皮肤白皙、脸蛋俊俏、眉清目秀的弟弟，取名“乔年”。
从童年起，这一黝黑一白皙、一壮实一俊美的俩兄弟，生活、玩耍、学习始终在一起。两人虽然是同父同母所生，但外貌各异，性格也差别甚远。
哥哥延年皮肤粗黑，身体壮实，性格内向，不苟言谈，行事稳重而倔强，像个“黑面武生” ；弟弟乔年皮肤白细，一表人才，性格活泼，爱说爱笑，招人喜欢，像个“白面书生”。邻里、亲友们见兄弟俩形影不离，都说陈家风水好，祖上积了德。生了这么一对“文武双全”的神童，将来必成大器。
兄弟俩虽然性格各异，但从不打架吵嘴，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伙伴。他俩生长在封建官僚家庭里，从小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受着封建礼教的熏陶，但毕竟是曾在乡下住过，接触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生活。
1913年，延年巧岁、乔年11岁时，父亲陈独秀在家乡安庆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协同都督柏文蔚举旗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庆一片白色恐怖，父亲被迫二次东逃日本。
陈独秀长年远离家门，又很少关心儿子的生活和成长，延年、乔年和父亲之间的感情十分淡薄。陈独秀东逃日本后，袁世凯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并扬言要捉拿陈独秀的儿子斩草除根。在敌人搜查前，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延年、乔年兄弟俩互作人梯，越墙逃到乡下老家，才免此杀身之祸。
从此，兄弟俩结束了与祖父陈昔凡在一起时优越、安定的生活，走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他俩在乡下，体验到了穷苦百姓劳动的艰辛，感受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滋味。第一次了解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的不平……
1915年的一天，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我国旅法著名女画家张玉良丈夫潘赞化，在上海法租界吉益里21号陈独秀的寓所，见到两个陌生的孩子，忙问陈独秀：“这两位是谁家的公子？"
陈独秀说：“他们都是鄙人的伢子。大的叫延年，小的叫乔年，从安庆领来上海读书的。”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并将延年、乔年从乡下领到上海读书，为的是让他们兄弟俩能早日自创人生。
然而，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在对儿子教育上有他独特的方法。他不让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家里吃住，将他俩寄住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里，让他们独立生活。
亚东图书馆为徽州商人汪孟邹先生所经营，他是陈独秀同乡好友。延年、乔年俩兄弟寄居这里后，汪孟邹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兄弟俩10元生活费。他们先是在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法文，后又一起考人震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因此，他俩每月10元生活费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
兄弟俩曾在乡下生活过，看到过穷人的疾苦，对眼前的清贫生活不但能忍受，还能以苦为乐。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喝自来水；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一件夹衣四季不离身；面黄肌瘦，身体消瘦，两人都已失去了原来的样子。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不安。这位继母是延年、乔年的亲姨妈，姨妈视兄弟俩为己出，于情于理都应让兄弟俩吃住在家里。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 ，也住在陈家。陈独秀何以不让自己的亲骨肉吃住家中？高君曼苦口婆心，总也说服不了丈夫，甚至为此发生口角。于是，高君曼只好找同住在上海渔阳里的潘赞化，求说：“望你以老友的身份代表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都会好受些。”说着竟泣不成声。
潘赞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总不以为然，斥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姑息养奸，不可！不可！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存有芥蒂，不理睬陈独秀“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采取平等式的关系。
1917年，陈独秀应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其间，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递上纸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纸片，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公事公办。两人似乎没有父子之间那种血缘关系。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真是身体力行啊！”
一次，延年、乔年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兄弟俩。祖母见他俩衣着破旧，面黄肌瘦，生活如此艰苦，不禁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添置衣物，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后代，在上海求学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别说在上海求学，就是出洋留学，家里也供养得起。”
此时的延年、乔年，在独立生活中已经确立了自治自立的思想。兄弟俩谢绝了祖母的好意。延年诚恳地说：“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不过，我们远离家门，就是要自立，自创人生。古人云‘少年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兄弟俩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俩孩子在外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陈独秀的所谓民主，在延年、乔年两个儿子看来，那不过是“父道尊严”的翻版。他们觉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就要彻底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首先在他们家里，在他们父子之间，就有一场“革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很热衷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流派。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主张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反对一切战争，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反对一切组织纪律，提倡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契约”。他们集中力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个人独裁。
由于延年、乔年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又不满父亲的教育方法，在自主独立生活中又经受了贫穷之苦，因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在他们的头脑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开始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像雨后春笋似的日益增多。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起来反对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胡适。他是陈独秀的朋友，1919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 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文，否认真理的普遍性，大力散布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为了批驳胡适的荒谬观点，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文。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无政府主义者也起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和某些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有着一定影响。对于这场论战，陈独秀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曾说过：“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在我和儿子之间就是如此。”
1919年底，延年、乔年两兄弟毅然离开了父亲，离开了祖国，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俩是通过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介绍，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延年、乔年到法国之初，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22 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以过人的聪慧和流利的法语考人巴黎大学附属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文学、地理、法国文明史等。打算学完后报考巴黎大学。
不久，控制华法教育学会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李石曾、吴稚晖等，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肆意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竟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延年、乔年和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得不到资助，过上了近乎流浪的生活。
陈延年兄弟俩被迫从巴黎到里昂一家工厂当翻砂工，拼命地干活，一天辛苦劳动所得无几，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得大发感慨：“陈独秀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蘸酱油吃，堪称勤工俭学的典范。”
陈延年、陈乔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经历了由信仰无政府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曲折过程。“五四运动”前后，他们除了阅读无政府主义书刊外，在上海上学期间，还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进化》 杂志和其他书刊送到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出售。他们虽是陈独秀的亲生儿子，但并没有接受父亲的“主义”，因此，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赏识。兄弟俩正是通过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昊稚晖，获得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勤工俭学。
法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国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反而越来越成为阻碍无产阶级斗争的绊脚石。他们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反科学的空想。因而，从1920加年下半年起，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给他们以很大的启发。
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耳闻目睹的事实，使延年、乔年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这使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十分恼火，悔不该当初资助陈独秀两个儿子赴法勤工俭学，并骂道：“这两个小狗息子，比他们的老子还厉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任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教育厅厅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俩因公务不能脱身，没有参加大会。大会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 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熹管组织，李达管宣传。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延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当选为少共中央执委、宣传部长，主编机关刊物《少年》 。同年8月，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人了法国共产党。乔年先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也加人法国共产党。
陈延年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改选了党的中央机关，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以及《向导》 周报的许多文章，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深得在法国的延年、乔年的拥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和父亲一步步靠近了。父亲是党的总书记，党的正确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威信，也提高了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立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共中央，引起总书记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他的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老子宣传马克思主义，两个儿子信奉无政府主义。没想到，他们在法国短短两年勤工俭学，思想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想到此，陈独秀内心不由得感到几分欣慰，这真是“殊途同归”呀！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千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从苏联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
延年身着粗布中国衫裤，足穿方头布鞋，头发剃得光光的，没有一点留学生的洋气，更少人知道他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他讲话不急不慢，简洁精练，很少空道理。他的平易近人，真是习与成性。因此，很多青年人非常喜欢接近他。人们赞颂他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有人说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同年10月，赵世炎、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赵世炎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陈乔年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共同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斗争。当时秘密办公地点在“沙滩大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校址）。
1923年7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同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政策时，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同志们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了，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不过是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陈独秀倡导的“二次革命论”。
延年、乔年回国后，他们都不赞成父亲的主张，认为这根本就没有打算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进一步创造条件，使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将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但大会对怎样取得革命领导权，还没有具体明确的认识。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全国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无理开除工人，逮捕、拷打工会活动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罢工，都获得了胜利。
日本资本家残忍枪杀顾正红（共产党员）等工人，这一流血事件，成为“五姗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五卅运动”本身虽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在全国反帝大浪潮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的是陈延年等领导的香港和广州工人举行的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准备的统一行动。
1925年6月23日，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和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士兵、学生等共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道时，遭受英、法帝国主义的武装射击和炮轰，当场死伤200多人，这就是“沙基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更激起了香港、广州群众的怒火。迄至6月29日，香港罢工工人达到25万，并有13万人陆续回到广州。接着在罢工委员会总指挥陈延年的领导下，罢工工人组成20（旧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厉行抵制英货、日货和封锁香港的任务，使香港变成了“死港”。省港罢工坚持达16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势力，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史上坚持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罢工，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直接反映到了党的内部。早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就表现出了右倾的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方面，和两个儿子的认识距离越来越大。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很“幼稚”， “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农民非常“散漫”、“保守”， “难以加人革命运动”；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则“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基于这种分析，形成了陈独秀的“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陈独秀就完全丢掉了农民这支可靠的巨大力量，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身上。于是，在国民党右派日趋反动的情况下，陈独秀便感到孤立，害怕分裂，不敢斗争，并认为过去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过火”了。为了保持联合，必须实行让步。因此，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陈独秀又把一些已被驱逐出广东的右派分子找回参加大会，并把他们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扩大了右派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加深了共产党内思想的不统一，增大了延年、乔年和父亲之间的政治裂痕。延年在谈到父亲时，曾感慨地说：“看来殊途难同归呀！”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陈延年火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可是到上海后，好几天都找不到党中央的处所。当苏联驻上海领事馆通知中共中央，说陈延年已到上海时，陈独秀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不见陈延年的影踪，大家惊恐起来，担心国民党谋害他，于是派人四处查访。
陈延年急中生智，托人在《国民日报》上登了一则小小的寻人启事：“林木找马道甫。”林木为陈延年在法国的化名，马道甫是郑超麟的化名。张伯简见了这则启事，便去旅馆找到陈延年，然后又把陈延年送到郑超麟的家。
在郑超麟的带领下，陈延年来到闸北中央秘书处见到身为总书记的父亲― 陈独秀。他俩一见面，陈延年就用批评的口气说：“陈独秀同志，党中央迁址，也应当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秘密打个招呼，不能让‘儿子’与‘母亲’失去联系呀？”
陈独秀抱歉地说：“这是临时决定的，还没来得及告知有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父子俩说话的口气根本没有亲情存在，就像对待党内其他同志一样。父子俩步人天井坐下，开门见山就谈起工作，一点也看不到父子之间那种特殊关系的影子，而且，一谈完工作俩人就握手告别。
延年、乔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对于父亲的错误，他们也以同志式的关系提出批评或建议。乔年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陈延年兄弟俩与父亲的关系表面非常平淡，其实他们内心对父亲还是很尊重和爱戴的。1926年春，陈延年从广东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听说父亲与中央失去联系，焦急万分，立即到亚东图书馆去找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问道：“汪伯伯，近来你可见到家父？”
“延年，你父亲怎么啦？”汪孟邹不解地答道，“他有些日子未来了。”“他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多时，他可能被… … ”说话时，掩盖不住自己的焦虑和担心。
时隔不久，陈延年听说父亲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怕给中央添麻烦，所以未告知中央。这时，陈延年才放下心来。
1926年3月18日至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他们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扣捕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他们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当时党内毛泽东、陈延年等同志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动行为给以坚决的揭露和打击，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当时我党在广东的群众力量比较雄厚，不仅可以动员黄埔学生和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队，而且拥有广州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2000多工人武装纠察队和许多农民自卫军，依靠这些力量，采取坚决反击，完全可以打败蒋介石。
但是，陈独秀拒绝了这个正确意见。他认为，蒋介石不但有武装力量，而且中国整个资产阶级都站在他的一方。为了求得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对蒋介石的进攻只能采取退守让步策略。因此，陈独秀就一再向蒋介石表示歉意，公开替蒋介石辩护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他还说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在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将第一军的军权拱手让给了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新右派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攻的一个信号，是资产阶级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中所采取的第一个阴谋，这个阴谋由于陈独秀的退让而得以实现，因而更助长了蒋介石反革命的胆子和独霸领导权的野心。于是，1926年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人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始能发出。总之，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民党左派会前毫无准备，结果在这次会议上又对蒋介石妥协让步，“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于是，国民党许多右派分子纷纷进人国民党中央，代替共产党员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乘机捞权，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即使这样，蒋介石还不敢公开反共，他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以及苏联的帮助，来窃取全国的革命果实。因此，“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继续采取两面派手法，口头上高喊联苏联共，暗中扩大自己势力，攫取实权，以便等待时机，实现其更大的阴谋。
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时，在美帝国主义的组织下，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的北伐军和居民进行野蛮的轰击，死伤军民2000多人，房屋、财产毁坏无数。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引诱下，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加强了反革命活动，指示其爪牙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重庆等地，捣毁革命工会及国民党左派所掌握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和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进一步策划反革命阴谋政变。
当时，在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上海有80万工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广大的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同情和拥护工人阶级，上海人民还召开了市民代表大会，组织了上海的临时革命政府。从军事力量上说，当时上海有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队近3000人，北伐军的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同情革命工人。显然，在这样情况下，党如果能正确地领导，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是可以粉碎的。
但是，当时占着党中央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却采取了投降主义的政策。为了迎合蒋介石的要求，陈独秀放弃了巩固上海革命政权的任务，不仅不抓住有利时机扩大工人武装，反而禁止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并且对蒋介石把同情革命的军队调离上海也毫无警惕。更不能容忍的是，陈独秀竟与正在同蒋介石举行反共秘密会谈的国民党首领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辩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投降主义，完全解除了党和人民群众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精神准备，帮助蒋介石实现其反革命阴谋。于是，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余人。陈延年被推选为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陈乔年被推选为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兄弟俩都参加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大会。这次大会，毛泽东虽然也参加了，但被陈独秀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等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通过了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政治决议。但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不少人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选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就这样，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俩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当时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曾提出了大力开展农民土地斗争，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提案，虽经陈延年等的竭力支持，还是被陈独秀否定了这个正确提案，没有提交大会讨论。
“五大”后，中央委派陈延年、王若飞两同志来到上海。为了便于领导工作，江浙区党委改组为江苏、浙江两个省委，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同志们不断地被捕或牺牲。陈延年和父亲的政治见解分歧越来越大，但父亲在党中央很多同志到各地工作的情况下，执掌中央大权，实行家长式统治，继续执行并发展了投降主义的路线，使延年越来越感到不安。
为了迁就和顺从国民党，陈独秀不惜作任何让步。他要求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完全听从国民党的命令，服从国民党的指导，不得有独立的主张。
1927年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21日，驻扎在长沙的35师的一个团长许克祥叛变，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农会等一切革命团体，残酷地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露出了其反革命嘴脸。敌人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
6月下旬的一天，江苏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了，陈延年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
陈延年被捕后，敌人不认识他，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只把他当做一般工作人员关了进去。有一天，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市公安局寄来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个字：“我已被捕，拘押在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下面虽然署的是化名，但汪老先生从字迹上立即认出，是陈延年的亲笔。
汪孟邹收到这封信后，决心尽快把延年营救出来，衫裤他也来不及买，即乘火车去南京。汪孟邹是个善良的商人，他对政治斗争一窍不通。他想人和人之间，都讲一个“情”字，所以和谁也没有商量，到南京后径直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去找胡适。见面后，即把陈延年给他的信交胡适看。
胡适认不出陈延年的笔迹，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我平生不讲假话，你只有说出此人的真实姓名，我方可营救他。”
汪老先生是个真诚的老实人，就毫不保留地把实情告诉了胡适：“此人就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
胡适听后，当面表示：“我一定尽全力营救。”并把延年的手笔装人自己的皮包，匆匆和汪孟邹走出办公室。在门口握别时，他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则钻进小汽车，直开到吴稚晖家中，把延年的信交给了吴稚晖。
吴稚晖是条人面兽心的恶狗，立即跳起来狂笑道：“好，太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太大用处，这个小陈（指陈延年）着实可怕！现在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
原来吴稚晖知道，陈延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负责人汪精卫、蒋介石谈判合作问题时，总是态度强硬，又无隙可击，使蒋介石对陈延年感到十分棘手。吴稚晖迫不及待地将此情况电告蒋介石，又立即奔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汪孟邹带着满怀的希望，高兴地回到上海，左等右盼，不见音讯，却在上海报刊上，看到了陈延年7月4日牺牲的噩耗。
忠厚的汪孟邹为了营救延年，却在无意中葬送了延年年轻的生命，使他懊丧不已！汪孟邹和胡适虽是同乡，但最初相识，却是陈独秀把胡适带到亚东引荐给汪孟邹的。应该说，胡适是陈独秀着力夸奖、吹捧、提拔起来的后辈，然而他却翻脸无情，恩将仇报，干出出卖陈延年的罪恶勾当。
延年被敌人杀害时，郭伯和也英勇牺牲。但韩步先则无耻地背叛投敌，他为了苟且偷生，竟然出卖了赵世炎，来换取他的狗命。
7月2日下午，敌人冒着大雨守在世炎的住处，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世炎沉着机警地把和王若飞的联络信号告诉了爱人夏之栩。夏之栩找到了王若飞，她多想当着世炎战友的面痛痛快快哭一场呀，但环境不许有哭的自由，眼泪只能吞到肚子里。
王若飞立即设法营救战友，但是敌人抓住的是共产党的要人“施英”（即赵世炎），而且经叛徒证实了的，任何营救办法都无用了。7月19日的清晨，也就是延年遇难半个月后的一天，他的战友赵世炎也被敌人杀害了。
胞兄延年被害，使乔年悲痛万分，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全身心地投人到烈士未竟的事业中去。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挽救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而讲情面，与陈独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撤换陈独秀职务的正确决定。他在会上沉痛地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使我的哥哥延年同志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是血的教训，血的教训呀！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然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一次，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去看望父亲，陈独秀十分高兴，但在言谈中，父子二人就时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陈乔年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共产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陈独秀听了儿子乔年一番“说教”，十分恼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对他的秘书说：“你看，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岂有此理！”
陈乔年夫妇连饭也没吃，就气愤地走了。
1927年冬，陈乔年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乔年与省委书记王若飞一道，秘密深人到工厂、机关和学校，开展革命工作。
1928年，正当陈乔年日夜为革命奔走，使上海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时，一福个巨大的灾祸突然降临了。2月16日，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江苏省委一部分负责同志和上海总工会全体负责同志同时被敌人逮捕。
当时，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海总工会则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区总主任联系会议。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乔年和郑复地、许白昊等11人全部被捕。
乔年等被捕后，当天被押在英租界新闻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敌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拘押在天字间一号。乔年想：既人虎口，势难生还。但他临危不惧，镇静自若。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顽强而巧妙地与敌人展开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