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涉及到了毛泽东和凯丰的关系。凯丰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宣部长，遵义会议的时候反对过毛泽东，后来又反对王明，和毛泽东站到了一个战线上。
后排中为凯丰
关于王茜，没什么资料，只找到了这篇：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0075_23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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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05日00:00新浪读书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李耀宇,李东平著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是本好书。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是李耀宇因为假装不识字而逃过被肃反的劫难。这在师哲的回忆录里面也有证实，里面说在延安，很多第四方面军出来的人假装不识字。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我还没看完，无论他如何美化自己，这个不识字的典故总让人不寒而栗。凯丰的原来的夫人是廖似光，也许离开凯丰是种幸运，她居然活到了新世纪。
百度百科上的介绍：
廖似光，女， 1911年 生于广东惠阳县周田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9年初参加革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支书。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不久与时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的凯丰结为伴侣。同年5月，两人一起被港英当局拘捕，经组织请律师保释，8月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赴上海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任政治交通员。1934年4月由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任团委巡视员。同年5月，经胡耀邦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0月，她怀着身孕，参加了长征，任卫生部青年干事、休养连供给部支书等职。在陕北，历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等职，与工运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工委和妇委委员。1945年4月，参加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留守处政委，第三、四野战军总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筹备会主任等职。1948年8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后随四野部队进军中南，参加接管武汉、筹建武汉总工会工作，并继续南下，参加解放广东。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积极筹建广州市总工会。此后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12时28分在广州逝世，终年93岁。
不过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凯丰在家乡应该还有一位夫人，可惜没人知道她的名字
凯丰（１９０６—１９５５），原名何克全，生于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１９２５年夏，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在此期间，他经常阅读《语丝》《莽原》等进步书刊。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运动”，凯丰写了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登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该校校刊也不时刊登凯丰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后来他担任校刊的主编。１９２７年２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２月，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１年初，任团中央巡视员，不久任团广东省委书记，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１９３１年５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凯丰坚贞不屈，３个月后，经党组织的努力，终于被营救出狱，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爱护并引导学生运动，凯丰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历数国民党罪行，充分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凯丰还分析了学生运动的特点，指出了学生的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任务。１９３３年春，凯丰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在１９３４年１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奉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出发前夕，中共中央派凯丰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随九军团行动。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凯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一切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凯丰由于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不支持毛泽东，会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凯丰所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不久，他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在长征路上，在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１９３７年春，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常到抗大讲政治经济学课程，作形势报告。１９３７年初，凯丰写下了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１２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１９３８年２月，凯丰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编委会。１９３９年１月。凯丰到重庆工作，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统战工作。１９４０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这期间，凯丰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督促、检查工作。１９４２年９月，凯丰筹组了中央编译局，亲自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还编译了几本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
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为抓好沈阳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１９５３年，凯丰为中宣部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应根据这个宣传提纲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
凯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３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４９岁。
凯丰自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他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廉洁奉公。１９５１年３月，凯丰得知二女儿淑英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这充分显示了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