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五十五回白登之围 地缘看中国全文

第五十五回白登之围

在这个星球上,决定一个地理单元潜力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它的水资源状况,有水人类才能生存,而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才能去开发土地的潜力。对于远离海洋的这片干旱地带来说,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有高山流水滋润的土地,都有机会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演绎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而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因河流枯竭湮没在沙漠之中的古代文明,更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相比那些被沙漠吞噬的,曾经的绿洲,河西走廊是幸运的,因为它背靠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原水塔—青藏高原。虽然从整体上看,正是因为青藏高原的阻挡,加剧了整个亚洲中部的干旱状况,但这并不妨碍青藏高原之上的雪水,为它的边缘地带来一抹绿色。
  其实即使不考虑河西走廊与黄土高原紧密对接的关系,匈奴右翼的部落联盟,在试图向南寻找新的草场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与大湖盆地同经度的区域内,紧贴青藏高原东北角的河西走廊,是唯一成规模的绿地。作为河西走廊“靠山的”祁连山脉,其4至5000米的平均海拔,使之更有机会拦截到更多的水气。而西北—东南的走向,也使得祁连山脉比之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更能接触到来自太平洋的水气。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风水”一词的话,作为东亚大陆,最后一块能明显接收到太平洋水气的板块,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在历史上,能够比较稳定的成为华夏农耕区的一部分,与大家能够同享同一“风水”带不无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土高原之上的华夏族,应该更有机会渗透到河西走廊。问题是,对于这个从黄土中,发现农业潜力的族群来说,东部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毕竟,在与华北平原等东部板块相比,河西走廊可供农业开发的那些土地,就不算什么了。只是当游牧民族,从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央之国造成强大压力之后,华夏文明才会去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农耕线尽量往西、北两个方向推进。在压缩对方游牧空间的同时,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缓冲之地。
  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不屑一顾的态度,也让西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和蒙古高原的亚洲游牧民族,有机会先行一步渗透至此。前面我们也说了,在技术上有先发优势的欧洲游牧民族,是最先渗透到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至于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如果也就想把牛羊放牧到河西走廊,反而要比华夏族要更困难。因为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是大片的戈壁荒漠。如果来自中部色楞格河流域的游牧部落,想染指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必须穿越蒙古戈壁、阿拉善戈壁两片荒漠地带。考虑到困难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个战略方向显然不是选项。因为仅仅穿越蒙古戈壁,色楞格河的游牧民们,就可以很快看到阴山北麓的草原,并觊觎长城以南的财富了。相比单于自己率部从色楞格河流域到达河西走廊的距离,以大湖盆地为基地的右贤王诸部,渗透到河西走廊的距离就要近上许多了。在翻越了海拔不算太高的“戈壁阿尔泰山”之后,阿拉善戈壁,是他们进入河西走廊腹地的主要障碍。
  既然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匈奴人争夺河西走廊的道路都绕不开“阿拉善戈壁”,那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片比蒙古戈壁,还要干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结构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以及范围。在《匈奴右翼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很容易找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边界:戈壁阿尔泰山——阴山山脉——贺兰山——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北山”)——河西走廊。对于希望从一般行政地图上,了解阿拉善戈壁大致位置及范围的朋友,这一点也很容易做到。如果我们把“内蒙古”的轮廓看作一条“龙”的话,阿拉善的位置就是龙尾。要是你手上的地图,能够标示出地区一级的行政边界的话,很快就能够看到,这片戈壁的行政名称是“阿拉善盟”。

附:匈奴右翼地缘结构图



  从行政地图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范围,也同样能够锁定河西走廊的位置。哑铃形状的甘肃省,其轮廓本身就显露出了它的建制使命—连接西域与黄土高原所代表的“华夏核心区”。西域地区的东大门“北山”(天山最东端),以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陇西、陇东二高原,是这个哑铃的东西两端。而中间细长的地带,就是“河西走廊”了。
  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河西走廊位置的重要性都不是一件难事。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域、蒙古高原四大板块的交汇之处,使得河西走廊的那条狭长的绿色带,承担了太多的地缘使命。然而说到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想来却会有很多人有误区。因为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并非我们从表面所感觉的那样,是一条带状。
  如果仅仅从交通枢纽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关注的,的确会是河西走廊紧贴祁连山脉的那条走廊地带。在这条走廊之上,汉帝国在驱逐匈奴人之后,所建立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城,至今仍然在中国的行政地区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当我们在审视河西走廊原始的地缘潜力(有多少绿洲,能承载多少人口)时,视线就必须向北延伸了。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从甘肃地图的外轮廓上看出端倪了。在这个甘肃哑铃状的外轮廓上,河西走廊所代表的中间地带,并非是条边缘光滑的带状,而是在东北方向有两个明显的凸起。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这两个深入阿拉善戈壁的凸起,只是一片对农、牧双方用处都不大的荒漠,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划入一个位列核心区的省份的。也就是说这种行政分割法,很可能意味着这两个区域内,存在着足以让双方争夺的绿洲。事实也的确如此,甘肃中部的这两个凸起的确是两块依附于河西走廊的绿洲——居延泽和潴野泽。这两个标签的得名,来自于历史。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二千多年前的标签有些陌生和拗口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额济纳河绿洲”和“民勤绿洲”来代替。前者来源于滋养这片绿洲的河流(额济纳河),后者则得自建制在这片土地上的县级行政区(民勤县)。
  居延泽和潴野泽两个古地名,明白无误的表明了这两片绿洲,在历史上是和一片湖泊伴生而成的。即使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额尔济纳河下游,紧邻中蒙边境的地方,看到有两个小型湖泊存在。而在两千多年前,又被称之为“居延海”的大湖,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面积堪于现在中国的第一大湖——青海湖相比。如果宽阔的湖面,能够为周边地区带来多少绿色,就可想而知了。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为河西走廊绿地的一部分,居延海畔发生了无数故事,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发生在西夏时期。这倒不是说西夏对于居延泽绿地的经营,有着过人之处,而是因为西夏人在居延泽畔所建立的重要据点——黑水城。黑水城得名于“黑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额济纳河(也称“弱水”)。20世纪初在这座被沙漠所湮没的古城中,俄国探险家发掘出了无数珍贵的西夏文物。这些被俄国人带走的文物,在西方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也第一次把这个消失的古国,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并且让对西夏的研究,成为了一项世界性的课题。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说,这又是显得那么的无奈,因为你必须仰仗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才能更清晰的了解,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说到这里,顺便澄清一个误区。曾经不止一次有朋友问,为什么西夏仅仅凭借西套平原,就能够和辽(金)、宋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实际上,西套平原只是西夏国的核心区。在西夏的版图中,包括居延泽绿洲、潴野泽绿洲在内的河西走廊绿洲,以及河套地区的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都曾经完全属于西夏(自然也包括这些绿洲相间的整个阿拉善戈壁了),其控制区甚至还渗透到了前套平原、陇西高原、陕北高原的边缘地区。这样的控制区,基本就相当于匈奴右贤王在漠南的领地了。如果中央之国,处在统一的政权之下,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国力,解决掉这个强悍的邻居的。可惜的是,正处在多方角逐的阶段,宋、辽(金)二国的百年对峙,让西夏在与两大强邻的政治斡旋中获得了生存空间。当然,如果西夏本身的地缘潜力太弱,还是没有资格做到这点的。而在之前汉、唐帝国对西北这些水草丰美之地的农业开发,无疑极大增强了西夏领土的地缘潜力(前提是党项人必须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执的坚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很显然,他们做到了。)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延伸农业线的过程。这种以农为本,人地合一的做法,固然是华夏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倒,并且越做越大的根本原因,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在那些农牧相接处开展大规模农业活动,其环境代价也是很惨痛的。相比自然生长的草场,种植农业所需要的用水要多的多。当然,相应的,产出和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也要高的多。只是这样一来,在人口压力下,环境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了。这种情况,在河西走廊板块尤为明显。
  黑水城遗址能够留到20世纪初才被人发掘,很大程度倒是要“感谢”环境的恶化了。正是因为原来的绿洲变成了沙漠,才使得那些残留在城内的文物,能够摆脱自然的侵蚀和后人的进一步破坏。与名声在外的黑水以及“黑水城”相比,河西走廊绿洲带的另一个凸起——潴野泽绿洲(后为匈奴体屠王所据,又称“休屠泽”)的名声要小些,但二者命运却是相似的。由于自汉帝国强势渗透河西走廊之后,为潴野泽带来祁连山雪水的“石羊河”两岸农业开发过度,这个在二千多年前,曾经长100公里,最宽处有50公里的湖泊,最终在上个世纪完全干涸了。而“民勤县”这个建制于民国的县级行政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多是当地居民如何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试图在沙漠中固沙植绿的勤勉之举。
  从地理结构上看,居延海和潴野泽之所以能够成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在地应该要低于周边地区,呈凹陷状态(盆地);二是需要有河流为之补水。由于为这两个盆地区补水的额济纳河、石羊河,所穿越的是气候干燥的阿拉善戈壁,因此在这两河流域最初的绿洲状态,其实是和尼罗河流域有些类似。即上游靠近高地处由于最接近水源地,支流众多,绿色之地的纵深较宽。而下游低地作为河流的最张归宿,同样也可形成大面积的湖泊及绿地。反倒是中游地区,绿洲呈带状分布于河流两岸。这样一种结构,使得我们抛开河西走廊的概念,单看额济纳河、石羊河流域的情况,应该也是两条呈哑铃状的绿洲带。然而由于周边环境的不断恶化,现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绿洲,实际上都是呈点状,而非连接在一起的带状了。
  对于蒙古高原之上的匈奴人来说,额济纳河、石羊河两条河流,能够冲破荒漠的包围,以阿拉善高原的腹地形成两条绿洲带,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情。这样的话,当他们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很快就能够看到大片的优质草场了。尤其是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海”和它周边的绿洲,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戈壁阿尔泰山的南麓,(所以居延海在历史上,战略地位更重要)。这种结构,无疑大大拉近了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的地缘关系。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匈奴人和他们之后蒙古高原西部游牧民族的南下路线了,在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居延海会是他们必须夺取的第一个据点。接下来便是顺额齐纳河南下,南下至祁连山麓,然后向两翼扩张,直至占据从敦煌至武威的河西走廊带。当然,包括潴野泽在内的石羊河中下游地区,也是这个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当包括两个凸起的河西走廊绿洲带,都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时,他们就可以考虑到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区打猎了。在此之前,兴起于陇西的秦人,已经帮助中央之国,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亚板块——陇西高原尽数纳入了华夏核心区。现在位于黄河之滨的甘肃省会兰州,所辖之地就是陇西高原的最西部(秦汉归属于“陇西郡”)。
  仅仅是凭借河西走廊的地缘实力,想与统一的中央帝国,甚至是战国后期的秦国进行PK,还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当游牧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他们只需要再穿越不太长的沙漠之路,就可以在黄河西侧找到一个独立的,水草丰美的地理单元——西套平原。占据西套平原,不仅能够为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再获得一片优质草场,更可以让他们在河套地区,进一步拓展空间。
  我们前面也说了,在匈奴人成功渗透河西走廊之前,这片土地是被以大月氏为核心的,欧洲游牧民族所控制的。基于西套平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关系,匈奴人如果想在穿越戈壁沙漠后,直接插入到西套平原,以控制这个独立地缘板块的话,很有可能也会遇到那些先行到此的欧洲游牧民族的阻力(倒不一定是大月氏人了)。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和秦人交战了数百年的“西戎”部落,到底有没有包含一些白色游牧部落,一直是有些争论的。以大月氏人最后的位置来看,在此之前如果有欧系游牧民族,渗透到黄土高原,甚至渭河流域,并被记录进先秦的历史中,也是很有可能的(好像就有人怀疑,秦人所解决掉的,最后的西戎强敌“义渠”,就有可能是大月氏人的近亲)。
  因为记录历史之人,也未必真的清楚,他记下来的信息是否全面、正确。我们只是从地缘的角落,来梳理大的脉络罢了。
  回到匈奴人的话题上,匈奴人对河西走廊感兴趣。除了这一带有不错的水草资源,以及接近农耕区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河西走廊的商业价值。尽管我们现在,往往把东西方交流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并将开辟这条商道的功劳,记在了汉帝国和张骞的名下。但事实上,在此之前,东西方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控制这条自然商路的,是那些熟悉路径的,逐渐从欧洲渗透过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只不过,在没有强大统一政权控制、维护商路时,这种商业、文化传播,很大程度是呈接力棒形式,相对缓慢的传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骞正式开辟丝路,并从官方层面把汉帝国做成了商路的终端(后果就是交易量有了质的飞跃),其意义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不管东西方商路的开辟,原始功劳应该记在谁头上,河西走廊的价值都是没人能够否认的。这条在荒漠压力之下,依靠祁连山庇护而存在的绿洲带,用“咽喉要道”来形容并不为过。无论西来的商路有多少条,如果想要对接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河西走廊都是必经之路。有了这份附加值,匈奴人进占河西走廊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河西走廊的具体结构(这里指的是靠祁连山麓的,狭义的走廊带),我们在历史进展到张骞通西域阶段时,会详细解读的。对于刚刚建立的汉帝国,以及已经渗透到了阴山之麓的匈奴帝国来说,河西走廊暂时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这时的焦点,甚至不是赵人曾经强势渗透进的河套平原,而是大同盆地。因为当中央之国在忙于内部整合之时,匈奴人已经乘虚而入,不仅控制了阴山南北,还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陕北高原、山西高原的北部。如何在稳定新生帝国内部结构的同时,解决北方边患,成为了刚刚登上帝国最高权力宝座的刘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附:白登之围示意图


在解读完蒙古高原和匈奴帝国基本的地缘结构后,我们要把视线拉回到阴山以南了。因为在刘邦志得意满的建立属于他的刘氏王朝之时,匈奴人已经越过了阴山,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这里所说的河套地区,不仅包括前套、后套、西套三个水草丰美之地,以及占据河套腹地大半的鄂尔多斯高原,甚至还包括陕北高原的北部。关中平原为了防范北方威胁,所建制的最北部的重要据点——上郡的郡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也成为了匈奴控制区。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入主河套地区了。之前一次,也是在中央之国内部的博弈白热化时发生的。当时代表中央之国控制河套平原的赵国,不得不将北地边防军,作为最后的生力军,调回河北平原与秦军决战。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战胜项羽就意味着中央之国的统一的话,汉帝国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将匈奴赶出河套平原,将北方控制线推进到阴山分水岭。在那里,秦帝国以及更高的赵国,已经帮助新生的汉帝国,修筑起了一道长城。然而处在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体系过渡的历史阶段,刘邦的帝国统一之路,注定不会那么平坦。在感觉到自己有可能成为统一的牺牲品时,绝大部分在灭秦、楚汉战争中封建为王的“诸侯”,都先后叛乱了。这其中,甚至包括最先投入刘邦阵营的诸侯王——韩王信。
  韩王信的叛乱,多少让人感觉到有些意外。这个因血统原因,而勉强挤入项羽封建体系的“王”,可以说是异姓诸侯中,最没有理由反对刘邦的。一开始就被项羽完全架空的尴尬地位,使得韩王信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忠实的服务于刘邦阵营。如果刘邦重拾封建制度的话,韩王信所治的“韩国”,很有可能是刘氏封建体系,最坚定的拥护者。很可惜,尽管刘邦个人并不认为,象秦帝国那样用“休克疗法”,用强制手段,一下子把诸侯割据的中央之国,跃进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治国的好办法,但他却从周人那里,认识到血统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汉帝国可以给封建诸侯留下一席之地,但帝国的腹地,一定要掌握在中央政权,或者刘姓诸侯手中。以韩地的位置,无疑是绝不能留给外人的。哪怕这个“外人”在忠诚度方面暂时并无问题,能力方面看,似乎也不足以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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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刘邦准备把韩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那么就必须为这位“韩王”找一个新的封建之地了。如果按照战国时代的地缘标签来划分,新“韩国”的选址是在赵地之上。不过这里所说的“赵”地,并非是赵国后来的核心地区——河北平原,而是山西高原北部。简单点说,就是河东之地以北的太原、忻定、大同三盆地。
  尽管后世有人认为,将韩王信迁地建国,意味着刘邦对他的不信任,但结合当时刘邦决定压缩异姓诸侯空间的大背景来看,这种安排并不能算是针对韩王信的。相反,在刘邦吸取项羽的教训,将帝国的核心板块定位于黄土高原之上时,将韩王信放在与自己的北边,直接拱卫帝国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信任了。这意味着刘邦把帝国的北大门,交给了异地重生的“韩国”。从韩王信所受封的位置来看,他的战略任务无疑是用来防御匈奴的。鉴于匈奴的强大,很多朋友在遗憾,如果把另一位兵圣级别的“韩信”(韩王信亦称“韩信”,只是为了区别我们所熟知的韩信,史家方在其间加一“王”字),放在北方藩屏的话,汉帝国是否会更有机会,早一天打败匈奴。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把韩信放在与匈奴作战肯定会比“韩王信”要有力的多。不过对于天下在手的刘邦来说,在用人方面对“忠诚”二字的考虑,要多于“能力”。让在楚汉战争中独挡一面的韩信,继续因为战争的原因拥兵自重,对于帝国今后的运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帝国封建给新“韩国”的领地中,无论从位置、结构,还是历史来看,位于太原盆地北端的“晋阳”(今太原)都是当然的地缘中心。因此在刘邦最初的策封当中,晋阳城也是韩王的新都。不过韩王信却提出了异议,建议将自己的政治中心,设在大同盆地南部的“马邑”(今天山西朔州)。从战略角度来看,韩王信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在中央之国内部争霸,那么晋阳城更深入核心区的位置会是优势。而如果你的敌人确定在北方时,自己的指挥中枢离对手间隔两个大的地理单元,就不是好的选择了。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虽然大部分帝国的统治者,不会真的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地区,但作为明确为国守边的诸侯、藩镇来说,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他们存在的价值)。
  韩王信这种主动前突的做法,显然有着表忠心的成份在里面,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没有理由不接受。不过,无论是刘邦还是韩王信,都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很快,匈奴人就轻易突破了韩国的防线,将马邑重重包围(公元前201年秋)。现在,摆在韩王信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或是投降,或是战死。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很难做到慷慨赴死的。韩王信也不例外,他的选择是和匈奴人合作,并将战火引向帝国的核心区。以当时的背景来看,这并不是韩王信个人的选择。因为包括燕、代在内的北地诸侯,在背叛汉帝国之后,都选择了和匈奴人合作。在刘邦明显有意重整帝国结构的背景之下,这种出于自保而作出的选择,也是一种本能了。在之前的楚汉战争中,这些本来指望在世代交替中投机一把的诸侯们,就经常在楚、汉阵营中变化。包括韩王信,也曾经在荥阳之战时归降过项羽(后来又逃了回来)。

关于诸侯们在楚、汉相争中变换阵营,与在汉匈之间作出选择,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并不是我们需要展开讨论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因为韩王信的背叛,汉帝国的北方门户实际上已经被打开了。在韩王信的带领之下,匈奴人的军队轻易的穿越了天险“雁门关”,将战火烧到了晋阳。对于合作双方来说,他们的诉求并不相同。简单点说,此时的匈奴人,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在他们的眼中,汉地还只是一块物产丰富的猎场。与汉地反叛者的合作,能够让他们轻易的深入农耕区的腹地,去猎取更多的财富、人口;而对于那些叛乱的北地诸侯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则是匈奴人在战略上的支撑,能够帮助他们割据对抗中央政权。
  正是由于这种诉求的不同,包括韩王在内的叛乱诸侯,其实并不能指望匈奴人能够帮助他们稳定防线,割据一方。更多的时候,南下的匈奴人在劫掠得手之后往往会迅速的后撤,与汉军决战的任务,依旧要由叛乱诸侯们自己来完成。韩王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如此。当他试图挟匈奴之力,在太原盆地以南建立防线时会发现,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了。
  从秦末起兵时起,就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的刘邦,对韩王信叛乱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仅仅在韩王信叛乱的第二个月,汉军主力就集结好开始北上平叛了。汉军之所以反应如果迅速,是因为这些兵力,本来是准备北上去解马邑之围的。只不过现在他们的目标,是去平叛了。然而韩王信反叛,并率军南下去稳定自己领地中原为后方,现为前线的部分时,似乎并没有影响汉军北上的计划。也就是说汉军主力并没有试图随之南下与之决战,而是快速插至忻定盆地的北部,在攻下恒山山脉南麓的重镇“霍人县“(今繁峙东)后,穿越雁门关,攻击韩都“马邑”。汉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应该是很出乎韩王信的意料的。因为按照正常方式,汉军肯定应该先解决掉突前的韩王信部,然后不断攻击前进,逐次收复失地。现在这样直接插入大同盆地的做法,等于是抄了南下叛军的后路(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术,是张良提出的)。
  对此更应感到意外的,是那些留守在大同盆地叛军。当汉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马邑城下时,马邑城中能否组织出有效的防守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汉军拿下了马邑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继续肃清大同盆地的叛军,或者南下歼灭韩王信的主力,而是由马邑北上,进入了吕梁山脉北部的山地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大同盆地的结构和马邑的位置了。所谓“大同盆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地理标签来代替,就是“桑干河上游河谷地带”。也就是说,这片低地区是由发源于吕梁山脉北部“管涔山”的“桑干河”冲积而成的。由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既可以从大同盆地西部的河套之地攻击大同盆地的西南部;也可以直接从阴山山脉北麓穿越阴南丘陵地带,或者先占据张家口盆地等,桑干河中游盆地后,由大同盆地的东北角攻入大同盆地。大同盆地实际上是呈双中心的状态。既由西南角的“马邑”以及东北角的“平城”,来共同分担防御任务的。即使是在今天,整个山西北部的行政建制,依旧是遵循这个规律一分为二的。只不过“马邑”现在被叫作“朔州”,平城被叫作“大同”罢了。
  在战国阶段解读赵国的北扩时,我们其实已经解读过大同盆地西北山地的地理结构了。就这片山地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两山之间没有发育出大的河谷平原,农、牧的价值都不大),争夺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无论是中央之国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还是游牧民族想从河套平原进入大同盆地,都必须穿越它。如果汉军执意要进入马邑以北,由管涔山与洪涛山(前者是吕梁山的北延,后者被认为是阴山的南延)包夹而成的山地地带的话,就很可能与匈奴人直接交火了。
  在没有解决完内部问题时,就以匈奴人为主攻目标,似乎显得不够明智。然而兵锋正盛的汉军还是这样做了,汉军在穿越杀虎口进入前套平原之后,与措手不及的匈奴骑兵数次接战并取得了胜利。不过汉军的这次突击行动,更象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警告,而不是针对匈奴的战略反击。在北地诸侯叛乱,皆与匈奴幕后支持的情况下,这种战术性的警告并不算多余。不过对于孤军深入的汉军来说,在没有做好战略准备,并且后方有叛军活动的情况下,长时间在对手纵深活动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攻击大同盆地、前套平原得手之后,汉军主力旋即穿越雁门关,回头去收拾还在山西高原腹地渗透的韩王信。

以汉军的实力,对付反叛的韩王信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双方的决战并非发生在晋阳一带,而是在上党高地的北部,上党郡的铜鞮县(山西沁县)。在北有汉军主力回师追击,南有河东汉军堵截的情况下,退入上党高地据险以自保,是韩王信和他的部下唯一的选择。不过对于韩王信来说,无论在太原盆地以北地区,还是上党高地都没有什么民众基础,试图割据于此的想法并不现实。在战国的记忆还牢牢的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时,这些土地上的民众会认定自己的地缘属性为“赵”。如果是一个赵国王族的成员来对抗中央政府,在大局初定的时候还是很有市场的,但如果是一个“韩国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韩王信在铜鞮之战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资本割据为王的话,等他带着少量亲随逃回大同盆地后,就会彻底认清形势了。鉴于汉军主力急于南下寻找韩王信的主力决战,汉军并没有时间肃清恒山南北的叛军。这片战国时期属于赵国高地区,在战国后期被用“代”的标签来标注的土地(以区别河北平原的赵地核心区),在楚汉战争中,一直都处在边缘状态,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这样一个经历,也使得代地之人对于“赵”的认同感,要高于正在形成的,统一的“汉”的国家概念。
  在韩王信这个空降的“王”授命于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刘邦,来管理“代”地时,顾忌到中央政权的强大,代地中那些不愿意就此融入汉帝国的人,可能还会静观其变,暂时接受这个“王”。但当这位准备在赵国故地新建“韩国”的王,本身就成为中央政权的弃儿时,就不用指望他能够依靠赵地民众的支持,东山再起了。逃回大同盆地的韩王信,很快就知道了,这些原本归于自己治下的,高地上的赵国人,已经推选出了属于自己的王——血统上属于赵王后裔的“赵利”。鉴于他们高地赵国的属性,这个准备依靠与匈奴合作,割据一方的新政权,仍然继承了“代国”的标签。不过,如果最终能够形成割据格局的话,河北平原的赵国故地,势必会成为他们扩张的方向。在普通民众,还抱有源自战国格局的地缘属性时,这种扩张还是有地缘基础的。
  当韩王信彻底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时(回到韩地发展,更是没机会),他唯一的归宿就是归顺匈奴,成为匈奴帝国治下的臣民了(之前有本钱时,是合作关系)。尽管从心理上,很少有汉地之人,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些夷狄的一份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选择可以让自己更安全。而现在对于汉帝国来说,韩王信个人的生死与否,其实已经不是重点了。因为新“代国”的崛起,意味着一切又回到了韩王信叛乱时原点。主力已经置于山西盆地南部的汉军,必须又一次的北上平叛。
  如果对手仅仅是代地的叛军,刘邦并不认为这种反叛会有很大威胁。毕竟在经历过与项羽的战争后,汉军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以及亲信的军事核心圈。加上掌握中央之国大部分资源的背景,任何异动的诸侯,都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只是很明显的是,代地的这些反叛者已经和匈奴人结成了紧密同盟。正确判断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和动向,是能否彻底稳定北方边郡的关键。对于刘邦和汉军来说,在上一阶段的平叛中,其实已经和匈奴人有了初步的接触。只是当时汉军所面对的,是对汉军出现没有心理准备的,游弋在河套平原东部的匈奴部落。以刘邦的战争经验来说,是不会依据这些规模不大的遭遇战,来判断对手实力的。汉军需要的是,更多的与对手接战的经验。
  想要获得这些经验,并不太难。因为那些随同韩信南下匈奴人,仍然活动于晋阳一带。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些匈奴人虽然与韩王信表面上算是盟友,但目标却不一致。韩王信并不能指望这些眼中只有战利品的匈奴人,帮助他与汉军决战。也正因为匈奴志在劫掠,而非土地。所以在汉帝国决心清剿这些南下的匈奴人时,出乎意料的顺利。一经接触,这些匈奴人就很快退入吕梁山地,并延着吕梁山与云中山之间的谷地向北撤退。双方在晋阳、离石曾经两次接战,汉军均获得了胜利。只是在匈奴人急于把劫掠的财富,带回草原时。这种胜利注定是战果不大的击溃战。
  说起来,汉军对于匈奴南侵骑兵的这条败退路线,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在上一阶段攻取马邑,抄韩王信后路的战役中,汉军主力应该就是顺着这条路线,沿汾水北上,突破恒山山脉、吕梁山脉、云中山三山交汇处的“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而这一次,汉军又循着同样的路线,尾随匈奴骑兵攻至了楼烦关。如果说,在上一阶段的战争中,匈奴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在中央之国的内斗中取利的第三人的话,那么这一次,匈奴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主角。为了接应撤退回来的匈奴人,匈奴的左右贤王各自率领了一万骑兵集结于楼烦关北。只是这第三场接触战,仍然是以汉军的胜利而告终。
  在歼灭韩王信部主力后,与匈奴部的三次接战中均取得了胜利,汉军中不可避免的提升了对匈作战的信心。然而对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些胜利仍然不足以让他下定与匈奴决战的决定。毕竟一直以来的信息表明,匈奴控弦数十万,并拥有强大的战力。如果刘邦想借着这次集结兵力平叛的机会北伐的话(集结了三十余万的兵力),目标就不会仅仅是收复已经稳定存在于华夏核心区的大同盆地了。之前被赵国开拓,秦国复得的河套平原,才是刘邦此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汉军甚至迂回兜底马邑时,就已经尝试过攻击匈奴控制的云中郡故地了。
  基于一战将匈奴驱逐到长城以北的想法,刘邦需要更加谨重的了解对手的实力。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和代地的叛军,也正是恒山以南集结(忻定盆地最北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滹沱河上游谷地,史称“代谷”),准备抵挡主力北上的汉军。于是,一场发生在战争之前的,侦察与反侦察的情报战,拉开了序幕。

在汉军骑兵,追击匈奴南侵部队至楼烦关北,并在与匈奴左、右贤王部接战中,取得胜利时,匈奴人与代地的叛军也正在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汉军主力的北上。从代国试图割据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在忻定盆地之南,据点以自守的话是最好。这样的话,叛乱的代国才有本钱与汉军长期拉锯。当然,如果事实上无法阻挡汉军的北上,在雁门、楼烦一线设防。也就是依托恒山山脉,控制大同盆地及其以东,至太行山脉一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一切的构想,都是在得到匈奴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否则以代地的实力,是无法与整个帝国对抗的。
  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在南侵的过程中,应该也已经观察到了恒山山脉对山西高原所起的分割作用。如果匈奴人有入主中原的企图的话,大同盆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农耕区的突出部。在这里,游牧帝国有足够的资源,学习更高一层级的华夏文明,并为下一步争夺中央之国的控制权作足准备。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中,大同盆地以及东部的辽河下游平原,作为最北部的农业区,曾经多少为游牧、渔猎民族承担这样的战略任务。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鲜卑人和满洲人。正是在这两个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边缘板块,这两个边缘民族,完成了政治、文化上的华丽转身。
  大同盆地和辽河下游平原,之所以屡次成为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准备基地,和他们的地形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辽河下游平原北部的平原结构,使得无论是东北渔猎民族,还是沿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东进的蒙古游牧民族,都很容易对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大同盆地北部的丘陵地形,也同样不足以抵挡住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相比之下,阴山东麓这些丘陵地带,所自然生长的草场,对游牧民族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更加有利。
  基于大同盆地以及下辽河平原,在防御上的困难程度。一旦中央帝国内部的整合度不够高时,是非常容易被放弃的。帝国的统治者们,会认为把资源投入到两个边缘农业区南部的恒山、燕山两大山脉之上,费效比会更高。当然,如果帝国真的决定把长城,收缩到这一线的话,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所面对的就不会是纯粹的“游牧”(渔猎)帝国了。这些得到属于自己的农业区补给的边缘民族,在适应定居生活,并在农业区变得更“文明”些后,大部分都会尝试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
  作为最早建立游牧帝国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还没有这么高的政治理想。定居和据城以自守的方式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匈奴人对于进入农业区的渴望,纯粹是出于原始的“渔猎”兴趣。在之前韩王信与汉军的决战中,匈奴人并没有真正“帮忙”,而现在对于帮助代国叛军稳定防线,同样也不会有兴趣。正是因为匈奴人并没有兴趣,帮助代国人稳定防线,因此集结于恒山山脉南部“代谷”的匈、代联军,在汉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就主动撤退了。甚至于有雁门、楼烦之险的恒山山脉,也没有成为拉锯战的战场。促使匈、代联军没有稳定恒山防线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汉军的骑兵在追击回撤匈奴人的过程中,已经突破了楼烦关,并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着于建立恒山防线的话,匈、代联军在战术上会受到汉军的两面夹击。
  既然作为大同盆地南大门的“恒山山脉”,对于汉军来说已经不再是天险,那么汉军完全收复大同盆地应该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即使面临数十万汉军压力的代国人,他们可以选择的是在大同盆地以东,蔚县盆地——张家口盆地一线设立防线。这一地区也是“代”这个地缘标签,最初出现的地区。在赵国和秦帝国的行政区域中,被称之为“代郡”。只是这样一个,两面承受压力的(华北平原和大同盆地),由一系列小型盆地所组成的板块,如果没有匈奴人的强有力支持,基本是无法达到割据要求的。
  在轻易放弃大同盆地之后,那些不愿意融入汉帝国的赵国遗民,一定会为即将到来的压力感到惴惴不安,但对于匈奴来说,却是让自己在战略战术上,置于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已经占据并经营河套平原,阴山东部草场(分为“阴北丘陵”“阴南丘陵”两个地理单元)匈奴人,能够对大同盆地造成全面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随时出击占据大同盆地的汉军。这比起以自己所不熟悉的,大同盆地农业区为基地,和忻定盆地的汉军展开拉锯战,要更容易发挥匈奴人的优势。
  从匈奴人的后来的表现来看,在放弃恒山防线,让汉军轻易突进到整个大同盆地之前,匈奴人就已经做好了在大同盆地与汉军进行决战的准备。也就是说,这次主动后撤是一次“诱敌深入”战术的成功实践。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当刘邦同样对与匈奴决战感到不安,并急于了解匈奴主力实力时。匈奴人在代谷一带并没有集结自己真正的主力,而是将一些老弱之军放在汉军情报人员,能够窥探到的地方。这种故意示弱的做法,不仅骗过了汉军的情报人员,也骗过了刘邦以谈判为名,派往匈奴营地的外交人员。在十几批出使匈奴的使臣,都汇报出同样的结论后。刘邦终于相信,挡在他面前的匈奴人,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强大。
  并不能十分确定,匈奴人之前的快速后撤,以及在楼烦关北与汉军骑兵所展开的接触战,是否也有故意示弱的成份。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示弱战术结合在一起,足以让刘邦产生了轻敌的想法。当北出楼烦的汉军骑兵,回报他们在大同盆地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后,刘邦决定不再跟随行动相对缓慢的步兵步队(数量占大多数),而是快速北上与骑兵部队汇合。而这个时候,汉军的骑兵已经由马邑向西,收复了大同盆地东部最重要的据点——平城。平城的收复,也意味着整个大同盆地重新回到了汉帝国的控制之中。接下来刘邦所要思考的是,是先向东剿灭收缩于代郡的叛军。还是先向西、北方向,寻机与匈奴人展开决战。
  到达平城与汉军骑兵汇合的刘邦,究竟是怎么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我们并无法得知。因为接下来,汉军就会发现,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从刘邦进入平城的那一刻起,一张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网,就开始收网了。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一北一南是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其北面支流“御河”河谷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即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线路,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西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口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有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也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象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
  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到歧视。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的,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的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放牧,并直接威胁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

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100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350——400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的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北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的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的温暖的;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30%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善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异是他们最善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
  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能保存实力,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山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

附:白登之围示意图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山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

  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为了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的,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
  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果挑拔,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盯无逢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作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要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份,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裳。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的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明影响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
  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略潜力,是有深刻影响的。当年仅仅是当年七国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人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决定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的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
  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最后的避难所。既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从公元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有血缘加固的混和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修养生息的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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