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太宗时期：川蜀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宋江起义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方腊起义
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2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
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3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
宣和五年（1123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zhong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被杀。
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礧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南宋的农民起义
宋高宗统治时期人民的起义
在金军南侵过程中，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宋朝溃兵、游寇，如李成、孔彦舟、曹成等各领叛乱武装数万人，流窜各地，到处杀人掠夺，残害百姓。加之金兵的杀戮，官府和地主的加强剥削，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故不断发生地区性的武装起义。
在信州贵溪、弋阳一带(今属江西)，王宗石利用摩ni教，发动起义，信州和饶川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迅速发展成几万人的队伍。宋廷派刘光世军前往镇压，王宗石等二十多名领袖战败被俘，二十万无辜平民惨遭杀害。
福建路范汝为、叶铁等人领导农民起义，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前后坚持三年，起义军勒令地主“计其岁入之数”交纳租税。否则，便剥夺其种粮、牛畜，而驱逐出境。赵构派韩世忠以优势兵力围攻建州，城破后，范汝为投火自尽。起义军余部在范忠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近一年，最后失败。
其他如婺州(今浙江金华)有和尚居正领导的起义，虔州(今江西赣州)有陈颙、罗闲十等几百支起义队伍，约十多万人，互相联络，共同反对朝廷军队，后被岳飞镇压下去。
南安军(今江西大余)有吴忠、宋破坛、刘洞天等起义军，荆湖南路有邓装、胡元奭等起义军，李冬至在郴州宜章(今属湖南)起义，杀入广东路，号称“平天大王”。这是宋朝小规模农民起义很频繁的时期。
宋高宗年间规模最大的，是洞庭湖滨的钟相、杨么起义。
鼎州(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在北宋末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组织民众，建炎四年起义，攻占了洞庭湖周围的十九县。钟相建立大楚政权，自称楚王，立年号天载，设置将相官属。起义军镇压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等人，夺取他们的财物。钟相被匪徒孔彦舟杀害后，杨么继续领导斗争，并宣布一律免除税赋差科，不受官司法律束缚。起义军实行陆耕水战，凭借水军优势，发挥车船威力，屡次痛击朝廷军队。
钟相、杨么起义后来被岳飞镇压。
从绍兴十三年起，福建路出现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等多支起义队伍，攻打漳、泉、汀(今福建长汀)、建(今福建建瓯)等州，屡次击败宋军，绍兴十六年被福建安抚使薛弼镇压下去。绍兴十九年，汀、漳、泉州的何白旗的起义军曾发展到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境内，次年，起义失败。
绍兴十四年，宣州泾县(今属安徽)摩ni教在俞一领导下举行起义，遭到秦桧之兄、知宣州秦梓的残酷镇压。甚至偏僻的海南岛也发生陈集成起义，反抗贪官的暴敛。临安府还发生了军校施全行刺秦桧的著名事件，施全被捕杀。
南宋前期宋孝宗年间的农民起义
宋孝宗虽图治心切，然而在某些方面受制于太上皇赵构，又不得不依赖于腐败的军事官僚机构，难以有多大的建树。宋孝宗鉴于秦桧专权的教训，躬亲政务，设法限制和贬抑宰相事权，重用亲信曾觌、龙大渊、张说、王玣和宦官甘升，却导致这班人的招权纳贿。各地官府的横征暴敛有增无减，豪绅官僚对土地兼并和掠夺的状况也并无改变。宋孝宗时阶级矛盾仍然相当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时常爆发。
在宋孝宗即位之初，广南西路爆发王宣和钟玉起义，李云起义。乾道元年，因官府向各地农户强制配卖乳香，郴州宜章县弓手李金组织群众，发动起义，攻破郴州(今湖南郴县)和桂阳军(今湖南桂阳)，并南下广南东路，围攻连州(今广东连县)、英州(今广东英德)等地，宋朝从荆襄前线抽调精兵到湖南镇压，李金被俘，起义失败。
淳熙二年，荆湖北路的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转入荆湖南路，又进入江南西路，多次击败官军，并南下广南东路。江西提刑辛弃疾结集大批民兵配合官军，扼杀了起义。
宋孝宗年间的农民起义2
淳熙六年，南宋朝廷用“和籴”名义向民间大量搜刮粮米，在郴州又有陈峒起义。起义军攻克连州、道州(今湖南道县)、桂阳军所属诸县。
广南西路境内也有李接起义，起义者张贴榜文，宣布十年之内不收赋税，各地人民纷纷参加起义，称李接为“李王”，骂朝廷军队是贼。起义群众陆续攻下容州(今广西容县)、雷州(今广东海康)、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化州(今属广东)、贵州(今广西贵县)、郁林州(今广西玉林)等地。所到之处，开发仓廪，赈施贫乏。
淳熙十一年，汀州(今福建长汀)又有姜大老起义，这些起义都遭到朝廷军队的残酷镇压。
南宋中后期宋理宗年间的农民起义（1224年-1264年）
宋理宗在位期间，农民起义依然此起彼伏。
绍定二年(1229)，汀州(今福建长汀)有晏梦彪起义，赣州有陈三抢和张魔王起义，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路农民纷纷“截发刺字”，起而响应。
这支起义军被朝廷搞定以后，另一领袖小张魔王仍坚持和朝廷军队作战。
宋朝是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比较文明的朝代，其灭亡用徽宗父子的话说是丞相所误，有一定道理，徽宗是个艺术家、画家，朝廷大事都让丞相大臣办理，是他们日益腐败执行了很多错误的政策葬送了宋朝。
北宋中期庞大、腐败的禁军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控制，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佑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北宋中期臃肿的官僚机构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佑(1049～1054)间，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财政危机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忘》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全国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竟然短缺近一千五百万(单位均为贯、石、匹、两等)。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