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大热点问题之一：一条道路
所谓一条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历史问题。井冈山道路，在座的了解党史的同志，一定知道，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在学习党史过程中，已经耳熟能详了，并不稀奇。但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辟对于中国革命来讲，至关重要，又非常艰难。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建立起来的党，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里面，关于革命必须经过武装斗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都了解的，包括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面，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手段，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武装斗争，这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的。有没有经验呢？也有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苏俄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经验。十月革命也是武装斗争，但是十月革命这个武装斗争，是以城市的工人武装起义作为一个基本道路。在中国能不能这样？早年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中国要进行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途径来进行武装斗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苏俄革命的经验，按照十月革命的经验，来进行武装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在城市里面搞职工运动，搞士兵运动，搞学生运动，就是没有关注到农民。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也是如此。
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讲的一个事情。他说1923年的时候，党的一个早期创始人，叫恽代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能不能学陶行知，也到农村去搞一搞。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放在城市，放在工人运动上面，认为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顾得上农村。这个例子说明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出身农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但是他也不把农村作为关注的目标和重点。
那么，到了1927年的时候，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里面根本立不住脚，就是没法呆了，为什么？国民党的新老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开始屠杀、镇压，对工农运动开始反扑，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在城市里不可能呆下去了。怎么办呢？一开始也不知道到农村，就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最著名的就是“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还有广州起义。今年呢，是这三大起义80周年纪念。也就是在80年前的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三大著名的武装起义，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远不是这三大起义。
到1928年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大小举行了近200次武装起义，当然规模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这些起义干什么？这些起义一开始还是要打城市，国民党不是要镇压共产党人吗？不是要镇压工农运动吗？好，我就用武装手段来反抗你，我还是要在城市里跟你较量。这三大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还有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是在南昌起兵，最终目标是到广州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呢，虽然是在农村起兵，但是目标是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广州起义就更不用说了，就在广州城市里面起义，最终的目标是要在广州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
结果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都遭到了挫折，包括这三大著名的武装起义，以后往哪里去？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发动的。秋收起义有多少人？一共是5千人，4个团的兵力。毛泽东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这个起义军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它的目标是攻打长沙。长沙是湖南军阀唐生智盘踞地方。解放以后，唐生智因为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成了著名的起义将领，当时他可是反共产党人。他的军队在长沙有3万人。工农革命军起义部队要用5千人的力量去攻打有3万军阀的省会长沙，根本不可能。这支起义军只打了一个星期，就失败了，5千人就剩下了1500人，怎么办？还打不打？这个时候，毛泽东先是果断地命令停止进攻长沙的计划，集中到了湖南浏阳文家市这个地方。浏阳文家市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城市，而是农村的一个集市，一个小镇。文家市有一个小学叫礼仁学校，毛泽东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召开了一个前敌委员会会议。前敌委员会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就讨论我们的起义还打不打，争论非常激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叫余洒度，他坚持要继续按照湖南省委的命令，攻占长沙。毛泽东反对，毛泽东说，我们要继续攻打长沙，那就是以卵击石，这么小的部队，怎么去攻打长沙？争论非常激烈，最后的结果是赞成了毛泽东的提议，把攻占长沙的计划停下来。
攻占长沙的计划停下来之后，这1500多人往哪里去？毛泽东心里也没有数，他首先考虑的是先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往哪里去呢？最早考虑往湖南南部去，用当时的说法叫取道湘南，就是去湖南的南部。好，起义军开始向湖南南部转移。在转移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湖南和江西边界有一个罗霄山脉，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两支江西的绿林武装，一支叫袁文才，一支叫王佐。这两支绿林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毛泽东得到消息说，在那个地方，这两支绿林武装打土豪分田地，江西的军阀曾经想剿灭这两支武装，剿灭不了。这件事情给正在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湖南南部转移的毛泽东很大的启发。毛泽东早年就读过《水浒》，对于农民建立自己的武装、成为“山大王”这件事情有所了解。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启发，他就派人跟袁、王这两支部队联系。
袁文才是党员，王佐不是党员，但是袁文才和王佐很担心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占领他们的地盘，把他们给吞并掉。因为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毕竟有1500人啊，他又不了解毛泽东这支部队。当然部队里也有人说，干脆把这两支绿林武装灭了算了，反正他们加起来也就300来人，我们有1500人，灭了他们以后，我们来占山为王。毛泽东不同意，说我们还得做他们的说服工作。毛泽东很聪明，给他们留了一百条枪。袁文才最需要的、最希望的就是枪，因为农民武装啊，武器都很落后，步枪很少，300来人大概只有二三十条步枪，其他都是什么鸟铳、梭镖。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有点当时比较好的步枪。因为秋收起义部队有一部分是从武汉来的，武汉有个汉阳兵工厂造步枪。毛泽东非常大方，送给了袁文才一百条“汉阳造”。袁文才非常高兴。然后毛泽东说，我把这个后方医院留在你这个地方，我先不上山。袁文才觉得后方医院留在这儿，对他没有什么威胁，就同意了。接着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围着井冈山打圈圈，干什么？一边打土豪，一边整顿队伍，一边让袁文才和王佐进一步了解秋收起义的部队。因为毛泽东还派了三个教员去帮助袁王的部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这一个月，袁王慢慢就跟毛泽东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也了解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并不是要上山把他们给吃掉，然后占山为王，而是想跟他们联合起来。所以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才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跟袁王的部队合在一起，在井冈山这个地方，建立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的武装。
井冈山这个地方，地势非常好，易守难攻。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以后，完全可以像过去的农民占山为王那样，在这个地方扎下自己的地盘。但是井冈山这个地方，人不满3000，粮不过万担，工农革命军一上来这么多人，补给马上就发生了问题，得要吃的、要穿的，怎么办？毛泽东想到，必须依靠农民提供，必须要让农民有地，得有地种粮食、有地种棉花才行啊，这才能给提供吃、提供穿啊。而且你要在当地驻下来，也必须取得农民的欢迎啊。毛泽东想怎么办？那就必须分配土地给农民，所以他就搞起了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
可是分配土地啊，不能说农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必须得有一个组织来管理来协调。因此毛泽东想，必须建立一个红色政权，由红色政权来领导井冈山的土地革命。这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必须要用武装来保卫。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这个地方，实行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这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农民参加工农革命军，搞得红红火火。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又到了井冈山，跟毛泽东和袁王的部队会师。他们大概也有2000来人，加上毛泽东和袁王的部队，一共有了5000人的部队。到了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50万这么一个规模。江西和湖南两省军阀多次想会剿井冈山，打不下来。我们知道，毛泽东有首很有名的诗，叫《西江月?井冈山》，就说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保卫战一打，江西的军阀或者湖南的军阀就吓跑了。以至于，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上面，都已经开始频繁报道，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朱毛匪军。在1928年的时候，朱毛开始在中国非常有名了，在共产国际也非常有名了，朱毛红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叫起来的。
在井冈山这样一个地方，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件事情毛泽东做了深刻的总结，让他看到，这样一个工农武装割据方式，很可能是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它就不仅是保持秋收起义部队的这么一个权宜之计了，而是中国革命可能要经过的道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总结了很多方面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星星之火，完全可以成为燎原之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像俄国革命那样，先在城市进行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性政权，然后推及到全国，而是中国革命可能先要到农村，保存力量、积蓄力量，然后发展若干个像井冈山这样的工农武装割据，而且逐渐把这样一个农村根据地，变成巩固的阵地，逐渐形成最后保卫城市的态势，最后来夺取全国性的政权。他认为这可能是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也就是在毛泽东这样一个探索之下，走出了一条同俄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经验不同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告诉我们，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没有局限在共产主义和苏俄革命经验的框架之内，而是完全根据当时秋收起义后部队的情况，开辟出一条保存中国革命力量、积蓄中国革命力量、然后发展中国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叫做一条道路。
三大热点问题之二：一次会议
第二个问题，叫做一次会议。一次会议啊，就是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影响非常深远。所以我想通过解剖庐山会议这个例子，从中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开会，一共开过三次，第一次是1959年，第二次是1961年，第三次是1970年，都叫庐山会议。
我这里讲的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两个会议的统称，一个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个叫八届八中全会。两个会议从1959年的7月2日一直开到1959年的8月16日，开了一个半月，45天。庐山会议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开45天的，一开始庐山会议只准备开半个月，后来庐山会议发生了变故，所以才开成了45天，而且开成了两个会议。那么好，庐山会议开始是干什么？后来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我想把这个经过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959年7月，最早召开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毛泽东提议召开这个庐山会议干什么呢？纠正当时大跃进“左”的错误。大家知道，从1958年年初开始，或者更早一点，1957年年底开始，党中央在全国发动了一个叫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经济建设的规律，因此发生了很大的问题。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这一年，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大跃进”的问题其实并不难暴露，比如说，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我是南方人，农民出身，南方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农民祖祖辈辈种地，都很清楚。但是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说一亩地可以打上千斤、几千斤，甚至上万斤，几万斤，十几万斤。我这可不是虚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关于农业高产卫星一个最高的报道，说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一亩早稻能亩产130434斤，很荒唐的。农民都知道，这完全是假的。所以“大跃进”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并不难暴露，也不难察觉。但是很多人当时或者是不敢说，或者是故意说假话。到了1958年秋天，“大跃进”的问题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最早察觉和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这里要说一下，发动“大跃进”的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纠正“大跃进”“左”的错误的也是毛泽东。毛泽东从1958年秋天开始，就觉得“大跃进”出了乱子，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他说看来“大跃进”出了乱子，因此他提出来要压缩空气，降低温度。他说啊，前一段“大跃进”的空气太膨胀了，现在我们把它压缩一下，把过高的温度降低一下，因此他就召开了一系列的中央会议。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他在郑州开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会议，叫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他又在汉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25日到3月5日，他在郑州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叫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3月25日到4月5日，他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干什么？“纠左”。大家一定会问，纠左嘛，为什么开这么多会？关键在于纠不下去。毛泽东想纠左，但实际上纠左的效果，到了1959年上半年的时候，还是不明显。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各地方各部门都不愿意调整指标、缩小基础建设规模。这一点有点像我们今天搞宏观调控一样，各地方都不愿自己的基础建设下马和压缩，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内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心理，叫做左比右好。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斗争传统里面，左解释为是思想认识问题，右解释为是政治立场问题。显然，右的错误更严重。所以中国共产党长期宁犯左的错误，不犯右的错误。
“大跃进”冒进这都属于左的错误。降低温度，压缩指标，恐怕会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高层，大家是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愿意最先来实行调整。所以，到了1959年上半年的时候，“大跃进”的问题在继续暴露和恶化。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也着急了，1959年6月13日，就在中央常委开了一个会，他提出来，建议7月份，各省第一把手和中央有关部委的第一把手到庐山去开会。干什么？他说读书，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然后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总结经验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要把这个压缩空气降低温度的工作落到实处。这是毛泽东提议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
按照他的提议，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委的第一把手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最早到庐山的。毛泽东去庐山之前，6月25日，他先回了一趟自己的老家——湖南韶山。他是湖南湘潭韶山人。6月29日这天，他从韶山出发，坐车上庐山， 6月30日他是第一个到庐山的。其他的与会人员都比他晚一天到，7月1日到的。7月2日这天，庐山会议开始。没有开大会，毛泽东把庐山会议分组的各个召集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小会。我说明一下，庐山会议是按照中国的六个大区进行分组讨论的，就是按照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分成六个大组。毛泽东在7月2日这天，先召集六个大组的召集人开了个会，提出来18个问题进行讨论。比如说“大跃进”去年的成绩怎么估计，今年的形势怎么估计，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公共食堂该不该办，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的问题，还有高产卫星的问题等等，一共是18个问题。毛泽东提出这18个问题的意图，实际上还是要求分组会主要解决“大跃进”发生和暴露的问题。
从7月3日开始，庐山会议就分成六个大组，进行小组讨论。小组一讨论，对于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更多的是问题，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而重工业内部也是比例失调，钢铁工业过重，而其他项目能源、电力运输过轻，所以就导致了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另外，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点，在两个月之内全面铺开，搞得过急。另外，人民公社也搞得过大。1958年最大的人民公社有多大啊？一个县是一个人民公社。规模一大，对不同生产水平、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那些农民，农村社队就搞了一个“一平二调”，拉平。另外搞公共食堂，农民也不满意。所以，持这样意见的与会者认为，这次庐山会议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
还有一种意见跟这个相反，认为“大跃进”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从1958年秋天开始，已经在纠左了，纠了已经七八个月了，到1959年夏天，我们不能再纠左了。大跃进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成绩是主要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所以庐山会议不应该纠左，不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这又是一种意见。
那么，彭德怀是参加这次庐山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彭德怀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是中央军委分管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委员。我顺便说一下，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央军委只有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常委，所有的人都是委员，彭德怀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委员。彭德怀是持第一种意见的，他认为庐山会议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彭德怀并不分管经济工作，他为什么对“大跃进”的问题这样看重？原因在于，1958年底，他曾经回过自己的老家湖南农村，进行过调查研究。他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县。彭德怀跟毛泽东是一个县的人，两个家相距大概六七十华里，他也到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另外，他回到了自己领导平江起义的平江县。到了这两个地方，他跟农民一座谈，农民就向他反映啊，1958年冬天开始，农民的口粮已经发生问题了。彭德怀觉得很奇怪，说你们这里不是高产吗？湖南当时也放了卫星，还算是比较保守的。因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但是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面，湖南也要放些卫星。大概放的卫星一般是三千斤，五千斤，七千斤，也有上万斤的。所以彭德怀问，说你们不是高产吗？怎么会口粮发生问题呢？农民告诉他，都是假的。南方的这个水稻、早稻在50年代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一般说来600斤，年景好一点，精耕细作一点，也就800斤，极个别的地方有上千斤，那是非常罕见的。
可是，当年国家征购粮是按照你上报的粮食产量来定的指标，1958这一年，全国的公购粮比1957年增加了300亿斤，全国一共征购粮是1200亿斤。所以，一方面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呢，国家对于农民的征购粮增加了，农民的口粮当然就发生紧张了。所以农民说口粮紧张。
口粮紧张还有一个原因，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1958年，实际上年景很好，风调雨顺。据后来的实际统计，1958年的粮食比1957年增加了100亿斤，1957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是3900亿斤，1958年4000亿斤，丰产了，但是不丰收。为什么不丰收啊？关键在于，1958年要完成钢产量指标，1958年全国钢产量提出来的指标是全国要炼钢1070万吨，要比1957翻一番，所以提出来要为1070而奋斗。可是到了1958年8月份的时候，全国钢产量只完成了380万吨，时间过去了2/3，任务才完成了1/3。党中央和毛泽东着急了，所以就动员全党，叫做全党大办钢铁，劳动力不够怎么办？就从农村抽调强壮的劳动力、青壮劳动力去炼钢，农村大面积建小高炉。据统计啊，全国一共抽调了9000万青壮劳动力去炼钢铁。青壮劳动力一去炼钢，秋收作物、晚稻作物，就没人收割了。所以彭德怀在平江调查的时候，有一个伤残的红军战士，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写了一个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彭德怀经过1958年底对湖南农村情况的调查了解，他深深感到，“大跃进”出了问题。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他分在西北组）连续发了七次言，批评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但是彭德怀的发言遭到了分组会的反批评。有人说，彭总啊，你这个说法不是给人民群众鼓干劲，而是给人民群众泼冷水啊，按照你这个总结法，我们就越干越泄气啊，越干越鼓不起干劲来了。
像彭德怀这种意见，在分组会上遭到反批评的情况还不止西北组，其他各个组都有。因此彭德怀感到非常担心，他认为庐山会议如果这么个开法的话，恐怕达不到真正总结教训的目的，也达不到毛泽东说的纠左的目的。而这个时候，庐山会议快结束了，因为庐山会议原定是开两个星期，到7月11日的时候，会议原定的议程快结束了，已经进入尾声了。7月11日这一天，彭德怀和他家乡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碰到了一起，散步聊天。周小舟也是跟彭德怀一个意见，他认为庐山会议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可是，庐山会议的气氛不对，提出总结教训，老是被人提出反批评。周小舟就给彭德怀出了个主意，说你能不能去找主席谈一谈。因为毛泽东是不参加分组会的，周小舟希望彭德怀去跟毛泽东谈一谈，请毛泽东出来说话，这不就有分量了吗？
彭德怀有点担心，说我和他两个人都脾气不好，一谈就谈崩了。周小舟告诉他说，毛泽东这两天情绪挺好的，7月1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曾经找周小舟、周蕙，还有他的一个兼职秘书李锐，聊过一次天。周小舟在那次聊天的时候，说了很尖锐的话，毛泽东也没有发火。那次毛泽东突然问周小舟，为什么现在的人都热衷于放卫星，而且一个放得比一个大。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意思？毛泽东一听就懂，就是因为您老人家喜欢啊，您老人家一喜欢，下面就根据您老人家的喜好放卫星呗，而且放得比您老人家喜欢的还要大。
毛泽东听了这样尖锐的话，哈哈一笑，也没有当回事。所以周小舟告诉彭德怀，说彭总啊，主席这两天心情好得很，你去跟他谈吧。彭德怀将信将疑，真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12日这天，去找毛泽东。结果毛泽东休息了。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跟中央其他领导人反着，他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彭德怀当时白天去找他，结果毛泽东休息了，没有谈成。当天晚上散步，他又碰到周小舟，周小舟就问他，你跟主席谈了没有？彭德怀说没谈，他休息了。周小舟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要不你就给他写一封信，写信嘛，反正不见面，容易谈崩的话写信不会谈崩。彭德怀对这个建议倒是很感兴趣，他说这是个好主意。所以他就在7月13日这一天，没有参加分组会，就在庐山他住的地方，考虑了一天，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就是7月14日上午，他又把这个信做了一遍修改，然后让他的警卫参谋誊抄了一遍，7月14日下午送给了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这封信说了什么？我得说一下内容，在座有些同志可能不太了解。彭德怀这封信，就是后来被称为彭德怀的“万言书”的这封信。其实没有一万言，一共只有3300多字，讲了两个问题。第一，肯定1958年“大跃进”取得的成绩；第二，主要是谈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当然信的重点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在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这个问题上，彭德怀谈了的两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1958年为什么工作中间出了一些问题，是因为党内普遍增长了浮夸风，这个浮夸风一滋长，就说明很多人主观脱离了客观，政策脱离了实际，把自己的主观能力夸大了，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愣说能做到，所以就普遍刮起了浮夸风。这是第一个总结的教训。第二个总结的教训呢？他说在我们党内，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非常容易使我们的党犯左的错误，而且纠正起来非常困难。彭德怀的信主要就谈了这么两个问题和两点教训。彭德怀的信的最开头，还特别说明，说主席对我这个人很了解，我这个人有点像张飞，知其粗，不知其细，这个信又是在仓促之间写成的，是否有什么参考价值啊，仅供您本人考虑。还特意做了一个说明。
两天后，就是7月16日这天，从毛泽东那儿传出来三条指示。第一条，庐山会议延期，原定不是7月15日顶多16日结束吗？毛泽东提出来，一直开到7月底。第二条，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全体代表，毛泽东还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写信不会有标题的，毛泽东给他加了个标题，叫《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当天就印发给了会议全体代表。第三条，没有上庐山开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立刻赶到庐山开会。所以像林彪、黄克诚、彭真、薄一波这些人都是在7月16日以后才上庐山开会的。
那么好，毛泽东把彭德怀这封信一印发，小组讨论就转向讨论彭德怀这封信。从7月16日一直讨论到7月22日，讨论了一个星期，围绕彭德怀这封信讨论，还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彭德怀的信写得好，说彭总啊有勇气，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我们应该向彭总学习。有人甚至认为，彭总的信还可以写得更尖锐一些，说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有些比彭德怀指出来的还要严重，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相反，认为彭德怀这封信有刺，这个刺啊是针对“三面红旗”的，这个刺对于“大跃进”的成绩否定过多。
7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全体大会，这是庐山会议自召开以来第一次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做了两个小时的讲话。因为前面这一段都是分组讨论，大家不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态度。毛泽东这次在庐山会议第一次公开全体会议的讲话啊，就把他的态度完全展示出来了。他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有一股势力，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说这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离资产阶级右派只有30公里远了。所有的人都能听出来，毛泽东批的就是彭德怀。
所以，毛泽东一说话，庐山会议整个转向。庐山会议原来不是纠左吗？为什么后来是反右啊？标志就是毛泽东这个讲话。7月23日这一天，突然转向。所以，7月23日以后的分组讨论，就不是两种意见了，就变成一边倒，批判彭德怀。
从7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讲话，一直到7月底，庐山会议就是批判彭德怀这封信。但是这个阶段的批判啊，无论怎么批判，还是围绕彭德怀这封信来批评。7月31日和8月1日这两天，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开了两天，哪些人参加呢？毛、刘、周、朱、林，林就是林彪。中央常委只有两个没有参加，一个是陈云，因为有病；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是1959年上半年打台球的时候，把腿摔断了，所以他没有上庐山开会。
五个常委，毛、刘、朱、周、林，加上三个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另外，加上四个在庐山会议上被认定同彭德怀有联系的与会者，一个是黄克诚，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长，军委秘书长，一个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还有一个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还有一个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的副部长李锐，一共12个人参加。两天常委会，在庐山毛泽东住处召开的，每天都是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中午吃饭都没有离开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每人吃几个包子。
两天常委扩大会一开完，庐山会议的第一个阶段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就定下了调子了。毛泽东提出，紧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所以从8月2日，一直到8月16日，又开了半个月的会议。这次会议就是八届八中全会了。8月1日这一天，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了庐山开会。这半个月干什么？这半个月当然就是批判彭德怀，包括跟彭德怀意见相一致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还有李锐。这次就不是只批判彭德怀的信了，而是既批彭德怀这封信，又批彭德怀的历史。一直开到8月16日这一天结束，通过了五个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就叫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认定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他们向“三面红旗”发动了猖狂进攻。因此，要在全党展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同时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职务，撤销黄克诚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销张闻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然后就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从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一直搞到1960年年初。4个多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各个级别、各个层级、各个地方，抓大小彭德怀，一共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362万！
毛泽东的纠左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什么呢？这条底线就是决不能动摇“三面红旗”，无论怎么降温，无论怎么压缩空气，无论怎么纠左，必须要维护“三面红旗”。上庐山开会前，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三面红旗”绝不动摇。
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了，“三面红旗”如果不否定的话，“大跃进”的错误是根本不可能纠正的，但是当时我们党没有这种认识，而毛泽东更是要坚持“三面红旗”。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这个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面，对于“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做一些纠正，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做一些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如果动摇了“三面红旗”，势必要动摇毛泽东的权威。而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这封信就触及到了这条底线，触及到了“三面红旗”。
所以他在讲话中说，你不跟我一道去纠正错误，反而代表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势力来跟我挑战。他不认为彭德怀要真正纠左，这是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或者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一个辅助原因。什么原因啊？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历史上的确也有一些分歧，或者再说得白一点，有一些历史恩怨。这种分歧在我看来很正常，在战争年代、和平年代都一样，在党内、军内，对于战争、军事，对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很正常。
总而言之，庐山会议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逆转，由纠左转向反右，就使得本来应该再进一步深入纠左的进程一下被中断了。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还是在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里面啊，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的遭遇也是非常惨的。下山以后，先开了一个多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然后1959年10月份，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彭德怀就离开了中南海，把他的两套元帅服都交出来了。因为他从此离开军队，搬到哪了？离我们中央党校不远，有一个叫挂甲屯的地方。挂甲屯有个吴家花园，他就在那儿住下了。
一直到1965年9月份，毛泽东才第一次找他，六年没见面。干什么？派他到西南三线担任西南三线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三副主任。因为彭德怀一直想让中央分配一点工作，最好是让他去农村调研，他说对工业不熟悉，毛泽东说你就去西南三线吧。就这样，1965年10月份，他去了成都，因为西南三线基建委员会设在成都。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1967年元月份，中央文革小组有一个成员叫戚本禹。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批斗。从此，彭德怀失去人身自由，一直到1974年11月份含冤去世。去世之前，他还在喃喃自语，说我想见毛主席。这是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叫一次会议——庐山会议。
三大热点问题之三：一个运动
第三个问题叫一个运动。什么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文化大革命”，不要说一个小时，就是半天，我也讲不完。我在这里主要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学术界有五花八门的讨论，我们中央党校有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专家，叫金春明教授，他曾经归纳为十种观点，实际上还不止十种。五花八门的观点都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中西文化冲突，还有什么奸臣祸国，不一而足。但是在我看来，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实际上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解剖，第一个层面，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不是刘少奇，不是周恩来，也不是邓小平，甚至也不是康生、陈伯达，也不是江青，而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应该从毛泽东那儿去找，但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毛泽东何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使这个运动持续十年之久。这个问题的解剖，就不是只从毛泽东那儿找了，甚至主要不是从毛泽东那儿找，而应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只想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层面，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解决中央高层分歧。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解决什么时候的中央高层的分歧？因为中央高层不是只有“文化大革命”前才有分歧的，50年代也有，甚至民主革命也有。我想，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大跃进”失败以后的中央高层分歧，也就是60年代时候中央高层的分歧。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那么好，我们又得回过头来讲“大跃进”。这个“大跃进”对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巨。1958年开始发动的“大跃进”，到了1959年，如果按照毛泽东原来那个纠左的想法去进行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结果又发生了一个反右倾庐山会议，就使得“大跃进”的错误又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1960年底。到1960年底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面临崩溃。整个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品严重匮乏，而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就是人口通常说的饿死人。所以到了1960年底的时候，实际上“大跃进”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就像那个弓箭啊在它始发阶段很有力量，到了末端的时候，它已经无力了。“大跃进”也是，1958年开始是轰轰烈烈，到了1960年，无论报纸上怎么鼓吹，实际上已经搞不下去了。应该说毛泽东的心情也非常沉重，为什么？因为“大跃进”是他发动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超过英国，还要超过美国。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好，但是他没有想到，三年“大跃进”以后，中国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他的心情非常沉重。1961年初，他就主持召开了一个八届九中全会，干什么？接受周恩来和李富春的建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八字方针实际上说穿了，就是停止“大跃进”，只是当时不好这么说，毛泽东下决心把“大跃进”停下来，他自己也很沉重。他在中央内部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打了一个大败仗，就好象秋收起义的第一仗打败了一样。秋收起义第一仗不是要打长沙吗？结果打败了。他说这三年“大跃进”，就好象秋收起义的第一仗打败了一样，所以他很沉重。他下决心调整政策，而且主要是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为什么？第一，毛泽东对农村更熟悉、更了解。第二，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啊，最主要发生在农村，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也主要发生在农村，所以毛泽东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这一年，毛泽东有多半年不吃肉。同志们可能听说过，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时候不吃肉，就是1961年的上半年。大半年不沾荤腥，干什么？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制订农村工作60条，然后调整农村过高过大的生产关系，降低过高的农业生产指标，什么粮食、棉花、油料啊。然后把原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一平二调的这些农民的物资，退赔给农民。能还给农民的物资就还给农民，还不了的就折成欠款，退赔给农民。经过1961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到1961年底的时候，中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严重困难的势头开始有所遏制。
注意，我说得非常严谨，我说的是“开始”，我说的是“有所”，离国民经济根本好转还差得很远。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啊，开始变得轻松了，他认为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已经快过去了。所以1961年12月份，他跟邓小平谈话，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看来明年我们就会一天一天过上好日子了。毛泽东这种轻松的心情啊，可以用他的一首诗来做证明。1961年底，毛泽东写了一首很漂亮的诗，叫做《卜算子?咏梅》。这首诗是这么说的，说“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这首词艺术上的水准非常高，写得空灵、飘逸，很能反映毛泽东这种轻松的心情。为什么？在毛泽东看来，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就像那个快要融化的冰雪一样，就要过去了，而国民经济形势好转的那个势头，就像那个烂漫的山花一样，很快就要绽放了。
所以，1962年1月到2月初，毛泽东在北京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就离开北京去了外地。他正式从中央一线退到了二线，什么叫中央一线？中央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班子，谁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我们党史上把它称作刘邓彭体制。什么叫二线呢？就是毛泽东本人，不再主持日常工作。为什么毛泽东要退到二线？在毛泽东看来，形势已经好转，政策已经制定，中央一线只要按照这样一个政策往下贯彻下去，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他也就放心了。所以在七千人大会开完的第二天，他就去了外地了。
但是，事情跟毛泽东估计的并不一样，甚至差距很大。2月份刘邓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很快发现，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还再继续恶化。2月14号日，中央财政部给中央常委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反映中国的财政从1959年开始就挖国库，寅吃卯粮，到1961年底，全国累计财政赤字50个亿，而且还要继续扩大。而农村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况还在加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匮乏程度并没有多少减缓，怎么办？刘少奇就在中南海西楼国务院会议室主持开了一个叫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2月21日到23日召开的。后来这个会被称为“西楼会议”。刘少奇请出了在“大跃进”期间被毛泽东指责和批判的陈云。陈云是中央副主席，是中共党内的财经问题专家。他把陈云请出来了，请陈云来分析国民经济形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做了一个很长的讲话，讲得非常好。他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形势远没有到好转的局面，而是在继续恶化，用他的话说，叫国民经济的非常时期。因此陈云提出来，国民经济的调整不能像1961年那样小打小闹，而应该用大刀阔斧手段，用伤筋动骨的力度来进行，在基建、工业、商业等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整，进行全面的调整。
中央常委完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因此就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第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按照1961年原定的计划，196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是384个亿，经过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压缩到68个亿，大规模地下马，很多在建项目就这么下马了，那也是一笔人们的血汗啊。但是陈云说，如果不做出这点牺牲，人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工业方面，按照陈云的建议，大力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而大大提升轻工业发展速度，特别是加强同人民生活必需品密切相关的轻工业。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非常匮乏，包括女同志头上戴的头发卡子都买不到。
另外，陈云提出来，在商业领域里面，除了要继续发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主渠道的作用以外，要开放自由市场。因为自由市场能够调剂余缺。同时，精简城镇人口。因为“大跃进”期间，要大炼钢铁，发展重工业，所以从农村大量招收工人，而到了60年代，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商品粮的供应严重匮乏，怎么办？陈云提出来，把城市里的相当一部分人口，精简回到农村去，一共精简了2600万。
农村政策方面，中央一线也准备出台更进一步的农村调整政策，什么政策呢？包产到户！我前面说了，1961年，毛泽东已经在调整生产关系，但是毛泽东有一条底线，叫做“三级所有”，最为基础，不能再退了。如果再退，他说那就是瓦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但是实际上，“三级所有”最为基础的这种所有制关系，还不能解决中国农民当时发生的严重经济困难。所以，1961年有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就开始悄悄搞起来了包产到户，就跟生产队商量，说你干脆把这个土地包给我，我到了年底，一定按照你要求我交的国家征购粮的指标交给你粮食。这叫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你就甭管了，我卖也好，吃也好，都是我自己作主。
一些极个别的地方就悄悄搞起来了包产到户，而当时这样一个农村所有制管理的形式啊，在这些地方还真是见到了效果。1961年，在极个别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就见到了效果。所以到了1962年的时候，包产到户的面积就越来越大了。据1962年上半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统计，全国农村有20%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可是包产到户不合法啊，包产到户是黑户口，为什么呢？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中央已经明确定性，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尾巴和单干。
所以，能不能搞，大家就请示，纷纷向中央请示。中央常委有三个人坚决赞成，第一个就是刘少奇。毛泽东秘书是田家英，他在浙江农村调查的结果，发现包产到户是一个克服困难的好办法。1962年5月，他从浙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都没等他汇报完，说你不用汇报，我全都知道，他说你抓紧时间起草一个文件，下一次中央会议就通过，允许搞包产到户。第二个常委陈云。陈云是1962年5月回到他的老家上海青浦农村去调查，发现这个包产到户真是一个好办法，农民也欢迎，也有效果。陈云甚至更大胆，他说干脆分田到户算了。他不仅说要包产到户，他还说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只是经营权的变化，分田到户可是所有权的变化了，就是要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陈云有这个想法，他三次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说有时间要跟毛主席谈分田到户的问题。结果毛主席因为在外地，一时没有谈成。第三个常委邓小平，因为各地都向中央书记处请示，说能不能搞包产到户，邓小平的回答是什么？就是那句有名的谚语，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说你管他是包产到户，还是单干，只要能迅速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你就可以搞。另外，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邓子恢，又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他更是支持包产到户，而且老是说，1957年就赞成包产到户。
所以在农村政策方面，中央一线也准备出台更进一步的措施。同时，中央一线在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也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因为要搞国民经济的调整，所以就要动员全国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可是那个时候，反右派以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很紧张，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很紧张。党中央一线就决定，调整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关系也很紧张。因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啊，全党打了362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所以，中央一线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方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什么叫脱帽加冕？1957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和陈毅宣布，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叫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科学家听了以后，感动得流眼泪啊，有的人甚至建议把周恩来的这个话刻在石碑上面，为什么？怕变！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后，对党内的反右倾运动进行甄别平反。362万人哪，要一个一个甄别，太费时间了，邓小平是个很干脆的人，他说，干脆县以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风吹，全部甄别平反。
另外，中央一线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50年代后期开始比较紧张。原来是同西方国家紧张，比如美国、英国。50年代后期，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也很紧张，比方说苏联和东欧。我们那个时候提出来叫做反对“帝修反”，所以关系很紧张。另外，中国当时支援亚非拉国家的革命斗争，给了那些国家很多的支援，但是中国60年代啊，经济非常困难，可是还要给他们支援。人家到中国来，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多少就给多少。中央一线有一个书记处书记叫王稼祥，分管对外关系，他就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一定要注意讲究策略，不要一味只是斗争，有时候恐怕也要讲点妥协，这样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另外，他提出来，对外的支援我们要量力而行，为什么？我们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不要人家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所以，整个中央一线在1962年上半年，从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到对具体政策的制定，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内到国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应该说，不仅有对经济、政治进行调整的意义，而且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初步改革这样的意义。而这样一系列的中央一线的调整，在实际生活当中，已经发生作用，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然而，所有这一切调整，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很不高兴。1962年7月6日，毛泽东在外地呆了几个月后回到北京，当天上午就跟田家英谈话。田家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田家英给他汇报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很不高兴。毛泽东问他，你主张集体化还是主张单干？田家英跟毛泽东多年，一听毛泽东的话，就知道话里有话，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毛泽东接着又问他，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别人的主意？田家英赶紧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上午跟田家英谈完，7月6日下午，毛泽东跟陈云谈，陈云不是三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吗？陈云就到了毛泽东那儿，跟毛泽东谈，谈了一个小时，陈云谈得是兴致勃勃啊，讲分田到户怎么好。毛泽东一脸铁青，一言未发。据工作人员后来说，等陈云走了以后，毛泽东才憋出了一句话，说这是个老右倾。
紧接着，毛泽东就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月。从1962年7月25日开始，一直开到8月24日。然后回到北京，8月26日到9月27日，又开了一个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这两个多月的会议上，主要谈什么呢？阶级、形势、矛盾。他认为，1962年上半年在党内刮起了三股风，叫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什么叫黑暗风？说本来国民经济形势已经好转了，结果你们中央一线把个国民经济形势估计得一团漆黑，这叫黑暗风。什么叫单干风？就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什么叫翻案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了，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啊，这都是翻案风。他认为，党内三风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保持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我们从现在起，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但是，这一次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啊，不像过去的党内斗争。过去的党内斗争无非有一个高岗，无非有一个彭德怀，顶多还有个黄克诚、张闻天。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次整个中央一线都出了问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1964年2月，毛泽东会见日共政治局委员时，他就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叫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什么叫一少呢？就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实际上批的是王稼祥的那个主张。他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他说这些人在国内呢，主张三自一包。什么是三自一包啊？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他说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有书记处书记，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你看，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中央一线已经不行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过一个办法，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当中，毛泽东又跟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怎么发生的分歧？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所以，到了1965年的时候，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能解决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1965年5月，毛泽东第一次回井冈山，1929年下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没回去过，到了1965年第一次回去。谁陪同他上的井冈山呢？湖南省委书记张明化（音），张明化跟他要汇报社教运动的情况，毛泽东不听，说你不用汇报，我都知道。他说，现在看来，光靠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在思考一种新的形式，解决他跟中央一线的矛盾。
这点我想用他1967年跟两个阿尔巴尼亚外宾的一段谈话来说明。1967年2月，两个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来访问，一个叫卡博，一个叫巴卢库。卡博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巴卢库是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1962、63、64、65、66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因为我们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到1965年、1966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他认为要解决中央一线，要解决整个他跟中央一线群体的这样一个分歧，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党的历史的三条经验教训
好了，前面这三个问题我就介绍完了，一条道路的开辟，一次会议的转变，还有一个运动的发动。从这三个党史上的案例，我们怎么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总结，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着重强调三条。
第一条，就是马列主义一定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说起来是老生常谈，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党史，一开始学习政治理论，我们就知道这个，但是我认为，老生常谈并不过时，常说常新。为什么呢？直到现在为止，马列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在我们的政策制定和实行的过程当中，常常还会发生这样的分歧和冲突。而这个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解放思想。这就是胡锦涛6.25讲话所谈到的第一个坚定不移。他说思想解放，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这点我们从前面就可以看出，比如说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这就是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是毛泽东解放思想的产物。如果我们限定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限定在苏俄革命的经验里面，中国革命的道路根本无法开辟成“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靠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来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1957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不晓得他们写了多少，他说大概我国翻译过来的还不到一半。毛泽东当时可能也没有看到统计，他可能是猜的，但是他真猜对了。据1957年中央编译局统计啊，到1957年的时候，中国翻译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只翻译了48%，真不到一半。毛泽东说，作为专家是要多读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但是毛泽东说，重要是要研究方法，就是你读马列、学马列，最重要的是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学马列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根据本地、本市、本部门的情况，来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
所以毛泽东说，他读的书并不多。但是他可以在井冈山创立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以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关键在于什么？他研究了方法。毛泽东创立的这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长时间里面，不被党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所接受。所以毛泽东在农村根据地创立的过程当中啊，不仅没有被认可，反而被指责和批判、排挤和冷落。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面，毛泽东被认为是山沟子里的马列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
所以，中央这些教条主义者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就排挤毛泽东。这些人到了苏区以后，指手划脚，认为毛泽东这一套不行。毛泽东1965年做过一段这样的回顾，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了。他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来就不灵了。因为在教条主义到中央苏区之前啊，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说话还管用，他说他自己叫菩萨。他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为什么呢？教条主义者来了。他说他们把我这个菩萨，浸到粪坑里面，然后再提拎出来，搞得臭得很。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个鬼都不上门。
但是，连鬼都不上门的毛泽东，历史证明，他所创立的这条道路，在根据地建设过程当中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这一整套政策，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而那些教条主义者，只会夸夸其谈，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唯一的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做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思也没嗅到。
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导致中国革命的惨败。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九篇文章，挖苦教条主义者。说实话，挖苦得也太厉害了，我就给大家念一段。他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中国共产党弄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90%以上。他说都是吃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吃亏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七大就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堆的这一堆，多得很，我们要什么呢？他说我们当然是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所创立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是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而那些照搬本本、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那就是毛泽东说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和臭的马克思主义。我想这是我们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进行党的建设研究的时候，第一个可以总结的经验。
第二条，在思想领域里面，要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面，农民所带有的那种狭隘性、封闭性，应该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心理传统。农民又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抗拒自然的这个能力非常弱小，因此他就很封闭、狭隘。他没有能力，反映在政治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是马克思说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就是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他们一定要推出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实际上就是皇帝。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在这样一种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里面，君是第一位的，父是第一位的，夫是第一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的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因此在中国，人性是被压抑的，尊严是被侮辱的，人格是被扭曲的，一切都要服从天子，服从家长，服从丈夫。这种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实际上在政治层面上反映得更加强烈。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不可能不受这样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响，包括党内的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和高层干部。所以啊，这种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在中央高层，也发生了影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思想领域里面，清除长期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
最后一个方面的经验，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发生过很多问题，特别是建国以前，发生过很多问题，包括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那么这些失误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党的领导制度发生了问题。党的领导制度有严重的弊端，什么弊端呢？因为这样一个体制是高度集权的，而不是分权的，而不是有制衡机制的。我们的权力像个金字塔，横向权力集中于党，纵向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领袖个人。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挫折与顺利，都取决于领袖一个人。领袖不犯错误，则国家顺利，领袖一犯错误，则国家混乱，说明什么？说明制度出了问题。
而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实际上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形成了。1943年的时候，中央书记处通过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赋予中央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而建国以后啊，把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这样一个体制延续下来了。所以，有时候不是人们看不清毛泽东要犯错误，而是没法去纠正他的错误。体制有问题啊，权力都集中起来了。而这样一个体制的问题，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要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要改革我们的制度，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这样一个体制。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的问题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制度问题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制度问题要是解决不好的话，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重犯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他说，制度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30年来，我们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步履蹒跚，到现在为止，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相比较，还是相当落后。所以这次胡锦涛6.25讲话里面，特别谈到，我们还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当然，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慎重，要逐步推进，但是逐步推进不是等于不推进。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总结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好了，前面我讲了三个问题，最后对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做了三个方面的概括。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到这儿结束，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