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复仇 被动 主动 时代精神
父亲被奸人害死，儿子替父亲报仇，这是一个不少经典作家都涉猎的题材，俄瑞斯忒斯[1]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复仇者，荷马史诗中的叙述是其雏形。比较起来，西方文学史上有三个著名的“俄瑞斯忒斯”：一是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一是莎士比亚的“俄瑞斯忒斯”——哈姆雷特，一是萨特的“俄瑞斯忒斯”。这三个复仇者体现出三个不同的时代风貌，他们之间的传承和创新体现出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缓慢而又逐渐上升的思想进程。
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写的是一个家族内部世代仇杀的故事。在这个三部曲中，俄瑞斯忒斯的复仇过程首先表现为卡珊德拉的预言：“有人会替我们复仇，这个家族的子孙，他会赶来，为父亲雪恨，把母亲杀除，……须知此乃神明强有力的誓咒，父亲僵硬的尸躯会引他回头。”[2]其次，俄瑞斯忒斯的复仇是听从阿波罗的神谕：“洛克希阿斯（即阿波罗）强蛮的谕示不会把我撇下，是他命嘱我要有胆量，把这件险事做完，……他命我以他们的方式仇杀把被夺家产的痛苦化作公牛般的疯狂。否则，他说，我自己将遭受惩罚，付出生命的代价，备尝种种愁殃。”[3]而阿波罗的神谕又直接来自宙斯的命令[4]。接着，俄瑞斯忒斯谎说自己是福基斯生客，是来报告俄瑞斯忒斯的死讯的，于是得以混进王宫，杀死埃癸斯托斯，当他遇到母亲求饶时，俄瑞斯忒斯不禁动摇了：“我该怎么办，普拉德斯？心慈手软，不敢把母亲杀害？”但普拉德斯告诉他，“宁可把全人类当作仇敌，也不能和神明闹翻。”于是俄瑞斯忒斯只得对他母亲说：“命运要你死亡，此乃她的安排。”[5] 然后，俄瑞斯忒斯变得“心智扭伤，难以控掌”，他想出走，开始流浪，并且在虚幻中看见“身穿黑袍，头上成团的长蛇在爬”，“成群结队，双眼滴血”的复仇精灵[6]。最后，他逃到阿波罗神庙里，阿波罗谕示他前往雅典，祈求雅典娜的帮助。最终，“年轻一代的神明”改变了古时的律法，判决俄瑞斯忒斯无罪，这还是通过雅典娜的软硬兼施才得以实现的。雅典娜硬的一面是拿宙斯打压复仇女神：“是他传示谕言，命嘱不能加害”；她软的一面是允诺给与复仇女神在雅典的永久居住地：“我答应给你们一处地点，以十分的善意，让你们合法占有…接受我的国民崇拜，他们的祀祭。”[7]因此，从俄瑞斯忒斯整个复仇过程来看，他就像一位木偶，听从幕后主人的调遣，毫无主见，只是奉命行事，事后也不能自我承担责任。他是一个非常苍白的复仇者的形象，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被动复仇者的形象。
在《哈姆雷特》中，同样是父亲被叔父害死，儿子替父亲报仇。作为复仇者形象的哈姆雷特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俄瑞斯忒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差异。（一）在复仇的动机上，俄瑞斯忒斯的复仇完全是听命于阿波罗的谕示；哈姆雷特的复仇虽然是在父王鬼魂的要求下，但他并非惟父王鬼魂之命是从，他需要证实叔父的罪行。所以哈姆雷特并非一味迟疑延宕，他听了父亲鬼魂的话之后，对叔父害死父亲的恶行将信将疑，于是他“要叫这班伶人在我的叔父面前表演一本跟我的父亲的惨死情节相仿的戏剧，我就在一旁窥察他的神色；我要探视到他的灵魂的深处，要是他稍露惊骇不安之态，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果然，哈姆雷特的叔父在看到这一幕时惊讶地站起来，于是哈姆雷特觉得“那鬼魂真的没有骗我。”[8]一旦证实之了叔父的罪行，哈姆雷特就知道应该怎么办：实施复仇。他在叔父祈祷的时候，本来准备一剑刺死叔父，可是转念一想，在叔父洗涤灵魂之时，结果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就为他开放着，“这简直是以恩抱怨了。”所以，哈姆雷特要收起自己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这样就能“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9]于是我们看到哈姆雷特在与母亲说话时，毫不犹豫的一剑刺死在帷幕后面偷听的人，而他本来以为那个人就是国王；等他揭开帷幕看见是波洛涅斯时说：“我还以为是一个在你上面的人哩。”连国王克劳狄斯自己也说：“要是我在那儿，我也会照样死在他手里的。”[10]可见哈姆雷特在复仇大业上是具备主动性的。（二）在复仇对象上，由于哈姆雷特的母亲乔特鲁德王后没有参与到谋杀亲夫的罪恶中，所以她不是死在儿子复仇的剑下，而是无意中喝下毒酒而死的，这毒酒原本是克劳狄斯为哈姆雷特预备的。这也正应了哈姆雷特父亲鬼魂的话：“可是无论你怎样进行复仇，不要胡乱猜疑，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她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的荆棘的刺戳。”这说明在《哈姆雷特》中也还存在着宿命论的观点，而哈姆雷特自己也说到命中注定：“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11]所以哈姆雷特要坦然迎接命中注定的死亡。这种态度恰与卡桑德拉平静地对待即将到来的死亡相一致，虽然歌队赞叹她“你真勇敢，以坚强的心志忍受煎熬”，但事实上正如卡桑德拉所说“此事难能躲避，”；“出逃不会补救，这一天已经来到。”[12]。需要指明的是，俄瑞斯忒斯的命中注定是非常具体的，他对命运的敬畏直接来源于某位神祇的谕示；而哈姆雷特所谓的命中注定是一种泛泛的观念，基本没有具体的对象和事实依据。（三）在复仇的意义上，《俄瑞斯忒斯》中的同名主人公仅仅把复仇局限于家族仇杀，他不能超越个人立场来看待这个复仇的社会意义。他在杀死奸夫和母亲之后说：“我为这事痛惜，为死难和整个家族的愁殃。我赢了，但我的胜利也是瘟浊，不配赞赏。”[13]而哈姆雷特则把为父报仇和整治乾坤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4]他的忧郁和犹豫实在是因为他看出了他的复仇不是个人的家事，而是关乎天下大事，他担心自己难以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当然，天降降大任于斯人，斯人不是斗志昂扬地迎接挑战，反而说是“倒霉的”，这又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的某种软弱性，这与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勇挑重担，主动把阿耳戈斯人的重负背负到自己肩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萨特《苍蝇》中俄瑞斯忒斯的复仇，虽直接套用了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复仇的模式，却极力打破原有的神示、命运和鬼魂的思维观念，在复仇的意义上，具有三个层面：（1）它是家族复仇，替父报仇，这满足了他的妹妹厄勒克特拉的心愿。厄勒克特拉在得知仇人被杀死后大叫：“我快乐得流出了眼泪：我的仇敌死了，我父亲的仇报了！”[15]。（2）它是为国铲除僭主，从而使阿耳戈斯人从恐怖和悔罪的深渊中得以解脱；正如俄瑞斯忒斯对埃癸斯托斯所言：“杀死你是正义之举，摧毁你对阿尔戈斯人进行统治的王国是正义之举，将他们自尊的情感还给他们是正义之举。”[16]。（3）它更是人对神的奴役的彻底复仇：“自由”本来是人的“父亲”，现在万王之王朱庇特（阿耳戈斯之王埃癸斯托斯不过是朱庇特在人间的象征物[17]）却杀死了人的“父亲”——自由，大肆实行恐怖和悔罪的统治，把“奴役”抬举为人的“父亲”，俄瑞斯忒斯戳穿了朱庇特的鬼把戏，使朱庇特痛苦地承认“一个人的灵魂中，一旦自由爆发出来，众神对他就毫无办法了”[18]，他杀死了僭主，也就在象征的意义上杀死了“伪父”——朱庇特制造的“奴役”。
因此，萨特彻底改变了俄瑞斯忒斯复仇起因、经过、结果的内涵，赋予它以全新的哲理意义和现实意义。“人”在恐怖下生存，就会讨“神”的欢心，正如朱庇特所言：“内疚和恐惧，对众神的鼻孔来说是挺好闻的。”[19]在内疚、悔恨和恐惧中生活，人就会失去自我和自由，这才是神之所以喜欢的原因。神明希望人不“快活”，所以在阿耳戈斯人眼里谁“快活”谁就是“亵渎神明”[20]。面对阿耳戈斯 “僭主当政”、“伪父临朝”的社会现实，面对人们被恐惧折磨，被悔恨占有这种“迷信的结果”[21]，俄瑞斯忒斯不是听命于神意，他反而在天神显圣后突然醒悟：“现在谁也不能再对我发号施令了。”[22]他以耶稣式的献身精神，决心为阿耳戈斯人承担悔恨和罪责，替阿耳戈斯人摆脱痛苦的根源——即杀死国王和王后，而他“本来是不愿让他们流血的。”[23]其实，俄瑞斯忒斯是拥有一种自由的，正如保傅所言：“摆脱了各种奴役和信仰的羁绊，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宗教，没有职业，可以自由自在的承担各种义务。”但俄瑞斯忒斯认为这种自由是他不需要的：“我的自由就如同这几根蛛丝一样。我并不比一根蛛丝分量更重，我生活在空中。”[24]正因为他不满足于这种空中的生活，这种蛛丝的自由，他不想做一个自私的人，一个脱离民众的人，所以他才说：“我希望有我自己对往昔的回忆，有我自己的土地，在阿耳戈斯人中间有我自己的地位。”[25]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使阿耳戈斯成为“我的阿耳戈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自由的人，为了整个阿耳戈斯人的自由，“我必须用一个重大的罪行作为我的压舱之物，使我直沉下去，直沉到阿耳戈斯的渊底。”[26]由此可见，在俄瑞斯忒斯眼里，他的杀死奸王淫妇，主观上并非替父报仇，这是萨特的独特发现。萨特说过：“信仰自由的人，思想境界很高，但只有在为他人重建自由之后，只有他的行为导致现存秩序的消亡和恢复原来应有的状况之后，他自己才有处境自由。”[27]这就是俄瑞斯忒斯的自由观：不是自私的自由，而是在为他人重建自由之后一起拥有自由的自由。
前面说过，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俄瑞斯忒斯是个事后不能承担责任的复仇者，而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则骄傲地宣称：“我的罪行确确实实由我承担”[28]。无论朱庇特威逼他说：“你可要当心，大海会在你面前后退，你路过之处泉水会枯竭，你走的路上石块和岩石回滚出道外，大地会在你脚下化成灰烬”；还是利诱他说：“如果你们不再坚持你们的罪行，我把你们二人都扶上阿耳戈斯的宝座”[29]，都无济于事。这源于萨特的哲学观。他说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30]人的命定的自由与对于世界和他自身的责任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不承担责任，也就不可能拥有自由。正因为俄瑞斯忒斯勇于承担责任，并且毫不后悔，所以连众神之神朱庇特也对他无能为力。俄瑞斯忒斯引述风笛手吹笛引走老鼠的事，来比拟他引走这象征着罪责和悔罪的苍蝇，从而独自背负它们：“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深夜的苦恼和忧虑，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承担一切。”[31]在德国民间传说中，花衣吹笛人引走了老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正像俄瑞斯忒斯引走了苍蝇，为阿耳戈斯人解除了精神上的鼠疫，可是阿耳戈斯人却并不感激他一样。然而，俄瑞斯忒斯并非期待阿耳戈斯人感激他才这样做的，他要永远消逝，去“作没有领土、没有臣民的国王”[32]。因为他既然为阿耳戈斯人解除了奴役，找回了自由，就不可能当另一个“僭主”了。正如萨特所言：“在人民大众能够和应该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时候”，俄瑞斯忒斯“一马当先冲向解放的道路，他第一个用自己的行为向他们指明了道路。当他一旦达到目的，他可以解甲归田，默默无闻地在人民的怀抱里休憩”[33]。事实上，萨特乃是借用俄瑞斯忒斯的古老故事而赋予了它以极强的现实意义。《苍蝇》发表于二战时德军占领法国期间。萨特说：“我创作这个剧本是想用我唯一的手段，非常微弱的手段，为把我们从悔恨中解脱出来，为把我们从耽于懊丧和羞耻中摆脱出来作出微薄的贡献。”[34]所以他在《苍蝇》中一再反对悔恨，从阿尔戈斯民众的角度，萨特强调一味悔恨无济于事，必须从这种精神状态中摆脱出来；强调俄瑞斯忒斯杀死罪人的毫不后悔，并批评厄勒克特拉参与复仇之后的后悔。萨特说他创作的第二个动机，是因为当时不少法国抵抗分子参与暗杀德军的行动，但是无辜者却为他们承担责任，因为德国占领军抓不到法国抵抗分子，他们就以人质来抵偿。“暗杀三个德国人，就有六个或十个人质被枪决。”萨特认为，“这类暗杀者应该知道，如果他不自首，人家就随意枪杀法国人，于是他承受第二种形式的悔恨，他必须经得起去自首的危险。”[35]这正是俄瑞斯忒斯之所以勇于承担责任的重要现实意义所在。萨特是通过俄瑞斯忒斯的勇于承担责任，来批评那些虽然敢于暗杀德军却又不敢承担责任的法国抵抗分子。
萨特认为：“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36]很显然，埃斯库罗斯的哲学观是神本主义，莎士比亚的哲学观是人文主义，萨特的哲学观是存在主义，正因为三位作家具有各自的哲学观，他们才能用相同的素材写出具有不同主题的剧作。正如塞米利安所指出的：“一部小说的内容就是它的主题加上作者对这一主题的态度。同样的素材，如果以不同的态度处理，势必产生不同的主题思想，而不同的主题思想又将产生不同的故事情节。作者的态度奠定了作品的基调，为小说提供了微妙的内在统一的因素。不管作家的态度如何超然物外，不管是他自己作为叙述者，还是通过一个人物来说话，或者从一个人物的角度去叙述，归根结底，是作者对小说中的事件做出解释和评价。”[37]只要把塞米利安这段话中的“小说”换成“剧本”就完全可以用来说明三位作家的创作情形。
总之，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的复仇是“家”的复仇，复仇是“家族仇杀，冤冤相报”（当然，客观上也起到了“为国锄奸”的效果）；埃斯库罗斯通过此剧表现的是古希腊人从传统的冤冤相报向理性的审判过渡的艰难历程。莎士比亚的“俄瑞斯忒斯”——哈姆雷特——的复仇，既是“家”的复仇，更是“国”的复仇，是“重整乾坤”；它反映了年轻的人文主义者的软弱和幼稚，但是毕竟已经觉醒。萨特的“俄瑞斯忒斯”的复仇，既包含“家”、“国”的复仇，更是“人”的复仇，是把人的自由从神衹的奴役中夺回来；它从哲理和现实的层面完成了对于人的自由选择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存在意义之思考。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思想进程是缓慢的：从被动的复仇者，到虽然主动但却软弱的复仇者，再到主动而坚强的复仇者；从俯首帖耳于神示和命运，到对于超自然的力量（鬼魂）将信将疑和对于模模糊糊的命运的泛泛认同，再到彻底对抗神衹、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且勇于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然而这种认识又毕竟是逐渐上升的，这样说并不是对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贬低，也不是对于萨特的颂赞，因为萨特可以超过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认识，却不能跨越他们的认识：人任何时候都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人的局限既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局限。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只有真正把握了时代精神，并以生动深刻的形象映照着这个时代精神的作品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才会超越时代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痕，才能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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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estes，周启明（即周作人）、罗念生、叶君健、袁树仁均译作俄瑞斯忒斯， 灵珠译作奥瑞斯提亚，陈中梅译作奥瑞斯忒斯，这里统一写作俄瑞斯忒斯。又，其他人名均统一写作：厄勒克特拉，克吕泰涅斯特拉，埃癸斯托斯。
[2]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斯》，陈中梅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32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3]《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359～360页。
[4]《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439～440页。
[5]《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393页，394页。
[6]《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401页，402页，403页。
[7]见《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450页。
[8]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吴兴华校，《莎士比亚全集》（九）第60页，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
[9]《莎士比亚全集》（九）第85页，第86页。
[10]《莎士比亚全集》（九）第87页，第94页。
[11]《莎士比亚全集》（九）第29页，第137页。
[12]《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322页。
[13]《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第401页。
[14]《莎士比亚全集》（九）第33页。
[15] 萨特：《苍蝇》，袁树仁译，《萨特戏剧集》（上）第6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
[16] 《萨特戏剧集》（上）第67页。
[17] 朱庇特曾对埃癸斯托斯说：“咱们是亲戚”，“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塑造的。我们两个人都要使天下安宁。你在阿耳戈斯，我在全世界。”见《萨特戏剧集》（上）第64页。
[18]《萨特戏剧集》（上）第66页。
[19]《萨特戏剧集》（上）第13页。
[20] 参见厄勒克特拉所说：“难道快活就是亵渎神明吗？”， 《萨特戏剧集》（上）第40页。
[21]《萨特戏剧集》（上）第34页。
[22]《萨特戏剧集》（上）第52页。
[23]《萨特戏剧集》（上）第54页。
[24]《萨特戏剧集》（上）第16页。
[25]《萨特戏剧集》（上）第50页。
[26]《萨特戏剧集》（上）第53页。
[27] 萨特：《关于〈苍蝇〉》，沈志明译，《萨特文学论文集》第44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8]《萨特戏剧集》（上）第91页。
[29]《萨特戏剧集》（上）第84页，第82页。
[30]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第708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31]《萨特戏剧集》（上）第92页。
[32]《萨特戏剧集》（上）第92页。
[33] 《萨特文学论文集》第452页。
[34]《萨特文学论文集》第450页。
[35]《萨特文学论文集》第450页，451页。
[36] 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第2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7] 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宋协立译，第7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