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天读者太多了，以至于没法进场的读者报了警，向派出所投诉，要求进场。派出所所长带着民警来了，勒令马上停止讲座，说现在正开大会，对百人以上聚会要严控，现在都好几百人了，出了事谁负责。国图的工作人员力争，反问，如果现在告诉听众讲座中止了，出了事谁负责？结果是派出所一直等到讲座结束才离开，那场讲座之后，那个地方的讲座就关张了。
那天的听众很好，只有理性探讨，没有人当场攻击，要知道杨先生的讲座，在我们听来讲的多是常识，但在有些人看来，那是大逆不道，是侮辱伟人。而且杨先生几年来在遭到“网络袭击”次数不少，还有些老革命的兜头棒喝。
杨先生的讲座，讲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的纲领，蒋介石日记的重要性，真实性，蒋介石一生的功过评价，“论持久战”的发明权争端，蒋介石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表现，蒋介石夫妇跟丘吉尔如何“死磕”等等。其中很多问题，是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没说，或者有意反着，或者是大众习惯性误解的。所以有位听众说，如果不是杨先生讲，还以为蒋介石一件好事没干过呢，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着当中国几十年的领袖的。
兴衰谁人定，功过岂无凭？杨先生评价蒋介石的一生是有大功，有大过。统一中国是一件大功，领导抗日战争是其一件大功，但“剿匪”是一件大过，将中国搞成一个党天下的独裁政权，是一件大过，挑起内战，丢掉江山，是一件大过。有人戏言，“剿匪”不是大过，“剿匪不力”才是大过。
在这本书中，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为底本，经过细密的考据，最终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常识”，即老百姓和课本上约定俗成的定论。
首先一个是：“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少帅春秋》，学生们在张学良府外游行，斥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而张学良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包羞忍耻替人受过。这等于暗示，不抵抗的幕后黑手是蒋介石。杨先生根据史料得出结论，实际上，蒋介石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事变”，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独立发出的（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在口述回忆中并不讳言）。而国民政府的对策说明，它是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历史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们无法去合理化推论，说蒋介石应该也是“不抵抗”的。
一个更敏感的问题是，“持久战”思想是谁先提出来的？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受到许多攻击，攻击多来自“毛粉”和老革命。毛泽东是持久战思想的第一个发明者，这个权威说法来自程思远。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深为赞同，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白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因为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来自毛泽东。程思远跟白崇禧同属桂系，他的回忆应是权威版本，所以，关于这件历史，人们基本采用了程思远的说法。
但杨天石否认了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他通过查阅史料得出结论，早在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之前，白崇禧就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概念，而在他提出这一概念之前，蒋方震和陈诚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且陈诚已向蒋介石陈述。所以，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并不存在国民党根据《论持久战》提出十二字方针的事情。
我最感兴趣的一件与《大公报》有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从香港抢运要人，大公报记者发现，飞机里有几条洋狗，于是写成新闻，总编辑王芸生就在社论里批评“逃难的飞机竟装来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很快，西南联大等多所高校学生大游行，大汉“打倒孔祥熙”，还发表了讨孔通电。而事实上，这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道。孔二小姐只是到机场接宋霭龄、宋庆龄，和老外聊天，逗了他们的狗玩，狗是美国飞行员的，可怜的孔二小姐横遭嫁祸。有趣的是，一篇失实报道，引起朝野震动，还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对国民政府的形象危害巨大，蒋介石大怒，《大公报》却安然无恙，让我等后生晚辈啧啧称奇，百思而不得其解。
类似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2》里为数不少，均为查证难度系数并不算高，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往往以讹传讹，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事件。在我们的近代史里面，存在着“看人下菜”“因人废文”“有罪推定”等治史习惯，孔二小姐是孔祥熙的孩子，孔祥熙是四大家族的人，所以洋狗肯定是他们家的。老百姓有这样心理不奇怪，但历史不是这样的搞法。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对老百姓有一说一，让老百姓能够明辨是非。纠正历史谬误，普及历史常识，杨天石先生，更像是一位历史的科普工作者。历史科普是一项崇高的工作，是我们的思想领域的清洁工，是很值得我们致敬一下的，但“百家讲坛派”和“那些事”派不属于被致敬对象，他们是搞翻译的。
跟着杨天石读蒋介石日记有些年头了，把自己的糊涂脑筋重新清洗一遍，得感谢杨先生。读这两本《追寻》，我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好像没有得到专门解答，希望能有机会读到。比如，蒋介石对共产主义从感兴趣到信仰到放弃，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他跟中共的分道扬镳，主要是主义之争还是利益之争？把这个问题给掰扯清楚了，似乎比较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希望能读到这样一个东西，对蒋介石日记中说假话的部分，能够予以辨别，并独立成书出版。因为蒋介石的思想与做人，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把他的日记给咬文嚼字一下，对立体地了解他这个人，应该很有帮助。老蒋的日记里有太多文过饰非，如果都采用他日记里的说法，我就很难理解，这位以曾国藩要求自己，每日三省吾身的牛人，是如何遭遇那么多惨痛的失败，并最终丢掉花花江山的。
蒋氏父子在溪口的最后日子
历史行进至1948年末，蒋介石赖以支撑其内战独裁政策的几百万军队遭到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打击；经济改革失败，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民怨鼎沸；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争斗骤然加剧，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频向蒋氏发出下野出国的“劝告”；美国白宫亦感觉蒋不可救药，催促换马，让李宗仁取而代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慎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
1949年元月19日上午，蒋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隐退之意”。21日，蒋介石被迫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于儿子蒋经国的陪侍之下，踏上归返故里的旅程。从元月22日到4月25日，蒋介石度过了他在家乡溪口的最后岁月。那是蒋氏父子既感受到乡情、亲情温馨，又不堪落寞愤懑烦恼，因而发出前所未有的良多感叹的日子。
笔者近日得暇，在溪口盘桓经日。眼观蒋氏家族相关遗迹，耳闻蒋氏父子尘封故事，让人感觉意味悠长，特别是蒋氏父子留在溪口的最后言语行止。
【蒋介石：“武山庙菩萨是灵的!”】
东出武岭门外，行约百步，右手边有一庙宇，此即武山庙。历史上，它是溪口镇任、宋、单、张、蒋五姓宗族共祀之庙。自蒋姓繁衍为镇上大姓后，蒋姓便做了社首，蒋家重大庆典多在此举行。
蒋家与武山庙有特殊的因缘。清朝末年，蒋介石的父亲曾被推选为庙首，执掌庙产的日常管理。他曾召集五姓族长，对武山庙进行大规模扩建，由此奠定武山庙至今的规模。
民国初年，这里兴办武山小学，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16年在此启蒙。这之后，蒋介石也曾出资修庙，并多次入庙许愿、求签，把武山庙菩萨当作自己精神的依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溪口疗伤息养，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武山庙菩萨面前烧香叩拜。
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这次还乡，与以往历次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大有不同。蒋家王朝正在坍塌，“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一点似乎连深居溪口镇武山庙的菩萨也“洞若观火”。
在回到溪口时，蒋介石又一次来到武山庙拜菩萨，抽到一个“下下签”。随行在侧的侍卫长安慰说：“先生不必难过，签文未必可信。”面对颓败的现实，蒋介石有了几许豁然，坦言道：“不要乱讲，武山庙菩萨是灵的！”
【蒋经国：“李（宗仁）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
妙高台之“妙”，在于置身山麓仰望，只见其峰不见有台；身临峰顶之后，则只见平台不知是峰巅。妙高台之“高”，在于峰顶海拔虽只有396米，但在平台边缘处，可见三面直临深渊，群山拜服，骤然给人格外高峻的感觉。
妙高台之内，古松高挺，怪石遍地，经年云遮雾绕，入夏气候凉爽，如世外仙境，自古为雪窦登高览胜之地和避暑胜地。相传宋代高僧知和禅师，在妙高台结茅庐而居20年，与台下伏虎洞两虎为邻。知和年复一年诵经于晏坐石，日久竟将两虎感化，跃上台来听经。后知和圆寂，两只老虎竟长守不离。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归里，即选中雪窦山这处胜绝之地，拆去栖云庵，修筑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别墅，为之题堂额“妙高台”。原栖云庵中石奇禅师舍利塔，被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别墅天井中，以往蒋介石偕宋美龄来此避暑，总要在舍利塔前鞠躬行礼。
1949年蒋介石最后一次还乡，妙高台别墅是他的栖息地之一。其时，云缭雾罩的妙高台，成为他为飘摇民国最后一搏的处所，别墅中架设了电台，铺摆了沙盘。与蒋氏从繁华金陵转居苍莽妙高台恰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从乡野西柏坡开进了千年古都北平城，影响中国命运的两个军机中枢在前后脚之间完成了耐人寻味的移位。
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那一天，内心的不愉快不平静是不消说的，从其子蒋经国当天已经写得非常平和的长长日记中，谁都能体察得到，这里节选部分片段：“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时在座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战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说，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此次下野与前两次情形迥异。前两次下野都是在党阀军阀的倾轧中短暂受挫，未几即东山再起。第一次下野他三喜临门，得到美人、权力和外援；第二次下野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胡汉民、李宗仁，玩弄了孙科，最终将全国军权握在手中。而这一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蒋介石以至有了“到五台山静修”的道白。
虽然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明里引退，暗施遥控，更为频繁地干预党政筹谋军机，但回馈到这里的消息，是折冲谈判频接通牒、鏖战沙场兵败如山。江山即将易手，故地不能久留，返乡归期难料……
于是，一旦撇开烦心的军机政务，蒋介石就心无旁骛地去踏看家乡的水色山光，吊祭蒋家的祖墓宗祠，揖拜四明界内的古刹名寺。这一次，他要看个够、祭个够、拜个够。在政治畛域之外，许多从懂事就向往的、从离开故乡再不曾体验过的，在溪口的这3个月，他都力争去了却和经历了。
蒋介石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八点就寝，六点即起，但在外人眼里，他忙忙碌碌不出三项事：接见政要、求神拜祖、观水游山。只有在做后两项事情的时候，这位曾集民国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铁腕领袖，才显露出他还有另一面。
到溪口的当晚，蒋介石就下榻在母亲墓地所在的慈庵。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
从1月22日到溪口，至4月25日，仅从蒋氏父子日记中提及的记录看，除蒋外出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见外，来溪口与蒋介石晤面的军政要员就不下40人次，像阎锡山、张治中、吴忠信、张群等都留宿数日，甚至在妙高台与蒋彻夜长谈。
此外，蒋介石到大寺小庵宗祠祖墓求神拜祖的记载有十余次，到溪口的山水间游览的记载多达近30次。仿佛只有家乡的山间清风水上凌波，才能涤洗去现实带给蒋氏父子的烦恼凄怆。蒋经国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随父游览涵斋，后登江口塔山寺和小灵峰，僧人殷勤接待。丁兹乱世，人心溃决，而方外人犹存古道，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
蒋经国笔下的2月21日，更呈一幅太平盛世画面：
山翠潭光，互相辉映，其乐何极？回至岩下，适附近有单姓乡人举行婚礼，父亲带我们顺便参加，单氏举族热烈欢迎。乃送彼山羊一只、老酒一担、花烛一对，并略用茶点而回。
然而就在同一天，由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出卖，准备仿效傅作义起义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遭特务逮捕。1950年6月18日，在台湾，陈仪以“勾结共匪”罪名被枪杀。
【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蒋氏父子到溪口的第七天，恰是农历除夕。当天晚上，蒋介石全家在丰镐房报本堂吃年夜饭。
在主桌用餐的，除了蒋氏父子，史称蒋介石终身幕僚的张群、时任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还有奉化县长周灵钧，溪口当地父老毛颖甫、王良鹤。
蒋经国亲自把盏，给宾客敬酒。为毛颖甫敬酒时，毛站起身来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经国兄。”蒋介石觉得不合适：“就叫他小名建丰吧！论辈分，他还是你的孙儿辈呢！”毛颖甫之所以如此谦恭，是因为他那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室主任的儿子，在蒋介石困顿之际，带着妻儿到国外去了，他觉得儿子有负蒋家栽培。
接着，蒋介石问在座的王良鹤：“老鹤头，世和如今在哪里？”王良鹤回答：“在宁波治病，现已回家。”蒋说：“世和跟我多年，尽管有些毛病，流落在外总不好，还是回到我身边吧!”王良鹤遂离席而去，不一会儿便领儿子王世和前来。王世和见蒋就立正敬礼，大声说：“世和愿追随先生到底，至死不移!”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招呼王家父子入席。
丰镐房聚餐过半，蒋经国抽身去武岭学校礼堂，给安排在那里吃年夜饭的军官们敬酒。他端起酒杯，用沙哑的声音说：“诸位，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良，当我们走上坡路时，有人跟着我们，这不稀奇。现在我们走下坡路了，各位从各地费了不少周折，来到这里，这才是最难得的呀!”说完一饮而尽，宴席上充满了悲凉的气氛。
1月29日是农历新年。一大早，蒋经国就率妻儿上山，给驻跸慈庵的蒋介石拜年。蒋介石给孙辈们分了压岁钱。早饭后，蒋介石乘车往宁波白水巷，拜谒北宋先祖蒋浚明神位。汽车开到宁波仓头桥街口，他就下车步行到先祖神位牌前脱帽鞠躬。返回溪口后，蒋介石又到溪口蒋氏总祠堂及一、二、三、四各房祖堂参拜祖先神位。
虽逢中国人最喜庆的佳节，但蒋家人却快乐不起来：“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象。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忧愁中，度此年节。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言吉语，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但为什么会“充满了血和泪”，蒋经国没做进一步的深思和检讨。
【蒋介石冷淡地说：“他来不来无所谓”】
3月3日，总统府资政吴忠信来到了溪口。吴氏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追溯到很早。北伐初始他就被蒋特邀去当军机顾问，后来虽职位不高不显，却始终是蒋特别信任的人。
1948年4月，蒋介石通过“行宪国大”当上总统后，吴忠信即任总统府秘书长。而当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吴氏便辞去秘书长职，只担资政之职。但真正说明两人关系密切的，是一些更私人的故事。
1927年，蒋介石为与宋美龄结婚，要与原配夫人毛福梅离婚，遭到拒绝。蒋费尽心思请来当时的高僧太虚法师，给毛氏灌输虚空之念，以诱使毛同意离婚。那年中秋，太虚在圆月之下给毛福梅讲解《心经》，说得毛福梅心生摆脱烦恼的念头。当时一起听太虚讲经的，除了蒋介石夫妇外，吴忠信也在一旁。
同样出于和宋美龄成婚之目的，蒋介石亦与1912年纳的妾姚冶诚谈判脱离关系。最后姚同意离异，蒋承担其此后生活费用。谈妥后，姚即搬到吴忠信在苏州的宅第寄居。由于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幼年一直由姚抚养，此后的吴忠信除了帮蒋介石照料姚氏之外，还肩负起蒋纬国教养的重任，故而蒋纬国拜他为干爸爸。
吴忠信此次到溪口，逗留了4天，日日与蒋介石长谈，所谈话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他们还相携游览了“山水美丽清奇”的溪口名胜徐凫岩。
吴氏走后不久，蒋经国便得到消息，说：“李宗仁指使南京《救国日报》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标题，对父亲连日攻击，同时特告美国合众社记者，谓礼卿先生之来溪口，系劝父出国，且暗示礼卿先生为劝父下野最有力之人，以歪曲父亲之引退，为被劝而非主动，其用心之险可知矣。”
还是在1949年初逼蒋隐退之际，李宗仁等反蒋派及亲蒋派一些人物，就从不同立场出发劝蒋介石暂时出国。但蒋介石视出国为亡命，坚决拒绝。因为他还要主导与中共的对抗，同时根深蒂固的蒋桂矛盾也让他不能释怀。立足国内，易于操纵周旋。出于此想，蒋氏父子对持“劝出”态度的人自然心存腹诽。
曾经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张治中，恰在那个时候一再托人向蒋建议早日“出洋”。他罗列的理由看似为蒋着想：一可避免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的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四可以增广见闻。但蒋氏父子对此很不买账，当张治中提出要来溪口时，蒋介石神情冷淡地对儿子说：“他来不来无所谓。”
【蒋经国的四十生辰过得冷冷清清】
这一年的 4月15日，是蒋经国的40岁生辰。“天色微茫中起床，至祖堂拜祖，六时上慈庵，八时侍父做祷告，并向父礼拜报恩”。
蒋介石对儿子的生辰似乎早有准备，他展纸挥毫，为蒋经国题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字。这四字题词随后被制成匾，悬挂在丰镐房的报本堂内。
在“寓理帅气”四字后，蒋介石还书写了跋文，作为题词的解释，并说明对经国的期望，跋文写道：“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五年来，未尝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又常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寓理帅气’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对父亲的题字和跋文，蒋经国心生感慨：“凡此所言，希望于我愈深，亦鞭策于我愈力，此后修养治事，定以此为准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养气’，细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
当晚，蒋家举办了生日聚餐，蒋家的至亲好友，蒋经国的朋友学生，都赶来参加。蒋经国在日记中说：“许多旧朋友和老同学，从沪杭各地，远道赶来欢聚；乡居得此，亦一乐也。”但从其他参与者的追忆看，夜宴上并不见有蒋经国所谓“乐”的气氛。
三青团中央干校学生王治平曾对此作过描述，他是专门从上海赶去祝寿的：“教育长四十寿辰过得简简单单，冷冷清清，丰镐房没有寿堂，更没有吹吹打打的热闹景象，我们上海来的同学直到夜宴时才见到他，简直省略了拜寿的仪式。夜宴并不丰盛，被邀的客人均是蒋氏父子的嫡系僚属及近亲门生。蒋经国敬酒一如往日，但今非昔比，他神情黯淡，喉咙更加沙哑。我们陪酒、敬酒的客人也感到窒息般的沉闷，杯杯是冷酒，苦酒浇心头。蒋经国强打精神讲了话，客人们似乎不是在听他讲什么，而只是眼睁睁地观察他沮丧的神情。”
那天夜宴后，蒋家还在武岭学校礼堂演祝寿戏，招待前来祝寿的客人。
【忽然动身，蒋介石要去哪里？】
1949年4月21日，国共和谈破裂，次日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兵锋直逼南京。这天，蒋介石急邀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白崇禧等到杭州会谈，商议对策。然而，对策刚商议完，南京城内的总统府也完了。蒋介石于23日匆匆回溪口，准备离开。
蒋经国4月24日日记写道：“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窃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得以尽瘁国事。”
中午，蒋介石吩咐蒋经国：“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蒋经国当即问，去哪里？目的地是哪？但蒋介石却没有应答。其时，在象山码头停泊待命的军舰只有一艘太康号，舰长为中校黎玉玺。
蒋经国将黎玉玺召来布置开航准备诸事，黎玉玺遂问蒋经国：“你知道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看来，目的不外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黎玉玺觉得蒋经国的分析八九不离十，便赴港口准备。
当日下午，蒋经国的妻子方良，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女儿孝章离开溪口，先行去台。蒋经国因忙于撤离溪口的种种事务，“遍地烽烟，未往送行”。傍晚，他回到妻儿走后的丰镐房家中，感到“冷落非常，触景伤怀”。
【太原城破之后】
蒋经国4月24日的日记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梁敦厚等五百余同志壮烈殉职……梁敦厚同志服毒自焚，使我有无限之感想，我与他虽相识不久，但数度长谈，意见甚为投契，且深觉其为人豪爽正直。今如此壮烈殉国，是最光荣的归宿，真不愧为一条好汉。”
梁敦厚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大学毕业不久就任阎锡山机要秘书。阎锡山逃离太原前，任命其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梁任特警处处长期间，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3300多人，杀死370多人，双手沾满鲜血。
4月20日太原被中共拿下，梁与长期照顾阎锡山生活的阎锡山堂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服毒自尽。还有一些特警人员，也在城破时服毒自杀或互相射杀。
太原城破多人自杀，与阎锡山蛊惑有关。傅作义起义时，阎锡山闻讯集合山西军政人员大骂傅作义，表示自己要死守太原，城破就自杀。阎多次公开宣示：“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更绝的是他询问得知德国纳粹军官在苏军攻克柏林时服氰化钾毒丸自杀后，立即让川至制药厂配制五百瓶毒药，并摆在自己面前，让美国记者拍照刊登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和山西《复兴日报》上，还把照片特意送给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等人。
阎锡山堂妹阎慧卿自尽前夕，让梁敦厚代写《阎慧卿致阎锡山的绝命电》，电文中有：“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蒋经国日记所说“五百余同志壮烈殉职”，大概就是根据这份绝命电。但据攻城部队的清点，只有46人是自杀身亡。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到这份绝命电泪流满面。
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套用了古代“田横五百士”的典故，附会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其中有：“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太原五百完人”甚至在台湾编入小学课本，影响极大。但由于长时间两岸阻隔，大陆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听说有这么一回事。
许多年后，台湾“狂人”李敖挖苦阎锡山：把照顾自己多年的堂妹留在太原，把那么多人蛊惑得自杀了，自己却弃城逃走，称阎锡山是“没有完的‘完人’”。
【父亲的决定让蒋经国大出意外】
1949年的4月25日，是蒋介石父子在故乡的最后一天。
清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乘剡溪渡船，到达溪水之南，在南岸新砌的石墈上缓缓徘徊，遥望对岸三里长街，以及与他们身世相关的一处处居所，作了最后一瞥。
上午，蒋介石携经国登白岩山鱼鳞岙，向长眠地下的生母（经国祖母）告别，然后走上镇西的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
本来，蒋氏父子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
那一天，天气阴沉，让蒋家父子更感凄怆。“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至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三时，蒋氏父子拜别祖堂，坐进了离乡的轿车。车队经奉化县城，南行二十余公里，到了宁海县的西店镇。蒋介石在这里下车，换乘轿子代步，侍卫们步行相随。又行了约二三公里，来到象山港畔的团埂村。
蒋介石一行从这里登上了竹排。为蒋介石坐排撑篙的团埂村村民戴扬土回忆说：“为了安稳，排上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座椅，共乘5个人。蒋介石坐在排尾，他的椅子是从太康号兵舰上搬过来的，是把太师椅。其他4个人，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便衣卫士，都穿黑色中山装呢制服。俞济时那天脚上不适，走路不太方便。蒋介石坐定后，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竹排约行半公里，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蒋介石等弃筏登艇，再由汽艇驳运到吃水较深的太康号兵舰……”
登上太康号军舰后，蒋介石终于说出了他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
“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盖共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情势非常危急，此时到上海去，简直是重大冒险。但是父亲对于这些，毫不介意，因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责任，就顾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险的时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了！父亲一生冒险犯难，又岂独此而已哉！”这是蒋经国在日记里的感叹。
尽管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似乎已感觉到历史的拐点不可逆转地出现，他对失败的现实已能逐渐面对；尽管家乡的山水、乡情的环抱，让他更多地释放出内心原有的柔性一面，但蒋介石还是选择了用流血的政治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政治家们让常人想不透也难以理解之处。而这样的选择使得蒋和他的孩子们最后不得不蛰居在一个海岛之上，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从此只能于隔海遥望中，平添一缕乡思和乡愁。
抗战时期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两封信
1936年12月1日，正在陕北领导数万红军粉碎蒋介石派重兵部署“西北剿匪”斗争的毛泽东，以中国抗战大局为重，科学冷静地分析当前抗战形势，毅然率领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吁请抗日。信文如下：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东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辉、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
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和19位红军将领的联名致信写于1936年12月1日，恰恰与同年12月12日晚上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相距仅仅11天时间。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这种历史的巧合与必然，最终都体现在了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上，即，通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终于促成了蒋介石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由此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便是毛泽东和19位红军将领的联名致信蒋介石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封信内容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将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时值武汉抗战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毛泽东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其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当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抗日战争将由此进入相持阶段，如何防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分裂，防止国民党妥协投降，等等，已经成为能否坚持抗战的关键。为了鼓励蒋介石领导抗战的决心，毛泽东专程让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途飞赴武汉，向蒋介石递交这封信，并面呈中国共产党最新的抗日主张。这封信有力说明，在阶级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面前，中国共产党是将民族大业放在首位的，为了抗日救亡，真心实意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战到底。
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为中国抗战历史上有名的“武汉抗战时期”。发生在这期间的武汉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战场最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全面合作的“蜜月”期。由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共和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吁下投入到了抗战斗争之中，并调集国军主要兵力集中打击进犯的日军，为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导语：我也说了蒋介石无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管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所有伟大人物的道德品质都是有争议的，蒋介石的成就无疑让他对得起这个称号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陶涵
问：1960年代你曾三次见到蒋介石，你能仔细说说当时的会面情形吗？
答：那是1960年代早期。当时，我是年轻的外交官，被派到台北美国大使馆工作。我和蒋介石的几次见面都是排着队握手，没有机会认真观察他，当时宋美龄也在场。不过，那仍然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个世界级领导人握手。当时，有一件事给我很深印象：蒋介石握手非常轻，不过可能是因为他得和排着长队的人握手问候。多年后我想，这或许能说明他的内向性格混杂着“A”型人的侵略性。
问： 你当时对蒋介石是怎么评价的？我看到你在序言中提到伊罗生（Harold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佩克（Graham Peck）的《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马尔罗（Andre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Man ’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风中尘埃》（Sand against the Wind），这些人的书对你的影响很大。这是不是西方（美国）人对蒋介石的普遍看法？
答：是的。那时我对他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于这些书所描述的“标准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是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普遍认知，也是我所知道的美国外交部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看法。之前，我认为蒋介石是个没什么人品的独裁者，虽然他的清廉自律名声在外。他手里握有一大把好牌，却把中国输给了毛泽东。
问：你对蒋介石的印象什么时候开始有很大的转变？是写《蒋经国传》时吗？
答：1960年代初，当中国大陆的“大跃进”渐为人知时，我才意识到蒋介石在一件事情上一直是对的：他相信一种极端主义的乌托邦式改革已经占领了中国，而它必将失败。蒋介石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在台湾的“白色恐怖”证实了他的独裁者名声。但我在台湾十年，去一些小城镇或农村参观时，可以看到蒋介石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台湾土地所有制问题一直是用一种完全和平的方式解决的。通货膨胀和腐败在早期得到了控制。在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中，台湾的收入差异是最低的。这些成功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及一些代议制政治体系的萌芽，绝不能抵消蒋介石在台湾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但除了独裁的政治体制结构外，这些确实表明，一个有前途的中国现代化模式是有可能的。因此，在我写《蒋经国传》时，开始觉得西方历史中的蒋介石形象太片面。不过，我仍然认为一般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评价，本质上是对的。
问：你现在对蒋介石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答：在为写《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收集资料1年后，我觉得他应得到更加复杂的评价。我在书中对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增添了一些新的细节。在某些问题上，蒋介石会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有正当理由。为了生存和统一，他命令他的人民去战斗，为了赢得胜利不惜一切。就像杜鲁门和丘吉尔一样，蒋介石也知道他制造了一个道德包袱。我想说的是，他确实做了一些反道德反人类的事情，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他一些次要的历史错误当然还有很多，但他在大陆和台湾的成就依然可以让他跻身“20世纪伟人”之列，这样的评价不是道德评价。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中国的“伟人”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蒋经国、邓小平。是的，蒋经国确实应该在此行列，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民主改革者。
问：能否谈谈蒋氏父子的异同？比如性格、个性、思想、执政理念等。
答：蒋介石是一位内向兼具权威性格的人。他有些沉默寡言，甚至冷淡。主导他的还是权威性格——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除了他的服从和忠诚外，很少有为人称道的品质。同时，他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在感到极其羞辱或悲观时，他会忍不住抽泣。在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他算得上是个浪漫的人——他会送花给夫人，在公共场合牵着她的手。此外，他还是个真诚的人，有时甚至是天真。毛泽东曾说他像鲁迅笔下的阿Q，很自以为是，身上有很深的传统中国人的性格特点。
蒋经国外向、积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会对他的支持者长时间发火。有时他也让人难以相处，尤其在台湾早期，他主导了父亲的“白色恐怖”。他是个性格温和，在情感上容易和普通老百姓相通的人。
这两个人都是国家主义者，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两个人都很务实。比如蒋介石，当他得知1969年，尼克松与周恩来开始联系时，他像吃了黄连。他却什么也没说，没对美国也没对外说任何话。相反，他一直将维持台湾的稳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以增加外国投资者和商人的信心。如宋美龄所说，蒋介石从来不了解民主。但是他的现代化政策给台湾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以及家庭收入的增长，这些无形中为台湾自由的大众代议政府出现奠定了基础。也许，在生命的最后，他接受了儿子的信念：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成功最终会逼迫国民党政权做出一个选择——是真正民主还是更加严苛的压制。他去世前几年时曾说，自己的任务是创造一个现代繁荣的民主社会。这是他和一个美国人谈话时说的，这正解释了我的评价，但我怀疑他是否理解台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所在。蒋介石并不信任美国人，根本原因是他认为民主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短期变化莫测。蒋经国喜欢美国，羡慕美国的民主。尽管早期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貌似混乱的体系，台湾的条件还不成熟。实际上，他花了20年的时间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问：通常印象，蒋介石在台湾几乎是一个独裁者，而你对蒋介石在台湾的25年执政评价颇高
答：这个问题其实刚已经谈到过。在台湾，蒋介石最终建立起他在大陆从来没有做到的全面独裁统治。基本上，他在台湾开始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一次高度成功且和平的土地改革。他还批准了一个一党制的当地代表政府，由此给非官方的反对党的出现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和活力。腐败处于相对低的程度，而收入差异很小。都市化、教育的提高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影响都形成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问：台湾经历了五位总统：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再到如今的马英九，你如何看待台湾的变化和发展？
答：蒋介石虽然独裁，但在经济上有效地实现了现代化；蒋经国是转变了的专制者，他带来了自由的民主制度；李登辉则巩固了政治和经济进步。陈水扁符合中国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这个第四代就像一个“败家子”，除了臭名昭著的腐败外，几乎一无是处，挥霍前三代人创下的资本。不过，历史可能会给出的论断是，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推进台独的总统。目前为止，马英九的表现像是在试图做一个伟大的调解人，巩固一个中国的原则，无期限结束台独的讨论。很明显，马英九有一个原则：台湾现状的根本改变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
问：中国大陆会出现一个类似蒋经国的人物吗？
答：也许吧。或许还需要20年。哈哈。
问：你在书中给予了蒋介石很多正面评价，他是不错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你何以得出这个结论？你又是如何看待他的独裁和暴行？
答：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蒋介石的专制和暴行，我也说了蒋介石无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管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所有伟大人物的道德品质都是有争议的，蒋介石的成就无疑让他对得起这个称号。我们谈论起台湾取得的惊人进步或许说明了这一点。但他在大陆的23年，做了些什么呢？这些我在书里也都说了。举个例子：1926年，蒋介石不顾他的苏联专家、共产党合作人的建议以及日本政府的警告，发动北伐战争，打败了军阀，正式将长期分裂的中国统一在一面旗帜下。同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是中国的首要威胁，他要致力于从经济、军事方面长期建设中国。这些正如他在国内承诺过的一样。从1927年到1937年，伴随着起义和叛乱，蒋介石不仅要面对新的残酷的战争，日本的进攻，以及东北三省的沦陷、大萧条的影响和以及他对日本的让步所带来的普遍不满，尽管他是想实行他的新的自强政策。
如我在书里详细说的，他在维持国家稳定（他所控制的区域）、发展国家经济、实现国家货币发行、提高农村条件、为中国向儒家的现代化迈进以及为接下来的恐怖战争的准备等方面，都取得着实的成功。
在与德国的合作中（用战略性的矿产资源换取武器设备和军事培训），他建立了相当大的现代军事力量，不过依然只有日本火力、数量的小部分。
1937年日本全力进攻中国，他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和英勇的撤退，政府、军队、相当部分的工业、大学、故宫等，都撤退到了内陆。3000万难民也跟随其后，差不多一个国家都撤退了。他修建了缅甸公路，并获得了苏联最终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实际上，他独自领导了中国抗日四年。根据共产国际文件记载，在那些年里，和共产党的军队相比，伤亡人员总数的95%是他的军队。1937年，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太平洋战争将在四年内爆发。那个时候，他只有苏联的军事援助。他的核心战略是让美国也卷入战争——1939年9月后，丘吉尔也是这么优先考虑战略的。他知道苏联的援助很重要，最后他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向共产党提供一个月10万美金的补贴。
1939年5月，他催促伦敦迅速和苏联结成一个防御联盟，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斯大林可能会和希特勒签署这样的条约。伦敦没有签，3个月后，苏联果真和蒋介石所预测那样做了。
1941年4月，蒋介石私下对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表示欢迎，预测这个条约会导致日本袭击东南亚的同盟国。同年4月，他还警告罗斯福总统，希特勒不久将会袭击俄罗斯。事发前一两天，他同样也告诉了周恩来，并请他警醒斯大林。
在说服罗斯福和越来越成为孤立主义者的美国人民认清希特勒对欧洲的侵略和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彼此关联的这件事上，蒋介石扮演了主要的角色。1939年末，他赢得了一笔关键的美国1亿美金的资助。1941年，他和丘吉尔一期劝阻罗斯福，不要放松美国日益增强的对日阵线。
他创建了中国自己支付飞行员和飞机费用的飞虎队。他成功地访问了印度，与甘地和尼赫鲁会面，赢得了他们许诺（并没完全遵守）不会直接干预英军对抗日本在亚洲的挺进。
他和美国结盟4年。在中国的两股力量中，和前四年一样，他的军队的伤亡率依然很高（超过了90%）。中国只收到美国借贷援助的3%，但中国继续牵掣了日本100万的军队以及约1000架飞机。在太平洋，日本卷入了更大的战场，蒙受了比西方盟国包括美国在内，更大的损失及兵力。
战争期间，他成功的迫使他国废除“治外法权”，终结了它们在中国城市（除去香港和澳门）的租界，例如上海。同时也废除了了过去100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耻辱条约。他还成功让美国、英国承认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
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他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永久席位，使中国成为世界事务的仲裁人之一。日本投降时，他号召中国人民不要对日本人民寻求报复，近两百万投降士兵和日本人被安全有效地遣返回日本。
问：你对史迪威和马歇尔的评价很糟糕，你是否认为他们要对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负一定责任？
答：不，我不认为史迪威和马歇尔对此有责任。蒋介石在抗日胜利日（1945年8月15日，笔者注）前夜写下的日记里对此说的很清楚。他认为如果内战时，苏联支持共产党，他打败他们的可能性很小。国民党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希望比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要小得多。蒋介石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试图让斯大林明白，国民党政府的胜利对苏联来说不是一件坏事。美国是否会施加足够的压力，以阻止苏联间接但实质性地干预预料中的中国内部冲突呢？在这点上，蒋介石毫不乐观。
1945年8月，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期间，美国给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发送消息，督促他们向苏联要求一个更有力的承诺，即不干预中国的任何内部冲突。可是蒋介石认为，斯大林即使签署保证，也依然会做他想做的事，所以最好不要激怒斯大林。但美国的调解让蒋介石相信，美国可能会对苏联的任何干预做出强烈反应。杜鲁门下令美国海军运输25万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更进一步让蒋介石坚信，美国很可能愿意冒着与苏联交战的危险去阻止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
起初，蒋介石的策略有些激进——尽可能多的占领东北。但是苏联红军的蓄意阻扰让他再次对前景感到悲观。于是，他开始实行另一个计划，将力量集中在内蒙古和中国北方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地方。1945年11月中旬，艾尔伯特？魏德迈将军从华盛顿返回中国，告诉蒋介石，美国愿意援助39个师的重型装备，但如果内战爆发，这些援助将会停止。他警告，东北三省的未来完全只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事。魏德迈私下（站在私人立场，而不是站在美国参谋长的立场）劝告蒋介石集中力量把握住长城以南的区域。11月中旬，在高级军官会议上，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的一个策略是从东北三省撤退。尽管有如此计划，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他想呆在那里战斗。
令人讽刺的是，杜鲁门没有放弃罗斯福的目标——一个强大友好的中国。他派马歇尔来中国，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调解人，试图让他们在民主联盟和结束战争上取得一致。他确信，蒋介石将会被迫做出让步，但如果他没有，美国将继续支持他。马歇尔刚到达中国时，事情看上去似乎很有希望。马歇尔甚至领导了一个关于东北三省问题的委员会，委员会的决策对国民党政府非常有利。然而几个月后《停战协议》便被打破了，周恩来让马歇尔相信，蒋介石的军队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
当时，那支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蒋介石迅速重获信心。他开始相信，他可以守住并平定东北三省的南部，只留下北部少许给共产党。他希望以此缓解苏联的干预。当美国停止出售和运送武器时，蒋介石并没有重新考虑他的计划，反而继续推行。他相信，在东北的战役将会决定整个战争的结果。于是，他投入了越来越多最好的部队到这场战役中。同时，他也开始计划从大陆撤退到台湾。1948年初，他下决心从东北撤退时，该区域的指挥将军卫立煌，很明显倒戈相向了，拖延了好几个月的撤退时间。到那时，已经太晚了。其结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来说，是惊人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