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存周先生传[上] 孙存周论内家拳入门](http://img.413yy.cn/images/31101031/31054343t01c3c5a303c5ed0977.jpg)
孙存周，讳焕文，号二可，1893年出生于河北完县东任家疃。乃父孙禄堂是武学大宗师，时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乃父鼓励但不强迫其子女习武，孙存周为天性使然，自幼好武，6岁时开始揣摩父亲练拳，于是乃父将武术基本功融入游戏中，故孙存周自幼即得童子功。诸如用拇食中三根手指捏住房檐的檩子挂住整个身体，并从一端移到另一端，悠来荡去，舒展如猿。又能脚尖翘起，把脚背贴在小腿胫骨上。还能用食指和中指抵在墙上，身体几乎平行于地面又不挨着地面平躺下来，可支撑数分钟之久。此外，他还擅长玩弄弹弓。由于乃父常年在外，孙存周很少能见到父亲，所以真正练拳还是在16岁时。1909年开始正式随父习武。苦修三年，日以继夜，得孙氏形意、八卦大要，遂访京津及燕赵等地名家切磋技艺，名声鹊起。1912年，孙存周19岁时与钱氏完婚，不久只身远行，下江南，出塞北，身背黄包袱游历各地，遍访名师高手，比武较技，未遇其匹。杭州望族郑氏、刘氏慕孙存周武艺高超，争相聘为武师。逊清遗老、晚清直隶总督陈夔龙闲居海上，亦聘孙存周为其拳师。于是孙存周半月在杭州，半月在上海。期间，又与同盟会人士吴得波、郑佐平、李霄禾、施承恩等结为盟兄弟。其中，郑佐平后来在北伐时，担任北伐军第六军十九师师长。时江南技击名家多与孙存周相识，并常切磋较艺，孙存周皆能轻取。故在沪宁杭一带负有盛誉，武林中奇人异士诸如秦鹤歧、管子彰等皆与孙存周交厚，盛赞有加。孙存周在外数年，经常隐其真实姓名造访各地名家，常问日：“当今中国拳术家谁为至高至妙者?”所遇者若答：“活猴孙禄”(孙禄堂先生绰号)，则相安无事。如若不是，孙存周必以比试相见，竞每操左卷。1918年，孙存周返回北京，对父亲谈及其近六年来游历见闻。孙禄堂先生训日：“凡求道艺者务要虚心，虚心则心明，心明则性真。有若无，实若虚，远浮名。凡遇有一技之长者，无论其功夫高低皆要拜为师友，虚心求教，海纳百川，故其深不可测。艺无止境，岂有至高至妙之说?”并劝孙存周黄包袱就不要再背了。当年，武林中人背黄包袱出游，便有自诩天下第一之意，同道见到背黄包袱的如若提出比武，背黄包袱者是不能推脱的，而且在比武中被人打死，是不能诉讼刑律的。一般背黄包袱者，没有能背过一年的，不是被人打死，就是因为如此闯荡江湖太过危险而放弃。黄包袱能背到三年就是天下无人不敬的大英雄了。孙存周自1912年出门，背着黄包袱在江湖上闯荡了近6年，直到又背着黄包袱回到北京，心中颇为得意，以为天下英雄无出其右。原以为父亲对自己也一定会刮目相看，孙禄堂先生也看出儿子的心思，于是让儿子出手相试，结果没想到，孙存周在父亲面前根本出不了手，出手即跌。孙禄堂先生对儿子说：“你把这个包儿还是撂在家里吧。”通过每日与父亲试手，方知自己的功夫仍旧相差甚远，遂留在北京继续深造家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孙存周逐渐明白了道艺无名的道理，于是拳术境界又上了一层。 1918年秋，乃父人住总统府后，孙存周再次返回南方，时其三弟务滋也已在太仓中学任教，教授拳术及英文。孙存周回到南方后，仍是半月在杭州、半月在上海教授拳学。应上海武技研究社之邀，每月抽出数日与务滋去上海武技研究社教授社中教员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等家传武学。该社社长为吴佩孚的参谋长张其煌，社中教员有肖格清、刘金阁、褚桂亭、高振东等。这样兄弟二人每月相会一次，共同研究孙氏拳学，相互启发，技艺更加精纯。 1922年夏，孙务滋在太仓中学教授高低杠时，因杠子突然折断，锈螺丝扎入肋骨中，由此感染破伤风，不治身亡。务滋的去世，使孙存，周极为悲痛，这不仅因为二人是同胞兄弟，而且二人自幼就最要好，常在一起练拳，孙存周也因此失去了一位可以相互启发的学伴。尤其是孙务滋的文化程度较高，在中西学方面均受过较系统的教育。因此，孙务滋的早逝，对孙氏武学的继承与发展，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1923年4月，马良等在沪上举行“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孙存周亦前去观摩。本次大会有武术名家十八家之说，这十八家基本代表了当时古典武艺的传承水平。通过观摩、比较、切磋，孙存周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父亲孙禄堂先生所建立的道艺武学的宏深与正确。仅就技术体系而论，孙氏道艺拳学是对古典武艺全面的革新与升华，特别是其技击技术的体系合乎生理机能的构造，十分考究技击中身体机能运用的合理性，并使之成为自然，因此能够完善人的良知良能。故在技击对抗中能充分利用人体潜能，超乎于实力。从这时起，孙存周已开始注意研究、总结道艺武学的训练规律，并使之简明精确。 1924年某日，孙存周在与其盟兄弟打台球时，戴着水晶眼镜的他，坐在一旁看报，有朋友进来招呼他，他下意识的一回头，恰巧这时李霄禾的球杆脱手，两者相碰，打碎了孙存周的眼镜，伤及左目，导致失明。孙存周说：“你这一杆打退了我五百年道行。”虽为戏言，但孙存周确实也一度在拳术上萌生退意，心灰意懒，对外称不练拳了。然而，一则孙存周从心里仍旧爱好拳术，二则又有朋友鼓励，郑佐平等人就常去开导他。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孙存周信心渐增。此后，练拳更为刻苦，技艺渐臻化境。 1918年，孙存周在郑佐平处认识叶大密，因志趣相投，便与叶大密结为盟友。叶大密号伯龄，时任25师的团参谋长，在拳术上是田兆麟的弟子。叶大密也知道孙存周身怀绝艺，因此经常向孙存周请教拳术。孙存周授以孙家形意拳，并告诫叶大密要相互融合而不要效仿，使之技艺大进。叶大密晚年曾对弟子金仁霖讲述自己叶派武学的三大来源：田兆麟系的杨式太极拳架，孙存周传授的散手劲意，李景林传授的武当剑。金仁霖介绍说：“伯龄先生的拳，是孙家拳的劲意，杨式太极拳的技术，以及由李景林武当剑悟出的用法，融会贯通，自成一格。”金仁霖又说：“叶大密老师认为，孙家拳的劲是各派拳术中最锐利的，整透灵的特点极为突出，当你还没有什么感觉时，你里面已经受伤了。杨式太极拳的手法非常丰富，无论是化是发都很巧妙，尤其在推手方面有很系统的训练方法。李景林先生的武当剑是非常实用的剑法，对拳术的运用也很有启发。”1926年，叶大密在上海成立武当太极拳社，开始一段时间孙存周不太放心，怕叶大密支撑不住，因此孙存周每天都来叶大密的拳社为其“镇社”。开始也确实经常有人来社中切磋，叶大密都能稳操胜券，但是由于来者水平不高，所以孙存周还是不太放心叶大密。一天，上海滩有名的拳师刘高升来访，叶大密与刘高升交手切磋，叶大密能从容应对，不落下风，使刘高升非常佩服。孙存周说：“这回我放心了。”因为刘高升在上海武术界有很大影响，这次切磋无形中就使叶大密在上海武术界站住了脚。叶大密在武术上很有灵气，而孙存周对朋友的真诚也可见一斑。 1927年，北伐军进驻上海，各派武林高手也随之纷纷涌入上海，上海的武术日趋繁荣。当时，上海的许多著名拳术家都是孙存周的同门师兄弟，诸如陈微明、肖格清、靳云亭、章启东等，他们曾劝孙存周开立山门公开传授孙氏拳学。但是孙存周恪守父训：“孙氏拳只传有道缘者，绝不滥传。”因此，虽然孙氏太极拳的传人进入上海最早，但却最不普及，这是孙家与其它各家所遵从的传承原则不同。那时，孙存周在上海未收正式的徒弟，除了自己练拳，就是教授友人或对几位盟兄弟的拳术做些指导。除了叶大密外，肖格清也常得到孙存周的指点。肖格清的八卦掌非常出色，走转起来行如奔马，劲力也非常浑厚。当时，上海常举行武术表演，每次大都是以肖格清的八卦掌为大轴。擅长形意拳并以力大、手快而称著的高振东对肖格清的八卦掌也很赞佩，并跟随他练了一个时期的八卦掌。 1928年4月，孙禄堂先生受张之江、李景林之聘，去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担任武当门长，从天津乘船途经上海，受到上海武术界的热烈欢迎，新闻报纸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随行人员还有朱国祯、李玉琳、杨世垣等，都是孙门的师兄弟。5月7日，孙存周陪父亲去了南京。当时，中央国术馆还叫作中央国术研究馆，馆内设少林、武当两门，门下设科。孙禄堂先生到馆后，在与张之江研究制订教学大纲时，与张之江先生产生意见分歧，此外孙先生也不满意这里的人事环境，来后不久就提出辞职。李烈钧、张之江、钮永键、李景林等苦留不住。于是，议定另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聘请孙禄堂先生去主持教务。同时，上海俭德会也力邀孙禄堂先生去讲学。1928年6月1日成立筹备江苏省国术分馆的董事会。6月27日，江苏省国术分馆正式成立，馆长是江苏省主席钮永键。7月1日，聘孙禄堂先生担任教务主任，以后又被聘为副馆长，实际主持江苏国术馆工作。由于孙存周的功夫给李景林等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孙禄堂先生提出辞呈后，李烈钧、李景林等就曾力邀孙存周接替父亲担任中央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长一职，孙存周力辞不受。随着孙禄堂父子和李玉琳先生的离馆，这时中央国术馆将面临缺少教授形意拳的教师，于是馆方请孙禄堂先生推荐一位教形意拳的教师来后再走。孙禄堂先生根据当时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先生对教师的衡量标准，要自己在上海的弟子高振东来任教。于是，孙禄堂让孙存周、李玉琳回上海时把高振东请到中央国术馆担任形意拳教习，以弥补馆内形意拳教师的空缺。不久，发生少林、武当两门比武事件，馆内矛盾更趋激化，于是高振东在中央国术馆没呆多久也走了。1929年，中央国术馆终于取消少林、武当两门，改为教务处，由朱国福担任处长。中央、江苏两大国术馆成立后，来江南的武术家就更多了。知名太极拳家杨澄甫、田兆麟、郝月如等都曾在江苏国术馆任过教习。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在参加首届国术国考前都曾到江苏国术馆学习。国考后朱氏三兄弟皆被中央国术馆录用。当时，国术馆是群雄荟萃之地，经常进行实战切磋，这使许多有名的武术家很不适应。孙存周虽不在国术馆任职，但是经常来馆中代父传艺，因此有机会经常与各派名家交流。无论是馆内的教习或学员，还是馆外的名家高手，当时都不是孙存周的对手。其时，常与孙存周交流的有于化行、柳印虎、李庆澜、陈一虎、褚桂亭、李玉琳、靳云亭等。多年后，拳术名家褚桂亭每当提起往事，对孙存周的技艺仍旧赞赏不已。如果说孙存周与师兄弟之间的切磋还带有游艺的性质，那么他遭遇到的几次暗算，则更能显示他的实战反应水平。 有一次，孙存周参加上海武术界的聚会，被张之江称为国术大师的陈某在与孙存周握手时暗中发力，陈某是岳氏连拳和鹰爪拳专家，指功惊人，但孙存周轻轻一顺就化解了出来。宴会快结束时，陈某递给他一个橘子，在孙存周接橘子的瞬间，陈某趁机抓住孙存周的脉门，情急之下，孙存周的手腕随即旋沉提翻就把陈某扔在桌子上。陈某后来说：“这么多年来不怕我抓的，只有一个孙存周。” 再一次，孙存周乘黄包车从姜怀素家返回九江路的扬子饭店，下车付车费后，孙存周顿觉身后情况有异，急速俯身，子弹从身后擦脊而过，孙存周顺势以蛇形回身撩打，把那车夫打倒在地。原来，车夫是位职业杀手，因孙存周与他要杀的人外形酷似，故而盯错了人。足见孙存周感觉非常灵敏，故有身后长了眼睛之说。 又有一次，孙存周应邀与诸多武术界的朋友乘船游太湖。当时，孙存周站在船舷上远眺，在座的一位武林名家郭某早就听说孙存周身后长了眼睛，于是要跟孙存周开个玩笑。郭某在孙存周身后飞起一脚，欲将孙存周踢入湖中，不想脚去人空，郭某往湖水中栽去。这时，郭某已被孙存周拿住，孙存周把郭某往水里掠了一下又把他拉了上来，惊得郭某脸都变了色。船上的人都为孙存周的机敏反应而惊叹。其实，并非孙存周身后真长了眼睛，这是孙家道艺武学中的所谓不闻不见之知觉。 1928年10月，中央国术馆举行首届国术国考，通过国考录取教师和学员。孙存周作为特邀佳宾前往观看，孙存周感到绝大多数参赛者练用脱节。平时练的东西，对抗时大多用不上。这次国考是先进行套路比赛，再进行摔跤、散手和器械等对抗比赛。所以，这个问题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一些名家，把拳路都快练成杂技了，看起来很有功夫，但是一打起来，就全没了。这次比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拳击对抗练习的朱氏三兄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都进入了最优等。因此，中央国术馆就添加了搏击课(拳击)。孙存周根据自己的切身实践认为，传统武术若得真传是完全不需要添加拳击练习的，也无须十年八年才出门。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比拳击更精简实用，他自己的实践是仅随父亲苦练三年，便闯荡江湖，未遇敌手。当时，闻名武林的朱氏三兄弟(指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兄弟三人，老四朱国祥那时还小，还不能与他的三位兄长相提并论)，都曾得到孙存周的具体指导，常在一起研究，在参加国考前还进行了多次实战练习。当时，他们的实战能力已经相当突出，但是与孙存周的要求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在身体的感应、节奏的把握和劲性上，都相差较远。孙存周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在对基本功的掌握上。后来，经过三个来月的三体式和劈拳的深化练习，使朱氏三兄弟的实战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孙存周还认为，很多名家、大师之所以练用脱节，一是对基本功掌握的不准确；二是实战练习少，距离感差，不知拍；三是体力不足；四是意不知毒；五是志不能坚。这些都与拳术练习的方法有关。因此，从这时起孙存周已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拳术的教学教法问题，并提出“学习拳术，门派之见，实属万不可有。然选择拳术，首戒标奇立异。若二三其志，尤易误入歧途。但既经选择之后，尤应继循正轨，所谓探骊得珠，贵得其窍。坚持习练，持之以恒，不特真诠可得，且其成功亦指日可待。练习拳术，必须心静，心静则意专，意专则举手投足，左右往来，前进后退，上下伸缩，无不如意。意之所至，即力之所至。尤须知拳术姿势，变换进退，内外一气，含蓄在胸。两肩松开，气自下沉。力起于脚跟，主宰于腰腹，而运用则在两肩，往来伸缩如前面有物阻挡，前进后退有不丢不顶之意。初练时务要认定一种，勿贪多，勿嫌少。须知拳虽一派而式不同，法出一源而用殊异。故学一式须时加练习，勿专求重，重则滞；勿专求轻，轻则浮。尤不可专求一部之气，一部之力，务求全身平均发展。盖拳术顺者，自然有力；内外和者，自然气聚神凝；得其中正者，身体自然沉重；神意静逸者，身体自然轻灵。故切不可专求一事。”可谓真知灼见。由于武术的研究，必以实战交流才能用来验证其理，所以孙存周常以交手来说明其道理，验证其效果。遂得善战之名。 其实，孙存周并非只是一个善战的“武勇”。孙存周与晚清翰林、直隶总督陈夔龙是忘年之交。陈向孙存周学习拳术，同时也给孙存周讲述了不少学问道理，使孙存周颇有获益。后来孙存周又结识了大学问家马一浮，马经常向孙问拳，孙则向马问理，相互交流，使孙存周获益非浅。朴学大师胡朴安也与孙存周有较深的交往，二人以师兄弟论称，在学识上对孙存周也有较大的帮助。中国近代研究古曲的著名音乐家汪孟叔更与孙存周私交甚厚。孙存周善于学习，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取长补短，不断增益文理史艺等方面的修养，于潜移默化的积淀中学识日渐深广，加之以拳术绝学，逐渐成长为当时武林中文武兼修、气质超凡、卓尔不群的一代天骄。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既欣欣向荣，又是个花花世界，多少武术家半途而废，不是因为穷困，而是有钱以后挡不住美女或大烟的诱惑。孙存周身怀绝技，成名又早，在经济上算得上富有。孙存周也有自己的嗜好，那就是好学、好练、好喝酒，但远离毒赌黄。这在当时武术家中已属难得。当时，上海大世界俱乐部有弹子房和歌舞厅，以及杂技、大力士表演场等等。孙存周有时喜欢去那里的弹子房打台球。与孙存周同来的常是一些在上海滩很有地位的人。这些人跟大世界的岳老板很熟，于是岳老板知道孙存周是一位大武术家。一次，俱乐部有白俄大力士表演。这位大力士力量惊人，双手可以提起800斤的杠铃，而且还是位拳击手，除表演举重外，还表演拳击。这位白俄大力士并不很胖，但很魁梧结实。岳老板请孙存周看这位大力士表演，孙存周看过后没说什么就去打台球了。岳老板出于好奇地问：“中国拳术家中有人能提起这800斤吗?”孙存周说：“他可以提起八百斤，可是他未必能撅动我的一根手指头。”岳老板听了这话更加好奇，并请孙存周当众表演。孙存周说：“人家是撂摊卖艺靠这个吃饭的。我与他无冤无仇的，干嘛去砸他的饭碗?”岳老板好奇心重，又撺掇与孙存周同来的朋友请孙存周演示一下。朋友们也都想开开眼。孙存周无奈，只好说：“那就请他到弹子房来玩玩吧。无论怎样都不要坏他的生意。”一会儿岳老板带着白俄大力士和翻译来到弹子房，双方介绍后，大力士很惊异。孙存周伸出右手的食指，要大力士撅，大力士撅了撅没有撅动，于是加力还没有撅动，孙存周对翻译讲：“请他双手一起用力撅。”于是，大力士双手握住孙存周的手指发力，还是没能撅动。这时，孙存周意念一动，白俄大力士一下跌坐于地。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大力士更是满脸沮丧。其实，这是种技巧力，孙存周让大力士使不上力。孙存周对翻译讲：“他练的和我练的完全是两种玩艺儿，我恐怕玩不起那800斤，就像他撅不动我的手指头一样。这本来是不能比较的，做个游戏玩玩而已。他拎杠铃的能耐还是比我大得多。”并要翻译一定把这话翻译给对方。大力士听了这话，对孙存周既敬佩又感激，当场要拜孙存周为师。孙存周说：“中国话你都听不懂，你能学什么东西?拜师就免了吧。” 由此也反映出，中西方体育在锻炼效果及追求上的区别。 1928年10月，上海举行国术游艺大会，孙存周演练的八卦拳被行家们誉为“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社会各界名流向孙存周请益者络绎不绝。孙存周曾与人说：“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这一时期，孙存周的武功造诣又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将赫烈雄浑与自然空灵中和为一，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1929年11月，杭州举行全国性的国术游艺大会，实为全国性的演武与擂台大赛。大会聘请全国各地知名武术家担任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评判长3名，评判委员26名，监察委员37名，原拟请孙存周为监察委员长。然而，孙存周认为自己辈分低，坚决不受监察委员长一职。于是，大会取消监察委员长设置，孙存周列37名监察委员首席。大会开始时，曾有人公开向孙禄堂先生提出挑战，孙存周信步走到台上对挑战者说：“你们如果赢了我，我父亲自然会出来。”挑战者畏其神悻悻而退。这件事激起孙存周也要参加比赛。但是这次大会的副会长、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力劝孙存周不要参加比赛。郑佐平说：“这次参加比赛的不少都是老先生(指孙禄堂先生)的弟子，老先生的学生则过半。师兄弟也好，国术馆的学生也好，遇见你这位老师的儿子怎么打?你的武艺是摆在那儿的，除了老先生谁能比得了你。你就是打个第一又能怎么样?人家不服，照样会说：因为你孙存周是老师的儿子，人家都让着你。让你得个第一。你就是拿个第一又能说明什么呢?”郑佐平不仅是孙存周的盟兄弟，更为莫逆之交。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次参赛选手中以中央国术馆和江苏国术馆的教师和学员居多。于是，孙存周终于放弃参加这次比赛。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在获得最优等前十名中，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几乎占了一半。这次大会在全国引起轰动，每场比赛观众达三五万人，经济效益当然也很可观。所以，同年12月18日上海又举行了国术大赛，参赛人数比浙省国术游艺大会的人还要多。比赛进行了半个月，直到1930年1月4日才结束。前三名都是孙禄堂先生的弟子，即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 这两次国术大赛给孙存周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存周认为，这种比赛确实是可以检验拳术练习的成效，对于总结提高练拳的方式方法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如果拳术家不择手段的争锦标，那就背离了拳术比赛的宗旨。因为，在这两次比赛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够正大光明的行为。这两次比赛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孙存周的一个武学思想。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是一切技击能力的基础，无论是外来的西洋拳击，还是当时被一些文人神化了的太极拳，都不能替代形意拳在技击训练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要想使技击的境界不断升华，太极拳和八卦拳都是不可缺少的。孙存周本人不仅精形意，善太极，对八卦拳的研究更是偏爱，心得独多，功力尤深。 在这两次国术大赛后，李景林让自己的全部弟子拜入孙禄堂先生门下，包括李景林的女儿李书琴。鉴于此，孙禄堂先生投桃报李，也让自己在南方的所有弟子拜李景林为师，包括儿子孙存周和女儿孙剑云。1930年1月，李书琴去镇江向孙禄堂先生学习八卦剑，孙存周与妹孙剑云跟李景林学习武当剑。李景林的武当剑原只有单剑，而且是散剑，由十三个基本剑势组成，没有连贯的套路。以后，李景林经过与其卫队人员的反复实践，并重金礼聘孙禄堂与贾歧山前来指导，最终形成了后来的武当剑对剑。该对剑亦为单式散剑(至于现在流行的武当剑套路，以及武当剑对剑套路，则是李天骥根据李景林的散剑创编的)。因此，孙存周对武当剑并不陌生，尤其孙存周与李景林的弟子们也经常交流，更兼当时孙存周的拳剑功夫都不在李景林之下，所以对李景林教的武当剑掌握得很快，月余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武当剑的大要。孙存周认为李景林的武当剑确有特点，尤在沾粘与纵对上特点突出，不愧是名剑。同样，李景林对孙氏八卦剑也有极高的评价。在上海国术大赛期间，杜月笙设宴招待与会的国术名家。当时人称李景林为“飞剑”，会上也有人称李景林为“天下第一剑”，李景林严肃地说：“否!否!”并走到孙存周面前说：“存周的剑术就不在我之下。今天令尊大人没来，论武艺，天字底下第一号的还是孙禄堂大哥。” 1930年山东国术馆成立，李景林为馆长，需要带一批在武术界有号召性的武术名师过去作为教学的骨干师资。于是，李景林想到了李玉琳，聘请李玉琳担任教务主任。李玉琳作为孙禄堂先生的入室弟子，是一位对形意、八卦、太极等多门武学融会贯通的武学大家。因此，李景林在北上就任前，特地邀请孙禄堂先生在上海会面，请李玉琳去山东国术馆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商定李景林在江苏国术馆任教的人室弟子于化行、李庆澜等也随师北上。不久，李玉琳挥泪告别了孙禄堂先生，到山东国术馆就任教务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