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时段：1846～1998
（更新时间：2012-9-23）
“旅行者”2号拍摄的海王星
（1989年8月24日，美国设在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公布的一张“旅行者”2号太空探测器发回的海王星照片。）
1846年9月23日，海王星被发现。德国柏林天文台的伽勒在摩羯座8星之东约5度的地方，发现一颗八等星。这颗星被起名为海王星。
阿蒂加斯
1850年9月23日，乌拉圭民族英雄阿蒂加斯逝世。享年86岁。
俾斯麦
1862年9月23日，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德国开始统一。（有关俾斯麦的相关内容还可见9月30日附录。））
《卡门》剧照
1870年9月23日，法国戏剧家、短篇小说家梅里美逝世，享年67岁。其代表作有《高龙巴》《血仇》《卡门》等。
勒维耶
1877年9月23日，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勒维耶去世。
苏步青
1902年9月23日，苏步青在浙江省平阳县出生。他是我国第一位研究“K展空间”的专家，在放射微分集合方面在国际数学界有不可争辩的地位。国际公认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为纪念苏步青在数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由复旦大学等单位发起，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了“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徐锡麟
1905年9月23日，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开学。
罗兰·加罗斯
1913年9月23日，法国飞行员罗兰·加罗斯用7小时53分驾机从法国飞往突尼斯成功，创下人类第一次飞越地中海的记录。
弗洛依德
1939年9月23日，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逝世，享年83岁。他创立了精神分析法，著有《梦的解析》。
1946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开始陆续使用“人民解放军”称号。在此以前，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和表明对和平谈判的诚意，曾决定继续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中止一些部队（如山东）使用“解放军”的称号。
周扬在会上作报告
1953年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文学艺术界的盛会，会上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
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的画面
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进行的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第一抽水站外景
1969年9月23日，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工程位于京杭大运河、新通扬运河和淮河入江尾闾芒稻河的交汇处。工程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全套设备自行制造和安装，于1961年开工兴建。
赵树理
1970年9月23日，著名作家、“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在山西太原逝世，享年64岁。赵树理是山西沁水人，曾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福贵》《蟠龙峪》等。
聂鲁达
1973年9月23日，著名智利诗人聂鲁达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享年69岁。聂鲁达出生在智利南方小城帕拉尔，14岁开始诗歌创作，一生创作了40多部诗集，被誉为“受奴役者的诗人”，《诗歌总集》是其代表作。他曾获国家文学奖、国际和平奖和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
包玉刚
1991年9月23日，香港环球航运及九龙仓集团前主席包玉刚爵士去世。
钱其琛
1992年9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第4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大会上发言，就建立国际新秩序、裁军和军控、世界经济发展以及联合国改革等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看法。
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
1993年9月23日，新华社发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该文是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
谭盾
1996年9月23日，作曲家谭盾获加拿大“格兰·郭德”国际音乐大奖。
1997年9月23日，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在纽约正式公布了筹划已久的《美日防卫合作方针》修改方案。这一方案大大扩展了日本军事力量在日本周围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是自1978年以来对该方针最重大的修改。
人机大战
1997年9月23日上午(美国东部时间)，美国IBM公司正式宣布：在1997年上半年轰动世界的“人机大战”中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超级并行计算机“深蓝”，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性任务，正式退出棋坛。
1997年9月23日，第一届100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和10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表彰。这次表彰活动是由中宣部、全国妇联等18个部委联合发起的。
1998年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境内的科索沃问题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并通过协商结束冲突。决议还称在必要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另外的措施，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新华网李晓建资料为基础整理编辑）
附录1：
德国天文学家伽勒第一次观察到海王星
伽勒
1846年9月23日，德国柏林天文台的伽勒在摩羯座8星之东约5°，即离预言的未知行星位置偏离不到1°的地方，发现了一颗星图上没有的八等星。这颗星被起名为海王星，经连续几天的观察，发现它的运动轨迹与预言数据惊人的符合。
海王星的发现，解答了天王星为什么“出轨”的问题，不仅证明了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
伽勒(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1812年6月9日生于萨克森。1830年进人柏林大学学习天文学。1845年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柏林天文台台长、布鲁斯劳大学天文学教授。
使伽勒享有盛名的主要成就是他首先实地观测到了海王星，并且证实了它是一颗新行星。他曾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送给许多人，其中也包括勒威耶。当勒威耶将自己预言的新行星位置写信告诉许多天文学家时，许多人对搜索假想中的行星是否有价值都表示怀疑，只有伽勒以极大的热情在收信的当晚就发现了勒威耶所预言的未知行星——海王星。他在给勒威耶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您所指出的位置上确实存在着一颗行星。在我收到您的来信当天，我就发现了这颗星等是8等星……第二天的观测证实它就是那颗所要寻找的行星。”由于伽勒的工作，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理论的预言价值，也显示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威力。
附录2：
乌拉圭民族英雄阿蒂加斯
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1764年6月19日～1850年9月23日)是乌拉圭民族英雄，乌拉圭独立之父。
1811年阿蒂加斯领导乌拉圭独立战争。在拉斯彼德拉斯战役中，击溃西班牙殖民军，接着率部围攻西班牙人控制的蒙得维的亚。1814年至1816年，乌拉圭和阿根廷东北部五省相继脱离拉普拉塔联合省，组成以他为首的“联邦同盟”，他任同盟的“保护者”。1815年2月，阿蒂加斯的部队一度攻占阿根廷占领下的蒙得维的亚，成立了议会和政府。1816年，葡萄牙军从巴西侵入乌拉圭，次年1月占领蒙得维的亚，阿蒂加斯率部退入内地继续战斗，1820年战败，退入巴拉圭。他在那里隐居30年，1850年9月23日在亚松森逝世。
附录3：
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
俾斯麦
俾斯麦于1815年4月1日在普鲁士的一个名为兴奥森的小镇(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出生。其家族为传统容克，拥有很多土地及庄园。俾斯麦父亲，斐迪南·冯·俾斯麦是一位地主和退休军官，终日只与友人打猎，并以35岁之龄娶了17岁的妻子，即俾斯麦的母亲。俾斯麦的母亲与其父亲的出生背景大为不同，自小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家庭，并且长居市区，因而有着较为开放、先进的思想，而不像其父般保守、守旧。俾斯麦有一个比他年长5岁的哥哥及一个妹妹。俾斯麦父亲希望他能成为出色的军人，为国尽忠。但是其母则希望他成为政治家，在政界大显光芒，虽然其双亲的期望大为不同，但最后俾斯麦同时达成了。
俾斯麦8岁时，被送往柏林小学读书。由于同学大多生长在资产阶级的家庭，因此大多排挤他这样一个容克之子，令他的童年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与压力。
在他12岁时，他进入了中学，但仍然受到同学排挤。但他并不感到灰心，反而勤奋向上，学会英语、法语、俄语、波兰语、荷兰语，使其成为一个多语言的天才，并为其日后的外交官生涯打下基础。
俾斯麦未满17岁时，便入读了格丁根大学。然而，俾斯麦并不满意大学的生活。在其就读大学期间，他经常腰间佩剑，并牵着一只大狼狗。但却无心向学，并染上很多恶习，曾与同学作过27次决斗。后来虽转到柏林大学入读法律系，但仍然没有满意。虽然毕业后成为了律师，但他并不甘于此，于是投考政府的官职，当上了一个小书记员。
在此时他结识了一位贵族女子，并结下婚约，可是他没钱，想以赌博赚钱却反而输掉所有金钱，并欠下很多债务。因此这次婚约取消了。其后他结识了一位牧师的女儿，再订婚约，可惜，那位女子亦跟一位富有的军人走了。结果俾斯麦只有带着欠债，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他与其哥哥分家，当上了庄园主人，可是他并不满意这种生活，所以很快便再次进入政坛。
这次步入政坛，使俾斯麦一生命运改变。他首先当上了河堤监督官，这份差事很适合俾斯麦好胜的性格，因此他当得很称职，很快便树立了正面的形像。他借此机会参加议会选举。虽然只当选为候补议员，但他却成功以手段逼使一位议员以患病理由退出，结果他成功当选为柏林州的正式议员。这年是1847年5月，俾斯麦当时只有33岁。
同年，他与一位名叫乔安娜的女子订下婚约，并于该年完婚。
但就在次年，著名的1848年革命爆发，普王被俘。俾斯麦决定亲赴柏林，打探虚实。途中，他遇上了威廉亲王的妻子，要求他协助其夫称王，但俾斯麦拒绝了这个请求。后来腓特烈·威廉四世成功镇压了这场革命。
在1851年，俾斯麦出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之普鲁士代表，并于不久后升为大使，而这份差事他足足当了8年。
在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失常，因此由其弟威廉亲王摄政，威廉亲王摄政后，即时召见俾斯麦，并任命他为驻俄大使。
在1861年威廉亲王登基，是为威廉一世，但他随即在扩充军备方面，与议会发生冲突。无奈之下，只有任命俾斯麦为内相，但俾斯麦并不甘于只当内相，故此并不履行。
在1862年春，俾斯麦回到柏林，普王因为内部的压力，并不能升他为首相。结果俾斯麦请辞，并被改派为驻法大使。同年，在普鲁士议会新一轮选举中自由派获得了绝对胜利，并马上否决了普鲁士政府的对军事改革的全部拨款，政府和议会陷入了僵局。在重大矛盾之下，俾斯麦成为首相的唯一可能人选。1862年9月23日，威廉一世召回俾斯麦，并任命其为首相兼外交大臣。在俾斯麦的强力推动下，德国开始统一。
附录4：
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勒维耶
勒维耶（1811年3月11日～1877年9月23日)，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计算出海王星的轨道，根据其计算，柏林天文台的德国天文学家伽勒观测到了海王星。
勒维耶推测是因为存在一颗未知行星的引力作用，使天王星的轨道运动受到干扰，也就是天文学上所谓的“摄动”影响。他计算出这颗行星的轨道、位置、大小，然后请柏林天文台的伽勒寻找这颗未知的行星。1846年9月23 日，伽勒根据勒维耶预言，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在离勒维耶预言的位置不到1 度的地方，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后来这个新的行星被命名为海王星。发现海王星的那一年，勒维耶35 岁。
附录5“
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和邓小平
苏步青原名苏尚龙。1902年9月23日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著名数学家。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其间，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60多篇科学论文。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2岁。
苏步青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高维空间共轭理论、几何外型设计、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他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这一重大突破在国际数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是我国第一位研究“K展空间”的专家，在放射微分集合方面在国际数学界有不可争辩的地位。青年时期的苏步青，就被国际数学界誉为“东方国土上升起的一颗灿烂的数学明星”、后来他对射影微分几何、射影曲线概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又被国际公认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著有论文150余篇。撰有《微分几何学》、《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创立了国际公认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学派；他对“K展空间”几何学和射影曲线的研究，荣获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他的不少成果已被许多国家的数学家大量引用或作为重要的内容被写进他们的专著。
苏步青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光辉的思想，而且热爱教育，登台授课60年如一日，培养了一大批数学英才。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着他的学生，宽厚仁慈的胸怀包容着他的学生，苦心孤诣的钻研精神激励着他的学生。他归纳出三条培养优秀学生的做法，一是鼓励他们尽快赶上自己，二是不挡住他们的成才之路，三是在背后赶他们，推他们一把。当时在中科院形成了“苏步青效应”，组建了一级级坚定的人才梯队向着数学王国进军。苏步青是我国教育界的泰斗，更不愧为一代数学宗师。
1931年苏步青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毅然回国，受聘于浙江大学。由于资料、书籍少得可怜，苏步青教授再次远涉重洋，不分昼夜地翻译、抄回了46篇论文，约20多万字。他和陈建功教授带领他们的弟子到山洞里研究数学。正是在这时他点燃了那块神圣高原上的星星之火，于是才有了潘承洞、王元、陈景润等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突出贡献，才有了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一枚枚金牌。
为了纪念苏步青在数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由复旦大学等单位发起，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了“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附录6：
徐锡麟等创办大通学堂
徐锡麟就义前照
1905年9月23日，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开学。光复会成立后，主张以暗杀、暴动为手段进行革命。为了培训其成员，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城内择地办学，推徐锡麟为监督，黄怡为校长。招收来自金华、处州、绍兴各府的会党成员，对他们进行短期的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培训革命骨干。并拟定规约：“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
大通师范学堂只设体操专修科，分特别、普通两班。特别班是会党志士；普通班一部分是会党成员，一部分是进步青年，两班所授课程主要是兵式体操和器械体操。此外，也酌情兼授国语、英语、日语、教育学、伦理、算术、地理、生物、图画等课程。学生毕业后，由清廷发给文凭，而在文凭的背面，学校则记上革命组织的暗号。学校大厅悬一联云：“十年教训，君于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下联云：“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附录7：
人类第一次飞越地中海
罗兰·加罗斯用7小时53分驾机从法国飞往突尼斯成功
1913年9月23日，法国飞行员罗兰·加罗斯用7小时53分驾机从法国飞往突尼斯成功，创下人类第一次飞越地中海的记录。
9月23日，法国飞行员罗兰·加罗斯从戛纳附近的弗雷朱斯飞行347公里(273公里在海空上)到达突尼斯附近的比塞大。很长时间以来加罗斯就计划飞越地中海。虽然他的朋友们试图劝阻，加罗斯还是决定尝试一下，他甚至拒绝了法国海军当局所提供的派一队鱼雷艇护送他的援助，以便在他万一被迫坠落入水时进行援救。
23日早晨6点钟，他乘坐一架装配有格诺米机器的莫拉尼——索尔尼单引擎机朝南飞去。天气似乎很晴朗，能见度很理想，但是却逆风而行。上午7点到8点间从科西卡的阿雅克修，传来无线电报道说他已经通过那里，他于下午1点45分降落在比塞大，只剩下1.3加仑的汽油了。
加罗斯的直达飞行是当时完成的最长距离的海上飞行，确立了他作为杰出飞行员的世界荣誉，这一惊人的成绩在他的硕果累累的航空成就上又添新彩。
附录8：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和他的孩子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1856年5月6日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学医，成绩优异。1883至1885年，对脑髓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任神经病理学讲师；还发现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在Ｊ·夏尔科的影响下，他的兴趣由临床神经病学转到了临床精神病理学。1895年与布罗伊尔合著《癔病研究》，开创了精神分析法。认为被意识所压抑的心理过程转换为躯体的症状而表现出来，则成为癔病，可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在技术上，他抛弃了古老的催眠术，代之以自由联想，也就是让患者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此发现隐藏的病因。他分析许多病例后确信，性的问题对神经症的发生起重要作用。发现不但父母常有乱伦冲动，这种冲动更多地表现在儿童，甚至在婴儿期，即所谓的俄迪普斯情结。他发现梦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性，认为“梦中概括了神经症的心理学”。
在《释梦》（1895）一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梦的机制：在梦中，一件事情被凝缩成别的事情，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所置换，梦者的愿望常以乔装打扮的形式来满足。
1908年，在“心理学星期三聚会”的基础上，他成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1910年发展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他迅速蜚声全欧，并被邀赴美讲学。他的学说震动了医学界。1912年，他系统地阐述了潜意识的理论。认为一种想法被意识界所压抑时，仍存在于潜意识界之中，并可成为隐藏的动机。1920年，他重申求乐－不求乐原则，即寻找快乐的冲动与外界严峻的现实之间的顺应过程；还重申内在稳定是一种心理活动，能使紧张降到最低水平。
1923年弗洛伊德患口腔癌症，并行手术。同年他发表《自我与伊德》，将心理结构分为伊德、自我和超我３层。伊德是各种本能与欲望的贮存所；伊德被外界环境影响的那一部分称为自我；超我制约着本能活动，为人类所特有。1911年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内部出现分歧。Ａ·阿德勒、Ｗ·施特克尔、Ｃ·容相继与弗洛伊德分裂。1938年纳粹分子占领维也纳之后，他移居英国。
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卒于伦敦。
作为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一个涉及人类心理结构和功能的学说。他的观点不仅在精神病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论点已被后人所修正、发展。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性欲所支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格的形成、教养对本性也都起着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学说一再受到抨击，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他卓绝的学说、治疗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由他所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附录9：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
1953年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改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文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会组织。会址在北京。下属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等专业协会。全国文联的任务是：团结和动员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努力创作和学习，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指导群众的文艺工作，开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10月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郭沫若当选为文联主席，茅盾、周扬当选为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联被迫停止活动。1978以后文联及其所属各专业协会相继恢复正常。
附录10：
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1967年冬，革命声浪仍旧此起彼伏，欧阳自远和他的“219”小组却突然从地化所“蒸发”了。原来，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他们被安排在北京通县一个偏僻而又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地下核试验的有关准备工作。仿佛鸟出困笼，欧阳自远的心潮重新澎湃起来。第二年，他们一行人再次来到南疆的马兰基地。
此时，解放军的施工部队已经开进场区。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属于平洞式地下核试验，在山体内打进一个很长的坑道，中心放入原子弹，再封洞爆炸。按照“219”小组的方案，坑道末端拐了几个弯，成鱼钩状，为的是中心爆炸后坑道自动堵死，杜绝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1969年春夏之交，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双方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这年冬天的“珍宝岛事件”。
随后，在新疆铁列克钦地区，中苏两国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系列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一度使中苏两国走到战争的边缘。此后，苏联军方一度制订了对中国实施核攻击的计划。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但是，危机仍旧没有消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9月23日零点15分，我国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实验，这也是中国进行的第9次核试验。
当日零点，距离核爆心几十千米的指挥部里，欧阳自远紧张得手心已经开始出汗，借助望远镜，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那座试验山顶竖起的十字架。零点14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了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计数器从10倒转到0时，按照事先的设计，原子弹将自动爆炸。
指针终于指向“0”，原子弹爆炸时间到了，没有火球凌空，没有升腾的蘑菇云，只看到十字架蹦上天空，旋即又掉了下来。刹那间，仿佛整座山在往上抬，又落下来。同时，脚下的大地在惊悸，随即，从地心深处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响声和哗啦啦的石头坍塌声。欧阳自远悬着的心放下了，山没有掀顶，山体也没有裂开，只是山体外围出现了大面积滑坡，显示着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超过了人们原先的估计。
多年的努力与付出终于赢得了体现价值的时刻，欧阳自远笑着落下泪来。
当年10月20日，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的气氛开始和缓。
一年后，科研人员从地下核试验爆炸区的地面向爆心打钻取样。
两年后，重新开挖平洞至爆心位置，欧阳自远得以进入爆心。只见地面堆满了塌坍的大小不等的石块，爆心的上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筒状塌坍空洞。核爆炸的能量还没有散尽，洞里还很闷热，爆室变成了一个直径约50米的空旷的大厅。走进爆室，仿佛走进了一个抽象派的画廊，洞壁上到处挂着惊红骇绿，焦黄惨白，所有的岩石、核装置、电缆和坑道填充的物质都变成了各种颜色的岩浆，插进周壁的裂隙中，形成多彩多姿的岩脉，他感觉自己仿佛钻入了已冷却的火山口一样。取样化验结果，原定的各项指标都已达到。
欧阳自远仿佛收获了一份巨大礼物，兴奋不已。也是在这一年，欧阳自远又迎来他人生的另一个大“收获”，他的小女儿欧阳歆凌出生了。
中国仅有的两次地下核试验，欧阳自远都参加了，洒下了汗水，奉献了智慧，立下了功劳。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工作，不仅是欧阳自远生命中一次重大的经历，也为他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如何区分什么是核爆炸玻璃，什么是火山玻璃，什么是天然玻璃，或者陨石玻璃。包括对撞击的理解，因为天体的撞击过程跟核爆炸的过程一样，都是产生高温高压的冲击波。这对他后来对小天体撞击地球的研究来说，受益匪浅。
在近十年的核试验及其有关的研究工作中，欧阳自远撰写并提交了《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总结》等20余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为世界上第一次在石灰岩质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可行性、科学性、工程设计和安全防护措施，以及爆后的地质效应提供了科学依据。“219”小组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促进了我国核地球化学、实验地球化学、非平衡热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表彰大会上，《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综合研究》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附录11：
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和青年创作者在一起
赵树理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十年浩劫期间，他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逝世。
赵树理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时，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工作，写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著名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在当时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全国解放后，他经常深入农村，在他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他的小说语言朴实生动，具有新颖独特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地板》、《传家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赵树理不但写小说，还写戏剧、曲艺、思想杂谈。正像他的碑文所说的：“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永久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流传百世。”
赵树理一生写了很多文学作品，也使用过很多笔名，他最早使用的笔名是“野小”。1930年秋天，赵树理流浪到太原。这年12月27日晚上，他写了一首七言旧体诗《打卦歌》，用一个青年问卦的故事，反映了那一年夏天南北大战带给人民的苦难。这首诗在《北平晨报》上刊登出来时，署名便是“野小”。这以后，他用这个笔名发表了长诗《歌生》和长篇小说《盘龙峪》的部分章节。赵树理这样解释“野小”的意思，他说他爹是“野大”——大农民，他自己是个小农民，“野小”是小农民之意。
1930年以前，赵树理一直用原名“树礼”，后来他学了一些马列著作，又听进步同学讲新经济学和新文艺观，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名字上的“礼”改为“理”。他的同窗好友史纪言说，他是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赵树理很重视这个“理”字，多次用作署名。1932年3月3日，他给史纪言等人写过一封信，就单署一个“理”字。有时他还把“理”分解开来，写成“王甲土”。1940年，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写了小说《变了》、鼓词《开河渠》、《茂林恨》等，都用“王甲土”的笔名发表。直到50年代中期，他发表文章还时常使用这个笔名。
赵树理有一个笔名是“冷哉”，这是由于他怕冷而引起的。在太行山时，衣单被薄，气候寒冷，他常常“冷哉、冷哉”的叫，于是干脆把它用作笔名。用这个笔名发表的作品有：章回小说《再生录》，小小说《帮助》、《不堪造就》，说明文《根据地里打官司》等。赵树理用过的笔名还有“申甲由”、“尚在”、“常哉”等，一共约100个。
附录12：
智利诗人聂鲁达
《伐木者醒来吧》插图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著名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因仰慕捷克作家扬·聂鲁达，于1920年用聂鲁达为笔名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以诗集《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崭露头角。1927年起进入外交界，作有诗集《地球上的居所》(1～2卷，1933～1935)、《心中的西班牙》(1937)和长诗《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1～2部，1942～1943)等。回国后，于1945年加入共产党，1949年逃亡国外，出版有诗集《漫歌集》，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史诗”。1953年回国后，出版诗集《船长之诗》(1954)、《葡萄园和风》(1954)、《对自古以来事物的颂歌》(1～3卷，1954～1957)、《航行与归来》(1959)、《功勋歌》(1960)、《庄严歌》(1961)、《船夫歌》(1967)、《世界的终极》(1969)。他逝世后，他的夫人玛蒂尔德陆续出版他的遗作数部：诗集《呼吁惩办尼克松和赞美智利革命》(1973)、《果汁和钟》(1973)、《孤独的玫瑰》、《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问题集》、《挽诗》、《吹毛求疵集》(以上均为1974)和《看不见的河流》(1980)等。他获诺贝尔奖，是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附录13：
北京图书馆新馆奠基仪式举行
北京图书馆新馆夜景
1983年9月23日下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周总理生前批准建设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奠基兴建。邓小平同志为北京图书馆新馆题写了馆名“北京图书馆”。严济慈、叶圣陶等出席奠基仪式，为北京图书馆新馆铲土奠基。
北京图书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图书馆。在国际交往中使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称谓。北京图书馆是一座典藏宏富的综合性研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和书目中心。它座落在北京西郊古老的高梁河畔，南、西两面是风景秀丽的紫竹院公园。北京图书馆旧址在北京文津街北海之滨，现在是分馆。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1909年4月24日清政府学府部奏请筹集的京师图书馆。辛亥革命后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2年8月 27日开馆，正式接待读者。北京图书馆是1975年3月，由已故周恩来总理提议并批准兴建的。新馆工程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于1983年9月奠基，1987年7月1日落成，邓小平同志为北京图书馆题写了馆名。万里同志为北京图书馆新馆开馆剪彩。新馆占地 7。42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包括文津街分馆在内，馆舍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可藏书2000万册。设有阅览室30余个，拥有阅览座位3000多个，日平均可接待读者七，八千人次。
附录14：
“中国船王”包玉刚
邓小平会见包玉刚
1991年9月23日，香港环球航运及九龙仓集团前主席包玉刚爵士去世。
包玉刚生于1918年，祖籍浙江宁波。他所创立的香港环球航运及九龙仓集团，是香港经济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资财团之一。包玉刚家族除经营航运外，还涉及地产、码头仓储、公共交通、酒店、零售、电讯等行业。包玉刚也是汇丰银行第一位华人董事，并担任董事局副主席。包玉刚先生是世界知名船东之一，香港金融、商界巨擘，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包玉刚积极关心中国的四化建设，曾向内地捐建宁波大学等多项设施。
邓小平、江泽民等发出唁电，对包先生的不幸辞世，表示哀悼和惋惜。
附录15：
钱其琛在联大阐述联合国改革方向
1992年9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第4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大会上发言，就建立国际新秩序、裁军和军控、世界经济发展以及联合国改革等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看法。其中，钱其琛就联合国的改革说，国际新秩序应以世界各国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基础，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只有所有国家都承诺实施这些原则，才有可能在国际关系中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我们坚信，随着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终将建立起来。
钱其琛强调，国际形势历史性的变化，也给联合国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各国人民对联合国寄以厚望。联合国如何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更加积极、平衡、公正、合理地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应有作用，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出发：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维护成员国的主权。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是联合国组成的基础。维护国家主权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点。联合国的改革应有助于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联合国应当是一个维护和平、增进合作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只有遵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才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片面利用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手段，不加区别动辄对成员国采取强制措施，不仅无助于冲突的解决，还有损于联合国的声誉和作用。联合国的改革应有益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均衡、健康、持续的发展。联合国179个成员国中的大多数关心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当今世界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联合国应当像对待国际冲突危机那样，重视发展问题，才能赢得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联合国的改革应体现出民主、公正、客观合理、平衡有效的基础原则。改革不只是少数大国、强国和富国的事。改革也不能脱离实际，不讲平衡。联合国改革应服从于促进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个大目标。在改革问题上认真听取广大成员国的意见，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才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附录16：
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发表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93年9月23日，新华社发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该文是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应该明确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明确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第三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到1997年不出现大的波动，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和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附录17：
谭盾获“格兰·郭德”国际音乐大奖
谭盾
加拿大第四届“格兰·郭德国际音乐大奖”评审委员会于1996年9月23日在多伦多宣布，本届“格兰·郭德国际音乐大奖”将授予杰出的中国作曲家谭盾。
以本世纪最有影响的音乐家、钢琴家格兰·郭德命名的这个音乐奖，每隔五年奖励一位当今在世界音乐文化上取得卓越成就的音乐家。本次授奖仪式于9月25日（格兰·郭德诞辰日）晚7点在加拿大国家广电视台举行。加拿大总理及多伦多市市长出席并主持了这次授奖仪式，在授奖仪式上，谭盾接下获奖证书及奖金并发表演说。此后，谭盾亲自指挥加拿大国家广播乐团为前来出席授奖仪式的各国来宾演奏了他的新作《钢琴协奉曲》。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对这次活动作了现场转播。
3年前，“格兰·郭德音乐大奖”评审委员会推选出世界著名作曲大师武满彻为本次大奖的指定主持人。武满彻于今年2月逝世之前郑重向评审委员会提名谭盾为1996年获奖人。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将该奖颁给谭盾。
武满彻曾指出：“谭盾先生虽属于年轻一代的作曲家，但他那独特的个性及音乐内容的深度己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音乐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和宏大的中国传统之精神。他宽阔的音乐想象力，常常令人钦佩不己。在他的音乐里，我们听到了人类的声音。我确信，可以把他称为当代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
谭盾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及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并先后获得作曲硕士及音乐艺术博士学位。近1O年来，他的音乐在世界各地演播，获得了各国广大听众及音乐权威评论家们的喜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95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被英国BBC苏格兰交响乐团聘请为常任作曲家和指挥家的东方作曲家。谭盾除荣获此次“格兰·郭德国际音乐大奖”之外，最近他的第一部正在全球巡回演出的歌剧“马可·波罗”又被德国最权威的音乐杂志《歌剧世界》评选为1996年度最佳歌剧。
目前，谭盾己接受委约，为纽约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日本NHK交响乐团、纽约及荷兰歌剧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等世界一流艺术团体创作200O年跨世纪庆典新乐章。
附录18：
美日正式公布新防卫合作方针
1997年9月23日，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在纽约正式公布了筹划已久的《美日防卫合作方针》修改方案。这一方案大大扩展了日本军事力量在日本周围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是自1978年以来对该方针最重大的修改。
公布的方案是经过“2+2”的美日安全磋商会议，即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与日本外相小渊惠三、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在开会后最后批准通过的。
根据公布的修改方案，其重点是“正常局势下的合作”、“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的反应”和“日本周边地区出现对日本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局势时的合作”三个部分。
方案规定，在正常局势下，两国除分享情报和进行政策磋商外，还进行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救灾方面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在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日本将主要承担先采取行动抵抗攻击的责任，美国随后采取适当的支持行动。
对亚洲国家特别关注的所谓“日本周边地区”出现情况时的美日军事合作，方案也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包括加强情报收集与共享和政策协商、搜寻和救援行动、救济和处理难民、撤退平民、实行经济制裁等。日本将向美国提供军用和民用机场港口、后勤运输和医疗支助，供应除武器弹药外的物资和燃料，以及采取通讯保障、空中和海上侦察、排雷等多种军事行动。这是本次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方针》的最主要的内容。
新方针对“日本周边地区”这一概念没有作出明确解释，只是说，“周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要着眼于事态的性质而决定”。
9月24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就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式作出回答。
沈国放说，日美安全合作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双边安排，这种安排应严格限制在双边范畴内。否则，势必会引起亚洲邻国不安，也会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复杂因素。我们认为，在亚太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安全对话活跃的形势下，强化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合作的做法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
沈国放说，鉴于上述立场，我们一直要求日美两国在包括修改防卫合作指针在内的安全合作问题上慎重行事，不要扩大同盟合作范围，不要做令周边国家担忧的事情。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取向对亚洲邻国一直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沈国放强调指出，中方关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涉台问题。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我们希望日美双方信守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尊重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不要做损害中国利益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附录19：
计算机“深蓝”告别棋坛
IBM超级计算机“深蓝”
1997年9月23日上午(美国东部时间)，美国IBM公司正式宣布：在1997年上半年轰动世界的“人机大战”中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超级并行计算机“深蓝”，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性任务，正式退出棋坛。
就在“深蓝”宣布退役的前夕，IBM公司负责“深蓝”研制开发项目的华裔科学家谭崇仁博士和许峰雄博士，就由“人机大战”引出的“深蓝”的故事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深蓝”没有人工智能
电脑会下棋，并且战胜了卡斯帕罗夫，怎能说它没有“人工智能”呢？但是，谭崇仁博士斩钉截铁地说，“深蓝”项目不包含“人工智能”。谭博士是IBM公司华生实验室的研究员，他长期担任自动化设计、程序设计、并行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当IBM决定开发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比赛的“深蓝”电脑时，他担任了研制小组的经理。他给“深蓝”结论当属权威。他解释说，和今天所有计算机一样，“深蓝”不会学习，而只会推理。会学习的所谓“第五代”计算机，至今没有被研究出来。如果说“深蓝”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那么就是它的不知疲倦的“蛮力”，研究人员把可以收集到的将近100年来的60万盘高手的棋谱都储存在“深蓝的”的“外脑”——大型快速阵列硬盘系统中。“深蓝”系统是由两个数据库组成的：一个是开局数据库，它最初几步棋的下法都是到大约2兆字节的开局数据库中寻找的：设计“深蓝”的难点集中在终局数据库的构建中。别看双方都只有寥寥数子了。但结局如何却是千变万化。“深蓝”终局数据库的数据量达到了 5千兆字节，它集中了IBM尖端科技的32个国际象棋专用处理器协同工作，它能在规定的每3分钟内从储存的棋谱中寻找出自己应该走的妙着来。
赛场外的“深蓝”
就在人机大战进行的同时，IBM在Internet上的网站，成了全世界“网虫”们竞相访问的热点。刹时间，众多国际象棋爱好者和网络发烧者纷纷敲击键盘，按动鼠标，通过虚拟的电子空间信息高速公路，涌向“深蓝”与卡斯帕罗夫对垒的赛场。
其实，在因特网上发布“深蓝”比赛消息的计算机服务器，就是“深蓝”的弟兄。今年的比赛开局后，一天之中竟然有106个国家的计算机爱好者，蜂拥而上IBM公司的网站，高峰时达到 7800万人次。IBM公司起先放置了5台RS/6000超级并行计算机。面对如此狂热的国际互联网访问，不得不迅速扩充服务器系统。赛场外的“深蓝”弟兄们紧急动员起来，最后“18条好汉”鼎力合作，才能抵挡“网虫”的过分热情。
“深蓝”就是并行处理：人机大战也是并行处理：为前所未有的国际互联网访问热潮提供服务，又是并行处理。这一次18台 IBM超级并行计算机出色地完成了人机大战的网络信息服务，充分验证了这些计算机的高可靠性和易扩展性，也验证了它们的安全性。
说完这个故事，谭博士非常自豪。
其实，“深蓝”还有一个小弟兄完成了另外一项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久前引发全球火星热的美国“火星探路者”号火星探测计划中就应用了IBM的另一种超级并行计算机系统。
超级并行计算机在商业上的应用相当广泛。目前，它管理着柯达公司庞大而复杂的胶卷仓库、帮助花旗银行分析信用卡用户千差万别的消息倾向，并为MCI电话公司制订市场竞争策略提供最有价值的依据。
“深蓝”进一步走向实用
今年39岁的许峰雄博士，出生于祖国的宝岛台湾，他是个业余围棋高手。许博士思维活跃，他说用自己设计的程序战胜人类棋类高手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当他在以研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著称于世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便借助3微米的芯片设计并制作了取名“深思”的并行计算机。他在“电脑下棋”和并行计算机领域里的杰出成就获得了电脑科学博士的学位和多项荣誉。今天，他承担了“深蓝”超级并行计算机的总体设计中，并战胜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碰上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记者自然要问许博士，有没有计划用下一代，甚至下好几代的“深蓝”与聂卫平或者他的任何一位弟子对抗？许博士回答非常平静：“没有。”他解释着，围棋要考虑的棋步太多了，它的“气”、“流”变化无穷，今天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够算得过来。
谈到这里，谭崇仁博士接过了话题，他说，IBM公司投入那么大的研究开发力量，就是为了实现并行计算机的商业应用。他说，IBM公司已经和世界上最大的药物研究实验室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协助他们使用RS/6000超级并行计算机进行药物设计。此举可以将一种新药的研制开发时间从目前的平均15年缩短2到3年。他说，试想一下，这意味着可以拯救多少艾滋病患者的生命！超级并行计算机也可以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预测的准确性。超级并行计算机的高速处理能力还能够模拟核爆炸、全球气候建模和航天设计，以及汽车碰撞过程等等。
总而言之，超级并行计算机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深蓝”的前景未可限量。
深蓝电脑之父许峰雄
许峰雄
1997年5月11日，凌晨4时许，美国纽约公平保险公司大厦的某个房间。卡斯帕罗夫与“深蓝”(Deep Blue)之间的“最后决战”已进行了约半个小时。这一时刻，全球数以亿计的人正在通过各种媒介——电视、广播、Internet——紧张地关注着这场“人机世纪大战”。
“这是一部像人的机器和一个像机器的人之间的决斗”，印度人阿南德这样评价他的同行——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棋手”的卡斯帕罗夫——与一台超级计算机之间的较量。
即便是不太明白国际象棋交战法则的门外汉也能够轻易判定，那台名叫“深蓝”的超级电脑刚刚走出了一着妙棋——因为我们的人类天才卡斯帕罗夫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震骇之色——随即，他把头深深地埋入双臂之中，看上去有些烦躁。
至于那些旁观这场动人心魄大战的、深谙博弈之道的棋坛精英们则对卡斯帕罗夫的沮丧感同身受，他们看得出来，在“深蓝”所表现出的高超战术智慧的强大压力下，人类棋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子落错导致满盘皆输。卡斯特罗夫越来越烦躁，在与“深蓝”对弈的过程中不断摇头，甚至每每把眼光投射到观众席的某处……终于，在4时50分，这场世界瞩目的决斗产生了一个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结果。
胜负分判的一刻，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所有的传媒机构均把同一则消息发往世界各地：在世纪末国际象棋“人机大战”的最后一局对弈中，美国IBM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深蓝”仅用了一个小时便轻松击败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从而以3.5比2.5的总比分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深蓝”的奇功绝艺不仅一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人类棋王，而且在国际象棋棋坛和世界科技领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群起探讨“人与机器谁更聪明”、“机器会否产生‘思维’”——至于全球传媒对此事件的报道、分析更是连篇累牍、经年不绝——此后只要有类似的人机赛事，传媒总会不期然地拿"深蓝"折服卡斯帕罗夫的典故对比说事。
这场人机大战中的主角——“深蓝”背后的英雄，就是人称“疯狂鸟”的华裔科学家许峰雄。
另类天才的“求学”时代
许峰雄出生于中国台湾省，自幼便喜欢琢磨各种“有趣的事”。早在高中时代，许峰雄便以非同寻常的“聪颖”而声名大噪，在旁人眼里，他是一个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天空海阔恣意驰骋的人，有点儿“疯”，与其叫“峰雄”还不如叫“疯雄”，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CB(Crazy Bird)，意为“疯狂鸟”。
1980年，许峰雄自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并顺利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学位——据他的大学同学回忆：那时候的许峰雄“性格和思想都与常人有异”，颇有些“特立独行”的味道：旁人日复一日地挑灯苦读，他则好像日复一日地“不务正业”——不过他的学习成绩真的是“太棒了”，“几乎没人能赶得上”。
台大毕业后，许峰雄决定到北美著名学府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这只“疯狂鸟”飞到了大洋彼岸，飞到了计算机科学最为发达的国度——直到今天，校友们在谈到许峰雄时还是不能忘却那些当年关于他的“奇谈”——有一年的4月1日，当时“疯狂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就在这个愚人节许峰雄“伙同”一位同学写出了一个“黑客程序”，可以控制其他师生的计算机系统并自动“编写”Email，且受控者很难分辨与之对话的是人还是机器——“最可怕”的是这个程序把人与之往来的信函发布到学校网站的电子布告栏上。结果很容易想象：第二天，电子布告栏出现了署名某老师或某学生的私人对话内容，诸如“昨天我在洗手间捡到的连裤袜是谁的”、“打开电脑后怎样关机”之类的信息被公诸于众，围观者嘻笑不已，“受害者”悲愤莫名。不久，以许峰雄为首的“肇事者”公开致歉，表示这不过是愚人节的玩笑——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当今负责微软全球研发事务的高级副总裁Rick Rashid博士就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如今事隔近二十余载，当年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在微软再次“遭遇”——“愚人节事件”令这次的碰面充满了喜剧色彩……
在许峰雄读博士的时候,他又禁不住要“疯”——扔掉了原先的论文题目，开始研究“计算机博弈”——假如仅仅是自己“疯”那也罢了，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一群同学开始和他一起疯狂地研究“机器下棋”。
说起“计算机博弈”研究，其实早在台大读电子工程时，许峰雄便已“见识”过能下国际象棋的计算机——一位同学购买了一台内置弈棋程序的机器，一时技痒的许峰雄和机器较量了一把，却发现对手很弱，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这个程序”；而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许峰雄“认识”了另一台名叫“Hitech”的弈棋计算机，这位机器棋手的能力可强多了，但也只“相当于业余级别的棋手”——然而，尽管自己偶尔下下国际象棋，而且身边也有不错的研究环境，但这个阶段的许峰雄压根就没想到自己日后会穷十余年光阴去钻研“计算机博弈”。
一个偶然的机会，Hitech研究组的一位成员请许峰雄帮着复查这台机器，期间遇到的问题却使许峰雄欲罢不能，此后，他几乎把所有的心力都投入到对这一领域技术的探索中——谁也不会想到，满脑子千奇百怪想法的许峰雄居然会在这个研究项目上被“定身”且险些因此而被学校“处理”；谁也不会想到，这只在任一学术领域都有希望一飞冲天的“疯狂鸟”由此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搏击长空的那片深蓝。
1985年，许峰雄研制出了一个能够计算出棋路的“ChipTest”——这个研究成果使许峰雄和他的同仁赢得了1987年美国计算机协会组织的计算机博弈锦标赛以及持续研发的宝贵资金——但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应用该芯片的计算机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象棋电脑”，而仅仅是在他所设计的“象棋芯片”之上构建而成的模型机。这部机器的能力远不足以挑战真正的人类高手——其实在研究出这个“ChipTest”之前，许峰雄已经暗自立志，哪怕是耗费十年光阴，也一定要研究出可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斩落马下”的智能机器。
振翮深蓝天空
1988年，许峰雄与他的合作者成功地研制出“智慧”更深邃、“思维”更敏捷的“深思”(Deep Thought)。“深思”的集成电路板上配有200块芯片和两颗处理器，每秒钟能够分析70万个棋位或“想”出10步的棋着，其战力大体相当于一位级别稍低的国际象棋大师——也就是在这一年，IBM盯上了已获得博士学位的许峰雄和他的创造物。许峰雄还记得，那时告诉他“IBM对‘深思’感兴趣”的人，恰恰是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李开复——他们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友，李开复比许峰雄低一届，一直以来两人私交甚笃——IBM认为“深思”具备极其重大的开发价值，因此，“蓝色巨人”将许峰雄和他的两位同事请到了其设在纽约的电脑研究中心。
“深思”出手不凡。就在它诞生的这一年，便因首次战胜人类特级大师本特·拉尔森而声名大躁，并由此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台国际象棋大师级计算机——但卡斯帕罗夫仍然是那一时期的国际象棋之王，无论人类还是“计算机类”都莫能撄其锋，“深思”也是一样。1989年10月，能够在一秒钟内分析200万个棋位的6处理器版“深思”与卡斯帕罗夫大战两个回合，却根本招架不住“天下第一高手”的妙棋杀招。
“深思”首战卡斯帕罗夫，却落得惨败收场。这一结果早在许峰雄的意料之中，他明白“深思”还不尽完美，同时在此方面的研究也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他再次开始了废寝忘食的“疯狂”钻研。“在餐厅里吃饭时所想的都还是技术问题。”许峰雄平静地说，很明显，他并不觉得“执着求胜”有多辛苦，看来“疯狂精神”真的已经浸透了他的根性。
1995年，许峰雄研究出了后来为“深蓝”所采用的芯片；次年，一台全新的超级电脑在许峰雄、莫里·坎贝尔(Murray Campbell)、乔·赫内(Joe Hoane)的坚忍努力下诞生——它采用了研究小组设计的国际象棋专用处理器芯片，并且配备了IBM的RISC System/6000平行可扩充系统，棋力(性能)数百倍于原来的“深思”，运算速度达到每秒种一亿棋步。出于企业形象展示的考虑，IBM给这台超级计算机起名为“深蓝”。
1996年2月，卡斯帕罗夫在美国费城与新的机器对手再度交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棋手”再次用胜利捍卫了荣誉——六局对抗，“深蓝”1胜2平3负。不过，这一次人类棋王胜得并不轻松——尽管未能最终击败顽强的人类对手，但“深蓝”的一些“神来之着”却也很让卡斯帕罗夫头疼。许峰雄的信心更足了。接下来的一年里，许峰雄和同事们决意将“深蓝”再加改造，把它变成速度更快、棋力更高、性能更强的超级“深蓝”——他们不仅提升了机器的运算能力，使之能在每秒钟分析2亿步棋。此外，IBM甚至在许峰雄及同事们的建议下，邀请到了四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做“深蓝”的“师父”和“陪练”，不断修改完善“深蓝”的棋路缺陷。
终于，许峰雄和脱胎换骨后的“深蓝”迎来了“人机世纪大战”的胜利。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篇时的那一幕。
赛后，遭遇惨败的卡斯帕罗夫出现在各国记者面前。他脸色铁青。当主持人准备介绍他的助手班子时，他插话说：“不需要介绍我的队伍——‘深蓝’的才需要。”
目前，“深蓝”的一半捐给了位于华盛顿的Smithsonian博物馆，另一半则作为资料在IBM保存。
“深蓝”开辟了机器棋手战胜世界棋王的历史。就这个意义而言，是许峰雄和他可敬的同事们缔造并见证了这个最伟大的瞬间——众所周知，“计算机博弈”研究其实是对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极限”的不断挑战。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还认为“计算机博弈”与人工智能(AI)技术殊途同归。计算机逻辑和AI研究的奠基人阿伦·图灵曾于1950年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文《电脑能思考吗？》中，图灵提出，在不知情的条件下，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一个人与一台机器相互问答，假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人分辨不出与之交流的对象是人还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便可认为是能思考的。图灵甚至预言，到20世纪末，一定会有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于是，自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因循着各异的途径，期望设计出可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对“计算机博弈”的相关研究亦不脱这一范畴。
不过，许峰雄认为他对“弈棋电脑”的研究与传统的“人工智能”毫无关系。“我的一些同事认为AI是无稽之谈，”许峰雄表示，“深蓝”根本就不是基于AI技术构建的。我们的研究很单纯——只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台速度快到足以击败人类世界冠军的计算机。”
“疯狂鸟”空降北京
许峰雄和微软亚洲研究院前任院长李开复既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学，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都对“计算机博弈”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峰雄在此领域的成就固然有目共睹，而李开复所开发的奥赛罗游戏也与“计算机博弈”研究有关——当许峰雄不经意间向老友提到自己想改变一下现状时，李开复当即建议他加盟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
这个提议对于许峰雄来说充满了诱惑，他甚至还记得自己在1995年和1997年两度访问北京时的情景。第一次赴京，许峰雄目睹了自己研制出的“测试系统”与中国棋后谢军之间的较量(结局一胜一负)；1997年击败卡斯帕罗夫后，他再度来到北京，不过身份变成了IBM的“形象大使”——两次“飞鸿踏雪泥”般的访问虽不能让许峰雄全面、深刻地把握到这座“历史名城、现代都市”的所有性格特质，却也让他体察到了“开放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动心了。
2002年10月的某一天。张亚勤发现邮箱里有一封李开复发来的邮件，信中提到许峰雄或许会喜欢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环境。早就认识许峰雄、并清楚其成就和能力的张亚勤喜出望外，当下便给许峰雄发函，介绍北京的情况并试图了解他的想法和需要。接下来的一个月，张亚勤、沈向阳与许峰雄频频鸿雁往来，互通近况。11月，张亚勤赴拉斯维加斯参加Comdex2002大展时打电话给许峰雄，两人在电话里聊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项目、学术计划、企业文化等诸多话题，甚是投机——此前许峰雄早已在IT圈内、各类媒体上多方了解了研究院的情况，但对于一些细节问题仍不够分明，因此张亚勤的“电话释疑”可谓恰逢其时。
在李开复、张亚勤的诚挚邀约下，2002年11月,许峰雄时隔五年再次来到北京。他惊诧地发现这个城市巨大的变化与他预想差距如此大。——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
从踏足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那一刻起，许峰雄便执着地认定了这正是自己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
这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所有人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项目，并且充满激情地追寻着自己的兴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空间——集聚着种种令人痴迷的曼妙可能；这里还是一个“智慧密度”极高的空间——许峰雄见到了IEEE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张亚勤，见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门师弟、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的前驱者沈向阳，见到了刚刚贡献了Windows Movie Maker 2.0核心技术思路的研究院副院长张宏江，见到了“数字墨水”技术的发明人王坚……
在了解了每一个课题组的研究实绩并与研究院同行深入交流之后，许峰雄对研究院的人、研究院的文化、研究院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有了一番新的认识，并萌发了一种“久违的激情”。
北京一行给许峰雄很大的震动。返回美国不到一星期，许峰雄便郑重决定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一个月之后的台湾之行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在与台湾同行、朋友聊天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那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成就非凡”，“假以时日更是不可限量”。在参加了2003年2月末微软公司总部组织的一年一度的“技术节”，目睹了亚洲研究院成果的广阔范围、优异质量、钻研深度之后，他更是觉得“迫不及待”要回到北京开始工作。2003年3月15日，许峰雄正式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报到。
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许峰雄有两个愿望。
一是尽可能多地接触中国学生，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才能，并竭其所能引领学生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你能带出几个好学生——甚至是带出一个‘大师’，你的一生就值得了”，许峰雄诚恳地说。对于那些渴望在计算机科学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中国学子，许峰雄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到“抉择”与“执着”的真正意义。
其二是“做有用的、贴近用户的研究”。“例如Tablet PC，”许峰雄说：“我来北京前经过台湾，那里对Tablet PC的市场反应非常热烈——报道说某个台湾企业的大老板以前不会用PC，而Tablet PC的手写操作功能却让他爱不释手——其实很多亚洲人(尤其是年龄稍长者)不能掌握基于英文键盘的本国语言输入法——像我就不会用拼音。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照顾美国人的应用习惯？像Tablet PC这样的产品即使只在东亚市场销售，厂商也一样能够生存和发展。”
许峰雄认为正在稳健转型中的微软能够让他再展抱负，而增长迅猛、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则能够让他更准确地掌握到消费者的需求。“科研者应该是‘入世’的，关起门来搞研究会让我们的学术成果无法触及用户的真实需求”——许峰雄的这一观点实际与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坚持的“立项前提”不谋而合。毕竟，最好的研究是有用的研究。
许峰雄并不否认有重操“计算机博弈”旧业的可能，不过研究的过程可能是由国内的学生主导。当被问到“还有没有可能与卡斯帕罗夫再行较量”时，许峰雄的“疯狂”在他的答语中展现无遗。他说：“如果有机会和这位世界冠军再度切磋，那么主角将不再是‘深蓝’——一部Pocket PC就足够了。”
谈起国内的科研环境及对研究院的观感，许峰雄表示：以往中国最优秀的那些学生“都往外走”，但再过不久，那些真正具备天才人物潜质的一流人才“将更留恋中国的机会”。他直言不讳地说，他能感到一些学生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当作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刺的一个“台阶”，但不久的将来，这些年轻人会把这里当作“最好的发展平台”。因为曾辗转IBM、惠普等全球一流IT企业研究机构的许峰雄“不认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有这样了不起的研究院”——他说，“虽然现在这里年轻的研究人员并不拥有显赫的经历和响亮的名声，但看他们做事的态度和发展的势头，就知道将来他们会成为了不起的学者和大师。”
张亚勤非常在意许峰雄的加盟。在这位院长的眼中，许峰雄是一个“思维高度活跃”却又总是“很安静、很坚韧的”科学家，他的脑子里每时每刻都跳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不过一旦决定了主攻的方向，他便会“执着地整合各种资源”、“投入百分百的精力”，向既定的目标不懈努力。他们很希望许峰雄能够在智能硬件的研究方面增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力。
“他真的像一只疯狂的鸟，”沈向阳说：“他应该是所有中国学生的榜样，当然，也是我的榜样。”
附录20：
安理会通过科索沃问题决议
1998年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境内的科索沃问题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并通过协商结束冲突。决议还称在必要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另外的措施，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决议要求南联盟代表与科索沃阿族领导人按照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立即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实现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决议还要求南联盟安全部队停止影响平民的一切行动，使欧盟监测团能够在科索沃境内持续进行有效的国际监督。这一决议是以１４票对０票通过的。中国投了弃权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安理会审议这一决议草案时发言指出，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内部事务，应该也只能由南斯拉夫人民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秦华孙说，中国赞赏南联盟政府主张通过无条件对话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立场。他指出，科索沃地区的局势目前正趋于稳定，不存在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不存在冲突加剧的情况，中国不认为那里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南联盟政府也已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鼓励难民返回家园，并为人道主义救济工作提供便利。秦华孙希望国际社会实事求是地看待科索沃当前的形势，客观、公正地评价南联盟政府的积极努力。
9月24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发表声明说，北约理事会已发出了一项行动警告，要求各成员国为军事干预科索沃冲突作好准备。
索拉纳在声明中强调，虽然实施军事干预还有待于北约理事会作出最终决定，但24日的警告应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如果南斯拉夫联盟政府不执行安理会决议，北约就会采取军事干预行动。这项警告还要求北约各成员国确定使用哪些武器和军事设施来实施有限的空袭和分阶段的空中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