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北京报道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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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目前中国似乎并非投资的上选之地：本土股市大幅下跌，地产市场低迷，而银行存款利率仅为通胀率的一半左右。
然而，这并不能阻碍创纪录的资本流入，甚至超过了中国近年来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54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据透露给路透社(Reuters)的数字（通常比较可靠）显示，4月份外汇储备骤增750亿美元，5月份增加了400亿美元，总额将达到1.8万亿美元。
鉴于资本流入远远超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国似乎正在接收巨额的投机性“热钱”。
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有两大吸引力——利率水平高于美国，以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中国外汇储备似乎已变成吸取全球流动性的某种巨大的黑洞，”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
巨额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用来抵御资本流动波动的，这种情况曾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然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自身的经济风险——如果资本流入无法得到控制，通胀将会加剧；同时，如果投资者决定突然撤离资金，金融体系会受到冲击。
这带来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取决于累积的外汇储备中有多大比例是热钱所导致的。然而，由于官方数字不透明，这需要大量的臆测。
官方报道的储备大幅增长中，一部分可以用会计方法来解释，例如包括了债券持有的重新投资利润，或已被记录过的中国储备投资的海外资产市值增量。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官方数字实际上可能低估了热钱流入。
创建中投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时，一笔750亿至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转到了这家新主权基金名下。如果像一些分析师所认为的那样，转账大部分发生在今年第一季度，那么热钱流入的增幅会更高。
Stone & McCarthy驻北京分析师洛根•莱特(Logan Wright)估计，今年前5个月流入的热钱可能高达1500亿至1700亿美元。
资本进入中国的合法途径很多。外国居民每年最多可以存款5万美元，而香港居民的额度则更高。
但政府官员也认为目前存在非法转移资金的情况——方法是外国公司声称资金是用作直接投资，之后将钱存入银行；或是出口商夸大海外收入，以便带入额外资金。（说句题外话，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欺骗性的出口收据真的被广泛应用，以带入热钱，那么在政治上令中国头疼的贸易顺差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少得多。）
中国政府周三公布了一项针对这种贸易途径的打击举措，宣布出口商只有向银行证明收入是经中国海关记录的真实贸易交易所得后，才能收到支付款。
然而，公司和分析人士均怀疑新的资本管制能否限制非法资本流动。北京的一位出口商表示，仅靠检查呈递海关的文件，不会暴露出夸大的收据：检查人员需要检查货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来证明欺诈。此外，如果严格实施这种新程序，就存在增加真实贸易负担的风险。
数年来，中国央行一直面临着巨额的资本流入。迄今为止，通过发行债券来分流金融体系内过剩的流动性，并强制各商业银行提高准备金，央行限制了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然而，一些迹象表明，“冲销”(sterilise)资金流入的体系已接近极限。准备金率上调给一些资金困难的小型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花旗集团(Citigroup)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世界上少数几个准备金率更高的国家包括赞比亚、克罗地亚和塔吉克斯坦，中国的准备金率不能再提高了。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的利差意味着中国央行发行债券正在蒙受损失，这在近几个月十分罕见。
如果资本流入的冲销体系变得难以运行，中国政府将陷入困境。面对国内的通胀局面，显而易见的对策是人民币升值或提高利率。但这两种选择都会吸引更多的热钱，进而推高通胀。
北京大学金融系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我们已过了临界点，目前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译者/陈云飞
创新：孵化日本的微软、谷歌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乔纳森•古思里(Jonathan Guthrie)、罗宾•哈丁(Robin Harding)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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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由东芝(Toshiba)创始人田中久重(Hisahige Tanaka)创作的机器玩偶礼貌地点着头，摇摇晃晃地走过桌面，为造访位于东京附近的公司研发中心的客人递上一杯茶。这个精巧迷人的机器人制作于19世纪，预示了二战后日本应用技术的复兴。这一复兴为消费者带来了各种实惠，例如东芝笔记本、丰田(Toyota)汽车以及任天堂(Nintendo)游戏等。
现在日本开始质疑，在21世纪，它的创新体系是否还像20世纪一样适合。人们对日本每年的18万亿日元研发预算是否使用得当存在疑虑。改革家希望得到一个更具创业精神、少受大公司主导的环境。企业研发主管和学者正努力搁置长期怨恨。
“专利数量太少了”
假如日本是一家科技公司，那么它应该为自己的新产品研发管道感到担忧。充实这一管道的工作，传统上一直落在东芝这样的大公司身上。东芝研发中心的负责人田井一郎(Ichiro Tai)是一位戴着眼睛的快乐男人。他表示：“我们有1000名研究人员，他们本该有更多的创意。专利数量（每人每年一个）太少了。”
就像推动团队不断向更高目标迈进的销售经理一样，不满是田井的一种管理手段。不过，在制定高清DVD标准的战斗中输给索尼(Sony)之后，东芝也确实需要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突破。田井尽职地向满怀敬畏之心来访的客人炫耀着有前景的新科技。一个是利用量子物理效果加密数据的系统，另一个是能够在5分钟内重新充满电的电池，可用来为电动车辆提供动力。
田井思忖，更大的自由度可能会激发公司研究人员的创造力。不过，东芝是典型的日本科技公司，在保护精英科学家免受商业压力方面，做得多于许多西方公司。在截至2007年3月的财政年度，东芝实现销售收入7万亿日元。该电子集团采用的是三重结构。研发中心及其学术团队进行理论研究。第二层由实验室组成，负责新技术的商业化。第三层对业务部门内部的现有产品进行细节完善。
政治家和官员们如今在问，日本是否对这类企业创意工厂过于依赖了。像任何一个拥有良好科学基础的国家一样，日本羡慕微软(Microsoft)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谷歌(Google)在互联网搜索领域取得的全球成功。确实，有人提出，如果日本的创新体系更像美国，它就会产生自己的新全球巨擘。
因此，日本政府宣布设立一只1000亿日元的风险基金，投资于新成立的科技企业。这也是为了鼓励更多私人和机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初创企业。
想发财“不像日本人”
不过，要向日本新技术的商业化注入一些硅谷的活力，存在着可怕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日本没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企业文化。除了通信集团软银(Softbank)的创始人孙正义(Masayoshi Son)以外，准企业家们几乎没有行为榜样。人们认为，渴望成为非常富有的人，有点不像日本人。
同样，日本强大的企业游说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Nippon Keidanren)的吉川诚一(Seiichi Yoshikawa)表示：“企业失败在日本被视作是可耻的，尽管这种观念已开始淡化。”当新技术风险企业失败时，往往是作为大企业的子公司，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公司。这样做可以缓冲影响。该体系的不利方面在于，它可能会压制那些特立独行的人才。
在日本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负责科技政策的德增有治(Yuji Tokumasu)正在为一个类似的问题而烦恼。他展示的一张图表显示，尽管过去20年日本的研发支出大幅上升，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却没有增长。
日本已将超过3%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到研发之中，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解读这份图表的一个方式是这样推测：回报递减过程已经开始，额外投入的每一日元研发资金都被用来聘用不那么有才干的研究人员——对于同样的问题，他们研究的方案前景较差。日本大学在将研究资金转化为发表在顶级科学期刊上的成果方面记录不佳，表明政府资金能以更高效率的方式使用。问题可能不是日本在研发方面花得太少了，而是花得太多了。
不过，研发支出数据让德增有治和科技领域的其他人宽慰。他们认为，只要日本能将所有这些支出转变为科学突破、新企业和可销售的产品，它就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源泉。
日本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基础。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的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就是一个例子。2006年，山中伸弥利用老鼠的其它组织创造出了类似胚胎干细胞的细胞。去年，他与美国的研究人员同时在人体上重复了这一创举。鉴于使用真正的胚胎细胞存在伦理限制，这项技术在促进基因疗法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山中伸弥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历来冷淡的关系可能会阻碍商界与山中弥伸这样的大学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日本企业纷纷寻求研发上的独立性。公共部门的反腐规定让学者很难和商界人士密切交流。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东芝两项最重要的学术合作项目，是与剑桥(Cambridge)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两所英国大学共同进行的。
2004年，日本的大学相继实现了产业化，获得了其各项实验成果的知识产权。这种变化让一些人感到恼怒。东京大学(Tokyo University)的科技成果转让机构Todai TLO的负责人山本孝文(Takafumi Yamamoto)以直率的语气表示：“以前，他们都是免费拿到研究成果的。”
“年轻人并不都想成为大公司里一名小卒”
山本孝文相信，商界大型公司的主导地位正在削弱。他认为，这部分要归因于“年轻人并不都想成为大公司里一名小卒”的创业教育。大学校办企业的分拆上市，提升了学者将研究成果商业化的热情。与此同时，继日本高等法院成立了专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新部门后，这些学者可能会更积极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山本孝文表示：“大学起诉公司的案件可能会增多。”
那么，日本的传统共识是否遇到了威胁？日本电信与打印机集团冲电气(Oki)的首席技术官浅井裕(Yutaka Asai)认为，情况并不是这样。商界与大学之间的争执，在浅井裕这里得到了巧妙的调和。他认为，公司也许最终只能从单个的学术合作项目里获得更少的收入份额。但与此同时，更为公平地划分战利品，应会促进更多的协作，从而让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更好。
译者/董琴、李晖
富人致富动力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观点点燃了资本主义批评者的怒火，令某些有钱人感到一阵带愧疚。假若只是如此简单就好了。
谢天谢地，伦敦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如此深入的了解，例如最近该所进行了英国贫穷与贫富不均(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UK)调查。我对其唯一不满的地方，是它仿效学术界使用了“贫富不均”这个意味深长的词汇。
调查的主要发现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撒切尔(Thatcher)时期，衡量贫富不均的所谓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我更喜欢称之为歪斜指数）“显著”上升，但在梅杰(Major)和布莱尔(Blair)时期几乎没有变化，保持在历史高位。在布莱尔时期，综合各年情况来看，如果将所有家庭分为5等份，每份家庭税后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增长都相当均衡。按照收入低于1996-1997年中层公民收入60%的定义，绝对贫穷家庭的比例从25%降至13%。但是，要实现到2010-2011年将（相对）贫困儿童人数减半的目标，每年还需增加近30亿英镑（合60亿美元）的公共支出。
然而，财政研究所最惊人的发现是，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而最富有的0.1%家庭收入增长速度更快。由于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与股市和金融形势密切相关，以后的估计数据可能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逆转，从而使贫富更加“平均”，给失业人群带来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
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伊恩•迪尤-贝克(Ian Dew-Becker)在其调查报告《关于美国贫富差距加剧的争议》（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讨论文件6817）中，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英国的趋势与美国颇为相似，只是也许不那么极端。两位作者对3类高收入群体进行了区分。第一类是超级明星，例如体育明星或演艺明星，在这些领域，技术进步放大了顶尖人物的影响力，降低了对“不那么优秀的人”的需求。第二类是专业人士，包括律师、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第三类是首席执行官，同类人的互惠互利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这些群体中至少一部分人的极高收入，似乎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个最基本的学说截然相悖：非竞争群体的净优势趋于相等。这意味着，在竞争的作用力下，例如更多劳动者进入高酬劳行业，退出低酬劳的行业（或没有接替者），不同职业的实际优势往往会相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务员，他们的收入远低于商业公司级别相同的人，但可以通过职业稳定性、挑战性低和与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得到补偿。
那么，为什么尝试进入者的竞争没能抑制报酬的不断上升？凭借先天禀赋（当然还有决心和野心的帮助），超级明星的确构成了一个非竞争群体。更令人困惑的是另外两类人。如果银行和投资机构的高层，只是从有限几所院校毕业的有身分者的狭窄圈子，默认的准入门槛也许很能说明问题。但只要去主要金融中心的酒吧坐坐，就可以确定这些门槛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可能的情况是，工作时长和高压力环境以及风险性让潜在进入者失去了兴趣。这也有可能是个时机问题。最富有群体只是在最近才获得了真正惊人的收入；谁知道它们能延续多久呢？需要考虑的还有运气的因素。20年前起步的年轻人当时不可能想到，投资银行家的收入会比国家法官或大学校长高多少。
我预感，事态的发展会让许多这些要素日渐清晰。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超级明星的收入和中彩票大奖存在运气因素，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富有的职业和金融领域人士也存在同样的因素？
最富有群体的纳税额应高得多，这种看法的主要论据是，它能为再分配提供大笔资金。财政研究所估计，在2004-2005年，英国最富有的0.1%成人平均税前年收入为78万英镑，平均缴纳的所得税率为35%。如果将他们贡献的税款增加一倍，平均分配给2950万纳税人，每人每年可获得870英镑，即每周17英镑。这不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但不需要太多的抑制作用、移民出境、或是富人的避税行为，这笔钱就会被完全抹掉。帮助最贫穷人群有一种更加安全但不太受欢迎的方式，那就是在所有收入阶层都适度提高税率——或有选择地削减公共开支。不可否认，这种方式不能为羡慕和嫉妒心理提供同样的发泄渠道。
译者/管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