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艺心理学研究方兴未艾
美国《二十世纪文学百科全书》(一九七四年版)提到当今的文学批评有三大世界性流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心理分析学派。尽管这种提法我们不一定接受，但从中却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重要信息：运用心理学于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一种很有声势的潮流。加强文艺的心理学研究，早在尼达姆(H.A.Needham)《论十九世纪法国和英国社会美学的进展》一书中就有这样的呼声了。他认为，美学应包括三个截然不同、却又互相补充的部分：第一，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部分，致力于给美下定义；第二，心理学的部分，致力于描述美对于人类心灵的影响；第三，社会学的部分，目的在于确定美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美学家李泽厚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系统提出了美的哲学、美的心理学和美的社会学的观点。他认为，美的哲学只是美的引导和基础，美的心理学则是美的中心和主体，美的心理学的研究是促使美学走向成熟的途径，是了解美的本质到美的现象的中介。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就是一个立美和审美的过程，因此美的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文学的创作与欣赏，是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仅仅停留在外部规律的分析上总不免给人不足之感，如果深入到心理活动的内部，则能洞悉幽隐，给人以新的启示。远的不说，就说大家熟知的弗洛伊德，这是一位标新立异有余，自圆其说不足甚至毫不顾及理论严密性的心理学家，常常把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理论夸大到近乎绝对的地步。他的文艺心理观亦不例外。在他的眼里，作家的创作活动、读者的欣赏共鸣全然是受到压抑的潜在的性本能得以“升华”的需要。这种理论自然很难令人首肯。但他开辟的道路却给后人以启迪。他的学生荣格师承了他的理论而又有所弃取和发展，延伸了文学心理分析的道路。荣格认为文学创作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心理型”，它取材于人的意识范围，可以从生动的生活外表撷取题材；一类是“幻觉型”，这类作品的素材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是人类不能理解的神秘世界的原始经验，这种经验世代积累下来，“沉淀”在每一个人无意识深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他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他说，每个民族处于混乱危厄的时候，潜藏蛰伏在人的无意识中的原始救世主形象就会复苏过来，呼唤作家根据古老的神话，创造这样的形象，引起全民族的共鸣。他有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如果我们对荣格这套理论的神秘成分加以扬弃，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史诗”式的作品产生于动乱时代之后，要创作出“史诗”般的作品，作家就必须谙熟该民族的稳固心理特征，准确地把握并描绘他们的情绪、意愿和向往。
弗氏师徒开辟的文艺心理分析方法在今天的美国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近来，美国流行着一种被称为Reader－based的文艺批评方法，就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以读者的眼光分析作品，这种方法注重研究作者与读者的双向心理活动，促进两者的心理交流。与此相呼应，我国的文艺界、美学界也加紧了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前一段时期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比起六十年代来有了明显的深入，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在心理学上的进展。近来运用心理学于文艺分析的译述文章也逐渐增多，形成雨后春笋之势。而《论稿》则是一部一马当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著作。
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说到文艺心理，人们自然会立即想到朱光潜老先生三十年代著的《文艺心理学》。从时间上说这当然是国内有关文艺心理的最早著作，在当时的文坛上也确实吹进了一股新风，影响很大。但它毕竟是一部兼收并蓄的国外审美心理理论的介绍著作，由于时代的局限，也缺少恰当的述评。此后，文艺心理的研究沉寂了近半个世纪。《论稿》的问世，打破了这一局面。
《论稿》的作者明确认识到，所谓文艺心理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普通心理学原理在创作和欣赏中的运用。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可贵的具体探索。
《论稿》指出，大脑是一个整体，其两半球的活动彼此制约调节，文艺创作只能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实现形象、理性、情感三者的统一，而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绝对化。《论稿》对于心理活动的整体性的强调，为文艺心理研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脑生理学研究证明，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在大脑是分别有控制中枢的，大脑左右两半球也确实具有侧重语言概念和形象活动的不同特点，但它们并非“老死不相往来”，两半球之间有海马回、胼胝体把它们联系起来。其中胼胝体就含有两亿条神经纤维，每条纤维平均冲动20赫，信息总量可达4×10次冲动／秒，它保证了大脑两半球的协同活动。而历史上的“唯理论”和“唯情论”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次，《论稿》不仅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动的整体性，而且着重讨论了文艺创作中几种重要的心理因素的独立性以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比如对表象的分析就是相当见深度的。作者详细比较了表象与感知的区别，发现了表象深化、分化和变异的规律，这在已往的心理学著作中还未曾有过(尽管对怎样看待表象的地位我们和作者还有分歧，详见下文)。同时，作者又专文论述了表象活动与抽象思维不可分离的必然性，抽象思维对表象活动控制指导和表象活动促进抽象思维发展的十大关系。在讨论情感与认识的关系时，作者又仔细讨论了表象与情感的关系，突出了作者一再强调的表象、思维、情感的地位。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实例作为佐证，因而使这些论述显得饱满充实。在对欣赏心理的分析方面，《论稿》指出，创作和欣赏之间，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来复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读者的理解和想象，可以还原并丰富作者所创造的形象。这就给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提出了研究读者的心理要求，满足他们的欣赏需要，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的要求。此外，对文艺心理领域的一些新理论，比如通感问题，潜意识、意识流问题，《论稿》作者也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尽可能作出反应，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说，《论稿》不失为我国一部有意识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文艺心理研究的开先声之作。它对文艺心理学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高兴、赞美之余，对于《论稿》本身也有几点想法和疑问。
文艺创作心理活动的本质是什么？
研究一事物的本质，总是要从研究该事物与相对事物的不同之点，即它的特殊性入手。那么以创造典型形象为目的的文艺创造活动的特殊性是什么呢？金开诚同志提出自觉的表象运动是文艺创作的根本特性，所谓形象思维“就是在抽象思维和内部语言的指导和配合下，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自觉表象运动。”我们感到，这种提法一般地笼统地说，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起来，就不够贴切有力了。这里的关键是“表象运动”能否反映文艺创作心理活动的本质。所谓表象，就是保持在记忆中的某一事物的形象，它是诉诸于某一种感觉器官的，如视觉表象(色彩、形状)、听觉表象(声音)、嗅觉表象(气味)等。但活跃在艺术家头脑中的绝不是某一单一表象，而是在生活中多次接触、多次感受、多次为之激动的既丰富多彩又高度凝缩了的形象。我称之为“具象”。它是马克思讲的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第二个具体。这个“具象”不仅仅是感知、记忆的结果，而且打上了作家、艺术家的情感烙印，渗透进了他们的观察、思考因素。它是生活中无数单一表象综合以后，经过抉择、取舍保留下来的，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从心理学上说就是具象的运动过程。具象的运动过程，主要是激发并强化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与情感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旦进入具象运动阶段，创造者往往是情不自禁的，甚至是如痴如狂的，带有很大的不自觉性，很少有抽象思维的参预。具象不是抽象思维的起点，而是抽象思维作用下选取、综合表象的结果。它和一个人的情感表现一样，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和盐溶于水一样，溶进了创作者的认识。但它一旦运动起来，又是很少受理智支配的。从发生学上说，表象、记忆能力是人的低级心理水平，动物也有表象、记忆能力。但动物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态度、体验和思想、观念来综合、取舍表象形成具象的能力。我们感到这样分析更符合艺术创作的心理本质，也为批判形象思维是“表象——概念——表象”的错误观点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怎样建立文艺心理学的体系？
这是个大问题。它涉及到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区区短篇，无以胜任。这里仅就《论稿》的体系发表一点感想，提供一点建议。
金开诚同志把文艺心理学分为五个部分：反映篇、表象篇、思维篇、情感篇和欣赏篇。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反映篇解决的是心理活动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表象、思维、情感都是文艺创作的心理要素。但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更为科学的体系呢？也就是说使之具有更充分的心理学逻辑学依据？
人的心理活动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三方面，这三方面的活动在一个人身上形成稳定的特征，与一个人的先天气质相结合就构成一个人的个性。表象和思维在文艺创作活动中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认识活动，但它们毕竟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把它们和情感过程并列，不便于分析。顺便指出，“思维篇”忽视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活动——灵感的讨论。灵感是创造性思维的花朵，是一切作家、艺术家希冀的曙光。没有它，一切文学、艺术之花都无法盛开。灵感与思维与想象的关系怎样，怎样帮助作家艺术家们获得灵感，是文艺心理学不能不讨论的问题。
文艺创作过程中需要不需要意志努力？从文学、艺术家传记统计来看，是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的。就创作本身来说，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会违背自己的观点、态度，这就面临着是让他走自己的路，还是把它扼死在摇篮之中的痛苦抉择；就创作的经历来说，许多成功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一段披荆斩棘、战胜挫折所带来的丧失信心的心理障碍的历史。在我看来，人才学和文艺心理学应当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至于创作与个性的关系，早在古代就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由此类推，外表的文辞和内在的性情气质，一定是相符合的。隋代的文论家王通也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中说·文君篇》)这些结论本身正确与否，姑且勿论，但论题本身是很有价值的。研究一种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一个人的创作风格，而忽视了文学家艺术家个性的研究是一大遗憾。何以处于同一时代的郭沫若师承于歌德、惠特曼，而茅盾起步于左拉；何以有着大致相同经历的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呈现出幽默犀利、优美细腻、冷峻悲壮的迥然不同的风格……？恐怕就很有必要到他们的知识结构、兴趣倾向、能力特点、气质性格特征中去找原因。文学家艺术家的个性还会在他们的创作主题、题材甚至成品的速度等特点上打上烙印。这无疑也是文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艺心理学不仅要研究创作心理，还要研究欣赏心理。欣赏与创作虽然是不可割裂的，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活动，以个人之愚见，它们应构成文艺心理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在欣赏过程中，起作用的无非也是认识活动、情感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但这要从欣赏心理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国外的移情说、距离说、同构说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这些，《论稿》都还没有来得及讨论，看来也需要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加紧着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