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

什么是舆论?舆论是社会各个群体对于现实的或历史问题的意见、议论、争论。因为社会群体的不同,舆论也不会一致。再者,任何社会都不会是完美的,因此人们总是有希望、愿望、理想、理论指导着去以创造未来。也是因为社会群体的不同,这种希望、愿望、理想、理论,也不一样。况且这种希望、愿望、理想、理论是没有经过实践的,没有证明它是不是正确,舆论就更不不会一律了。同时只有舆论一律,一家之言,也就没有了舆论。所以说“真理越辩越明”,没有了不同意见,也就没洧了辩论,哪里来辩论真理?

我国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毛泽东提倡“舆论一律”。在发现不一致时,需要“舆论导向”。我们要问:这个“导向”是哪里来的,“导”得对不对?如果“导”得不对,岂不是越来越“跑偏”了吗?况且“导向”往往向“舆论一律”方向走。舆论一律之后,也就没有舆论了。何来得“双百方针”?这是一个太“小儿科”的问题了,可是它也纠缠了我们几十年!

我总觉得新中国60年的历史应该分前30年和后30。前3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

反右派的“舆论导向”是错误的;

“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反右倾的 “舆论导向”是错误的;

大跃进的“舆论导向”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的 “舆论导向”更是错误的。

凡是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脱离实事求是原则的“舆论导向”,都是错误的。

前几天,本人发表了一篇博客文,作为附件发在这里:

附:“舆论一律”,戕害了谁?!

(一)

自从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倡“舆论一律”,50多年过去了。在新闻宣传战线,我们时不时地奉行着“舆论一律”的政策,任何事情只能听到一个声音。结果怎么样?到底害了谁?我们得从搞“运动”说起。

无论做什么事情,毛泽东习惯搞“群众运动。一搞“运动”就形成这样的形势:上有领导号召,下有组织贯彻,学习文件,全国响应,新闻媒体舆论一律,造成暴风骤雨之势。只允许响应号召,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你“左”,我比你更“左”。这样从思想上、组织上互相“绑架”着,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也得往前跳。(后来人们总结一条经验:掉进“左”面,是要革命的,是棉花坑,萱腾腾;掉在“右”面坑里,是反动的,是大粪坑,臭哄哄)。“向左!向左!!向左!!”一直达到荒唐的地步。历次运动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实际上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下面简单说说“害了谁”?

一,1955-1956年农村建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搞“农业合作化”。党内本来就有不同意见。不少高层领导认为,所有制的改造应该慎重,这两年建立起来的“合作社”,条件不成熟,是群众运动哄起来的。从而全国解散了20万个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是“小脚女人”,进行了批判。从此不同声音听不见了。于是又“运动”起来,1958年又实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减产,这是造成1959至1961“三年困难”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主要原因。到了1961年实在“左”不下去了,退到“小队所有制”,困难才有所缓解。

二,1956年,说是执攻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一前提是对的。可是结果1957年发动了一次反右派运动。凡是给党提意见者,都打成了右派。在“大揭发”过程中,层层检举。如果某人被揭发某人有“右派”言论,有人说他不是右派,表示同情,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一定也划为右派。毛泽东在反右派时,定的“右派”指标是各单位“百分之一二三”,实际上各单位打出的右派,大大超过了“指标”。知识分子成堆为单位,有打出来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如光明日报社).不然,在全国知识界精英中,怎么打出300百多万右派分子呢?

三,1958年又刮起大跃进运动的十级台风。毛泽东在这一年八月提出钢铁产量要翻一番,还规定了“六条纪律”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处分。实际情况是:从1949年至19598年,即9年之间中国才搞了535万吨钢铁。在1958年8月到年底只剩下三个月了,产量要“翻一番”!但凡有一点常识,就应该知道:炼钢铁需要矿石、焦炭、石灰石等原料,还需要有高炉、平炉、运输等设备以及后勤生活支援。可是领袖一发烧,全国媒体一起大响应。在农业上产量上吹大牛:从亩产几百斤吹到几万斤,一棵大白菜600百斤,大炼钢铁更是日产千吨钢铁县的“卫星”满天飞。从河南省的鲁山县,“普及”到全国。(人民日报都有报道)。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实行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吹牛者升官,说实话者被拔“白旗”挨整。结果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这是造成“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的第二个原因。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当时我的家乡滑县留固公社一个村子报红薯亩产150万斤。(注意,这还不是红薯的最高产量,过了几天,山西省某县红薯亩产吹到210万斤)。那时候兴开“现场会”,公社为推广先进经验,在该村开现场会,来了二百多人。当天的午饭是肉丝冷水面,吃饭不要钱,以体现进入了“共产主义”。现场上有一座小山似的红薯,用草帘盖着;旁边有一堆一棵200多斤的“样板红薯”。当时有地区一个小报记者要掀开草帘看看那座红薯山。当地领导不让看,说是怕晒烂了,但记者趁主人没有注意,打开一看,表面是红薯,里面是砖头。记者又看那棵“样板红薯”,原来是许多棵红薯用细线接起来的。现场会是村主任介绍经验,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个老农发言讲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原来他有保守思想,不相信一亩红薯会有这么大产量,事实证明他错了。另一个老农则介绍深耕、施肥、田间管理经验。记者在会后又访问那两个老农,原来在这次现场会的农民,都是外村人。为了怕“露馅”,把本村的农民都暂时转移了,会上的“群众”都是外村来的“演员”——做假也真做绝了。此后记者会后写过一个“内参”,揭露这种浮夸和弄虚作假行为。领导不让上报,说是不能“打击大跃进的气势”。

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十二级台风,再加上八级地震和泥石流。被毛泽东派到人民日报的陈伯达,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搞得天昏地暗,一个夜晚打出来“地、反、坏、右、叛、特、走,外加一个臭老九”九种敌人,全国达2000多万,加上其家属,触及面达一亿人之多。

对于“文化大革命”党内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1967年2月,党的建国元勋陈毅元帅和数十位高层老革命,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中南海开过一次会,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批评。结果被毛泽东定为“二月逆流”,姚文元掌握的媒体“舆论一律”,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除了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再听不到任何不同声音了。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真是人们所说的要“亡党亡国”了。如果当年允许有不同意见,许多灾难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直到现在我们有些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还相信“舆论一律”,把自己当成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一个简单的真理是: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哪里会有创造性和发展进步呢?

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是宪法赋于人民的权利,可是领导人的讲话,一纸上级文件或一个通知,就把宪法打倒了。

(二)

和“舆论一律”相联系是“一把手现象”。这些年,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农林牧副渔,各个团体、单位,在大小问题的决策中,大体上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代表党”。集体的决定,一把手如果不同意,可以推翻,集体反对的,一把手可以拍板定夺。这是“舆论一律”另一方面的表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十年前媒体报道:安微省亳州一个七品芝麻官叫李新明,为庆祝自己荣升为县委书记,居然举行了全县大阅兵。(我们且不说只有国家大庆时,领导人才可以阅兵的常识)。可以想见的是:大阅兵时全县要停止办公,学校要停止上课,民兵要进行多日演练。不开县级领导人会议,是定不下来的。那么我们要问:开会决定时,县委各副书记,县长,副县长,武装部长,教育局长……等官员对于这个荒唐的决定全都同意?不见得!那么为什么没有不同意见?

多年来我们讲“党性”,要和党“保持一致”,从党支部到高层,一把手就代表“党”,反对一把手就是“反党”。不要说前30年了。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地方在人事任免,财务开支,建设立项方面的荒唐决定(河南省一个缺水县,要实现厕所抽水马桶化,谁家不“化”不让孩子上学,山西省一个穷县要建个天安门广场)就是这么发生的。有个一把手说:谁让我不痛快一阵子,我让他不痛快一辈子!这样谁敢有不同意见呀。所以,一把手感冒,全体领导成员就跟着发烧,不发烧也得假装咳嗽。

党章有明确规定:各级党委是一个集体,重大决策要实行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允许个人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

可是“党章”也成了一纸空文。

60多年前延安的整风远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必读的“整风文件”。现在看“修养”的基本思想是要做党的“训服工具”,时时听党的话。刘原来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一把手毛泽东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即使党内高层,也没有人能救他。他也是舆论一律造成的悲剧!

社会上和党内的“舆论一律”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是该猛醒了!

实行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给媒体自由,天塌不下来,我们不会垮台,否则,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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