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一）王培元
南渡江山残破,
风流犹属临安。
喜读箨庵补《鬼辩》,
意气贯长虹,
奋笔诛权奸。
拾前人慧语,
伸自己拙见,
重把《红梅》旧曲新翻。
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
写繁华梦断,
写北马嘶嘶钱塘畔。
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
笑里藏刀杀机现;
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
快人心,伸正义,
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
这是昆曲《李慧娘》的“序曲”。《李慧娘》这出所谓“鬼戏”,凡经历过“文革”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当年《李慧娘》上演之后,曾经红极一时,火得不得了。然而,曾几何时,忽又变成了“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影射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戏”、坏戏,受到了猛烈的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编剧孟超和导演白云生,也因而被残酷地迫害致死。
孟超曾于1961年至1969年担任人文社主管戏剧的副总编辑。1991年3月,为庆祝建社四十周年,社里专门编印了一个纪念册,历届前任社级领导人的照片都印在前面。唯独孟超的那一张,与众不同:戴着一顶棉皮帽子,一脸苦相,不免让人联想到了他的不幸和冤屈……
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他就开始挨整了。等到风“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文革”一爆发,就更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十恶不赦的坏蛋,受到了比人文社的“走资派”们严酷得多的批斗。
他先是被关进了“黑帮”集中的社会主义学院,后来又说黑帮们自斗、互相揭发不彻底,叫各单位领回去斗。各单位来人,把他们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孟超和韦君宜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知道孟超是写“鬼戏”《李慧娘》的人,在车下围着叫骂:“孟超老鬼!”孟超只得答应:“哎!哎!”
那群孩子又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
孟超仍“哎!哎!”地应答着。
孩子们继续骂道:“你认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
在孟超连连的认罪声中,车才开走了。
回到社里,每当别处开批斗会、来卡车要把他押走时,一听说车上有孟超,就会有小孩子跟在后头追喊:“孟超,你是不是反革命?”他只得连声答应:“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这才罢休。
有一天,人文社的“牛棚”,呼呼啦啦闯进一伙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喝问:“谁是孟超?”于是乎,孟超被揪了出来。“啪!啪!”红卫兵上来就是左右两个耳光,继而一顿拳头,随后又挥舞着鸡毛掸子,抽他的驼背。孟超低着头挨打,一声不吭。
在遭受了比“牛棚”里别的“牛”更大、更多的摧残之后,孟超1969年9月又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由于他是“长期的永久的斗争对象”,谁也记不清他在“干校”里接连不断地挨过多少次批斗。
军代表对他说:“孟超,你是中央专案,不归我管,我只管你的生活。”说着,就把手伸过来,“来包‘红牡丹’!”此后,孟超每天都得向这位管他的“代表”,供奉一包红牡丹烟。也许因为这包红牡丹起了作用,他可以不下大田,有时只上菜地里去赶赶鸡。
到了后来,别的“历史反革命”,乃至“现行反革命”,都算是被“革”过“命”了,批斗过了,成了“死老虎”了;甚至那些“走资派”,也被“革命群众”“解放”了。而孟超,却依然被“挂在那里”。一次竟让他搬到刚死过人的屋子里去住,说他是最不应该怕鬼的。
孟超本来就瘦,聂绀弩说似乎没有人比他更瘦。经过了这样的折磨,他更加消瘦了,瘦得皮包骨,简直是“三根筋挑个脑袋”(牛汉语)。背也更驼了。后来他提水时,把腿骨跌断了。
军代表恩准他去武汉治疗。治了好久,总算又能披着破棉袄,拄着青竹竿,在菜地边默默地走来走去,“呵嘘——呵嘘——”地赶鸡了。
最后,其他人都返回北京了,只剩下他和牛汉等“一小撮”,依然被弃置在冷清的向阳湖。等到终于被允许回京后,没过多久,他就默默地死去了。他死在十年“文革”尚未收场的阴冷、沉闷、昏暗的前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曾与孟超一起,在桂林编辑杂文刊物《野草》的聂绀弩说:“孟超会写文章……谁知几十年之后,全国解放多少年后,大家有饭吃了以后,竟以会写文章而死!”
反右派运动结束后的某一年,孟超在王府井大街邂逅聂绀弩。老友相见,孟超上前拉着聂去喝咖啡。边喝咖啡,他边对聂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办一个像《野草》那样的刊物啊?聂觉得他太天真,“《野草》的时代过去了”,搞得不好,还会讨一场没趣。分手时,两个人相约各向有关领导方面去摸底。而摸的结果,自然是并未出现什么“草”之类的杂文刊物。
谁知道呢?天真而又乐观的孟超,内心充满了激情的孟超,写过诗、写过小说、还写过杂文的孟超,过了几年,怎么就突然写起了昆曲哪?
他认为,《李慧娘》是一出“抒发感情之戏”。他特别欣赏中国古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尚情论”,以为,“情之纤细者微至于男女之私,放而大之,则义夫义妇,与国与民,散之四合,扬之寰宇,而无不足以使芸芸众生因之而呼号,因之而哀伤,因之而悲哭,因之而兴奋,因之而激发,因之而变为力量,形之于行动,潜移默化,似固无迹可寻者,然而动人心魄,励人进取,乃可泣鬼神而夺造化之功”。
因此,他写《李慧娘》,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借戏言志”,“借此丽姿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写作《李慧娘》时的孟超,“义溢于胸,放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爱我之所爱,憎我之所憎,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
然而,谁能预料到,怀着一腔豪迈、壮烈的激情,“试泼丹青涂鬼雄”的孟超,最终竟因这出“鬼戏”而殒身丧命呢?
中国的很多地方戏曲里,都有一出戏,叫《红梅阁》(亦称《游西湖》、《阴阳扇》)。这戏实则肇源于明代剧作家周朝俊的《红梅记》。《红梅记》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李慧娘,到了《红梅阁》里,被塑造成了一个“庄严美丽的灵魂,强烈的正义事业的化身”,因而深受观众的欢迎。
孟超也很喜欢这出戏。小时候,他便常于故乡的草台社戏,“得睹李慧娘之丽质英姿,光彩逼人,作为复仇的女象,鬼舞于歌场之上,而不能不为之心往神驰;形影幢幢,见于梦寐,印象久而弥深”。
他尤其喜爱周朝俊塑造的李慧娘。其大胆无畏的英姿,使他魄动魂惊,铭感于心,久难释怀。1959年秋季,孟超偶感寒热,“病榻凉夜,落叶窸窣,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
于是,他找出《红梅记》,聊以自遣,又翻阅相关小说、史传、传说等资料。于反复吟哦之中,生出种种奇思异想,觉得倘以当时时代背景为经,以李慧娘、裴禹情感为纬,着重抒写李慧娘拯人、斗奸、复仇的正义豪情,“虽幽明异境,当更足以动人心魄”。
病好以后,他与对戏曲很有造诣的友人张真谈及此事,张深以为然,极力撺掇他重写此戏。不久,北方昆剧院负责人金紫光也听说了,更建议他写成昆曲。
1960年,孟超利用春节假期,以不能自已之情,一气呵成,形诸笔墨,写出了昆曲《李慧娘》的初稿。上班后,即交给了北方昆剧院。
1961年7、8两个月合刊的《剧本》月刊,发表了此剧初稿本。
这一年8月,北昆搬演《李慧娘》于首都舞台。
在《李慧娘》一剧中,孟超写的是:南宋末年,元军进攻襄樊,都城临安告急,而奸相贾似道却按兵不动,沉迷于声色犬马;满怀救国热情、不畏权势的太学生裴舜卿,在贾似道偕姬妾游西湖时,当面痛斥他荒淫无道、误国害民;贾的侍妾李慧娘见此忧国拯民的磊落奇男,不禁倾慕赞叹,脱口而出道:“壮哉少年!美哉少年!”不料被贾似道听见,即令回府,凶残地将李慧娘杀害。又派人将裴舜卿劫持到相府内集芳园,准备害死。埋在集芳园牡丹花下的李慧娘幽灵不散,化为鬼魂,救裴舜卿于危难之中,而且又以大义凛然之正气,怒骂卖国害民的贾似道,并一头把他撞昏在地上。
孟超新编的这出戏,成功地塑造了敢爱敢恨、憎爱分明、被害死后变为鬼魂复仇的李慧娘的艺术形象。经过导演、演员及剧组成员的通力合作和精湛的艺术创造,女主人公的形象在舞台上,更加光彩夺目、美丽动人,赋予此剧一种“全面的丰富、壮美的资质”。
演出后,立即引起轰动,观众、专家交口称赞,在京华戏曲舞台上,极一时之盛。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首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予以热烈的肯定。廖沫沙应《北京晚报》记者之约,以“繁星”为笔名,8月31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肯定这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还指出:应当把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看成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孟超在撰写剧本的过程中,多次向他的同乡、同学康生请教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曾看过孟超的原稿,提过不少修改意见。据说,李慧娘对裴舜卿的赞叹,原来是“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根据他的意见改成了“壮哉少年!美哉少年!”剧院彩排时,他亲临剧场观看,又建议把李慧娘的鬼魂戴的蓝穗子改成红颜色。还说,此戏一定要出鬼魂,否则他就不看。
1961年8月,《李慧娘》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康生亲临观赏,并登台祝贺演出成功,与孟超及全体演职员合影。接着,他又写信给孟超,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他全面肯定了《李慧娘》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赞扬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还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10月14日晚,康生安排剧组到钓鱼台,给即将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国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周恩来总理,专门演出一场。还派人派车,提前把孟超和李慧娘的扮演者李淑君,接到钓鱼台,设宴款待。董必武陪同周总理一起观看。演出结束后,他们上台表示祝贺,并与剧组合影留念。随后,康生又和孟超等剧组主创人员座谈,大讲特讲“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成立“五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云云。
孟超特意请人文社的同事们去看戏。严文井边看戏,边对坐在旁边的楼适夷轻声说:“你看孟超,老树开花了。”
古代文学编辑室的陈迩冬看过之后,填《满庭芳》词一首以示祝贺,题为《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孟超同志新编〈李慧娘〉观后》,上阕云:“孟老词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百花齐放,古干发新葩。重谱临安故实,牵遐思、缓拍红牙;撄心处:惊弦急节,铁板和铜琶。”
平时就“好说话,无论何时碰到他,他一定是在说话,以压倒别人的气势在说话”(聂绀弩语)的孟超,此时不无春风得意,和社里的同事说起上述这些事来,颇有点喜形于色。
然而,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一场大风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逼近了。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上,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贯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此前的一次会议上,就对孟超的女儿陆沅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十中全会召开前,他又送给孟超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1963年,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李慧娘》的文章,认为表现鬼魂形象的《李慧娘》是“鬼戏”,是“宣扬封建迷信”,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甚至有人说,李慧娘鬼魂的唱词“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意在反对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这个“请示报告”要求全国城乡,一律停演带有鬼魂形象的戏剧,并特别指出,新编剧本《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评论界又大加赞美”,“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中共中央的批转意见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李慧娘》这出戏,从此被打入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