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成书年代考证 春秋左传注疏

春秋左传成书年代考证

相传《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编年史。《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云:“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一说“著在周之春秋。”二说“著在燕之春秋。” 三说“著在宋之春秋。” 四说“著在齐之春秋。” 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可见《春秋》之名,来源很久了,但它的成书年代一直无法定论,学者们偏重于它是先秦时代的《经》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书说,《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名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它二种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囗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同时写出来,《汉志》称之曰《经》十一卷。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诗经·鲁颂·閟宫》:“春秋匪解。”提示了《春秋》成书的年代接近于《诗经》的年代,或早于《诗经》成书的年代,或与《诗经》同时。本文探索的是《左氏春秋》成书的年代。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传》,记事的内容除涉及春秋至西周二百四十四年的佚史以外,上涉及黄帝、炎帝、尧、舜、禹、桀、汤、纣,文王、武王等传说历史的事迹,下涉及君、公、侯、伯、子、男、大夫、卿、士的事迹,几乎构筑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左传》所引史料多出于《尚书》、《诗经》、《周易》、《周礼》、《仪礼》、《老子》、《韩非子》、《墨子》等古籍,这些古籍后人一致公认是先秦时代古人编撰的书,《左传》成书的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但公认不等于《左传》硬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前的历史文献,要检验它的行文是否符合先秦文句一字一词一义组合体例,检验所述的历史事迹是否与先秦时代的历史挂得勾上。假若《左传》文句组合不是先秦一字一词一义格局,所述的历史事迹先秦时代并不存在,那么,《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以前的年代就值得怀疑了。

《左传》是解释《春秋》的读本,《春秋》成书的年代肯定早于《左传》,但从《春秋》行文的格局来看,多出现词组词的句子,不具备先秦时代金文、简文一字一词一义的句型,其文风与汉代早期文献句型一致。

《春秋》隐公三年:“冬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春秋》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文句中的“石门、长葛、楚丘” 乃词组地名,与先秦时代单音节地名格局不符。(1

《春秋》首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文中的“邾仪父、郑伯、天王、惠公、仲子、宋人、伯来、公子益师” 均为词组词名词,与先秦人名均为单音节名词不符。这些名词不需要注释,人们便知道文中确切的内容,它比先秦一字一词一义文句组合行文迈进了一大步,接近汉代早期的文句出现词组词组合格局。从行文的句式来看,《春秋》成书的年代不超过战国晚期,是接近西汉早期的产物。

《左传》使用“我、余、吾、朕”人称来叙述史迹已经约定俗成,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如桓公六年:“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閒也。’”庄公十六年:“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 与之盟而赦之。”“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僖公三十二年:“先轸曰: 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 僖公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无逆朕命。” 可是,先秦时代的“吾”、“朕” 并不是人称。《墨子·公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注》:“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屈原作品中出现大量的“吾”字,如《天问》:“吾告堵敖,以不长。”《招魂》:“乱曰: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离骚》:“惟庚寅吾以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来吾道夫先路。”“謇吾法夫前修兮”·····,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致把“吾”当作一人称“我”字来解释,因此,这些内容至今无法读通。因为先秦时代的“吾” 还没有资格充当人称,更不能充当一人称来读。这些句子的原意是:“抗秦情况上报城邑长官,连及劳役抗秦不需增加。”(2)“迅速抵御敌侵江南征讨。”“思考替进抗秦连及和同。”“举军抗秦尽黔中乃纳兵。”“招致抗秦引众前导车战。”“爱国抗秦效民引导整治。”(3)文中的“吾”是指“抵御”,引申为“抗秦”。 而《左传》中的“吾” 已经充当约定俗成的人称,可见它的成书年代晚于战国晚期屈原作品的年代。“朕”在《左传》中是人称,,而在屈原作品时代它不是人称。《周礼·考工记·函人》:“眡其朕,欲其直也。”原指皮甲缝合之处,也泛指缝隙。引申义为两地交界处、边界、边境。《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原意是:“地处大南方的农民后代,边境辅佐击敌称为大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的原意是:“环绕边境战车再次车战,趁着行动迷路没有远距。”(4《左传》中的“朕” 已经衍化成人称,推知“朕” 在《左传》中已经失去了原意。一个文字原意的衍化是需要时间推移的。

《左传》中出现大量的“何” 字,字义约定俗成为疑问代词。如:僖公十五年: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襄公十年:“向戌辞曰:‘君若犹辱镇抚宋国,而以偪阳光启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贶如之!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乃予宋公。” 可是“何” 在先秦时代却不是疑问代词,而是动词。《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役。”原意为“担”。通“荷”。指“担荷”。《天问》中有123个“何”字,两千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个“何” 释作疑问代词,致使《天问》内容中无故多出一百七十多个荒诞的问题,至今无人能够通读它。如果把它释作“担荷”,引申作担荷抗秦之事,《天问》内容便揭示出来了。屈原作品中除《天问》外,还有《招魂》《离骚》《九歌》《九章》,同样出现很多的“何”字,没有一例是疑问代词的,(12)标明了战国晚期“何”字的原意是通“荷” 的。而《左传》中的“何” 已经失去了原意,衍化成汉代的疑问代词了。由此也可以证实《左传》成书的年代晚于战国晚期。

《左传》所载历史事迹涉及上古历史人物最早的莫过于黄帝、炎帝、共工、少皥氏、大皥氏。如:

僖公二十五年: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皥氏鸟名,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

黄帝与炎帝大战的事迹写进了《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黄帝),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佐证黄帝和炎帝是中国上古时代开篇的帝王,人们从没有怀疑过它们的存在是虚无的。因为《左传》记载了黄帝与炎帝大战的事迹。“黄帝”和“炎帝”的战争在战国中晚期编撰的《山海经》中是有确切记载的:“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己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后人把这段文字认作黄帝征伐炎帝大战的主要文献依据,“黄帝征伐炎帝大战”的历史事件源于此。文中的“蚩尤”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之臣,炎帝兵败,蚩尤奋起以与炎帝复仇也。从表面上看,这段文献的确记载了“炎黄大战”的事迹。可是《山海经》是先秦时代的地理文献,它的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文中并不存在后人所认定的“黄帝、炎帝、蚩尤、共工”等人物名称,它们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黄帝” 指“黄土、大地”,“炎帝” 指“炎热、大地”,“蚩尤” 指“愚蠢、罪过” 的人,“共工” 指“共同、劳作” 的地方。先秦时代无“地” 字,借“帝” 为“地”。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有连在一起的广大山区,有共同劳作的土台,开拓者不敢向北向发展。有人开拓之域,覆盖着苍翠的外表,称之为黄土大地的小旱灾区。愚蠢罪过的天兴起旱魔征讨黄土大地,黄土大地就是时节应和的垅田在共同期望的州土之野。应和的垅田要积蓄灌溉之水。愚蠢罪过的人祈请风大刮雨效力地下,即使大风雨下来,黄土大地还是面临天灾小旱,大雨停后,就凋落了愚蠢罪过的天灾,旱情不得再次降临这里,但所在的地方仍然无雨。豆类耕田人议约播种豆类于这里,地方位于空净无物水域的北面。豆类耕就成为人们耕种仿效模式。旱情要消灭,所希望逐一解除旱情者,根据月令说:‘神奇的水要北行灌溉,先修治水的通道,掘通田间的水道沟渠。’”(5

《山海经》中的“黄帝”“炎帝”“共工”都是地理名称,到《左传》中却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从地理名称衍化成历史人物名词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空间。

“少昊” 的事迹也见于《山海经》内容中: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东方人或物聚集区以外的大山谷,有处小天地。小天地亲属善良失意之民在此生活,废弃了他们的冢墓和尊严。”(6

《山海经》中的“少昊” 是指“小天地”,是地理名词,不是上古历史人物名称。由地理名词“少、昊”衍化成《左传》中的“少昊氏”,由“少昊氏” 又衍化成“大昊氏” 的。

《左传》还记载了高阳氏、高辛氏、尧、舜、鲧、禹、桀等上古历史人物,如:

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

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左传》中的“高阳氏”、“高辛氏” 最早见于屈原作品《离骚》内容中: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文中的“高阳”“高辛” 在句中都不是词组人称,它们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实指“广大、南方”、“巨大、辛酸事”,这两则文字的原意是:“地处广大南方的农民后代,边境辅佐击敌称为大功。”“大军扶助已经接受遗留,共同大辛苦事首先我军。”(7)文意中根本见不到“高阳氏”、“高辛氏”的影子。可是,它们竟充当了《左传》中显赫的历史人物。

《左传》中所载的“尧、舜” 人物名称源于《山海经》和《屈原作品》内容中:

《山海经·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北。”

《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方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初看起来,《山海经》和《离骚》内容中的“尧、舜” 的确是历史人物,是尧、舜存在中国上古史的铁证。然而《山海经》是《秦代中国地理志》,它只记载与中国地理有关的山、水、村落、物产、民俗等,不记载历史人物。这本《中国地理志》正文囊括了中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的地理状况,书中没有一个“地”字出现,却出现很多“帝”字。《山海经》中出现的“帝”字都假借为“地”,如果把这个“帝” 字释作古帝就大错而错了,使得整个文本丧失《地理志》的内容。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帝王,秦始皇帝以前,中国并无古帝存在。如果有“古帝”存在,秦始皇决不可能自称始皇帝。因此,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黄帝、炎帝、尧帝、舜帝都是秦始皇称帝以后的产物。《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原意为“高远的山”。舜,木槿。《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传》:“舜,木槿也。为落叶灌木,夏、秋开红、白或紫色花,朝开暮敛。”它的原意指山上的木槿树,引申义为光华、光照、美景,与古帝人名没有关系。从“高远的山”衍化成古帝尧,从“产木槿树的美山”衍化成古舜帝,是后人误释“尧”、“舜”原意的结果。上述两段文字经破译复原成:

“地面的高山,地面产禽兽的山,地方记载有红木的山,地面的美山,都有许多台地在山上,台地四面相连接,位置在广大无垠山区的北面。”(8

“从前终年国土边境完整,安定众民这里公所存在。聚集治理衰乱亲附郡官,和乐黔中密切役卒民众。那高山精英它光照边界,已沿反秦路还取得战车。”(9

译文中没有古帝的影子,可见《左传》中的古帝“尧、舜” 乃是《山海经》“高山尧”、《离骚》“木槿舜” 衍化后的产物。

《左传》中出现的“鲧、禹” 在《山海经》和《楚辞》中也有出现: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楚辞·天问》:“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九州安错,川谷何垮?东流不益,孰知其故。”

这两段文字是后人认定“鲧、禹” 治水事迹的源头。从现代汉语来看,这两段文字的确叙述了鲧、禹治水的事。可是,它们属先秦文献,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文字都使用原意。这里的关键字(词)是“鲧、禹、何、帝”。鲧,《说文》:“鲧,鱼也。从鱼系声。”原意指大鱼。引申为鱼肉。禹,《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 引申为动物的总称。(禽为羽虫,兽为毛虫,龟为甲虫,鱼为鳞虫,人为倮虫。)何,《说文》:“何,儋也。从人可声。”引申义为“担荷”。帝,先秦无“地” 字,“帝” 假借为“地”。这两段文字的原意是:

“洪水滔天时代,大鱼浅游地的繁殖之域,已淹没在洪水中,洪水不顾及地上的生命。地域节令以言告神祈福和乐,引退大水凋落大鱼在荒野天祭。大鱼一次又一次繁殖,产生鸟、兽、虫、人活动的繁荣时代,地域就是生命鸟、兽、虫、人陈列的居处,以安居汇合的州域。”(10

“没有担负治理广大地域,民众抗秦连及辅佐治理。大家都说抗秦形势忧虑,抗秦未考察就巡狩国土。洞察黔中山地逾越受命,大批难民抗秦治理南夷。顺着期望成就国家功业,楚地担荷抗秦效法南夷。长久阻敌处于征战山区,劳苦服役终年没有改易。把持军队执拗受侮难民,劳役抗秦连及改变风气。继承成就引导抗秦功迹,黔中变成击敌劳绩战场。抗秦继承原本连续基业,因而挫敌谋计没有成效。巨大抗秦潜力边境深入,担荷抗秦连及塞满边境。土地并连一起汇成采邑,抗秦连及修筑采邑城墙。水域广阔会聚相应战马,担荷抗秦纵令担荷列次。难民担荷抗秦公所军垒,军队担荷抗秦公所成就。举起旋转抗秦凭靠强盛,地方抗秦连及楚夷竭力。汇合聚集力量稳定局势,连续困境抗秦挖堀潜力,楚地国土边境没有失去,纯熟执掌边境变故原因。”(11

从破译的内容来看,中国上古时代并不存在鲧和禹历史人物,鲧、禹治水的事完全是后误释先秦文献中的原意而产生的衍化神话,却被《左传》当作上古时代的历史事件写进了书中,让鲧和禹充当中国上古时代的古帝,害得历史学家都走入误区。

《左传》中出现很多中国上古时代虚无的历史事迹:

成公十三年:“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

昭公四年:“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嵬,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无乃不济乎!’王弗听。”

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哀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

庄公三十二年“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僖公六年:“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亡。”

《左传》所载的“虞、夏、商、周”历史事迹构筑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所谓的“虞”实指后代传说中的“虞舜”时代。所谓的“夏” 指“夏禹至夏桀” 原始社会时代,“商” 指“商汤至商纣” 的奴隶制时代,“周” 指“西周至东周” 封建制时代。所述的都有确切的事迹,使人们确信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经历了这几个时代。可是,先秦时代没有文献可以证实它。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黄帝、炎帝、尧、舜在《山海经》和《楚辞》中是虚无的人物,只能认作后代兴起的传说人物,这个传说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夏代它属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时间跨度几千年之久,是一个“大”的时代,可以称为“夏”代。这个时代没有文字,根本不存在文献资料流传下来,后代所构筑的夏代历史就是从《山海经》、《楚辞》中的“夏、禹、启、桀”文字误释中衍化出来的。如:

《大荒西经》:“·····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国山。”

《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和。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

《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

《离骚》:“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山海经》、《离骚》中的“夏” 指“大”,“禹” 指“虫”,“启” 指“开拓”,“桀” 指“残暴”,都不是人物名称。这四段文献的原意是:

“·····水西有一座多雨的潮湿之山,水东面有覆盖的山。有鸟兽共同生存之域的山。”

“共同劳作的民众称作辅助柳林的一支,汇合在山头,使用受纳物资于汇合的山中,辅助柳林所至的地方,挖掘成湖泽、溪流。虫败坏辅助的柳林,都涂染了一股血腥味,不可能种植五谷粮食。虫被挖掘杀死后,终年充满人劳作,终年湿润,于是造成了能耕作的众多地方土台。位置在宽广无垠群山的北面,安抚顺利之域的东面。”

“广大欢乐的民间,大地开拓时在此舞动草木,汇合更替季节,田土是开拓的垅田,许多垅田重叠成梯田,东边控制漳蔽的地方,西边控制围绕的地方,水环绕着半璧似的山。位置在广大南北走向山区的北面。一说是广大遗漏的民间。”(12

“每天举戏乐连及始忘身,其要义用劳役填塞周围。大凶暴的敌人经常邪恶,于是各县夷民因此灾祸。农民艰辛忙去阻止暴行,大归向功用因而无长久。炽烈军队紧急恭敬警戒,反复评论引导还谋选择。”(13

破译的内容中根本不存在夏代的历史文献,所谓的禹、启、桀都不是人物名称,却被《左传》编进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中,把它们尊为夏代的国君帝王,没有史志的真实性,纯属杜撰之例。

《左传》中所谓的商代历史事迹出现在《山海经》《楚辞》中:

《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干巫山。”

后人把这段文字认作商汤伐夏桀的文献依据。释译成“有一个人没有脑袋,拿了一把戈和一面盾站在那里,名叫夏耕尸。原来成汤攻伐夏桀在章山,战败了夏桀,把夏耕斩首在他的面前。夏耕站立起来,发觉自己丢了脑袋,赶紧想法逃避罪咎,于是便窜到巫山去躲藏起来。”(14粗略一看,内容确实叙述了商汤征夏桀的历史,使人们相信《左传》所述的商代事迹有文献可证。可是,《山海经》是《秦代中国地理志》,它只记述中国的地理概况,不记载虚无的上古历史事件。这段文献经过一字一词一义地破译,它的原意是:

“有人开拓的地域没有山头,操作割切气势成就这里,名称为大耕作景象。过去田土旱涝时砍伐木桩于大材之山,制胜旱涝后,断绝耕作区在它的前面。耕作区既然建立,无山头,避免这里灾难,于是和同于起舞的山。”(15

释文中见不到商汤伐夏桀的史迹影子。

《天问》:“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熟使萃之。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伙将之。”

“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集。”

春秋左传成书年代考证 春秋左传注疏

这几段文献被后人认作殷商兴起和灭亡历史源流的铁证。从现代汉语来看,这几段文献的内容的确涉及到殷纣、周武王的事迹。可是先秦时代的古汉语“纣、受”并没有人称的含义,它指“马緧、应和。”“叔旦、比干、雷开、阿顺、梅伯、箕子、伯昌、西伯、师望、武发”等都不是人称,它们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这几段文献的原意是:

“适逢聚会辩论和亲盟约,担荷实行抵御秦军决定。民众军队汇合行动快速,精审派遣任务聚集他们。抵达进攻驾御亲身行动,拾取战果日子没有赞美。担荷党援筹度奋发民众,巩固这里差使连及呼唤。教授众多民众命运退让,逐渐辩方正位稳定推行。类推成就这样消亡敌人,消亡敌人作恶于是抗秦。辩论派遣军队征伐敌人,担荷抗秦连及行动这里。”

“军队成就王业驾御目标,精审受命出使起事惑众。担荷抗秦凶险辅佐地方,谗言献媚奉承肯定郁结。并列干犯担荷抗秦迎敌,能够遏止敌侵潜伏这里。猛烈扩展抗秦山区顺应,因而恩惠疆界这里民众。担荷抗秦民众都有旺气,士卒抗秦旺气分散大地。义军把持黔中应和酷刑,奔走抚爰国土周备猛烈。”

“把持兴盛号令从大到小,执持刑法兴起划分田界。担荷法令治理岔道国土,差使黔中州域众多城邑。变易潜匿成就岔道国土,担荷抗秦军队能够依靠。众多州域民众疑惑扫除,担荷抗秦公所稽查战况。应和恩惠这里斗敌残酷,栖息把持边境形势上报。担荷党援成就边境惩敌,众多差使连及不需援助。众人盼望生存极力抗秦,成长担荷抗秦史志记载。击鼓杀敌掀播抗秦声势,国土民众担荷抗秦欢悦。继承抗秦奋发激战众敌,担荷抗秦公所忧郁胜负。充满主事边境垒壁作战,担荷抗秦公所行动疾速。”(16

破译的内容中只有楚黔中郡军民抗秦的事迹,由于后人误释原文原意,把它衍化成殷周时代的兴亡史了,《左传》却把这段衍化出来的文意当作中国殷周时代的史迹写进了书中。

先秦时代中国没有商周时代文献留传后世,后人绝不会知道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商、周时代存在。商至西周的历史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无文献可以证明它。地下偶而出土一、二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有一、二个铭文,铭文最长的莫过于西周时期的《曶鼎铭》,也只有四百多个文字,至今无法通读,不能说明商周时代的历史。尽管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大盂鼎,《大盂鼎铭》上出现了“文王”“武王”,字铭,但它们都不是名词,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它的原意为“以文德、成就王业”、“以武力、成就王业”,可知周代不存在什么“文王”、“武王”。商周时期的文字多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人们称之为“甲骨文字”或“殷墟文字”。这种文字最初出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才被发现,1904年孙治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1928年后作了多次发掘,先后出土有文字的龟甲、兽骨达十余万片。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在四千五百字左右,可认识的一千七百字左右。里面没有涉及到殷商历史事迹的文字,更没有见到商汤、商纣的影子。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甚微,不能提供西周的历史事迹。《左传》中所载的虞、夏、商、周历史事迹在先秦找不到文献史料来印证它。《左传》史料来源于《尚书》、《诗经》、《易经》等古代书籍。

《尚书》中有《虞夏书》、《商书》《周书》二十八篇,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这部书按时代分为四大类。计有虞书五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夏书四篇: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商书十七篇: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盘庚(三篇)、说命(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三十二篇:泰誓(三篇)、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篇章。这是一部自古至今说不清的书,伪作的成分太多了。我且不说它历史的真实性怎样,单从它的文体来看也不具先秦文史体系。《尚书》为记叙文,文句为词组词组合,文中已出现了词组人名、地名、形容词,出现了“帝、尧、舜、禹、······”等虚无古帝,“朕”、“吾” 充当了叙事的一人称,“何” 作疑问词的出现,文句组合没有先秦文句一字一词一义的格局,所述的史迹又没有先秦文献可印证,文篇内容又多打了汉代早期神话传说时代的烙印,都可说明它不具先秦史志的体例。《左传》的史料有一部分来源于《尚书》,因此,《左传》成书在先秦的年代就值得怀疑了。

《左传》还有一部分历史史料采自于《诗经》。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见今《尚书·益稷》)。而《诗经》的时代摆在《尚书》的前面。那么,《诗经》成书在什么时代呢?

《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见《诗经·小雅》、《诗经·鄘风》篇)襄公二十九年:“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令德之后,维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攜,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宜,施而不费,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从所引的内容来看,《左传》时代的人已经熟读诗经。但从《诗经》丰富的内容来看,它已经突破了先秦时代“诗言志”的格局,由史志类型的诗衍化成后代的纯文学诗赋了。因为,诗中涉及的史迹完全是经过人工加工而美化的言语,史料性甚微,而《尚书》、《左传》竟把它作历史文献大量引用,深化,构筑了《尚书》和《左传》虞、夏、商、周历史史迹的主线。《左传》作者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是已经成型的书,书有正式书名,篇有篇名,《左传》不但引用《尚书》、《诗经》内容,而且引用了书名和大量篇名,提示了这两本书成书的年代。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帛书,共十二万言,经整理,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佚书,内容涉及到先秦时代历史、哲学思想、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帛书》破坏比较严重,但基本已经复原。奇怪的是,洋洋十二万言的古佚书,十五大目、四十分目均没有标题。(16)此墓下葬的年代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抄写的年代当在墓主人在生的年代。可知先秦时代的古书一般是没有标题的,流传下来的古籍,标题篇名基本上都是后人整理古籍时编目的。而《左传》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有规范的书名和篇名,以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没有书名和篇名为准,《尚书》和《诗经》的成书年代不超过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春秋》成书年代略后,《左传》成书年代更晚。至于《左传》中引用的《诗经》、《尚书》、《易经》、《周礼》、《仪礼》、《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文献书籍,其时代不会晚于《左传》成书的年代。

注释:

1、张中一《屈赋地名浅论》《屈原新考》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6月出版

21116张中一《天问破译》见《屈原作品破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5月出版

347913张中一《离骚破译》见《屈原作品破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5月出版

568101215张建、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200311月出版

14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韩中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见《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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