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八宝山，最后的故事
朋友长年住在日本，此次清明节回国扫墓，临走前来到我居住的这个村子辞行，说是有话要当面讲。朋友是搞民俗研究的，对中国的丧葬历史、日本的家族丧葬传统都有些研究。谈话间，朋友专门谈到了我最近那几篇八宝山的文字，纠正了我文字中的一个误解。
朋友对我说：
你是个死心眼，你把八宝山的“红军墙”当成实际的名称是错误的。这就像日本人去世后，只要是安葬在寺庙的墓地，都会被冠上一个什么“大居士”的尊贵头衔。这只是个尊称，当不得真。所以，八宝山的“红军墙”也是一个“尊称”，是一个“荣誉称呼”，不是实际称呼。它是一个干部阶层和级别的总称，即“部队军一级、中央部委司局厅一级干部的总合”。所以，“红军墙”的正确含义，是代表的一个有着固定高级别的干部阶层。
朋友还补充说：
除去那些安葬在八宝山最高位置的党政军国家最高领导人，八宝山有资格“上墙”的去世者，大体上分为三个级别。最高级别的叫“部长墙”，就是一个人占着两个人位置的那些墓碑。同样，“部长”也是个“尊称”和“荣誉称呼”，不是真的当上了部长。能上“部长墙”的，除了部一级领导干部，还有军队兵团（大区）级干部，以及国家“院士”一级的科技人员。文革以前授予的开国将军们也在此例。
比这低一个级别的就是“红军墙”。至于为什么叫“红军墙”而不叫“抗战墙”什么的？朋友说，那也许是制定这个名称的领导者脑子一热想起来的吧？实际上它与去世者是不是红军或抗战干部都没有关系，所谓“红军墙”只与干部级别有关系。这才是实打实的标准。正因为有干部级别的限制，所以一些真正的红军干部反而上不了“红军墙”。比如你一直关注的张明河，1947年底就被提拔为军一级干部，后来因为老婆的诬告，被降为十级干部，最后没能进到“军一级”的级别，无法进“红军墙”。
每年都去看望角落里的曾经的北平纠察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张明河
八宝山骨灰陈列墙最低的一个层次统称为“干部墙”，基本上是中央部委机关处以上、部队师以上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均按此规定套用。只要有国家相关机关的介绍信，介绍的去世者干部级别与此相符，均可以进入此墓区上墙。
哎，我说的处一级，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都属于“师一级”干部的级别。后来被搞乱了，“处一级”干部贬值，搞成了“县处级”的样子。所以我说的“处”，是师一级干部的构架，不是后来的“县团级”构架。
朋友说，在解放初期制定的进八宝山的干部标准中，“处师级”，是八宝山最低的一个干部级别，比这再低的所谓“县团级”干部实际上是进不了八宝山的。曾有什么文章介绍八宝山有“县团级”干部的墓区，那不是无知，就是骗人。解放初期中国党政军各部门因长期战争年代造成的伤残病，去世的县团级干部太多了，八宝山根本就装不下。
朋友说，八宝山接受上面几个级别的干部，这只是一个大的原则，不能一概而论。确实也有个别的“县团级”干部，甚至普通干部、运动员，在牺牲后被授予“烈士”称号，或者经有关部门批准，得以安葬进八宝山。
我问他，为什么有的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干部进不了八宝山？比如我所知道的一分区干部如魏巍、周自为、王栋、王磊夫妇、张书良等等还有一些人，最后都没能在八宝山安身。
朋友说，只要你开得来有一定规格的介绍信，证明去世者生前的职务和干部级别，八宝山一般不会难为你的。所以你这位老干部供职的那个部门，规格不能太低，太低了人家八宝山不认。除非八宝山以没有地方了，要等待为由，一等就是几年，拖的家属受不了了，自己另择地方安葬。或者八宝山收费太高，去世者的家属经济困难，承受不了，“自愿”放弃进八宝山。
朋友还说，改革开放，不是人人都能发财。发财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听说一些红军将军的后代，改革开放后（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本主义化后）下岗失业，有的将军子女靠在医院当清洁工为生，混得很惨。这个国家没有建立共和国功臣之后的救济制度。
我问朋友，在一进八宝山公墓的东侧，有一座红色的雕像，是一位年轻女士的。我看了年龄，这位女士的年纪不大，属于五零后，但看不出她供职的公职机关，看不出她有什么巨大贡献，只看到她的墓地上有着如此华丽精美的石刻雕像，比后面许多国家党政军领导人还要华贵。
我所见过的设计最美的平民陵墓
先辈的遗志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口号是不是有点滑稽？
朋友只说了一句：那是余秋里的小女儿，歌唱家。就不再说下去了。我知道沉默背后的含义，没有再追问下去。
等了一会儿，朋友主动开口：你知道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是选举权？是人权？都不是，而是平等。一个民主社会之所以设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是为这个“平等”的社会基础所服务的。而平等是与特权相对立的。
你中共元老余秋里的女儿安葬在八宝山，你只是个歌唱家，不是领导干部，只要你的亲属有钱，能出得起这笔安葬和立石像的费用，我非常赞同你安葬在那里。但问题来了：有人说，我也是歌唱家，我还在维也纳金色歌厅唱过歌呢，名气更大。我也有钱，我为什么不能在八宝山占一席之地？你可以倚仗家庭的特殊关系，我也可以倚仗某某中央领导的关系。
要是再接着跳出来其他的舞蹈家、艺术家、画家等等的呢？他（她）们都有雄厚的财力，有殷实的后台，你八宝山怎么回答？
你回答说你们不行，她是中共元老余秋里的女儿，不光有权，还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如果真跳出来几个艺术家跟你叫真，非要平等对待，你八宝山是坚持特权，还是被迫走民主平等的方式？咱们等着看吧。
我对朋友说，以前，我还有过一个错误认识，但在这几天的现实面前被击破了，我自觉改正了我的错误认识。我以前，一直认为八宝山这个陵园既然有个“革命”的牌子，就应该是公益性的国家陵园，与私人开办的商业陵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公益性，享受国家的全额财政拨款，使用的是全国人民纳税人的钱，所以在服务上，应该同所有国家机关一样，对所有公民都开放，并且以诚相待、一视同仁，没有歧视界限。
但我每次去查询个老干部的墓碑安放的确切地点，总要说好话央求掌管计算机的大小姐的恩典才行。她的情绪好的时候，能为你查询一两个人；当她情绪不好的时候，比如今年这个清明节，她就虎起脸来，说“只为直系亲属查询，不为公众服务”。
这使我想起了中国档案机构和美国档案机构的最大区别。中国的档案机构设置了重重关卡，查询不易；美国的档案机构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墓碑之后都是一些“过去”的人了，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机密可言？就是那些只靠收取个人墓葬费用维持的商业陵园，也不会像你八宝山这样架子十足，牛×哄哄。所以查询不下去，有关八宝山的历史研究只能中断。
1949年1月进北平的东北解放军41军121师363团团政委，驻扎在旃檀寺兵营，他的故事我基本写完
我曾经的老上司张黎群，1957年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时被打成右派，是我的上司中最好的人
我对朋友说，今年清明节，我看见八宝山管理处在向外界征集有关安葬者的历史文物和历史故事，我还以为他们在励精图治呢，原来是个样子货。
朋友说，这可不是样子货，这可是“玩真格的”。为什么呢？你看看全国各地，现在经历过革命战争，也就是说，那些真正有着“革命资历”的老干部还有多少？没有几个了。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后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从没有任何“革命资历”的领导干部及各界人士。而且，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绝对是八宝山陵园安葬的主体。这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干部陵园”。
朋友问我：你知道现在社会上各界对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什么评价吗？老百姓说，那是一个贪官污吏的大聚合，挨个拉出去枪毙，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拉出去枪毙，肯定有漏网的。官场腐败到如此严重地步，贪官污吏如过江之鲫，如野火烧不尽之势，刚抓出来一批，又会有一批更大的贪官污吏集团奋勇上前。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你能揪出的腐败官吏如十之一二，漏网的绝对是大多数，根本起不到丝毫的震慑作用。你反贪无力、无效，全国的腐败之风也就根本遏制不住。
既然贪官污吏揪不出来的是多数，被揪出来的只是少数，那贪官们就会想：咱小心谨慎点吧，尽量不去当那个被揪出来“少数”。你知道你只要能熬到一定级别，即使你不幸“身先死”，那你还有一个八宝山在等着呢。只要安葬进八宝山，你这顶“革命”的帽子算戴上了。到那个时候，有谁还能发现你是个王八蛋混进去的，谁还会管你捞了几千万的家财。所以，今后的趋势就是八宝山将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清白的革命者与漏网的贪官共聚一堂。
日本人有个民俗，就是人一死，一了百了。不去说死人的坏话，不去追究死人的责任，所以才会有靖国神社那样的年年祭拜。日本人不当回事，可中国人在意。即使人死了，中国人也要分出善恶，区别对待。比如杭州的西湖边上，岳王坟前跪着的秦桧夫妇像，这在日本人看来是过分了，对中国人来说却很正常。
所以，有朝一日，从腐败官场上因长年治贪不力而能全身退下来的贪官会越来越多，而且都安葬在八宝山。到了那时，中国的老百姓会用手指着八宝山说：那里是一个安葬着中国最庞大贪官群体的地方。
你希望出现这样的事情吗？
朋友说：搜集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真正革命者的历史文物和过去的故事，目的是弘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的所谓“正能量”，扭转人们，特别是老百姓对那些政府官员的不好印象。使人们有个印象：能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都是些好人。
您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意义（指八宝山故事系列），可非同小可呀。可是，你能够解决当前日益尖锐的中国大陆官民之间的矛盾吗？就凭你这点专门讲过去革命者的说教，要老百姓相信你现在的共产党，可能吗？你可别小看八宝山，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你想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至少四五千万原来的国企、事业单位职工被迫下岗，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中有很多人甚至到了子女上不起学、本人看不起病的极度贫困状态，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有农村被强行占地，那些农民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在一夜之间被强行夺走，你让他们怎么生存？还有那些家庭祖辈居住的房屋被强拆，他们又买不起新房，你让他们住到哪里去？
这两天我来到北京，朋友拉着去元大都旧土城去赏花。但所到之处，看到的是悄悄建起的老百姓墓地。解放以前，你听说过埋死人还要钱吗？不要钱的乱坟岗子有的是。可现在你能找出一块来吗？现在随便哪一块坟地你买都买不起。老百姓买不起坟地，只能悄悄埋在你这块被建作游览胜地的元大都土城上。他们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将过世的父母葬于此处也出于无奈，或许他们是下岗家庭，连活人吃饭都困难，哪里有闲钱给死人买坟地？
朋友说，你可别小看，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国家。没有信仰，就无所顾忌。有一天，中国发生动乱，老百姓到八宝山砸碑，跟死人清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这种事已经在文革那年就发生过了。
前不久，凤凰卫视一次“一虎一席谈”，讲是否给公务员长工资的议论，我们在日本看了。让我们吃惊的是，中国的公务员代言人现在竟然是如此的不要脸和恬不知耻，在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不如他们的情况下，竟然还提出涨工资。而且公然撒谎，说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要高过他们。
农民工严冬酷暑都在辛苦劳作，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你公务员哪一样缺少了？却昧着良心与那些收入最高的国企干部来比。蛀虫与蛀虫相比，这个社会只能越比越坏。你即使坏死了，还有个国家墓地八宝山来收容你。老百姓呢？
最后，言先生，我着实要狠狠批批你写的文章。
你在提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时候，也提出了“革命”的概念。你自以为你的“革命”是正确的，否则不会得到那么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不会迎来新中国的建立。可你想到过没有，当年你们的父辈为什么要“革命”吗？还不是因为旧制度不合理，要打破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人与人平等的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你睁大眼睛往四外看看，你那个父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还存在吗？存在？存在个屁！它们名义上还叫“国有经济”，但跟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那是为一小撮特权集团服务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你看看那些所谓“国企”领导人给自己制定的每年几百万的年薪，年末又是几百万的分红，你就知道这些“国企”是什么性质，是为谁服务的了。
中国大陆至少四五千万为改革承担沉重包袱的下岗职工，至今下岗已二十年，你去问问那些年薪动辄几百万的“国企”领导人，可曾拿出过一分钱去救济为改革背负重担的下岗者们？
好，现在请问言先生：你那个“革命”的成果在哪里呢？你所说的那个“革命”有意义吗？你的父辈曾经打碎的旧制度和地主、资本家经济，现在都恢复了。今天中国大陆的剥削和压迫，还有社会的不平等，远甚于你的父辈曾经自觉投身“革命”的那个年代。在今天这个人与人极度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谈“革命”，你就不觉得是莫大的讽刺吗？你自己就受到过这个腐败官僚体制的严重迫害，你难道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因廉洁不贪而受到迫害，你在哪个国家能看到这样昏庸的社会制度？你还在为这个社会制度说好话？算了吧。
朋友说：我以前对你提过，尽快结束你手里的晋察冀史的研究内容，去搞你的新课题。你的新课题我早就为你想好了，就叫《江湖故事》。自古以来，“江湖”的直译就是“百姓社会”，而“百姓社会”从来是与“官场”对立的两个世界。你观察细致，洞察力深，又有官场和江湖生活的两方面经历，你一定会尽快能拿出成果。你以前写的几篇，比如《横店夜话》、《一餐难忘的便饭》、《一位转业上校讲述的故事》、《圣诞大餐的故事》、《女军官阚玉泽的“第一次”》、《深山里的金银花》、《圣诞节故事：女工常秀荣》、《妓女杨桂香》等等还有其他许多篇，都是相当有感染力的江湖故事。
写老百姓，写出老百姓被官场的搜刮、盘剥造成的贫困，写老百姓对官场的仇恨与抗争，比起你写官场要有意义得多。
临走时，朋友最后问我：怎么样？你自己拿主意，对八宝山这个地方，你还打算继续写下去吗？
我说：经您一说，不写了，永远也不会写了。到此为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