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汴京 临安 城市规划 比较
一、 北宋汴京的基本规划
汴京，原名启封，在今开封市区西南25公里处，始建于春秋时期，在战国、秦代为一处重要的战略要地。西汉时期，启封更名为开封，定为县制。唐带中期，开封县治移至今开封市区处，即濒临大运河的汴州城。唐代安史之乱后，开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渐突出，成为中央政权、华北藩镇和东南部经济繁荣地区的三方交汇点。唐中央政府若想平定叛藩和运输来自江南一带的米粮等重要物资，必须将开封纳入自己的控制区内。对开封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建是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当时的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对开封进行了重筑，主要任务是“筑罗城”[1]，把开封城向南扩展了一部分，并且将汴河纳入了开封城区的范围。第二次修建是在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89年），宣武军节度使董晋扩建了周长为22里155步的城墙。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增修外城，并且将里城的道路拓宽，令居民可自主选择居住地，此举意味着唐代以来逐渐松弛的里坊制被进一步打破，也形成了汴京的三重城墙制度。
北宋定都汴京以后，一直延续此种城墙模式。据对开封城墙的考古研究显示，保存较好的外城西墙南段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底宽32.3米，顶部残宽将近4米，残高将近9米，版筑城墙坚固，其军事保卫作用明显[2]。从内到外依次为皇城、内城、外城，形成了开封城坚固的保护外壳。
在开封城内，四条河流穿城而过，它们分别是蔡河、汴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在开封城南部，是开封与陈、蔡、汝、颍等州的水上联系要道。汴河在唐代扩建城墙时被纳入开封城内，，处于蔡河以北，横贯整个开封城，主要作用是“运东南之粮”，并且“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3]。五丈河处于开封东北部，主要作用也是漕运，“船挽京东路粮觚入京城”[4]，将曹、兖等州的粮食和物资运到开封城。地处西北的金水河，流向皇宫，主要是供应皇家用水等等。开封城内水道交错，是在历代修建过程中形成的。
开封外城处南部只有三座城门以外，其余三面城墙都有四座城门。其中，位于东部东南的东水门和东北水门、西边的西水门和西北水门是被河道而准备的水门。其他的城门，除了东边的新宋门、南边的南熏门、西边的新郑门、北边的封丘门是直门两重（与原有的城门重合），其余城门都是“瓮城三层，屈曲开门”[5]。新宋门、南熏门、新郑门、封丘门与东南西北四条御街相连，是在不同方向上的四座主要城门。开封城的13座城门，并不是平均笔直的分布在城墙周围，而是呈现出“五门不对”的特征。具体说来就是“东门偏北、宋门偏南、南门偏西、西门正直、北门偏东”[6]。这在明人的作品中常常提到。开封俗称“卧牛城”，就是因为这五个门连成的形状如同一头牛，如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中认为“汴京形势如卧牛状，登是冈（望牛岗）以望之，则居然可见”。根据古人的 五行思想以及相关的生肖观念，人们认为牛属土，而土正是水的克星。保持开封城的卧牛形状，正是为了防止开封边上的黄河泛滥而采取的厌胜之法。
中国古代的里坊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在唐末以及五代战乱时期，里坊制几乎破坏殆尽。在后周世宗扩建外城时，不但没有根据以前的里坊制度划分居民区和商业区，反而允许居民在一定区域内自主选择居住地和经商地。这说明了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封建政府也开始有意识的顺应经济发展趋势，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北宋时期，政府为了管理方便，曾经在至道元年和咸平元年（公元998、1003）两次试图恢复里坊制，均以失败告终。宋仁宗在即位之初，下令讲利和里的围墙推倒，市坊由此合二为一。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北宋商品经济相当发达，除了御街不允许有商业经营外开封城内几乎遍布商业市场，而居民住地同商业经营地杂处的情况非常普遍。当时市坊杂处的情况有三中：其一是，在同一街巷内，住宅和商店分段不止，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记载，御街南段“过州桥，两边皆居民”，同时“街东车家碳，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其二是，住宅与商店混为一体，如前店后宅，这种样式在反映北宋经济繁荣的著名画卷《清明上河图》中非常常见；其三是贵族府邸与商业区杂处，如在朱雀门外街巷“以南张家油饼、明节皇后宅”，这说明有相当数量的贵族府邸已经处在商业区的包围之中了。
二、 南宋临安的基本规划
公元1127，靖康之难后，康王赵构被大臣拥立为帝，是为高宗，建都临安。从此，南宋政府在临安开始了其在南方的152年的偏安统治。临安，即杭州，由此被称为中国的第七大古都。
早在南宋以前，临安就是江南繁华的城市。秦朝统一全国后，钱塘江边的小县钱塘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发展成在南方重要的经济城市。南朝时期，临安的城市建设加快，成为南朝重要的港口城市，为南朝各代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隋唐时期，临安经济更加快速发展，形成了“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7]的城市繁荣景象。北宋时期，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著名词人柳永的词《望海潮》就描写了临安经济繁荣的盛况，其中“参差十万人家”一句就体现了大都市的繁华。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对临安城的建设，第一次大规模的建设是在隋代皇十二年（公元590年），临安城当时是修建了周围36里的城墙，分设有12座（一说13座）城门。十国时期，临安是吴越国的首都，国王钱缪对临安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修建。第一次是在公元890年9月，主要是扩建临安城的西南部；第二次是在893年，主要是构建罗城，将隋代建成的州城作为临安内城；第三次是在公元 910年，将罗城扩大了30里；第四次是在公元 923年，在隋代州城的故址上建里之城。由此，临安城形成了三重城墙，也固定了临安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临安形成了南宫北城、后朝前市这样的特殊割据。南部的凤凰山附近地区为子城，是皇宫和官署所在地。在城市的 中、北部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内城和罗城之间，也是遍布居民区和商业区。同时，贯穿南北的一条河道（市道）和与河道并行的大街做为城市的中轴线。后来对南宋临安规划都是在吴越国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南宋定都临安之后，对城市做的规划也是在凤凰山上按照汴京皇宫的样式重新建造皇宫，以御街作为城市的中轴线，
临安的城墙防卫体系也经理了不断的改造和扩建。绍兴二年（1132）南宋政府修筑外城城垣三百余丈；绍兴十一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9），扩建皇城及皇城东南外城至十三丈，修筑城垣五十丈，规模周回九里。绍兴三十一年，修缮倒塌城垣100多处[8]。
对临安商业区的规划，南宋政府继承了在汴京规划的基础上，加更加注重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据贺业矩在对临安商业区规划进行研究后发现[9]，南宋政府首先是确定了行业街市制度，即按照出售商品的方式，将行业营业区分成了批发和零售区；其次，在居民坊巷设置生活日用必需品店铺；再次，在某一区域建立“塌房”（仓库），组成新型的仓库区。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史》提到，南宋的商业区是分为“面”和“点”两种。“面”即是商业区，有官府商业区、专营商业区、仓库区三种，城中还有一个中心综合商业区。“点”是不同的商业营业网点，分为两种：特殊商品及服务行业的经营点和进入百姓生活区的一般日用品点。商业区处在城市的交通要道上：中心商业区位于和宁门外向北一直到中轴河道上的观桥，官府商业区处在御街南段动，皆在城市的交通要道上。
三、 汴京和临安的城市规划比较
汴京和临安先后成为中原王朝的都城，其规划思想有其相同之处，更多的体现了不同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了城市规划思想的不同。
（一） 不同的心态造成了不同的防卫姿态
北宋王朝一直处在边境外患的威胁之中。北宋初年，选择开封作为都城，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如在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 [10]。在咨询意见的时候，群臣阻挠。其弟赵光义就认为“京师屯兵百万，全借汴梁，漕运东南之物瞻养之，若迁都洛阳，恐水运艰阻，缺于军储”[11]。开封地处平原，无天然屏障保护，北方游牧政权很容易直达开封城下。北宋政府为了经济运输而相对放弃了天然地理形势对汴京的保护。终宋一代，北有契丹、女真，西有党项，边患不断，时常有大规模的战争引起全国的戒备，故北宋政府在都城的防卫上还是下了很大的力气。
而临安的防卫体系也是三重城墙，而皇城却是坐落在南部的凤凰山上。在高宗南渡后，金兵也曾经追过长江，这个南宋皇权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皇城在南部，虽然有其历史沿革的原因，更多或许是在心理上把整个临安 城当成防卫。以便今后防御抵抗。
从两个城市的 防御上看，北宋汴京虽然是保护多重，但是仍旧有天朝风范，心态上仍旧以天朝自居。而南宋皇室偏安一隅，从地理上已经失去了天朝的优势，在政治上更是以金朝臣子自居。所以在临安城的规划中，更多的是看到了一种退缩。
（二） 经济发展对城市商业区、居民区的影响
在封闭的市坊制度下，居民住房只能对着坊内的巷子开门，而新型的街巷允许居民住房临街开封甚至开店，次模式是从后周开始建立的。周世宗在进行汴京规划的时候，规定“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社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其标帜内，候宫中擘画，定街巷、军营、仓长额，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12]。这种城市规划模式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此后汴京基本上是沿用这样的商业规划方式，虽然曾经有两次试图恢复传统市坊，都归于失败。宋仁宗年间，坊墙终于被推倒，市坊合流，标志着古典市坊制度的彻底结束。同时，与传统市坊不同的新模式——街巷迅速发展起来。在城内商人自形成了各种专业市场；而且官府还与商人争夺利益，还一度在沿河近桥地带设置果子行、面行、肉行[12]
临安的商业区规划直接沿用汴京模式，并且加以改造。南宋蒸发根据商业运作的不同，将商品经营点分成不同的地区：根据商品出售的方式分成了零售区和批发区，根据营业性质分成了官营区和私营区。而零售区又根据商品的不同，分为特殊商品点和一般日用品点。手工业作坊也是根据性质分成了官造和私造作坊两种[13]。
两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从两朝对商业区的规划分区，就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城市商业区的规划的主导影响。而封建政府也在主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三） 王权与风水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王权在一个城市的规划上最重要的体现是中轴线。汴京和临安都有明显的城市中轴线：汴京是以宣德楼到州桥的正中南街做为中轴线，临安是以南到宫城、贯穿整个城市的一河一道做为中轴。在维护基本的王权礼仪上，两个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
中轴线规划做为传统官方思想，一直在城市建设中有明显的表现。但是作为民间思想的风水观念，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从历代信仰规律来，一旦当有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时，风水观念就会超出应占的分量，显现出特殊的地位。而做为时代产物的城市规划也会受此影响。
北宋流行的风水观念是“五音姓利”，即将姓分为五音，按音择地。因皇帝姓赵，属“角”方，利“壬”即西北方。政和七年，道士刘混康上奏皇帝道“皇城东北隅地势低下，不利于皇嗣。若将地势抬高，多子之福立显”。所以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宫城内大兴土木，主要是在西北部模仿临安的凤凰山，建造艮岳。“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众山之总名”[14]。艮岳最终是成为了著名的皇家园林，并且为此劳民伤财，直至亡国。元人郝经诗有诗道：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忧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但是建造艮岳的初衷是用风水解决皇族后裔少的问题。
而在临安的风水规划更重要体现在皇宫的坐落位置上。皇城处在城市的南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看到了南部地形所造成的风水效果。临安南部被称为凤凰山，据 山势“龙翔凤舞”，皇宫和中央官署为左翼，郊坛一带为右翼，“山势至西北来”，形状如龙首。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艮岳就是模仿凤凰山建造的。这就是南宋君臣所津津乐道的“先兆”。他们希望借此“先兆”能获得收复中原、重新获得执掌中原的机会。此时的风水辅助，就是为了整个政权的需要了。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濂 宋京城 汴京遗迹志 卷一 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丘刚 开封宋城考古述略 史学月刊.-1999,(6).-105-109
[3][4][5]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6] 《如梦录?形势记》 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李华 杭州刺史厅壁记 《文苑英华》卷800 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8][9] 贺业矩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10] [11]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17
[12] 《帝王都?都邑》 《册府元龟》卷41 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3]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4] 李贽 艮岳赋 择尘录后录 卷3 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