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宋八大家之一。人见人爱，1，是文学艺术上的天才与全才：诗歌领域里苏轼和他的弟子黄庭坚并称“苏黄”，被认为是宋代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词的方面和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公认为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散文方面他和他的老师欧阳修并称“欧苏”，被认为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欧文如潮，苏文如海”；书法，苏黄米蔡北宋四大家排第一；绘画与表哥文同学是北宋“湖州竹派”代表人物之一，擅长枯木、怪石、墨竹；哲学方面是当时北宋关学、洛学、蜀学三大派中蜀学的代表人物；史学方面也颇有见地，这个天才加全才在八大家中是唯一的。如李白《望庐山瀑布》绝了，苏轼《题西林壁》写对庐山的人生感悟，前者激情澎湃，后者令人沉思，反映两个时代的性格：青春勃发与成熟而富于思考。2，是士林领袖：不光有才还有范儿。王安石是改革领袖但缺人气，反对的人太多；欧阳修既是政治领袖又领袖群伦，是文坛盟主，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和苏轼没法比；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但政治上的影响力要弱得多。苏轼在政治上做过多任地方官，中央也做过翰林学士，政治上有基础；门下有四学士、六君子与苏轼共进退；苏轼对此很有自觉，当仁不让；还很会关心人，对晁补之华丽的文章请黄庭坚去说，以免挫了锐气。3，是世俗与方外的顽童：如辛弃疾所说，“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苏轼总把世界看作是可爱的，“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看谁都可爱，因为热爱这个世界和人群，宽容幽默，无论对敌人还是朋友都保持极大的善意。4，是贬谪与流放的达者，45岁被贬黄州6年，59岁时被贬惠州3年，62岁时被贬海南岛澹州3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贬谪生涯对他产生很大影响，核心就是达观、从容。
自古英雄出少年，成才的秘诀之一：天赋异禀，气质不同；之二：用于质疑，刻苦也是一种天才，在学习上有自己的态度。之三：从小学习环境雅趣并存。之四：前辈提携，张方平和欧阳修本是政敌，但推荐人才时尽弃前嫌。赶上一个很好的人文环境。之五：眉山的文化氛围：是个神奇的地方，对他气质养成提供了重要基础。认识一个老尼姑曾是花蕊夫人的手下。可爱而飘逸，这就是诗人的气息。苏轼的成长之路顺利，健康，饶有趣味。
忧国不谋身，苏轼一出道，即得到欧阳修等朝廷重臣的赏识，但是他走向仕途的道路并不平坦，经历的过程也充满了痛苦和变数。他二十二岁名震京师的时候当朝皇帝还是宋仁宗，而在他历经地方上的几次任职以及完成两次回乡服丧重返京师汴梁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当朝的皇帝也已历经三朝变成了宋仁宗的孙子神宗赵顼，正在进行王安石变法。苏轼给神宗上万言书，反对变法：1，皇帝如鱼不能离开水，只靠少数人，人心散了，应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2，青苗法强制贷款让百姓有怨气，不能开这头。3，朝廷上下缺乏监管，谏官不敢说话。三月《再上皇帝疏》，皇帝的做法与历代圣贤相背驰。苏轼做官旗帜鲜明，敢说话。王安石反对重用苏轼。苏轼自己有四大政治理念：1，治国不用严刑峻法而用仁政之道；2，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而要从长计议，他反对的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3，制度不能说变就变而要维持稳定；4，增收不能与民争利而要取之有道。他三十四岁在中央做官时，虽然官不大，已经具备了政治家的基本素养和素质。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无法在朝廷立足，只好自己外放，先后到杭州、密州、徐州、吴洲等地任职，元丰二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到湖北黄州以犯官待罪之身躬耕东坡长达五年。元丰八年，宋神宗赵顼病逝，宋哲宗赵煦继位，由于新皇帝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她重新起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尽废新法，苏轼得以重回朝廷，并担任翰林学士的重要位置，然而当苏轼与司马光同朝为官共商国事之时，本属于同一阵营的两个人却闹的不可开交，为什么他值得别人尊重，历朝历代的人，对苏轼非常地欣赏，很尊崇他，推崇他，就是他的原则一直没有变，原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这拨人现在登上政坛了，司马光一上台就把苏轼提拔起来了，而且提拔的速度也很快，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里头从一个没有品级的黄州团练副使这根本是一个犯官的位置，没有实际的职权，也没有品级，一下提到三品大员。五十多岁了，做了三品大员了，跟司马光也有矛盾，而且是剧烈的冲突，司马光一上台，重敲锣鼓另开张，把以前王安石的一切否的一干二净，苏轼态度不一样，他说一句话：“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留入于刻。《试馆职策问三首》”，什么意思啊，说现在，新皇上上来了，宋哲宗，咱们这些做大臣的要坚持一个原则，既不能像宋仁宗，那个时候放任自流，消极怠工，但也不能像宋神宗，那个时候，神经绷得太紧了，处事苛刻，都不行，要一张一弛，要有文武之道，苏轼第二次回到朝廷中央做官的原则，“较量厉害，参用所长”，翻译成白话文，说白了，就是只要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我们就支持，只要不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反对，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司马光他上台了之后，它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上台，有时候一种政治势力上台的时候，他是不讲道理的，作为这一方政治势力，那必须对前面的王安石为代表的那拨政治势力要有一个鲜明的态度，这个态度的表现就是全面废止新法包括在人事上全面地贬斥新党人物，这个是苏轼绝对不能够认同的，苏轼所反对的，你注意，他的核心是什么，反对一切形式的没道理的专制的行事，以前他反王安石也是因为这个，不调查研究，不顾及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你就靠着皇上的支持专权，强行推行，你现在司马光这做法，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换了个名目，本质是一样的，尤其是在一个具体法令上两个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什么法令，在这王安石变法之前，朝廷有一项法令叫差役法，什么叫差役法，我们知道在古代，官府不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从局长一直到科员，都是国家干部，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衙门里头，有好多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事，取个快递，打扫打扫垃圾，砌个围墙，这都不是当官的干的事，都是什么呢，都是分派到老百姓家里头，义务劳动的，这样既耽误了农时，有些贪官污吏，借此勒索百姓，王安石变法，实行的是免役法，什么叫免役法呢，比方我是个农民，我今年二月份，我要到官府里头，给人家定期地取报，我忙，我要忙农活，我出点钱，我交给朝廷，朝廷拿这钱去雇别的人，专门人士来干这个活，这比起差役法好多了，交点钱就把人给人腾出来了，他在地里边用的工，跟那钱比起来，那多得多了，收益很大，当然这免役法，也有它的弊端，比方说，有的地方钱交得多，有的地方钱交得少，钱交上去了后，是不是就雇了别人了呢，不知道，但是凡事哪有十全十美的，总的来讲，即便到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无论是赞成王安石还是反对王安石，都认为免役法比差役法要好，可是就这个，司马光也给废了。苏轼真的想不通，有一次两个人，在办公室就吵起来了，大家别忘了，司马光刚当上宰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这苏轼从那偏远的，当然了，写“大江东去”那黄州，提到朝廷里头来，十七个月里头，跨越了十二级当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什么东西，太重要了，皇上的私人政治顾问，专门负责给皇上起草高级的政治文书，就是诏书，还要我怎么样，你还这么反对我，反！你只要不实事求是，只要不以人为本，我就反你，给这司马光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苏轼就是话多，苏轼跟他说，说你也年轻过，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跟韩琦，当时的宰相韩琦争论，韩琦很不高兴，您还是奋不顾身地说下去，最后您还是把话说完了，现在你做了宰相了，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司马光很谦虚地笑了笑，但是那是苦笑，看着他，你说你说……，苏轼把话说完了，气还没消，回到家里一边脱衣服，一边嘴里嚷嚷着，司马牛，你这个司马牛，什么意思啊，这司马牛跟司马光不是亲戚，司马牛是孔子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司马牛，他之所以脱口而出，说司马牛，就是这司马光太犟牛了，是个犟人，跟牛一样，这人太博学了，脱口而出，司马牛、司马牛，但你也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当时冲突很大。苏轼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不动摇。时间长了司马光也很烦苏轼，想找个机会弄出去，但还没实施司马光就病死了，他的门生门的想法和苏轼不一样，而是可捞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司马光去世后苏轼和苏辙的官总不稳当。苏轼提出不在朝廷干了，要到地方去。
浪漫的实干家。苏轼在朝廷中的为官之路历经磨难、波折不断，而在地方上的任职则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以“黄州被贬”作为一个分界线。之前，他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担任过知州；之后，他先后在杭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过知州，在地方担任一把手的时间总共有十几年。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完全没有了在朝廷里任职时的火爆脾气，而是踏踏实实办事、认认真真为官，赢得了民心、做出了成绩。而其中又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浪漫事发生在他的周围。苏轼做官有个特点：在中央做官，要么是像翰林学士这样的高级政治顾问，要么是像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这样的国家很重要的部门的一把手；在地方做官也是做知州这样的行政一把手。他在中央做不了官，为什么呢？一争二争三争的，就给他从中央挤出去了。他到了地方之后，反而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苏轼做过这么多的地方官，最为出色的政绩，最能体现他这个苦干、实干加巧干，或者说苦干、实干加浪漫的这个特点的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跟水有关，第一是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抗洪抢险。这是水多了、泛滥了、成灾了。在西湖，在杭州治理西湖，这是什么呢？这是淤泥多了，把水给堵住了。这两件事情，苏轼都干得漂亮。有苦干的精神，有实干的效果，有浪漫的情怀。这是他做地方官，跟别人比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先说徐州，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十年，四十二岁的时候做了徐州知州。他一到徐州，就让黄河给他了个下马威，黄河发大水了，把徐州城给围了。水位很高，有多高呢？将近有三丈高。高出城内的地面，高出将近两丈。这非常危险，城墙如果老让水这么泡着，就泡酥了，那水就冲到城里来了，这怎么办？苏轼这时候，能够看出他临危不乱、果断的素质。他做了几件事。第一，首先是要稳定人心。这水一来，这城里边有钱人都想跑，苏轼告诉他们说，你们谁都不能跑。你们要是都跑了，人都跑光了，谁还守城啊？我可以保证，只要我在这儿，我还活着，水就进不了城。一锤定音，人都不走了。第二，光说不练不行，紧急调了五千个民夫修城墙，加固城墙。可是根本不够用，怎么办？苏轼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拄着木杖，去请驻扎在徐州的北宋的禁军。我们知道北宋的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你别的人是不能随便乱调动的。这时候苏轼哪还管得了这个啊，去了找着那军队的队长，跟他说，你再不来帮着我们加固这城墙，这城就完了。这队长也很明事理，说大人如此尽力，小人们自当奋先。带着他这些士兵赶修、抢修了一条长堤。什么叫长堤呀？就是在城墙的内侧又加了一道长堤。加得太及时了。第二天，外城墙就被冲垮了。要没修这长堤，徐州城就完蛋了。第三，苏轼还得巧干。你光修堤不行，你猜他想什么办法？他用那大麻袋，里边装上草、石头，然后这徐州城的城墙都有排水道，有六个很大的排水道，这些排水道如果洪水进来是很麻烦，但是你在里头堵是堵不住的。他把这些大麻袋从城的外侧塞住，这个水，洪水使劲地拼命挤压这些麻袋，死死地压在这排水口上，永远也不会漏的。又把公私数百艘船全部调用起来，把这些船拴在城墙外边，漂在水上，可以减少水浪、洪水对城墙的直接的冲击。这叫科学你知道吗。光修长堤那谁都能想到，你得想出巧妙的办法，来防止把城墙给冲毁了，减缓它的力度。城里头险象环生，城外头就更甭提了。为什么呀？洪水一冲，什么都没了，死了很多人，还有很多灾民，怎么办呢？苏轼让人拿着粮食，坐上船到各处去救灾民。他自己穿着雨衣，拄着手杖，穿着草鞋，就住在城墙头上，天天不回家。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吃块饼子，死死地抵抗了七十多天，愣把这水给等退了。黄河恢复了故道，这水就由着黄河故道进入大海了。徐州的洪水之围就算是解了。叫一般人来讲，这就行了，赶紧调动吧，省的下回水再来了再受这罪。没有，苏轼要防患于未然。他知道，这黄河发大水，每过个五六十年就得来一回，所以他紧急上报朝廷，要求加紧拨款，他要修一道结结实实的、长久的建筑，而不是临时的长堤。钱也不是那么好拨的，求爷爷告奶奶，拖了很多关系，款子下来了，修了一道加固型的、长久的长堤。到了八月份，长堤修成了、落成了，苏轼的苦干，苏轼的实干有了成绩了。这时候文学就该登场了。你别忘了，他是个文学家。这个大堤落成以后，他要庆祝，他就在这修了一幢十丈高的大楼，取名“黄楼”。为什么呀？取黄土镇水之意。那一天我就不描写了，因为我不在现场。鼓锣喧天，反正是很热闹，来了三十多位嘉宾，就跟现在做选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庆祝。这没什么稀奇的，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的学生秦观秦少游，两个人都写了一篇《黄楼赋》，寄过来，以示祝贺。苏轼还有一个学生，叫陈师道，写了一篇《黄楼铭》，也对苏轼的功绩，对这次抗洪抢险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肯定。你想，这苏辙、陈师道，还有这秦观，都是当代的大文人，所以他们这《黄楼赋》和《黄楼铭》写来之后，这黄楼名气就更大了。苏轼觉得苏辙这篇写得不错，就亲笔把苏辙这篇一千多字的《黄楼赋》抄在一块绢帛之上，然后又叫人把这篇赋刻在石碑上。这就等于说苏辙写了一篇《黄楼赋》，他的哥哥把它抄在石碑上，刻下来，要流传后世。徐州当地有一个歌妓，名叫盼盼。你听这名起的，很珍贵，跟熊猫似的。这盼盼长得又漂亮，人又聪明，苏轼很喜欢她。原因是什么呢？这姑娘老想跟苏轼学书法，一来二去的，学得还挺像模像样的。苏轼不是抄他弟弟这篇文章吗，这篇文章其中有四个字，叫“山川开合”，这盼盼，苏轼还没抄完的时候，这盼盼自己拿笔在上头，就把这“山川开合”这四个字，自己模仿苏轼的笔迹，把它写下来。苏轼一看，写得还像模像样的，挺像回事的，把那撇捺稍稍地修饰了一下，再不更改，直接刻到碑上去。你看，这多少也是文人的一个雅趣。南宋有一个文人称赞这件事，说什么呢？说天底下做文人没有比苏轼更幸福的了。你瞧人家，抗洪抢险，苦干实干之后，修了一座黄楼，然后指派自己的兄弟、两位学生写来《黄楼赋》、《黄楼铭》，只是在挥洒之间就成就了黄楼的名声。自古而今，哪有这种幸福的文人呢？写出来的文章雄视百代，一看就是一代的文宗。这文人不知道这盼盼还写那四个字，他要知道了的话，他还会说，这黄楼修起来，一方面有苏辙的雄文为它扬名，一方面还有红粉佳人为它添妩媚。这叫什么？这就是浪漫。把洪水给退了，也防患于未然了，宋神宗虽然有点不待见苏轼，但苏轼这事做得好，还发来了嘉奖令了。盼盼还写了四个字，还刻到石碑上了。你看看，老百姓高兴、皇上高兴、文人们也高兴。这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苏轼与杭州这座城市可是有着不同寻常的不解之缘，苏轼三十六岁时就曾经当过杭州通判，五十四岁时又担任了杭州知州，他在杭州总共工作和生活了五年时间，对杭州有着很深的情感。而他第二次任职杭州时，疏浚西湖，建造长堤，为杭州人民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民心工程”，留下了为人称道的千年美名。我们再来看杭州，苏轼五十四岁的时候第二次来杭州，这次做的是知州，前面那次做的是通判，是个副职，这次做知州。杭州是个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是苏轼来到西湖，来到杭州的时候，西湖面临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呀？这西湖常年里边的淤泥太多，水面上长的水草太多。这两个特点就把西湖给毁了。苏轼在给朝廷的奏章里头分析西湖的形势，讲了这么几个特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西湖是杭州的眼睛。西湖要是瞎了，杭州就成了盲人了。第二，从生活的角度来讲，西湖是杭州人的生活用水的来源。从朝廷的角度，西湖是皇上放生和祈福的地方。从水利的角度来讲，西湖是保证河运畅通的一个来源。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西湖还是酿酒上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所以我们说西湖治理不好了，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水利的角度，还有文学的角度，都不好。说白了，治理西湖，既是一次民生的拯救，更是一次文学的拯救。它本身就有浪漫的色彩在里头。到底怎么治它呢？首先得挖淤，把这淤泥给清了。但是淤泥清了，这个只要有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可以做到，挖出来的泥巴往哪儿放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轼群策群力，跟大家商量之后就决定在西湖的西侧，从南到北建一座长堤，把这淤泥都堆成长堤。堆成长堤好啊，这就把西湖分为内湖和外湖，也叫里湖和外湖。一来，减轻了人们从南到北要绕圈，要绕三十多里地，这对我们来讲就是锻炼身体也太长了点。横截一条长堤，可以节省人们的时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修了这个长堤之后，可以在长堤上修桥，然后在长堤上种上垂柳，种上花花草草，它就变成了西湖上的一道新的风景线。但是问题是你修了长堤不错，你把淤泥挖了也不错，问题是它以后还会淤的，那怎么办呢？苏轼还跟大家一起想个办法：在这水上中菱角。因为种菱角有个前提，你要种菱角必须先清淤泥，先清这水草。一举几得，既给老百姓找了一条挣钱的路子，又清了淤泥、清了水草。第二，种了菱角之后，卖来所得的钱一部分交还回来还可以治理西湖。但是水面这么大也不能荒种，你到处都种也不行，怎么的，得定个区域，区域以外的地方可以种，区域之内的一点都不许种，得保证水质的澄净。所以就在西湖的中间修了三座小石塔，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最开始的时候这是很实用的，后来演变演变演变，就成了三潭印月了。我刚说了，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这还是一次文学的拯救。杭州又把眼睛睁开了，还是丹凤眼呢，挺漂亮的。在改造西湖的过程当中，苏轼也没少费工夫。他在黄州不是做了猪肉吗，叫做东坡肉，他就把这东坡肉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做这东坡肉给民工们吃。应该这么说，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的话，徐州的这个工程，抗洪抢险的修黄楼，这是因为苏轼苦干和实干之后有了效果，所以苏辙等人为他写文章是为了能够让黄楼、让苏轼的政绩名声远扬。但是因为有文人的加入，所以使得本来没什么文学色彩的黄楼，具有了浪漫的情怀。可是西湖的治理就不一样，这个举动本身，既是实干的结果，又是一次文学浪漫情怀的结果，人们从这西湖这闪亮的眼睛的背后就能看出，苏轼在这个工程里边所孕育的仁爱之心。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了，苏轼这个地方官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浪漫的实干家。苏轼还干了很多事。好些事应该说既很实用，又很浪漫。能够看出苏轼这个人，始终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在杭州。杭州虽然有西湖，大家想不到也有发生饥荒的时候，苏轼去了之后就碰到一次饥荒。碰到饥荒之后，有很多饥民，没有办法。怎么办呢？要跟朝廷申请钱款来救灾。当时朝廷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卖度牒。度牒就是朝廷颁发的和尚的文凭。卖一个文凭多少多少钱。因为出家做了和尚之后，可以免于向国家交赋税。所以当时你要做和尚的话，那是什么呢？你得交钱，才能拿到这个文凭。当时这个文凭的名额是掌握在中央官员的手中的。苏轼为了要多得这个度牒的名额，就跟朝廷的官员提出来，今年的指标我要拿一半。朝廷的官员说，这不行啊，你拿了一半，别的地方怎么办呢？苏轼不管，弹劾这个官员，愣是让朝廷把这个官员给撤回去了。这事苏轼做得确实不太地道，但是从这事上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很着急。最后，总算是把这卖了度牒的钱拿来救了灾民。可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很多问题没法解决。比如说，有了饥荒就要瘟疫。发生了瘟疫之后，一死一大片。这时候苏轼就拿出了这独门的绝学，他有个秘方，叫“圣散子”。这什么玩意儿？就是一种药，治瘟疫的。说起这圣散子来，还有个典故：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碰到他一个好朋友，叫巢谷，俩人闲聊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苏轼本身就是非常喜欢养生，研究养生的，他跟这个巢谷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巢谷就跟他说，我有个秘方。苏轼一听秘方，眼睛就亮了，就死气白赖地跟他要这个秘方。这巢谷就死活不给地，因为他太爱这个秘方了，连亲儿子都不传。后来苏轼是死缠硬磨，这巢谷把他拉到长江边上，指着江水发毒誓：不准传给别人，只可自己享用。苏轼答应了，嘴上答应了，心里不以为然，苏轼不喜欢这种垄断行业。他拿到了圣散子这个秘方之后，这次碰上瘟疫，就把这秘方拿出来，让人到山上去采草药。因为这圣散子有个特点：它的原料非常地便宜。然后准备几口大锅，天天熬这圣散子。凡是从这路上过的，每人给喝一碗，免费的。但这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你能喝多少碗才能解决瘟疫呢？苏轼就想到应该办医院。你看这邪门不邪门？当时为什么得病的人很多，没法救治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公共医疗设施。都是一些道人、僧人给人看病。苏轼当时自己掏了五十两黄金，又从公款里拨了两千贯钱，建了一所病坊，他起的名字叫“安乐坊”。据不准确的统计，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公办的，官家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你还没想到苏轼还有这功能呢。我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苏轼办了很多的实事。因为做地方官跟在中央做官不一样，他每天必须面对很多琐碎的小事。苏轼不是天天在西湖边上瞎转悠的，他要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这能看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另外的一种素质。他在朝廷上，战略问题他能争论，整体思路他能争论，到具体的事儿上，小事大事都能做。我们想苏轼太累了，太忙了，天天地跟司马光、跟王安石还要争论，然后还得抗洪抢险，还得治理西湖，还得熬药，忙死了。这么忙他还能浪漫吗？我告诉你，浪漫不用专门浪漫，只要想好了，随时都能开始。苏轼每天办公的地点在哪儿呢？西湖啊。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吃完早餐，坐一艘船，从西湖这儿穿过去，然后办公桌就摆在西湖边上，拿出公文来，一点一点批。苏轼有个好习惯：把每天的事记在“手机”上，记事本上，记在这记事本上，做完一件勾一件，就跟我们的备忘录一样。所以他虽然工作很多，但不拖到第二天。他有时间浪漫，他得给浪漫留出空间来。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形啊？那西湖边上垂柳依依、微波荡漾、水波不兴，苏东坡在这儿拿着各种报表，拿着各种公文。办完了公事，在灵隐寺散散步。晚上跟僧人们在一起吃完斋饭，然后骑着马缓缓地回家。我经常想，如果我也有这样的办公环境，我一边看着报表，一边也能随口吟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谁写不出来呀，有这环境我也能写出来，这得有这份心才行。人忙成这样，还不忘跑到西湖边上办公，这就是一种心态。什么心态？一种文学的情怀，一种美的情怀。只有这种人才会想到把淤泥造成长堤，还在长堤上修桥，还在长堤上种柳、总是在做实事的时候，忘不了把实际的事情能变成民众可以享受的美感。这就是东坡跟别的人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很喜欢他，就是这个人很可爱。可爱在哪儿呢？就在这点上。不过我也经常想，苏轼在西湖边上办公，也许是在等人，有时候也许就能等到一个人。有一天，苏轼和自己的朋友在西湖的亭子边上正聊天呢，突然间听到远处传来古筝的声音，筝声隐隐。没过一会，在在远处看来，就那西湖上，有一艘小船划过来了。这船头坐一女子，装扮得非常庄重、典雅，当然也很漂亮，见了苏轼就跟他说，我是从小就喜欢读您的诗文。用现代话说，也是您的超级粉丝。可是一直没机会见您，我都嫁了人了，我们这女人家出来，出头露面的不方便，今天听说您在这，我特意过来见您一面，给您弹上一曲，表达我对您的仰慕之情。你想想，应该多去西湖边上转，就会有人划船来给你弹古筝。有这样的情怀，有这样的情境，你要再不写词，那就是作孽。苏轼就写了：“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念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苏轼《江城子》。写的太感伤了，同时也很美丽。听到这古筝的声音，看着水面、湖面上有荷花在摇曳，循着古筝的声音再去看人，不见人了，只看见青青的山峰。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也有一种忧伤中的浪漫。写的太好了。这种地方官，辛苦心里也是甜的。苏轼在密州，苏轼在杭州，都造就了他在文学上的，具有阶段性的成果。苏轼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开始了他的词的创作。苏轼在密州做知州的时候，写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在密州的时候，写了他的第一首豪放词“老夫聊发少年狂”。所以我们说，苏轼在他任过地方官的这些城市，一方面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同时，也收获上了文学上的成果，双赢。朋友们，这种双赢不但健全了城市，也健全了人心，更健全了人的灵魂。还是在杭州，所以杭州这个地方很重要，很多浪漫的事，苏轼身上那些事，都是在杭州这个浪漫的城市发生的。一天，他在衙门，有人来打官司。这人是干吗的呢？是一个绸缎商。这绸缎商打官司说，说我给别人卖了绸缎，钱收不回来了。苏轼说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被告是做扇子的，他要做扇子用我这绸缎。我把绸缎卖给他两万贯，到现在一个子儿没收回来，已经逾期了，他违反了合同，我要告他。苏轼一听，这还得了，我们法治国家，把他叫来。叫来这被告，一苦脸，跟苏轼说，全都怨我，真是违反合同了。我跟您说一情况，我爸爸去世了，我这看病、丧葬，花了很多钱。可巧今年一开春进入夏天，它天不热，它老下雨，你说这么冷的天，谁买我的扇子啊？我这扇子卖不出去，借了钱也还不上。这两万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没办法。这就两难了，你说他这是事出有因，那位也等着用钱，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孙悟空来了以后把龙王爷叫走，别下雨了，天就变暖，不可能啊。苏轼有苏轼的办法。跟这被告说，你做扇子的？说是，做了一堆。说你把你们家做的那上好的扇子，拿出二十把来，我给你还债。一听哟，这都到了秋天了，您还用这么多扇子？您怕热呀？想不了那么多了，回去赶紧拿了二十把上好的扇子。苏轼那是会写扇面的，就拿桌子上判公文的那笔，这儿画两杆竹子，那儿画几个怪石，这儿画几个枯木，这儿题两句诗。人家一会儿工夫，二十把团扇，画得是玲珑剔透。都了结了，然后把这扇子交给他说，拿到门口去，很快你的帐就能还上了。这人感激得，哭都哭不出来了。抱着二十把团扇刚出门，就有来买的。我前面说了，苏轼的字和画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都争着要呢。一把扇子一千钱，绝对卖了，还一千多呢，不但把帐还了，还有富余呢。一会就卖光了，没捞着来买的还后悔不迭。可是我说实在的，我听完这故事之后，我一开始有点发蒙。就是我弄不清楚，第一，苏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他想秀一把自己的字画的功夫呢？还是真心想帮这个人呢？我觉得有作秀的这个成分。但即便这么说，咱说句实话，又有几个人能够用这种诗情画意的方式，来替这个人还账呢？比方说，如果是我，我啥也不会，我从兜里掏两万块钱，我给他扔这儿，我替你把帐给还了。但这也不对啊，长此以往，老是这样，不符合规矩呀。所以苏轼这个做法，应该说那就捎带手地，既秀了一把自己的字画的功夫，同时又实实在在地帮了他一个忙。问题是这样的做法，这种故事发生的主角，他只可能是苏东坡，换了别人，他想不出这一招来。这就叫什么？把工作的热情，把对百姓的关爱，贯注在浪漫的情怀当中。既满足了原告的需求，又解脱了被告的困扰，最后也满足了苏轼自己想表现自己一把的这种欲望，都达到了目的。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们说，苏轼跟别的官员就是不一样，他在地方做官，首先他的基础是要有苦干的精神。第二，苦干他不蛮干。他干得很聪明，他得干得实实在在的，把这工作的业绩体现成为老百姓的实惠。第三，层次比较高了，他不但要让你得到实惠，而且他要在享受当中去享受这个实惠，把这个实惠变成美的实惠。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我们讲，从刚才讲的这些小故事，我们能看得出来，苏轼一到了地方上，就如鱼得水，浑身都活了，能把自己浑身的解数都能使唤出来。他很有人情味，他也懂得怎么做事，他知道怎么能把事做得既好，而且做得很美。所以我们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的实干家。
十年生死两茫茫。今天当我们细细品读苏轼的诗词，在那字里行间之中，依稀可以看见三个女人的身影：她聪慧过人，虽早早地离开人世，却也让苏轼一生都念念不忘，永远记得“小轩窗，正梳妆”的甜蜜；她质朴贤淑，在苏轼遭受排挤、远离京城时，默默地照顾他，宽慰他，让苏轼依旧怀着自由的心，写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美景；她不离不弃，万里相随，陪伴着苏轼一起流放惠州相依为命，她最懂苏轼的心，苏轼也为她写诗词最多。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美不胜收。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比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再比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作品有的让我们快乐；有的让我们缠绵；有的让我们沉思；还有的让我们成熟。像底下这首词，就让我们陷入到深深的思念，还有淡淡的悲伤当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江城子》。我经常就在想，像苏轼这种超级天才，像苏轼这么智慧的人，这样经历了生活和人生的起伏跌宕的人，到底得有一个怎样的人才能让苏轼为她如此肝肠寸断、泪流千行？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明白，这是苏轼写给他的结发妻子王弗的词，王弗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对于苏轼来讲她究竟意味着什么？能让四十岁的苏东坡写下这千古绝唱呢？王弗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她当然没什么业绩，一辈子也不轰轰烈烈，但她对于苏轼来讲非常特殊。王弗的父亲叫王方，是一个乡贡进士。什么叫乡贡进士？就是说他是一个获得了被选拔出来有资格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但是他没考上，这个就叫乡贡进士。虽然没考上，但王方肯定是一个学识很渊博的人，那他的女儿王弗也差不到哪去。你听听这名字，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吗？王弗，“弗”是什么呢，“弗”通那个示字边的“祓”，实际上是避害而求福的意思。就这名字你就能看得出来，她的出身是一个有着学富五车学问的人家。苏轼年轻的时候不想结婚，他待在他老家里头天天想着修道，而且他真有几个道士的老师，后来长辈还有他老爸给他逼得没办法了，他不得不结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跟王弗结婚了，而且婚后感情还不错。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以苏轼这样的心态和他倔强的个性，这么自信的人，他能够跟王弗结婚，并且能够在婚后跟她有不错的感情，这只能说明一点，两个人是对脾气的，两情是相悦的。我们不知道他跟王弗谈过恋爱没有，或者谈到什么程度才结的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王弗是他的结发妻子，是他的爱情和婚姻的起点，就这一条就足以使苏轼对她魂牵梦绕。苏轼是个很重情意的人，他跟王弗结婚的时候十九岁，还是一张白纸，没有经历过人生的什么风浪。王弗比他小三岁，当年只有十六岁，也是一张白纸。常言说得好，一张空白的纸，最好画美丽的图画，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在这张白纸上是画了很多美丽的图画，这才让苏轼能在不惑之年对已经去世十年的王弗念念不忘，写下这首词。王弗之所以能够引得苏东坡对她如此地想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跟苏轼是很典型的互补型的伴侣。我们知道苏轼这个人个性开朗、率真，喜欢放大炮，嘴上是没遮没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什么话不说出来就跟吞了苍蝇一样，我难受，我得吐出来。这个个性他老爸看得是比较清楚的，苏轼的“轼”这个名字就是他父亲给他起的，“轼”者就是这车子前面的一个扶手、一个小横木，这小横木不起眼，车轮、车盖、车的舵、方向盘都很重要，只有这个“轼”，好像可有可无，但要把这个“轼”去了，这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车子，所以苏洵告诉他的儿子，我给你起这名字就是说，你要像“轼”一样不可或缺，但是绝不张扬。苏轼后来的人生印证了他父亲对他的担忧，他张扬了个美，也因为这一点，因为他的个性，他吃了很多亏、遭了很多罪，但我们也因为这一点觉得苏轼很可爱。可是王弗跟他的性格就完全不一样了，用苏轼对她的评价说，她的个性是“敏而静”，就用我们现在话说叫聪明但是绝不张扬，所以他们俩是非常好的互补型的伴侣。苏轼跟王弗结婚的时候，虽然王弗出身读书人家，但是苏轼并不知道王弗到底读过书没有，毕竟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家读书是很少的。苏轼就自己读书，王弗有时候在边上坐着也不吭气，做点针线活，干点家务事，一言不发。可有时候苏轼在背书的时候，背着背着突然卡了壳儿的时候，这小王给他开始提醒了，下边那句是什么。这让苏轼觉得很吃惊，说这小姑娘挺有心的，我还以为她不识字呢，半天她不吭气，在边上心里有数，然后又问她说那你知道我这屋里的书、这书什么内容？那书什么内容？一问，人家都能略知一二，这苏轼就服了。“敏而静”，嘴上不说，心里全明白，这是苏轼性格里头没有的，苏轼是有一点都能说出十点来。所以这种互补型的伴侣，她对于苏轼的人生太重要了。王弗跟他结婚简直就是在苏轼身边放了一保险丝。苏轼刚做官的时候远离父母，经常喜欢迎来送往，接待一些客人，这王弗是个有心的妻子，家里来客人了，苏轼在客厅里头跟客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在屏风的后边，小王站在屏风的后面在认真地听，她这个放大炮的丈夫今天又说什么话了，听完之后等晚上了，把她的感受告诉她的丈夫。比如说今儿来了一个客人，王弗就跟苏轼说，说这个人不靠谱，我听了半天，他说了很多话，都是针对你的话而说的，你说什么他就顺着你的话音走，你往左走他就往左，你往右他就往右，这种人一看就是阿谀奉承之辈，你跟他浪费什么时间，说了一下午，耽误得吃饭都耽搁了。明天又来一个人，她又在屏风后面听完，晚上给苏轼写总结，这个人更不靠谱，一见你就见面熟，亲热得跟做了十年朋友一样，我告诉你，这种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两个人都年轻，苏轼又那么自信，对王弗的这些话可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可能是姑妄听之，并没放在心上，可是等到后来他吃了很多亏之后，他在朝廷朝政的风浪当中摔打了很多次之后，他再想起他这个夫人给他的忠告，他怎么能不思念她呢？苏轼不得不承认，夫人在这方面的判断比他精准得多。苏轼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有时候有些行为匪夷所思，有点孩子气。有一次下大雪，他院子底下、有个树底下有一块地，别的地方都有雪，就这个地方没有积雪，不但没有积雪还冒热气，过了几天之后，这地还隆起来一块，苏轼看了就特好奇，充满了发掘的欲望，苏轼猜想肯定是古人在这地方埋了丹药，丹药属性很热，所以这地方没有积雪，他想探索这东西，想搞科学研究。但是这个地儿不是他们家的地儿，不能随便乱采乱掘。王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过两天跟他慢吞吞地说，说如果婆婆在世的话是不会让你这么干的，你这个行为很不道德也很不文明。苏轼听了以后很惭愧，妈妈虽然去世了，老婆还在身边，能让自己不干那些不靠谱的事，这就是王弗的作用。苏轼之所以特别思念他这个妻子还有一个原因，王弗虽然是他的结发妻子，但是他们俩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太短了，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他们在一起只生活了十一年，还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所以王弗去世以后，苏轼在墓志铭里边写道：“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你走了，将来我靠谁呢？我想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冠冕堂皇的官场的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的夫人的思念。回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四十岁的苏轼已经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了，他为什么在这时候突然写了这首词？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他夫人去世十周年，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苏轼已经经历了生活当中的很多风浪。他说了，现在如果咱们两个再见面，“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你还是当年那样，婀娜可人，而我已经变成一个糟老头子了，为什么呢？我这让生活的风霜给我摔打成这样子，越摔打越想起你的好。所以我们说只有像王弗这样的妻子才有可能像苏东坡这样的天才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千古佳句，你能说这首名篇不是王弗的背后的动力使然吗？肯定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曾用“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来评赞苏轼这首《江城子》。在这首词中寄托了太多苏轼对王弗的思念，那是一种超越了生死，超越了时空的思念。
然而，逝者已逝，生者还要继续生活，就在王弗去世后的第三年，一个女人走进了苏轼的世界，她就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王闰之没有王弗的才情，却有一颗质朴的心。从乌台诗案到被贬黄州，她都一直静静地守在苏轼身边。苏轼不但精于写词，还善于写赋，他最著名的赋就是前后《赤壁赋》，那《后赤壁赋》跟他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年十月在黄州时期，苏轼和朋友们在雪堂聚会。苏轼在东坡这个地方盖了一座房子，大雪天盖成的，墙壁四周画的都是雪景，取名“雪堂”，特浪漫一名字，这是他会客的地方，也是他读书的地方。他住在临皋亭，那跟雪堂还有一段距离。这一天晚上，他跟朋友在雪堂饮酒、品诗、聊天，完了之后两位客人陪着他沿着黄泥坂路回临皋亭，一路走来，看到霜露既降，已经下霜了，木叶尽落，树叶都掉下来了，树枝光秃秃的，看到有什么呢？皎洁的明月当空朗照，我们的身影投射在地上，四下里瞧瞧，非常地寂静。有明月、有小路、有身影、有木叶尽落的这样一种景象，让苏东坡当时心里非常地畅快，一边走着一边吟着诗，还哼着歌。他就给朋友说，今晚的月色太棒了，只可惜在这样的晚上应该有酒啊，有酒如果没有菜也不行，应该有酒有菜有朋友，今天晚上就够完美了。朋友说没事，菜有，我刚打了一条鱼，嘴巴特别大，鱼鳞特别细，像松江的鲈鱼，一定很美味。可是就没酒，三缺一，现在有朋友了、有鱼，没酒。苏轼说没事儿，我回趟家马上就回来。跑回家去见到了王闰之，还没说呢，王闰之说别急，我知道你要什么，我这儿存了一瓶好酒，以备你不时之需。你说这瓶酒应该叫什么名字？及时酒。谁给他提供的及时酒？王闰之，所以王闰之应该是及时雨，及时雨提供的及时酒。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个裉节上给苏东坡提供酒呢？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们家先生经常有这种突发奇想的机会，猛不丁的就要喝酒，早就准备好了。苏轼得到了酒、带着鱼，和朋友再游赤壁，“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轼《后赤壁赋》。哗哗哗写下来，《后赤壁赋》成了。你说这《后赤壁赋》跟这不时之需的酒有关系没有？当然有。酒是谁给的？王闰之给的，这赋跟王闰之有关系没有？当然有关系。一个好的妻子，善解人意的贤妻，能够让他天才的丈夫写出伟大的作品。王闰之跟苏轼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妻子。苏轼在颍州做知州的时候政事繁忙，当地有灾荒，苏轼心情不好，这天晚上正是初春时节，有梅花绽放，苏轼一个人耷拉着脑袋在那儿闷着头不开心。王闰之跟苏轼说，初春的月色跟秋天的月色是不同的，秋天的月色让人感到惨淡，初春的月色令人感到欢快和愉悦，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同事和朋友叫来，大家一起饮酒赏花呢？苏轼一听，没想到你还是个诗人，都说你文化程度不高，我看你文化程度挺高的。马上把他几个要好的朋友跟同事叫来，大家一边饮酒一边赏花，心情马上好了很多。你说，你看这又是酒，及时酒。你现在发现，王闰之在苏东坡的生活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了吗？她就是一见缝插针的人，她总是在苏轼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苏轼被贬黄州，在东坡种了一大块田，还养了一头牛，这牛耕种，有一天这牛病了，不干活，叫了个兽医来看，也不知道什么问题。这牛闷闷不乐的，也没劲儿，在那儿躺着。王闰之来了，你就发现这王闰之是一个十项全能冠军，什么都能干，王闰之一看说，这牛生的病我认得，叫做豆斑疮。只要拿青蒿熬成一大锅粥给它喝下去，保准就好。你看，又是及时雨，还兼兽医，还能帮苏轼开解心情，文化程度还不怎么高，事实再次证明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有很丰富的知识，同样能够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贡献，起码王闰之对苏轼的贡献就很大。如果说王弗是所谓结发之妻的话，王闰之应该算是患难之妻，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弗去世得早，王闰之跟苏轼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七年，苏轼做湖州知州的时候，做徐州知州的时候已经和王闰之生活在一起了，后来被贬黄州还是王闰之陪着他，后来返回朝廷做官还是王闰之陪着他。王闰之无论是在苏轼倒霉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从不抱怨，苏轼回到朝廷之后官升几级、锦衣玉食，日子过得非常充裕，王闰之也并不张狂，依然保留自己的本色。苏辙对他这个嫂夫人是非常地佩服，在给他嫂夫人写的祭文里边特别指出这一点，说他嫂夫人的这个个性和这种气质，绝非学习所能得到，完全是天生所致。就是这么一个喜怒不形于色，日子过好了不张狂，日子过得不好了也绝不沮丧，你说这样的人待在苏轼的身边就好像苏轼的影子一样。苏轼本身就是一个很旷达的人，这种夫人待在他的身边等于是为他加分。就在苏轼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后来做了翰林学士、做了礼部尚书，备极荣耀的时候，四十六岁的王闰之又去世了，苏轼在写给她的祭文当中非常沉痛地说，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人站在门口迎候我回家了。这跟他写给王弗的祭文非常地相近，都表达出了对自己的夫人一往情深的情愫。
王闰之去世时，苏轼已经五十八岁了，再次痛失爱妻，苏轼的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同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流放惠州。此时在苏轼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侍妾王朝云了。王弗和王闰之是苏东坡的正妻，但是在苏轼的伴侣当中名气最大的其实不是她们俩，是他的侍妾朝云。苏轼给王弗、王闰之和朝云都写过诗词，尤其给朝云写得最多，最著名的是《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蝶恋花》。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历来传为名句，还有“多情却被无情恼”，墙外的人听到墙里边的人在笑，墙内的人本是无情于你，你听了之后反而生出多情，枝上的柳絮越飞越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整首词表达了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这首词是苏东坡在惠州所写，东坡被贬到惠州，心里已经很清楚，不可能再回到朝廷了，所以写下这首词表达自己对人生无常的一种慨叹。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首《蝶恋花》并非东坡写给朝云的，他写完了之后，请朝云唱这首词，朝云不能唱，朝云将启口唱的时候突然泪如雨下。苏轼很吃惊，你哭什么呢？说我不能唱的就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朝云非常聪明，虽然她出身比起两位夫人低下得多，她的文化水准也不高，但她悟性很高，从这首词里边，从“天涯何处无芳草”和“多情却被无情恼”里边她听出了人生无常、人生短暂、人生如梦的况味，所以她联系到自己十二岁的时候就到了苏轼的家里，后来成了苏轼的侍妾，陪着他到了黄州，陪着他到了惠州，这一路走来风波不断，将来我跟他终有离散的一天，人世间的情感不可能永远长久，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想到此处所以泪如雨下。以后每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反复吟咏这几句词，终于郁郁而终。得，苏轼写了这首词让自己最心爱的一个女人结束了她的生命，从此以后，东坡不复吟咏此词，再也不读这首词了。与王闰之和王弗相比，朝云可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妾跟妻是不一样的。苏东坡发达的时候，为了应酬，门下曾经养了不少的侍妾，但是这些侍妾跟他的关系与妻子跟他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妻子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侍妾并不一定伴你到终老，她可以半途改道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苏轼后来被贬惠州之后，他就纷纷地遣散了原来身边的一些侍妾，这些人就各奔前程了，不陪伴在苏轼的身边，只有朝云日日夜夜依然陪伴在他身边。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朝云是一个很重情意的人。更重要的是朝云很懂苏轼。有一则例子大家都很熟悉，说有一次苏轼吃完晚饭在那儿散步，突然摸着自己的大肚皮，问自己的那些奴婢和侍妾，说这肚子里装的什么啊？有一个浅薄的侍妾回答说，满腹的文章。苏轼微微一笑，并未作答。这答错了，显然的。另外一个又举手表示要回答，说先生腹中装的是满腹的经纶和机关，那就是说装的都是智慧。苏轼又是微微一笑，显然否了。最后是朝云不紧不慢地说，先生腹中净装的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哈哈大笑，答对了！加十分！有几个人能知道苏轼肚子里装的是不合时宜呢？你别忘了她不是苏轼的同事；不是苏轼的老师；不是苏轼的学生；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她只是苏轼家中的一个侍妾，她没那么高的文化水平，她凭的是什么？凭的是感悟、领悟，对苏轼透彻的理解。所以她对苏轼的追随，准确来讲并不是图他的钱，也不是图他的利，是图他的灵魂。苏轼对朝云的这份情分非常感激，专门写了一首《朝云诗》，其中有两句写道：“不似杨枝别乐天，恰似通德伴伶玄。”——苏轼《朝云诗》。他很有感慨。我们知道苏轼一辈子最崇拜两个诗人，一个是陶渊明，再一个是白居易。苏东坡这个“东坡”就是从白居易那儿借来的，当年白居易在四川忠州做知州的时候，东门外头有块地种着些花，给那儿起名叫东坡，苏轼给它借了来，给自己起个叫东坡居士。白居易原来发达的时候，手底下有两个很著名的侍妾，其中一个叫樊素，能歌善舞，可是到白居易晚年的时候，这位小樊素离他而去，另谋他途，所以苏轼很有感慨。原来他有个遗憾，说你看人家白居易有樊素在身边，能歌善舞陪着他，那意思是，咱身边没这样的人，有点遗憾。现在不遗憾了，朝云可能并不能能歌善舞，但是朝云善解人意，而且不离不弃，一直陪着他，即便他已经被贬惠州，这已经是贬到岭南地区，绝无再返中原的可能，依然一心一意地陪伴他。因为到了惠州以后，王闰之那时候已经去世了，王闰之去世以后，朝云并不念及名分，按道理一般来讲，夫人已经去世了，给我扶了正嘛，没有，从来没提这要求，而是承担起了一个主妇的职责，精心照料家庭、照料生活、照料苏轼的身体健康。苏轼在跟朝云的生活过程当中，教给她识字，后来朝云又跟着苏轼修道念佛，应该说在苏轼的人生的后半时期，朝云在他的生活当中充当了一个知己之妻的角色。我们前面说王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是苏轼的结发之妻，同时也有点像他生活当中的一个诤友。王闰之是一个及时雨，总是在苏轼生活当中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他那份体贴和关爱。朝云跟这两个夫人的角色不一样，她和苏轼更像是一对知己，她就是苏轼的红颜知己。尤其在苏轼的晚年，失去了功名，失去了利禄，一切都失去的时候，只剩下了自己这个老朽之躯的时候，朝云陪伴在他的身边与他一同参禅悟道，让他的人生能在平静和祥和当中走完最后的路程。我们说对于像苏轼这样一个大诗人和大文人来讲，身边有朝云相伴，真是一种巨大的荣幸。所以在朝云去世以后，那年朝云才三十四岁，苏轼在为她写的墓志铭里边，跟前两位夫人不一样，在给前两位夫人写的墓志铭和祭文里边他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深长的儿女私情，但是在给朝云写的墓志铭里边他更像是写给一个知己，他希望自己将来努力地参禅修佛，也能够进入天国，再和朝云在一起。所以你看，苏轼一生当中最亲近的这三位女性，在她们的情感和智慧的催动下，苏轼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我们可以这样讲，正是由于这些女性、这些妻妾对于苏轼的关爱、体贴和理解，才促使他写出了一篇篇感人肺腑、流传千古的名篇和佳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轼的确是一个幸运的人，也是一个幸福的人。
苏门六君子。苏轼身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当时的文坛盟主，身边一直不乏仰慕者和追随者，但是真正能够为苏轼所欣赏和喜爱的，最让后人称道的当属“苏门六君子”。“苏门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那么“六君子”是后面又加了两个，一个是陈师道，一个是李廌——“苏门六君子”。这六位出身不同、性格不同，都是文坛上数一数二的翘楚，为什么是这六个人？苏轼为什么喜欢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又为什么喜欢苏轼？第一，文学。苏轼喜欢他们，他们喜欢苏轼，基于什么基本点呢？就是对于文学有共同的趣味。换句话说都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不是一般人。这六个人对于苏轼文学的造诣那是相当佩服，像黄庭坚就说过“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黄庭坚《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苏轼的诗文、书法，老大，天下第一，没的说。黄庭坚基本上名气跟苏轼差不多大，在“苏门六君子”里头他是年岁最大，只比苏轼小九岁，他这个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那苏轼是怎么看这几位的呢？评价也非常高。苏轼讲一段话大意如此：我当初继承的是欧阳修老先生给我传的衣钵，他当年是文坛的宗主，现在我也要做文坛宗主，为什么呢？因为盛世必有盛世之文学，得有人领这个头，但是光有人领头成不成呢？不成，还得有追随者才能成气候。那怎么才能成气候呢？就是我现在看重的这几个人，什么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等，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杰出的代表，我只不过是文坛的盟主而已。苏轼还讲，我这辈子钱财方面什么都没有，但有一条比较满足，就是我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些人才，他用的什么话呢？“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苏轼《答李昭玘书》，大伙还都没发现他们的才华很高的时候，我独自发现了，我独具只眼了。你看，这就是说，双方对对方都非常地有好感。像黄庭坚，苏轼对他是有特别的尊重的。我刚才讲了，黄庭坚岁数其实跟苏轼差不太多，差九岁，按说应该算是兄弟辈分，差不了一代，而且在诗歌方面，黄庭坚在宋代已经是和苏轼并称“苏黄”，书法也是并称“苏黄”。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黄庭坚在苏轼心目当中的重量级的分量，黄庭坚自称“山谷道人”，所以当时的人把他的诗体叫“山谷体”，那一个人写诗能自成一体这是很厉害了。苏轼有一次就写一首诗说“效山谷体”，什么意思？就是我模仿您这“山谷体”也来一首，这等于老师跟学生说我觉得您那写得挺好，要不然我模仿您风格来一首？写完之后，黄庭坚受不了了，特别在苏轼写这诗后边加了个注，说这东坡先生他要模仿我的山谷体，这纯粹闹着玩儿的，这是游戏之作，这就好比让韩愈去学孟郊的诗、去学贾岛的诗一样，偶一为之，寻开心玩儿的，千万别当真。但是为什么苏轼不学其他的，不来个秦观体？苏轼去世以后黄庭坚在他屋里头挂着苏轼的一幅像，每天早晨起来得作个揖、敬个礼，有人就跟他说，你看你现在也是腕儿了，而且在诗的方面，你跟苏轼是齐名的，你用不着这样。黄庭坚说这儿哪能乱得了啊？他是我的老师，这是辈分，这是秩序，这是规矩，我敬我的老师跟我现在诗写得怎么样、名气有多大毫无关系，我对他充满敬意。“苏门六君子”虽然都是因为文学与苏轼结缘，游学于苏轼门下，但是他们六人性格迥异，文风更是各有特色。黄庭坚的诗风奇崛瘦硬、独辟蹊径；秦观的词风委婉含蓄、清丽雅淡；张耒擅长辞赋，以平易明畅、流利自然著称；晁补之以散文见长，风格温润典缛，流畅俊迈；陈师道的诗词拗峭避俗；李廌的文章喜谈古今治乱。那么在这六个人当中，苏轼到底最欣赏谁？喜欢谁？秦观，最喜欢秦观。为什么呀？因为秦观太有才华了，何以见得？他跟秦观原来根本不认识，苏轼做官的时候经过扬州，秦观当时在扬州，他听说苏轼要来，就模仿苏轼的诗歌的风格在扬州的一寺庙的墙上，他知道苏轼要来这儿，写了好几首（仿）苏轼创作的诗，他仿写的。苏轼没写过这诗，结果苏轼来了墙上一看，嗯？我啥时候写这诗了？我没来到这座墙上，怎么这个墙上有我写的诗啊？太像了，莫辨真伪。后来苏轼在他的一个朋友叫孙觉那个地方看到了秦观的诗，一看，就这小伙子，墙上写诗那位。再一问孙觉，孙觉告诉他说这个人叫秦观，是秦少游，苏轼从这儿开始认识了秦观秦少游。你知道苏轼喜欢他到什么程度？苏轼被贬黄州，后来他快离开黄州的时候，秦观参加科举考试没考中，苏轼在这种情况下给已经退居南京的王安石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的信里边特别推荐秦观，说什么呢？说秦观“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顾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苏轼《上荆公书》，说秦观这人才难得，这样的人要是沦落于世太可惜了。您威望高，说道说道，别让他再考不中了。但是你想过这问题吗？你是谁啊你？你现在自己还顾不了你自己呢，你才刚从黄州调出来，到另一地儿去，地位跟（在）黄州一样。你也就才刚跟王安石见了面，有点“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感觉，人王安石怎么看你，你心里不清楚啊？你怎么到的黄州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嘴也太长了。忍不住，为什么？太喜欢了。秦观去世以后，苏轼特别伤心：“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秦观死了，就是万人莫赎，再多再多的人也赎不来这个遗憾了。他感到特别痛惜，给朋友的信里边说，秦观的才华是天下第一，可惜他的才能没有为世所用，现在人走了，一切都没用了。非常地痛惜。所以你看这六君子里头其他那五个人在民间都没什么传说，只有这秦观有。人都说他是苏轼的妹夫，当然首先苏轼有没有妹妹那是另说的，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苏轼没有妹妹，他有个姐姐，早就去世了。但是你没有妹妹，你为什么非得编排秦观做他的妹夫，大家就觉得像他妹夫，为什么说像他妹夫呢？因为他跟秦观的关系很亲密，而且秦观的风流倜傥，这个好像是其他五个人身上没有的一种气质，这种风流倜傥就跟苏轼的气质特别接近。还编出他们俩在洞房花烛夜，两个人还对诗来着，秦观对不上来诗还不准进去，苏轼在旁边扔块石头，然后这才对上来这诗，才让他进了洞房。编得有模有样、有鼻子有眼的。都不存在。为什么民间要编排这个事，那就是因为感觉秦观和苏轼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莫名的一种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前提也在那儿呢，你有才华，你看人家词写得多好啊，《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写得太好了。你写一试试？写不了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把这两个人之间那种柔肠寸断，想见面想长久又长久不了，想天天腻在一块儿又不可能，最后给了一个很堂皇的借口，说其实在一块儿也未必长久，只要两心久长，不一定非腻在一块儿。把人的心思、男女的情感都琢磨透了。古人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苏门六君子”游学于苏轼门下，他们六人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造诣又都各有特色，那么苏轼平日里又是如何与他们交往的呢？这七位各有所长的文人聚在一起，是否能和睦相处呢？在苏门内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的风气是非常开放的，可以说是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样一个局面，老师和学生，文坛盟主和文坛主力互相之间可以挑刺挑毛病，叫做教学相长。举个例子吧，苏轼有两句诗，叫“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走万里路，他说的是和尚、行脚僧走到万里路的时候，在一个寺庙歇了脚，头上正顶着大太阳。他用的是“白头”对“天下”。那黄庭坚说不对，“白头”怎么能对“天下”？应该是“日头”才对。他还跟张耒说这个事，争辩到底用“白头”还是用“日头”。后来张耒就去找苏轼说，他要改您这诗，要把“白头”改成“日头”。苏轼说那也没办法，他要改就让他改吧，我能奈他几何？讲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是好的，苏轼是不会强人所难，他们互相这个气氛特别融洽。有一次张耒和晁补之跟苏轼在一块儿聊天，苏轼就把自己的词拿给张耒和晁补之看，说你们觉得我的词跟秦观比怎么样啊？那咱要一般人说，您的好啊，您肯定（好）。没有。这二位说了两句不疼不痒的话，谁听了都不会很高兴，说您的词写得像诗一样，秦观的诗写得像词一样。基本是各打了五十大板，为什么呢？说苏轼的词写得像诗一样，这在当时的风气当中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词在北宋的时代、在苏轼的时代还是以婉约为正宗，词就要写什么呢？男欢女爱、小桥流水、月下小桥、月下小花朵，写这种东西，没有人拿词去写出诗的气概的，所以说你词写得像诗一样，这是在否定你。至于要说秦观的诗写得跟词一样，那更否了，你诗都写得跟词一样。因为诗是言志的，词是缘情的，你诗都写得跟词一样，那不就有女人气了吗？各打了五十大板。有个很有名的笑话，说的也是苏轼跟人家说，我这“大江东去”写得怎么样？旁边有个人说“大江东去”？我们这个词，柳永的词，要由一个二八年华的少女拿着红牙板唱说“杨柳岸，晓风残月”，您这词得由一个关西大汉，身上有好多那种毛什么之类的，拿一大铁板敲着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完了苏轼一听，为之绝倒，笑得都不行。为什么呢？我们以往认为这是好话，这不是好话，你们家唱词的时候会用一个一米八、一米九的大个子拿个大铁板这样敲着唱吗？不会。词就是二八年华的少女唱的，这说明当时的风气对苏轼这种词风认同不认同呢？主流是不很认同的。人家说的这两句，苏轼也没怎么着，那像就像呗。他本来是想说，我在柳永和秦观之外又特创了一路词风，没想到他的弟子们不是特认同。那他跟黄庭坚之间的斗嘴也很多，他们俩诗写得好，黄庭坚诗写得好，很刚劲有力。苏轼说你的诗写得就是好，你的诗就跟海鲜一样，弥足珍贵，就是引诱着人不停地吃，但是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容易发。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黄庭坚的诗确实写得好，但是写得好是好，如果写得多了难免有点重复，风格有点单一化，所以你的诗写得就像海鲜一样，挺好的，非常好吃，不能多吃，多吃了容易发，容易上火。黄庭坚说您的诗也很不错，可是跟古人比起来的话还是有差距的。苏轼说，您的书法也不错，您的书法是相当不错，不过这书法看上去有时候就好像挂在树上的蛇一样。黄庭坚说，您的书法也很好，不过有时候就感觉是好像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苏轼的书法和黄庭坚的书法在北宋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苏轼的书法比较扁平，所以说好像石头压的蛤蟆似的。黄庭坚的书法呢，横胳膊拽腿的，笔划都横直竖长的，那看得多了，可不就像树枝上挂的蛇一样吗？这就是开玩笑，朋友们，但是你看，很轻松地就把问题给你说出来，谁也没恼，不带恼的，气氛特别融洽。融洽代表什么呢？和谐。和谐代表什么？和谐代表对对方的认同和尊重。第二，苏轼和这六君子个性都比较相近，都是比较诙谐和洒脱的人。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言语方式有点不合礼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反对儒家的。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要在遵守儒家的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保持自己活跃的个性。有一个例子，那一年司马光去世了。司马光去世主持办丧事的是谁呢，是程颐，程颐跟苏轼一样都曾经给宋哲宗当过老师。正好那一天，朝廷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祭奠神灵的。大家注意，这朝廷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这个礼，古代的礼分了很多类型，这种礼叫什么呢？叫吉礼，吉祥的吉。那么这个活动持续很长时间，这一天这吉礼的活动算是进行完了，祭祀的活动结束了，大臣们就赶紧换衣服，干吗去呢？去赶紧祭奠司马光，到司马光家里边去给人家守灵，或者是表达沉痛的悼念之意。程颐说，今儿不行，说为什么不行呢？说“子曰：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儿个你参加过一些悲伤的葬礼的活动，你就不能再去唱卡拉OK，弄这些很活泛的事。你今天很悲痛、很沉痛地参加了一个活动，不能一掉脸就去参加一个KTV的活动、唱歌的活动，这于礼不合。可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孔子说的是哭完之后不能去笑的，不能去唱歌的，可是并没有说笑完了以后不能哭啊，当时就有人给程颐指出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知道任何礼法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一个人哭天抹泪的，你让他马上高兴这不太现实，但是有乐极生悲一说，就是笑完了以后是哭，这比较符合人的感情的基本流程，任何的礼法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跟他说，您说得不对，孔子话说的是那样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孔子说的是哭了以后不能歌，但是并没有说歌完之后不能哭。那程颐一听，这不对！然后就粗着脖子红着脸，就跟人争起来了。这事本来跟苏轼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你想这种场合苏轼能不发言吗？苏轼本来就不喜欢这种恪守礼法、死守僵化的礼法的做派，他反感这个，当然他也不太喜欢程颐，他冷眼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就冷不丁说出一句特偏激的话来，说您这一套玩意儿就好比是“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这话什么意思？鏖糟陂是什么东西？鏖糟陂是一块沼泽地，就在开封郊区，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你把它理解为沼泽地、垃圾堆都可以。他说你这个人讲的这套玩意儿，就说程颐，就好比是开封郊区里头、从那垃圾堆里头、从那沼泽地里头爬出来的村学究一样，就是你们制定的这礼法。因为叔孙通是西汉的一个儒者，他就说你是个假学究。你想，本来在这朝堂之上程颐正在争论，跟大臣们争论，到底今天应不应该参加这个司马光的葬礼，在那儿正争得非常认真的时候，苏轼在旁边冷眼旁观地撂了一句说，这就是一村学究、假学究的酸腐气。这一下矛头呼啦一下就转向苏轼了，不是程颐转向他了，就是程颐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从此就跟苏门就结下梁子了。我们现在不争程颐对还是苏轼对，我们只说苏轼的个性是这样的，你注意他是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他是会得罪人的，但是他的“苏门六君子”里边这些人的个性、做派跟他都很相似。大家都知道赵明诚吧，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跟黄庭坚共过事，他是山东人，赵挺之文章写得不错，特别爱表扬自己，有一天跟黄庭坚坐到一块儿，就说我们那儿乡风民风都很淳朴，凡是给他们写点文章，他们都会送很重的、很厚的润笔，我们知道润笔嘛，稿酬，说那润笔送得多，都拿车推。这就把两头都夸了，一个是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所以老家的人都很看重。第二，说明我们老家重文章，文化气氛好。黄庭坚在旁边撂了一句，都是些萝卜和白菜之类的吧？你说这个你不是讨人嫌吗？就爱抖这种机灵。他其实是因为对赵挺之有意见。但是你发现了，我讲到这儿你注意，苏门的人都有这个脾性。又是程颐，有一次逢着一个祭日，祭日注意，不是葬礼的日子，这个概念不一样，祭日比方说某某周年是某某人的祭日，我们在祭日的时候，顶多比方说默哀一下或者说祈祷一下就完了，这天正好在朝堂上大家吃工作餐，祭日嘛，举行完仪式之后，一看，都是素的，苏轼就说程颐什么时候念佛了？想吃素了？程颐说不是，这个祭日跟丧葬日不一样，但是也差不多，属于丧葬日的一种延续，属于小丧葬日，所以也得吃素，不能吃肉。苏轼说是吗？凡“（为）刘氏者左袒”——班固《汉书?高后纪第三》，什么意思？当年周勃，我们知道刘邦死了，吕后不是要专权吗？周勃就号令刘邦的部下起来反吕后，以什么为标志呢？就是左袒，把左胳膊都露出来，就好像缠一块红布似的，这就是记号，咱们是一拨的。凡为刘氏者左袒，凡是拥护刘邦的，把左边露出来。苏轼说凡“（为）刘氏者左袒”，意思说凡是吃肉的把左边露出来，他不可能真露出来，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凡是程颐那拨的都吃白菜，凡是秦观、黄庭坚这拨的苏门的人都在那儿吃肉，这就是北宋很著名的那种意气之争。这些故事你不能光听它好玩儿有意思，你得探究它背后的东西，它反映了北宋时期两种不同的性情观念；两种不同的做人风格；两种不同的对待礼教的态度。我一再强调这不代表苏轼等人蔑视礼法，没有，没有人会这么讲，谁会蔑视礼法呢？没有。这代表着对待礼法的不同理解，礼法是用来规范人性的，但不是用来束缚人性的，如果是束缚的话，苏轼他们就写不出那么活泼的、生动的、可爱的、为我们所喜爱的那些作品了。我们常说：人生难得一知己。苏轼和“苏门六君子”，不但有共同的爱好，相似的个性，而且相互欣赏、相互信任，甚至在面对磨难、面对困境时，依旧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刚讲了文学、个性、性情，还有什么呢？处事之大节。就一个人，你看一个人、判断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立朝之大节。司马光有个学生叫刘安世，他这么评价苏轼，这个评语非常重要：“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佑，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刘安世《元城先生语录》，什么意思？苏轼这人了不起，立朝有大节，政治上有相当的独立性。在王安石的时代，人人都想宰了他，因为他不跟着大溜儿走。到了司马光的时代，他跟老先生又议论不合，这我们原来讲过的，他对于全面否定新法是不同意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和在这个时候，他都不随人上下，而要坚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对不对两说。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苏轼立朝的大节。这个立朝的大节非常地要命在哪儿呢？就是说，在“苏门六君子”来讲作为一个群体，那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彼此提携，当然也有句话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由于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在，使得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在政治观念上起码是立得住的，是个君子的做派，不是小人做派。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给朋友写信，信中是这么说的：“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苏轼《与李公择书》，我虽然现在又老又穷，一文不名，可是我的骨髓当中全是忠义，我的心肝里边全是道理，那就是说我人穷了，理不穷，我是倒了，但是我的忠义并没倒，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就叫大节。秦观去世了，被贬滕州，他的儿子和女婿扶着他的灵柩北返，走到长沙的时候，碰见黄庭坚将要被贬，也在被贬的路上，你明白这意思吗？那时秦观已经被贬死了，他的子女们扶着他的灵柩北返而过长沙，黄庭坚是被贬，贬到益州去，经过长沙，黄庭坚拿出钱来给他们说，拿这钱去办丧事。秦湛，秦观的儿子说这怎么能够呢？您现在还顾不了自个儿，你要去哪儿，您还不知道那儿情况怎么样，您怎么把钱给我呀。黄庭坚跟他讲，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俩情同骨肉，就像一家人一样，像亲兄弟一样，现在我也落难了，我不能够亲自去埋葬他，更不可能扶着他的灵柩，我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我对我兄弟的怀念，你们收下吧，这什么也不代表，是代表着我对他的一番忠义之情。你不要以为苏门的人天天就是开玩笑，说点逗闷子的话，不是，他们有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呢，就是刚才苏轼讲的道义和忠义，这个道义和忠义既是对朝廷的，也是什么呢，对朋友的、对兄弟的、对家人的，所以为什么像黄庭坚、像秦观、像苏轼这些人，有很多的民间故事说他们爱开玩笑，说他们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人们一点也不怀疑，他们更多的是身上有这种忠义之气，硬骨头，不然人们不会这么尊重他们。像大家不太熟悉的六君子里边的陈师道，这是个典型的硬骨头，我今天讲完陈师道你就把他记住了。陈师道跟秦观和黄庭坚比起来名气没那么大，他骨头是够硬的，为什么呢，他这个骨头硬，不光是对权贵，包括对苏轼。苏轼很喜欢他，你别忘了，这些人也给苏轼写信表达崇敬之意，但是有好多人是苏轼自己挖来的，苏轼喜欢他们。苏轼看到陈师道写的诗，就非常喜欢他，说怎么着？到我的门下我们交朋友好不好？这兄弟给苏轼写了两句诗表明心迹：
“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陈师道《观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说对不起，我已经拜曾巩为师了，我是他的门生，您这儿稍待了。很多人觉得这事是假的，一点都不矛盾。苏轼毫不介怀，没事，你是曾巩的学生，曾巩跟我是朋友，并不妨碍你也可以成为我的学生，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你对他这么尊重，为这事还专门写两句诗给我，你对我也不会不尊重。要我们想，苏轼来找你说，到我门下同游如何？您还写这个？没问题，马上来，再捎带买点什么。没有。这还是赵挺之，你说赵挺之这人挺重要的，他不但跟黄庭坚共过事，他跟陈师道还是连襟，明白这意思吧？他们俩是连襟。赵挺之多有钱，大官。陈师道穷得，穷到什么程度？他老婆和孩子住在他岳父家里头。陈师道做官，有一年冬天要参加一个祭祀的活动，是个室外的活动，他身上没有棉衣穿，他老婆就给他借了一件棉衣穿上，他穿上就问这棉衣从哪儿来的，说这是从赵挺之他们家借的，他向来看不起赵挺之这个人，一怒之下，我不穿这个人的衣服！最后受了冻，病死了。他的气节，他的操守，比性命还重要。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这儿，大家就注意到了，这苏门的“六君子”包括苏轼，都挺独特的，苏轼的独特就不用我讲了，我们后边还会讲很多事，就这六君子你发现既是文学之士，又是道德之士，我们觉得甚至是金刚之士，他都是很有原则的人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样丰富多彩的人他们才能走到一块儿，共同形成北宋历史上一段非常富有华彩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有文学、有道德、有个性、有色彩、有忠义，有什么呢，有着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有着硬骨头，所以“苏门六君子”才能够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而苏轼和“六君子”之间才能做到刚才我说的“相看两不厌”的这种境界。
海内存知己。苏轼一生当中也不是光认识这六个人，他还认识很多的其他的人，在士大夫里边，他还认识很多很独特的人，这些人在苏轼的生命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甚至成就了苏轼一生的辉煌和成就。苏轼的散文、诗词奠定了他一代文学宗师的地位，而在浩瀚的“苏海”文集中，他与朋友的诗文信札就占去一大半。有学者评价说，“苏轼待人犹如赤子，诚挚天真，交游广泛，相投便为朋友，亦不分贵贱，乃至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然而，在苏轼众多的友人之中，给予他最大帮助的还是士林中的朋友。人们常说，官场上没有真朋友，但在苏轼仕途受挫、人生落魄的时候，正是那些不顾前途、不畏生死伸出援手的朋友，让他收获了真正的友情。除了六君子之外，苏轼在士林当中、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一个跟一个都不太一样，你要是详细地考察和观察会发现苏轼交的朋友都很有个性，跟他本人一样。他自己说了，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这是他的一种交友的观念，基本的观念就是人都是好的。在士林中他的朋友有很多类型。第一类，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这方面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张方平，张方平比他大二十九岁，当年曾经在益州做过知州，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成都市的市长，张方平一到益州做知州，就开始察访这个地方上有没有什么有才能的人，就看中了苏洵，苏轼的父亲。后来苏洵带着他这二十岁的儿子苏轼就去见张方平，张方平一看见苏轼就很喜欢，知道他很有才华。按照苏洵的意思是说，先在成都这参加一个乡试，参加了乡试之后再去省试，一步一步地考，张方平说不是，张方平说，你儿子是“骐骥”。“骐骥”是什么，骏马。你让他参加乡试就跟一匹骏马在小胡同里跑一样，那会憋屈他的，不可取，让他直接参加省试，参加省试得有推荐，张方平说我推荐是没有用的，我给你推荐个人，欧阳修，当代的文坛的盟主，可是我们知道张方平跟欧阳修是有过节儿的，两个人有点小过节，不痛快。没事，为了要推荐苏洵父子，张方平宁可心里别扭，但是他为什么会推荐这几个人呢？因为他觉得真有才华，就推荐给了欧阳修，就这么着。应该说，苏轼在他走出四川，这第一步是谁帮他走出来的？张方平，张方平还给他们父子提供盘缠，去京城的路费，所以我们说，张方平对于苏轼父子都是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非常器重苏轼，他自己到晚年的时候，要把自己写的文章和诗编一个集子，古人都是这样，自己写了很多诗和文章，要编一个集子，编这集子他就交给了苏轼，让苏轼帮他编这集子，这是很大的信任，你想苏轼比他小近三十岁，完全是两代人，交给这小伙子去编，苏轼也真是很用力地编了好几年，把这集子编成了之后，苏轼给这集子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边苏轼称“我为门生”，因为那是个长辈，所以他在序言里边说我是门生。张方平坚决要求他把这“门生”俩字去掉，那换句话说，在张方平的心目当中他们俩虽然年龄差了三十岁，但是在知识水平上、在道德上是完全平等的，是同辈人，所以你现在要去看张方平的集子里头苏轼写的序言，没有“门生”这两个字。所以你就看苏轼交的这个知遇之恩的朋友，首先他是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他又很有才华，当然苏轼本人也确实很优秀，但是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前辈跟苏轼打交道的时候，他是以德为先的。苏轼“乌台诗案”我们都知道给抓起来了，很多人都去救他，当时张方平已经七十多岁了，退休在家里头，在南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老头听说了之后就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要救苏轼，这信写好了，他又交给南京市政府，让他们交给皇上去，当地官员不敢接这事，为什么呢？苏轼这案子是皇上亲自办的，谁敢惹这事儿，不敢交。不敢交怎么办？老头儿怒了，直接让他的儿子张恕拿上这封信，到开封的登闻鼓院，登闻鼓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信访办，直接交给官员，这张恕跟他爸的性格不一样，比较怯懦，比较懦弱，他到登闻鼓院门口一看，守备森严，揣着这信在门口走来走去、晃来晃去，晃了半天不敢进去，揣着信就回来了，信就没送成。后来苏轼回到朝廷之后，翻档案，就看到了（张方平）这封信的复本，这复本一看把苏轼吓一跳，舌头都吐出来了，为什么呢？这信太可怕了，他这封信第一句话就说，苏轼说天下之奇才，然后告诉皇上说苏轼因为文章而得罪，这不是什么大的罪过，苏轼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您作为皇上应该原谅他，应该赦免他，不应该给他定罪。你想，这样的信在当时的情况下，神宗要真是看到了，会更加震怒，更加生气。尤其那些办案的御史要是看到这封信，那苏轼的下场可能更惨了。我们只能说还多亏这张恕比较怯懦，没敢把这信递上去，要真递上去可能更惨。但从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得出来，在当时大家都离得远远的，谁都不敢跟苏轼打交道的情况下，这老先生已经退休了，这事跟自己都没多大关系，他为了正义仗义执言，为什么呢？第一，他认为这是天下的公义；第二，他欣赏苏轼的才华，这也是一种知遇之恩。所以张方平去世之后苏轼非常地悲痛，给他一连写了三篇祭文，我们知道苏轼写文章是很慎重的，不是谁跟他要文章他都写的，他给老先生连写了三篇祭文，而且在老先生在世的时候，住在商丘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去专门地探望老先生，你看张方平跟苏轼算是一种具有知遇之恩的这种朋友。还有一种朋友是什么呢？是师生之情。欧阳修，欧阳修比他也大将近三十岁，关于欧阳修跟苏轼的事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了，在这儿可以不再说已经说过的那些，苏轼考科举，欧阳修把卷子给看错了，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为是（门生）曾巩的，给了个第二，后来发现是苏轼的。这且不说，最关键的核心是苏轼当时只不过二十二岁，而且他的文章跟当时的所谓主流是有差别的，欧阳修看中了这篇文章，毅然把它定为第二，当时朝廷上下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些举子们都很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是所谓的一种很艰涩、很怪诞的“太学体”，大家考试都学那个体，就跟我们现在比方说你考试作文，大家都去写议论文，你写了个记叙文，这就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准备的方向。欧阳修为了倡导一种新的文从字顺的一种文体和文风，健康的文风，坚持己见，就这么定了，这是需要勇气的。所以苏轼能够考中进士，甭管第一名、第二名，最核心的问题是这篇文章被欧阳修看中了，而且欧阳修一旦看中，绝对再不会改变，所以应该说欧阳修对他有提携之恩。苏轼后来考中之后，给副考官梅尧臣，也是很著名的一个诗人写过一封信，这封信里边核心就谈了两个意思：第一，对您两位的名字，欧阳修和梅尧臣，我早有耳闻，知道你们都是大人物，也是朋友，可是我不好意思去见你们，原因是我原来学的都是骈体文，为了要应付考试，没办法，但是后来我的这种纵横捭阖的文风我很担心，我害怕考不上，因为大家主流都是要么是骈体文，要么是太学体，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得一个第二名，要不是因为欧阳修大人破除陈旧的见解，想要开创新的文风，打破僵局，我是不可能被录取的。苏轼接下来讲了一段话，虽然他很小很年轻，但这话非常深刻，“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苏轼《上梅直讲书》，什么意思？人不能够苟且富贵，也不能以贫贱为友。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跟有道德、有操守、有文章才华的人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跟一个高水准的、领袖级的这样的文坛的盟主交游一生，那这辈子就知足了。你看，因为有欧阳修，所以使得年轻的苏轼明白了什么叫高度，有了高度才有眼光，有了眼光做事情才会有水平，所以苏轼对这一点是感恩戴德。欧阳修也不含糊，我们前面曾经说过，欧阳修给他的朋友写信说苏轼太厉害了，我看苏轼的书非常钦佩，背上冒汗，再过三十年没人知道我欧阳修，都会说有个苏轼。跟他儿子下棋，对他儿子说什么呢，说我这老头应该给苏轼让出一条路来，让他出人头地。你想他当年已经五十多岁了，苏轼比他小三十岁，这样一个文坛的盟主又是副宰相、翰林学士，能够这样地器重提携这样一个年轻人，欧阳修对他的提携之恩那是不用说了。苏轼对他也是非常敬重，跟他的儿子关系非常好，而且后来苏轼的次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两家又结成亲家了。欧阳修去世之后，苏轼也经常到家里头去看这太夫人。后来在欧阳修去世十九年以后，他的集子被整理出来，苏轼对欧阳修有很高的评价，怎么评价的呢？说他论大道就像韩愈一样；他写的议论文就像唐代的陆贽一样；他要是记叙一件事情就跟司马迁一样；他如果写诗就像李白一样，这评价非常高。不但他个人才华高，而且因为有欧阳修出世，所以使得天下的士人因此得以养育，所以在这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得益于欧阳修的提拔和提携，所以欧阳修不但是一木独秀，而且是什么呢，有了欧阳修，使得众木皆秀，有领袖的地位。所以我们说，你看他跟欧阳修的这种关系，那跟刚才张方平又有所不同，在对于欧阳修的感情方面，一方面有很深的个人的感情，另外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从文章的发展，从道统的继承上，苏轼是非常自觉的，他知道欧阳修对他期待很高，所以前面我们讲过的，欧阳修当时是一代盟主，现在他是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也应该成为欧阳修的后继者，继续把这种繁盛的文化局面和文学创作推行下去，这叫什么？这就叫具有提携之恩的朋友。年纪轻轻就踏入仕途的苏轼，在政坛上却是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像。累积十年的贬谪生活几乎成为他生命的主题，然而作为被朝廷贬谪的一名犯官，苏轼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士林友人的倾情相助。第三种是什么呢？叫患难之交。我想这类朋友苏轼最多，为什么呢？苏轼前后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加在一起将近十一年，占了他做官时间的三分之一，所以在被贬期间，苏轼的心情是肯定不好的，虽然他写过很多旷达的诗词，但他心里边总的来讲肯定是很忧患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被贬到一个地方，贬你的这些朝廷的官员肯定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那你到地方上去了之后，你是个犯官，我们知道他到黄州、到惠州，特别到儋州之后，他没有任何的公事权，就是等于说是给你点饭吃，给你个地方住，其他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系，就是个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官员对你是什么态度就很重要了。苏轼真的很幸运，或者我们可以说这种幸运是必然的，他被贬的这几个地方的地方官对他都特别好，即便为此而有所担待，依然如故。比如说他被贬黄州，我们都对苏轼去黄州这事很熟悉，他写了《赤壁赋》，前后《赤壁赋》，写了“大江东去”等等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黄州的知州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过吗？当时的黄州知州叫徐大受，他跟苏轼一见面，相约情同骨肉，关系特别好，每逢重阳节的时候都要在一个酒楼上设下酒宴，跟苏轼喝酒，两个人谈诗论文。在这个徐大受的影响下，那个通判，等于是黄州的副知州叫孟震，也对苏轼特别好，三个人经常在一块儿喝酒，根本就看不出来苏轼是一个犯官。尤其有意思的是有一次这仨人在一块儿喝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徐大受跟孟震都不善饮酒，苏轼是喜欢喝，贪杯，但是酒量很小，苏轼就拿他们俩开涮，写了一首诗，说什么呢？说“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二子有灵应抚掌，吾孙还有独醒时。”——苏轼《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云》，什么意思？这里边用了好多典故。你注意宋代人写诗，他不用典故他就难受，他学问就出不来。苏轼说，这俩人不是一个叫徐大受吗？一个叫孟震，两个人都不善饮酒好了，他找了两个他们的祖先，一个人叫徐邈，徐邈是曹操时代的人，是个大将，徐邈有一次喝醉酒了，他的上级就问他官府方面的事，他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说“中圣人”。后来这个事就报到曹操那儿，曹操就很不高兴，说你喝醉酒不耽误事吗？怎么搞的？什么叫中圣人啊？旁边有个人搭话说您不知道，这酒徒他们把清酒叫圣人，把这浊酒叫贤人，所以这徐邈说“中圣人”就是说他喝的是好酒。曹操一听居然没有追问他。还有这个孟嘉是什么呢？孟嘉是魏晋时期的人，孟嘉特别喜欢喝酒，他有个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叫桓温，是个大将，桓温不善饮酒，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爱喝酒？酒有什么好喝的？孟嘉就跟他说，酒的乐趣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太好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徐邈和孟嘉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酒徒，苏轼这诗写的什么意思？你们的两位祖先都很能喝酒，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如果他们知道你们今天这个状态，他们会拍着手说，哎哟，我的徒子徒孙里头还有清醒的两个人，因为这俩人不能喝酒。你看人家开这玩笑是很高雅的。你写这首诗，拿当地的两位最高的长官在开玩笑，如果不是混成一家人了，能开这种玩笑吗？不能。这说明苏轼跟徐大受和孟震的关系非常地融洽，但我们别忘了，这融洽的主导是谁在主导的？是这两位知州、通判，这关系非常好。徐大受去世以后苏轼非常难受，给徐大受的弟弟写了好几封信，因为徐大受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成年，他再三交代一定不能让孩子辍学，一定要让孩子学习。你看，这说明什么呢，他跟徐家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我刚才说了，患难之交，什么叫患难之交，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是管辖者和被管辖者，但是他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苏轼后来被贬到惠州，惠州的知州前后有两任，一个叫詹范，一个叫方子容，两个人对他都非常好。这詹范经常跟他在一块儿吃饭，苏轼去吃的时候拎一桶酒，拿点牛肉，这詹范请他吃什么呢？请他吃槐叶冷淘，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凉皮、凉面、凉粉这种食品。你说说、你想想那个场景，一个惠州的知州和他在押的一个犯官，两人一边喝着酒、吃着牛肉、吃着凉面、吃着凉皮儿，那关系能不好吗？后来詹范任职期满之后走了，换来的是方子容，换了方子容，方子容跟他关系也很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当官的人，做知州的人，都是饱学之士，他们见了苏轼有种天然的亲近，尤其这方子容，他收藏了很多的字画，他就请苏轼鉴定字画，而且在这字画上题跋。我们知道，在字画上题跋，这实际上是对你很高的待遇，让你要鉴定书画，并且要发表评论。方子容跟苏轼处得挺不错的，可是他有个难题，正在他们处得不错的时候，苏轼，朝廷下令要把他贬到儋州、海南岛，方子容很难过，但是他是个官员、公务员，他得来宣布这个东西，他就去找苏轼，他说，这待不成了，您得再往南边走，得到儋州去，得过海。但是他马上说，他说你不要担心，我给你说个事，我夫人信佛的，有天晚上她做了个梦，她梦见菩萨了，菩萨跟她说再过七十二天，我就要陪着苏轼去儋州了，要过海。你看，我老婆做梦的时间今天一算正好七十二天，所以这是早有预兆的，是菩萨要助你过海去，不用有什么担心，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而且您很有福气，您过海的时候菩萨会保佑你。苏轼一听就知道方子容在安慰他，说嗨，什么命定不命定的，你就是不命定我也能想到有这一遭，倒真不用烦劳菩萨了，我自己过海也行。其实我们说方子容按他的职务来讲，他讲不讲这个话都无所谓，关我何事？他为什么会特别加上这样一点安慰呢，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在苏轼交往的这些朋友当中，我刚才说的患难的朋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给苏轼提供一个让他感觉到第一是比较安全的环境，第二是知己的环境，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苏轼在黄州还能写出前后《赤壁赋》来，写出“大江东去”来。他在惠州和在儋州一方面靠着自己个人的坚强的意志和一些养生的手段、旷达的性情，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死，这些太守们、这些知州们对他的关爱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患难之交？这就叫患难之交。苏轼要过海，先得到雷州，他的弟弟苏辙被贬雷州，所以到雷州苏辙就算到头了，苏轼还得往南边走，他们到了雷州，雷州的知州叫张逢，对他们特别好，让出官府的房子让他们住。没过两天，张逢就被撤职了，因为按照朝廷的规定，是不能对他们这么好的。苏轼到了海南岛，到了儋州，当地的官员叫张中，张中对他也特别好，看他住在一个破烂的驿馆里边，专门派人去修。张中这个人喜欢下围棋，苏轼到海南岛的时候只带他的小儿子苏过，俩人天天就在一块儿下围棋。苏轼呢，大家以为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恰恰相反，苏轼，第一酒量特小，喝不了几杯就醉了；第二臭棋篓子不会下棋。他们俩下棋，苏轼在旁边站着看，溜溜儿一站就能看一天。你想想，当年在儋州、在海南岛上有什么娱乐活动啊，言语不通，没有朋友，像苏轼这样高端的文人拿什么来排解心境，得亏有个张中，下着围棋。没过几天，朝廷来人说，不准住在官驿里边，就是我们现在官府的招待所、县委招待所，给他轰出去，轰出去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苏轼没办法，跟当地人在一块儿，想给自己盖一个桄榔庵，就拿那个桄榔树盖一个小茅屋，这张中也忘了自己的身份了，操着铁锹跟当地的农民一块儿就把这房子给盖起来了。他对苏轼确实是太好了，所以这官就没法再当了，没过多长时间，这事迹就败露了，朝廷就贬官要把他调走，他实在是舍不得走，四月份命令就下达了，十一月份还没走呢，两个人天天坐在一块儿喝酒，“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苏轼给他写诗说什么呢？“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苏轼《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你放心走吧，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这个人来到世间本来就是无依无靠的。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个类型非常特殊，你注意，特殊在哪儿，苏轼被贬官之后，就一定要跟当地的官府发生关系，他的境遇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官府的官员的。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徐大受、方子容、张逢、张中，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不要说对他不好，只要说对他冷漠，或者忠诚地执行朝廷的命令，苏轼还有好日子过吗？苏轼还能开垦东坡吗？苏轼还能修建雪堂吗？苏轼还可能在东坡的晚上看月色吗？他的心情会非常糟糕，那也许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苏东坡了。在苏轼最失意的时候，也恰恰是他认识真朋友的时候。在他被贬期间，许多士林友人不远千里到穷乡僻壤来看望他，不仅给了他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使苏轼得以度过那段艰难的贬谪生涯。而更为难得的是，在苏轼漂泊异乡时居然能够他乡遇故知。还有一种患难之交是什么呢？不是做官的，不是官员，只是平民百姓，他们跟苏轼之间没有什么政治瓜葛，只是情投意合的莫逆之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叫陈慥。陈慥，其实苏轼开始跟他不认识，跟他爸爸认识，他爸爸是谁呢？是陈公弼，就是苏轼最开始、这辈子做的第一个官是在凤翔府做的，陈公弼是凤翔的知府，苏轼的老乡，乡前辈，也是眉山人，为人特别严肃、不苟言笑。看见苏轼少年得志，老先生可能想历练苏轼，觉得苏轼左也不对，右也不对。苏轼觉得待在他这官府里边心情特别地差、特别不好。苏轼不是原来考过制科吗，制科有个名目叫“贤良方正科”，所以这同事里边有的人就尊称他就叫“苏贤良”，就好比我们现在谁要是拿了个博士学位，人家说你张博士、李博士，就叫他“苏贤良”，这陈公弼一听就不高兴了，年纪轻轻的什么贤良来贤良去的？把称呼他“苏贤良”这人打了一顿板子，这苏轼就很难堪也很不高兴。中元节的时候按规矩官府的人要在一块聚会，苏轼也拒绝出席，结果又被罚了十斤铜，就跟现在罚款一样，所以苏轼心里就更不高兴了。而且苏轼是以文章出名的，这陈公弼天天地修改他的公文，让苏轼觉得很不爽。后来这陈公弼我们都知道，在这官府后院里头修了一座台子叫凌虚台，其实就是让官员们休闲用的，专门让苏轼写篇文章来记叙这凌虚台，苏轼也没客气，当时年少气盛，当时就写说这凌虚台修在凤翔，凤翔这个地方是周秦汉唐的故址，周秦汉唐的宫殿早就没影了，凌虚台总有一天也会灰飞烟灭。建筑尚且如此，况且人事乎？那意思是说，甭看你现在称王称霸的，总有一天你也会消失的。陈公弼看了这文章毫不介怀，说，我的辈分是他爷爷辈的，我之所以这么干是想历练这小子，看他少年轻狂，没想到还当真了，一个字不用改，都刻到石碑上去。陈公弼历练小伙子的这行为我觉得有点太隐蔽了，这让谁也接受不了，但是起码说明苏轼开始跟这陈家的老父亲接触是不愉快的。陈慥跟他父亲完全相反，是个浪漫公子，天天喜欢骑马射箭，苏轼跟他一见如故，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在陈公弼的眼里他这个儿子是个浪子，但是在苏轼的眼睛里他这个儿子陈慥跟自己正好情投意合的朋友。后来世事变化就不提了，十几年之后苏轼被贬黄州，路过麻城和歧亭的时候，没想到，当年的风流公子现在就隐居在这个地方，陈慥专门乘马来接他，给接到家里住了五、六天的时间，给苏轼高兴坏了，这真是他乡遇故知啊。苏轼到了黄州之后，想邀请这陈慥到他们家去坐坐，可他们家没地儿坐，苏轼在给他的信里边说我们家只有一间房子，是西晒的房子，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来住，我的建议要不然到一庙里找间房子您住住？后来协商的结果是，让他住在船上，那比较通风，凉快一点。陈慥在苏轼黄州五年期间，来了七次，你要知道陈慥住的地方离黄州有上百里路，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给他带点东西，物质上的帮衬帮衬他。苏轼后来说，您恨不得把腿上的肉割给我吃，您对我的帮助实在是仁至义尽，已经到了极点了。陈慥来看苏轼，没想到是个大新闻，为什么呢？陈慥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他基本上是个准侠客的人物，所以他来到黄州之后，黄州地面上这些江湖的豪侠们都想结识结识他，陈慥一个不见，就待在这西晒的房子里头扇着扇子流着汗，跟苏轼聊天，苏轼觉得特满足、特得意。就认识这么一个朋友，你说这朋友跟他有什么利害关系吗？没有，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情投意合，所以我说他们叫莫逆之交。可你要知道，好多人都是像黄花鱼似的溜着边走的，不敢跟他交往，不敢给他写信，苏轼自己都说，他给朋友写信，结尾说，看完就烧了，这我给你说的，不许跟别人说。因为什么呢，“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太大了，他惟恐因言再获罪，在这种情况下，连苏轼自己都战战兢兢的，陈慥不以为意，把他做朋友看，而且做最好的朋友来看。说实在的，现在说起苏轼被贬黄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件美差一样，苏轼到那之后精神焕发，无比地旷达，变成了东坡居士，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嘛，在那样的情况下能有一个朋友天天跟他谈空说有，从百里外赶来跟他睡在那西晒的房子里头，两个人聊着天、说着话，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觉得苏轼为什么很幸运呢？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光芒，任何一个接触他的人都会能感觉到他身上可爱、可亲和可敬的地方。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苏轼身边有很多的好人、善良的人、有德行的人，他们是以是非的曲直来判断苏轼，而不是依靠强行的行政命令来判断苏轼，这才使得苏轼能够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有可能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苏轼遭了难，在一生当中连续有三次被贬的经历，而且一次比一次贬得惨，但是为什么苏轼最后能够活着回到中原，而且苏轼在这三次被贬的时候写了大量的诗词文，很多诗词文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绝世的精品，何以如此？除了他本人的天才之外，这种非常良好的人际环境，特别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爱和善良，也使得苏轼能够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轼的这些士林的交往里面，真的是给我们还原了北宋时代士大夫的一个整体的环境，正是依靠这个环境苏轼才能有所成就。
布衣之交。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殿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贬谪天涯的人生无常。可是无论走到哪里，苏轼的交友都极其广泛，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到处都有他的知心朋友。而在这其中，对他的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反而是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和尚道士一类的平民百姓，正是由于苏轼不断身处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这样的布衣之交才显得弥足珍贵。苏轼一生除了结交“六君子”，还有那些士大夫之外，他还认识很多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僧道歌妓，认识的人非常多，这些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他的布衣之交，老百姓，他们没有权力，没有金钱，也不可能改变苏轼的命运，但他们通过他们的友好，通过这种亲近，可以改善苏轼比较糟糕的命运，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苏轼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在落魄生活中的最基础的、最底线的那种温情，这使得苏轼在很困难的时候不至于对人生丧失信心，也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所以这个布衣之交对苏轼非常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他前面的士大夫之交。比方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巢谷，这巢谷跟他是同乡、好朋友，对他非常好。苏轼被贬到海南岛之后，巢谷当时七十多岁了，听到这消息非常着急，徒步要从老家四川出发去海南岛看他，他先到达的梅州，见到了苏辙。苏辙吓一跳，好嘛，说您哪是现代人呐？您整个一古人呐，您这行为，太感动了，您别再走了。他还要再去。说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儿去，更远，路途更艰难，劝您别去了。他非去，坚持，结果走到一个叫新会的地方，叫小偷把包偷了，这老头报了案之后接着走，等走到新州，知道小偷被抓了，他又折回去想把仅有的一点路费给拿回来，但是岁数太大了，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就去世了。这么大的岁数，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想去陪一陪苏轼。这个事让苏轼非常地难过，非常地过意不去。这叫千里的情感，我们经常说千里情牵，什么叫千里情牵？这就叫千里情牵。还有钱世雄，我说这些名字大家都不熟悉的，我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现在就要让大家知道一些我们从来可能没听说过的名字，他们在苏轼的生命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苏轼在常州临终之前，除了自己的子孙、儿孙以外、家人以外，身边陪伴他的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维琳方丈，是个出家人，另一个就是这个钱世雄，而且苏轼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给钱世雄说的，你说这人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钱世雄跟他本来毫无瓜葛，他给钱世雄的父亲写过墓志铭，而且跟钱世雄只做了三个月的幕僚，同事，但是他后来被贬黄州之后，这钱世雄就老给他写信宽慰他，还给他寄一些药品，等到苏轼后来发了，回朝廷了，又做了大官了，钱世雄消失了。这跟巢谷是一个做派，巢谷也是，苏轼兄弟最后回到朝廷做大官了，巢谷消失了，等到他们又倒霉的时候，巢谷出现了。钱世雄也是一样，等到苏轼又被外放到定州这些地儿去做官的时候，钱世雄又出现了，等到后来他被贬到惠州，被贬到儋州以后，钱世雄给他寄药，给他写信，而且钱世雄还表示要亲自到惠州去看他。给苏轼吓得够呛，您别来了，千万别来了，我这儿都挺好的，您别再出点什么问题，年纪都挺大的。这个时候钱世雄已经受了牵连了，已经被罢了官了，但他依然故我，所以苏轼在给他的信里边说他是“高义凛然”，不得了的事。后来苏轼从海南岛回中原，这时候钱世雄已经变成个老百姓了，普通老百姓了，苏轼就托他在常州给自己租房子，后来苏轼到了常州就一病不起，这时候钱世雄就天天陪伴在他身边，苏轼把自己在海南岛写的著作托付给他，告诉他说这书三十年以后你再公开，那时候人们才能看得懂，还给钱世雄写了很多自己写的诗。凡此种种你都能看得出来对于钱世雄这样一个本来素昧平生的同事，他给予了极大的信任，这是为什么啊？那是因为这是患难之中见真情，所以直到他去世，钱世雄陪伴在他的身边。但钱世雄也因此而遭了大罪，因为他跟苏轼之间的如此亲密的关系，他永不叙用，就是他被朝廷彻底抛弃了，最后贫病而死。在布衣之中也有君子，这就是布衣中的两个君子。苏轼一生三次被贬，先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四十五岁时被贬至黄州，后来，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重新执掌大权，全面贬斥旧党人物，苏轼首当其冲，在五十九岁时被贬惠州，六十二岁时被贬儋州，他的晚年基本上是在贬谪中度过的，那么这种政治的失意，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不确定性到底让苏轼体味到了什么呢？苏轼在海南岛的时候，儋州的时候，没什么事，他没什么事，在儋州的时候那些老百姓对他更不熟悉，黄州的时候他离中原近，还有的人来看他，到了儋州跟中原离的地方就太远了，所以当地老百姓跟他都不认识，不认识有些人隐隐约约地也知道他的事。有一次苏轼他就背着一瓢、那个大瓢，背着这大瓢在路上这么走，正走着就碰上一老太太，都七十多岁了，隔远看他说，内翰一世富贵都是春梦啊。什么意思？内翰，苏轼原来不是做过翰林学士吗？说您很有富贵，这一辈子过得都很富贵，但是是一场梦。苏轼说您说得对，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梦。后来就给这婆婆叫什么呢？叫“春梦婆”，苏轼在诗里头就称呼她为“春梦婆”，也有人叫她“春婆婆”的。这是在儋州。儋州这个地方主要都是少数民族黎族，黎族人穿的服装，包括我们现在少数民族人穿的服装，不是跟我们汉人还是有一些区别吗？苏轼在当地他肯定穿的是中原地区的儒服，就是一般老百姓像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宋朝士大夫们穿的长袍，但黎族老百姓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是个短打，戴个斗笠，扛个锄头。有一次苏轼赶集去，这是很少见的，苏轼到集上去买东西，走着呢，远远地就过来一个黎族的同胞，这黎族同胞长得很瘦，面目很清癯，很有精神，苏轼一看就目不转睛了。这个人一看他，咦？穿得这么奇怪！因为苏轼的服装在当地那算是奇装异服，他看黎族的同胞们是奇装异服，人家看他也是奇装异服。这小伙子看了一会儿就嘿嘿嘿、就笑起来了，觉得你好可笑。但是两个人怎么办呢？言语不通，然后就是指手画脚，这个人就急得不行，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指指点点，总算最后苏轼把他的意思弄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您这个状态，就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最后两个人临别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去赶集的，就把他卖了柴火换来的一块手织布送给苏轼，那意思指指画画就说，就这个拿回去，弄一个跟我们一样的那种穿上，不要再穿这个出来溜达。苏轼后来就把这个情景，为什么我们现在能说这一段呢，就把它写到一首诗里边。你看，这春梦婆，这可能是一个都不怎么来往的邻居，这赶集的这小伙子就更谈不上熟悉了，但是大家没那么高的文化，也不太清楚苏轼的来历，只是觉得这人不错，然后都大老远的跑到我们这儿来，无依无靠的穿得这么奇怪，背个瓢，穿上奇装异服走来走去的，总想着让他在我们这儿待得跟待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点。老太太说你那是一场梦，那意思是赶紧醒来过日子吧。后来苏轼离开了海南岛，回中原的时候过大庾岭，苏轼回到中原的路上，在路途的过程当中，他就走到这大庾岭头的时候，这地方也有人家，住了个老头，这老头从屋里头就出来，就看着他、盯着他看，问旁边人说，这是个官吧？看着气质挺好的。旁边人告诉他，是个官。他说是什么官啊？说苏尚书。因为苏轼原来做过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苏尚书啊！老头就几步走到跟前来跟他作揖说，听说有人要陷害你，要弄死你，你现在要回去了，这是上天对你的护佑啊。苏轼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这一方面说明苏轼确实是天下人皆知有此人，另外一方面也知道天下知此人，并且都以为此人为好人也，都想安慰他两句。我刚才说了，这些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他们也许能够改善苏轼的命运，让他能觉得好受一点，这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苏轼是个诗人，他肯定对这一些很有感慨，跟这老头聊完天之后，他就写了两句诗，他说“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赠岭上老人》,您在这岭头上住这么长时间了，您看见有几个人从那南边回来过啊？很少。为什么很少？苏轼可能没好意思说，就是他们没得到过像我这么多的关怀。由此可见，最基本之民众乃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最基本的基础。在平民百姓的日常起居中，在家长里短的耳濡目染中，苏轼不仅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也增强了他活得更好的信心。而在贬谪中，苏轼之所以变得更为淡泊达观、超然洒脱，与他潜心佛法、融会贯通不无关系。这其中，苏轼与几位出家人的交往最为世人津津乐道。那么，苏轼与方外之人的交往究竟是如何改变他的？发生在他们之间诙谐幽默的故事，又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说到出家人，苏轼跟他们的关系那就太密切了，我们知道这里头跟他关系最有名的一个人是谁呢？佛印啊，大家都知道。这佛印跟苏轼在一起待着，苏轼就没有沾光的时候，老是处在吃亏的一个状态。何以为证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吧，两个人到寺庙里头拜佛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佛像在那儿摆着，苏轼就问他说，哪一个佛比较厉害一点？你猜佛印怎么回答？拳头最大的那个。苏轼一听，嗯，这话也有道理。两个人就又到庙里头拜菩萨，苏轼比较好奇，就问他说，那是菩萨，我们拜菩萨没错，菩萨拜谁呀？佛印说多新鲜呐，菩萨拜自己呀。苏轼说这个也行吗？佛印说当然行啊，求人不如求己呀。啊，苏轼说是这样啊，明白了。苏轼有时候也会反击，苏轼说，古人有诗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说“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这诗大家都能听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是贾岛的诗。又听见有啄木鸟“咣咣咣”的声音，以为是和尚在敲。苏轼说我就觉得奇了怪了，古人为什么总把这鸟和和尚列在一起呢？佛印说没有问题呀，我是僧，你是鸟啊。你看，在很多故事当中佛印都占据了上风，苏轼这个经常拿别人开涮的人处在了下风。林语堂郑重指出认为，这些故事都是佛印编的，他为什么要编呢？他当然是说佛印想借着苏轼的名头（他名气大嘛）来宣扬佛法。我其实觉得辩白这个没什么意思，即便佛印是要编这些故事，他目的也是崇高的。再者翻回来讲，我觉得为什么在这些故事当中总是佛印占据了上风，而苏轼总是吃亏、占不着便宜呢？其实这里边隐含了一个概念，吃亏的不是苏轼，占便宜的也不是佛印。佛印跟苏轼在这儿都是两个符号。佛印代表的是什么，他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代表的是佛法的智慧。苏轼他代表的什么呢？是接受佛法恩泽的人。所以在任何的智慧面前，你都无法高过佛法。所以在这种被涮的过程当中，你领悟了某些智慧。在这故事当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只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我觉得这是佛印跟苏轼的这一类故事，甭管是真是假，它的确切的内涵在这个地方。那么问题是，苏轼对佛教到底是什么态度呢？这个很重要。苏辙给他哥哥写的墓志铭里边对苏轼有一段评价，说原来我的文章跟我哥其实差距不大，苏辙讲这个话不是冒讲的，本来差距原来也不是很大，后来自从我的兄长被贬到黄州以后，一下不得了了，什么呢，他遍览佛法，而且把佛法跟孔子的学说、跟庄子的学说、跟所有的百家学说熔冶为一炉，这时候就博涯而难以望其涘也，就看不到边际了、他的学问，这时候我就脱了鞋都赶不上我哥哥。这里边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苏轼对待佛法，苏轼对待佛教，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不是孤立地来研究它和依靠它，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为什么他特别强调黄州呢？结合自己人生的体验，结合自己已有的所有的知识，把佛教的知识和智慧融会其中，成为一种对自己切实而有用的学问。那么问题是，苏轼拿佛教到底要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呢？这是很关键的，他认为佛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求静，安静的静。第二，是要求其达，放达的达。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太安静了就懈怠了，太放达了就有点疏狂了，所以既要很安静但又不能懒惰，既要很放达又不能疏狂，既要执着又不能太执着，凡事求其中，执着怎么讲？还是要关爱民生，热爱生命。不要执着怎么讲呢？说不要走到死胡同里，碰到难题的时候要回头想一想，转个角度来做。所以我们说，苏轼对于佛教的态度是非常辩证的，是切于人生的实际的。再加上在北宋的时候，佛教发展得已经非常成熟了，特别是已经中国化了之后的佛教，禅宗更是大行其事，禅宗领悟哲理和领悟真理有很多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方法是不墨守成规的，只要能够见性成佛，那么什么样的途径都是可以使用的，什么样的手段也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举个例子，苏轼是深受其影响，苏轼在杭州做知州的时候，跟一个大通禅师关系不错，有一天他听说这大通禅师在禅堂上正在参禅，但一进去，老先生不高兴，没瞅他、没理他、没吭气。苏轼也不含糊，就填一首词，让这歌妓唱给老先生听。这歌妓的词是这么唱的，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苏轼《南歌子》,什么意思啊？说师父，您这是哪一家的法门啊？您这念的是哪一家的经啊？我跟你一样，拿起这门板，拿起这槌儿，我敲两下，挤眉弄眼地、我也给您装模作样地念个佛好不好啊？您别皱眉，不要连偷看我一眼都很不敢偷看，这没什么。他说一句叫什么呢，“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让我再远远地看一眼你，您千万别生气。最后两句很关键，“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却嫌弥勒下生迟”，这弥勒在这儿指的是其他的僧人，不光大通禅师一个人。说您身边这些师父，只怪他们生得晚啊，没看见阿婆我当年三五少年时俊俏着呢。您瞧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连大通都“噗”，笑了。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大家觉得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劝大通禅师，别绷着了，领悟禅法不是这么领悟的，禅法无所不在，任何的手段都可以来了解和理解它，不一定绷着在这念佛就能成。所以他这个写得非常有趣，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歌妓一唱出来，没法不笑，这是一种领悟。所以你看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苏轼跟出家人的关系，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看了他跟佛印之间的一些对话，觉得就是开开玩笑，耍耍贫嘴。事实并非如此，佛教作为中国当时的一个意识形态对北宋很多士大夫都有影响，但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很务实的，并且他虽然叫东坡居士，但是他很清醒，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儒家的学者，只是在自己艰难和困难的时候，他会把佛教援引到自己的内心来，帮助自己排解暂时的苦恼，但他不会因此而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在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女性，特别是下层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而身为士大夫阶层的苏轼，却对这些女性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与关爱。在他的相关作品中，也总是体现出了一种浓重的人文情怀和浪漫色彩。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运用他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来涤荡人们灵魂的呢？女性我们前面就说过，在苏轼的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那是他的家人，还有一些女性在苏轼的笔下，在苏轼的生活当中对苏轼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这么讲，苏轼对待女性的态度，特别是对待这些歌妓的态度，他实际上是非常尊重的，而且往往在这些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不怎么受人尊重，甚至没什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这些女性身上，他感悟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苏轼有一个朋友叫王巩，这是张方平的女婿。我们前面讲过张方平这个人，他对苏轼有知遇之恩，那么很自然地他跟这个张方平的女婿认识。王巩跟苏轼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就俩人有诗文的来往，结果苏轼被贬黄州，王巩因此受了牵连，被贬到一个比黄州还糟糕的地方。苏轼就觉得，你看我刚才反复讲苏轼又过意不去了，苏轼因为自己牵连很多人过意不去。结果这王巩出乎他意料之外，还没等苏轼跟他道歉呢，王巩自己先写了一封信过来表示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在这儿过得相当好，让他千万不要萦怀于心，这我们且就不说了。其实王巩在那儿受了很多罪，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把命送掉，还死了个儿子。等到苏轼再次元佑年间回到朝廷的时候，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巩，让他感到吃惊的是，王巩红光满面，一点都不像吃了多大苦、受了多大罪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王巩自己比较有钱、会生活，这是一个原因，想得开。但也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他身边有个好女人，王巩身边有一个侍妾叫宇文柔奴，苏轼第一次见到这个宇文柔奴，我们就简称为柔奴吧，我想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指的是她很柔顺很美丽的意思，就问这柔奴说，（不是很有歉意吗？）他说你们这些年过得还好吧？吃了很多苦，受了多少罪吧？你猜这个柔奴怎么回答他？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你内心平静，安心地生活，享受生活本身，在哪儿都是自己的家乡，这没什么。苏轼受的震动很大。你想，这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告诉他的，也不是他的老师告诉他的，也不是司马光告诉他的，是谁呢？是他的一个朋友王巩无辜遭了牵连被贬之后，他身边的一个侍妾如此平和地回答他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内心平静，天下何处不是自己的故乡呢？如果你把它当做了自己的故乡，你的内心又怎么会波动不已呢？苏轼这才领悟到，为什么王巩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而这个柔奴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面容憔悴，满脸风霜。苏轼是个急才，当时就写了一首《定风波》送给她，其中有一句（阕）是这么说的，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人家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一点都没看出老来，还反而年轻了，还带着岭南的梅花的香。问人家岭南好不好，人家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很多人以为这个话是苏轼说的，其实不是，是这柔奴这个侍妾说的话，苏轼只不过是转述而已。苏轼我们知道他毕竟是个封建朝廷的官员，尤其在宋代，我们知道宋代歌妓的制度是很发达的，这跟苏轼和士大夫的品格毫无关系，分为家妓和官妓，就是既有官府养的歌妓，比方说开会了，要休闲的时候，这些歌妓唱唱歌、跳跳舞，还有私人家里边养的歌妓。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黄州城虽然偏僻，但是也有这样的官妓，苏轼虽然是个犯官，但我们前面说了，他跟那徐大受、跟那孟震不是关系很好吗？所以大家经常在一块吃吃饭、聊聊天、看看跳舞这都是有的。苏轼名气大，他在黄州待了这五年，这些歌妓没少跟他要墨宝的，苏轼面子又软，人家跟他要吧，他就给，这其中有一个歌妓名字叫李琪，大家记住了，很多无名之人都是因为有了苏轼而名传千古的，这李琪色艺俱佳，长得又漂亮，又能唱又能跳。可有一个，这孩子比较腼腆内向，嘴笨、不甜，人家五年下来可能都要了七张八张了，她一张都没有。苏轼就要离开黄州了，大家给他饯行，在这酒宴之上，人家就劝这李琪，说你再不跟他要这老先生就走了，走了你上哪儿要去？李琪这才走到跟前，跟苏轼说，您给我写首诗行不行？苏轼说没问题，研墨研墨，就赶紧研墨研墨，等到墨研得浓浓的，苏轼浓蘸饱墨，写下两句诗，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苏轼《赠李琪》，什么意思？我这儿住了五年了，为什么一次都没提到过李琪呢？这诗写得太笨了，是不是？这哪儿（是）他写的诗啊？这简直大白话，就是说我在黄州已五年，一句都没提李琪，就这意思。刚写到这儿，旁边有人说，来来来，再给您敬酒。他把笔放下，哎哟，就应酬嘛，然后就喝开了，喝到最后酒席宴该散了，李琪一看都毛了，就这两句啊？旁边人也在想，嗯？这诗写的不对呀，“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这也太平淡了，这诗有什么，而且只写两句，还没完呢。李琪赶紧捧着这个字到他跟前跪下跟他说，求先生把它完成了，给我个全活儿的。苏轼一看，哎哟，拍拍脑袋，我忘了忘了，我该登场了。原话就如此，我该登场了。我怎么把这事忘了？没问题，来，接着续下来，后边两句说，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苏轼《赠李琪》，写得太棒了，我的天，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棒吗？他前面两句说他在黄州住了五年，一句话都没提到过李琪，也没给她写过诗。“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杜甫在成都住了五年，他的诗里边什么花都写了，就是海棠花没写。大家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杜甫是“诗圣”，写了那么多的诗，就是海棠花没写。你说这个苏轼他怎么统计出来的？后来人真的统计，没有写过海棠花。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在黄州待了五年，没有提过一句李琪，但是李琪就像海棠花一样，我不提她，她一样是最漂亮的。苏轼这个思路是非常巧妙的，他就借着这个杜工部不写海棠花来作为一个契机，美美地、美妙地、巧妙地把李琪盛赞了一通。其实杜甫为什么不写海棠花？他又不是个圣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算是诗圣，也不可能把天下所有的花都写进去，苏轼总能找着他没写着的花，这回找的是海棠花，明天还不知道找什么花呢。但是你说这角度写得好不好？太棒了。头两句平淡无奇，后两句奇峰突起，绝了。这是李琪，这姑娘一辈子捞着这两句诗，够本了。所以我们说，苏轼为什么能给我们在民间里头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他，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得想一想，不能光在个人身上找原因，个人是基础，但是环境和周围的人群的影响也非常关键，苏轼虽然屡遭陷害、流放，屡次地被放逐到生命的边缘，但他依然对世界对人群有热情、有温情，并且有信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所有周围的这些普通的民众，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了解他的、不了解他的，都给予他最基本的、最善良的、最平和的、最公正的关怀，这是苏轼精神世界保持善良公正和温情、幽默、诙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些普通的朋友，包括那些士大夫们，这些僧道、这些歌妓、这些市井的百姓们，他们爱戴苏轼，他们给予苏轼关怀，所以在无意当中他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和苏轼的名字一起刻在了历史的墓碑上，这是他们自己没想到的，所以他们一起名垂千古。
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一生既有高居朝堂、志得意满的风光；也有九死一生、失魂落魄的遭遇。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先后三次被贬谪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不堪回首的三次低谷。然而，也正是这一次比一次更加遥远偏僻的贬谪之地，苏轼完成了从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到胸怀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变。在这三次贬谪中，第一次贬谪最让苏轼措手不及。当时，苏轼担任湖州知州。可是朝廷中的一些人忌恨苏轼的盛名，一心想把苏轼扳倒。不过他们从苏轼的政绩中又挑不出什么毛病，便从苏轼的文字中寻找把柄，并罗列出“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等若干莫须有的罪名，要求宋神宗对苏轼处以死刑。随后，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御史台，经过两个多月的刑讯逼供，苏轼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所谓的罪名成立，只等待皇帝判决。由于御史台又称乌台，所以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后，爱戴他的地方百姓为之伤心落泪，朝野中那些正直的官员们，包括虽已退休在家、但仍有政治影响力的王安石，也纷纷上书劝谏，为苏轼鸣不平。最终，苏轼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之后，六十六岁的苏轼准备回到中原。这年五月他来到了金山的龙游寺，这个寺庙里边挂了他原来的一幅画像。苏轼这次来，又看到了自己的画像，他很感慨，写了一首诗，很短，只有四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我的心像死灰一样的平静。我的身体像一叶扁舟，居无定所。你问我老苏这辈子都干了些啥？我就干了三件事：四十多岁的时候被贬到黄州，年近花甲的时候贬到广东惠州，六十多了贬到海外——海南岛，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三件事。我们能听得出来，这是一种巨大的自我解嘲，但是解嘲，自我解嘲是需要勇气的。就实际的生活而言，苏轼这一辈子三次被贬，累计将近十一年，占了他仕途经历的三分之一时间，这是非常不幸的，是很悲哀的。但是问题（是），生活是个辩证法。如果苏轼没有被贬这三次，也许他就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苏东坡了，他只是苏子瞻；也许他身上就没有那么多让我们感觉到可爱的地方；他身上就没有那个让我们仰慕、倾慕和景仰的那些味道了。所以如果说从苏东坡的成长、成熟和作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令人景仰的形象而言，这三次被贬反而对他来讲成为了机遇，是幸运。起码对于从他到现在的这将近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来讲是个幸运。苏轼被贬黄州，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被贬谪。在他被贬谪之前，他是个成功者。他科举考得好，制科考得更好，做官做得很顺利。在朝廷做过官，在地方也做过行政首长，他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虽然他可以夸夸其谈。他很有才华，诗写得好、词写得好、文写得好，有一大帮朋友，大家都尊他为文坛的宗主。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办了很多漂亮的工程，都很不错。事实证明，他一直都是很正确的一个人。但是现在，被贬黄州的潜台词是：这一切都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错误的人。所以，这对苏轼来讲，你注意，这是一种完全新的体验。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苏轼刚开始被贬黄州的时候他是很恐惧的。问题就在于，他是很恐惧、是很害怕、是在躲藏，恨不能自己穿上个隐形衣，把自己变成透明人。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后来活了六十六，那剩下这二十二年，是不是就藏在草窠子里头，藏在树洞里头，就永远不见人了？难道就在恐惧、畏缩当中度过残生吗？这符合苏轼的个性吗？肯定不符合。再者，话说回来了，他就是被贬黄州，这是人家帮他的。很多人都在帮他，我们前面说过的，连王安石都在帮他说话，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在帮他说话，张方平在帮他说话，司马光在帮他说话，很多人都在帮他说话。就说宋神宗本人，真的那么讨厌他吗？宋神宗讨厌他是有选择的，讨厌的是他话太多、嘴太长，成天抨击新法，但是宋神宗对他的才华是相当地钦佩。别人都说苏轼很像唐朝的李白，宋神宗说不对，怎么能像李白呢？李白有苏轼的才情，他没有苏轼的学问。（神宗）经常在宫里头看着看着书，就想不起来吃饭，他看谁的书呢？看苏轼的。其实对他是很喜欢的。所以我讲这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让他变成一个绝望的人，还是有希望的。在很大程度上，宋神宗把他弄到黄州来了，就是让他消停点，给他个教训，让你先休息一阵子，并没打算一棍子打死你。这跟贬惠州的时候不一样，大家要有概念。贬黄州的时候，你注意，苏轼从开封出发走到黄州，走了一个多月可是后来苏轼从河北定州走到惠州，走了半年多，那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一种贬谪。黄州在哪儿呢？黄州我说这意思，它在长江边上，在长江中游，它离开封并不是特别远，它还没有完全脱离开皇帝的视野。一切都没沉到底呢，你难道自己就要放弃吗？换过来说，让你在黄州消停点，这未尝不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反省反省。不管贬谪你这事本身对不对，让你自己对你自己真实存在的缺点和缺陷反省反省，你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你就一直正确吗？你就一直高高在上吗？你就永远是那么恃才傲物、那么桀骜不驯，天下就你最有才华？真的是这样吗？值得反思。苏轼在黄州，对自己的人生的缺点，真的有反省。在佛教里边有一个术语叫“业”。什么叫“业”呢？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业”。你做了这个事情，会对你有所反应，这叫“业报”。做了很多的事情都会有“业”，苏轼就在反省说，我这“业”是重在哪儿了？他“口业”太重，所以遭了报应了。他说自己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苏轼《胜相院经藏记》，我说的话、写的文章都很漂亮，大家听着都很高兴，可不知道这像赌博一样，有一天你是赢了，满把；有一天你就彻底输了，自己觉得还挺讨巧的。实际上是一种“业”，而且“业”太重。他的“业”主要重在哪儿呢？苏轼说看，我当年为了考科举，为了写漂亮的文章，写了很多洋洋洒洒的大道理，说了很多洋洋洒洒的空道理，像鸟儿一样，有点自鸣得意。细一看，有什么实际内容吗？没有。纵横捭阖、花里胡哨，排比句多、感叹句多，有实际内容吗？苏轼说，还是少。不是没有实际内容，还是少。他反省自己反省地很聪明，他举了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他说你看，你要说是一棵树长得就跟钻天杨似的，直溜溜的，好看吗？不好看。人老喜欢这树长得歪歪扭扭的，最好长个瘤子。我们看在白桦树上，结个小瘤，感觉像个眼睛一样，好看。一个梅树，一杆老梅树上长一个瘤，感觉特苍劲有力。一看那石头长了很多花纹，多漂亮。苏轼说，树身上长瘤那是病，石头上长了很多纹路，这样的石头不会很坚硬，这都是它们的病。它们的病被当做了一种美来欣赏，这叫什么？这叫病态美，就跟龚自珍写的《病梅馆记》一样。苏轼说，我多年以来把自己身上的瘤子和身上的这种石纹当做炫耀的东西，错了，这是很不对的。所以回顾我这三十年，真是错误多多、漏洞多多。甭管苏轼处于什么目的，这是一种很真诚的反省。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也拉开了中国文字狱历史的先河。苏轼被贬黄州，虽然是有官员之名，却无官职之实，实际上就是以罪人身份被看护、监管起来。黄州的被贬，宣告了一个道理，就是你之前很高端、很正确、很完美，现在开始不完美了，你得开始新的生活。在新的环境里，你将再一次证明，你也许是正确的。证明才能证明呢？不让交朋友了，朋友们也不跟你联系了，也不敢写诗文了，也不敢发表意见了，怎么办呢？诗文不让写了，写什么呢？写《猪肉颂》、写菜谱。做官没权力了，不许签书公事，那干什么呢？做菜、下地劳动。在每一个具体的生活当中，永远都有正确的事等待你去做，不要无所事事。苏轼做了非常拿手的东坡肉，其实就是红烧肉。他不但自己做东坡肉（红烧肉），他还把它写出来，广播天下。我们现在一般都不说我们吃红烧肉，我们都说吃东坡肉。他写的《猪肉颂》写得非常好，原文说：“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轼《猪肉颂》，你觉得这跟“大江东去”比起来是不是风格上有点差别啊？你别老想他在黄州写“大江东去”，他要没有这个《猪肉颂》的心态，能写出“大江东去”的意境吗？不可能。得先有这个充分的放松，才有那个充分的意境。《猪肉颂》，永远的《猪肉颂》，让中国人反复回味将近一千年。写得太俗了，但是写得太美了。在朝廷的时候朋友多，苏轼这个人的特点。他儿子回忆说，我父亲如果一天见不着朋友，就坐卧不宁。那完了，黄州没那么多现成的朋友等着他，特别是跟他等量齐观的朋友。怎么办？没朋友，那就创造朋友。只要心态转变，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朋友。苏轼是走街串巷，在路上碰见个农民，跟人家说，聊聊呗。人家说聊什么呀，我们都不识字。聊什么都行，讲故事吧，讲一个讲一个。那人说，故事讲不了，没有故事。瞎编一个总行吧？编不出来。随便讲个鬼的故事总行吧？我讲给你听好不好？交朋友，跑到人家去，有一个朋友煎饼煎得挺好吃的，他一咬，挺酥的，就问他这饼叫什么名字？朋友说，一边做着饼说，谁给饼，就是饼呗。饼谁给它起名字？没名字，那好了，就叫为什么酥吧，所以这饼的名字就叫“为甚酥”。又跑到一人家去，人家酿酒，正在酿酒。喝了一口，没有酒的味，有醋的味道，太酸了。就跟人说，你这有名儿吗？人家说也没名儿。说你这酒肯定是做醋把水放多了，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错着水”），这不就是找乐吗。“为甚酥”、“错着水”，这就是苏轼定名的知名品牌，两个品牌，一个是饼，一个是酒。苏轼不光是关心自己的事，对大家的事依然很热心。但是他做不了什么，因为他没有职、没有权，怎么办呢？他做点公益活动，做点慈善活动。黄州这个地方地僻民贫，有些风俗非常恶劣：养不起那么多孩子，生孩子生下一两个能养着就不错了，那时候又没有节育的措施，生孩子生多了怎么办呢？就放在冷水盆里给他溺死。苏轼一听这个，心里特别难过，发起了一个慈善组织，叫“育儿会”。他发起的，并且自己首先捐款，向当地的富户，每年大家每家每户交一万块钱的会费，他首先捐了，用来买一些婴儿的保健品、必要的一些衣物，或者说养婴儿所需要的东西。通过这种方法来尽可能地挽救一些幼小的生命。苏轼说。我在黄州待着，只做这一件事，那也是很有价值的，也值了。你看，不但在修正自己，让自己的被贬变得健康，状态变得阳光，而且还要修正当地的陋习。一个健康、正确的人，公道的人，走到哪儿去，他都会带去正气。苏轼在黄州，只有在劳动中、在关心他人中、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才能去掉那种桀骜不驯、唯我独尊的傲气，养成一种虚怀若谷的宽容之气；才能去掉那种文人的小家子气、那种意气、那种酸腐气，而身上具有一种宏阔的、博大的丈夫气。苏轼曾经跟朋友说，黄州真如井底。他刚来黄州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又小又闭塞，可不像井底吗？可问题是苏轼没有做井底之蛙，他在这口井里边读书、写作、做肉、做盖浇饭、开垦荒地、写《赤壁赋》、写“大江东去”，还交朋友，还问人家为什么这么酥？还起了名字“错着水”，他的生活尽可能地创造出丰富的生活。所以在这口枯井里边，流出来的是很清醇的中国文化的清源。这就是贡献啊，朋友们。一口枯井当中能够重新流出清新的、活泼的、文化的清泉，这是苏轼在黄州的巨大的创造。苏轼在黄州一共待了近五年时间。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由于宋哲宗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对苏轼十分器重，不仅把苏轼调回朝廷，还对他委以翰林学士这样的重任，可谓是风光无限。
然而元佑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哲宗重新起用新党，大力排斥旧党人，五十九岁的苏轼不幸再次成为牺牲品。他被贬至偏远的广东惠州，被贬到惠州，它的政治语言是很清晰的，就是不要再回来了，你的仕途到此完全结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就被逼到了一个人生的、生命的一个绝境。当一个人已经倒退到无可再退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反省，要调整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和观念了。在黄州的时候，他有过一次调整，他把自己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去，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重新的丰富的内容。但这次被贬到惠州，情况变化很大，它太遥远了，太隔阂了，他的年纪也已经非常大了，他应该首先转变的是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对待自己的看法、对待生命的看法。他怎么来理解这个新的生活呢？在惠州，他住在嘉佑寺，惠州的边上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亭子叫松风亭。他每天都去爬这个山，锻炼身体。有一天他就爬这个山的过程当中觉得很疲倦、很累，就坐在旁边休息，抬头一看，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呢？一看，离松风亭还有相当的距离，就有点垂头丧气。可是忽然转念一想，我为什么非得爬到山顶呢？我为什么非得爬到松风亭啊？这不有病吗？人生只要顺着路走，沿途到处都是风景，非得到山顶才叫风景吗？非得到山顶才叫成功吗？才叫圆满吗？不是这样的。只要我细心地留心身边的每一刻、每一处风光，处处都是佳境，处处都是风景。所以，思路是不对的，这是一种让人疲倦和疲劳的思路，是一个要命的思路。我就到这半山腰，下山了。为什么？我已经看到了很美的风景。苏轼给朋友的信里边说，我一想到这一条，我立刻就像鱼钩脱离了我的嘴一样，大得自在，非常放松。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要再跟自己较劲了，现在对苏轼来讲，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种能够保全自己生命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惠州时期，苏轼在给朋友的信里边所表达的很多的情绪，跟黄州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不同。他给朋友的信里说，大不了我就是惠州人，我就是惠州一秀才，多年考科举考不上，没辙了，现在就住在这。大不了我本来不是苏轼苏东坡，我是谁呢？我是杭州灵隐寺退休的老和尚，现在退了休了，我们家后院里头弄一堆砖，垒个灶，上面放个锅，每天在这锅里熬点粥，喝点稀饭，就此也过得一生。没什么过不了的，我乐得自在。朋友们，我们一般是否定别人的业绩比较容易，否定自己的业绩比较困难。苏轼说自己大不了就是本地秀才，大不了就是退休的和尚，这意味着他对之前的荣华富贵和自己的诗词文在文坛上的卓越的贡献就一笔勾销了，大不了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要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惠州这地方真穷，市场经济不繁荣，每天才杀一只羊。当官的把羊都买走了，苏轼又不能跟他们去抢，怎么办呢？他就招呼手底下人说，去，把剩下的羊骨头买回来。羊骨头买回来怎么做呢？先放在锅里头煮，咕嘟咕嘟咕嘟，煮半天就煮熟了，拿出来以后在米酒里头泡一泡，然后再放到火上烤一烤，烤啊烤啊，烤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弄个牙签，就从这羊骨头缝里把这肉给剔出来。他给苏辙写的信里边说，说你们以前吃肉，都是一口下去都找不着骨头，牙齿就埋没在肉里边了，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我吃羊肉的体会。我这是吃螃蟹，这是吃螃蟹的方法用来吃羊肉，对身体很补，大补。这个方法我告诉你，你可以试用一下，不过这个方法让一众动物很不喜欢，就是狗，“众狗不悦矣”。这狗要听到我们都用这方法吃羊肉了，它会很不高兴的，抢它生意。你不觉得这样吃羊肉很辛苦吗？问题是，如果你真心快乐，它就不是辛苦的事情。所以苏轼在惠州的这种人生的领悟，它告诉我们，所谓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就是看你站的位置。你如果永远站在山的顶端，永远站在悬崖边上，永远期望着要跑世界第一，那你就会永远纠结，永远痛苦。但如果你缓回一步，退后一步的话，用吃螃蟹的方法来吃羊肉，并且考虑众狗的感受，你就会变得非常地放松，你就会变得很健康。
在惠州，苏轼抱定了终老岭南、客死异乡的准备，然而朝廷仍然不放松对他的打击。绍圣四年，六十二岁的苏轼再次被贬，这次的地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竟然是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有宋一代，苏轼是唯一一个被贬海南的高官，可见对他的惩罚之重。那么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贬谪，苏轼到底如何在逆境中坚强地活下来呢？贬到海南是无可再南了，再要南的话就下海了。给朋友的信里边，把这问题看得很透：“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书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苏轼《与王敏仲书》，这次被贬，断无生还之希望。我告诉你们，昨天已经跟我的长子苏迈，已经诀别。我告诉他，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给我造个棺材。第二就是给我挖一个坟墓。到那儿断无生还之希望，就把我葬在海外。古时候听说，做父亲的为了天下之公义，可以把儿子舍出去，为什么儿子不能把父亲舍出去呢？我告诉你们，我们家的家风是这样的：要埋我，不用扶我的灵柩，不用去办葬礼，直接埋在海南就行。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让我死吗？但是苏轼不会这么利利索索地被这帮政客逼死在海南，逼死在海里的，他又一次完成蜕变。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境界是被反复地磨炼出来的，他到一个地方，他就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立场和看世界的方法，才能够让他在这个地方继续找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你看上去是他在一步一步地退缩，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从生命的意义来讲，是在前进。苏轼给自己写一篇小文章，说有一只蚂蚁，一天在道上溜达，走路。一不留心，地上有一洼水，刺溜一下滑到水里头了，拼搏了好长时间，差点就淹死在里头，急得要命。这时候，突然地，树上掉下来一片树叶，掉到水里了。趴在这船上，又一通拼搏，回到家里了。见了家人说，今天真险，差点就回不来了，那么大的大海呀，总算又见面了。苏轼说，可笑吧？在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那算什么呀？我也很可笑吧？海南岛，儋州，从宇宙的眼光来看，不就是树叶吗？大海不就像那一汪水一样吗？我在这里暗自伤嗟、悲痛欲绝，不就跟蚂蚁一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我退到宇宙的目光来看，我的生命跟蚂蚁一样，不必如此。都这么想了，你能奈我何？这潜台词是：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吗？对不起，我顽强得很，我不但要活下去，而且我还要活得更加轻松、更加愉快、更加健康。我们说，有的人在艰苦的生活当中就沉沦了，就灰色了，就被覆盖了，就黯淡无光了，苏轼不一样，愈挫愈奋。这种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让他变得晦暗，反而激发起了他超强的艺术的想象力。就像茶叶一样，干嚼着是苦的，放到水里煮了一下，应该是水深火热，捞出来一喝，香甜无比。苏轼就是这样的清茶，火热的生活，苦涩的味道，最后锻炼出来的是清茶一杯。海南这个地方，在当时宋代的时候，文化很落后，别说出进士了，秀才都很少。苏轼在这儿培养了一个学生，此人姓姜，名曰姜唐佐，他考进士，这是在海南这个地方第一个进士。这姜唐佐离开海南的时候，去找他的老师苏东坡，说老师，您给我写两句诗，鼓励鼓励我。苏轼说，没问题，我先给你写两句，等你再回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中原再见的时候，我再把后两句给你补上。他前两句是这么写的：“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一道海峡，海水就能够割断儋州，海南岛跟大陆之间的文化的地脉吗？不可能。你去了之后，一旦考中进士，那“朱崖从此破天荒”，那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后来苏轼去世了，他没有能够续了这个诗篇。姜唐佐就找到了他的弟弟苏辙，苏辙看到他兄长的前面两句诗，提笔续了后边的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您就要衣锦还乡了，人人都争睹你的风采，到这会儿我们才真正相信苏东坡的眼力真是不得了，他看重的人真是没看错。这后两句写得非常亲切，但是也有些感伤。很多人后来都认为海南地区的人文化成和文化养育的开始，是从苏轼开始的。客观地讲，苏轼在海南这个地方虽然作为很有限，因为毕竟他年纪大了，毕竟他已经是个犯官，他不可能有更多的举措，但是他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让这个地方重现出人文的光辉。苏轼一生三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贬得惨烈，一次比一次贬得边缘，一次比一次贬得绝望，每一次都几乎要接近人生的终点了。但是在这三次被贬的过程当中，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人生的定位，一次比一次更接近于自己本真的状态，更接近于自己生命的本质的状态。换句话说，虽然贬谪让他更加地边缘和绝望，但是反省和对生命的体验，更接近于苏轼的本真的自己。我们经常说“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个“险峰”指的就是人生的痛苦和苦难，只有久经磨砺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生命的真谛、生命的珍贵和可爱之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才成为了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的千秋的苏东坡。
豪放词里天地宽。苏轼的词自成一派，冠绝古今，他既能书写缠绵悱恻的婉约词，更能挥就雄浑壮阔的豪放词。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中，它所涵盖的内涵极为广泛，无不能写的事，无不能写的人。赏苏轼豪放词的百花园，品风格迥异的人间奇迹。苏轼不仅是一位驰骋政坛的政治家，更是一名开宗立派的文学家。在文学上，苏轼诗、词、歌、赋、散文皆有大成，又以词的成就为最。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文人墨客通常是以写诗的余力和游戏的态度填词，内容上也多以男欢女爱、闲愁别恨的“婉约词”为主流。然而，苏轼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这道数百年的樊篱，他以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自成一家，自是一派，开创了“豪放词”的先河，成就了宋词的另一座高峰。苏轼写过很多不同的文学作品，虽然他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散文也是写得最好的之一，诗也是写得最好的之一，但是对于大家来讲，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讲，最喜欢的、最熟悉的还是苏轼的词，而且大家背得比较多的也是苏轼的词。但其实可能大家并不知道，苏轼写词，开始创作词很晚，他大概是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写文章，到二十四岁的时候才开始写诗，到了三十七岁在杭州做了通判才开始写词的，这不像人家有的作家六岁、七岁、五岁，根据历史上记载人就开始能写很漂亮的文章，苏轼没有那个神话，都是十几了写文，二十几了写诗，三十多快四十了才开始写词。大家说这么晚，说明不是你讲得那么聪明，那是，他是写得晚，可是一出手就不一样，他出手不凡，所以这聪明人不一定说动得是最早的，他动得是最高的。我们经常说苏轼的词，大家一说起来就说豪放派嘛，写得非常豪放。那么，是不是他的词都可以用豪放来代表呢？这就需要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来体会，能够代表他豪放的，能够用豪放这个词来概括他的，应该是他创作得比较早的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词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豪放词，特别毫，也特别放，这是特别典型的豪放的做派。为什么呢？首先这个词的主题就是狂，“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这会儿他也没多老，写这首词的时候苏轼才三十八岁，但是古人喜欢说自己是老夫，跟现代人正好相反，现代人甭管多大年龄，女士一看，小妹妹，甭管你多老了，说哥哥，最后都分不出来到底有多大年纪。但古人喜欢说老夫，年龄不大就叫老夫。“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我今天的精神状态像小伙子，我狂，我今儿就耍一把狂，他耍什么狂呢？左手黄犬，右臂架鹰，这出来阵势不一样，跟以往我们看到的苏轼的情形不一样，你只要一还原这个情景你就能感觉到，地上跑的是猎犬，臂上架的是苍鹰、猎鹰。“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全副武装，可能连防弹衣都穿上了。“千骑卷平冈”，这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打个猎，用不着把一个军的军队都叫上。“千骑卷平冈”是突出他的狂，狂风扫过去一样，在平冈之上，在山坡上一眨眼没了，裹挟而去。“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感谢各位乡亲父老，为什么呢？他说了，“千骑卷平冈”，跟着他不是一个人，那城里头都发动起来，老头、老太太、小伙子、大娘都说，今天我们苏太守，当时不叫太守，太守是汉代的说法，应该叫知州，我们知州我们头儿要去打猎，大家去瞧去。感谢各位的这份盛情，瞅着啊，给你们亮个相，今天给你们射虎。这也是夸张的，密州要是到处都是老虎的话，那说明你这个当知州的有问题。“亲射虎，看孙郎。”孙权当年刚刚在东吴执政的时候，孙权那很厉害，江东三代英雄孙权、孙策、孙坚，那好，这是真实的故事，孙权骑着马射虎，老虎把马给伤着了，然后孙权舞双戟把虎给灭了，在江东一带流传为英雄故事，今天我就仿效孙权给你们来这一下。写出他的豪气。这里边“狂”有好几个狂，第一，“为报倾城随太守”，那老百姓都跟着去，就这么大号召力，这第一狂。第二狂，要倾城而动。第三狂，他要射虎。第四狂，自比孙权。其实你仔细分析这首词，这个“狂”字是当头照了。下片，“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还喝了点酒，喝酒壮胆，喝了点酒之后本来就很豪放，这下更放开了。“鬓微霜，又何妨？”你别说我老了，说你头发有点白，没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廉颇多大岁数？我才多大岁数？没事，“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边用了一个典故，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云中太守，这云中太守跟敌人打了一仗，打赢了，跟匈奴，他本来打赢了，有战功，结果他谎报战功，可能比方说本来是伤敌八千，自己伤了比方说有五千，结果他可能报的时候说伤敌八千，自己就伤了几个人，他谎报了之后，皇上就下令处罚他，后来觉得他还是有功的，就派一个叫冯唐的使者来赦免他的罪责，依旧让他担任云中太守。这儿用这个典故实际上是把冯唐作为朝廷派来的一个人，什么时候朝廷派冯唐这样的使者来，您派我去，“西北望”，把那弓弦拉得跟满月似的，“射天狼”，射谁呢？那不就当时的西夏？这实际上是有时代背景的，因为就在此前的三四年里头西夏这个王朝多次袭扰北宋的边境，占了不少城市，但是这时候的苏轼是有劲使不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到密州来？这是在密州写的，他是因为在朝廷里边跟变法派意见不合，意见不合，当时王安石还在朝廷里，我们原来讲王安石的时候讲到这一块了，意见不合怎么办呢？自请外放，我不在朝里头干了。出来时候第一站就去的是杭州通判，第二站到的密州，一转眼离开朝廷好几年了，但是你在地方上工作虽然也能做不少的事，可毕竟不能够参与大政方针政策的决定，更是有劲使不上，所以他才写这首词。这首词是真豪放，这就是说，你说苏轼的词豪放，你得琢磨它里头的元素，它为什么豪放？第一，尚武。第二，全篇的词都处在动态的当中。第三，他最后的目标是要什么呢？捍卫祖国尊严，抵御外来侵略，这些都是跟什么呢，跟尚武、跟打仗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豪放的内涵是非常直接。而且这首词它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就是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词里边这么写内容的。早先的时候范仲淹写那个《苏幕遮》、《鹧鸪天》的时候，他写过类似的题材，欧阳修也写过一些类似的题材，但是直截了当地去写这种“千骑卷平冈”、“亲射虎，看孙郎。”这样的内容，在以前的词当中还从来没有。以前的词是怎么回事？以前的词都是写风花雪月的，《虞美人》啊，一江春水就向了东流，写这种内容的，花啊、男女情爱啊，事实也正是如此，词在当时苏轼的时代，更不用说苏轼以前，词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第一，是在市井生活里边歌女唱给这些看官们听的，在北宋是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家里养的家妓，官员官府里边有官妓，她们来唱这些曲来娱乐的。它不是用来像诗一样言志的，词是什么呢？词缘情，诗言志，这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词它的出身它没有那么高贵，它是高度地娱乐化，甚至有时候带点情色的色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词长期以来它就局限了，它的题材很有限，它的题材很窄，主要是表现感情生活，特别是男女的情爱生活的。那么，你要在词里边言大夫之志，这不合潮流。苏轼我说了，他介入词的创作比较晚，但是他一介入，他就开创了一个新局。但是他写完这首词之后，给他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最近跟朋友去打猎，颇写了一些词，这些词跟现在道上、江湖上流行的柳永的词颇为不同，叫做什么呢？我自是一家，信里边还说，呵呵，我自是一家。笑了两下。那么这个“自是一家”是什么呢？说我写的词要让东周的壮士跺着脚、吹着笛子，然后放声高歌，这劲儿才能出来。其实苏轼说这话的时候，心有点虚，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柳永的词在当时是主流，而且是比较权威的，虽然柳永这个人他本身写的一些词格调不是很高，但他这种词的体制在当时是被大家推崇的，所以他（苏轼）这样做等于是反主流的，你知道吗？他之所以说我的词自是一家，我自成一体，那就说明当时没这体，没这号的。三十八岁的时候，苏轼写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豪放词，从此打开了词的另一番天地，叫做“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办法来写词，表现诗的气质，言志。这都不是言志了，这在词里边打起来了，这是豪放，没有一点问题。
苏轼词的风格变化多端、引人入胜，如果说《江城子?密州出猎》代表了豪放壮阔的词风，那么《水调歌头》就多了一份飘逸空灵、洒脱旷达的情怀。本来咏月、咏别离，是婉约词的领地，古人在这方面已有大量佳作，但苏轼一出手，仍然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后人甚至评论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那么，苏轼在《水调歌头》中，到底是怎样表达他的独特感悟的呢？那《水调歌头》是不是豪放词呢？好像就觉得不太像了吧。大家对这首词太熟悉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伤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豪放吗？我起码没用豪放的语气念它，因为我豪不起来，我也壮不起来。为什么呢？气质使然。这首词的写作大家也比较清楚，还是在密州写的，在密州做知州，这一年他三十九岁，还待在这儿呢，但是任期马上就要满了，与此同时他弟弟苏辙当时在齐州，也在李常的幕府里边做幕僚，兄弟两个其实离得很近，但是因为官家有规定，他们是不能私下会面的，两兄弟已经有七年没见面了。苏轼本来在密州待得就不痛快，为什么呢？他原来在杭州通判待的时候，虽然是个通判，副市长，但是杭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苏轼写个诗什么的，吃个什么西湖醋鱼还比较方便，在密州这地方条件比较艰苦，连年地闹蝗虫、旱灾，还有兵匪，所以他心情很不好，跟弟弟又多年不见，时值中秋，想念他的兄弟，写下了这首词。这首词自然是写得好，用不着我在这儿多费口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妙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不是苏轼的原创，这是从另外一个大诗人的诗里边点化出来的，那位诗人姓李，名白，字太白。老李当年写一首诗叫《把酒问月》，诗曰“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李白《把酒问月》，版权是他的，只是略做了语序上的调整。由此可见，好诗不一定非得是原创，稍加点化，化为己有，也可以化神奇为更神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个很幼稚的问法，这没法问，如果当时有科学技术的话马上就可以回答你，到底有多长时间，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月亮啊月亮，什么时候你才有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唐代有个传说，说有个道士邀请唐玄宗，说咱们到那里边看看去，到月宫上，唐玄宗说那儿冷吧？加了点衣裳，上去了，果然很冷。所以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怎么样呢？“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在地面待着不痛快，你知道吗？他心情不好，喝着酒，看着月亮，想着弟弟，再想着现在的处境，觉得在这儿待着干吗？上去要不然转一圈去，上去转一圈一想，太冷，还孤单，而且那儿离得就更远了。怎么办呢？假装在上面吧，“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跳个舞，跳着跳着，喝着醉着，一边跳着一边想着，已经上了月宫了。这其实前面写得是挺好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心里头比较拔凉，就是心情还不是很好，心情好不会说到上面去。问题就在于，苏轼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虽然写了上片，但是很快这月光就发生变化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月光，他开始在那月亮上趴着呢，现在顺着那月亮就下来了，这就把天上人间就给沟通了，你注意了吗？天上是不能给他什么安慰的，苏轼是个很温情的人，在上面吹一会儿仙气，他就该下来了，顺着月光，“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照在了人的身上，不眠之夜，正是我思念弟弟的时刻。开始写人了，开始写的是仙，现在写人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就这月亮最讨厌，偏偏分手的时候它就圆的，我们团聚的时候它又缺了，由此总结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事难办，“此事古难全”。怎么办呢？没事，千里月光所到之处，便是相思相会之处。正所谓月光有多远，深情就有多远。如果月光永远，那深情就永远。所以不必在乎此刻的分离，只要共一片月光，我们的感情就永远会在一起。苏轼身上是有点仙气的，所以他显得比较超脱，显得比较超然，但同时他身上又有烟火气，他有人间气，这就让我们觉得，他跟我们一样，又不太一样。他好像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但同时他又感觉好像是我们邻家大叔一样。这种很纠结、很复杂的感觉扭结在一起，再加上他的才情和他艺术的才华，整个使得这首词就让你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就是喜欢。这是豪放吗？这恐怕不能叫豪放。我觉得这首词寄予了极大的深情，克服了周边的冷漠和自己的孤独，然后继续地对生活投以热情的关注。写得好啊，写得太好了。但是它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豪和壮，不是。
苏轼对宋词的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以诗为词”的手法，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这其中，咏物词也在苏轼的笔下另辟蹊径，自出新意。在咏物词中，苏轼的《水龙吟》可谓是巅峰之作。苏轼还写过一首词，有的人也知道，《水龙吟》，和章质夫的一首词，写杨花的。它这个杨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白杨树上面的花，指的就是柳絮。古人说杨柳杨柳，不是指杨树加柳树，它就指的是柳树。这词写得特别好，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这个大家说，这是婉约，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不是婉约呢，还不由你说了算，得由这内容说了算。这首词是和章质夫的，章质夫是他一个朋友。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在黄州，按我们想法，苏轼在黄州好像不应该写这种格调的词，但他写了。章质夫当时写了一首词就是歌咏杨花的，但是那首词因为苏轼写了这首，那首词就没人提了。其实老章当然写得也不错，只是格调不大一样。章质夫写了这首咏杨花，也就是（咏）柳絮的词寄给他，还给他写了封信，信里边告诫他说，说你把心态放宽，只有心态放宽放平稳，才能处于忧患之中，才能在患难之中待着。苏轼回信表示感谢，然后说本来我觉得你这首词写得相当不错了，我就不打算再写了，可后来一想你在外地做官很孤单，算了，我就唱和一首吧。一不留神，把人给盖了。这首词比起章质夫那首原来的词有颇多的长处，你看，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柳絮、也就是这个杨花的情态跟女人的情态，特别是思妇的情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高手中的高手。他说“似花还似非花”，这就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你在家里养菊花、养牡丹花，你养过杨花吗？你说朋友我买一盆儿柳絮？朋友我买一盆儿杨花？它不是我们可供来观赏的花，所以它“非花”。从观赏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柳絮是什么？是种子，它是随风飘散，它是传播种子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作为一种观赏的花，所以它“非花”。但是它又很像花，它毕竟叫杨花，而且看它那样吧，一团一团的，白白的，还像是杨花，还像是一个花的样子，所以“似花还似非花”，这一句就站住脚了，我怎么说你都得承认。“也无人惜从教坠”，可怜见儿的，没人疼，就这么从枝头就掉下来了。然后“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这就是杨花的特点，没有哪个人去把那杨花柳絮拿个篮子来都收在篮子里拿回家的。那杨花随风飘散，落在了路旁，停停歇歇的，这不就是“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吗？可是这也是一个思妇的感觉，思妇的思绪就飘开来了，想到了她的情人，想到了远方的那个他。一般在古典诗词当中，如果说一个女士要想念她的丈夫的话，起床都很晚，什么“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又还被、莺呼起。”你看见没有，这其实是一个女人的情态，“困酣娇眼”，那杨花在飘散的过程当中不是也是“欲开还闭”、“困酣娇眼”，看着有些慵懒的样子吗？最后点了一句“梦随风万里”，这正是杨花飞的足迹，可不就是“梦随风万里”吗？“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这儿用了一个典故，唐代一个诗人叫金昌绪写的《春怨》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说看你这鸟，打走！为什么，别叫了！我睡觉着呢，正做梦，梦见跟我丈夫相会在辽西，你这一叫，梦醒了，我又是一个人了。所以它叫“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其实就是杨花飞来飞去，但他非要说它“梦随风万里”，人花合一，最高境界，你不知道他在说人还是在说花。其实你说杨花有什么好说的？写菊花的多，写牡丹的多，谁写杨花？人写，人写就写成这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说不恨，其实是真的恨，就恨这花快要飞尽了，恨这花、西园的花快要没有了，这一堆的花怎么收拾呢？意思是说春天快要过去了，“惜春长怕花开早”就是这个道理。“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这用得特别妙，早上一起来，找不着了，找不着杨花了，到处找，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就早上起来大家找这花都找不着了，一看池塘里头漂的都是浮萍。苏轼自己在这儿做了个注释，说什么呢？说这个杨花落到水里就变成浮萍了，说我验证过，这真的。苏轼在这儿又说瞎话了，据科学家的考察，不存在这回事：杨花掉到水里就变成浮萍了。但他愿意让它变成浮萍，你有什么办法呢？他没有科学的根据但他有感情的需要，这就叫无理而妙，没道理，但是妙，妙就够、就行。咱这是文学，咱这不是科学考察报告，你就信了苏轼算了，就信他说下了一场雨，有个池塘，然后杨花全都掉到池子里化成了浮萍。你总不愿意满池子浮的都是一片片的杨花吧？那好看吗？化作了浮萍。然后说“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有照应，说春色如果有三分的话，其中两分是尘土，为什么呢？“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跟尘土有关系，天天在这街边上溜达，能不沾点尘土吗？“一分流水”，流水指的是“一池萍碎”，作家的思路，你就看他虽然是形象思维，但是他还很有逻辑性。三分春色，其中有两分尘土，一分是流水，细看来，杨花点点，再定睛一看，那一点一点的杨花居然不是杨花，是什么呢？是那一位“梦随风万里”的离妇、思妇的离人泪。你说他到底想写什么呢？苏轼说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写了，你们自己看，听说九百多年以后有人要讲这首词，我就写了。至于它具体是什么，那你真不知道。这就是我说的什么呢，这首词从本质上你要注意，在题材上要分类，是咏物的词，就是像写说明文一样，咏物。咏物的词在很大程度上不用投放太多的真情，也不用像刚才那个“千骑卷平冈”那么神经紧张，都不用，比较放松。说白了有点游戏的性质，就是娱乐。章质夫给我寄了一首咏杨花的词，我一看，老章写得不错，不好意思，我也写一封给你寄过去，都是空写的，什么事都没有，知道吗？这里头没故事，苏轼不是在黄州又有一次艳遇，没关系，都没有，完全地没有，纯粹是空来空去，但是空的有内容，为什么？他有才气。章质夫的词写得也挺棒的，但是比起他来讲有点逊，逊在哪儿呢？就是、我这儿就不念了，因为那首词写得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我们看起来有困难，它的上片用了各行各样巧妙的比喻，来写这个杨花的情态，写得真好，你们下去找来可以看一下。但是它的下片有点跑偏了，为什么呢？他下边重点是想这个杨花飞呀飞呀飞，飞到一个美人的房里头，飞到她的衣服上，沾到她的身上，然后借着这个美人的眼光来看杨花的情态，但是重心有点变了，在写这个女性了，所以上下两片有点不挨着。但是苏轼这首词杰出的地方在哪儿呢？它一气呵成，管你那么多呢，而且最后还说“是离人泪”，一边看一边哭，这个咏物词，你说这什么感觉？看咏物词都能哭，那要看别的词那不知道要哭成什么样了。这是豪放吗？大家说你就别说了康老师，这怎么能是豪放呢？对呀，那你为什么老说它是豪放词啊？你说，为什么老是说它是豪放词？你还说他是豪放词派？现在讲到这儿，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想想，苏轼的词是不是还是能够用“豪放”来概括他的作品的？不行，既不能说它是婉约词，也不能说他是豪放派，我们只能说他的词展现出了像诗一样的广阔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诗里能写的，词里通通地能写。说白了，苏轼写这些词的时候肯定开始还有点自觉的意思，比方他开始给他朋友写的信说，我最近有意地写了一些词，就跟柳永的不一样，但是苏轼的阅历广、读书多、感触深，跑了那么多的地方，他又是那么热爱生活，处处逢春他这种人，点铁成金，什么玩意儿到他笔底下，他就能写出很棒的东西，所以对他来讲不存在说专门写一种不同类型的词，他就把生活当中所有的感觉和他看到的都写到词里头就成了，你说这叫什么词？那就叫以诗为词。他的词中有阔大的境界；有开放的胸怀；有博大的内容，容得下足够的人生，这就是苏轼的词。
也无风雨也无晴（12/11/3）。他还有一部分词，跟这些就不一样了，那些词大部分创作在黄州，表现了他对人生的一种非常深邃的而富有趣味的领悟，它又跟这部分词丰富多彩的内容又有所区别。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常常十有八九，而苏轼正是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升华自我，达到了一种物我两忘、超然自得的至高境界。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政而获罪下狱，最终被贬黄州，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贬谪生活。在黄州近五年期间（中），苏轼创作了大量词作，通过内容多变、风格多样的豪放词，展现了他豪迈洒脱的胸怀和淡泊豁达的境界。当然，英雄不是一蹴而就的，词人也不是一天写成的，苏轼正是通过多次的艺术锤炼和反复的精神挣扎，才得以在词的海洋中物我两忘、超然自得。我们都知道，他被贬黄州的时候，心情是很坏的，苏轼不是说一到黄州就变得很旷达，刚一下车就写“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不可能，它有个过程，所以在他的词里边，他有一部分的词很集中地反映了这个过程，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分词你要用豪放来概括它，或者用婉约来概括它，就根本束缚不住它的内涵了，它内涵大得多。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东坡在黄州时期的这些词，实际是为后来的知识分子在思考怎么进行独善其身的时候提供了一些参考性的答案，它的外在的形态是词，但是它的内涵超越了词的传统的内涵。比如说他有一首很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住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个词用一个字可以代替，就是“寒”。如果用一个词来代替，就是“不寒而栗”。这样的不寒而栗的东西、情调，在苏轼的词里不是特别多的。为什么呢？就这首词就是他刚到黄州的时候写的，缺月还挂在个疏桐上，你想想，“缺月挂疏桐”，残缺至极，俩缺在一块儿，两倍的缺。“漏断人初静”，就我一个人。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也没住在临皋亭，也没有住在东坡的雪堂，住在哪儿呢？住在一庙里，定惠院。后来他写一篇文章就是《记游定惠院》，定惠院里头有什么呢？有一棵海棠，看那海棠花，那是后话了，那会儿他已经快离开黄州了，心态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刚到这儿，住在一座庙里头，一个人。“漏断人初静”什么意思？听着那个滴漏，滴答滴答滴答的，好像在计算他生命的时间一样，突然“嘀噔”、停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用这个“漏断”来揭示出当时的那种孤独，本来还有漏滴在伴着他，现在连漏都断了，这会儿才发现，真静。这个静是可怕的静，不是那个“人闲桂花落”的静，那是美的静。这是什么呢？这是恐怖的静。没有朋友、没有交往、没有书信、没有交谈，就是“漏断人初静”。在这个清冷的世界里头，我在干什么？我的状态是什么呢？漏断了，我的状态是什么呢？“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我像一只孤雁一样，你听说过“惊弓之鸟”那个成语吧？对于那种孤雁来讲，拉个弦“嘣”一声，就能掉下来，现在苏轼就是惊弓之鸟。这个“缥缈孤鸿影”，我们知道鸿雁这个词、这个意象在苏轼的词里边多次出现，诗里边也出现过，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孤独的鸟。“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轼《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这也是一只孤鸿。所以他说了，“缥缈孤鸿影”，我是个幽人，它是个孤鸿，两个孤独加在一起，两倍的孤独。这个词有点自虐，为什么有点自虐呢？尽量往惨的地方想，本来就很惨，还要把自己写得更惨，在这种更惨的感觉过程当中，好像还得到一点快慰。你说这都是什么心态啊？本来在生活当中就是悲剧，还在写一个悲剧，比悲剧的生活更悲、更惨，在心灵上可能还获得一点平衡。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那天晚上这漏“嘣”给断了，漏断了还能续点水，接着漏啊。不能漏了，就要这个漏断的时刻来写自己此刻内心的纠结、难过和孤独。然后“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写这鸟的，一只受伤的鸟，不是一只孤鸿吗？惊弓之鸟吗？它“惊起却回头”，那鸟受了惊吓，呼啦一下飞起来了。“有恨无人省”，我心里头有恨。你注意，刚到黄州的时候没那么旷达，心里边有一种恨，这种恨没人搭理。我想跟你说我难受，你难受吧你；我恨，你恨着吧你；我想表达，你自己表达给自己听吧你，这就是孤鸿的命运，也是这个幽人的命运。他恨什么？恨的东西多了，恨自己这嘴管不住自己；恨自己话太多；恨这个变法的过程当中，自己提点意见就给他弄到黄州来了；还恨自己以前才华太高了，所以人生当中原来可能都是优势的，都是值得炫耀的部分，现在都转化成为恨了。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些造成了他现在在这儿。一个人有恨那肯定就说明他还是有爱的，所以爱和恨一旦纠结起来，那人简直就没法弄了，这就说明这时候他还是很在乎的。我刚才说了他不是一到黄州就旷达的，他有一个过程。“穷则独善其身”，你先“穷”了，你要“善”的话，离“穷”到“善”这中间，那还有相当的距离，跟马拉松似的，不是一“穷”立刻就“善”了，没那事。“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写到极致的惨了，极致的孤独。“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鸟飞啊飞啊，“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看了半天，哪个枝都不能停，这些枝都比较危险，都是疏桐，全都没叶子，停在哪个枝上都很危险，这代表了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意识，它缺乏安全感，它落到哪儿都会觉得都有问题，最后“扑啦啦”就落在那沙洲上边。那沙洲是退潮的时候是沙洲，潮一涨就没洲了，这只是个暂栖之地。那就是说，待在一个地儿就得飞起来，待在一个地儿就得飞起来，惊恐不安。你以为苏轼的词都是那么豪放，都是那么旷达？这首词它就不旷。为什么呢？首先漏断了，再一个他变成幽人了，然后又是一只惊弓之鸟，然后他内心有恨，然后这惊弓之鸟没地儿去，他不像曹操那个什么“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那是人才在找地儿，他这是什么呢？他哪儿是人才呀？现在连个地才都不算了，到处乱跑去，没人管你，没人瞅你，这就是刚到黄州的时候那个“穷”的苏东坡，那还离“善”远着呢。对于刚刚经历过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劫后余生的感觉无疑是痛苦而愤懑的，《卜算子》正是表达了苏轼初贬黄州时彷徨痛苦的心情，以及那种宁愿寂寞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态。
而当苏轼渐渐适应了贬谪后的生活，他就开始为自己寻找精神上的宣泄，不能老这样，苏轼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怎么解放自己的心灵。他后来又写了另外一首词《临江仙》，这首词写得特别好，说：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写得太棒了。我们都知道苏轼在黄州，后来住到临皋亭，这个临皋亭它在江边的一个地方，他又在东坡那儿盖了个雪堂，这首词写的是他在东坡的雪堂跟朋友喝完酒之后往回走，回到临皋亭的住处，整个过程发生的问题。“夜饮东坡醒复醉”，说得多好啊。他没说“醉复醒”，那是正常的。他说“醒复醉”，那就是说在醒之前还醉过一回，晚上在东坡喝酒，醒来，应该说开始醒着，喝醉了，醉了以后又醒来，醒来又醉了。那是干什么呢？我们都喝过酒，知道人是不喜欢把自己灌醉的，一般我们都把别人灌醉了，让自己保持清醒，这比较主动。没有人一上来说，我想醉，把自己灌倒了，这不合适。但是他这首词很奇怪，一上来，“夜饮东坡醒复醉”，是“醒复醉”，那就是前面还醉过一次，那醉到最前面的时候，肯定是醒的吧，那就是说起码有四个过程，醒着，醉了，醒来了，嗯？我怎么醒来了？把自己又弄醉了。那就是说他不愿意醒来，明白这道理吗？他不愿意醒来，他喝了很多的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喝到最后实在不能喝了，可能朋友们都说，该回家了，明天还上班呢。“归来仿佛三更”，回到家的时候，懵里懵懂地，好像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醉了你知道吗？醉得特别厉害，一个“醒复醉”、一个“仿佛”，都能看出他懵懂的样子。“家童鼻息已雷鸣”，隔老远就听见有人打呼，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打呼噜，后来一想不对，我在外头，谁在里头打呼噜呢？小童，看门的这小孩儿。好家伙，这打得，比我打得还像雷呀，“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开门来！万籁俱寂，没人应声。“倚杖听江声”这句写得最好。我跟你说实话，这是写词，或者说这是在写诗，你不要完全相信这是写真的。醉了是肯定有这个事，“醒复醉”也可以相信，“归来仿佛三更”这也可以相信，至于说把门板拍得山响，没人答应，我有点怀疑。这是在写诗，诗人这时候希望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一个人“倚杖听江声”，你不能说“砰”一敲，小童来说，哟，先生您回来啦？然后回来以后坐得了，给您倒碗水您喝下去，喝下去，蹲在那儿“倚杖听江声”，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需要营造一个反作用力，就是说一切都被拒绝了，一切的要求都消失的时候，被迫地、我被动地我开始“倚杖听江声”了。不能一切都很顺，走在路上，有人抬着轿子回来放到地上，回到家喝完水了，上床睡了一会儿然后再坐起来“倚杖听江声”，这个不对。他需要一个绝对被逼迫的过程，就是说“归来仿佛三更”，夜已深，“家童鼻息已雷鸣”，家里人全都睡着了，敲门也不开。一切的退路都没有了，我只好一个人独自地“倚杖听江声”，他在听什么？他哪儿是在听江声啊，他在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时候在夜深的时候，在反复灌而不能醉的情况下，因为内心的波涛始终在翻滚，所以他用酒也不能平息他，不能麻醉他，这时候是特别痛苦的，所以他“倚杖听江声”。我们都能想像得出来当时诗人的那个情景。他听见什么了？他当然听见了一些声音。“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里边是用了庄子的一些思想，庄子的思想认为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给的，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也是对的，所以“长恨此身非我有”这个本来是庄子的思想，我们的身体就是自然的，从自然中来再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庄子对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达观。“何时忘却营营”，蝇营狗苟的生活，但是在这儿你知道吗？那意思发生了一个变化，苏轼在这儿强调的是说，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我的命运我无法自主。“长恨此身非我有”，我自主过吗？我没有自主过。我想想我是一个好的大臣吗？我要是个好的大臣我怎么待在这儿来了？我是个好的父亲吗？我要是个好的父亲我能让孩子跟着跑这儿来？我是个好的丈夫吗？好像也不是。那我到底是谁呢？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那我现在能不能自主我的命运呢？我这么痛苦，我这么难受，我能不能改变呢，不能改变。“何时忘却营营？”这些个蝇营狗苟的事情，这些个鸡零狗碎的事让他烦恼。后来突然灵光乍现，想通了，说呀，怎么想通了？他内心的波涛平息下去的时候就是江水的声音黯下去的时候。他说“夜阑风静縠纹平”，刚才都三更了，这会儿天都快亮了，夜更深了，风也停了，其实是内心的波涛平息了。一个念头慢慢地从心头涌起，“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蹽了，走了我，不在内陆地区待了，我上大海上飘去，我归隐江湖，这就是他想通的。你觉得他真想通了吗？他还没有想通。开始前面还恨着呢，后边就说，找了一辙，走了，不跟你们打交道了，我自主，自主性学习，我走了。这首词当时有个说法，说后来这个词在城里头就传开了，他那好朋友就是黄州的知州徐大受，徐大受一看，怎么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跑了？他原来还只是个犯官，现在变成逃犯了，这怎么弄啊？我跟他关系是不错，可是这两码事啊。这是个官犯，那他跑了我得担待呀是不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赶紧找找去，跑哪儿去了？他去的是哪个江、哪个海？先到他们家一查，苏轼在那儿睡着呢，呼噜噜地睡得正香呢，跟他那小童赛看谁的呼噜打得像雷。跑了没有？没跑，说说的。苏轼睡觉睡得多好啊，才不会做这种事呢。这就是一种说法，他在词里边把它说出来了，他心情就能好一点，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已经“江海寄余生”了。那还得在床上寄余生，怎么能到江海寄余生呢？但就说明这个词在当时影响非常大。虽然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一样的事，但是起码能说明苏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不是真的要挂在月亮上，或者把自己寄托在一艘船上，他不是这样的，但比起刚才那“恨”能好点，就说明他在什么呢？他在慢慢地蝉蜕，他在解脱自己，把自己从那个固执当中，把那个纠结在恨里边的东西得脱化出来，他开始变得有点可爱了。
《临江仙》代表了苏轼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超然态度，然而这首词作与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相比，无论是用语的精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传达出的人生境界都稍逊一筹，《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出手就奠定了它千古绝唱的地位，这首词作气象磅礴、格调雄浑，以空前的气魄与艺术力量，表达了苏轼有志报国、壮志难酬的感慨，抒发了一种世事难料、人生如梦的寄托。他后边还有一层境界，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大江东去”，这个“大江东去”比起刚才那个“有恨无人省”，比起刚才那个“江海寄余生”境界就又高了一点。这首词大家太熟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得好！这首词好在何处，说的人很多，我们还要再说一些好。首先，起调甚高，这是最难的。一首诗如果一开端起得高，后边难以维系。一开始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然后从头说起，先从西周说，然后周秦汉唐，那不得列举一通吗？没有，宕开一笔，“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听说这儿可能是当年赤壁之战的地方，还没准儿呢，这不重要，一转又回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就是历史，甭扯那些鸡零狗碎的。对于一个真正的大诗人来讲，对于历史的宏阔的这种概括，稔熟于心，他能随手拈来一个大风云，用来概括大历史。还有一个版本说“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我觉得这也挺好，这动感更强。然后“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要咱们写的话，一听，“一时多少豪杰”，前面没来得及写，这下片肯定得写好些人了吧？没有。你又错了。“一时多少豪杰”，然后，呱唧，出来一小转折，你梦都梦不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谁都知道，小乔真不是这时候“初嫁了”的，结婚好几年了，可能连孩子都有了，都是孩子他妈妈了。不尊重历史！乱写！搞“穿越”！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大手笔了吧？要为我所用，看上去跟真的一样。为什么这样写呀？为什么在这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时候，偏要写小乔呢？这太重要了，因为对于东坡来讲，一部宏阔的风云历史那首先是浪漫的历史，我的历史如果不浪漫，那能叫历史吗？那要浪漫，小乔得出场，而且必须是“初嫁了”。想当年“小乔初嫁了”，紧接着周郎出场，那就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这不是诸葛亮的打扮吗？不耽搁。刚刚小乔“初嫁了”，出来的就是一员儒将，咱既有洞房花烛这样的风流韵事，同时也有金戈铁马的灰飞烟灭，这是东坡心中的伟大的英雄，既有儿女情怀，又有为苍生谋、打天下的过硬的本领，而且打起仗来，灰飞烟灭，一会儿的事。这写完了你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写呀？接下来是不是该写曹操了？你这思想就有问题，就想把所有的事都擩在里头。你注意，大作家剪裁的功夫是非常棒的，在历史当中哪些事是该自己用的，对自己的这首词的主题是起推动作用的，他心里非常清楚。笔锋一转，“故国神游”，立刻又低调了。你看这，一会儿给你带得忽高忽低，跟坐过山车一样，就这个效果，让你都喘不上气来。但它其实不过只是一首文学作品，但是你觉得是在惊涛骇浪当中过了一关又一关。“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嗨！我这忙什么呢？“江山如画，卷起千堆雪”、“灰飞烟灭”跟我有什么关系？“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瞧我这，开始还是“鬓微霜，又何妨”呢，现在全都是白头发了，为什么？太多情了，太矫情了，你太认真了，你太执着了。你还“江海寄余生”呢你？你还有想法。你不应该有任何想法了。你还喝酒呢，赶紧把酒杯倒过来，这叫什么？“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所有的历史都在杯中，倒在江水（中）之后，滔滔东流，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甭再瞎操心了，我还没看开呀？再风云的历史，再辉煌的历史，那都是灰飞烟灭。所以，我一旦想开了，我的心胸就敞开了，我就能在黄州接着待下去了，回家再做一碗红烧肉。所以我说这个词比起刚才前面那个“江海寄余生”又前进了一步，感觉上就又开朗了一些，就又开阔了一些。你毕竟前面还是有所执着，写得高，起得就高，一般来讲是转的时候要低了，转得震起一层，更高，这是什么？这是高手中的高手。起得高，转的时候更高，而且出人意料，所以成为了千古绝唱。
《念奴娇?赤壁怀古》无疑是北宋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是后人最为喜爱的苏轼作品之一，然而从作品体现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上看，另外一首名叫《定风波》的作品才是苏轼的典范。这首《定风波》是苏轼在黄州寄情山水、途中偶遇春雨之后写成的作品，它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虽已翻江倒海，却又不动声色，着实为不可多得的词中精品。真正最高的境界就像湖水一样清澈而平静，这就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大规模的瀑布流下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大江东去，浪淘尽”了，“拣尽寒枝不肯栖”了，所有的故意，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奔腾都已经静止下来了，最后变成了“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成年人的境界。别老听那雨水哗啦啦、哗啦啦打的声音。这首词前边有一篇小序，苏轼在黄州老买地，要种田，这就是他去买地的途中跟一块儿去的人碰着一场大雨，他词前的小序里边写说“同行皆狼狈”，一块儿去的人都淋个落汤鸡，大家都说你看这事闹的，也没带个雨伞什么的，淋得特别难堪。苏轼说“余独不觉”，我不觉得这是个尴尬的事。“已而遂晴”，过了一会儿天就晴了。“遂作此词”，我就紧接着写了这首词。老先生明白着呢，别老听下雨的声音，你听了最后都神经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有这功夫，你哼着曲、吟着诗、吹着口哨，你慢慢地安步当车地往前走。“竹杖芒鞋轻胜马”，我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我走着，就好像骑在马背上一样安闲，没什么好担心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这一辈子就是披着蓑衣在烟雨中走过的一生，这很正常。可不是吗？初春的风吹来了，还有点冷，把我们的酒都吹醒了，夕阳不是已经出来了吗？刚才还在下雨呢，注意他刚才说的是下雨，现在怎么呢？太阳出来了，虽然已是黄昏，但毕竟太阳已经出来了，“山头斜照却相迎”。太阳出来了，照过来了，回看刚才萧瑟的地方，回首萧瑟之处，就是刚才下雨的地方，“也无风雨也无晴”，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反过来讲，人生在世，无非两种天气，一种是晴天，一种是阴天，你躲不过，晴天的时候你别太得意，阴天的时候你不要太沮丧，所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看透了这个机关，心里头一下就坦然了。这个礼拜下大雨了，没事，不可能一年都下大雨，就是下一年，下一年应该总有太阳天吧？所以看透了人生转换的机关，参透了这其中的道理，就安于现在的生活。这是什么？生活的辩证法。还有恨吗？什么？恨什么？都忘了要恨什么了。就这么走在路上，吟着诗，喝点小酒，觉得挺好。你不再江海寄余生啦？干吗跑那么远啊？还得费船票呢，不到江海寄余生了。此地便是江海，此刻便是余生。试问人生的哪一天不是余生呢？试问何处不是吾乡呢？人生到处都是我的家乡。所以他说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惠州一绝》，我就是海南人，我就是惠州人，我就是黄州人。这样一想，下雨很可爱，晴天很可亲。处处都是春风，处处都如沐春风。应该说苏轼的词在中国的词史上是一次大解放，为什么呢？题材上空前广阔，他几乎在词里头没有他不写的东西，在风格上极度的多元化，在意象上也完全突破了男女情爱、枯藤老树昏鸦的这种局限性的一种意象，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苏东坡的文学作品里头，我们特别青睐于他的词，其原因就在于此，词里边蕴含了他非常丰富的人生。而在此前人们用词，不是这样写的，苏轼来了一个大解放，也来了一个大突破。当然了，如果要从数量上和文学史的成就上来讲，苏轼的诗和文应该说数量更大、成就更高。
不识庐山真面目（12/11/4）。“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拥有非凡文采的苏轼却一生官场失意、仕途不顺，在颠沛流离的贬官途中，在坎坷暗淡的人生谷底，苏轼用诗来不断地化解内心的忧愤，原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却“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诗词歌赋无不精通，尤其是他所创作的词，成为宋词最高水平的代表。相比于在作词上取得的伟大成就，苏轼的诗也有很高的水准，“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并被收录于当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普及推广。在苏轼的诗中，最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随着这首诗的流传，“庐山真面目”也成为了市井熟语。苏轼是一个文学家，我们大家对苏轼比较熟悉的是他的词，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大诗人。苏轼他这个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总充满了一种奇趣，什么叫奇趣呢？奇就是奇怪的奇，它总是有新奇的地方；趣是说它有很大的趣味，有情趣，所以这个奇趣是苏轼诗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但是奇趣的诗要写出来的话，那应该是比较崎岖的，没那么容易，不是随意写就能写出来的，所以他那首很著名的写庐山的诗，其实还是费了一番周折，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了。写庐山这个诗是有点来历的，宋神宗元丰七年的正月，苏轼在黄州被贬已经是第五年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宋神宗对于苏轼，对他来讲是一个难题的这么一个人物，在看法上有些松动，就是想着说，别老让他在黄州待着了，给他搬一个地儿，挪一个地儿，离京城近一点，所以神宗有一天亲自下手诏，就把苏轼从黄州要把他挪到离开封不远的汝州，这当然是好事了。四月份苏轼接到了诏书就离开黄州了，他离开黄州以后，因为他的弟弟苏辙当时被贬在云州，他当时跟家里人商量好，他经过庐山先去云州跟他弟弟会面之后，然后再折回来，到庐山、九江这个地方跟他的家人会合，然后一起再去汝州。他这次来庐山想好好地在山上转一转，他的好朋友佛印还有那位道潜，这都是两位僧人，陪着他在山上转。他到庐山上之后，发现庐山特别地秀美，而且我们知道，庐山不像石钟山这些山，没什么名气，庐山本来就名气很大，自然历代有很多文人，唐代的诗人、唐以前的诗人都有人歌咏过庐山，庐山本身又美不胜收，所以苏轼自己觉着，我还有必要再为庐山写点什么吗？他跟朋友说，我这次来庐山一首诗都不写。你注意，这是他来庐山的时候最初的打算是什么都不写。可是苏轼名气太大，他刚到山上，那山上山下山中腰的那些和尚就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苏子瞻来了，然后奔走相告，苏子瞻来了、苏子瞻来了。当然现实情况什么样咱没见。苏轼一激动，写了一首诗，说：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苏轼《初入庐山三首》之一，哎哟，这深山老林的，还都认识我。再往山里走，一激动，想起来了，哟，开始不是跟朋友们说了不写吗？既然已经破了戒了，那就再来一首，他又写了一首诗：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苏轼《初入庐山三首》之二，又说：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苏轼《初入庐山三首》之三，庐山是美不胜收、多姿多彩，要把庐山认个遍，那除非是它的老朋友，我对庐山是神往已久，今天来这儿一看，感觉像在梦里头游一样。你注意，他对庐山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一开始他就说要把庐山的真面目看清除了，那除非是跟它神交已久，到这儿很多次的老朋友。我这次第一次来，我懵懵懂懂地，我还觉着像在梦里头呢。庐山的美深深地吸引了苏轼，让他本来都说好了不写了，写了，但这时候你注意，那首诗还没写出来呢，为什么呢？得走着，走着那诗才能来着，这不得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吗？不带一来就写那个的。好了，他一边走着，正好他原来有个好朋友，已经过世了，有一本书叫《庐山记》，那肯定就是跟现在一样，苏轼一边走一边拿着“旅游指南”，嗯？得绕着走。在这个《庐山记》上边记录了前代诗人的两首诗，一首当然不用说了，李白是少不了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孩子都会背，这首诗苏轼自然没有意见。但第二首诗苏轼看不起，中唐的一位诗人叫徐凝，他写这个诗叫《庐山瀑布》，专门写瀑布，跟李白一样，都是写瀑布的，这诗怎么说呢？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庐山瀑布》，意思是说，这庐山的瀑布就好像从半空里头一直落下来，打着雷就进了江了。那就是说这个瀑布的声势很大，感觉这瀑布一落下来，把青山都劈成两半。其实写得挺好的，白居易还说这诗太好了，“赛不得”，意思说什么呢，写不过他。但在苏轼眼里觉得，这诗不怎么地。陪他的僧人说苏学士那您也来一首？苏轼说没问题，马上就写：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苏轼《戏徐凝瀑布诗》，什么意思？说古往今来写庐山的诗多了，这是上帝把这个银河给派到人间的，可是只有李白的诗写得最好。庐山的瀑布飞流直下，它的任务不是为了把徐凝那破诗给洗干净了，等于说庐山瀑布是要给徐凝那诗洗个澡，让它变成一首好诗。拿徐凝的诗取笑了。你看，还没怎么样呢，已经较上劲了，先是跟自己的诺言较了个劲，然后又跟徐凝的诗又较了个劲。接着再往里头走的时候，因为庐山上面有很多石刻，他跟道潜还有佛印，他们走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大石头上，刻了一段碑文，这个碑文是佛经里边的一段（话），大家都站在这儿看，看完了以后也就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苏轼就问身边的人，刚才那碑文写的什么你们还能记得吗？有一个僧人叫自顺，法号叫自顺，“哗哗哗”就背下来了，背了十分之六七。大家都非常震惊，这记性太好了，学习这么好。苏轼说你的法号叫什么？说我叫自顺。苏轼脱口而出说“逆则烦恼，顺则菩提”。意思说什么呢？如果人的心情不好、不顺畅就会生出烦恼。如果人的心情舒畅，就会生出菩提。菩提的意思是正觉智慧的意思。从此这个自顺就被他的门人们，被这些和尚们称为“顺菩提”，对他的尊称。这说明什么呢？在庐山里头不光有景，还有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领悟之人。再往前走，看见一块石头上刻了一首诗，苏轼觉得这个诗写得还不错，一看署名就是这山上的一个和尚，叫可遵。最后苏轼看了以后，他也不认识这个可遵，就和了一下这首诗。这首诗咱就没必要再念了，苏轼和的这诗咱也没必要知道。问题是可遵当时正好在山上，这个可遵和尚颇有几分诗才，可是就因为有这诗才，所以他自己觉得有点牛，还不大看得起别人，结果在山上一听说苏轼苏学士和了他的诗，特高兴，“咣叽咣叽”就从山上跑下来，非要见他一面。苏轼本来也不认识他，只是和了这首诗，但是没想到这个人就赶紧地满头大汗跑了来，一见他就说，苏学士，我这儿还有好些诗，我想跟您唱和一下。苏轼不喜欢这种风格。他跟苏轼又朗诵了自己一首诗，苏轼就没怎么搭腔，叫人抬着轿子就走了，就觉得这个人特别恶俗，他不像个真正的诗人。这人家可遵还说，哼，苏轼嫉妒我，他走了，他比不了我，他自护其短。你看，山里头什么鸟都有，有自顺这样的“好鸟”，也有像可遵这样的不怎么地的“鸟”，这就是庐山的妙处，有李白那样的诗，有徐凝那样的诗，有自顺这样的僧人，也有可遵这样的僧人，里边真是美不胜收啊。你觉得那诗它是轻而易举能写出来的吗？未必。好了，上庐山来，人也见了；山也看了；瀑布也看了；诗也写了，把徐凝的诗也损了一通。有两个地方是必须要看的，一个是庐山的东林寺，一个是庐山的西林寺，看完了东林寺再看西林寺，看着西林寺，看着看着，就在一堵墙壁前停下来了，苏轼觉得该写点什么了，然后他就饱蘸浓墨，在墙上就题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完之后，苏轼说“谱庐山诗尽矣”。什么呀？我关于庐山的话说完了。知道吗？这句话很重要，关于庐山，这将是最后的总结，这就是我这次来庐山最大的感受。我们说苏轼的诗有奇趣，其实头两句很一般，跟白话诗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咱都能写出来，后两句你写不出来，要不怎么他是苏轼呢，你不是苏轼呢。它的奇和趣都在后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他这趟进山来一开始就有的感触，他开始觉得像梦游，开始觉得要不是熟悉它的人很难全面地了解庐山，又还不知道在庐山里边有这么多不同的和尚，有不同的领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诗，所有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一种深刻的感觉，对真相要了解太困难了。这个诗就有这个好处，古典诗歌你知道吗？头两句看似平淡无奇，到了第三句，啪，跳起来了，这一跳，他的高度就跟你不一样了，你到第三句就趴下了，他到第三句跳起来了，不但跳起来了，而且眼睛睁得挺大，把这个事看得特别明白，非常妙。对苏轼来说，“庐山真面目”不仅是一个感官命题，更是一个人生的哲学命题，苏轼不仅要探究庐山的真面目，更要托物言志，用庐山的诗来探究人生的真面目。我们今天不时会用到的成语“雪泥鸿爪”就来源于苏轼对人生真相的追问，来自于一首苏轼年仅二十岁时所作的诗。那么，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雪泥”和“鸿爪”又是如何打动了苏轼的心呢？其实，苏轼的诗有个很大的特点，一直都在探究真相，一直都在追问真相。什么真相？那就是老想弄明白这人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活着？到底活着有什么劲？他这个劲指的是什么？他有了劲和没了劲，最后人的境界有什么不同？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追求这个东西。比如我们都知道，他跟苏辙科举考试考得很好，成绩很高，后来两个人都参加制科考试也考得不错。那么制科考试完了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你们得去做官，朝廷并没有规定说因为你们是兄弟俩，做官就在一个屋里做，那没这样的，俩人就得分手。但是当时苏洵在京城，那么苏辙就暂时没有去做官，在京城陪他父亲，苏轼就去做官了，苏辙就去送别他，这是他们兄弟两个第一次将要分别，苏轼心中诸多感慨，他走到河南渑池这个地方的时候，感慨就更深重了，为什么呢？因为渑池这个地方是他父亲当时领他们兄弟两个人进京赶考的时候从四川往开封赶的时候路过这地儿，当时渑池这个地方有一座寺庙，他们就住在这儿，住持的和尚叫奉贤法师，而且当时他们在这儿寺庙里还写了首诗题在墙壁上，这番再来奉贤法师已然去世了，被埋在塔底下了，墙壁也已经破败了，诗已经看不清了。苏轼赋诗一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曾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什么意思？“人生到处知何似”，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告诉你人生是怎么回事，下雪了，下大雪了，茫茫大雪下得满地都是，这时候，扑棱棱飞来一只鸟，在这雪地上停下来，不知道在干吗，这不重要，这小鸟停在雪地上停了一会儿，扑啦啦地又飞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个鸟儿在这上留了几个爪印，“泥上偶然留指爪”，因为这只鸟可能从东边飞来，也可能从西边飞来，你不知道它从哪儿飞来，反正来了一只鸟，然后留了一爪子印，飞走了，“鸿飞哪复计东西”，鸟飞走了不假，过了一会儿雪一直在下，一直在下，那爪子印还有吗？没了，覆盖了。这鸟来过吗？不知道。来过，你见了？鸟呢？“鸿飞哪复计东西”，没了，飞了。爪子呢？它停过吗？爪子？爪子印没了。这人来过吗？来过一遭吗？不知道。有一种空默感，有一种无常感你知道吗？“老僧已死成新塔”，来看老和尚，老和尚来了没？就剩一座塔了。题的诗呢？都不见了。以前的事还记着吗？都不记得了。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而你只不过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过客而已，别那么太在乎。其实他特在乎，他想念他弟弟苏辙，但是他得这么写。你知道作品里头写的东西都跟自己想的相反，就是在作品里头越表现得特别旷达、特别不在乎，心里头特纠结，通过这个释放自己，从这儿来讲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治疗，是一剂良药。写出来了，心里头好受多了，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总是暗示自己，人生是个过程，这没什么了不起，人生总是要分离的，鸟总是要飞来的，飞来它总是要飞走的，它来没来过我们不知道，我跟我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面，这样想能好受一点。很年轻，二十多岁写这样的诗，而且是名篇。你看，这样的一种比喻的方式，这是他的诗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写诗特别善于用比喻的话，说明他脑子好使，读的东西多，而且善于转换，善于沟通不同事物之间的性质。他把这两个事能连到一块，这领悟力是很高的，在二十多岁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就、这么高的领悟力，很不容易，同样的事情在苏轼的眼中它就能变得非常地富有价值感。这是年轻的时候。年纪大了，遭了难了，被贬到黄州了。关于到了黄州，我们光知道他写了很多内容“大江东去”的东西，其实也有一些小诗写得特别好，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要是念出来的话就特别地有奇趣。他有一首诗，名字很简单，就叫《东坡》。他怎么写的呢？他说：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苏轼《东坡》，写得太好了。我给你说它为什么好：东坡嘛，其实它叫东坡好听点，就是那块地，就是他种的那块地，不是还种了些大麦吗？这写的是晚上的时候，一场大雨，雨洗东坡，一场大雨过后东坡的月亮看上去特别地漂亮、特别地脱俗、特别地清新可爱。底下这句很重要，“市人行尽野人行”，市人，就是市民的市，什么叫市人呢？就是世俗之上的那些个来来往往的庸俗之辈。这条路白天的时候，卖菜的、打酱油的、还有货郎，什么人都在这条路上走过，可是到了今儿晚上，他们都歇了，这路上没别人，就一个“野人”是我，就是山人我，我东坡居士、我来了，今儿晚上这东坡是我的，就这意思，“市人行尽野人行”。那你行跟别人行有什么不同呢？你别忘了，这东坡路况不好，“荦确坡头路”，“荦确”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石头，曲曲弯弯的，然后疙里疙瘩的，反正不好走。你“莫嫌荦确坡头路”，你不要埋怨，说东坡的这条路不好走。谁会埋怨啊？白天走的那些货郎，卖货的、打酱油的，他们觉得这条路该修了，铺一柏油马路多好啊，这走着多难走啊。今儿晚上野人来了，感觉不一样，不要嫌这个路崎岖不平，要的就是崎岖不平，为什么呀？“自爱铿然曳杖声”，我拄着手杖在这路上走着，听着这个手杖和这石头子碰撞的（硁硁硁）的声音，觉得特别地好听。自爱，我就爱这口，我就爱这个小情调，“自爱铿然曳杖声”。你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在这样一个下过大雨之后的夜晚，月亮挂在半空里头那么地漂亮，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嘈杂，一个人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手杖碰着石头发出轻灵的声音，就好像音乐在伴随着苏轼一样，在这种自得自乐的过程当中，慢慢地在这小路上走。这“荦确坡头路”那可不就相当于生活中的一些磨难吗？可是这磨难对于苏轼来讲它不算什么，这些磨难就好像你的手指触动琴弦、按动琴键一样，你总得发生摩擦吧？这摩擦了之后一般的人认为这是噪音，可是在苏轼看来那是美妙的音乐在伴随着他，心境如此。最妙的奇趣发生在就是“莫嫌荦确坡头路”，你别看这条路不好走，可它有我的妙处。这诗，写得有水平。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相比于“大江东去”的豪迈，“千里共婵娟”的缠绵，苏轼用词来诉情，却更多地用诗来言志，而他言得最多的，就是对人生浮沉的感慨。苏轼虽然少年成名，却一生仕途坎坷，在官场的漩涡中屡次失意，人到晚年仍一贬再贬，最终卒于宋徽宗大赦后的北归途中。一生壮志未酬，一路辛勤辗转，让苏轼在诗中不断追寻着自己的灵魂。类似的诗他还写过很多。苏轼不是被贬海南了吗？你想六十多岁给贬到海南岛，这是非常惨的一个事，但是苏轼挺过来了。什么叫做挺过来呢？这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你比方说，咱们都知道，他四十多岁的时候给贬到黄州了，快到六十的时候给贬到惠州了，六十过了以后给贬到海南岛了。那就太惨了，这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贬谪当中度过的，即便说捡了一条命回来，那黄州的时候，回来了，到惠州、海南岛呢，最后宋哲宗去世了，宋徽宗即位之后大赦天下，然后让他回到中原。但是对于一个受过很重伤害的人来讲，即便现在已经让他回来，那他也是伤痕累累、心事重重，他不可能马上转换心境，哪儿有那么容易的事？没那么容易，受过伤的心是很难复原的。苏轼跟咱们最大的不同是就没把这当成伤，老先生看得开着呢。六月二十号这天晚上，在海南岛的澄迈他登舟北返，写了一首诗，超级棒：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晚上的时候渡海呀，像我们说的“乌漆墨黑”地渡海，是“乌漆墨黑”地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星移斗转，一转眼天都快亮了，实际上是到了什么呢？到了最深的子夜时分还往后，到凌晨的时候那会儿了。“苦雨终风也解晴”，刚才正是大暴风大暴雨的时候，现在一看，天光慢慢放亮了。在海上走，刮着大风、下着大雨，但是作者就一句，“苦雨终风也解晴”，一会儿天就晴了。晴了之后可就不一样了，怎么着？“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什么意思？说现在云都散了，月亮出来了，对于天空来讲，对于大海来讲，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渣子的，现在风过去了，雨过去了，回到了它的本来面目。这里边用了一个典故，说魏晋的时候，有个人叫谢崇，跟一个人叫司马道子的在一块，晚上在一起喝茶，喝茶的时候看月亮啊，开始的时候还有云，后来就是云都散了，露出明月，皎皎的明月。谢崇就跟司马（道子）说，这天空太亮了，太干净了，要是点缀一点浮云就很漂亮。这司马（道子）跟他说你心理有问题，天空本来是澄净的，乱点缀什么呀？我们现在看着这个月明之夜不是很好吗？很干净吗？你为什么非得在上边点缀点儿什么浮云呢？说明你自己心里不干净。苏轼这话什么意思？就刚才我说的，云散了，月亮出来了，我的本色出来了，自然的本色出来了，我本来就是清白的，我本来就是堂堂正正的，我的本色即是如此。无管你有多少云，无管你有多少雨，还有多少风，都不可能遮挡我的本来面目。有的人解释说这是他在埋怨，说我这个冤枉被澄清了。其实我觉得苏轼没这么大的怨气，就这一个晚上的天气的变化，苏轼借着说天气，说自己堂堂正正地回来了。那是，如果是心怀龌龊的话，也不可能健健康康地面对世人。底下说“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这里用了个典故，孔子曾经说自己的道得不到实现，要坐着船到海外去。他借着孔子的话是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海外居住。这是个过度。最后两句最绝，“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我跑到这南方来，这不光说的海南，这是说从被贬惠州一直到被贬海南，加在一起六年，整整六年的时间我都在这南荒之地度过，我要是死在这儿怎么办？原来我们前面讲过，他有的朋友就担心他会死在这儿。我没死，但如果我死在这儿，我后悔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也不会恨。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看我的，我“兹游奇绝冠平生”，我来到这南方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奇绝的景观，我旅游来了。讲到这儿我们就觉得苏轼的诗真是他的灵丹妙药，我在想他为什么诗写得这么好？为什么他的诗叫做有奇趣？那首先是他的生活不平常，一个从小到大在官场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到了晚年的时候，特别中晚年以后又历次被贬的人，生活首先给他提供了“荦确坡头路”。谁也不想过苦日子，谁都喜欢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苏轼写诗，在诗当中他把这些困难都写出来了，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对待困难的不同的态度，苦难、困难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好像是手指触摸的琴弦发出的音乐的声音。我看不到世间的真相，我可以琢磨，我写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不但在琢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说了，像一只鸟一样，来去无踪影，他看透了、看穿了，不过是过客。但是虽然是过客，也得珍视真情啊，也得重视当下呀，你不能说因为我是过客，所以我什么都不看重，什么都不在乎。错了。对待每一个困难，苏轼还是非常重视的，他得努力地把这点困难转换成他的快乐，这样他才能够有一个空间和时间，才有个力量，为下一次迎接困难做准备。一个人可能会一拳一拳地被困难打倒，那就完了，而应该是什么呢？每一拳打来的时候，都应该勇敢地去迎接它。你看，庐山的诗写出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深刻的认知，那飞鸟的诗写出了他对于人生过程的认识，再到后边，“荦确坡头路”写出了困难在他面前意味着什么，到了最后的时候把大实话给说出来了，要让我死，进入绝境，对不起，我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种观点和看法，当一个人面对生活当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的不平衡和挫折的时候，只把它看做是来到这世上的一场游，你还能把我怎么着？所以，“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对于苏轼来讲非常恰当，置之死地了，进入绝境之后你怎么来处理自己。我们都知道苏轼发达过、得意过、飘飘然过，这些情况下都很好理解，都很好接受这种现实，最难接受的现实就是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可能会终结的时候，你怎么来看待自己。对于苏轼来讲，既然人生是一个过程，那么它就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直可以走下去，就是生命终结了走不下去了，这些诗歌还能代表他一直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苏轼的诗在他生命中始终扮演着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角色，他活着的时候，这些诗伴随着他的生活，也伴随着他的情趣，伴随着他的人格，为他疗救着、为他治疗着身上的创痕，在苏轼去世以后，这些诗继续在代表苏轼而行走在世间，而带给我们后代的很多人更多的生活的勇气。所以我们说，诗如其人，文也如其人，我们讲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哪儿呢？是散文。苏轼不但诗写得好，文章更了不得，跟他的老师欧阳修并称“欧苏”。常言说得好，“欧文如潮，苏文如海”，要想全面了解苏轼的文学成就，那还就得非读他的文不可。
响彻千古天籁音（12/11/5）。苏轼是北宋文坛的多面才子，诗词曲赋、书法绘画无不精通，在贬官湖北黄州期间，苏轼在长江边写下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遗世独立，超然旷达，于枯灭处酿造出生命的清泉。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更多地以诗词而名著于世，但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则是因为他在散文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苏轼所创作的众多散文中，最为后世所熟知的，就是他在黄州所写的前后《赤壁赋》。位于长江之畔的湖北黄州，对苏轼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正值盛年却贬官于此的他，有“人生几度秋凉”的落寂，也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傲。面对滔滔而逝的长江，苏轼发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慨叹，更以一双前后《赤壁赋》谓之千古绝唱。苏轼是大文章家，北宋的散文，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我们前面讲诗曾经说他的诗有奇趣，那么他的文呢，前人说他“苏文如海”，就是说他的文章写得是洋洋洒洒，放眼望去横无际涯，特别有才气。他的这些很著名的文、最著名的文大部分都是在黄州时期所写，你看这个黄州对苏轼真的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在黄州他写了非常著名的前后《赤壁赋》，成为千古绝唱，这两篇赋写在同一年里，《前赤壁赋》写在七月份，《后赤壁赋》写在十月份，这是农历，这个七月份当时已经到了秋天，到他那十月份已经是到了初冬时节。《前赤壁赋》，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它要回答什么问题？这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么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前赤壁赋》。元丰五年，七月十六号这天晚上，我跟朋友泛舟赤壁。当时什么情形？“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波光潋滟，清风徐来，我们喝着酒唱着歌，唱着什么歌？唱的是《诗经》里边的《明月篇》（月出），这《明月篇》什么内容啊？说明月呀明月，出来多么地明亮，美人的容貌是多么地漂亮，她的身材是如此地窈窕，止不住我的相思、我的烦恼。像情诗一样。这个时候月亮从东山那边升起来了，徘徊在星斗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什么意思？在江面上有白茫茫的雾气，把我的一叶小舟放在江中任它纵横，任它驰骋，感觉就好像驾驭着清风在宇宙之间航行，不知道船会在什么时候停下来，这并不重要，感觉到这一刻我遗世独立，仿佛已经成仙。苏轼的这个《前赤壁赋》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一个仙境当中去，展现了一种浩浩茫茫的一种境界，这个背景特别大。这么欢乐，跟朋友在一块儿喝着酒，然后苏轼扣舷而歌，就敲着这个船帮子，一边敲着和着节拍，就唱起了歌，手中的船桨拍打着江水，小船儿溯流而上，月光多么明亮，美人令我神往。瞧人当时的文人，这是被贬黄州啊，这是什么心境啊？有月光、有江水、有小船、有美酒、有诗篇。唱得正欢呢，客人里头有个道士叫杨世昌，苏轼唱完歌之后，杨道士就开始吹箫，还有伴奏，这箫吹得如泣如诉，蛟龙听见都掉眼泪，非常地悲伤，让人听了之后觉得心里头特纠结。一曲吹罢，苏轼就问他说，怎么了你？怎么弄得这么悲伤啊？什么意思啊？我这喝着呢，这让不让人喝了？就这意思。杨道士说，嗨！我有话要说。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叫赤壁，赤壁这个地方有夏口、有武昌，想当初这是周郎抗御曹操的地方，这是曹操下了江南要剿灭东吴的地方，想曹操当年，那《横槊赋诗》，一代枭雄那什么劲头啊，现在人在哪儿呢？找不着了，随着这滔滔的江水都湮没无迹了。英雄尚且如此，我等跟英雄比起来就是小虾米，我们天天就是打着鱼，捕点小鱼小虾，过点小日子，你就这么高兴啊？你扣舷而歌，你还美人神往，我们明天就可能不在了，生命特别短暂，我们什么都没给这个世界留下来。我们很想长时间的占有清风明月，不可能啊，为这个，我觉得伤心。说白了，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还没来得及享受呢，一切都不存在了。其实你觉得这是杨世昌自己的悲哀吗？不是。怎么可能呢？谁都会这么想。特别是在最欢乐的时候、最美妙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容易想，哎哟天哪，再延续上几个小时吧。不成了，一会儿下雨了，明月也没了，船就该回去停在船坞，回家睡觉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实际上你注意，就是苏轼抛出来的一个问题，至于杨世昌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其实根本不重要。关键是，在如此美妙欢乐的时刻就会想到人生短暂，你再及时行乐，乐总是要过去的。怎么办？苏轼有办法，苏轼说，你知道这江水跟明月的本来面目吗？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你听明白了就没这么悲伤了。苏轼写道：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前赤壁赋》。什么意思？说我告诉你，江水和明月自古以来就有，江水每天都在流动，月亮有缺有盈，但是江水流动的过程，流多少也不会因为老在流动就减少，月亮有盈有缺，它盈的时候也没见它多出一块来，所以天地自然之道，盈缺、多少这是自然之理，你用不着为这操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不是嫌时间过得快吗？你不是觉得生命短暂？我告诉你，时间要是过得快，从变动的角度来讲分分秒都在变，一眨眼就不是刚才；你要说它不变，清风明月自古而然，一直都在这儿待着，从来也没离开过，用不着这么悲伤。“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前赤壁赋》。什么意思？生跟死就是生命不同的形态，生命从来都不会消失，就跟江水永远也不会消失一样。只要你现在好好地享受，把你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自然长河当中去，你就不会悲伤了。你抓住当下的每一刻，尽情地享受这明月清风，你还会有忧伤吗？大家注意，这是赋，赋这种文体它有个特点，叫“主客对答”，有人提出问题，有人就要对它进行回答。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杨道士提出这个问题，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苏轼回答了自己心里边的一个问题。被贬官黄州是苏轼仕途的一大坎坷，在此间，心情郁闷的他数度赴赤壁怀古，遗世独立的《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念奴娇》均创作于谪居黄州两年后的宋神宗元丰五年。在《前赤壁赋》中，苏轼从怀古到怀己，这是他内心挣扎后的释然，完成了对自己人生命题的思考，在思考过后，苏轼又将怎样去实现呢？这篇《前赤壁赋》表现的是一种旷达的胸怀，看得比较通透。但是问题（是），大家也（在）心里有个问题说，那为什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都很想知道怎么才能做到？怎么才能做？十月份苏轼就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的问题，这就是《后赤壁赋》给你解决的问题。在《后赤壁赋》里，作者一开始这么写：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苏轼《后赤壁赋》。十月份的时候，他跟几个朋友在雪堂喝酒，喝完酒之后，聊完天之后，就回他在江边的住所临皋亭。一路之上，看到已经有霜降，叶子都落下来了。正是初冬时节，一轮明月当空而照，人的影子在地上。一边唱着歌一边吟着诗，往回家走。这时候有个客人就说了，哎呀，这么好的晚上，有这么好的朋友，没酒。有酒吧，没有好菜，糟蹋了这个晚上。有个客人说别急，有吃的，我刚打了一条鱼上来，特别像松江的鲈鱼，味道肯定很鲜美，只可惜没有酒。苏轼说，没事儿，有酒，等一下我回家。回到家找了王闰之，王闰之说我早就准备了一壶酒，知道你们总有一天会用到它。你注意，这个文章写作很巧妙，他在凑条件你发现了吗？他要不把这条件给你凑齐备了，今儿这赤壁就去不了。你注意，他是前面先跟朋友都在一起聚会了，出来的时候没打算去赤壁，这走在路上看见月白风清，这么好的一个良辰美景，得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得吃点；得喝点；得聊着点，可是没菜，朋友说我打了一条鱼。说没酒，没酒回家跟媳妇一说，媳妇说我知道你这帮朋友都这毛病，“以备不时之需”，早准备好了，多么及时的媳妇，多么及时的酒。条件具备了，去哪？赤壁。七月份咱们去过一趟，十月份会怎样？你看，这是有备而去。去这一看，“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苏轼《后赤壁赋》。这写得多好，你注意，他这个节拍非常地鲜明，这种节拍它符合人的情感的节拍。去了一看，跟七月份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到了初冬时节是枯水期，所以石头都冒出来了，站在岸边上，看着壁立千尺。水呢？水位下降了。但是别有一番景象。苏轼把衣襟撩起来，爬到山上去，吹口哨，发出很尖锐的长啸之声，这个吹口哨这长啸，这是古人的一种雅趣，跟我们现在吹口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吹了一会儿，觉得周围森森然，夜幕降临，有点恐怖，寒气逼人。朋友们都没跟他爬上去，就他一个人在上边儿待着，待了一会儿就下来了，下来事还没完呢，不是本来是来赏月的、看江水的、喝酒的、吃鱼的吗？下来以后，“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苏轼《后赤壁赋》。回来干了一件事，从山上下来，坐在船里头，把这缆绳放开了，随便飘，任舟而行，走到哪儿都行，无所谓，非常地任性放达。正放达着呢，突然有一只黑白相间的鹤。横江而来，翅膀特大，跟车轮子似的，就从他的船旁边掠过去了，仙鹤从船边掠走了。今天晚上的聚会就算结束了。聚会结束了，苏轼的情怀还没结束，文人梦多，回到家里以后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道士跟他作揖问他，今天在赤壁玩得还行吧？苏轼说还行，挺高兴的，您是哪位呀？我怎么没见过你啊？道士不说话，光是看着他笑。苏轼灵机一动说，你是不是就是那只仙鹤呀？你是不是仙鹤变的？还是你变的仙鹤？道士不说话，没了。苏轼醒来了，找这道士，窗户一推开，明月当空照，什么都没有。大家说那这篇文章说什么呢？挺有意思。这篇文章学问大了，你看，苏轼在这里边有意识地设了一个局，前面的那个喝酒吃鱼，这都是在做准备，后边的关键是那道士和这只仙鹤，你说道士是仙鹤变的还是仙鹤是道士变的？也还是苏轼变成了道士又变成了仙鹤？这都分不清，也没必要分清楚。很有可能是诗人开始扮演着自己，后来扮演了仙鹤，再后来扮演了道士，然后还假装醒过来问观众说，你知道那道士是谁吗？你知道那仙鹤是谁吗？其实观众多聪明，看来看去，你就演的是独角戏，就是你自己。他为什么变来变去呀？那是，既然改变不了命运，总能改变心情吧？我变成道士我吹箫；我变成仙鹤我自由往来；我变成我自己我做一个梦，这不就是庄周说的我梦见蝴蝶了还是蝴蝶梦见我了？通过这种自由的生命形态的互相的转换，来达到对现实生活中痛苦的解脱吗？这就是苏轼的手段。前后《赤壁赋》代表着苏轼散文的最高成就，其中的“遗世独立”、“沧海一粟”、“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等词传之后世，成为今天我们日常使用的成语。苏轼的赤壁怀古之情虽然豪迈，但却发生了误差，历史上真实的赤壁是在蒲圻，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赤壁市，而并非黄州。赤壁虽假，却并不妨碍《赤壁赋》名垂千古，也正因为苏轼，黄州赤壁成为了新的名胜，历史上就此出现了两个赤壁，一个三国周郎赤壁，一个苏轼东坡赤壁，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谪居黄州期间，苏轼除了怀古之外，他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可能会说，这前后《赤壁赋》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还是更想知道苏轼的文章有没有写他日常生活的？有，而且写得特别好。如果说前后《赤壁赋》是一种旷达的心境的话，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写的文章就表现了他的舒服，适意的一种人生。苏轼在黄州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家里头都有什么小花园、小园林，苏轼经常去转，在一篇文章《定惠院记》里边，苏轼记录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写出了他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日常生活里头，你就能看出来他在黄州是怎么样生活的，“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苏轼《记游定惠院》，这段写得特别好，他说什么呢？在黄州的定惠院，定惠院是一个寺庙的名字，东小山上长了一株海棠花，海棠每次花开，苏轼都带着朋友在花下饮酒，到现在已五醉于树下。我已经醉了五次了，这说明什么呢，他被贬黄州已经五年了。今天，带着他的朋友道潜法师还有其他几个朋友又来到这儿喝酒，没想到，海棠花这儿主人已经换了，主人换了，但是因为我的原因，不但没有把这棵树给伐了，而且对这棵树精心地照顾。他特别指出这个主人是个市井之人，不是知识分子。你看，这儿的关键词是，他喜欢海棠花，他来了以后，海棠花主人已经换了，是个市井之人，但是因为是东坡喜欢海棠，保留了。还有一棵树是枳木，就跟橘子很相似的一种经济作物，花特别地大，像老人头一样，花朵累累。本来挺好的，但是当地人不喜欢，本来是要伐掉这棵树的，但是也因为我的原因，没有伐。听出点味道没有？因为大家知道我喜欢海棠花，喜欢枳木，喜欢枳木的花，所以不去伐它。虽然是市井之人，但是他们都是通情达理之人，知道苏东坡有这样的情趣。那你觉得这些市井之人他们有没有情趣？当然有了。今天的苏轼活动是怎么安排的呢？先到一个姓尚的家的园子里头去，说“尚氏亦市井人也”，他也是个普通老百姓，可是苏轼说，他们家里头特别地干净，种的有竹子，我一到他们家，就睡在一个躺椅上，喝得有点多了，睡在小躺椅上。朋友里头有一个姓雷的，弹琴，“铮铮然，非人间声也。”听着这个琴声，觉得不像是人间的音乐，像是仙境一样。听着听着，听了以后可能就睡着了，醒来干了一件什么事？离开这姓尚的家里的园子，接着到市集上去逛逛，买了个大木盆，想用它盛水，洗点菜洗点什么水果，然后拎着这大木盆接着走，沿着一条小水沟，走到一家何氏和韩氏的园林里头，这何家和韩家的园子也挺大的，而且他们家正准备要整修大堂，所以有一块空地，坐下来接着喝酒，喝酒中间有那位朋友，有那位朋友就把他们家那个“为什么酥”给拿出来了，大家还都记得吧？苏轼给这饼起的名字就是它“为什么酥”，就今儿在这儿喝着酒又碰着这个“为什么酥”，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竹子，一边听着音乐，跟这些所谓的市井之人处得挺好，很自然。你看，先去看了海棠花，一看，还在这儿呢，没砍了？说您老先生喜欢我们哪儿能砍呢？又去看枳木开的花，这不是你们不喜欢，没砍啊？没砍，你喜欢我们哪儿能砍啊？凡是你喜欢的我们都保留着。又到人家老尚家里头去，坐在躺椅上听着雷氏弹这个琴，挺好的。弹了一会儿，不待了，干吗去？我买一大木盆，媳妇让我买的，回家洗菜方便。买了盆，拎着盆沿着小水沟到了何氏的园子，到这儿以后，坐下来接着喝，吃着“为甚酥”。吃了一会儿，主人说接着喝。不想喝了，我想回去了。很随性。喝得正好呢，大家说接着喝接着喝。就不想喝了，对不起，你们喝着吧，我走了啊，打声招呼。走时候把门带上啊。出去了还拎着盆呢，还拎着盆你别忘了，拎着盆又走，又走到一家姓何的小花园那儿，看人家种的橘子挺好。说给我点呗，回家种在我们家那雪堂边上去。行，你要就给你。又给他些丛橘的种子。好了，回到家里头一想，今天玩得挺高兴的、挺随性的、挺自在的，没人拦着，没人挡着，没人非得死缠着让你写诗。但是今天有个特殊的客人他必须得照顾到，我们前面讲黄州的时候，讲到他的朋友的时候，说到黄州的知州徐大受对他相当不错，这一次跟他一块儿转来转去的除了那个道潜和尚之外，还有徐大受的弟弟徐大正，这徐大正到黄州来看他哥哥，准备到福建去做官，今天跟着他（苏轼）转了一天的园子，临走的时候说，说苏先生，您要不然把今天的事给它写下来，我拿到福建去，我想你的时候我拿出来看看，您看怎么样？苏轼说行，没问题。这才把这篇文章写下来。一写下来就成名篇了，你说这怎么办？为什么能成名篇？因为兴致很自然。文章为什么能很自然呢？因为他的性情很自然。你看他写得有点啰嗦，像流水账一样，可是我们喜欢这种流水账。苏轼这样眼见天下无一不好之人的性格和交友方式，使他无论身处何方，都能迅速融入当地环境，内心再有不平和苦闷，也都用热爱生活的心一一化解。在黄州，街头巷尾热闹丰富，市井之人也知情识趣，苏轼固安然于此，但在夜深人静时，在清风明月之中，也唯有知己才能体会“千里共婵娟”。还有一种人生，是在这层次之上更让我们着迷的，就是安闲的人生。闲，我们经常说闲得发慌，就那个闲。这是闲得不是发慌，这闲得很美。他有一篇文章很短，叫《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这写得太绝了，这天底下最美的文章。大家说你先别激动，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呀？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这天晚上，我正打算脱了衣服睡觉，突然月色入户，突然一缕月光照到家里头来，“欣然起行”，我就跟通了电似的，自然而然地就起来了，不睡了，“欣然起行”。是谁把他叫起来？月光把他召唤起来，“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这么好的晚上我去找谁？张怀民，张怀民最合适。张怀民跟他（苏轼）的命一样，也是给贬到黄州的。张怀民住在承天寺，到了承天寺，太绝了，“怀民亦未寝”，一路子人，张怀民也没睡，可能正在这儿也琢磨我找谁去，苏......还没想完呢，苏轼进来敲门。你是谁呀？我是子瞻。趣味相投，这叫什么，这叫知己。还有这种知己吗？一缕月光就把俩人给弄到一块儿了，这“千里共婵娟”距离太远了，其实一里地能更好地“共婵娟”。“怀民亦未寝”，张怀民也没睡。猜着了，他不可能睡，他要睡着他就不是张怀民了，我也不会找他了，我找对了。“相与步于中庭”，这回高兴了，两个人在承天寺的院子里边散步，散步就看着这个月光下的景致。那天晚上你可是没见，当然我也没见。那天晚上承天寺的月光照射下来的时候，整个承天寺的那个大院里头，就好像是一个大水缸一样，清泠的水，里边有各种水草在水中飘逸，什么水草啊？像藻类的、像荇草之类的水草，其实那水草就是什么呢，就是院子里种的柏树和松树，只不过在苏轼看来，这月光如水，好像把这松柏都浸泡其中，感觉像是清泉中的水草一样。太美了，都美糊涂了。苏轼接着说，哪个晚上没有月亮？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松柏？我告诉你，到处都有，但是你们就是看不见，也体会不到它的美妙。为什么呢？“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世上就是因为没有我们俩这种闲人，我们真的很闲，我们闲我们才能知道它的美。大家说，这话说得，怎么闲成这样还能感觉到美？那是，我刚才说了，这叫安闲。你平时都很忙碌，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可能体会到身边存在的那些看上去有点细碎的、美的东西，人只有闲下来，安静下来，安详下来了，才能体会到身边平时容易忽略的感情和景色。你看，苏轼的文，前后《赤壁赋》那么地旷达，那么地超然，跟自然融为一体。苏轼逛园子，买木盆子，过得很自信、很潇洒、很随意。苏轼晚上不由自主地跑到朋友那儿去，他也没睡，两个人一起在院子里边散步，享受着这安闲的一刻。在黄州这个地方，这口原来苏轼认为是一口枯井的地方，不但没有让苏轼觉得干渴，反而让他酿造出生命的清泉，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也是苏轼文章的魅力。苏轼写文章、写诗、写词有很多的机缘，我告诉你这机缘很重要，很多非常巧妙的机缘、非常有趣的机缘成就了苏轼的创作。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只有他才能比别人更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机缘，这些机缘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就像写在文学边上的一些小的一些花絮一样，让我们能够看到苏轼的文学创作，他的灵感来源于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