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沉”与“浮” 沉浮与诱惑by犹大的烟-爱华网

2014-05-23 08:35:57|分类：中国风云人物（现 |举报 |字号订阅

毛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湖南省湘潭市人，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丹华之子，即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民一家在新疆的合影（右为毛泽民、左为朱旦华、小孩为毛远新）。

毛远新化名“李实”，湖南省湘潭市人，是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旦华之子。

“李实”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

○对遥远边疆的纪念——远新

1940年5月，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化名周彬，时任任盛世才的财政厅代厅长）与中共地下党员朱旦华（时任迪化市女子中学教导主任）在迪化结婚，翌年2月，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出世了，毛泽民抱着儿子，喜不自禁，他给儿子取名叫“远新”。因为按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牒序，孩子应是“远”字辈；“新”字，则表示对遥远边疆的纪念，要孩子永远记往他的第二故乡——新疆。

○岁半和母亲一起——坐牢4年

1942年8月，盛世才背信弃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干部全部下狱。朱旦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被关在女牢。1943年9月27日深夜，忠贞不屈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位新疆党的领导人，在受尽酷刑之后，被残忍的敌人秘密杀害。小远新跟着母亲坐了四年牢，成了一个小难友。

1946年秋，在中共中央和张治中将军共同营救下，新疆监狱中的百余名干部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睡骡背摇篮2年——颠簸进京

国民党胡宗南的炮声逼着托儿所跟着撤离延安的部队转移，这些睡在骡马背上摇篮里的孩子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每天还要拿着小石板跟老师学写字。托儿所整整颠波了一年，才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历时快2年。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儿子，朱旦华喜极而泣，她把远新送进解放区的育英小学读书。

开国大典之前，康克清把远新从北京育英学校接出来，送到随军南下的南昌——朱旦华的身边。

1951年，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在中南海丰泽园

○康克清——送他伯伯那儿去吧

195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时任江西省妇联主任的朱旦华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便带着远新去北京。

康克清见了母子俩说：“旦华呀，你来开会，又带着个孩子，不方便啊，把远新送到他伯伯那儿去吧。”远新高兴得直跳，他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伯伯啦。

朱旦华开完会，到中南海去接儿子回南昌。

“我不回南昌！”儿子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我愿在北京念书，还回育英学校去。”

“不行！”朱旦华态度坚决：“伯伯工作这么忙，你不能在这儿给伯伯添麻烦！”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这娘儿俩对阵，又快乐地抚摸一下远新的光脑袋说：“远新，还是回到妈妈的身边好，我这里是温室，你成了温室的花朵可不好哟！”远新一拧脖子，反驳道：“我留在北京是去育英学校上学，也不是留在伯伯这儿当什么花朵！”毛泽东笑出声来，使劲儿把侄儿搂在怀里。

江青连忙把朱旦华拉到一边，小声说：“自从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主席很长时间没有笑脸了，这些日子，小豆豆（指毛远新）来了，主席才高兴起来，我看，别让这孩子回南昌了，留下来，主席情绪会好的。”

于是，朱旦华同意把远新留下来，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指指李讷说：“让姐姐带弟弟喽！都在育英学校读书嘛。”

朱旦华又再三叮嘱远新要听话，别淘气，这才告别毛泽东回南昌去了。

自从毛远新留在毛泽东的身边，给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心灵慰藉和精神欢悦，他十分喜欢这个聪明机灵又乖巧听话的侄儿。

从10岁起，毛远新就完全由毛泽东当成亲儿子抚养，他一直是在伯伯身边长大的。

1953年，吕厚民为毛主席和李敏、李纳、毛远新在溜冰场上拍摄的一张照片。

○清华大学转学哈军工——为填饱肚子

1960年夏天，毛远新在北京第一O一中学毕业。当时的中国青年都对哈军工怀有崇拜感，皆以进入神秘的哈军工为首选升学目标。

毛远新当然愿意去哈军工，他回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说：“伯伯，军工招生组来我们学院招生了，我想报名，听说我们学校已决定保送我去呢。”

“唔,保送？”毛泽东抬起头来，打量着这个刚刚入党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稚气未退的方脸盘上激情洋溢。

毛泽东点燃半截香烟，吸了一口，缓缓说道：“升大学嘛，怎么能靠保送？不是自己考上的，不能算真本事！我的意见，你要走进考场，考个状元郎嘛！”

毛泽东的态度让毛远新一夜没睡好，他知道伯伯从来不溺爱子女，当年岸英大哥从苏联回到延安，伯伯送大哥下乡当农民，朝鲜战争一开始，又把大哥送上前线……毛远新决心凭本事报考中国最好的大学。

高考发榜后，他轻松地拿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录取通知书,在清华,他跟吴邦国是同学。

大学放寒假了，那天毛远新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让他到广州见伯伯。在广州，毛远新碰到中学时代的好友，叶剑英元帅的二儿子叶选宁，两个年轻人亲热得形影不离，没完没了地聊着各自学校的事儿。

叶选宁突然问：“你为什么不转学来我们军工读书呢？我们学院的条件比你们清华好，起码能吃饱饭。”这可触动毛远新的心思了，正值国家经济困难，到处有人饿死的非常时期，作为学校排球队运动员的毛远新总感到饥肠辘辘，两眼冒金花，在哈军工能填饱肚子，这可太有吸引力了。

他忙去问毛泽东：“伯伯，我能不能转学去军工？”毛泽东并不反对侄儿转学，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人家会同意你转学吗？”叶选宁帮忙拔通了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家里的电话，正在养病的陈赓乐呵呵地说：“欢迎清华的高才生啊！”

哈军工时期的毛远新.

○哈军工“五好”学生——背心带着窟隆

1961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毛远新转入哈军工，在导弹工程系一个班里插班上课。初来乍到，毛远新埋头学哈军工时期的毛远新习，保持低调。

他待人谦和有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一般高干子弟或多或少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

第二个学期开始后，系里任命他为学员班班长，他推辞不掉，只好担任事事都要吃苦在先的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毛远新踏实做事，从不张扬，全队学员都佩服他。尽管社会工作多，可毛远新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在班里，他的每门功课从没有出过前三名，这一点让不少高干子弟啧啧称奇。

毛远新生活简朴，除了那不到十元钱的津贴费，他从没有向谁要过钱。

平时省吃俭用，衣服破了自己补，头发长了自己理，在他的带动下，不少高干子弟也严格要求自己，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高干子弟们常说，“远新是最穷的干部子弟”，他来哈军工之后，不久也进了院排球队，上场打球，人们常会发现他的背心上总是带着窟隆眼。

毛远新多才多艺，吹一手令人叫绝的小号。同班女同学,叶剑英养女傅凝(即后来的名记者戴晴)曾写过一文：《远去的号角》，记述毛远新当时的青春魅力。

毛远新与毛泽东、江青、李讷合影.

○毛泽东：你将来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

1964年7月，毛远新结束工厂实习后回到北京，毛泽东让他跟着去北戴河。北戴河海滨凉风习习，毛泽东刚刚从海里上岸，穿上睡衣，心情很好。

听毛远新说哈军工组织上千人横渡松花江，毛泽东眼睛一亮，放下手中的书，笑道：“好！年轻人应当到江河湖海中游泳噢，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游水才有味道，你放假了，要天天下海游泳。”毛泽东突然问侄儿：“你会骑马吗？”“不会。我小时候从延安出发，坐过骡子驮的大筐，可从来没骑过马。”

“哼，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假期找汪东兴安排一下，要学会骑马。”警卫班长告诉毛远新，毛主席想考察黄河，准备从下游走到上游，听说路途险要，没法坐车，只能骑马，所以最近他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和工作人员也去学。

毛远新这才明白。他在警卫团的帮助下，找了一匹老实的军马，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去练习骑马，没过多少时候他就可以扬鞭策马，在野地里飞奔了。

毛泽东每天工作很忙，好多天没和毛远新谈话了，有一天晚上有空，他让值班的卫士把毛远新叫过来。“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啊？”毛泽东点燃半支香烟，慢悠悠地问道。

毛远新知道伯父今天的心绪很好，就说：“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上的。”

“我看你还有进步，”毛泽东吐出一串烟圈儿，“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革命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那天晚上，毛泽东谈兴甚浓，看来，他是有意识想给侄子讲解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讲到接班人的第二条时，毛泽东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坐不住了，连忙争辩道：“我还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把烟蒂按死说：“有希望，好，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毛泽东又点上香烟，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这个班长是怎样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能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能团结人？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合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毛泽东谈锋甚健，讲解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后，话题一下转到学院的工作上。“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要到实际中去学。”

毛远新提出反对意见：“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不对，”毛泽东神态严肃，毋庸置疑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对这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侄子，毛泽东的要求可谓严矣，在1964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他像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给学生上课那样，亲自教导，耳提面命，用心良苦。

对于身边钟爱有加的后代，毛泽东的内心寄托着何等样的期望啊。毛泽东这篇教子长谈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中国高等院校迅速贯彻“阶级斗争是主课”的最高指示，大学生开始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从左至右：李讷、毛泽青妻子庞氏、毛泽青、毛泽东、江青、毛远新、李敏。另外的三个小孩是毛泽青的孩子

○毛泽东：你的名字太显眼改叫李实

1965年夏，毛远新得了胆囊炎，痛得流汗。学院送他到北京住院治疗。病愈后，又陪同系领导作了一段时间的教改调研，这才向伯伯辞行。

毛泽东说：“你要下农村搞四清了，名字太显眼，要改一下。”思忖片刻，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我的化名叫李得胜，现在你的两个姐姐叫李敏、李讷，我看哪，你就叫‘李实’吧。”

9月初，带着伯父的殷殷嘱托，李实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任工作队的副队长，和大家睡在一铺土炕上。

晚到了半个月，他积极工作，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抓紧了解情况。

不久，在清理大队账目时发现了800元的亏空，在60年代的农村，那可是个大数目。

大队会计姓谷，他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差出这些钱来。

大队上上下下都说，谷会计这个“四不清”干部是“板上钉钉子”没跑啦。谷会计吓坏了，一病不起。

工作队把谷会计帐目不清的问题交给了李实。

李实白天认真调查，晚上在小油灯下打算盘，一笔一笔的核实，终于把这800元的去向弄清楚了，圆上了账。

那天，李实和同学们去看谷会计，躺在炕上的谷会计听到狗叫声，立时面无血色，体似筛糠，以为工作队要抓他送监了。

李实进门，坐到炕沿上，笑道：“老谷啊，账已经圆上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来给你吃颗定心丸儿的！”谷会计感动得嚎啕大哭。

半年来，农民群众只知道工作队的老李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谁也不知道老李的真实身份。

○云南深山里的大兵——卷入历史旋涡

1966年初，毛远新提前毕业，学院把他分配到研制导弹的国防研究所。回到北京，毛远新征求伯伯的意见。

毛泽东不以为然，淡然道：“你这个大学生呀，我还不承认呢，你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农民，也没当过兵，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怎么算个真正的大学生？”

毛远新不服气：“我在军工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不是当兵呢？”

“我说的是连队，”毛泽东说：“连队当兵跟军队院校的学生兵怎么可以比？”毛泽东又说：“你去的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刚毕业就去那里，对你并不好。”

毛远新自小就非常听伯父的话，他马上打长途电话，请系里通过正常组织渠道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同意他下连队当兵。

当然，这一切自然是一路绿灯，不久，毛远新接到去空军当兵的通知。拿到通知书后，毛远新到空军司令部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热情接待毛远新，连声说：“欢迎，欢迎！欢迎军工的高才生来到空军！”

胖司令吴法宪一定要请毛远新吃一顿饭，以表敬意。他说将会安排毛远新到空军的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

毛远新轻松愉快地回到中南海，向伯伯报告，自己要到空军当参谋了。

毛泽东眉头紧蹙，摆手道：“不对。你不应该留在城里当官，我是要你下基层连队当兵！”见侄子没吭声，好像有点保留意见，毛泽东又缓和地说：“你知道这句老话吗？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当那个放屁都没声的参谋干么子？”

一句话把毛远新说乐了，他又到空司，要求吴法宪收回成命，改派野战部队。空司把毛远新和他的同学廖晖（廖承志之子）,谢飘(谢觉哉之子),胡鲁克(胡奇才之子)分到空军高炮某独立师。

之前,提前毕业的粟戎生（粟裕大将之子)已经先期到达这个部队的三营。

3月初，他们调防到云南，在大山里布防，准备迎击敌机。毛远新和粟戎生住在一个帐篷里，下大雨的时候，鞋子都会漂起来，最困难是大山上没水吃，下山挑水，走一趟就要40分钟。

毛远新和战友们栉风沐雨，忍受着蚊叮虫咬，专业精湛的毛远新很快挑起技术指挥的重担，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8月中旬，空司来了电话，急调毛远新回北京。

在深山里呆了半年的毛远新被北京天翻地覆的“文革”吓了一跳，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隔世之感,他看到红卫兵在破四旧,破坏西单的教堂,惊讶地问叶选宁:“这不是在破坏文物吗?”

8月18日那天，毛远新跟着身穿军装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此，毛远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身不由已地卷入可怕的历史旋涡里。

图为毛远新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联络员时的照片.

○红卫兵领袖“隔离保护”10年后——判刑

文革开始不久，毛远新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被视为“可靠接班人”。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9月到1976年10月间，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江青要毛远新留在北京。

1976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上，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主张要毛远新回辽宁，江青、张春桥等人主张毛远新留北京，理由是“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双方争吵不休。

1976年10月6日20点30分，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被“保护审查”，失去自由；而这一“保护”就是整整十年的时间，直到1986年。

198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徒刑，从1976年起算。

1979年大规模宣传的“张志新事迹”是毛远新被许多人诟病的“污点”。

其实，以张志新在文革时的言论，在任何一个省都是很严重的事件，都违反了当时的“法律”（公安六条）。

任何省出了这种事都会重判，辽宁也不例外。

处决张志新是辽宁省委集体决定，若把此事推在毛远新一人身上也并不公平。

毛远新跟毛泽东遗体道别.

○国家主席杨尚昆批示：在南昌保外就医

1989年3月17日，毛远新于服刑之中“保外就医”来到南昌。

毛远新保外就医，是1989年3月朱旦华亲笔给上一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写信提出的。

杨尚昆很快作出批示：“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这样，毛远新在与世隔离10多年后来到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

朱旦华知道消息的当天就去看儿子，她一刻也不能等。

在见到毛远新的一刹那，朱旦华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可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嘴角仍在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喊着“远新——”

毛远新靠在床边艰难地站起来，右手用力地撑着寸步不能离的手杖。

他的目光闪出了笑意：“妈妈，您来了。”毛远新说出的几个字是那么的轻，又是那么的重。

他的腿已经残废了，当年英气逼人的青年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变成了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

虽然这时他还不到50岁。他柱着拐杖，站起来都晃晃悠悠地，看了让人揪心哪！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毛远新走过大起大落、酸甜苦辣的人生悲剧之路。

○做过“大官”坐过“大牢”的人——李实

1993年10月，他17年刑满后，仍以“李实”的名字，被安排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

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李实是谁。

那两年，毛远新负责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他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质朴谦和地待人处事，很快就融入这个集体之中。

他几乎年年被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大照片总挂在大门口。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李实是个做过“大官”和坐过“大牢”的人。

毛远新、李莉、朱旦华、全秀凤一家人合影.

○妻子被隔离审查时生下的孩子——李莉

1977年1月，女儿李莉在毛远新刚被关押3个月时呱呱坠地，此时妻子全秀凤也在隔离审查中。

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是我连累了女儿……”自责常使毛远新痛彻骨髓，不能自持。

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

初中毕业后，李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

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聪颖的女儿不辜负父亲的苦心，后来又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也逐渐增加了。

2001年2月，高级工程师毛远新退休，每月领取千余元的养老金。

他的烈属待遇终于恢复，每年春节，街道居委会都会把“光荣之家”的条幅贴到他家的门上。

过着平静平民生活的毛远新，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近年来受腿疾困扰，不得不四处求医问药。

每年，他都要到南昌陪伴年迈的老母亲两个月。

2003年9月，新疆各界纪念毛泽民等烈士牺牲60周年，毛远新夫妇应邀参加纪念活动。

站在父亲庄严肃穆的墓碑前，天山吹来的风轻拂着毛远新花白的双鬓，蒙蒙细雨冲淡了他苦涩的泪水，他在心里向父亲倾诉：爸爸，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春天，还是冰刀霜箭的寒冬，儿子都经受住了历炼……

2011年6月，毛远新到新疆祭拜父亲毛泽民.

○赴“南水北调”渠首淅川旅游：思念毛泽东

南水北调工程的渠首——河南省淅川县村民，拉出“走进淅川，饮水思源”红色横额，纪念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构想60周年，欢迎毛泽东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参观。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曾讲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被视为“南水北调”工程首倡者，但工程至2002年才动工，其中中线工程由河南丹江口水库引水供应北京、天津等城市，预计2014年通水。

毛远新出狱后的生活幼小女儿李莉的不幸和毛远新的负罪自责

1977年1月，也就是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女儿李莉出生了，这时候，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刚刚10个月的时候，突然高烧不退，加之全秀凤被隔离审查，行动不自由，没有很好的照料，加之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幼小的女儿，导致双耳失聪，永远听不到一切声音，成为聋哑人，无疑是祸不单行的灾难。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从未见面的女儿来到身边，对自己陌生到没什么，竟是因为自己给女儿带来了这样的厄运，毛远新的心情无疑是凄楚的。

毛远新刑满后回到上海，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毛远新很多时候难以入眠，总是自责说“是我连累了她……”。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现在，莉莉也有了自己的幸福小家。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毛泽东侄子李实（左二）、侄媳全秀凤（右一）、侄女毛小青（左一）

1990年第一次瞻仰毛主席遗容

1990年7月，在毛远新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同父异母姐姐毛远志因病重住院。毛远志在感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向组织提出能最后再见弟弟一面的请求。经组织批准，毛远新和妻子全秀凤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姐姐。已是弥留之际的毛远志见到弟弟，泪流不止。她用力拉下氧气罩，用干枯的手拉着毛远新的手说：“远新，你……真想你。”姐姐断断续续地用尽力气才说完这句话。毛远新顿感酸楚，沉重地点了点头。

一向说话沉稳严谨的曹全夫颇为感慨地说：“远志终于见到你了。”

姐弟见了最后一面，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和弟弟见面的三个小时之后，痛苦中的毛远志带着一丝慰藉离开了人间。

在北京，毛远新见到了自己的一些亲友和同学。最令他动情的是在姐夫曹全夫的陪同下，和群众一起排着长队，第一次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当他站在毛主席遗体前的那一刻，心情可谓百感交集，悲从中来。这个曾经在毛泽东身边长大并在毛泽东人生最后一年中一直被毛泽东留在身边的孩子，如今已是年届半百的刑余之人。往事历历在目，面对这曾经熟悉、慈祥的面孔，不知有多少话要诉说。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洒满衣襟。

李讷、毛远新、李敏、毛新宇等毛泽东亲属在毛泽东铜像前合影.

故土韶山

1990年初冬，毛远新和妻子女儿一起，陪同曹全夫一家，到韶山安放姐姐的骨灰。这是毛远新第二次去韶山。第一次是1966年初，大学毕业下部队之前，他受毛泽东之托，到韶山探望，来去匆匆，只呆了一天。这次是第二次到韶山，此时他刑期未满，正处于“落难”之际。然而，他回乡的感觉不但不陌生，反而更觉亲切。他们下车后，一些乡亲和韶山管理局的领导前来迎接。一位中年男子跑过来对毛远新说：“远新，我是毛岸平。父亲母亲听说你们回韶山，高兴得一晚上没有困觉，烧了红烧肉等你们。”

曹全夫介绍说：“这是大伯在韶山的嫡堂兄弟毛泽连叔叔的大儿子。他父亲就是‘九阿公’。”

毛远新想起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韶山你们还有个堂叔叫毛泽连。”

当天晚上，毛远新和全秀凤到了毛泽连家里。80岁的毛泽连眼睛已经失明，他摸索着把红烧肉放进毛远新的碗里，说：“孩子，你要多吃肉，身体要强壮起来呀！”

家乡的水，家乡的人，还是故土亲啊。毛远新回到韶山，感受到家乡的可爱，亲情的温暖。

199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02周年诞辰，朱旦华和毛远新应邀到韶山参加“韶山毛泽东纪念园”开园庆典。当时安排毛远新和朱旦华坐主席台，毛远新一再推辞。韶山人说：“故乡的情，故乡的人，主席家的娃儿，请啊！”毛远新盛情难却，20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感到了家乡人宽阔的胸怀。

1998年12月26日，毛远新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时，一位韶山老乡得知他经济困难，捐给他一万元钱。他将钱捐给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该馆党支部书记刘斌珍知道毛远新生活不富裕，不同意接受。毛远新说：“请你们将这笔钱用于主席遗物的保护工作吧，拜托了。”纪念馆接受了他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毛远新与文革名人蒯大富(左)合影.

在上海做“办事员”

为了照顾毛远新，组织上将全秀凤从上海借调到江西省图书馆工作。省政府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给他们住，离朱旦华家不远，他们可以经常去看望妈妈。全秀凤上班，毛远新也不外出，坐在家里看书，一看就是一天。他说，只要有书，就是关在屋子里一辈子，也不会寂寞。他把每月发给他的200元生活费，尽量节约，拿余钱买书。他还喜欢篆刻，读书之余，经常沉浸在这个高雅的艺术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乐趣。

1990年，全秀凤在上海的母亲中风，她只得撇下毛远新，回上海侍奉母亲。毛远新独自一人，自己照顾自己，以病残之身挑起生活的担子。他的生活也很简单，有时做一次饭可以吃几天。后来经公安部批准，他每年可以到上海探亲两次，每次三个月。他在上海也是闭门不出，不同外界交往。曾有作家找上门来想采访他，他以“记忆力不好”为由而婉言谢绝。

1993年10月，毛远新刑满，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工作后，他使用的是“李实”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当年毛泽东为他取的。1965年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毕业前要下到农村搞半年“四清”，在北京向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说：“你那个名字很招人注意（当时国内很大范围正在传达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还是换一个吧。”毛泽东想了想说：“就叫李实吧。”（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李得胜，两个女儿起名为李敏、李讷）毛远新回到哈尔滨后，正式向学院领导提出申请改名字。经过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分配到空军工作时，用的都是“李实”这个名字。

毛远新到研究所工作，只有所长和书记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报到后，所长在中层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参加的会上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他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所工作，请大家欢迎。”为了保密，所长的介绍中当然有很多难言之隐，但大家谁也没有丝毫怀疑。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当“办事员”，由于他基础知识学得扎实，工作中埋头苦干，善于动脑子研究问题，不久便成了技术管理骨干。两年后，分管技术的副所长向所长建议，提拔李实当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为难了，因为上级有交代，李实不得担任中层干部，他又不便向副所长讲明。他去征求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

年年先进

所长对毛远新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虽然没有提拔他，却还是把重要的担子交给了他。他负责制定、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还负责全所人员的培训、考核、阅卷、讲评，又负责监督实施各项管理程序的运转。他每天拖着病腿，骑着自行车上班，风雨不误，经常加班加点，是全所下班最晚的人。他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同事们的赞扬，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的同事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年年先进的办事员，就是当年的毛远新。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限的，时间长了，他的同事们也会发现一些不好理解的事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没有去参加，一位非党员同事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开会？”毛远新说：“我又不是党员。”那人大惑不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好几年的人，居然不是共产党员？毛远新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不入党也一样能为国家干事。”同事自作聪明地说：“大概是家庭出身问题吧。”毛远新说：“可能吧。”

毛远新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遇到基层选举时，全所人员都要参加，唯独他无权参加。这时，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或看病，以免引起大家的猜疑。

终于有一天，秘密被新闻界意外地透露了。1997年，上海《科技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实。消息传出，所里一片哗然，大家背着毛远新沸沸扬扬地议论起来。但大家都没有当着毛远新的面把话说破。共事几年了，同事们都非常了解他的为人处事，没有把他另眼相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到新疆祭奠父亲

除了埋头工作，毛远新把更多精力倾注在关怀教育女儿身上。女儿李莉，是在他被关押三个月之后出生的，当时他爱人全秀凤也正在被隔离审查。李莉出生十个月左右时，高烧不退，因受其母被审查的环境限制，经逐级上报请示，层层审批，全秀凤才得到带女儿去医院救治的机会。但终因未能及时合理治疗，造成双耳失聪，留下了终身残疾。1982年，在王震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由301总院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院长亲自给李莉作了全面检查，结论为因长时间的高烧，引起婴儿听神经严重损伤。

毛远新总觉得对不起女儿，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负罪感。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后，女儿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在他的心目中女儿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给女儿修改衣服、缝补书包，他还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别人送的好一点的东西，他都留着给女儿。为了让女儿能够及早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教女儿学美术，学电脑，帮助女儿考上了上海聋人青年技校的美术班，毕业后李莉就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爸爸的鼓励和辅导下，女儿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又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人成人教育大专班，大专班毕业后又考上了本科。李莉边工作边学习，在拿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证书的同时，她已经成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业务骨干。她对父母对奶奶特别孝顺。毛远新看到女儿的成长，十分欣慰。

2000年夏天，毛远新带着妻子、女儿到乌鲁木齐给父亲毛泽民扫墓。这是他解放后第二次到新疆。第一次是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他当时是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20周年大庆。他随代表团一起，在新疆烈士陵园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墓前献上花圈。第二天，他又独自一人悄悄来到父亲坟前，默默地献上了一束鲜花。这是在北京临行前，毛泽东特别托付他，要他“代我采束野花，放在泽民的坟前。”

第二次来新疆，新疆人对他热情欢迎，人们向烈士的后代介绍着这些年新疆的巨变。当时有人告诉他，盛世才的后人想从海外投资乌鲁木齐办商场，受到当地某些人的反对。毛远新听后说：“虽然我和盛世才有杀父之仇，但他的后人只要反对*，反对*，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就愿意和他握手。”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毛远新表现了他的大度。

1960年的毛泽东与邓小平.

邓小平与毛远新之间“矛盾”的真相

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根本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与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经常说邓小平的坏话，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1975年9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邀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有这种打算，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毛泽东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加希望有一些亲人在身边，他希望自己很喜欢的侄子毛远新留在他身边，在精神上也是个安慰。二是毛泽东对已经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进行的整顿产生了不满。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使因身体原网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他认为，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忠于自己，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坚决贯彻自己思想观点的，他向自己反映的情况肯定是真实可靠的。同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毛远新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培养他。

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思想从根子上就是极“左”的，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他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在北京去见毛泽东时，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的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与司令员陈锡联.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乍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于是，刘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没有得到回音，就在10月间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J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是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自然高看一眼。特别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这样，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加上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远新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11月2日，毛远新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淡话中对毛远新讲:“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等人的来信是冲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而且。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语气也是十分重的。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的态度后，毛泽东决定把“帮助”邓小平的会议扩大至8人

11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毛远新谈的话，当天下午，毛远新就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 “帮助”邓小平。毛远新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一开始就以很大的、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他抽着烟，并不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缸中熄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笔记)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下去了，就结束了会议。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是有所预料的，他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毛泽东还对八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毛泽东此时的用意，是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第二天，即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逝世，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了

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特别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他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汇报道: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 “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开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 “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

毛远新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淡“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决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由政治局来“帮助”邓小平，但政治局会议开得不理想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

这一次，毛泽东同毛远新说了很多话，他重复前几天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现在有人就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接着，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所写的两份书面检查中的一些话，对毛远新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邓小平)的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他(指邓小平)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还再次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我们)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次同毛远新的谈话中特意谈到了如何看待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他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很明显，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针对邓小平的。

1995年，毛远新与母亲、爱人、女儿合影.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手下留情的。他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勉为其难，主持了“打招呼”会议。“打招呼”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期望的效果，会后，邓小平对毛泽东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以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婉言拒绝。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至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有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的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2011年4月13日，毛远新回母校北京101中学.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趁机制造舆论，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终于，在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据此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但历史是公正的。当历史的脚步迈入1976年10月6日时，中共中央决定，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毛远新于当日被抓。当历史的脚步迈入1977年时，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当历史的脚步迈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原文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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