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遗址概况
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躺在富饶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成都平原。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在目前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无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源流之一。
发现发掘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偶然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深入发掘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
玉剑
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遗址面积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历史价值
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重新认识巴蜀文化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
青面铜人头像
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有观点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古羌人彝人濮人文化，或与骆越文化有密切相关。
丰富的青铜文化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民族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随着现代商业的发达，三星堆博物馆附近的仿真工艺美术品应有尽有。
遗址之最
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
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
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达50多件。
文物精品
三星堆的铜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让人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神奇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众多青铜造像了。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
带冠纵目人青铜面具
纵目面具出土现场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
北大考古文博院副院长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三星堆的铜人像很多都没有瞳孔，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这仍是个未解之谜。
最大的青铜立人像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米7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大立人青铜像的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
青铜大立人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也就是说，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在孙华看来，那么粗那么大的手，那么细的身体，那么长的脖子都无法和现有的人种联系起来。只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艺术造型，一种抽象、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这是古蜀人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
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
青铜大头鸟
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陈显丹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图腾似乎笼罩了整个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鸟及鸟形器，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一直被考古界认为是先王蚕丛的写照，近来，四川教育学院教授龙晦先生认为，纵目面具代表的其实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面具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
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也有人认为，花山岩画中也有关于鱼鹰及鸟的绘画，且特别大而显眼，显示了它的重要性，故，鱼鹰崇拜与骆越文化中的三界观有密切相关，古时没训化的鱼鹰也许能飞，因此它代表一种可“上天、下地、入水”的三界之神。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广西、云南等地也多处有之。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青铜太阳轮
青铜太阳轮
青铜太阳轮形器恐怕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大多数人们认为它是"表现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装饰器物"，也有人认为它是与古骆越文化之花山壁画中的太阳轮图形极其相似。然而众所周知，自然界和人类都喜欢"对称"，因为对称不但美观、稳定，而且简洁。制造四道、六道、八道或十二道芒的饰物不是更美观简洁吗？为什么三星堆人要舍简求繁？要知道，在测量技术还很落后的时代，要将圆周等分成五等份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或许又与骆越文化中大自然的三界观演变为五行观，即人们常说的“三界五行”“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等成语的文化根源。
考古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它是一种舞蹈仪式进行时的一种法器。它上面的花纹可以表示它是代表太阳，但是不排斥它本身是一种干或者盾的这种判断。
青铜神树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
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
青铜神树
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
一号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传说远古本来有10个太阳，他们栖息在神树扶桑上，每日一换。复原后的青铜神树上残留着9只鸟，神树的最顶端却没有神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数件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而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呢可能是建木或者和建木有关。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
立鸟像
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当人们发现它们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难道他们是外来的产物？段渝认为：全世界用杖代表权力的传统首先是在西亚发生的，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西亚的权杖产生以后，向西传播到埃及，后来是古希腊继承了传统。还有从艺术角度来看，这几大文明它都是相似的，而且其中有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比如说近东它向埃及发展，然后向南亚、向印度发展，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化因素，我们中国在这个一长列的文化序列里边，在年代是处于比较晚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的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就跟那些最大的铜像，它用铜作为整个人的脸面一样，这种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皮肤这些部分，可能是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他人头像的特殊身份。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这支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
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未解之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从2000年12月起，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2001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
纵目人
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四川盆地尚是一片荒蛮之地，其时当地居住着两个大的族群：东南部的苗蛮族和西北部的羌人。根据古羌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西北部的高原，他们到达现在的成都平原之后，曾与当地原始部落民族有过一段互相征讨的历史。后来，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似乎是古蜀人来历的一个较佳解释，但传说毕竟是传说。
又有说法认为，古蜀国与杜宇有关。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最近在越南北部的考古发掘，认为蒯洞遗址、义立遗址等几处古代交趾的冯原文化遗迹与三星堆文化应该有传承关系。公元前317年，秦军入蜀，破蜀都，俘蜀王。蜀王子等数万人携家南逃，不知去向。此是否有历史因缘？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工作人员清理二号祭祀坑中的象牙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 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五：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
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发掘工作，考古学家们笑着说：“17日，17日就都知道了。”
结果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
未解之谜六：金杖之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中国古玉漫谈》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是它的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亦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鄙人孤陋，也还见刀杖、枪杖呢！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
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唯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金杖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见理查德·得基《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第81页）。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后来变成了留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与氐族（戈基人）融合，其一支发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铜刀，则在蚕丛氏阶段（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初探》），又经柏灌、鱼凫，至杜宇一系从昭通返回，带回更为成熟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在与土著濮彝等族的融合过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国。因此，用金杖象征这种新的权力。
我们再细致地研究一下出自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是，我却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肯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我有幸到云南丽江地区，对纳西族所特有的东巴文化，作了些十分粗疏和表面的了解。从参观中，我得知：源于古氐、羌群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我们知道，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
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见张建林《荒原古堡》）。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光荣送给洋人。
附带要说的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我们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参观了馆藏的金器，有金柄铁剑，各种形制金带钩等，其制作时间大约在春秋时代，并且都为铸造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2800年），下至商末周初（公元前1000年），上下延续近2000年。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边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现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后延续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三星堆遗址依托鸭子河，横跨马牧河，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越，形成了经东、西、南三面城墙及北侧鸭子河为防御体系的古城。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城（小城）组成，古城内外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体现出高度繁荣，布局严整的古代王国的都城气象，是不同于中原夏、商都城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古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极为罕见的人类上古史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三星堆遗址所见古蜀国的手工业甚为发达，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三星堆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环，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国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的进程。
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
1.初始时期（1929年—1934年）
1929年
在三星堆遗址真武村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
1931年
英国神父董宜笃四处奔走，使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大部分归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
1932年
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提出在广汉进行考古发掘的构想并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的批准。
1934年3月
葛维汉、林名均等在真武村燕家院子附近清理玉石器坑， 并在燕家院子东、西两侧开探沟试掘。
2.初步调查与发掘（1951年—1963年）
1951年
四川省博物馆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大片古遗址。
1958年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再次调查三星堆遗址。
1963年
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由著名考古学家、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汉骥主持。
3.两坑的发掘及古城再现（1980年—2005年）
1980～1981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首次发掘三星堆遗址，揭露出大面积的房屋基址。
1982年１１月～1983年1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二次发掘三星堆遗址，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陶窑。
1984年3月～1984年12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三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在西泉坎发掘出龙山时代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积，基本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上、下限。
1984年12月～1985年10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四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现三星堆土埂为人工夯筑，调查发现东城墙和西城墙，首次提出三星堆遗址是蜀国都城的看法。
1986年3月～1986年5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县联合，第五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1200平方公尺，发现大量灰坑和房屋遗迹，并将三星堆遗址的代上限推至距今5，000年前。
1986年7月1８日
当地砖厂在第二发掘区取土时发现祭祀坑，挖出玉石器。第六次发掘三星堆遗址。
7月18日～8月14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联合发掘祭祀坑，编号为一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琥珀、石、 陶等器物共420件，象牙13根。距一号祭祀坑东南约30公尺处发现二号祭祀坑。
1986年8月～9月
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石等珍贵文物1302件（包括残件和残片中可识别出的个体），象牙67根，海贝约4600枚。
1988年１０月～1989年1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七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对三星堆土埂进行试掘，确定土埂为内城墙的南墙。
三星堆发掘历程简介
三星堆遗址座落于广汉市南兴镇真武村。1929年春，当地村民燕道诚（1853－1943）同他儿子燕青保在沟底淘水车尾部时，突然发现了一堆玉石器。燕道诚“疑其内藏有金珠宝物”，不敢声张，原土掩埋，夜深人静才全家一起连夜搬运回家，其中有“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后来燕家淘沟挖宝的事，在当地逐渐传开了。
这种传言引起了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的兴趣，他又联系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一起对三星堆进行的调查。
1934年，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率博物馆考古队在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1937年，旅日的郭沫若知道此事后，将之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自此，引发了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遗址考古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学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尤其是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震惊了全国，轰动了世界。
燕家院子、牛拉水车、玉石器坑相对位置
燕道成全家福
葛维汉(右一)、林名均(左一)
四川大学教授冯汉冀（中）
重要遗迹
1.西城墙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约 10~30米，底宽约35~50米，高约3~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据局部试掘情况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2．月亮湾城墙
月亮湾内城墙：全长650米，北端宽约30~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o，北端为32o，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墙南段较高，被农耕平整较甚，宽度达80米。城墙东（外）侧有壕沟，壕沟宽度40~55米。在发掘的断面处，壕沟距地表深3.5米，壕沟沟口距沟底深2.95米。
月亮湾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左右，高2.4~5米，根据在北段北部的解剖情况，月亮湾城墙横断面呈梯形，顶部宽20余米，底部宽40~43米。主城墙高（厚）2.8米左右，墙顶与当时地面相对高差达2.5~5米。墙体采取了无基槽式平地起夯，由外（东）向内（西）依次分块斜向堆筑的夯筑方法，墙体材料主要为泥土和沙土，局部采用卵石垒筑，支撑。城墙结构清楚，夯层明显，夯筑方法较为特殊。
3．祭祀坑
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一号坑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长0.34（残）～3.85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二号坑不带坑道，坑口长5.3米，宽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一号坑共出土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二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合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片），玉器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贝4600枚。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两坑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一、二号祭祀坑既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精华所在，同时又代表了古蜀文明之最高成就。它们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巴蜀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四川盆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必将引起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在中国考古学研究课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来源：《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
4. 三星堆城墙
三星堆城墙：根据城墙基础可知，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米。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一些学者将三星堆说成是祭坛，或直接将三星堆说成土坛，应予纠正。
三星堆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端地面现存部分长约40米，东南端临马牧河岸缘仅存少许夯土边缘，原城墙分布情况基本依稀可见。根据解剖及调查资料，三星堆城墙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结构、筑法、体量及城墙内的包含物与东、西、南城墙基本一致，唯顶部宽度不及其它城墙。
5. 仁胜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系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首次在古城以外发现重要文化遗迹。仅在约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29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共有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引人瞩目。另有1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学者认为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仁胜村墓地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丧葬习俗及占卜礼仪，以及与其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 青关山遗址
青关山遗址位于鸭子河南岸的台地上。经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从现场揭露部分推测其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现能观察到的面积约为100m2 。西北——东南列残长50米，宽14米。房基宽0.35米-1.5米，均系红烧土夯筑，夹杂大量卵石。基槽宽3-4.5米。推测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在房基内外两侧（距离房基边缘0.5米—1米），均发现成排的檐柱遗迹——红烧土块。红烧土块一般为长方形，长为0.45米—0.6米不等，宽0.25米—0.35米。两排檐柱之间可能为廊道。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且未对其进行解剖，该房屋基址的实际面积、修筑方法、残存高度、进深开间目前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但如此规模的房屋基址在三星堆遗址中是从未遇到的，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推测其极有可能是宫殿性质的建筑，年代为商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