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著名作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0c5i.html
夏朝是否存在？(2007-06-20 23:56:58)转载▼标签： 考古希腊夏朝贸易经济农业经济 分类： 历史
以前有人对中国的夏朝、商朝是否真实存在表示过怀疑。后来殷墟被发现后，对于商朝的怀疑已经没有人再说了。但是，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怀疑依然如故。这种怀疑来源于一个很简单的西方理论：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就不能明确证明。西方的这个理论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形成之后出现的。近代欧洲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大大增强了这种理论的底气。
西方在讲希腊文明的时候，除了文字的记载，还有考古学的发现相呼应。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特洛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是否真实存在，一直遭受怀疑。过去的人们经常把《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当成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的历史。但是，一个名叫施里曼的德国人坚信《荷马史诗》不是文学，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于是他花费大量财力，开始寻找特洛伊遗址。最终找到了，现在成为土耳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除了特洛伊之外，希腊还有雅典城遗址、克里特遗址、迈锡尼遗址等。这些遗址也分别被称为“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等。西方近代考古学的这一系列成果，使得人们越来越坚持，要证明一个远古文明，必须有考古学的证据。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考古学证据基本上都是指金器、青铜器等贵金属物品。
我认为，西方的这种考古学与文明关系的论断，在欧洲地中海地区是适用的，在中国或在世界其他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在地中海地区，一个小型城市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以证明一个“文明”的存在，是有特殊原因的。不管是克里特、迈锡尼、雅典还是特洛伊，它们显然都可以算作一个城市，但是，面积范围都不大。现代考古学认为，特洛伊遗址在当时能够居住的总人口大约在2000人左右。法国学者库朗热说，一般希腊城邦拥有公民权的人大约在200-350人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古希腊城邦，即使加上没有公民权的人，人口总数也不是很大，有人说几千，有人说几万。按照《荷马史诗》对特洛伊的描写，当时统治特洛伊的更像是一个氏族，而非国家。但是，偏偏在这样一些今天看来很小的城市里，考古发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古希腊所有的“文明”都主要是建立在贸易经济的基础上。
特洛伊这样一个小城市，即使靠它周边地区的农业人口，也很难创造出考古发现中找到的大量金银财宝，换句话说，靠特洛伊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它根本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财富。特洛伊的财富来源就是贸易，它占据了当时欧亚非贸易的咽喉要道，它的主要财富来源是对过往货物征税。用中国话说就是：“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希腊联军之所以不惜血本要攻下特洛伊，并非因为海伦被拐走这样一个简单原因。美女海伦被拐走也许是真的，但这很可能只是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借口，就像美国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占据财富通道的咽喉。
除特洛伊外，古希腊的其他考古发现，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都是贸易经济的结果，否则，地中海一个小岛上，自己也没有金矿，也没有丰富的物产，哪来那么多金银财宝？而且，贸易经济的交换手段，使得当年没有统一货币的希腊人，不得不借助于金银等贵金属，这也形成了西方文明重视黄金等贵金属的传统。
对于中国来说，贸易始终没有占据经济活动的主要地位，农民的集市贸易主要是小范围地交换生活必需品。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不是贸易，而是土地。因此，城市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十分重要，尤其在早期夏商周时代。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来源首先造成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不同态度。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对玉石的重视程度超过对金银的重视程度，而玉石并非用来做贸易中介物的。其次，没有发达的贸易，自然也就缺乏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也就不会在城市中聚集大量的金银财富。所以，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拥有金银财宝数量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的文明，并不十分适用。即便是殷墟，青铜器等物品的出现，也不是在一个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墓葬中。
地中海文明以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造成了一些小城邦在贸易竞争中异军突起，形成短时期内财富的大量集中，但同时也造成周边人的眼红，于是战争不断。这又造成了一个曾经繁荣的小城邦文明突然中断。这种现象使得现代考古学有可能找到一个拥有大量金银财宝的小城邦遗址。而在中国，一个文明的存在，很少因为一个城市的消失而消失。中国古代社会的财富，主要不是因为贸易而集中在城市，更多的是因为农业而分散在农村。因此，在中国试图用一个城市遗址所拥有的金银财宝来证明一个文明的存在，很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经济来说，城市集中体现了文明的全部内容，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而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中，城市更主要体现的是管理功能，而非文明的全部价值。在农业文明中，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相反，农业文明的精华保留在农村是很正常的。例如，我们现在仍然能够看到的明清民居村落，其精致和优雅，丝毫不亚于同一时期的京城民居。
周代应该算是信史的时代，但是，周代的都城及墓葬遗址至今都没有确定，周代的金银财宝被发现的也不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周代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文明。商代的殷墟也不是一个城市遗址，而是一个墓葬。对于更早的夏朝，如果我们还是沿用西方考古学的概念，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的金银财宝来衡量和判断一个文明，那么，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因为，西方依据地中海文明所建立的考古学与文明关系的论断，对于夏朝很可能是不适用的。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朝。与地中海的各种“文明”相比，中国人只将二里头称作“文化”。但是，地中海的每一个“文明”遗址，所能拥有的人口，都只有几千人的规模，而“二里头文化”的规模估算可容纳十五万人左右，有的估算更高。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头文化”才像一个真正的城市或都城。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所以至今都没有宣布“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的都城，主要原因是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在二里头没有发现大量的贵金属。
我认为，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判定，应该抛开西方考古学形成于地中海考古的结论。否则，我们对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证据，只能寄希望于秦始皇之类暴君的出现，才有可能出现财富高度的不合理集中，也才有可能被今天的西方考古学理论所接受。而对于尧舜这样的“贤君”，对于那些没有横征暴敛的古代“圣贤”，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从西方考古理论那里得到金银财宝上的考古证实。但是，事实上，中国人工栽培水稻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最早的丝织品也有7000年的历史，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金银等贵金属，也许夏朝人真的“视金银为粪土” 呢？
总而言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某些论断，其产生的背景是地中海的城邦贸易经济，而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此，这一论断也不应该简单套用于中国古代考古。换句话说，寻找或确认夏朝的都城，不能完全借助西方的考古学理论。至于“二里头文化”能否就判定为夏朝的都城，还是让真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下结论吧。
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转贴）
沙漠修士 百度贴吧 神爱咱们村吧
随着二里头等“先商”遗址的出土，有关《史记》所载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争论也日益热烈。尽管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就争论水平来说，这些年来并无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术环节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全无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说能够说服对方了。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的。
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 “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 (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
[转载]从“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所想到的(2012-09-30 08:40:45)转载▼标签： 杂谈
看完了，很受益，转载了，谢谢！原文地址：从“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所想到的作者：photor
安来安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f66060101c4sl.html
前两天在被GFW的西西河社区论坛看到“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这篇很有趣的帖子，后面还有一些颇有新意的跟帖，其中观点不见得都有依据，但是至少说了很多我一直想说又没有理清楚头绪的话，现在先把主帖和代表性的跟帖抄录如下：
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 [ 张四维 ] 于:2008-01-10
08:22:57
随着二里头等“先商”遗址的出土，有关《史记》所载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争论也日益热烈。尽管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就争论水平来说，这些年来并无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术环节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全无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说能够说服对方了。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的。
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
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来是广受推崇的学风，我没有本事小心求证，只能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作一大胆假设：
大禹死后，他的事业迅速瓦解，各个邦国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相当近似(与春秋时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却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强大。商王上甲微攻灭有易氏之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汤武王更是在短期内吞并了大量邦国(《诗经》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将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迁陕西，成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内蒙，成为商朝的劲敌“土方”，与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关系。
因此，从商朝人的观点看，夏朝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只承认大禹的领导地位，一位君主总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谈论夏朝属于叛国行为，在土方谈论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战胜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统治，但仍然不时地反弹，最终联合各个反商势力将商朝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时13个世纪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许始终笼罩在它不愿承认和谈论的“夏朝”阴影里。
归根结底，夏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人，毕竟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夏应该是存在的
[ 大秦猛士 ] 于:2008-01-14 17:43:25
但是要分清历史真实和历史记述的区别。
我们中国人，习惯说夏商周秦汉隋唐……但是三代和秦以后不同，并不是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是松散的集合体，所谓夏商周，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所以夏商周时代和夏商周政权不是等同的。
夏，可能只是各个群体中最强大的之一（这点可以从太康失国太康复国那种几乎是儿童游戏的记述中证明），被篡夺了王位，或者被打败，在当时人心目中并非大不了的事情。比如夏桀失败后，并没有彻底完蛋，而是流亡到彘去当养猪场领导（原文如此，实为流亡到南巢）了，商朝也没有穷追不舍。这说明在当时，没有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无非是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当事者，都不会觉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夏朝对于商人是否称王不管，也没法管，因为两者本来就是平行关系。两者的关系类似于郊区黑社会和市区黑社会的关系。郊区黑社会势力大了，把市区黑社会势力赶到了乡下，带领他们的老大就是汤——所以在黑社会的日志里，当然只把汤堪称了扩大势力有功的老大，而不是始祖什么了。
商，集权程度就集中了，黑社会已经开始向市政府转变了。商朝是可以召集各方诸侯来开会，可以把其他郊区黑社会的老大，比如周文王关起来，还可以做称肉酱肉干什么的。所以，如果夏只是平等群体中最强者，商就是确立了自己在权利上的最高地位，但是其他黑社会服从它还主要是因为力量的关系，简言之，是压服。所以，在它势力强大的时候，就只有西伯；它势力衰弱，就有了周文王了。要知道周文王的老爸就是被商朝杀掉的，这在夏朝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周，则是从组织上、思想上，保证了周天子的核心地位了。所有的诸侯，都源自周的分封，而不是商的承认现实，更不是夏的各自为政。周的组织制度大家比较熟，就不多说了。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夏是最强一员，商是诸侯盟主，周是天下共主。
秦开始，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和三代前是两个世界了。
挑个刺 [ 酸酸
] 于:2008-01-12 00:24:43
“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
这句话不对。
从你提供的证据看，商对夏(今人认为的夏朝)是根本没有记载，那就不能说甲骨文否认夏的存在。事实是，关于夏朝，我们不知道甲骨文究竟说了什么，虽然迄今的解读没有发现与史书记述有印证。
要用甲骨文否认夏的存在，我建议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1，它比较充分地记述汤以前的诸王世系和重大事件，即使所记述的与后世史书完全冲突。2，它记述一个或者几个长期存在的国家/政权，它们与商朝有相当的重叠时间。正如你说的，历史很难虚构。歪曲而成的‘夏’应该有它的历史对应体。
在此证明之前，我认为历代史书的说法，虽然有矛盾，不完整，令人怀疑，仍然是最好的。
我个人的猜测是，夏商两朝(姑且这么称呼那个时代)，并立的各政权之间长期存在正统之争，东风西风的关系。只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了改朝换代。即有一个长期占主导的政权，但是它或者无力、或者无兴趣彻底消灭竞争者。这样，商人完全可以在文字记录上贬低甚至忽略夏的存在，因为他们可能从来就认定自己的正统性，但这并不否定夏朝可能曾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我们可以比较辽金宋三朝并立各自称制的时代。甚至连继承了他们的地盘和人民的元朝都很为难谁是正统。因为事实上没有。虽然事实上金一直是当时中国大地第一强权。宋被后世立为正统，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宋朝留下了强大的文化遗产，辽金都相形见绌，但是不能因此否认金(和辽)曾经是强大的。
元消灭了金和宋，不承认自己是金或者宋的直系继承者，他有从铁木真开始的自己的世系。
或许夏商之际，中国是类似的局面？
谈一下我的看法
[ 东东山 ] 于:2008-01-11 20:30:49
1 商代没有记载夏 周代记载了
---------
我们以现在的观念觉得灭人一国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情，一定要记载，但是对商部落来
说不过是赶走了一个部落而已。商部落是从东北方向下来的，属于阿尔泰语系。一路上赶走或
吸收部落甚多。当时、夏部落已经衰微，对其也没有什么有力抵抗，商部落视为以前的经历类
似，未必值得记载。商部落也未参与中原早期历史进程，不象周一样知道早期有什么历史。
但是周代可能还是有夏的传说，但是600年后留下的事件已经不多了。
另外甲骨文并非史书，它们都是卜辞
。如果是史书的，应该会记载这些东西，毕竟境内
其他民族有夏的流传。卜辞嘛都是当时有事说事。
2 夏末商初时间，考古学上已经证实有中原的因素冲击了南西伯利亚地区
---------------
在南西伯利亚地区（萨彦岭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最开始的文化遗迹是印欧人的，早先
的阿凡纳羡沃文化（这个是吐火罗人的，他们后来的一支到了新疆，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楼兰
美女），随后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这个是雅利安东支的），在夏末商初，开始混合产生了卡拉
苏克文化，（是中原文化因素突然出现当地，混合而成，人种上也出现了黄白混血）。
这可以说明有中原的部落进入了南西伯利亚地区，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对应商灭夏
可以找出合理解释。由于南西伯利亚是匈奴最初所在地区（匈奴是在战国末期突然出现在蒙古
草原的，和之前的鬼方，林胡，娄烦都没有关系，匈奴带来了先进的军事政治组织形式
使得游牧部落从此成为真正的强大力量，农业部落的真正威胁 深深影响了后世，所以匈奴被
称为天之骄子）。所以史书记载夏有部分人跑到匈奴还是靠谱的。
3，夏流传下来很多传说，不会是无中生有的
-------------
夏部落被灭后，人员四散奔逃，主要有往西北跑的，往东南跑的，往西跑的，就是没有
往东北跑的。往东南跑的后世还有人立国比如杞人忧天的那个杞。好多夏的传说就是他们保留
下来的。往西的部分嘛，不太清楚。但是至此西方持续出现了夏名号的部落，比如齐桓公西涉
流沙讨伐的大夏。可能就是从河西流窜到伊犁再到巴克特里亚，后来为西迁的大月氏所灭的大夏。
4 破解夏之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
夏从哪里来，西方还是北方是什么部族
说什么语言，可以解决很多上古的问题。解决了
他就可以了解黄帝部落的原始面貌。华夏华夏，我们的名号也是来自于此的嘛。尽管华夏民族
经过了很多融合，但是夏是我们血统的底层。
事实上分子人类学也发现汉民族有一种Y染色体Q，低频但分布很稳定，不知道是否代表华夏。
对于汤王的描述很有意思啊！！ [ 贪玩的风筝 ] 于:2008-01-11 01:47:29
这个是我觉得此文中最有意思，也是最有力的观点。
不管是有没有夏，甲骨文中对于汤王的描述，没有大书特书他的开创之功，这是很不可理解的，呵呵，任何一个开国之君，都不会被如此对待啊！
不过还有一个解释，夏商的时代，是否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王朝的概念？毕竟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的君临天下，其意义应该是作为所有国家，或者说部族的首领。那么对于商人而言，汤王是第一个做到令所有部族臣服的商人首领，但是却绝对不是商人的第一个首领，我想这样解释应该也是很自然的。
汤武王只是在被自己打垮的夏人和周人的祖先眼里特别伟大 [ 张四维 ] 于:2008-01-11
02:14:44
因为他夺走了人家在黄河边上的所有土地，印象比较深嘛，但别人的评价和本方的评价未必相同。
根据甲骨文记载，在商朝受的祭祀最隆重的(用的牛羊数量最多)，祭祀频率也最高的商王是成汤的七世祖王亥。
很难想象，一个在泡妞过程中，被女方家属打死在床上的牛贩子(王亥在周朝文献中就是这幅形象)，会得到超过成汤、武丁的祭祀待遇。
所以说，古人真是聪明，政治宣传的历史源远流长啊。
历史很难虚构，但却很容易歪曲。
有意思，原来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还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哈哈~ [ 东东狐 ] 于:2008-01-11
01:06:13
文章的这种说法以前没见到过，果然独家。
从偶的立场来说，夏是文明还是文化并不是太关心。毕竟没必要按照西方标准解释一切问题。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区别相当大，器物形制上不统一，认定做一个文明略显牵强。
从龙山到二里头，二里头到二里岗之间均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很难说商是一个延绵千年的大文明。。
而且二里头肯定不是最早的夏遗址，虽然夏商至少并立过可以得到确证，是不是实力相当另说。但从一个源头分立好像没什么证据。。
另：考古学就是这样，没发现没进步。
有新意。但是没有解答最核心问题。 [ 尼伯龙根·蜗藤 ] 于:2008-01-10 11:16:01
先上花。
我觉得作者的意见有新意。但是没有解答最核心问题。
历史界并不怀疑商之前黄河流域有一定结构的组织存在。但是这个组织是否能称作国家，或者叫做文化（culture）还是文明（civilization）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果没有能称作国家的东西，那么按照西方的标准，多半就是打到culture一类去了。
其次，夏是否存在。根据本文的观点，商并不臣服于一个可能叫做夏的组织，所以在商人留下的文字中没有夏这个名词。这是对甲骨文中没有夏字的一个很好很可能的解释和很好的思路，证明的是即便商人不提及夏，不等于夏不存在。但要证明夏的存在，显然不足够。关键还是要找到足以证明夏的废墟，才能证明这一点。而司马迁的史记之类，显而易见在这些事上并无说服力。
夏朝的历史，我和作者的看法一样，绝大部分都是编造的。特别是夏桀一段，编造得太明显了。
作者的意思是夏朝是否存在跟中国是否有五千年历史可能并不是一个命题 [ 夜月空山 ] 于:2008-01-11
05:34:07
鉴
于后来典型的中国礼乐文化是周人的东西，周人又崇夏厌商，折衷一下看可能真实情况是商“文明”或者商“国”的历史远早于公元前16世纪，而夏很可能是存在的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与商并存，并实力互有消长，并且商人并不用“夏”称呼他们，而周人先“臣服”于夏，夏衰落后“屈服”于商。
但这些都是猜想，可能需要多方面的求证，此外也可以考察“夏”这个词的最早起源和意义，等等。
我觉得文化与文明之争真的没有必要太关注 [ 张四维 ] 于:2008-01-11 02:00:50
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词的理解都限于西方概念，而西方学界经常改变概念。
例如原来说长羽毛的就是鸟，后来辽宁出了长羽毛的恐龙，中国科学家按照西方的定义，命名为“龙鸟”，西方古生物学界就开了个会，宣布“鸟”的概念变了，“龙鸟”应该改叫“鸟龙”。
还有“行星”的概念，冥王星不就在概念改变后降级了吗？
其实，类似的事情相当多，甚至物理、化学界都有。涉及文科的、法律、经济之类，比比皆是。
西方学者自己的书对“文化”和“文明”的运用也经常标准不一，美国人就喜欢把美洲的古文化提高为“文明”，而把旧大陆上的遗迹贬低为“高等文化”之类。
所以我觉得，陷入这样的口水战意义不大，也不利于中国的学术水平和风气建设。最好关心点更具体的问题，例如二里头的运输工具、牲畜、玉器、陶器、当地陶符与别的遗址的陶符的对比（我觉得二里头陶符与半坡陶符比较接近）。
我不是搞历史考古的，但不赞同这个意见，不是和楼下的抬杠：） [ 我是大熊 ] 于:2008-01-14
23:27:44
虽然西方学界经常改变概念，或是更新特定词的定义，但是清楚的表述特定名词的意思能帮助了解交流。
除了做实事，理清观念也是很重要的。你可以不用西方的“文化”或“文明”的定义，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的方式，不然也只是自做自事，不能达到交流，很容易就会固步自封，没有进步。
说得不好听一点，中文在表述方面，有时是模糊的可以。
还有一个可能，商可能并不把前朝叫做夏 [ 夜月空山 ] 于:2008-01-10 12:05:23
中国文化真正的道统源流是周而不是商，殷人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后来的史家称之为夏的，殷人可能并不如此称呼。
其次，夏商的关系很可能类似于周商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类似于后来的朝代的关系，周和商作为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同时存在的，所谓商朝周朝是指的这些国家主导华夏的时间而言。殷人作为一个崇鬼尚武的残忍民族，对于前朝的态度可能更甚于周，在自己的记载中不写夏人的主导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非常同意“历史很难虚构，但却很容易歪曲”这句话。或者不用说“歪曲”这么严重，至少同样的历史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和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就如商汤伐桀这件事，对于夏人、周人和后世史学家来说是两个王朝之间的分水岭，是改朝换代，然而对于商人来说确实不值得大书特书，这只是他们在扩张势力范围过程中的许多次胜利之一，实际上他们完全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夜之间突然成为了中原王朝的主人。这与后来武王伐纣的感觉大不一样，因为周人毕竟长期臣服于商人，周人是老早就接受商王朝正统观的，而所谓的夏王朝正统观要么在商汤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就如网友的精辟概括——夏也许只是中原地区诸政治势力中的“最强一员”），要么没有被商人所接受或者打心眼儿里接受。在后世史学家眼里分得很清楚的商族先公和先王，对于商人来说都是一脉相承的最高政治首领，没有任何区别。看来，承不承认夏王朝，确实“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关于甲骨文中商汤的地位问题，当然也不难理解。为商人在中原地区占领大片地盘，商汤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商人最开始的经济崛起却应归功于王亥。即便是只看武功，在商汤之前就有《诗经》里提到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后还有平定四夷的中兴之王武丁。虽然后来屈服于周王朝的统治而不得不接受了周人的夏王朝正统观，商族遗民还是在《诗经》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了对夏的蔑视——被周人描述为顶天大事的商汤伐桀，在商族遗民口里只是轻描淡写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将夏与韦、顾、昆吾这样的小国并列，唯一的区别是将夏放在最后，说明夏是中原地区最后一支抵抗力量。所以只要抛开夏王朝正统观，在商人眼中商汤并没有超出他人的特殊地位也不用奇怪。
现在看来商汤灭夏大概就跟后来秦庄襄王灭东周时的情形有点类似，由于政治需要，那时的东周国君虽然名义上还被诸侯尊为天子，但是在秦的眼中东周实际上连六国都不如。所以虽然秦庄襄王让吕不韦灭了东周，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认为是改朝换代的标志，秦庄襄王也并没有因此获得特殊的历史地位。周天子被灭尚且如此，更何况商汤灭夏的时候连天子的概念都还没有。而且商汤灭夏之后也只是基本占领了中原地区，周围很多强大的方国势力仍然时刻对商人产生威胁，其境况恐怕不比后来秦之对垒六国好多少。
当然，“历史很难虚构”或者说历史很难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一点也值得强调。在没有强烈证据否认的前提下，典籍中所
记载的基本历史事实应予采信，只不过对于具体细节的加油添醋甚至篡改也经常会让历史事实变得面目全非、难以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尧舜禹的禅让，如果不是《韩非子》中的“舜逼尧，禹逼舜”和《竹书纪年》中的“舜囚尧”点破了其中的玄机，一般人都会认为尧舜禹完全是编造出来的童话人物。有了不同的说法进行对比，基本的历史事实就被抽取出来了：尧舜禹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其政权转移的关系恐怕是铁板钉钉的。同样，即便是商不承认夏的存在（更何况现有的证据至多只能说明商不承认夏的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夏的历史也不是周公、周人或者太史公能够生编出来的，至少夏王的名号及其基本事迹也是铁板钉钉的。
总而言之，夏也许是诸侯盟主也许只是“最强一员”，夏的文明程度也许远远达不到国际公认的城市文明的标准，二里头也许是夏也许不是夏，这些都无碍于我们理直气壮地在历史课本中写上“夏商周秦汉”的中国文明史，因为我们的“文明史”标准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人会说这是yy，有人会说这将造成与国际同行的交流障碍，而我认为都不是问题：从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这跟yy不yy没有关系；跟国际同行交流时当然应该迁就国际标准，不要提什么“夏文明”之类可能引起争议的说法，“二里头文化”足矣。
---------------------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7c06901000b7n.html
一飞千里
http://hi.baidu.com/heropx/blog/item/e8248813853ae6005baf5358.html
2007年07月15日 星期日 16:33
随着三星堆等考古陆续发现及发掘的深入，中国历史上迷一样的王朝——夏，将逐步会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下面是我在网上收集到的一些资料：
一个被承认的历史和文明，首先从它的文字上证明（当然不否认，这个文明是现实存在的，正如同中国的夏朝，因为目前没有大量的文物及文字记录，所以在国际上还不被广泛承认）。
文物按出土的年代（碳测法）分析，目前发现的并符合夏朝的是二里头、三星堆等。出土文物的这两个地方，地理位置并不是很近，但很多文物却有很大的共性。两件相同的器物在不同的地区发现应该怎么理解。例如陶■，它同二里头的■，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关于它的年代问题，是不是就跟二里头文化一样呢?从■的形制看，应是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即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一期。三期的■在这里很少见到。然而，二里头二期、一期的年代是相当早的，根据14C的测定，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三星堆的已确认最早距今5200年。
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按照以前的说法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根据现在的新分期，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和从二里头文化有交流。
第三件最重要的陶器是"将军盔"，即熔铜的坩埚。它是与铜器有关系的。在三星堆看到的 "将军盔"，从它的样子来看同殷墟第一期的非常相似，但也有区别。这种器物最早见于殷墟第一期，这对我们断定三星堆铜器的时代是很重要的依据。这种陶器的发现，说明三星堆大批精美的铜器很有可能为本地铸造。我认为三星堆铜■同湖北宜都发现的同类铜■稍有区别，而同陕西城固的铜■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连花纹的作风都一样。但是它同殷墟的铜■多少有些不同，当然其时代同"将军盔";的时代还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
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其他商城也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三星堆已确认是古城遗址。目前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同遗址的分期有关系。所以，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家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或合并呢?我就不敢说了。谈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划等号的。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例如城址的问题、遗址的性质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都不好解决。
我们不是找文化中心吗?从三星堆、月亮湾两处遗址看，规模大、内容丰富，其重要性是十二桥遗址所不能比拟的，当然十二桥遗址也相当重要。如果两者同时，那文化中心就应该是三星堆、月亮湾，而十二桥就不是中心。当然它们可以是同属于一个文化范畴。如果不同时，那就是同一文化的早晚两个中心，即早的是三星堆、月亮湾，晚的是十二桥。不过现在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证实。
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性，所以，对于探讨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国家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只能从三星堆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联系。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这次看后，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这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从世界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决不可轻视。
在二里头和三星堆的文物中，有少量文字（一些器具上的铭文），它是一种比汉甲骨文还要早的文字，它到底是什么文字？是汉甲古文的雏形？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和文字，国外的很多语言学家去确认，都没有人能够认识那些字，而我国的一个老人却把这些文字几乎认全了（有些文物上的字因为历史太久远而字迹模糊），这是一个彝族的老人，他明确的告诉考古专家说——这是古彝文。
彝族与夏是什么关系？古彝文又是什么呢？本人有幸找到了这样的文章——彝文确实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文字。刘志一先生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第一期上的《论民族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消亡》一文说:：“全世界所有民族文字，除三种民族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彝文、汉甲骨文)之外，其余各民族文字和现代民族文字，都是不同民族文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照上述三种原始民族文字，先由少数人创制出来，然后再向全民族强行推广的，……彝族曾经是夏代的统治者，彝文也曾是夏代的官方文字，为夏代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夏王朝灭亡之后，彝族被汉族逐渐的赶到云、贵、川三省高原山区，不能再重新建立统一的民族政权，只能建立分散的血缘家支奴隶主统治，因此彝文不能作为公开的官方文字使用了。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及华夏子孙的定义……，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创造、文化共同交流融合的历史。
三星堆为何有着如此大量的夏朝文物出现呢？历史学家有这样认为：夏朝的统治者被驱逐到这个地方后，在某个阶段他们曾经进行了一场复国的战争，这个遗址就是他们
附:三星堆"巴蜀图语"是古彝文(报道)
四川在线消息 5月15日，笔者在凉山州语委采访时，古籍科科长、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语出惊人：“我认为，三星堆的‘巴蜀图语’是古彝文！”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向外透露此信息。
起因是这样的，去年10月，他到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考察，当看到三星堆出土的“巴蜀图语”时，他被震惊了，此前无人能破解的这些“巴蜀图语”，在他看来是那么的亲切。“这是古彝文。”
三星堆遗址作为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是上个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代表了长江流域当时文明的最高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考古专家在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文字，只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同四川、重庆等地发现的符号一样，被称为“巴蜀图语”。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能解开“巴蜀图语”之谜，也将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阿余铁日拿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趣说三星堆》，翻到其中有一个兵器文物图的页码。笔者看见，文物上有几个“巴蜀图语”符号。阿余铁日并没有正着看书，而是倒着看，这样一看，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便变成一个个他熟悉的古彝文。他用彝语念这几个字，笔者听不懂，只得用汉字音记下这6个字：“洁、勒、堵、折、作、米”。阿余铁日直译道：“戟是翅展着名。”意译是：“这种兵器叫展翅戟。”他还用彝文写下这几个字让笔者与书上的三星堆“巴蜀图语”相比较。
之后，他又翻到此书的另一页，那里有两列“巴蜀图语”。他说，现在他只有一个符号没弄明白，其他的都已识别出为古彝文。他直译那句他认得出来的“巴蜀图语”，念道：“阴阳结合的面容。”也可译为“男人女人结合的面容。”笔者看见，里面有一个字就是他曾经写过的古彝文“脸”字。
他还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让笔者看：“古蜀语言与彝语一样，是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语之后。”三星堆出土的“巴蜀图语”不多，对于“三星堆‘巴蜀图语’就是古彝文”这个观点，他还在求证之中。作为从事语言文字的专家，此观点并不是轻易提出来的，他已研究了几个月。
他说：“古彝文是彝族先民创造的古老文字，经历了不可逾越的‘实物文字’、‘写形写影’、‘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等阶段。‘巴蜀图语’是许多民族的先民共同创造的，其中应该有彝族的先民。”
阿余铁日出生于雷波县，小时受当毕摩的舅舅的影响，跟着学习毕摩文化，识得古彝文。曾在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并通过成人高考进入西南民院学习，此间他的古彝文知识有了长足进步。在州语委工作的17年一直从事古彝文工作，一直与来自全州各地的毕摩们一起整理、编辑古彝文书籍，他对古彝文掌握得更加深入。他编辑出版过《彝文字形探源》等书。最近又在编写《古彝文象形字探源》，这本书将收录3000多个古彝文象形文字。
笔者在他的工作室里看见，他写的许多古彝文象形文字妙趣横生。只是现在，他将这些古老的文字与千里之外的三星堆联系起来了，无论是古彝文，还是三星堆的“巴蜀图语”，现在都变得更加神秘起来。三星堆“巴蜀图语”真是古彝文？这还需要众多专家的考证。如果三星堆“巴蜀图语”真是古彝文，那么，凉山彝族与三星堆文化又是什么关系？
据悉，6月阿余铁日将再到三星堆博物馆，他期待能够进一步识别和破解“巴蜀图语”。
---------------------------------------
在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夏朝是第一个具有明确的列王世系和兴亡有绪的历史朝代。古人不仅从未怀疑过它的存在，而且给予它同商周秦汉王朝一样的信史地位。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大盛，滋生一种“上古茫昧无稽”(康有为)的说法。继之在西风欧雨影响下，疑古思潮勃然兴起，“对古史材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1](P1)，从而导致夏朝信史地位的动摇。即使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较为成功地确立了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也依然无法彻底抹去人们心头对夏史信疑参半的阴影。
夏朝的存在受到怀疑，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大多晚出于夏朝数百年之后，特别是系统记载夏史的《史记·夏本纪》更是晚出于夏朝之后一千四五百年。按照一般的治史法则，当时人叙当时事，这种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最高，至于与历史事件发生相距太过久远的晚出资料，严谨的学者对其可信度大都是持保留态度的。正是由于夏史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来证明，故不少学者主张以传疑时代观之。如1933年初版的颇有影响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史》(夏曾佑)就以太古三代为传疑时代，并说：“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2](P5)1936年顾颉刚、童书业曾联名发表《夏史三论》一文，即主张“我们不该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商周以前的史实”，认为“夏代史本来只是传说的堆积”，从而对夏朝的存在给予了全面的否定，并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发出挑战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3](p195)面对这样的诘难，当时正在兴起的锄头考古学勇敢地承担起了寻找夏朝实物证据的工作，希望通过考古发掘成果实现对夏史的重建。然而，考古学一路辛苦走来，迄今仍未挖出一个“夏”字，像甲骨文那样坚确地证明商朝为信史一样，也能证明夏朝的信史地位。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夏朝的存在与否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近出《剑桥中国上古史》[4]坚持不列“夏朝”一章，即其新例。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否给出一个正确的回答呢?我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先不妨在方法论上作些检讨，或可消却心中的疑云。就夏史研究来说，有两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如何看待晚出文献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夏代考古资料有无文字的问题。如果对此能够达成共识，有关夏朝存在与否的争议，或许就不成问题了。
铜绿山考古有重大发现 始采年代可推到夏朝早期
发布时间: 2013-11-11 16:49来源: 东楚晚报进入电子报
东楚网黄石新闻网（东楚晚报）（记者 叶建鹏）昨日，在中国矿冶考古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传出一条重要消息：铜绿山在夏朝早期就开始开采了，并不是商朝早期。这颠覆了40年来传统学术观点。
昨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迎来40周年。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80多位专家，共话中国矿冶考古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自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以来，全国考古界对铜绿山的始采年代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铜绿山于商朝早期，或商朝晚期、西周、东周开始开采；在全国范围内，它的开采年代并不是最悠久的，最悠久的是江西瑞昌铜岭。为此，黄石及大冶市在“自我介绍”时，只好说“铜绿山早在商朝就开始开采了”。
“不！”与会专家之一、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树祥大声疾呼。陈树祥自去年6月以来，带领他的小分队，在铜绿山及周边地区实地考古了1年半的时间。他从采矿方式、井巷支护技术、采矿工具、地层及陶器分期、科技手段分析及测年数据等5个方面，重新考证了铜绿山的开采年代。
在诸多证据中，最新从铜绿山古代露天采场出土的两件篮纹陶器，只在全国考古界已公认的“三房湾文化”中出现，包括篮纹陶器在内的“三房湾文化”遗物，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定，距今4600至3880年。而那个时期，属中国夏朝早期。夏朝早期，比商朝早期早500年左右。
陈树祥认为，铜绿山的始采年代应该是夏朝早期，而不是商朝早期。铜绿山的始采年代与江西瑞昌铜岭的始采年代差不多。
这一考古成果，引起其他与会专家关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玮璋认为，重新考证铜绿山的始采年代具有重大意义。铜绿山的始采年代可以重新推定到夏朝早期，但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与江西瑞昌铜岭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