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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骈体文的名称和骈体的起源
骈体文，产生于魏晋时代，在六朝则广为流行。但作为一种新文体，在当时对它还并没有一个正式和固定的称呼。梁简文帝在《与湘东王论文》中说：“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他所说的“今文”和“今体”，就是指当时新起的骈体文说的。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当时著名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书中有《丽辞》一篇，专门讲述文章中的对偶问题，但他只从一般修辞的角度而言，所谓“丽辞”，也并不是给这种文体的一个定名。“骈文”、“骈俪文”的名称，出现得颇晚，是唐代以后才有的。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序》谓：“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其为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途。”两匹马并驾叫做骈，夫妻成双称做俪，“骈俪”的名称，正是概括了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语句结构的平行、对偶而来的。
骈文到中晚唐以后，特别是在宋代，一般又称它为“四六文”。这是因为骈体文在句式上多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的缘故。《文心雕龙·章句篇》说：“笔句无常，而字数有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变之权节也。”这就是说，骈体文章一般以四字、六字句为主体，间或也用三或五字句，但那只是为调和一下音节，偶然插用罢了。唐代柳宗元在《乞巧文》中形容以四、六字句为主的骈俪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而李商隐则称自己的骈文集叫《樊南四六》，这样，骈体文又开始有了“四六文”的名称。到了宋代，四、六字句的格式更严，更趋于定型化，一些关于骈文的专著都用“四六”为名，如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等，这样，“四六”的名称也就风行一时，成了骈体文的又一名称了。
前面说过，骈体文发生在魏晋，繁兴于六朝，但作为一种文体，它的出现也并非偶然。从文学史上看，骈体文的形成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骈体文的主要特征，是要求通篇句式都两两相对，这种乎列的句式和词语相对，又称排偶或对仗（仗是古代帝王出行时走在最前面的仪仗；仪仗都是两两平行、相对的），所谓排偶或对仗，本是适应汉语言的单音词比较多（即使是复音词，其中的词素也往往有相对的独立性）、容易构成配对的现象而产生的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可以取得语句上整齐、对称之美，是在我国古代诗文中很早就有所运用的，例如：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
水流湿，火就燥。（《周易·乾文言》）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诗经·邶风》）
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梁惠王上》）
但在先秦诗文作品中，这种对偶句还只是在行文中偶然一用，而且一般说来，也不太工整、严格。两汉时期，一种被称为“赋体”的作品发展起来了，赋体，是属于一种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它要求铺叙内容，语句整炼，且崇尚辞采。这样，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便得到了比较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例如西汉枚乘著名的赋体作品《七发》，篇中就出现了许多对偶性的排句。到了汉末魏晋，辞赋作品的骈化迹象更加明显，如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等Ｑ经是属于对偶比较精工了。待至晋初，完全用骈偶写的赋也已经出现，如晋代陆机的《文赋》就是。辞赋作品的逐渐骈化，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也影响到散文和其他一些文体，也跟着趋于骈化。但总地说来，两汉以前，包括两汉在内的一些作品，虽然程度不等地在运用对偶，但正像《文心雕龙·丽辞》篇中所说的那样，乃是属于“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还并非是有意识地在做对偶文章。经过魏晋，到了齐梁时代情况就不同了，作对偶文已经成为一种风尚。特别是齐梁时代，许多统治阶级文人，生活面狭小，精神空虚，反映在文学上，形式主义趋于极盛。他们在创作中竟日追逐的不过是字句整齐，音韵铿锵，对仗工切和词藻的华丽，这样，骈文就形成了一种普遍流行的独立文体，而与散体文互相区别开来。又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骈文在文坛上竟一跃而占据了主导位置。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有了最初的韵文、散文之分，而且又有了骈文、散文之分了。
二、骈体文的几个主要特点
骈体文，究竟具备那些主要特点呢？我们不妨举一篇作品为例：
谢赵王赉白罗袍裤启庾信
某启：垂赉白罗袍裤一具。程据上表，空渝雉头；王恭入雪，虚称鹤氅。未有悬机巧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