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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正值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前夕，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接到了全军许多文艺单位的约稿，希望他能写一部有关长征的文艺作品。大家向肖华将军约稿并非偶然。因为爱好写作的肖华将军此前也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将《长征》搬上舞台。早在1958年夏，他偶然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如获至宝，便找来有关方面负责人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尽管他本人也一直打算创作一部有关长征的作品，但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落笔。如今，长征已过去了三十年，该是实现这个心愿的时候了，正在杭州疗养的肖华于是开始了人生旅途上又一次新的“长征”。
采用什么艺术形式来反映长征呢？长于诗词的肖华决定采用“组诗”的形式来体现这一重大革命体裁。考虑到舞台演出的需要，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词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较旧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长征时，只有17岁的肖华作为少共国际师政委参加的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作为一部反映长征的文艺作品，仅反映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从整体上把握长征的全貌，并艺术地展现长征的精髓所在。肖华收集了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认真阅读毛主席有关长征的诗词和著作。经过反复酝酿，最终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最概括的典型事件来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这12个典型事件是：告别、突破封锁、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和誓师抗日。
组诗框架搭好了，该是动手写作的时候了。尽管三十年过去了，但长征路上的一幕幕却依然是那么清晰地映现在肖华的眼前：告别时的离愁、遵义会议的光芒、大渡河的激流、雪山草地的乌云、三军会师后的喜悦……创作的激情伴着长征那曲折路途时起时伏，演化成笔下那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句。而每每想起长征路下倒下的战友，泪水便模糊了将军的双眼，有时禁不住伏案恸哭。几个月下来，人竟然瘦了好几斤！在不知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一组形象鲜明、感情真挚、格律严谨、节奏铿锵而脍炙人口的《长征组诗》终于在他手中诞生了。
《长征组诗》完稿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在《长征组诗》基础上创作一部大型声乐作品，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并经过研究将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二
战友文工团是全军数十个文艺团体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文艺团体，尤其是在传统项目大合唱方面卓有成就，并且拥有一批包括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耿莲凤等出类拔萃的独唱演员，所有这些都为后来长征组歌的成功上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接到总政下达的任务后，战友文工团团长张非、副团长晨耕立即召开了各分团长会议进行布署，并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支由200多名演员组成的合唱队，演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这也是该团建团以来最大、演员也最年轻的一支合唱队。为了充实合唱队力量，总团又从分团调进了张振富、王伯华、马子跃、阎祖荣、韩忠等主要演员，还从杂技团调去葛玉亮等在声乐上训练有素的同志以充实合唱队的力量。
作为大型声乐套曲，音乐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晨耕除了负责整个剧组的策划和排练外，还担任了组歌音乐创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在全团紧锣密鼓调集人马之时，由晨耕领衔的包括曲作者唐诃、生茂和李遇秋在内的四人音乐创作小组也进入了紧张的创作阶段。经过一番苦战，他们很快就为《长征组歌》谱出了第一稿。为了便于普及，创作组还在歌曲中揉进了长征所经过地方民歌曲调。如第一曲《告别》中采用赣南采茶的曲调来描写中的离别愁绪；第八曲《祝捷》用花鼓乐来描绘湖南籍红军战士向大家讲述毛主席指挥打胜仗的情景。第九曲《报喜》用赣东北采茶调等江西民歌来表达群众对红军的欢迎和关切。此外，在《遵义会议放光辉》中于欢腾热烈的乐段之后还加了一段“回声”，以表示各地红军和党组织对“遵义会议”的拥护和响应。为了便于演出，四人还就原歌词中个别句作了改动，如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加上了开头的“送水”唱段。第八曲《祝捷》中将“大雪飞，洗征尘，敌进攻，送礼品”的原词根据音乐需要改成了“大雪(呀)纷飞(呀)，为我洗征尘,敌人进攻送来好礼品……”。
1965年4月，晨耕、唐诃、生茂、李遇秋四人携稿来到杭州向肖华将军进行汇报。为了充分表现创作效果，他们四人还组成了一个临时“演唱小组”由唐诃唱女高音，晨耕唱中音或复调，生茂唱低音，李遇秋则用嘴伴奏。肖华将军认真地观看了他们的“演出”，肯定了他们的创作，并就每首曲子提出了自已的修改意见。为了使《长征组歌》的音乐更符合原创的意境，肖华还花了十天时间给四位作曲家讲长征故事，一天讲一首歌词，从长征出发一直讲到陕北。在讲述过程中，肖华将军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大家也因此对长征的内涵有了深刻的理解，李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回到北京后，四位作曲家根据肖华将军的意见对原曲进行了修改，李遇秋在回忆第二次创作《长征组歌》时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那时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有时热得受不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那些日子有几天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你呢……’。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那个速度竟然连我自已都感到吃惊。”
就这样，在长征事迹和长征精神的激励下，晨耕、李遇秋、唐诃、生茂在酷暑中完成了《长征组歌》的创作。十首组歌将十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把各地区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和谐地融汇在一起，把通俗的音乐语言与丰富的音乐构思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伟大长征的壮阔图景，展示了工农红军的英雄性格，塑造了革命军队的光辉形象，《长征组歌》也因此成为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
三
《长征组歌》谱稿完成后，为了在八一建军节前完成这部音乐史诗的排练，战友文工团立即进入了紧张的排练。在正式排练前，晨耕对合唱团说：“先烈们已经牺牲了，他们在地下没有发言机会了，我们现在穿着军装，替他们在台上来说这些话。如果我们演不好，唱不好，他们在地下会骂：‘我们为了你们都已经牺牲了，你们这些白吃饭的，唱一下都唱不好吗？’……。”实际上，由于战前动员做的充分，再加上对长征所怀有的那种特别情感，大家在排练中都特别的投入。当时排练场非常简陋，炎炎夏日，连个冷气设备也没有，空气闷得很。一场练下来，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指挥唐江更是挥汗如雨，兼管服装的歌唱演员耿莲风特地为他做了件吸汗性能强的贴身背心，可唐江穿上它不一会儿外衣就变了颜色，原来小背心早已湿透。
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排练也十分关心和重视。有一次，周总理来到排练场看望大家，工作人员就地给周总理搬了一只木凳，并把唯一的一台电扇放到总理身边。总理看到指挥唐江累得满头大汗，便亲手把电扇挪到唐江身后，说：“他比我更需要电扇。”同时告诉在场的文工团领导，要给指挥专门做两套演出服装。看完排练后总理兴奋地对大家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另据战友文工团领导回忆，周恩来总理生前曾17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他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大会堂，一段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
《长征组歌》第一曲反映是红军告别根据地老百姓情景，周总理看了试演后觉得与事实有出入，说：“《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撤离苏区，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地依依惜别。”晨耕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将《告别》改成了述离情、道别绪的挥泪惜别曲。
《长征组歌》第九曲初稿开始写得不太完整，周总理看了彩排后不太满意，晨耕等便又改写了第二稿，并专程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办公室将修改稿唱给总理听。总理听后还是不满意，说：“这只能算一个方案,你们试唱一下,如不好可在原基础上加工。”晨耕于是又回到初稿重新下功夫，并根据马玉涛的演唱风格半后半部的音调充分伸展开来，使全曲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周总理接连3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大合唱不比小合唱、表演唱那样活泼有趣。许多战士反映，大合唱象堵墙，看也没得看，听也听不清。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战友文工团一改传统大合唱死板的布景。让所有的演员都穿上红军服装，并且有动作、造型，有情节，又有幻灯、布景的配合，一开幕就把观众带入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景象和氛围中。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看了排演后兴奋地说：“这是革命的大合唱，是大合唱的革命！”周总理对此也很是赞赏，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对晨耕、李遇秋等人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有些方面还可以再作修改，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晨耕等人于是根据总理的建议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效果果然不错。
周总理不仅喜欢看、喜欢听《长征组歌》，还专门请战友文工团的歌唱家为他教唱《长征组歌》，他对每一个唱段、每一处表演都如数家珍。《长征组歌》十个唱段，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他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战友文工团在创作过程中，曾修改了肖华的部分词句，其中第四段《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诗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为“妙”字不好发音演唱，所以就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总理看后对这一改动十分欣赏，称
这是《长征组歌》中的“神来之笔”。
四
196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在北京首都大礼堂隆重上演。《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性的壮丽史诗，气势磅礴，感人肺腑。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整个演出现场掌声不断。肖华和红军老领导老战士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一结束，他就情不自禁地跑上台跟演员们讲《长征组歌》，讲《长征组歌》这段历史，讲着讲着声音就哽咽了，台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许多老红军都被他的讲述感动得落了泪。演出结束后，肖华又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 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 多场次，观众达10多万人。1966年春，《长征组歌》还被列为周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随访艺术团的重要剧目，并受到了出访国的热烈好评。
尽管《长征组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然而“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却对这台节目百般刁难，《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肖华将军也无端地被林彪无端诬蔑为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1967年3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六千人的大会上，周总理情绪激动地说：“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我们为什么不唱呢？”周总理此话一出，林彪江青只得停止了对肖华的攻击，但为全国人民所喜爱的长征组歌却再也没有能出现在舞台上。
然而，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芒。1975年10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0周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毅然指示有关方面重演上演《长征组歌》。周总理得知《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也非常高兴。一天，战友歌舞团的演出刚刚结束，演员们还没来得及卸装，就接到一个来自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是总理想看《长征组歌》。由于当时总理病重在医院的床上，无法到现场观看，总理办公室有关人员便根据总理的要求请演员们对着摄像机再演一遍，以便总理在医院通过电视录像观看。当演员们得知是为敬爱的周总理演出时，都动情地哭了。他们迅速整理好服装、道具，在唐江的指挥下，面对着摄像机，开始了为周总理演出。尽管面对的是空空的剧场，但大家都感到总理就坐在台下，人人都拿出最佳状态，含泪为周总理演出。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当周总理在病床上通过电视录像看到长征组歌，尤其是听到这首他最喜欢的《过归雪山草地》眼里泛出了泪花，这也是周总理在病重期最后一次听他最喜受的歌曲。
《长征组歌》复出后的演出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40多场，场场爆满。李遇秋至今对当时演出状况还历历在目：“那时的情景真让我终生难忘-……在拥有2000多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40场，场场都座无虚席，轰动了全国。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响起‘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的歌声。许多刚从‘牛棚’中走出的和仍被‘挂起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被接去看演出，他们中有很多人边看边落泪。”据统计《长征组歌》自诞生至今在国内外巡演了1000多场次，观众多达百万人次，堪称中国合唱史上的奇迹。后来，战友文工团排演的《长征组歌》还被搬上了银幕。
战友文工团演出的《长征组歌》誉满海内外，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当年除了战友团演出了《长征组歌》外，总政歌舞团也根据肖华要求排出了一场大歌舞《长征组歌》。据晨耕回忆：1964年11月，肖华曾召集他和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要求他俩将长征组歌搬上舞台。并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长征组诗》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文工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当然，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其中的部分词句。”
总政歌舞团受命后，立即组成了创作班子，肖华将军对这台戏也很是重视，他到青岛去疗养时，还把总政文工团的创作班子带到青岛一同研究《长征组歌》的谱曲问题。1966年2月总政歌舞团排练的《长征组歌》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了两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肖华观看了演出。演出后，周总理还曾问肖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肖华说，各有千秋。总政歌舞团的节目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显得壮观、富有气势。并且还曾为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过汇报演出，受到好评。周总理和肖华等人还曾要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摄制成电影艺术征保存下来。然而，“总政版”《长征组歌》电影摄制工作刚开始筹备，就赶上了“文革”，拍片一事就此搁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附：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节目单：
1《告别》（混声合唱）
2《突破封锁线》（二部合唱与轮唱）
3《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女声伴唱与混声合唱）
4《四渡赤水出奇兵》（领唱与合唱）
5《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
6《过雪山草地》（男高音领唱与合唱）
7《到吴起镇》（齐唱与二部合唱）
8《祝捷》（领唱与合唱）
9《报喜》（领唱与合唱）
10《大会师》（混声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