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孙皇后的名字于史未有记载，但很多人说叫长孙无垢。据《观世音经信笺注》中所载，长孙氏小字“观音婢”。
【平生】
长孙皇后（600—636），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理仪，十三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长孙皇后生性节俭，母仪天下。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在后宫立政殿去世，年仅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侍奉公公，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二十一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唐高祖因之加封他为天策上将，位置在其他诸王公之上。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如果妃子宫人生了病，她也会派人送药，并亲自前去看望抚慰。正是这些温馨感人的细节，终使得“下怀其仁”，后宫不再冰冷，呈现出一派祥和温馨的气氛。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滴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技玉叶。将出嫁时，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妹妹，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唐太宗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份。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德顺圣皇后。”
亲手编纂《女则》十卷
《女则》没有流传下来，根据记载，这部书中的内容，是采集古代女子卓著的事迹总汇，是长孙皇后平日翻阅以随时提醒自己所用，与班昭所著的《女诫》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她生前，即使是她的丈夫都没有见过这部书。 【儿女】
李承乾，字高明，太宗长子。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使裁决庶政，有大体，每行幸，令监国。及长，好声色慢游，过恶寝闻。时魏王泰有美名，谋夺嫡。崦承乾病足，不良行，惧废，与泰交恶。阴召左卫副率封师进及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谋杀泰，不克。前与汉王元昌及侯君集等歃臂血盟，谋以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齐王佑反，事连承基，系狱当死，因上变。治之，事皆明验。废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开元中赠还爵土。陪葬昭陵．
李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少善属文，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武德三年（六二o）封家都王，贞观二年（六二八）改封越王，徙封魏王。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泰撰括地志，诏令付秘阁。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进封濮王。卒年三十五。工书法。《唐书本传》、《书断》
李治，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太宗第九子也，以贞观二年六月，生于东宫之丽正殿。五年，封晋王。七年，遥授并州都督。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初授《孝经》于著作郎萧德言，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要？对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晋王时年九岁，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与武则天同葬乾陵．
长乐公主，名李丽质，唐太宗嫡长女，是太宗的第五女，生于武德四年。她深得李世民的宠爱，史载“太宗特所钟爱”，曾要将她的嫁妆比长公主永嘉多一倍，但被魏徵劝谏才没有那么做。长乐公主贤淑温婉，下嫁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贞观十七年长乐公主去世，年仅23岁。唐太宗悲痛万分，将女儿葬于昭陵。长乐公主的坟墓用的是最高等级的方形覆斗式，甬道设三道石门（一般公主皇妃墓都是一道石门），成了类似号墓为陵的陵墓，墓中放置了许多珍贵的陪葬品。这在唐代已发掘的墓葬中属于规格最高的。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只有一位以天子礼葬的懿德太子是这类规格的陵墓。
城阳公主，唐太宗第十六女，《新唐书》中遗漏的嫡女，从其他史料、墓葬规格可以得出城阳公主乃长孙皇后所生。城阳公主先嫁给杜如晦的次子杜荷，但是杜荷跟随李承乾谋反被杀。城阳公主后来改嫁给薛怀昱的儿子薛瓘，生育三子：薛顗、薛绪和薛绍。其中薛绍是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三个儿子都因为琅邪王李冲起兵而被杀，薛顗、薛绪是直接参与，而薛绍是被牵连。
晋阳公主，唐太宗第十九女，字明达，小字兕子。唐太宗亲自抚养的女儿，亦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女儿。单从封号上说，晋阳是李家的根本所在，太宗给女儿“晋阳”的封号，足可看出他对晋阳公主的喜爱。而晋阳也的确值得太宗喜欢。她性情内敛，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已经“喜怒不形于色”了。同时，她心地善良，太宗脾气刚烈，有时会对大臣们发脾气，遇到这种情况，晋阳一定在看到太宗脸色合宜时为之慢慢缓解，很多大臣受过她的恩惠，也因此都敬爱她。太宗自己善飞白书，晋阳经常跟在太宗身边，久而久之，她能写一笔跟太宗一模一样的飞白字，下人无法分辨真假。但是，这位可爱的小公主可能遗传了父母双方的疾病，身体很不好，在十二岁的时候不幸病逝了。太宗万分悲痛，因此一个多月饮食无常，每天几十次为此哀伤，消瘦得不成样子。大臣们劝慰他，太宗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悲伤没有意义呢？只是不能自禁而已，我也没有办法啊。”为了纪念爱女，也为了给自己一丝安慰，太宗下诏给有关官员，将晋阳的封邑所得的余钱，在晋阳墓旁修建佛祠，为女儿的往生祈福求祷。
新城公主，唐太宗最幼女，生于贞观八年。贞观十六年八月，被封为衡山郡公主，时年九岁，被许配给魏征的长子魏叔玉。但后来这起婚事告吹。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再为新城选夫婿长孙诠，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婚礼正式开始，但是唐代公主的婚礼程序太过复杂，直到五月二十六日太宗死，婚礼也没有完成，直到永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宗的丧期满，新城的婚礼才最后完成。由于长孙无忌在政治斗争失败，长孙诠被流放最后甚至被当地官员杀死。之后东阳公主为妹妹做媒，举荐韦正矩为驸马，而韦正矩也因为尚主，升为奉冕大夫。但是，他与新城的感情不好，甚至不用应有的礼节对待新城，所以在这次的婚姻中，新城是不幸福的。龙朔三年三月，新城突然死亡，高宗很是吃惊，怀疑她的死跟韦正矩有关，于是命令三司审理此案，而韦正矩对此事做不出一个象样的解释，所以高宗认为，韦正矩谋杀新城罪名成立。三月二十二日，高宗命令处死韦正矩，举族流放。另外高宗以皇后葬仪将新城公主葬于昭陵，为众多陪葬墓中离太宗长孙后陵墓最近的一座。墓葬曾多次被盗，尸骨凌乱不全。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墓中壁画上所有侍女的头像都被铲去。传说是因为高宗认为侍女们没有照顾好公主，对公主的死亡有责任，因此没有脸面陪葬公主于地下，遂下令铲去所有侍女头像。
豫章公主，太宗六女，下嫁唐义识。她是由长孙皇后养大的公主，因此也很得太宗宠爱。王方庆所作《魏郑公柬录》中有以下记载：豫章公主薨，公（魏征）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群情悚栗，咸不自宁。臣闻古之王者，绝于期服，此乃前书典礼，列代旧章。陛下发上圣之慈，深下流之恸，素服以来，遂经旬月；悼往之义，足为加隆。伏愿割无已之痛，从先王之礼，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滥蒙重任，不敢寝默。”太宗从之。
【唐史学者评价】
贞观时期，唐太宗治理天下，长孙皇后掌管内廷，那也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长孙皇后自始至终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唐太宗，是太宗的贤内助和方面军。在唐代的皇后中，长孙皇后绝不是最有权力的，但却是最受尊敬和爱戴的。后来的武则天，早期都笼罩在长孙皇后的光环下，一路跟着长孙皇后东施效颦。长孙皇后贤淑、优雅、智慧、大度，用现代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知性女人。
一、知性女人 皇后楷模
高高的宫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在深宫之内，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大部分人会把深宫看做是危险的场所，只有武则天这样的人才会把深宫看做是人生的转折点。其实，看上去风平浪静、不缺吃不少穿的后宫，从来都是阴晴不定，瞬息万变，波涛汹涌的战场。凡是资源集中的地方，永远是争斗激烈的场所，这是历史给出的铁律。
贞观时期，后宫在长孙皇后管理之下，一直是风平浪静。不是这里改变了性质，不是这里缺少了资源，只是因为长孙皇后掌控有力。那是一种柔性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这是长孙氏的力量，也是长孙氏的智慧。
长孙氏勤奋读书，一年四季保持不变。读书使她增强智慧，积累知识，增广见闻。她生活简朴，需求不多。无欲则刚，这是人所共知的。她树立了一个俭朴的榜样，在那个时代特别重要。不但自己俭朴，她要求太子也这样做。有一次太子的奶娘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度不够，皇后就不高兴，说，太子应该关心自己是不是德立名扬，哪有关心用度够不够这种事儿？她胸怀大度。我们都知道后宫关系复杂，但是她处理得很好，唐太宗跟别的宫女生了孩子，宫女因为难产而死，皇后就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像自己亲生的一样，没有半点嫉妒心，树立了当时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别的妃子生病了，她就会把自己的药品拿去给人家用。这些举止，史书称为“下怀其仁”,即下面的人都感怀她的仁德。这就如同将军仁爱，战士乐死一样。
这些，都显示出长孙氏的不同凡响，但是更卓越的是她的自我定位。
长孙皇后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呢？就是以唐太宗为准绳，以皇帝的大业为目标。她自己和自己管理的后宫，都是皇帝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长孙氏始终是唐太宗的一个方面军。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标准的母仪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皇后与其他大臣一样，也是李世民的部下。只要是部下，就有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稳定后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要对朝廷治理天下形成干扰。
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
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
在上级和下级之间，有几种相处的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让下级作出牺牲来满足上级的心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百姓最痛恨的。二是欺上瞒下。这一般是主意大的人才敢于采取的方案，通常也是坏人才会这样干。三是让上下级都不满意，这不可能是一种选项，但确有这样的结果。欺上瞒下者往往如此。四是让上下级都满意，这是最佳方案，但是难度最大。
我们看长孙皇后的这个记载，这不是一个个别事件，而是皇后处理同类事件的一贯做法。这是一个三方关系，后廷的人、皇后和皇帝。后廷中的人犯了大错，皇帝发怒的时候，皇后的方法是“助帝怒”，并请求亲自来处置，决不轻饶。她不是顶着皇帝的怒火，而是顺着皇帝的思路。等到皇帝过了愤怒期，她才开始慢慢调查处理，最后决不能让后廷的人受冤。长孙皇后的最后行为，大家容易理解，毕竟事实更重要，即使是小人物，也不该受冤枉。那么前一阶段的行为，助帝怒，这不是很有问题吗？通常我们对此认识模糊，以为事实最重要，只要有理，就什么都不怕。其实，凡事都要长远考虑，事情过后，领导者依然是领导者，而人人都是讲颜面的，也就是讲尊严。在下级面前，领导的尊严很重要。为了照顾领导的面子而牺牲别人、牺牲真理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影响事实处理的前提下，顾全领导人的面子是有必要的。这是配角必须考虑到的。
我们看长孙皇后，她不仅是皇后的楷模，也是所有干部的楷模。有原则，有方法，这样才能当好配角。会当配角，就是能够理解配角与主角关系的实质，所以也就能够当好主角。
看起来，这些都是小故事，都是配角的小故事。其实呢，都牵涉贞观之治的大问题。贞观之治是中国难得的理性行政时代。不仅皇帝理智大度，皇后也如此，大臣们也如此。大家围绕皇帝工作，千方百计不让皇帝犯错误，所以李世民成就了中国皇帝的最高业绩，所以贞观时代就拥有了理性行政的美名。
皇后病重期间，太子建议皇后赦免囚徒，度人入道。这是常见的争取人心和舆论的方法，也是佛教的功德表现，当时称作“修福”。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我向来不作恶，如果善行无效，那为什么还要求福呢？至于国家大赦，那是国家大事，怎可因我而乱天下法事呢？
这段言论，突显皇后的理性精神。对于生死，抱着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有意追求什么修福长寿。对于大赦呢？她坚决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那是国家大事，不能因我而乱法。
后宫问题众多，稳定是绝对的大局。古来乱局，因中央与地方关系搞不好而造成重大问题的有，但是涉及皇权稳定的问题，多来自内宫。皇帝妻妾众多，不仅争风吃醋，更有争夺继承权的问题。长孙皇后十分自信，从容不迫地管理后宫，为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地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
纳谏的唐太宗和理性的皇后，真是一对难得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价值观如此接近，难怪会为后世称道。长孙作为皇后，她思考的问题仅限于后宫吗？不，在很多问题上，她都是唐太宗的高参
二、政治顾问 皇帝高参
长孙皇后如果仅仅把自己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她的历史地位也是有限的，至少没有我们今天评价的那么高。不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唐太宗的认识中，长孙氏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实际上，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称：“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入宫“不复闻善言”。李世民承认皇后能够弥补自己的过失。这很重要。皇后的很多话，在李世民听来都是“善言”。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们从小同甘苦共患难，相互的信任历经考验，所以，李世民是很听从长孙皇后的劝告的。
李世民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听从皇后的话，历史记载有限。我们从皇后的角度看看，她是如何充当皇帝顾问的。
首先，顾问以不问为前提。长孙皇后这个皇帝的顾问，经常是皇帝问而不答，这给人以强烈印象。皇帝有所问，她就是不回答。皇帝一再问，她就说这是皇帝的事情，我可不能妇人干政。李世民然后就百般解释你没有干政嫌疑，皇后才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什么？皇后真的没有意见吗？是在扭捏作态吗？都不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是让李世民确认是否真的需要皇后的意见。这是一个意见再筛选的过程。皇后只回答李世民确实需要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皇后只回答重要的问题，只回答唐太宗确实拿不定主意的问题。什么小事都问你，你就是秘书，只有大事才问你，你才是顾问。
其次，长孙家的利益，皇后很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皇后一改以往的习惯，不是回避而是坚持。这当然是因为她是长孙家族的最有权势的人，她也自认为对长孙家族有一份责任。对此，两件事最突出。
皇后和长孙无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长孙安业，早年曾有虐待继母和弟弟妹妹的不良记录。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和习惯，后来有了势力的皇后和长孙无忌，一定会报复他们的哥哥的。贞观元年，长孙安业参与了李孝常等人的谋逆阴谋，要杀皇帝搞政变。这当然是重大的政治案件，按照律法，这属十恶不赦之条，一定要杀头。当时也是重要大臣的长孙无忌没有说什么话，可能他的愿望是希望他的这个同父哥哥依法处置。但是，皇后出面了。她对皇帝说：
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
皇后对着皇帝不禁哭泣起来：我们长孙家真是很不幸，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啊。陛下对安业多好啊，没有立什么功劳，却当上了监门将军。他不图报答，反而谋逆，真是死有余辜啊。
皇帝心头立刻乱了，你是什么意思啊？李世民问。
皇后说，我家哥哥干出了这样的勾当，死不足惜，可是天下人会怎么理解啊？人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兄妹迫害哥哥，因为哥哥当年对我们不好，这尽人皆知啊。如果这样，不是很拖累朝廷吗？
李世民说：我当然不会让他拖累朝廷，也不能让他拖累皇后。
最后，长孙安业没有被杀，长流岭南。
长孙皇后的这次努力，确实在保护安业的性命，虽然是从朝廷名声出发进行论证，毕竟是保全安业不死。皇后这样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因为她没有公报私仇，也没有继续发展家庭内部的斗争。这是让人同情的，也是让人赞许的。窝里斗，毕竟是一种丑恶的行径。同样的家庭关系，武则天是怎样处理的？她杀掉了她所有的哥哥，都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武则天成了皇后以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她的哥哥们再不能左右她了。但是，她就是咽不下那口气，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权力是那种东西，即使你远离它，也知道它的强力存在。如果你拥有它，你就会如毒品一样上瘾，而越是过度地运用它，它越会给你快感。长孙皇后拥有一种坚毅的理性，对权力也有这样的理性。在保护安业问题上如此，在阻拦长孙无忌掌权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在唐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在唐太宗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功劳很大。李世民当然最信任他。李世民掌权开始，长孙无忌就担任吏部尚书，后来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尚书仆射，就是贞观时期的宰相。但是，皇后就是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预防外戚干政。这一点，李世民很不理解。所以，还是让长孙无忌当了右仆射。之后，有一次，朝中议论，说长孙无忌有揽权的倾向，唐太宗当众说：我信任无忌，如同信任儿子。朝中的议论戛然而止。但是，皇后还是很坚持，她让无忌自觉退出。无忌当然想掌权，但是敌不过皇后的坚持，只好申请退出，皇上也就同意了。皇后听后很满意。对于外戚干政的防范，有这么必要吗？何况唐太宗是一个很强势的皇帝，怎么可能放任长孙无忌呢？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但是，她比任何人都了解长孙无忌，比任何人都了解李世民。
长孙皇后的远见卓识，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被证实。
长孙皇后对长孙无忌如此防范，而对于另外两个人却是认真推荐，那就是魏徵和房玄龄。李世民对魏徵的纳谏也不是历来心平气和的，有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一摆袖子走了。回到后宫，余怒未消。皇后就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说的还是魏徵。这时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就进到里间，改换了衣服，穿上了朝服，朝服就是正式见皇帝才穿的服装，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皇帝吓了一跳：这是为何啊？她说，我听说史书上说，主贤臣忠，只有君主贤能，臣下才能忠诚。魏徵敢于提出很多意见，那是因为他效忠您，他敢于这样，正好证明陛下是贤能的。现在我有一个贤能的夫君，我能不祝贺吗？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所以我要祝贺。
史书上没有记录李世民的反应，想来一定是喜上眉梢。注意皇后说服皇上的角度，她是从表扬皇上的立场来维护魏徵的直言。试想，她如果从批评皇上度量狭小入手，那么问题一定会更复杂，甚至完全弄糟。这种方式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认识的基础上的。让皇上接受意见，还不能让皇上威风扫地，否则就是南辕北辙了。
皇后不仅能提意见，而且善于提意见，这种方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后宫的事情，皇后也向来如此。长乐公主要出嫁了，因为是皇后亲生女儿出嫁，皇帝特别嘱咐要多准备嫁妆。结果朝廷准备的嫁妆十分丰盛，甚至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出来发言了，说这样于礼不合，于情未安。李世民把魏徵的意见转述给皇后，皇后深有感慨：魏徵真是难得，作为皇帝妻子的我尚且察言观色。过去只听说陛下重用魏徵，不知道理由，现在终于知道了，魏徵是能够“以义制主之情”的人。忠言逆耳利于行，魏徵真是社稷之臣啊。然后皇后命令赏赐魏徵。
我们看到，皇后不仅赞赏魏徵，更能对魏徵进行分析，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能“以义制主之情”，其实，唐太宗也说过魏徵类似的话：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
我相信，唐太宗对魏徵的信任重用，这其中有皇后的因素存在。此外，皇后处处维护皇帝形象，也如同魏徵等人一样。
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喜爱，总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病而暴亡。太宗对养马的宫人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想杀掉她。皇后谏道，过去齐景公以马降罪于人，晏子云：你养马而死，是罪责之一。如果你因马杀人，百姓知道，肯定抱怨你，这是罪责之二。诸侯国听了，必然轻视吾国，这是罪责之三。齐景公这才没有杀人。陛下读书熟知此事，怎么会忘记呢？太宗怒气才解。他还对房玄龄说，皇后拿平常事启发我，真使我受益匪浅。
爱护皇帝的形象，就是爱护国家的形象，是爱护国家的一种重要表现。但是，这个爱护不是护短，不是隐藏皇帝的错误，更不是为皇帝的过错辩护。真正爱护国家的荣誉，爱护皇帝的荣誉，就是减少皇帝的犯错。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这不仅需要皇帝处处从国家利益、民众福祉出发，也需要大臣们从多个方面共同督促皇帝。长孙皇后对于唐太宗而言，是特殊的臣下，她能发挥其他大臣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唐太宗和唐太宗的时代，正气占据上风，长孙皇后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
三、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
长孙皇后和皇帝情真意笃，贞观十年（636），长孙氏三十六岁的时候去世。皇后临死之际，对皇帝说了一番话，可以看作是政治遗嘱。一是相信房玄龄，二是不要重用外戚，三是要求薄葬。除了第三个问题以外，前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唐太宗的最终名声，也关系后来的政局。
皇后病重的时候，房玄龄正好犯了一个错儿，被李世民停职。皇后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当，所以把这件事提出来。皇后认为，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最值得信任。对于房玄龄的信任，唐太宗最后可以说是做到了，至少唐太宗让房玄龄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去世，这之前，太宗保证了房玄龄没有出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想扳倒房玄龄，都被太宗挡住了。保住了房玄龄，就是保住了唐太宗的英名，保住了贞观之治的名声。没有皇后临终前的嘱托，唐太宗是否能做到，真的不敢说。
另外一个遗嘱，唐太宗有一点不明白，怎么在他的时代会出现外戚干政？对于长孙无忌，他既了解又信任。不过，太宗至死也没有忘记皇后的遗嘱。他依然重用长孙无忌，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至于最后长孙家族在高宗时的覆灭，责任不在长孙皇后，也不在唐太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孙皇后最担心的后果，后来还是可怕地出现了。
皇后怎么能够洞察到后来的局面呢？
这个世界上，长孙皇后最熟知两个人，一个是哥哥长孙无忌，一个是夫君李世民。只有妹妹才知道，在艰难的岁月里，长孙无忌如何渴望翻身，如何渴望获得权力，扬眉吐气。他的这些渴望已经到了心理扭曲的程度。而在现今的政治旋涡中，特别是在李世民的高度信任的前提下，长孙无忌的这些渴望真的可能实现。这在皇后看来是可怕的，渴望已久的权力一旦获得，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贪婪，一切恶果都可能发生。于是，皇后才在临死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皇后不直接对李世民说出来呢？她可以说，我的哥哥我知道，他的权力欲望过于强烈，重用他一定会出现干政局面。如果这样说了，唐太宗真的开始防范长孙无忌，甚至猜忌起来，那也一定是一场悲剧。这也不是皇后所愿意看到的。所以，唯一两全的办法是，让李世民保持与无忌的良好关系，但是绝不重用。
长孙皇后真是用心良苦。后来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们能说什么呢？皇后已经尽心了。悲剧属于长孙无忌，绝不属于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636）六月二十一日，皇后崩于立政殿。宫中女官把皇后编撰的《女则》一书呈给唐太宗，说：皇后生前把历代妇人参政得失的历史编成此书，自觉文字尚不精练，不敢呈献，不想皇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完就……太宗打开书卷，不禁失声痛哭。史书记载：“上览之悲恸”，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内心悲伤，放声痛哭。
想一想整日高深莫测的皇帝；想一想唐太宗这个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的马上英雄；想一想玄武门下，唐太宗一箭封喉，让他哥哥眨眼间死于马下……总之，如今唐太宗失声痛哭的样子，让人感到落差太大。不过，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皇后的去世，确实让唐太宗感到悲伤，心中空空如也，忽然之间丧失了依靠。史书记载，唐太宗说：以后入后宫，再也听不到她的规谏了。
皇后六月去世，十一月埋葬于昭陵。太宗经常想念皇后，不能自已，于是在宫苑之内修建一个多层塔楼，为的是便于自己经常登临，瞭望昭陵。有一次，太宗引领魏徵同登塔楼，让魏徵看昭陵。魏徵说：在哪里啊，我眼睛不好，看不到啊。太宗就用手指示：那不就是昭陵吗？啊？魏徵故意打马虎眼说，啊，是昭陵啊，我还以为你要看献陵呢，要是看昭陵，我早就看到了。魏徵这话，含义很隐晦。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皇后先死，所以先葬，后来太宗死后与皇后合葬于昭陵。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他在贞观九年去世，埋葬于献陵。魏徵的意思是：作为儿子，你不想念父亲，单单想念妻子，这让天下人知道了，可不是一个好榜样啊。毕竟，我们是以孝治天下啊。魏徵的意思，唐太宗何尝不懂？但是他太想念皇后了。在魏徵面前，太宗大概也用不着掩饰，他再一次哭了起来。
这次痛哭之后，太宗下令拆毁这座塔楼。那座思念之楼虽然拆了，但在太宗的心中，思念之楼永远高耸。
【环球杂志评论】
长孙皇后，贞观之魂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凌晨，数百甲士正在迅速而安静地集结。秦王府内外弥散着肃杀的气氛。谁都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为了争夺帝位而兄弟阋墙，是注定要以鱼死网破来收场了。秦王府的甲士远远少于东宫和齐王府。李世民不得不孤注一掷，决定在今天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和李元吉。能否在玄武门以最快速度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并进入宫中控制唐高祖将是这最后一搏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李世民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带到玄武门。他知道，眼前这壮丽的王府、美丽的女人和可爱的孩子在政变开始后一定会遭到东宫和齐王府甲士泄愤式的攻击。可他别无选择。为了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集中手中所有的力量去把握那仅有的一线战机，李世民忍痛抛弃了自己的一切。他唯一割舍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在这么一个凶险时刻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也许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可是，他已经决心要与长孙氏生死与共。
长孙氏婀娜的身影迎着血色的曙光，穿行在虎背熊腰的甲士行列中间。在决定生死存亡的一刻，长孙氏来到了丈夫和他的甲士中间。她坚定的眼神鼓励着每一位即将和丈夫并肩血战玄武门的将士。一颗颗为将要开始的血战而激烈跳动的心在长孙温和的言语慰勉下变得平静而坚定。
为了避免兄弟间自相残杀，长孙氏在过去的几年中曾付出过最大的诚意。在李世民兄弟的争斗中，唐高祖基本上是站在了李建成一边，通过压制李世民来维护长子继承的宗法原则。这使得长孙氏恭敬地对待高祖和他身边的妃嫔显得极为重要。她必须在宫廷中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以自己的表现为丈夫消解误会，争取更多政治空间并推迟最后摊牌的时间。她一直尽心竭力地用自己的孝顺博取唐高祖的欢心，努力周旋于妯娌间，试图弥合李氏兄弟濒临破裂的关系。可男人们的政治并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在血腥残忍的夺嫡大战中，一切和解的努力注定徒劳。武力解决，是他们面前唯一的求生之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史称“动循礼法”的长孙氏没有迂腐地用礼法来阻拦李世民选择暴力。相反，她为他备好了战衣。长孙氏自己也毅然跨上战马。到玄武门去！去面对自己的不测命运
——最后，他和她，在玄武门赢得了整个天下。
一个月后，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长孙氏也正位中宫，被册封为皇后。他们将共同迎来一个属于他们，也属于整个民族的光辉时代。
长孙皇后出身于北朝的“帝室十姓”。她的祖先是北魏皇族拓跋氏的长房，故改姓“长孙”。长孙皇后的父亲长孙晟曾在突厥沙钵略可汗面前力挽长弓，一箭射落双雕。他也因这神奇的箭术被突厥人敬之为神。“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长孙家因此有了“霹雳堂”这个堂号。一如“一箭双雕”这个成语指的往往不是箭术而是谋略，长孙晟拥有超人的智慧。他的一条“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策几乎让称霸大漠多年的突厥一时间土崩瓦解，为中原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在十七年前一瞑不视，把一双小儿女弃在尘世间。前妻留下的儿子长孙安业是一个无赖的酒徒，在父亲死后欺侮自己的异母弟妹。无奈之下，兄妹俩只好暂时栖身舅父家。八岁的长孙氏在一夕间读懂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不过，父亲下世后的那段辛酸遭遇不曾让长孙皇后从此偏激、狭隘地理解生活。在短暂的一生中，长孙皇后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用心呵护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个曾将她扫地出门的长孙安业。长孙皇后对他相当亲厚，不仅大度地宽恕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品级不低的武职，仿佛早年从没有过任何的不愉快经历。可是，在追查义安王李孝常阴谋发动一场宿卫兵叛乱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身为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也卷入了这个惊天阴谋。这一次，恩将仇报的他再没有任何理由乞求皇后的原谅了。可长孙皇后还是流着眼泪恳请丈夫留长孙安业一条性命。看在结发妻子的面上，唐太宗勉强放了长孙安业一条生路，将他流放巂州。
豫章公主出生不久就失去了亲生母亲。长孙皇后爱怜地将她留在自己身边，悉心地照料。光阴荏苒，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也到了出嫁的时候。大臣魏征风闻长乐公主的嫁妆可能比她的姑姑永嘉公主多出一倍后，固执地认为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难到一个天子没有权利给予自己的爱女一点点偏爱么？这本就是自己的家事，还是很小很小的家事。回到后宫，唐太宗随口把魏征大惊小怪的样子告诉妻子。没想到，长孙皇后却把这点事情放在了心上。在她的安排下，长乐公主只得到了她应得的嫁妆。事后，长孙皇后让人给魏征送去了四百匹绢、四百缗钱和温和的勉励。
这可不是她第一次回护梗直的魏征了。上回，唐太宗退朝在妻子面前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他恶狠狠地说，总有一天要杀了这个田舍翁。谁让皇帝如此生气呀？长孙皇后温和地走上前来。其实，她心知肚明：又是魏征在朝堂上不留情面地当众指出唐太宗的过失。可是，她要给怒火中烧的丈夫一个发泄的机会。在唐太宗愤怒地控诉魏征的种种无礼情状的时候，长孙皇后安静地扮演着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她知道，魏征是对的。等唐太宗渐渐平静下来后，长孙皇后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片刻之后，她换了一身盛装，回到了唐太宗面前。在皇帝惊讶的目光注视下，长孙皇后从容地解释道，自己听说“主明臣直”；现在，魏征敢于直言正是因为陛下圣明。所以，她要穿上出席盛典才用的服装，郑重地向皇帝祝贺……
多少年来，这个故事被人反复地讲述。它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皇后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唐太宗得到了温柔的提醒。这使我们在男性无情的政治世界中感受到温柔力量的力度。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皇后那种母性的关怀，缺少了贞观时代的和谐。随后的一千多年里，大臣们在帝王的面前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又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不再和谐的政治关系。他们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来刻意表现自己，却对社会进化的总体方向一无所知；他们自怨自艾，却又自高自大；在肉体上受虐，却在精神上施虐于君父——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意会到长孙皇后故事背后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