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科举四宴——鹿鸣琼林，鹰扬会武
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它始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7年），一直沿袭到清光绪31年（1905年），历时1300多年。为了笼络天下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为统治者效劳，古代科举制度还组织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参加由官方、朝廷主办的盛大庆祝宴会，以示恩典，这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举四宴。
由于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四宴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
鹿鸣宴
“鹿鸣宴”是为乡试后新科举人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用，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悠悠鹿鸣”……而取名为“鹿鸣宴”有祝贺之意。此宴设于乡试放榜次日，宴有地方官吏主持，宴请之人除新科举子外，还有内外帘官(考场工作人员)等。据《新唐书·选举志》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 韩愈在《送杨少尹序》中也写到“杨君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
科举贺宴为何名叫“鹿鸣”呢？原来，鹿与禄谐音，古人常以鹿来象征“禄”的意思，以为有“禄”就能升官发财，新科中举乃是入“禄”之始。但古人比较含蓄，不愿把升官发财挂在口上，因为这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是有距离的，于是就取了“鹿鸣”这个有些诗意的名字。
琼林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始于宋代。宋太祖规定，在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并赐宴庆贺。由于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举行，“琼林苑”是设在宋京汴京（(今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宋史·乐志四》又载：“政和二年，赐贡士闻喜于辟雍，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所以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仍可统称“琼林宴”。据载，辽也曾设宴招待新科进士，地点在内果园或礼部，但也沿袭宋人，称之为“琼林宴”。
宋朝状元文天祥曾有一首《御赐琼林宴恭和诗》描写琼林宴盛况：“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鹰扬宴
“鹰扬宴”是武科考乡试放榜后而设的宴会。清制，武乡试放榜后，考官和考中武举者要共同参宴庆贺，其宴就叫“鹰扬宴”。清吴荣光《吾学录·贡举》载：“武乡试揭晓翼日，燕（宴）监射主考执事各官及武举于顺天府，曰鹰扬燕（宴），仪与鹿鸣燕(宴)同。”
所谓“鹰扬”，乃是威武如鹰之飞扬之意，取自《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大意是颂扬太公望的威德如鹰之飞扬）”之句。鹰扬既是对新科武举人的勉励，又是考官们的自诩。
会武宴
“全武宴”是武科考殿试放榜后举行的宴会。古代科举，自唐开始，武科殿试放榜后都要在兵部为武科新进士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名曰“会武宴”。这在清吴荣光的《吾学录·贡举》中也有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宴）有事各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宴)。”清梁章钜《浪迹丛谈·武生武举》也云：“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
武科殿试不同于武科乡试，故会武宴的规模比鹰扬宴要气派得多，排场浩大，群英聚会，盛况空前。
在封建时代，学子们不仅把这种宴会当做殊荣，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做学术地位、任职高低的一种标志。尽管与宴者是少数人，但对大多士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都视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奋力追求。
什么是《九歌》？——哀婉缠绵，托以风谏
《九歌》的名称，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可见这是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九”表示由多篇歌辞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
王逸《〈九歌〉序》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清王夫之驳王逸说，(引王逸序全文，略。)今按逸所言“托以风谏”者，不谓必无此情。而云“章句杂错”，则尽古今工拙之辞，未有方言此而忽及彼，乖错瞀乱，可以成章者。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故为就文即事，顺理诠定，不取形似舛盭之说，亦令读者泳泆以遇于意言之表，得其低回沉郁之心焉。按逸言“沅湘之交”，恐亦非是。《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迨后顷襄信谗，徙原于沅湘，则原忧益迫，且将自沉，亦无闲心及此矣。
王瑶先生分析，《九歌》本来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歌曲的名称，屈原借用旧题，又吸取了民间乐歌的精华，一共写了11篇诗，总题为《九歌》。因为这是根据民间祭祀乐曲加工写成的，富有神话的色彩和优美的想像，因此内容与《离骚》等篇的抒写悲愤忧思的篇章不同，风格清新典丽，写得异常生动和精练。11篇中首尾两篇《东皇太一》《礼魂》是祭祀时的迎神曲和送神曲，内容是铺叙祭礼的仪式和过程的，写得庄严肃穆。其余九篇中各有专祀，“湘君”“湘夫人”“河伯”都是水神，“山鬼”是山神，“大司命”“少司命”是星神，“东君”是日神，“云中君”是云神。除《国殇》一篇外，这些祭祀自然神的篇章大致都用抒情的笔调或对话的形式，来写一种爱恋、思慕以及悲欢离合的情绪。这些神都是被作者人格化了的，其中常常写到人神之间的恋情，这大概是受到民间情歌的影响。《国殇》一篇是祭祀战死的无名英雄；内容叙述战争的壮烈和歌颂死者的英勇，写得非常悲壮慷慨。《九歌》的文字风格很优美，可以说是一种清新美丽的抒情诗。像“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类名句，向来是为人所传诵爱好的。《九歌》的内容、风格虽然和屈原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但在遣辞用意上仍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例如爱写美人、香草等等，因此《九歌》也是屈原作品中的重要部分。
什么是《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
《九章》是《楚辞》篇名。包括9篇作品。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这9篇的作者，王逸都定为屈原。
宋代洪兴祖则疑《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4篇非屈原作（《楚辞补注》）。明代许学夷也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非屈原口气，疑为唐勒、景差等人所作（《诗源辨体》）。清代顾成天则定《惜诵》、《惜往日》二篇为河、洛间人所作(《读骚别论》)。而近人还有说《哀郢》为庄辛所作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但所有这些怀疑，多以文气为判定真伪的标准，尚无确凿有力的证据。
关于《九章》名称的意思，王逸训“章”字为“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显系出于汉代经生陋说，不足为训；朱熹认为《九章》乃“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楚辞集注》），较为合理。至于辑录、题名者，或认为是刘向，或认为是淮南王幕府中的文学之士，尚无定论。
关于《九章》各篇的写作时、地问题，王逸认为它们都是屈原流放于江南时所作；朱熹则认为“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细观《九章》各篇内容，朱说较符合作品实际。至于《九章》中各篇的具体写作时间及其排列次序，明代黄文焕，清代林云铭、蒋骥及现代楚辞学者各有考订，说法不一。
《九章》各篇的思想内容，因并非出于一时一地，所以应当分别看待。其中：
《惜诵》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内容略与《离骚》前半篇相似。
《涉江》似是自叙放逐江南的行迹，反映了诗人高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哀郢》一说作于庄□暴郢之后，一说作于白起破郢（前278）之后，抒写了诗人对破国亡家的哀思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抽思》大概作于屈原被疏于汉北之时，抒发了诗人见疏于怀王之后的怫郁幽怨之情。
《怀沙》为屈原自沉之前不久所作，一说为怀沙石沉江，一说为怀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的决心。
《思美人》反映了诗人思念其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
《惜往日》有人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概叙了诗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也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桔颂》一般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通篇就桔的形象和特征作出拟人化的描写,可以看成是作者人格和个性的缩影。
《悲回风》则流露了一种低徊缠绵的忧苦之情。
《九章》各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也不一律。其中《桔颂》一篇清新秀拔，别具一格，从辞赋的体裁上说，开了体物写志的先河。《哀郢》、《涉江》、《怀沙》三篇情景交融，诗味腴厚，在《楚辞》中允称上品。其写景之句如“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宛然如画。抒情语句如“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恳挚缠绵,颇有回肠荡气之致。至于《惜往日》、《悲回风》二篇，艺术上较他篇略为逊色。《九章?桔颂》图清代门应兆作。
何谓“五刑”——墨劓剕宫辟，笞杖徒流死
中国古代对罪犯使用的五种刑罚的总称。中国自夏代就开始有了刑罚，商代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在古文献和甲骨文中都有记载，到西周已较普遍施行。西汉初曾废除残伤肢体的肉刑，以笞、杖代替。虽至汉末肉刑并未真正废除，但传统的五刑制度已开始发生变化，历魏、晋、南北朝，不断有关于废除和恢复肉刑之争，并对原有的五刑屡加更定。到隋、唐时期，商周以来的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制度，终于为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所代替，直至明、清沿用不改。
墨 在罪犯面部、耳后、颈项、手臂上刺刻后涂以墨的刑罚，是最轻的刑罚。战国时秦称为黥刑，广泛适用，并与其他刑罚相结合。汉文帝废肉刑时，黥刑被废。魏晋南北朝时期间或使用，到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再度被废。隋唐无此制。五代后晋恢复黥刑，改称刺字，并与流刑结合使用，称为刺配，沿用至清。刺字的对象、部位、形状各代不尽相同。清末法制改革，刺字废。
劓 割掉鼻子的刑罚。重于墨刑，轻于剕刑。起源于夏，周代广泛适用。战国及秦时与其他刑罚结合使用。汉初亦沿用劓刑。汉文帝除肉刑，以笞刑代替劓刑。但直至南北朝时，劓刑尚间或使用。隋以后不见于刑典，只有金国早期对于犯重罪的赎刑者（见赎免），仍要割掉鼻子或耳朵，以别于一般平民。
刖 断足的刑罚。也称剕刑。重于劓刑。春秋战国时普遍施用。齐国因受刖刑者多，曾出现“屦贱踊贵”现象，踊就是刖足者穿的鞋。秦及汉初，罪重者斩右趾，罪轻者斩左趾。汉文帝除肉刑，改刖左趾为笞五百，刖右趾为弃市。至汉景帝时，又下令应弃市的犯人，如愿意刖右趾，可以听许，废除的刖刑又被恢复。自魏晋以后，律典中已无刖刑的规定。但间或亦有实行刖刑者，如唐初一度以断右趾作为减死罪的刑罚。
宫 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的刑罚。始于夏代苗族的蒼刑，夏族袭用，秦、汉时亦称腐刑、蚕室刑、阴刑。男子割势即割下男子生殖器。女子幽闭，古有两说。一说为禁闭于宫，另一说为用棍棒椎击女性胸腹，使胃肠下垂，压抑子宫堕入膣道，以妨交接。宫刑最初用以惩罚淫罪，后来也适用于谋反、谋逆等罪，并扩大到连坐的犯人子女。秦统一六国后曾大量适用。汉文帝除肉刑而宫刑不废。汉景帝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自汉至南北朝时期，宫刑时存时废，到隋开皇（581～600）初年正式废除 。后来辽穆宗应历十二年（962）又一度恢复，以后各朝律令没有宫刑。
大辟 即死刑。其名称和执行方式各代不尽相同。先秦时有炮烙、剖腹、醢、脯、戮、斩、焚、踣、罄、轘、辜等。战国及秦有凿颠、镬烹、抽胁、车裂、囊扑、枭首、腰斩、弃市等。汉初以腰斩、弃市、枭首为主。北魏有轘、腰斩、殊死（断头）、弃市四等，后改为枭首、斩、绞三等。北齐、北周因袭不改。隋、唐定死刑为斩、绞两等。五代和宋大抵仿效隋律，此外，还有不载于律书的凌迟（即分割犯人的肢体）。辽初还有投悬崖、射鬼箭、五车轘、生瘗（活埋）、炮掷等目。金代有击脑。此外，历代还有法外酷刑，如棒杀、剥皮、醢。
笞 用竹板或荆条拷打犯人脊背或臀腿的刑罚。在奴隶社会已广泛使用。秦律有“笞十”、“笞五十”的规定。汉文帝除肉刑时，用笞来代替肉刑。汉景帝时因笞刑过重，减笞500为300，300为200。后又改300为200，200为100。同时定《箠令》，规定以竹代小荆，削平其节；笞臀部，中途不得更换行刑人。魏晋时，妇女受笞刑笞背。南北朝时的杖刑，实际上即隋以后的笞刑，且多作为流刑、徒刑的附加刑，其数在200以下，数量不等。隋改鞭为笞，分为10、20、30、40、50五等，并皆可用铜赎。唐沿隋制，并规定受刑人腿、臀分受，亦允许自愿背、腿分受者。宋沿唐制，亦分笞为五等，但允许以笞折臀杖，笞五十者折臀杖十一。辽无笞刑，但有木剑、大棒击背，类似笞刑。金国旧制，轻罪笞以柳条。元代笞刑分7、17、27、37、47、57六等。明、清笞刑沿袭唐、宋制，分五等，可赎刑。
杖 用大竹板或大荆条拷打犯人脊背臀腿的刑罚。起源甚早，《尚书?舜典》就有“鞭作官刑”的记载。汉、魏、晋都设有鞭杖的刑罚。至南北朝梁武帝时把杖刑列入刑书。北魏开始把杖刑与鞭刑、徒刑、流刑、死刑并列，为五刑之一。北齐、北周沿袭魏制，依杖数分等，并均允许以金赎。隋代废鞭刑，代以杖刑；另立笞刑，以代替原来的杖刑。凡所犯重于五十笞者，则入于杖刑。唐代杖刑同隋。唐律规定，杖皆削去节目；决杖者，背、腿、臀分受。宋沿唐制，亦分五等，并将杖刑作为附加刑。辽、金、元也均有杖刑规定。明、清杖刑依唐、宋制，至清末，杖刑废。
徒 即徒刑，并强制服劳役。起源很早。商代就有牢狱“圉”，周代除死刑外，其他处肉刑的罪犯都须服劳役，为当时五刑的附加刑。秦、汉根据劳役的性质、徒刑期限和有无附加刑，分徒刑为若干等级。魏晋以“髡”、“耐”（为徒刑犯人剃发、剃须）作为徒刑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徒刑名称。北魏徒刑按劳役年限分为各种等级，因此又称年刑。北齐时由于有附加刑“耐”，也称“耐罪”。当时除“耐”外，还附加鞭、笞，有的还须带刑具“钳”。北周开始正式称“徒刑”，并附加鞭、笞，允许以金赎罪。隋唐徒刑作为五刑之一，亦分五等，刑期为1～3年，每等之间相差半年，且不附加笞、杖，准许以铜赎刑。五代基本沿用唐制，但恢复了加杖制，实际上是一罪两刑。宋代实行折杖制度，即折减笞杖数目 ，杖后不再服劳役。辽代有终身刑 ，还加杖，并“黥面”。金代徒刑与唐、宋同，唯将五等改为七等。元代徒刑又分为五等，并附杖刑。明、清徒刑基本相同，即分为五等加杖，准许以钱赎。
流 把罪犯押解到边远地方服劳役或戍守，不得离开该地区的刑罚。流刑刑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流宥五刑”，作为对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宽宥的一种刑罚。流刑的名称，历代不同，有时称放、迁、徙。北魏流刑没有远近差别。北齐正式将流刑列为五刑之一，亦无里程之差。到北周，流刑从流至距皇畿2500～4500里分为五等，也有时间限制，最长为六年。隋代流刑分三等，也称三流。应配者分别居作二年、二年半、三年。应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唐代流刑亦分三等，其里数比隋代流刑各加1000里，其居作期限则缩短为一年。役满编所在为户，谓之“常流”。此外，有役三年者，谓之“加役流”。唐代流刑许以铜赎。宋代流刑所流里程和役年与唐代相同，但附加脊杖。元代没有流刑。明代流刑沿宋制，均附加杖，并可用铜赎。清代流刑与明相同。
死 即死刑。隋、唐定死刑为斩、绞两等。五代和宋基本仿效隋律，但自五代始有凌迟。辽代将凌迟定为正式刑名，将死刑定凌迟、斩、绞三等。元代同。明、清法定死刑虽仅斩、绞两等，但有法外刑，如棒杀。
河图洛书——上古星图，宇宙魔方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太极阴阳四象五行八卦九宫皆可追溯于此，被誉为“宇宙魔方”。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境内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对此，中外学者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象栩栩如生，与近代几无差别。河图四象、二十八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且埋葬时已知必被发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则为洛书图象，距今约5000多年。可知那时人们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图、洛书之数了。据专家考证，形意墓中之星象图可上合二万五千年前。这说明邵庸等先哲认为“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其言不虚。
一、河图
（一）河图之象
河图用十个黑白圆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如下：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木。
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行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行为金。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行为土。
（其中，单数为白点为阳，双数为黑点为阴。四象之中，每象各统领七个星宿，共二十八宿。）以上为《河图》。其中四象，按古人座北朝南的方位为正位就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此乃风水象形之源也。
（二）河图之数
1．天地之数：河图共有10个数，1、2、3、4、5、6、7、8、9、10。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阳数相加为25，阴数相加得30，阴阳相加共为55数。所以古人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即天地之数为55，“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即万物之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而已。
2．万物生存之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一为水之生数，二为火之生数，三为木之生数，四为金之生数，五为土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成数，九为金之成数，十为土之成数。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存皆有其数也。
3．五行之数：五行之数即五行之生数，就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也叫小衍之数。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故九为阳极之数。二、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之极数。阴阳之数合而为15数，故化为洛书则纵横皆15数，乃阴阳五行之数也。
4．大衍之数：大衍之数50即五行乘土之成数10；同时也是天地之数的用数。天地之数55，减去小衍之数5得大衍之数50，其中小衍为天地之体数，大衍为天地之用数。所谓“大衍之数50其用49”，就是用大衍之数预测的占筮之法：以一为体，四十九为用，故其用四十又九。
5．天干交合之数：河图之数十，乃十天干之数也。交合之数为：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德。正是万物生存之数。所以甲己合为一、六共宗，乙庚合为二、七同道，丙辛合为三、八为朋，丁壬合为四、九为友，戊癸合为五、十同德。十天干经交合之后，化为天干交合之五行，将河图五行之体化为天干五行之用。
6．六甲纳音之数：天地之数55加上五行之数5，合化为60甲子五行纳音之数。十天干之阴阳五行与万物相交，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各发出12种声音，无声无音不计，按河图北、东、南、西、中成象五位五行共60纳音。乃天地五行声音之数也。
（三）河图之理
1．河图左旋之理：坐北朝南，左东右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为五行左旋相生。中心不动，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左旋；二、四、六、八、十、为阴数左旋；皆为顺时针旋转，为五行万物相生之运行。我们知道，银河系等各星系俯视皆右旋，仰视皆左旋。所以，“生气上转，如羊角而升也”。故顺天而行是左旋，逆天而行是右旋。所以顺生逆死，左旋主生也。
2．河图象形之理：河图本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在天为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在地成形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天之象为风为气，地之形为龙为水，故为风水。乃天星之运，地形之气也。所以四象四形乃纳天地五行之气也。
3．河图五行之理：河图定五行先天之位，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间土。五行左旋而生，中土自旋。故河图五行相生，乃万物相生之理也。土为德为中，故五行运动先天有好生之德也。
4．河图阴阳之理：土为中为阴，四象在外为阳，此内外阴阳之理；木火相生为阳，金水相生为阴，乃阴阳水火既济之理；五行中各有阴阳相交，生生不息，乃阴阳互根同源之理；中土为静，外四象为动，乃阴阳动静之理。若将河图方形化为园形，木火为阳，金水为阴，阴土阳土各为黑白鱼眼，就是太极图了。此时水为太阴，火为太阳，木为少阳，金为少阴，乃太极四象也。故河图乃阴阳之用，易象之源也。易卜乃阴阳三才之显也。
5．河图先天之理：什么叫先天？人以天为天，天以人为天，人被天制之时，人是天之属，人同一于天，无所谓人，此时之天为先天；人能识天之时，且能逆天而行，人就是天，乃天之天，故为后天。先天之理，五行万物相生相制，以生发为主。后天之理，五行万物相克相制，以灭亡为主。河图之理，土在中间生合万物，左旋动而相生，由于土在中间，相对克受阻，故先天之理，左行螺旋而生也。又，河图之理为方为静，故河图主静也。
河图之象、之数、之理、至简至易，又深遂无穷。
二、洛书
（一）洛书之象
洛书本为彩图，但古时印刷困难所以仍用黑白点作图。将河图四方的八个数旋转而排成八方而显八卦，每方一个数纳地支十二气象，就是洛书之图了。只不过将火的2、7数与金的4、9数交换了位置，同时土五为中显用而寄八方，故为九星，土十则不显而藏于用。这样成：戴9履1，左3右7，4、2为肩，8、6为足，5居中央，九个数纵横交叉皆为十五数，尽显五行之妙，将先天之体化为后天之用了。其图如下：
北方：一白点（白），地支子，卦象坎；
南方：九紫点（白），地支午，卦象离；
东方：三碧点（白），地支卯，卦象震；
西方：七赤点（白），地支酉，卦象兑；
东北：八白点（黑），地支丑、寅，卦象艮；
东南：四绿点（黑），地支辰、已，卦象巽；
西南：二黑点（黑），地支未、申，卦象坤；
西北：六白点（黑），地支戌、亥，卦象乾；
中间：五黄点（白），随时运而游八方或不动，无定支，无常象，统化八方也。
以上乃洛书之象。（黑）、（白）、表示阴、阳。
（二）洛书之数
1．五行之用数：洛书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阴阳和为四十五数，乃五行之用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是卦象占筮体用之数。大衍之数五十，去五行之体数五，其用四十五为五行万物之用数也。此乃大衍五行之体用，显五行万物生死存亡之数也。
2．三才之运数：五行之数为五，即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阳数合为九，阴数合为六，故卦爻里阳爻称九，阴爻谓六也。阳阴合为十五数，乃三才五行之数也。三才者”天、地、人”。天有五行，地有五行，人有五行，合之为十五数也。故纵横交叉，上下左右，四方八面，皆难逃三才五行之数也。
3．九星之数：河图为四象十干之数，洛书为九星八面之数。九星之数为逆行：九紫、八白、七赤、六白、五黄、四碧、三绿、二黑、一白……，每年一星，一直运行到现在。当年所在之星的卦象，就是当年出身之人的风水命卦，至今仍适用。此数与吉凶关系密切，故多用紫白九星测吉日。
4．体用周天之数：洛书之数九，取一为体，八为用，是九星用八卦也。运数十五，周流八方为一百二十数，共三才而合之即360数，为周天之数。同理，其用数45，周流八方亦得周天之数360也。
5．地支之数：子1、丑2、寅3、卯4、辰5、巳6、午7、未8、申9、酉10、戌11、亥12、为地支之数。由天干河图之数根据地理演化而成，故子水1、寅木3、辰土5、申金9、午火7，各取河图五行之阳数也，主五行地支之化数。而十二月令之数则是：寅1、卯2、辰3、已4、午5、未6、申7、酉8、戌9、亥10、子11、丑12，主万物存亡之顺序了。
（三）洛书之理
1．右旋相克之理：河图天道左旋而生，洛书地道右旋而克。故1、6西北克西南2、7先天之火；2、7西南克东南4、9先天之金；4、9东南克东北3、8先天之木；东北3、8克中5先天之土；中5之土克西北1、6先天之水；皆右旋而克先天之数也。
2．右旋相耗之理：洛书五行乃五行之用，故有相耗之理。坎一之水消耗乾六之金；兑七之金消耗坤二之土；离九之火消耗巽四之木；震三之木消耗艮八之土；艮八之土消耗坎一之水；故五行八卦右旋相耗也。
3．相对冲克之理：由于中土显用于八方而不自守中，故洛书五行八方相对冲克。坎一之水克离九之火；乾六之金克巽四之木；兑七之金克震三之木；坤2死土冲艮8生土。同理，地支则子水冲克午火；酉金冲克卯木；申金冲克寅木；亥水冲克己火；辰、戌阳土湿燥相冲；丑未阴土寒热相冲。相对冲者，其数皆合而为10，为土之成数，乃阴土之数也，阴为静，静极生动，故10不自显，而显于九宫八卦12支之动也。
4．八方阴阳之理：河图四方四面，洛书八方八面。任一平面皆东西南北为四正，阳数一、三、五、七、九、居之；四隅为偏，阴数二、四、六、八、居之。洛书将河图的四面化为八方，五行数位也动而变之：一仍是水，六化为金；三仍是木，八化为土；二化为土，七化为金，四化为木，九化为火；五仍为中，显用而游寄八方；十为体显于合用之数而不自显。故河图之数为十，以一为体九为用，其用为洛书；洛书九宫，中五为体显用以八卦，乃阴阳用于万物与人也。
5．紫白九星之理：洛书九星又称紫白九星，皆落于九宫。九星按一定规律轮回，既可以用于元运，又适用于年运及个人风水命卦，还可以每日一星测吉日。九星用于元运上分上下二元，共180年，每星管20年。五黄星的20年前10年寄上元四碧星，后10年寄下元六白星。（若按60甲子起运则分上、中、下三元，仍是180年，运数亦与九星合。）九星之理用于风水命卦，则是上元甲子男起一白星顺行；女起五黄星逆行，同元运一样永恒推移。如今年2004甲申年为下元八白艮运第一年，人事风水命卦为：男二黑坤卦，女一白坎卦。
6．洛书与先天八卦数理：洛书九数，相对之和为十，为河图之用数，乃人与万物之用数也；先天卦八数，相对之和为九，为洛书之用数，乃人通天彻地之数也。故邵氏梅花易数，用洛书之图，用先天卦数也，乃尽人通天彻地之能也。
河洛之象，人人皆可视之，河洛之数，识者皆可推之，河洛之理则深妙无穷矣！故，得象可会其意而推其数，得数可忘其象而思之理，得理者”象数皆荃蹄”也。又：洛书为圆，主动。
什么是十八般兵器？
在古典小说和传统评话中，常说武艺高强的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十和般武艺是指使用“十般兵器”的功夫和技能。
“十八般兵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在我国古籍记载里认为，刀、枪、弓、箭为黄帝所造；“二八般兵器”是战国时代军事家孙膑、吴起所创。其实这些兵器的出现比黄帝、孙膑、吴起时代要久埃尔富特是多，至少在中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防身和狩猎需要，就开始懂得制造和使用木棒、石刀、石斧等一类原始的兵器（不妨说也是生产工具）。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个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用石料、兽骨和蚌壳磨成的箭镞。
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开始使用青铜铸造刀、枪、钺等兵器。战国时代，懂得使用铁来铸造制兵器。到了汉代和魏晋时期。战国时代，民生得使用铁来铸造制兵器。到了汉代和魏晋时期，由于我国南方冶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开始普遍使用铁和钢铸造刀、枪、剑，各种各要的兵器也开始多了起来，南北朝以后，铜制的兵器就看不到了，都由铁和钢代替。到了明代，“十八般兵器”基本上已完备定型。
“十八般兵器”一词在古书中还找不到，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清代褚人获《坚瓠集》两书中都只有“十八般武艺”之说。显然，“十八般兵器”一词是后人所造。“十八般兵器”究竟指的是哪些兵器，，因为年代、地区和流派的不同，对“十八般兵器”的解说也各异。汇总起来。古今有以下十多种不同的说法。
据《五杂俎》和《坚瓠集》两书所载，“十入般兵器”为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黄、锏、挝、殳（棍）、叉、耙头、锦绳套索、白打（拳术）。后人称其为“小十八般”。
今天，武术界普便对“十八般兵器的解说则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镗、棍、槊、棒、拐、流星。
最早是汉武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经过严格的挑选和整理，筛选出18种类型的兵器：矛、镗、刀、戈、槊、鞭、锏、剑、锤、抓、戟、弓、钺、斧、牌。棍、枪、叉。
到了三国时代，著名的兵器鉴别家吕虔，根据兵器的特点，对汉武帝钦定的“十八般兵器”重新排列为九长九短。九长：刀、矛、戟、槊、镗、钺、棍、枪、叉；九短：斧、戈、牌、箭、鞭、剑、锏、锤、抓。
从以上各说看，十八般武艺所列兵器大同小异，形式和内容却十分丰富。有长器械，短器械。软器械、双器械；有带钩的、带刺的、带尖的、带刀的、有明的、暗的；有攻的、防的；有打的、杀的击的、射的、挡的。
可见，十八般武艺所列兵器，是古代大师的兵器（约有四百多种）中，在实战时最常用的一部分。
十八般兵器——铲
铲为古兵器，属薄体阔刃的长兵器。铲头似弯月，月牙朝上，装以长柄，刃与柄呈丁字形。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石铲，商代铸有青铜铲，战国晚期开始使用铁铲，明代出现了月牙铲，一般刃部成凸弧形，均以銎装柄。铲后来演变成武术器械的一种，在民间流传，僧侣多用铲，平时可代替扁担负重，或供开路使用。铲的种类有月牙铲，天蓬铲、莲花铲等，其击法有推、压、拍、滚、铲、截、挑等招势。有童子拜佛、乌龙摆尾、二郎担山、出山门等。演练时多走身法，风格别致。
十八般兵器——槊
槊是十八般兵器中的重型兵器之一，多用于马上作战。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就发现了战国晚期、东汉早期的槊。槊的各类很多，结构复杂，较为笨重，多为力大之人使用。因此槊在现代武林之中已近失传，练槊的人寥若晨星。
槊是由矛和棒演变而来的。《正字通》一书中云：“矛长丈八谓之槊”，所以古代也把丈蛇矛称为“铁槊”。古代的槊，柄用坚木制，长约2米，粗约一把，柄端装有一长圆形锤，上面密排铁钉或铁齿六至八行，柄尾装有三棱铁钻。因其形状与狼牙相似，故也称“狼牙槊”。《武备志》载：“棒首施锐刃，下作倒双钩，谓之钩棒；无刃而钩者亦用铁爪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为杵，长细而坚重者为杆，亦有施刃鐏者，大抵皆棒之一种。”《水浒传》中“百胜将”韩滔用的是一杆枣木槊；番将乌利可用的是一杆纯钢枣槊；别外，还有指槊，掌槊，双槊，衡槊及枣阳槊等。
传统演练的套路称为“单槊”，练法与大刀相似。它的用法有劈、盖、截、拦、挑、撩、云带、冲等。尽管槊较重，但也可演练许多招式，如“泰山压顶”、“刀劈华山”、“横扫千军”等等。
十八般兵器——弹弓
弹弓是暗器的一种，弓杆以竹制，内衬牛角，外附牛筋，全长为练习者的18拳。弓弦用丝、鹿脊筋丝、人发杂丝制成。普通弓的硬度为二力半即可伤人。用于发射的弹丸有三种：（1）泥丸：用粘土和胶捣匀，搓成圆球形而成；（2）槐砂丸：用洋槐子粉、砖面、细铁砂等混合制成；（3）金属丸：以铜、或铁、或铅铸成。弹弓的用法与弓箭相仿。开弓时，顺步站，一手握弓附，一手开弦。弓须拉圆成前臂平举，上照鼻尖，下照脚尖。后手贴近同侧眼耳之间，发弹时须屏息。《弹弓谱》概括其练法要领为《八法歌》：“未开弓先看拿手，未掿弹先看扣手，未开弓先看拉手，未定式先看入手，开圆弓先看后手，打完弹先看前手”。后来发展成一种武术器械。发射弹丸有很多架式如：单凤朝阳式、野马上槽式、天鹅下蛋式、滴水垂崖式、拨草寻蛇式、双飞雁式、怀中抱月式等。当今习此艺者极少。简易的铁丝作架，橡筋为弦的弹弓，已成为儿童玩具。
弹弓是暗器的一种，弓杆以竹制，内衬牛角，外附牛筋，全长为练习者的18拳。弓弦用丝、鹿脊筋丝、人发杂丝制成。普通弓的硬度为二力半即可伤人。用于发射的弹丸有三种：（1）泥丸：用粘土和胶捣匀，搓成圆球形而成；（2）槐砂丸：用洋槐子粉、砖面、细铁砂等混合制成；（3）金属丸：以铜、或铁、或铅铸成。弹弓的用法与弓箭相仿。开弓时，顺步站，一手握弓附，一手开弦。弓须拉圆成前臂平举，上照鼻尖，下照脚尖。后手贴近同侧眼耳之间，发弹时须屏息。《弹弓谱》概括其练法要领为《八法歌》：“未开弓先看拿手，未掿弹先看扣手，未开弓先看拉手，未定式先看入手，开圆弓先看后手，打完弹先看前手”。后来发展成一种武术器械。发射弹丸有很多架式如：单凤朝阳式、野马上槽式、天鹅下蛋式、滴水垂崖式、拨草寻蛇式、双飞雁式、怀中抱月式等。当今习此艺者极少。简易的铁丝作架，橡筋为弦的弹弓，已成为儿童玩具。
十八般兵器——匕首
匕首，短剑，是一种以刺为主兼能砍击的短兵器。形如剑而不及剑长。始于原始社会的石匕首。商、周以后改为青铜或钢铁制造，为近战防身之用。亦有在刃部淬以毒药，刺及人身即能致死。汉代匕首与长剑并用，骑士配备尤多。晋代剑首为环形，状似纱帽，剑格向下分，剑茎宽平，柄近刃长，与先秦的形制显然不同。晋代张载曾写过《匕首铭》：“匕首之设，应速用近，即不忽备，亦无轻念。利以形彰，功以道隐。”唐代匕首盛行。李白诗《侠客行》说：“少年学剑术，匕首插吴鸿，由来百夫勇，挟此生雄风。”宋代以后，匕首作为武术器械之一种流传至今。其用法有击、刺、挑、剪、带等。演练时有“单匕首”和“双匕首”两种形式。现代武术套路中，多为两手各持一匕首进行演练。对练有“匕首进枪”、“夺匕首”、“双匕首进枪”以及三人“双匕首质牌单刀枪”等。
十八般兵器——弓
弓是一种利用弹力射出弦上的箭，杀伤远距离敌人的兵器。二万八千年前原始人类为狩猎获取生活食物，将树枝、金属棒弯起来和绳索等绷紧而成。自有战争 以来即成为主要兵器之一。至春秋战国，选材形制均有较大改进，王弓、弧弓弓长131.4厘米，用于田野狩猎和射飞鸟；唐弓、大弓弓长119.46厘米，用于习射。汉代有虎贲弓、周任弓、角端弓、疆弓等，均镶有铜饰或玉饰。唐代分长弓、角弓、梢弓、格弓，分别为步兵、骑兵和皇朝禁卫军所用。宋代有黄桦、白桦、黑漆等弓。元代有“马克打”、“长蛮”等大弓。明代有开元、小梢等弓。清代有桦皮弓等。至19世纪中叶为鸟枪代替。
十八般兵器——流星锤
流星锤是一种以绳索一端系住锤体，另一端握于手中，用力向目标抛击的暗藏武器，现属软兵器类。又名飞鎚、飞锤、流星鎚。流星锤是由远古狩猎工具“流星索”发展而来的，后作为兵器用于战斗。战国时代水陆攻战图上就有双手施放流星，以袭击敌人的形象。清代民间跑江湖卖艺人，常使用流星锤“打场子”。流星锤不仅能缠住对方，还可以打击对方。四川民间流行着一首歌谣：“流星、流星，专打鼻子，不打眼睛”。
流星锤分锤体，软索，把手三部分。锤头各异，有浑圆头、瓜形、梭形。锤身大如饭碗，重量依用者体力而定，一般为4至5斤。锤身末端留有象鼻眼，以蚕丝、人发、鹿脊筋丝编成的软索系于铁环，粗如手指，长800厘米有余。运动方法有缠、抛、抡、扫等，演练时可以巧妙地把绳缠绕在自己的腰身、胸背、肩肘、手腕、大腿、小腿上，然后抖手放开，抛击出去。
十八般兵器——戟
戟是器械的一种，始于商周。系由古代兵器演变而来。戟有“一条龙”的说法，即龙头、龙口、龙身、龙四爪、龙尾。其头能攒，口能刁，身能贴、靠，爪能抓，尾能摆。有青龙探爪、黑龙入洞、懒龙翻身、乌龙摆尾等式子。戟分马上戟和步下戟，双手执这，还可一手握杆，另一手握于月牙内的铁梁上。长戟杆长于大刀，有能舞花，谚称“剑无缠头，戟无花。”戟可左右手前后换把使用，其出之势如同戳棍，故叫“戟扎戳势”各派戟法差异较多，以六路戟法为最佳。戟最基本用法有贴、靠、剁、片、钩、搂刁、提等。
戟分为长杆单戟和短柄双戟。长戟分为方天戟（戟头有两个月牙，杆上有戟形，如画字，朱漆为饰，故名画戟。还悬有彩绸，上系金钱，叫金钱五色幡），青龙戟（单月牙，杆上画有盘龙，朱漆为饰，悬系彩钺叫金钱豹尾子）、蛇龙戟（戟刺为蛇形，余同青龙戟）、月牙戟、东方戟、护神戟和戟镰、常胜戟等。短柄双戟分单月牙（练者多），双月牙。也系有彩缨球，今皆系红缨。
戟初为兵器，后深化为仪仗和装饰物。如帝王驾前卫士执戟侍立。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漫题屋壁》诗末两句曰：“门前无列戟，错认野人家。”列戟是官爵的象征。富户条案上古瓶中插银戟，取戟与“给”谐音，象征富贵、自给自足。墙壁上挂有戟图，上画之戟，中为双月牙青龙戟，两旁斜插有单月牙青龙戟。
十八般兵器——钩
钩是一种多刃的兵器，系由古兵器戈演变而来。春秋战国时期戈、钩、戟并用，从卫墓出土的铜钩来看，钩的形状似戟，只是戟上边为利刃，而钩上边为一线钩形，故名钩。颜师古注：“钩亦兵器也，似剑而曲，所以钩杀人也。”古战场上用钩者颇多。两晋时，英勇善战的冉闵就“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以击燕兵，斩者三百余级”。武术中所用的钩有单钩、双钩、鹿角钩、虎头钩、护手钩等。技法有推钩、挫钩、撕钩、提钩、钯钩、分钩、搭钩、行钩、云钩、托钩、献月等。演练进要求有起伏吞吐的身法来配合，因此有“钩起浪势”之说。
十八般兵器——斧与钺
斧与钺是罕见的兵器，斧钺在古时候是不分的，长柄巨斧名为钺，也叫大斧，长达2.66米。《古今注》载：“金斧黄钺也，铁斧玄钺也，三代通以断斩”。但由于使用方法的不同，斧和钺还是有所区别的，凡在斧背上有钩或斧上有枪刺者，即为钺。
长柄的斧和钺，古时多为马上用的重兵器，有“祥手宣花斧”、“开山斧”、“偃月斧”、“金蘸斧”、“开山钺”和“压丑钺”等。短柄的斧，有单，双斧之分，为古时步兵所用。短柄因形状扁宽，也称为“板斧”。黑旋风李逵使用的就是两把板斧。
斧和钺历史悠久，1972年河北藁城县台西村曾出土了一件商代青锏钺，它说明了我国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使用青铜的兵器了。陕西出土的秦代“钺”做工相当精致，有刃，有背，上面铸有纹饰。斧和钺舞动起来，姿势优美，风格粗犷，豪放，使用方法有劈、剁、搂、抹、云、片等，带刺，带钩的钺则多刺，钩两法，由于斧和钺演练起来比较笨重，加之很多传统套路已失传濒于失传，故现在武林中已很少见。
叉与飞叉
叉是古代作战时长刺武器之一，属十八般兵器之列，叉最先本是一种生产工具，据古籍记载，远古人们打猎捕鱼，大多用叉，《水浒》中解珍，解宝打虎时用的就是钢叉。明代的兵书《武备志》中还记有一种“马叉”，上可叉人，下可叉马。叉按形状可分为：牛角叉（俗称虎叉）、三须叉、三角叉、龙须叉（俗称两股叉）等。叉长约五六尺，在叉座间镶有铁片或系有彩绸之类。
叉演练起来风格独特，使用起来叉头、叉柄可用，它的用法据传有32种之多，如拦、横、捂、拍、掏、挑等。武林中叉的演练甚为罕见，传统的著名套路，有太保叉、飞虎叉，龙须叉等。飞叉、俗称“开路”，是由叉演变而来的。人们用鱼叉投掷大鱼时，在叉柄 上系缚绳索，使用时将叉掷出，然后抓着绳索又将叉收回。投掷不中，在绳索收回时，要接住在空中转飞的鱼叉，是要有一定的技术，因而飞叉的技巧，就是在接鱼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叉即是生产工具，又是战斗武器，和人们的生活极为密切。在我国民间，每当春节、元宵佳节或庙会及盛行“出会”活动，那寒光闪闪，鸣声铿锵的飞叉的表演总是在各种游艺节目的前面，担负着“开路”的任务。民间练飞叉的组织也叫做“开路会”。
飞叉的表演，技巧性很高，表演时不能用手握叉，任凭它在臂、腿、背上转圈翻滚，这就需要运用肌肉的紧张或松弛和用力的大小，来调整飞叉的重心和速度，控制飞叉的起、落、转、合。还可以做出许多花样，如抡高、踢高、“怀中抱月”、“过桥”等。
武林中擅长飞叉的名家很多，已故著名武术家郑怀贤就善舞飞叉，早在1936年他做为中国武术代表队的成员，去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就表演过飞叉。山东著名民间艺人，“飞叉大王”刘仲山，身怀绝技，而且，他也是擅长“潭腿门”的拳脚。
百兵之首——棍
我国北方多称棍为“棒”或“白棒”方则称“棍”，而古代多称棍为“梃”或“”，名称虽异，实为一物。棍为无刃和兵器，素有“百兵之首”之称。
棍的历史悠久，是原始社会主要生产工具之一，也是最早用于战争中的武器之一。占国时，孟子曾对魏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而俞大猷所著《剑经》，是集棍法之大成著作。
我国古代棍术流派甚多，明代已有少林棍、紫微棍、张家棍、青田棍、赵太祖腾蛇棍、贺屠钩杆、牛家棒、孙家棒、巴子棍、俞大猷棍法等十几种著名棍法。嘉靖四十年抗倭名将俞大猷奉命南下，取道河南，遂访少林寺。观少林棍法后，俞认为“已失古人真传”众僧“愿受指教”，并扒宗擎，普从二人入俞军中学习，三年后二人返寺，又教百人之多，少林棍法由此驰名海内。明万历年间，安徽休宁县著名武术家程冲斗曾投师少林寺学艺，并将所学少林棍法依势绘图并附文学说明公布于世，这就是《少林棍法阐宗》一书，此书为研究古代棍法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棍的各类很多，有大棍、齐眉棍、三节棍、大梢子棍、手梢子棍等。大棍长八尺有余，舞动时需要有很大的腰腿之劲和臂力，实战时往往以其长、大、重先制于人。齐眉棍立棍于地，棍高以眉为度（现在武术竞赛规定用棍与头齐），舞动时可大蹦大跳，倭、劈、扫、舞，灵活多变，棍声呼啸，气势极为勇猛，很适用于“武舞”棍法练用。三节棍是三节短木棍，蹭有铁环相连接，携带方便，舞动时可长可短，可伸可缩，出入难防，棍法灵活多变，有一定实用价值。大梢子棍是一根长棍和一根短棍中间用铁环连结起来，《武经总要》中提到的宋代“铁链夹棒”与其形近。手梢子棍是一种较为短小的梢子棍，多为双手各执持一棍演练。
近百年来，各武术派别创造不同类型的棍术套路很多，数目难以确切统计。各派虽各有异同，但练用起来，都离不开劈、崩、缠、绕、点、拨、拦、封、撩、扫等棍法。其形式有单人练、集体练等。各家棍术虽有不同，但在要求上仍有共同性。例如：“练棍要手臂圆熟，身棍合一，力透棍尖，风声呼呼”。舞棍要勇猛，快速，有力。双手执棍，开合，旋转要圆熟自如，拳谚说：“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棍谱说：“棍起空灵多变化”。
棍术就其内容特点不同，又可分为两类：
（1）侧重技击性棍法，大都采用二人对劈的基本功夫，也有带护具进行互相劈，打，拦，刺等训练，虽然棍法不多，但实战性较强。
（2）侧重艺术性棍法，大都 发展难度动作，讲究姿势优美，是一种不求实用的“武舞”棍法，此乃古人所指“满片花草”。小说《水浒传》中的九纹龙史进，舞棍“使得风车儿似转”，就属于这类“武舞”棍法，两类棍法都有很高的体育价值。舞棍时要求手、眼、身、法、步协调合一，有利于提高身体的力量、速度、耐力，增减勇敢顽强的精神。
百兵之王——枪
枪在古代称作矛，为刺 兵器，杀伤力很大，其长而锋利，使用灵便，取胜之法，精微独到，其他兵器难与匹敌。故称为“百兵之王”。《宋史?李全传》载，反金起义军女首领杨妙真的杨家犁花枪法精妙非常，杨曾自诩：“二十犁花枪，天下无敌手。”
枪由枪尖，枪缨，枪杆组成。枪尖为钢铁打制，原始社会枪尖以竹，木削成。枪缨古时多用马鬃制成，今用细麻丝制成，枪杆古多铁制，攒竹制，今用白蜡木杆，枪的长短不同，名称也不同。1.83米称步下枪、2.33米称花枪，2.76米称中平枪，4米为大枪，5.33米为大杆儿，6米称为矛，11米长的为毛竹大杆，现代武术比赛用枪规定，最短必有等于练习者直体站立后再直臂上举的高度。古代大枪、大杆的使用为二人，一人在前扛枪杆，一人在后使用。
枪的各类很多，有花枪、笔枪、大枪、锥枪、槌枪、梭枪（又称飞枪，标枪）、尖枪、太宁笔枪、抓枪、双头枪、双头双枪、钩镰枪、四角枪、箭形枪、曲刃枪、环子枪、拐子枪、攒竹枪、长顶枪、鸦项枪、素木枪、绿沉枪、浑铁枪、龙头枪、龙刀枪、虎牙枪、虎头枪、龙凤枪、单钩枪、双钩枪、铁钩枪、柳叶枪、蛇镰枪、蛇尾伞枪、柜马枪、捣马突枪等。这些枪的用法除花枪、大枪、双枪、双头枪、钩镰枪外，多已失传。
枪法流传较多的常有罗家枪、杨家枪、岳家枪、马家枪、沙家枪、六合枪、八母枪、子龙枪、大犁花枪和峨嵋枪等，各有精研，各有所长。但基本枪术技法还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枪法以拦、拿、扎为主，此外还有点、崩、挑、拨、缠、舞花等法。
基本枪术技法：持枪稳活，前管后锁，两手持枪，稳而不死，活而不滑，持枪之势，贵为四平，所谓四平，即顶平、肩平、脚平、枪平。根不离腰，三尖相对，所谓三尖相对即鼻尖、枪尖、脚尖。扎枪要直出直入，须平正灵活，迅速，腰腱劲直透枪尖，势 如潜龙出入。扎枪又分为上平，中平和下平，以中枪为法，并有“中平枪、枪中王，当中一点最难挡”的说法。还有人说花枪为“百兵之贼”（贼滑之意）。
大枪 枪为“百兵之王”，大枪为“枪中之王”。大枪全长3.56米。把端直径为一虎零一拍（即满把握信，拇食指指尖相对，中间尚空三指之距）。枪头长0.39米，其重根据枪杆分量而定，一般重1公斤左右。枪法有：扎、搕、挑、崩、滚、砸、抖、缠、架、挫、挡等。但没有常见的舞花。因大枪体长，动作幅度大，练习大枪要求身不离枪。枪不离中心。要有雄厚的臂力、腰力、腿力和良好的身法与灵敏的步法。如扎枪时，讲究以身步前送，上架时至头顶即回，下压时一磕敌械即回。
大枪动作多以功力，实用为主，两人对抗性对扎枪练习，就是提高对大枪各种技法的体验和使用，也是实实在在的长功夫的练习方法。
百刃之君——剑
剑，属双刃短兵，素有“百刃之君”之美称。剑的最早出现在殷商以前。春秋战国时，斗剑、佩剑之风盛行，剑术量论也相应得到发展。汉趄，击剑更是朝野风行，不少人以便术显名于天下。隋唐时，剑形十分精致华丽，给后世影响很大，故有“鼻剑”之称。宋代以后，击剑之风逐渐为剑舞所代替。剑在古代，除了作为格杀的兵器，锻炼武
艺的器械外，还有多种用途。
其一，被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例如皇帝授给亲信大臣的“尚方剑”，具有“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
其二，剑被僧、道作为法器，说剑能“隐身”、“降妖”、“杀魔”、“于千里外取人首级”。
其三，剑被作为礼仪中显示地位等级的标志。古籍中记有严格的佩剑制度，如佩剑人的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装饰的金属或玉石等也有所不同。
其四，剑被作为一种风雅佩饰，文人学士佩之以示高雅不俗。
剑的结构，一般分显剑身、剑柄两大部分。剑身由剑刃、剑尖、剑锋、剑脊组成你还没柄由剑格（护手）、握柄、剑镡（剑墩，又称剑首）组成。此外尚有剑鞘、剑穗等附属物。剑的长度，古今差异很大。现出土文物中，短剑约40厘米，类似匕首，可近身搏斗，亦可投掷遥击剑达140厘为，可用双手握柄。现代武术运动中的剑的长度，按《武术竞赛规则》规定，以运动员反手直臂持剑，剑尖达于耳垂为准。
武术种类很多，各派剑术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但基本的剑法特点还是比较一致的。
基本剑法特点你还没势造型优美，招势迭逞轻盈潇洒，韵度自如步法敏伐轻灵稳健，敏捷多变，剑法规整清晰，身剑协调。故武谚有“剑如飞风”、“剑走美式”、“剑似游龙”之称。剑术演练起来，动静、缓疾、升伏、进退、刚柔、轻重、伸缩、起落，以及移步换势等动作轻灵飘逸，似飞凤翱翔你还没势变化吞吐自如、千姿百态。
剑术的演练形式有个人单练、双人对练和集体演练三种。按剑术的练习内容可分为单剑、双手剑、穗剑（有长穗剑与短穗剑之分）、双剑等类。按剑势风格可分为势剑、行剑、绵剑、醉剑。
单剑 常见的一手持剑（多为右手正握剑），进行剑法套路演练的剑术。剑法多以击、刺、格、洗、劈、砍、撩、提、抽、带、崩、点等为主。
双手剑 双手据抓握剑柄（剑身与剑把均较长），进行剑法套路演练的剑术。剑势动作简朴，威武、劲力深厚、遒劲，勇猛气势可与刀法媲美。剑法多以劈、砍、撩、刺、击、格等为主。
穗剑 剑首配系长剑穗款待剑法套路演练的剑术（双手剑术一般不配剑穗，其他剑术多配系短穗）。演练时，步动身随，剑随身行，穗随剑舞，潇洒奔放。剑法多以穿、挂、云、撩、抹。带、劈等为主。技击时，可以抓握剑穗掷剑击出，此称撒手剑。
双剑 两手各持一剑，款待剑法套路演练的剑术。演练时，步法轻灵敏捷，身法轻盈柔和，动作潇洒飘逸、圆活多变，剑法多以穿、挂、提为主。双剑又有短穗双剑和长穗双剑之分。
势剑 （又称工剑，站剑）一手持剑，剑动作突出一个“定”字，工整端庄，形健骨遒。桩稳步健剑法清晰，刚劲有力。
行剑 一手持剑，剑势动作突出一个“行”字，行多停少，纵横挥霍。步似行云，身似行蛇气势连贯，剑神合一。
绵剑 一手持剑，剑势动作柔如蕴藉，似行云流水，连绵不断你还没法轻缓圆活，柔中寓刚。
醉剑 一手持剑，剑势动作形似醉酒，洒脱自如。忽往复收，乍还疾，步碎身晃，剑法多变。
各种剑术的演练，必须做到内外相应，神形融合，意势合一，剑身如一你还没法轻盈潇洒，清晰明快，静如处子，动似游龙，舞似飞凤。由于剑为双刃，故不能做缠头裹脑，缠背绕腰等动作。不持剑之的，可握为剑指（即食指，中指并拢伸直，其余三指屈握，拇指屈压于无名指甲上），与剑法、身法密切配合。
常见的剑术套路有：太极剑、太乙剑、武当剑、昆仑剑、昆吾剑、峨眉剑、三才剑、三合剑、七星剑、八仙剑、八封剑、十三剑、达摩剑、通背剑、绨袍剑、纯阳剑、金钢剑、青龙剑、青萍剑、飞虹剑、龙形剑、龙凤剑、蟠龙剑、螳螂剑等
月棍、年刀、一辈子枪，宝剑随身藏
也作年刀、月棍、久练的枪。这条谚语说明各种兵器掌握时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仅以刀、枪、剑、棍四种而论是最难掌握的。仅仅是搬、扣、扎这三个基本动作，不下苦功就很难做得正确。枪法之多是其他兵器技术无法比的，而各家枪法又各有许多深奥之处。如杨家枪讲八母，乃是拿、拦、颠、捉（内外）、橹、缠拦、还八种基本招法。罗家枪讲究压、打、砸、拿、滑、挑、崩、撑、攉、扎十法。岳家枪则讲劈、抱、砸、创、抽、拦六法。俞大猷注重“长兵短用”，他说：“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其中阴阳虚实之理，与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门拿他枪手法，其最妙是左右二门拿他枪手法，其不妙是撒手杀去，而脚步不进。今用彼之拿法兼我之进步，将枪收短，连脚赶上，且勿杀他，只管定他枪，则无敌于天下矣。”（见《正气堂集》）枪的威力大，但不易掌握却是公认的。
相对来讲，棍法便较容易掌握，而棍是诸兵之基础，可说包罗万艺。程宗猷在《少林棍法阐宗》中说：“风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如枪之中平，拳之四平，即棍之四平也。剑之骑马分鬃，拳之探马，即棍之跨剑势也。藤牌之斜行，拳之跃步，即棍之骑马势也。拳之右一撒步，长倭好之看刀，即棍之顺步劈山势也。……凡此类，难尽述。”
棍既是打基础的兵器，其招法自然不是太难。特别是一些实用棍法，绝少花招。戚继光所创大棍之法，不过一打一戳，何其简单。刀、剑之类则介于枪棍二者之间。刀是一面刃，剑是两面刃，两相比较，掌握剑术又比刀术为难。
此外，象长兵器中的两头蛇、双枪、方天戟，短兵器中的护手钩、子母鸳鸯盆，软兵器中的三节棍、虎尾鞭、鞭里加刀，许多暗器中的脱手镖都是较难练的兵器。谚语概括出掌握兵器的规律，便于习练者正确对待。
百兵之胆——刀
习刀尚猛的习从俗已历千年，古时士卒短兵相接，以用刀者为多。舞起刀来，刀风呼呼，寒光逼人，只闻刀风，不风人影，勇猛威武，雄健有力。这种“猛虎般”的风格，是由刀的构造和练法决定的。单刀由刀尖、刀身、刀刃、刀背、护手（刀盘）、刀把等组成。刀尖、刀刃为最锋利部位，主攻背宽厚坚固，主防。
从技法上看，单刀多劈、砍、刺、格、扎、撩等动作，幅度较大。古时刀又较重，想在劈砍时刀刀见效，必须快速有力。为了表现出刀术猛的特点，须熟练地掌握各种刀法和力法，做到身法、步法、眼法、刀法的紧密配合。练习时应气充而力雄，身械协调，刀随身转，以身休带四肢，来助刀发力法迅疾轻灵，跳跃旋转，进退自如不风人眼机敏，目光炯炯；挥刀快慢相同，舒敛自如。
刀的种类很多，有单刀、关公大刀、春秋大刀、金刚大刀、青龙大刀、南洋大刀、九环大刀、青龙偃月刀、朴刀、短刀、腰刀、苗刀、双手带（斩马刀）、小双手（又叫匕首刀，原名黑虎刀）等等，其使用方法和要求各有所不同。
单刀的基本刀法有缠头、裹脑、舞花、劈、砍、撩、刺、截拦、搅、随、戳、抢、扎、斩、挂等。实用套路有串刀、三合刀和夜战八方刀。
大刀，被称为“百兵之帅”，多以双手执握舞动。主要刀法有：斩、劈、抹、云、撩、错、带等。所谓“大刀看刃”，就是各种刀法在刀刃上运用清晰。演练时，一招一式，大劈大砍，一动一静，威力很大。明代黄圻《三才国会》中说：“公偃月刀，刀势既大，其三十六，兵伏遇之，无不屈者，刀类中以此为第一。”朴刀，是大刀中分量较轻、柄稍短的一种，舞动起来灵活轻快，多为步战使用。又叫双手带。全刀由刀身、刀柄、刀盘、响环第四大部分组成。
十八般兵器谚语
【剑走青，刀走黑】
“青”、“黑”是术语，出自武林《春点》（即黑话）。“青”，是轻的通假，指轻捷便利。交手之时，能干净利索地躲闪对手的进攻，谓之“走青”；进退不灵，躲闪不疾，谓之“沾青”。
剑器本身轻、短、细、薄，对付粗重兵器，难以硬挡硬架硬格，只可逢坚避刃，遇隙削刚，仗着身法便利，招法变化取胜。所以说，“剑走青”。
“黑”，狠毒凶猛之意。“走黑”，就是说刀法要狠、要猛。刀本身面宽而背厚，在常用短兵器中仅仅是较重。交手之时，可大劈大砍，硬挡硬架，刀锋过处，如滚瓜切菜。所以说“刀走黑”。
临阵使用，当依此谚；套路演练也当依照此谚要求去做。剑术套路着重在进退闪躲，腾挪轻疾方面，也是“走青”。刀术演练，风声如吼，气势猛烈，“狠”字当头，仍是“走黑”。谚语“刀如猛虎，剑如飞凤”是对刀法剑法形象化的描写，其意与“剑走青，刀走黑”的意思完全相同
【鞭是一条绳，全靠缠得清】
这条谚语通用于鞭类的软器械，如流星锤、绳镖、杆子鞭、铁练等兵器。如果缠绕不清，势必打不着人而打自己。软兵器鞭讲究纵打一线，横打一扇，收到手中是一团，抡将出去是一片。收回时劲力要软，要柔；打出时要刚，要快。所以又有这样的谚语解释鞭法：“收回一团放出一片。收回如虫，放出如龙。收回如鼠，放出如虎。”练鞭一定要鞭法清晰，步法稳健，鞭随身转，亦随步换，收放自如，快而不乱。双鞭单鞭，均不易练。有鞭法歌一首可供参考：“七节一抖放亮光，架拨抽打走四方。前打浪子踢球式，后打背锏披脊梁。左打跨虎蹬山脚，右打片马扣里裆。上打朝天一柱香，下打黑狗滚地躺。金丝盘头养脑力，缠肘舒胃养心肠。拦腰围蛇通三气，分水提步好良方。”
近代神鞭李良臣、花鞭吴斌、飞鞭陈金镜都是精于鞭法的武林前辈。
【锤槊之勇不可敌】
锤，代表了冷兵器中的重兵器；槊，代表冷兵器中的长兵器。在格斗技术远没有达到影响武术发展的时代，格斗只凭勇力取胜，因此对于兵器便特别重视长度和重量。
古代兵器重得惊人，三国?典韦“提一双戟八十斤”（《三国志.魏书》），折合现代重量有35斤多。宋时李全、元时隋世昌用的是40斤重的铁枪，合今47斤多。这些兵器虽重，但均不如锤，锤又作椎，又称骨朵。古时有石锤、铜锤、铁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锤在军中是主要兵器之一。据《辽史.兵志》载，当时契丹族凡年15以上50以下隶兵籍，必备战马、铁甲和一套兵器，其中就有“ ”，即锤。宋时岳云使锤，“每战，以手握两铁锤重八十斤。”（《宋史.岳飞》）。宋代的80斤折合现代重量为95.5斤。锤，如此的沉重，使锤的人必是力大超人，勇猛无比，因此不可不觑。
古代兵器讲求长度，也是出于克敌制胜的需要。酋矛长二丈，夷矛长二丈四尺（《周礼.考工记卢人》）。后来盛行的蛇矛长一丈八尺。东晋陈安一手持“七尺大刀奋如湍”，一手持“丈八蛇矛大王左右盘”。丈八矛，也称槊，或称 。那时的一丈八尺，约合今一丈三尺三寸，却也不算短了。岳飞“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宋史.岳飞》）他的丈八铁枪约合今制一丈六尺五寸，明代最长的沙家竿子长二丈四尺，合仿二丈二尺多。能使用这样长的兵器，没有 力是不行的。
所以古人总结出一条经验，那就“锤槊之勇不可敌。”千万不可轻视使用这类兵器的人，因为他们的力量入入超出常人数倍。
由于格斗技术的不断发展，格斗不再单凭勇力取胜。明清以后，象锤这样过重的兵器和槊这样过长的兵器在军中越来越少，现在武林已难得一见这类兵器，也难得一见能使用这类兵器的人物了。
【百日袖箭千日镖】
袖箭和镖都是暗器。镖，钢制，锐三角形，通常长三寸六分，重六两。重一斤镖，俗称“金镖”。抛掷击人，有扬手镖、阴手镖等法。袖箭是含机械装置的暗器，圆筒中装箭，筒内设弹簧，一按机括，箭即发出，筒长六寸，箭长四寸六分。两种暗器虽大致相同，但袖箭用来省力，射程远近全凭弹簧弹力大小，而镖的掷程远近全凭手腕力量的强弱。二者又都要求掷射准确，因此，使镖显而易见要难于用袖箭了。
【枪怕摇头棍怕点】
遇见使枪的，要警惕枪摇头；需提防棍点头。摇头，是指枪尖被抖成一个个圆圈。枪若发挥威力，需将搬、扣、刺三动一气呵成。搬、扣即为左防、右防，刺是突击。三动迅捷完成，枪尖便被抖成一个圆圈，枪法云：“圈为枪法之母。”圈抖得快、圆、中、生风、枪扎得便有力、突然，令人防不胜防。摇头，还指枪要运用抽打的招数。抽打之前，枪头必做摇摆动作。枪法中突用抽打的棍法，易使对手上当，所以务必留神。
棍，虽重使两端，但一旦揉进枪法，则威力倍增。棍若点头，那必是持者已将双手移至棍的末端，其意在以棍当枪使了，无论是扎、挑、抽、劈、此时皆可灵活运用。若不提防，仍以其为棍，为祸便不远了。
【刀为百兵帅】
刀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兵器之一。《古史考》称“燧人氏铸金作刀。”《二仪实录》称：“黄帝作刀。”什么是刀呢？《逸雅》称：“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刀击之也。”《二仪实录》讲述了刀的形制：“刀之制，有四阵之刀起自蚩尤与黄帝战于涿鹿，即有陌刀，军阵用之。又阵障刀，行从障卫则用之。又有长刀，即卤簿千牛将军执之。又仪刀，即武臣佩之。自东晋多虞，遂以木之，饰以金银，佩之以备威仪，即衙刀也。”造刀的方法是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至刃，平铲平削。刀尖锋芒，快利乃妙。其柄以坚木为之，长短则视种类而定。
刀是最普遍应用的兵器之一。大刀可马战，腰刀可步战，朴刀、双手事则可马步战，较枪又灵活得多。刀法讲究劈、砍、拦、扎、抹，又较枪法简单，易为学者掌握。所以，历代战将、士兵中以使刀者居多。
宋代刀的形便已非常发展，有手刀（单刀）、大刀两大类。大刀则包括笔刀、戟刀、掩月刀、屈刀、掉刀、凤嘴刀、眉尖刀数种。明代倭寇入侵，带来了倭刀术，显出了威力。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长刀，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身多两断。”明.何良臣也曾说：“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见《阵纪》）。倭刀的引进，特别是戚继光等 又将中日刀法糅为一体，使单刀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清代，大刀、长刀、单刀几为军中常用武器，且有飞刀（七寸）、小刀（一尺七寸），风行于世。清末上海小刀会便是一例。刀的流行遍及武林各处，大有统帅百兵之势。说“刀为百兵之帅”自也不算夸张。
古代使刀的名将极多。三国关羽善用八十二斤青龙刀，惜乎没有佐证。史载明初“双刀王”王弼、山东孙镗、大刀郭五，明罗君彦，清初颜习斋，清末小刀会“大刀秀姑娘”周秀英都以刀术闻名，“大刀”王五、“单刀”李存义、“双刀”李凤岗、擅长苗刀的“燕子”郭长生皆为武林名手。抗日战争初期，二十九军大刀队令日寇闻风丧胆。当时西北军中，冯玉祥、吉鸿昌等抗日名将都组织过大刀队。不少武术家为训练大刀队做出贡献。少林拳家金恩忠还曾将其在军中所用教材《实用大刀术》出版。
当代，刀术是武坛赫赫生风的比赛项目，善刀者不可胜数。武术家李青山以七十高龄舞动95斤重大铁刀，功力更是非同小可。
【枪为百兵之王，又为百兵之贼】
这条谚语形容了枪械的历害。自古以来，戈、矛以至枪，在火器发明前一直是将士常用的兵器，而不似锤、挝、钺等兵器在实战中逐渐被淘汰。究其原因，就是枪及与枪相类的矛、大杆子等兵器比其他兵器用着方便，效应明显，各器难敌。
《事物绀珠》称：“枪，木杆金头，始于黄帝，扩于孔明。”枪，由枪尖、枪杆两大部分组成，辅以枪缨、枪纂。枪的区别在于长度不同及枪尖的重量形制不同，因此也便有许多别称。从明代枪械的形制可看出各家枪法的区别。杨家枪，长一丈八尺；马家枪，长九尺七寸；沙家竿子，长丈八至二丈四尺；汊口枪，长一丈六尺、一丈七尺、一丈八尺（见明.吴殳《手臂录》）。到了清代，枪的尺寸渐短。五尺五寸称步下枪；七尺称花枪；八尺二寸称中平枪。此外尚有一丈二尺的大枪，一丈六尺的大杆子，一丈八尺的矛。这种形制称呼一直延续至今。
枪之所以称王、称贼，是因为它在实战中威力强，攻防速度快，富于变化，往往令对手防不胜防。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是离不开各代枪法名家的发明创造、改良革新的。仅以明代枪法为例，便有杨家枪、马家枪、沙家竿子、李家短枪、石家枪、峨嵋枪、少林枪、汊口枪（见《纪效新书》《阵记》《手臂录》）、金家枪、张飞神枪、五显神枪、拐突枪、拐刃枪、锥枪、梭枪、槌枪、大宁笔枪、拒马枪、捣马枪、紫金镖、地舌枪（见《江南经略》卷八《兵器总论》）等。这些枪法不仅枪制不同，而且技术、风格也有很大区别，即使是同名称的枪势，所指的动作内容要领也往迥异。这许多枪法自然促进了枪术的发展，使枪成为十八般兵器中的长兵之首。
古代以枪成名的武将极多。史载五代王敬尧，能30使斤铁枪；王彦章也“常持铁枪冲坚陷阵”。唐尉迟敬德，善用丈八枪，宋.赵立善用双枪；李全所用铁枪生40斤；杨妙贞创梨花枪，“二十年天下无敌手”岳飞“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清.褚复生，以枪闻名，人称“四平枪”。近代神枪吴钟、神枪李书文、大杆子刘仕俊、大枪刘德宽等，均是以枪术闻名的武术家。
【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
或作纵枪横棍。这些谚语强调了枪、棍技击特点的差异。枪有尖，杀伤敌人靠的是枪尖刺扎。棍无尖，杀伤敌人靠的是棍端抽打。枪扎是直线，棍打是横片，故有此谚。
然而，棍端装尖即为枪，枪若支尖即为棍，为此，枪法棍法便有许多 交融之处。不少枪法含有抽、打、劈、砸的动作，便是取之于棍法；不少棍法中含有戳、挑、撩、滑的动作，乃是取之于枪法。明.吴殳《手臂录》记述的马家枪法，便是“以杨家（枪）为根本，兼用棍法”。同书所记少林枪法，也是以枪法为主，兼用棍法。明.程 宗猷在《少林棍法阐宗》蟛则说：“打人千万，不如一扎。故少林三分棍法，七分枪法，兼枪带棒，此少林为棍中白眉也。”少林棍中竟有七分枪法。尽管枪棍之法互有汲取，但枪走直，棍走横，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的基本特点是绝对变不了的。清末民初山东武术家吕孟超，时称“山东第一棍”。他传留下一路六合枪棍术，倒是一种枪棍合一的技击术。
【手臂录 枪根说】
世人但知用枪头，而于枪根殊不留意，技艺所以虚浮也。要、腰、胸、头四者，犹树之有要干枝叶。舍本而逐末，可乎？
敬岩之法，用我之枪根，以制我之枪头，乃用我之枪头，以制彼之枪根，千变万化，尽于此矣。
所谓以我枪根制我枪头者，何也？枪头远而在外，苟不有以制之，则如跋扈之将，不为我用，故必思所以制之。制之有二道。一才器制，一者势制。器制者，根重大而头轻细，其身铁硬，故运用如弹丸之脱手。势制者，如头在上，则根在下，头在左，则根在右，其易知者也。惟头在中而根在下，其理元徽，何也？来枪中平，变态繁多，我草之也，必使枪根略低，令枪肋着彼枪肋，而下枪头直压其前手，则彼无能变换。此敬岩，真如心血也。
杨家枪长，沙家枪长而又软，不能压其头，器制之道先失，则势制之道无所托以行之，是以粗浮一足观也。
所谓用我他头制彼枪根者，何也？用我之枪，理如种植，以要为本，以叶为末，破彼之枪，理如伐树，芟其枝叶，劳而罔功。一斫要柢，则之僵矣。
盖世人之枪，戳则用直力，革则用横力，横直之力，分而不合，故枪法破碎粘滞，不能圆通。敬岩，真如不然。戳中有革，革有有戳，力之直也能兼横，力之横也能兼直，其用枪尖，如有钩者然，能于彼掌中挖而去之。艺技至此，犹惊鬼神矣
【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大刀看口】
同样是刀，形制不同，用法岂可一样？这条谚语说明了几种刀制演练时的基本要求。
单刀，一般是一手持刀，另一手配合持刀手运动。它以缠头、裹脑、砍、刺、撩、抹、拦、截、挑等技术动作组成。演练之中，空手的作用甚至重于持刀手。因为动作的标准与否，协调与否，实用与否，美观与否，全在于空手的配合。故说单刀看手。
明代传进我国的倭刀法，近代流传的苗刀法、通背刀法，均是双手握刀的单刀法，自然不受此谚所限。
双刀用法及变化是通过两手和两腿的协调配合来体现的，要求两手用力均匀，手法清晰，步伐灵活，上下协调。双刀法多为花刀之法，左盘右旋，上缠下绕，倘若步法不灵、不清，由难免双刀互碰，甚或伤及自身。故行家观看双刀，第一眼便注意他的小法是否正确。这便 是双刀看走。
大刀是长兵器，且分量很重，过去多为马上战将使用，主要用法是劈、抹、撩、斩、刺、压、挂、格、挑等法。这些用法都要在刀刃上运用清楚，才能发挥大刀的威力。象朴刀、双手带一类的长刀，也在此要求之内。这便是大刀看口。
同样是刀，形制不同，用法岂可一样？这条谚语说明了几种刀制演练时的基本要求。
单刀，一般是一手持刀，另一手配合持刀手运动。它以缠头、裹脑、砍、刺、撩、抹、拦、截、挑等技术动作组成。演练之中，空手的作用甚至重于持刀手。因为动作的标准与否，协调与否，实用与否，美观与否，全在于空手的配合。故说单刀看手。
明代传进我国的倭刀法，近代流传的苗刀法、通背刀法，均是双手握刀的单刀法，自然不受此谚所限。
双刀用法及变化是通过两手和两腿的协调配合来体现的，要求两手用力均匀，手法清晰，步伐灵活，上下协调。双刀法多为花刀之法，左盘右旋，上缠下绕，倘若步法不灵、不清，由难免双刀互碰，甚或伤及自身。故行家观看双刀，第一眼便注意他的小法是否正确。这便 是双刀看走。
大刀是长兵器，且分量很重，过去多为马上战将使用，主要用法是劈、抹、撩、斩、刺、压、挂、格、挑等法。这些用法都要在刀刃上运用清楚，才能发挥大刀的威力。象朴刀、双手带一类的长刀，也在此要求之内。这便是大刀看口。
中国古代四大名琴——号钟绕梁，绿绮焦尾
“琴棋书画”，即指弹琴，下棋，书法，绘画，皆为旧时文人风雅之事。唐人何延之云：“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兰亭记》）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拔乐器之一，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古琴居“四艺”之首，是古代文士必修之器。也是孔子办学“六艺”之一。
《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古琴本身就充满着传奇的象征色彩。比如：琴长3尺6寸5分，代表一年有365天。琴面为孤形，代表着天；琴底为方形，代表着地；又为“天圆地方”之说。古琴有十三徽，代表着一年有12个月和闰月。古琴最初为五弦，象征着金、木、水、火、土。周文王为了悼念他死去的儿子伯邑考，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根弦。周武王伐纣时，为了鼓舞士气，又增添了一根弦。所以，古琴又称“文武七弦琴”。
琴鹤：谓以琴鹤相随。比喻为官清廉。宋代苏轼《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之一：“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
琴心剑胆：即琴和剑。古代文士常以随身之物。琴心，抚琴怡心；剑胆，倚剑仗胆。喻刚柔相济，儒雅任侠。南朝梁元帝《法宝联璧序》：“箴与琴剑，铭自盘盂。”元代吴莱《寄董与幾》诗：“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
琴，今称古琴，或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悠久，许多名琴都有可供考证的文字记载，而且具有美妙的琴名与神奇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这四张琴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现在，这名扬四海的“四大名琴”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
一、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质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春秋时期的俞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国的贤明君主齐桓公手中。齐桓公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对号钟尤为珍爱。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二、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韩娥离去三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
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唐人杜佑《通典?乐典》：“宋孝武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箜篌相似。怀远亡，其器亦绝。”
有一次，楚庄王竟然连续七天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全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三、绿绮
绿绮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家徒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李群玉《戏赠魏十四》诗：“兰浦秋来烟雨深，几多情思在琴心。”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四、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蔡邕（133-192）亲手制作的一张琴。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音质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便取名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扬名四海。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三百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仲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命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这张焦尾琴。
西晋傅玄《琴赋序》：“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唐代李白《听蜀僧弹琴》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号钟、绕梁、绿绮、焦尾，因主人不同，而命运各异。如钟声激荡的号钟曾为俞伯牙觅得知音，最终成为齐桓公的爱物；如孤雁长鸣、余音不绝的绕梁像美女一样无辜，它因迷得楚庄王不理朝政，最后落得个被捶为数段的下场；绿绮最浪漫多情，它曾伴着司马相如向卓文君示爱，促成一段千古佳话；最悲壮也最幸运的是焦尾，当它作为一截桐木在烈火中哭泣尖叫，即将爆裂的时候，恰被正亡命江湖的蔡邕发现，蔡邕于烈火中抢出，重新赋它以琴体生命。
天下三大行书——先后媲美，各领风骚
天下第一行书——晋·王羲之《兰亭序》
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赏鉴：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书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纸本，行书，纵24.5厘米，横69.9厘米，共28行，324字。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后南迁至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王羲之少从卫夫人学书，及长又师法钟繇、张芝、李斯、蔡邕等人，博采众长，终成大家。他突破了隶书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其书法潇洒飘逸，圆转如意，与魏晋士风相表里。古人赞之曰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妙譬。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永和九年，暮春三月，正是上巳之日，王羲之与好友谢安、孙绰、支道林等41位当地名士齐聚山阴兰亭，举行“修禊”（fúxì）之会。众人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各抒情怀，汇为《禊帖》，并公推王羲之为此诗集作序。王羲之俯仰天地，见山水之美，想人生无常，不由感慨万千，下笔如神，一气呵成，写下了彪炳千秋的《兰亭序》。
《兰亭序》既是一篇散文杰作，更是一篇书法神品。通篇笔势纵横，意气淋漓，如龙跳虎卧，浑然天成。轻重疾徐，疏密斜正，敛放揖让，承接呼应，无一处不妥贴，无一处不潇洒。纵有涂抹疏忽，亦无伤大雅。全文十九个“之”字，七个“不”字，变化多姿，无一雷同。真正达到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据说王羲之酒醒之后曾数次重写《兰亭序》，但皆不如前，感叹说：“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兰亭序》真迹今已失传。今之所传《兰亭序》最早最著者有两个本子：一为神龙本，一为定武本。
天下第二行书——唐·颜真卿《祭侄文稿》
原文：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戍，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从父涂去）叔银青光禄（脱大字）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扬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曰：
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方凭积善涂去）。每慰人心方期，戬穀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制涂去改被胁再涂去），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恐涂去），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拥众不救涂去）。贼臣不（拥涂去）救，孤城围逼，父（擒涂去）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
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河东近涂去），泉明（尔之涂去）比者，再陷常山（提涂去）。携尔首榇梓，及兹同还（亦自常山涂去），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涂去二字不辩），卜（再涂一字不可辩）尔幽宅（抚涂去），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
尚飨！
赏鉴：
《祭侄稿》全称《祭侄季明文稿》，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纸本，行书，纵28．2厘米，横75．5厘米，共23行，234字。钤有“赵氏子昴氏”、“大雅”、“鲜于”、“枢”、“鲜于枢伯几父”、“鲜于”等印。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鲜于枢、明吴廷、清徐乾学、王鸿绪、清内府等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
《祭侄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颜杲卿见安禄山之面，愤而斥责，安禄山气恨交加，命人用铁钩将颜杲卿的舌头钩断，颜杲卿仍是怒骂不绝，安禄山遂将其父子二人一同凌剐而死，颜氏一门被害者三十余口。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挥泪写下这篇留芳千古的祭文。
《祭侄稿》卷面并不清爽，字迹匆促，涂抹删补之处时时可见。纵观全篇，悲愤慷慨之气溢于笔端，满纸都是对叛贼的仇恨，对亲人的痛悼。颜真卿完全是情之所至，开篇书写时，心气尚显平静，写得大小匀称，浓纤得体；随着言词的深入，行草书渐趋相杂，至“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像火山迸发，狂涛倾泻，字形时大时小，行距忽宽忽窄，用墨或燥或润，笔锋有藏有露，至“呜呼哀哉”，节奏达到了高潮，随情挥洒，任笔涂抹，苍凉悲壮，跃然纸上。起首的凝重，篇末的忘情，无不是书者心绪自然流露。真可谓以文哭，以墨哭，血泪滴于笔，浩气充于文。
此帖原系祭文草稿，颜真卿本无意作书。但正因无意作书，不工而极工。整幅字写得气势凝重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祭侄稿》辉耀千古的价值就在于以真挚情感主运笔墨，不计工拙，无拘无束，纵笔豪放，一气呵成，血泪与笔墨交融，激情共浩气喷薄。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鲜于枢跋语谓：“《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元陈深曰：“《祭侄季明文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若天造。岂非当时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工耶?”
《祭侄稿》作为颜书著名的“三稿（另二稿《争坐位稿》，《告伯父文稿》）之一，曾收入宋、明、清诸代从刻本中，历代效仿者不绝，褒赞不断。
天下第三行书——宋·苏轼《寒食帖》
原文：
其一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与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其二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赏鉴：
《寒食帖》全称《黄州寒食诗帖》，书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69年）。纸本，行书，纵37.4cm 横734cm，系两首五言十二名诗，共17行，129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洵长子。北宋嘉佑二年（1057）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谪贬惠州、儋州（海南岛），最后北还，病死常州，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与黄庭坚号称苏黄；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
这篇《寒食帖》是他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69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书行草《黄州寒食二首》诗。这是两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中意象阴霾，渲染出一种沉郁悲凉的气氛，表达了作者时运不济谪居黄州的惆怅心境，富有强烈的感染力。通篇起伏跌宕，恣肆飞扬，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之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连，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变化万千。
诗稿诞生后，几经周转，传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之手。由于张浩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相熟识，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张浩携诗稿到四川眉州青神县谒见黄庭坚。黄庭坚一见诗稿，十分倾倒。时苏轼被贬琼州，黄庭坚思及好友，情难自抑，欣然命笔，题跋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论语精当，书法妙绝，气酣而笔健，叹为观止，与苏诗苏字并列可谓珠联壁合。
历代鉴赏家均对《寒食帖》推崇备至，称道这是一篇旷世神品。南宋初年，张浩的侄孙张演在诗稿后另纸题跋中说：“老仙（指苏轼）文笔高妙，灿若霄汉、云霞之丽，山各（指黄庭坚）又发扬蹈历之，可谓绝代之珍矣”。自此，《黄州寒食二首》诗稿被称之为“帖”。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亦题跋赞曰：“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清代将《寒食帖》收回内府，并列入《三希堂帖》。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初八日，乾隆帝亲自题跋于帖后“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至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为彰往事，又特书“雪堂余韵”四字于卷首。
《寒食帖》真迹今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稿》是圣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孔门十哲——师圣继绝学，辅世开太平
孔门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字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鲁国人，小孔子三十岁。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德行著名，家贫不忧，好学不倦。孔子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颜回大智若愚，“闻一能知十”，在众多弟子中最能理解孔子，一生追随，不离左右，视师若父。他评价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深。”颜回二十九岁头发白尽，四十一岁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极恸，痛如丧子，悲呼：“天丧我矣！天丧我矣！”
闵损（前536～前487），字子骞，鲁国人，小孔子十五岁。以德行著名，深得孔子赞赏。幼时遭后母虐待，其父怒而欲将后妻赶走，闵损反为后母求情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他因后母生了两个孩子，后母若被赶走了，两个孩子就没人照顾了。时人咸称其孝，后世二十四孝故事中亦彰其孝行。闵损守身自爱，“不仕大夫，不贪污君之禄”，品格很高。季代曾派人去请他出任费邑宰，他却要来人替他婉言推辞，并说，如果你们再来强邀，我就离开鲁国到汶上去。
冉耕（前544～？），字伯牛，鲁国人，小孔子七岁。以德行著名，与颜回、闵损并称，为人端正，善于待人接物。因恶疾早逝，患病之时，孔子前去探望，自牖执其手而叹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悲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冉雍（前522～前466），字仲弓，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与冉耕同宗，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曹叔振铎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家贫，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其父冉离不肖，“贱而恶”。冉雍曾做过季氏私邑的长官，他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但是在季氏“仕三月，虽待以礼貌，而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复从孔子。居则以处，行则以游，师文终身”。冉雍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孔子对其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誉，即说冉雍有帝王之才，这是对其他弟子从来没有的极高评价。孔子临终时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所以后世对冉雍的评价甚高。如荀子在他的《儒效》篇中，就把冉雍与孔子相提并论，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即仲弓)是也。”及孔子卒，恐失圣道之传，他与闵子诸贤，共著《论语》一百二十篇。又独著六篇，谓之《敬简集》。自经秦火，书已不存。
冉求（前522～？），字子有，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与冉耕、冉雍同宗，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又称“三冉”。青年时期曾做过季氏家臣，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冉求精通六艺，长于政事，深沉谦退，志在民足，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其后，季康子继持国柄，招冉求辅政，孔子欣然曰：“鲁人招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冉求遂回国为季氏宰。鲁哀公十一年，齐师伐鲁，兵临城下。冉求慷慨赴敌，率军击退齐师，立下赫赫战功。战后，季氏问曰：“学之乎？性之乎？”冉求答曰：“学之于孔子”。季氏遂招孔子。孔子返鲁，冉求侍师殷切，朝政之余，必登门受教。然于季氏旅泰山、伐颛臾、用田赋，皆不能救，或反助之。孔子斥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亦尝婉言以“力不足”告罪于夫子。孔子面折之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虽然，未闻冉求有愠色，师事孔子恭谨如初。孔子晚年，序《易》，删《诗》、《书》，作《春秋》，传道授业，亦不可谓无冉求之力也。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人，小孔子九岁。出身寒微，幼至孝，百里负米养亲，是历史上二十四孝子之一。好勇力，性伉直，讲信义，重然诺，深具豪侠之气。曾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然后来仍多直言顶撞，是孔门痴儿，孔子容而爱之。自从子路追随左右，无人再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子路贴身护卫，屡次救孔子于危难。孔子由衷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长于政事，孔子曾赞其“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后子路为卫国蒲邑宰，治蒲三年，勤政爱民，孔子过蒲，三称其善。卫国政变，诸人皆弃主而逃，子路独仗义而返，终因寡不敌众，被乱刀剁成肉酱。死前犹慷慨而言：“君子死，冠不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孔子闻讯大恸，为之不食肉糜。
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又称宰我，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长于辞令，以言语著名，乃孔门十哲之一。因昼寝而不为孔子所喜，骂其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於予与何诛！”甚至不无懊悔地道：“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实则宰予深思好问，有独见，敢犯颜，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敢正面对孔子学说提出异议的人。孔子提出居丧要以三年为期，宰予反驳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子难以辩解，唯有痛心指责：“予之不仁也。”孔子曾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宰予便向孔子提出了一个两难假设：“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意即明知下井必死无疑，到底该舍命救人，还是保全自身。孔子答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言下之意，此问是在愚弄人。虽然孔子对宰予这个刁钻的学生颇多不满，但仍毫不迟疑地将其列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位居言语科之首席，犹在大名鼎鼎的子贡之上。宰予亦对老师敬佩无已：“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端木赐（前520～？），字子贡，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据说子贡出生之时，其母梦神赐以宝玉，因取名曰赐。子贡生就异相，山庭斗口，仪表不凡，天性至孝，资禀颖慧，三岁既知人善恶。十八岁时，游于鲁，闻孔子在阙里授徒，心窃景仰，遂执贽往见而受业。他谦逊好学，通达敏辩，深得孔子赞赏，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以言语著名，利口巧辞，长于外交。齐相田常伐鲁，他奉命出使，游说诸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一举而动五国之政。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子贡毅然使楚，引来救兵，终解陈蔡之围。子贡还精于理财，经商有道，“货殖焉，臆则屡中”，家累千金。每出使则结驷连骑，车仆之盛，拟于王侯，所到之处，直可与国君分庭抗礼。时鲁国大夫孙武赞曰：“子贡贤于仲尼。”子贡谦道：“譬诸宫墙，赐 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视孔子有如日月，自谓不能超过。孔子逝世，子贡独守墓六年，哀丧至极。
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是孔门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被称为“北学中国，南方一人”。言偃以文学著名。曾任鲁国武城宰，阐扬孔子学说，用礼乐教化士民，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为孔子所赞，曾云：“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意即我门下有了言偃，我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故言偃又被誉“南方夫子”。
卜商（前507～？），字子夏，卫国人，小孔子四十四岁。以文学著名，与孔子论《诗》，独阐精微，孔子赞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在孔门弟子中，子夏不像颜回、曾参之辈恪守孔子之道，而是颇具独创精神和异端倾向。孔子教诲他道：“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任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从孔子的遵遵告诫中，已约略可见出子夏对正统儒学的偏离。子夏对“君子”的理解与孔子所说的“温文尔雅”颇有不同，他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不似坦荡醇厚的儒者，倒似心机深沉的法家了。孔子没后，子夏去鲁至魏，行教于西河，治学严谨，敢于质疑经史之谬误。曾听人言史志曰：“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说：“‘三豕’应为‘己亥’之笔误。”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然是“己亥”之误。于是名重天下，从学者众，门下人才辈出，如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禽滑厘、商鞅之属，皆受业于子夏，而荀子、李斯、韩非等也俱是其隔代再传弟子。西河学派既传授儒家经典“六艺”，也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子夏操守高迈，言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魏文侯以师礼事之，乃许咨以国政。晚年，因哭子丧明，为曾参所责。孔门弟子之有著作传世者，以子夏为最多。相传《论语》即为子夏与仲弓合撰，《毛诗》亦传自子夏，《诗序》即为子夏作，《仪礼?丧服篇》亦传自子夏，《易传》一卷，亦子夏所撰。汉人徐防又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之说，更可见他在孔门诸子中地位之重要。
清朝十二帝：天天顺 康雍乾 嘉道咸 同光宣
1、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2、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3、顺治帝
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ten+six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4、康熙帝
爱新觉罗·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5、雍正帝
爱新觉罗·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6、乾隆帝
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7、嘉庆帝
爱新觉罗·颙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8、道光帝
爱新觉罗·绵宁，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9、咸丰帝
爱新觉罗·奕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10、同治帝
爱新觉罗·载淳，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11、光绪帝
爱新觉罗·载湉，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三十四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12、宣统帝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
明代书院的四次“灭顶之灾”
明朝后期，政治日益腐败，思想控制愈来愈加强，特别是到严嵩当政，宦官魏忠贤专权，特务遍地，牢房私设，不许自由讲学。所以从嘉靖、万历以后，连续四次禁毁书院，政治对书院的干预达到了顶峰。
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御史游居敬上疏斥责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请求皇帝“戒谕以正人心”。嘉靖一方面慰留湛若水，一方面则令所司毁其书院。于是年四月下令罢各处私创书院。这次禁毁的矛头，只在湛若水创办的书院，其他各地书院仍照常活动。
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吏部尚书许讚，以官学不修，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耗财扰民为借口，上奏嘉靖。嘉靖“即命内外严加禁约，毁其书院”，“申毁天下书院”。当时严嵩柄权，这次毁书院，实为宰相严嵩的意旨。但这次处理的大多是官办的书院，其他书院后来照常建立，如混元、云兴两书院即建于嘉靖十七年之后。
这两次禁毁书院是由于当时在朝执政的人，有许多是反对王阳明、湛若水的学者，他们对于王、湛的广建书院，聚徒讲学，妄加罪名，实是为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进行压制。以“官学不修，别立书院”，“动费万金，供亿科扰”为借口，禁毁所有书院。但书院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声望很高，禁是禁不住的。《野获编》上说：“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不仅如此，官方越禁，民间越办，所以明代书院，不仅以嘉靖年间为最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嘉靖十六年、十七年之后兴办的。
第三次禁毁书院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执政时。张居正当国时，极力控制思想，对书院讲学特别厌恶。史载：“张居正最憎讲学，言之切齿。”他说：“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他写信给宪长周友山，指责当时书院讲学为“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张居正本是徐阶的弟子，但张最不喜其师的聚众讲学。因有一批官吏假托立书院讲学依附徐阶，实际是借此以把持郡邑。万历七年，常州知府施观民搜刮民财，私创书院，张居正便借题发挥，一面将施坐罪革职，另一面即以皇帝名义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64处尽改公廨。这是明代毁废书院最严厉的一次。但许多书院仍以各种方式得以保存。如安福县复古书院，易名“三贤祠”，贵溪县象山书院易名“象山祠”得以保存等。张居正禁毁书院的真正原因是害怕书院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摇撼朝廷，爽乱名实”。至于说因为施观民搜刮民财而禁毁书院，显然是为掩盖真相而寻找的一种借口。
张居正禁毁书院比嘉靖年间禁毁书院的规模更大，措施也更加严厉。然而，书院讲学制度已深入人心，所以，虽禁犹存。当时确曾被毁的书院有成都大益书院等十六所；有些书院是名毁实存，仍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说明当时不少人实不愿毁书院，但迫于张居正的政治压力，只好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设法保存书院。如长沙惜阴书院、瑞州筠阳书院、江西贵溪象山书院等。还有的书院，则根本未毁，如饶阳近圣书院等。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年）死去，万历十一年（1583年）就复建了仁文书院，其他书院也陆续兴建。所以，万历年间虽有张居正禁毁天下书院之举，但万历年间的书院数目反而不少，在整个明代仅次于嘉靖年间，居第二位，而且名毁实存的书院多在江西。江西自南宋经元至明都是书院最盛的地区，虽在禁令，仍设法坚持复办，足见当时书院讲学影响之深，一道禁令是不可能禁毁尽的。
明代第四次禁毁书院，就是天启五年（1625年）的魏忠贤禁毁东林书院，进而殃及其他书院。张居正毁书院，是痛恨讲学的浮夸习气，同时还想统一教育机构，不要又有学校，又有书院，是有一定的政治见解的，只是手段不当则已。而魏阉党人的禁毁书院，完全出于报复，无一是处。
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城东南，原为南宋学者杨时讲学之所，元代时废止。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书院，讲学其中，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深为朝中当道者所忌。天启年间（1621—1627年），宦官魏忠贤专权，政治极度腐败，东林学派主张“除民贼”，直斥阉党集团，令他们恼羞成怒。当时东林书院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以致天下书院，只知东林。魏忠贤等遂疑所有书院都与东林同党，于是在天启五年（1625年）便下令“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而且手段狠毒，牵连罗织，屡兴大狱，害死许多人，名臣左光斗、杨涟等都在被害之列，东林领袖高攀龙不愿辱身于贼手，亦从容自尽。
阉党毁书院至不许存留片瓦寸椽，残酷到了极点。东林书院几乎全部被拆毁。八月，拆毁依庸堂。依庸堂由三间硬山顶构成，是讲学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主要建筑，位于丽泽堂后，燕居庙之前，在讲学建筑石牌坊至燕居庙的南北中轴线上，居于全书院建筑群中央。此堂是东林学派领地象征。当时官绅宿儒人等，凡至东林，都要先瞻仰参谒依庸堂，以为“斯文在兹”，“脚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依庸堂被拆之际，高攀龙正被削籍回无锡家居。他家住无锡老城区南门以内之水阙巷，离东门东林书院较近。他原系朝中正二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曾担负着国家监察举劾重任。在魏忠贤下令拆毁东林书院时，他向无锡地方官员通融说情，终使东林书院除依庸堂外其余大部分建筑得以保存。依庸堂拆去后，气氛比较荒凉。但燕居庙、藏书楼、祭器室、丽泽堂、东西长廊、学舍、月河（泮池）、石牌坊、道南祠建筑尚存。书院的整体环境面貌依然，尚现出特有的古朴景象。到了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魏忠贤再次下令全部拆除东林书院，无锡知县吴大朴接到巡按徐吉及常州府牌后，与本县管粮县丞并带领匠作员役及本地耆年之民谈来泰等人，到东林书院现场，实地监督执行。差役当场坐提易价，仓卒变卖。天启六年五月初，整个东林书院被强行全部拆毁。书院田土房屋等项作价变卖后所折合得到的全部银两一共折银六百三十一两二钱，只相当于当初修复东林书院时的一半。只有道南祠因系用官资建造，属地方祭祀先贤建筑，才没有被拆除。东林书院被夷为一片瓦砾，连院内甬道、桥梁以及沿河古木均砍伐殆尽，其地成为残破不堪的一处废墟。人们在描述当时东林被毁的荒凉情景说：“碣断碑横”，“如逢兵燹倏成灰”。而拆毁东林书院的变价银两全部被“解苏州府，协助祠工”，被用作建造魏忠贤生祠的经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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