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起源——“仁义”是牺牲的同义词,“取义”的前提是“舍生 仁义礼智信图片
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是车战。
古代典籍记载,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疏队而击之”。双方一开战,只需一个回合,队列就已经冲得七零八落,难以再重整战斗队形,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多数在当日即见分晓。
后来,由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军队的组织、训练和战术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革新。但总体上车战属于极其讲究体面的上层贵族之间的争斗,再加上“军礼”约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反而是极其克制和礼貌的。车战常常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一切都要求合乎传统的礼制文化,比如在战前先要祭祀占卜,然后集体誓师,申明纪律。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向对方请战。
鞍之战前,齐侯派使者请战:“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意思是说,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晋军主将阕郄克回答“君无所辱命”,就是“您的命令不会不照办的”。双方就这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地约定次日决战。好笑的是次日一早,齐侯连早饭都顾不上吃、连介马都来不及披就冲过去,结果战车挂在树上被俘。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牧野之战周革商命,商朝的后裔微子得到了一块封地,即商丘,这个“宾客之国”就是春秋时代的宋国。在当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中,宋为最高的“上公”;楚成王为自封,真正爵位不过是“楚子”;齐桓公也不是“公”,他真正的爵位是“侯”;秦国和许国国君的爵位最低,仅仅是“男”。
一 泓之战
作为商朝遗民,宋国国君堪称贵族世家。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兹父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庶兄长目夷。兹父向桓公提出把太子之位让给目夷,说哥哥比我贤能,应当让他当国君,我来辅佐他。君主的权力毕竟不是梨子,可见兹父比孔融的境界高多了,更不是杀兄逼父夺儿媳的李世民所能比。兄友则弟恭,目夷坚辞不受。兄弟让国,名传天下。兹父即位,为宋襄公,目夷为司马,宋国堪称君子之国、礼义之邦。
宋襄公以“伐丧置齐”拯救了齐国,声誉鹊起,遂召集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举行盂邑会盟,“折冲樽俎”,以选举盟主共扶周室。
与宋襄公不同,楚成王弑兄夺得君位,因此目夷担心楚成王借会盟搞“阳谋”,要宋襄公“兵车赴会”。宋襄公以君子度小人,宅心仁厚的坚决拒绝,甚至担心目夷私自带兵车暗中保护,宋襄公干脆带着目夷“乘车赴会”。果然如目夷所料,会盟中楚成王恬不知耻要求做盟主。宋襄公认为他只是个子爵,不够格。楚成王悍然以千名甲士劫持宋襄公,如同2000年后“土木之变”的明英宗。幸而目夷逃脱返国,假意即国君位。楚成王以500乘战车久攻宋不下,迫于“国际”压力,只好放回宋襄公。宋襄公悔恨交加,迁怒以伐郑,郑向楚求救,楚发兵攻宋,宋襄公只好从郑撤兵迎战楚军。
公元前638年,著名的泓水之战就这样上演。
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中记载: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泓之战标志着战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宋襄公坚持“不鼓不成列”的传统车战方式,战车体积大,只有空出大片地方,才能摆开战车使之成列。楚国此次作战主力却是重装步兵,并且在数量上占有较大优势。楚国是最早发明和普及弩的国家,而弩对战车的压制是极其明显的,此战中宋襄公的护卫全部被楚军射死,宋襄公亦死于箭伤。
与装备强弩的重装步兵相比,战车必须靠近厮杀,而在靠近过程中,弩兵的箭雨就可能对刻板的战车阵列构成灭顶之灾,可以说,泓水之战实际是一场步兵与战车的对决。
与500年前的牧野之战相反,中国已经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战车已经风光不再。笨重的战车对于复杂地形的无能为力使其不得不让位与步兵和骑兵。战车往日机动迅猛的优越性丧失殆尽。铁器和弩武装起来的步兵成为战车的克星。
战车虽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却受到地形的严重局限。
《六韬》说战车有10大“死地”,如高地险阻、道路泥泞、野草丛生等等。战车的攻击能力依赖于战车的机动性,而战车的机动性则取决于战场的地形条件。战车一旦陷入“死地”,不仅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成为累赘,只能被动挨打。
公元前709年晋军和翼侯战于汾隰,翼侯的战车被大树卡住无法移动,全车人被俘。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驾车载齐侯逃跑,也是“骖絓于木而止”,被韩厥追上俘获。公元前541年晋国苟吴在太原与狄人作战,因地形险扼,战车无法展开队形列阵,只好 “毁车以为行”,以步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随着战事的越来越频繁,战车逐渐丧失战场的主导地位,与步兵骑兵此消彼长,这是历史的必然。
公元前405年三晋攻齐廪丘之战,一战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
《吕氏春秋·爱士》中记载,秦穆公一次驾车出游中服马脱缰逃逸,被一群农夫捉去。秦穆公去找马,在岐山脚下看到这些农夫正在吃马肉。穆公就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害身体。”于是拿酒给他们喝。后来,秦晋在韩原大战,晋兵包围了穆公的战车,晋惠公车右的卫士将穆公的七层铠甲刺穿了六层。就在危急时刻,曾在岐山分食穆公马肉的那群农夫冲过来助战,结果秦军大胜,还俘获了晋惠公。车战时秦穆公失败,几乎被晋军虏获,反倒是一群农夫组成的“步兵”救了他,甚至还反败为胜,这简直是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车的莫大讽刺。
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说:
春秋之世, 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 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
二 战争法
泓水之战虽规模不大,但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它不仅宣告了步兵的崛起,更标志着商周以来“成列而鼓”的“礼义之兵”即将告别战场,新型的“诡诈奇谋”战争时代已经到来。
虽然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战败身死,但却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赞扬。《左传》上对宋襄公的评价“礼也”,说他能够遵守“军礼”。司马迁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司马迁认为宋襄公出于礼让才导致战败。
宋襄公时代已经是中国礼时代的末期,礼时代的战争属于贵族战争,一般都必须遵循“军礼”,否则就是“违礼”。《左传》中记载,一次晋国打齐国,正好齐国国君去世,晋国只好停战撤兵,等新国君登基、齐国安定了再开打。如果某国遭灾,粮食歉收,这时候也不能去打。否则就是落井下石有失仁义。在军礼的规范下,战车时代的战争可以说比较斯文厚道。也就是说,军礼传统下的战争是有限的和可控的,是文明与正义的比拼。
封建制度相对于专制制度是克制的文明的,也是反暴力的。
《论语》中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为,正义和政治的感召力远远要比暴力的兵车更高尚,只是暴力的发展完全超出孔子的想象。与步兵时代的战争相比,兵车竟然成为“仁”的化身。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严格恪守传统的战争法——《司马法》,甚至将“仁义”二字悬挂于战车之上。
《司马法》是一部上古军礼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兵书,或者说是一部古老的战争法。其《仁本》篇中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衰怜伤病,是以明其义也;成鼓而列,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天子之义》篇说: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古者逐奔不远。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司马法》强调“以鼓战,以金止。不鼓不战。君子不战未成陈之师。”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很像一句愤青语言,事实上春秋时代的战争仍然继承了传统军礼。在晚于泓之战的鞍之战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齐侯以“非礼”拒绝射杀敌方御者,结果被晋国韩厥俘获,“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韩厥对被俘的齐侯行君臣大礼,跪拜至以头触地,奉酒献璧,还极其谦卑地说:国君派我们来,并嘱咐不要深入贵国土地。而我不幸担任此职,责无旁贷,只能冒昧的勉强参加战斗……这是军礼时代最感人的一幕。
令人惊奇的是,晚于中国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与中国的战车文化极其类似,二者均是贵族式的精英决斗,比较矜持与节制。
顾炎武对军礼文明赞赏有加:“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作为世代贵族,宋襄公希望通过仁义征伐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恪守上古军礼,但文化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楚军并不把“军礼”当回事,就如同不把周王当回事一样。
随着春秋中期农耕发展导致人口和财富的剧增,礼崩乐坏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
面对无处不在的“诸侯僭王命”和“陪臣执国命”,严守周礼的孔子抨击季孙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战车时代讲究“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战车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
但随着弓箭特别是弩机的出现,四平八稳的战车战争越来越满足不了野心勃勃的君主对战争的欲望。首先就是“国野”制的崩溃。夏商周三代的战争只是贵族精英的专利,“执干戈以卫社稷”,只有掌握“六艺”的贵族才有“公民权”,称为“国人”或“君子”,农夫和奴隶被称为“野人”或“小人”,是没有上战场的资格的。
弩的出现使“野人”迅速成为军队的主力,贵族的战车反倒成为一种豪华的炫耀。军礼在未经教化的“野人”面前迅速崩溃,边远的子爵楚国和男爵秦国依靠野人迅速崛起,而传统的贵族国家或者没落或者灭亡。《淮南子》中说:“古之兵,弓箭而已矣,槽矛无击,脩戟无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实际是一个隐喻:权谋之术已经完全消灭了礼义传统。宋襄公临死前雪里送炭,襄助流亡中的重耳20乘马车和许多礼物,可谓急公好义;楚成王弑兄夺位,临终又被儿子逼宫,临死前他问自己的谥号,回答是“灵”,他就不愿死,再回答是“成”,他才满意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是为楚成王。仁义礼让的宋襄公死了,忍辱负垢的勾践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确认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代中国教科书将其更改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其时,齐国贵族孙武将《孙子兵法》13篇献给南方的吴王。
三 失控的战争
如果说墨子是武圣,那么孙子就是兵圣。墨子提倡非攻,孙子崇尚伐谋。从墨子到孙子,战争正式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令半济而击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等功利主义的战争思想,这是对古老的《司马法》所倡导军礼的彻底颠覆。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传统神权被孙子从战争中驱逐。从“不相诈”到“不厌诈”,完全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战争从战车时代进入步兵时代,从精英化的君子之战走向庸众化的野人杀戮,从文明的批判走向野蛮的征服,从有限的伤害走向无限的屠戮。战争不再有任何温情,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基本原则,战争变得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会证明手段的正确。
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令半济而击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等功利主义的战争思想,这是对古老的《司马法》所倡导军礼的彻底颠覆,完全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战争从战车时代进入步兵时代,从精英化的君子之战走向庸众化的野人杀戮,从文明的批判走向野蛮的征服,从有限的伤害走向无限的屠戮。战争不再有任何温情,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基本原则,战争变得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会证明手段的正确。到了后世,甚至演化出更为下流无耻的“三十六计”。孙子开启了战争的潘多拉魔盒。与《孙子兵法》的战争相比,《司马法》的战争只能算作军事演习,甚至是阅兵式。正如《诗经》所云:“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
泓之战象征着真正的战争时代已经来临,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历史已经结束。人类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自己的同类。战争从神器变成凶器。“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人类以国家、宗教、阶级、道德和政治之名进行的人类之间的杀戮,构成近3000年主要的人类历史。与自然相比,人类之间的战争更像一场趣味无穷的游戏,因为力量更加对等。在人类的战争中,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谁也不比谁更卑鄙,甚至这里既没有正义也没有邪恶,只有欲望、恐惧、毁灭、死亡。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里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以泓之战为标志,兵车时代堂堂正正“不相诈”的军礼在步兵时代灰飞烟灭,战争的意义发生了历史性的颠覆,由先前的替天行道、讨伐不义、兴师问罪、存亡继绝等转变为征服奴役、掠夺财富、获得权力,只求战胜对方,不在乎采用何种手段,更也不管战争是否正义,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胜则王侯败则寇”的滥觞。
战车、“国人”和军礼的制约使春秋时代早期的战争相对比较节制和文明,战事相对也少,持续时间也短,战场也小,军队的数量也不多,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为“师”,战争一般都是击溃战,决出胜负即结束战争。步兵、弩和平民对战争的主导使战争扩大化,直至失控。到春秋晚期,“军”级建制已经屡见不鲜,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歼灭战,而战争的残酷性也屡屡挑战人类肉体和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争壤土,牢人之君,灾人之祀,杀人之子若绝草木,刑者肩靡于道。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战争中不再有正义的英雄,只有强悍的屠夫,一切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步兵与战车的不同在于步兵不需要战场,随处都可以杀戮,步兵也不需要军礼,只要足够凶残就是勇敢的好士兵。《墨子·非攻下》中这样描述步兵时代的战争:“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三光政策”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孙子时代,战争从此起源。
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代战争的目的是争霸,甚至不善于打仗的宋襄公以德服人也当上了“霸主”。即使这样,“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是对春秋礼制的颠覆,这时诸侯从称霸走向称王,齐宣王、齐威王、秦王轮番登场。当然理论上只有周王是王,其他人是公侯伯子男。
进入战国以后,战车开始没落,战争从方式堕落为手段,偷袭、阴谋、圈套屡试不爽。被人尊敬的霸主消失了,被人恐惧的暴君粉墨登场。称王称霸已经没有意义,战争就是以我的暴力消灭你的权力,占领你的土地,不愿做奴隶的人就成为战争的祭品,被赶尽杀绝。
战争的目的就是以毁灭他人的生命来消除人的尊严,这种失去军礼规范的无底线战争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绝对战争”。秦赵长平一战就坑杀四十多万降卒,而这只是“野人”战争的开始。从此以后,中国战争就成为一种可怕的东方诅咒,将人性和人权消除殆尽。
从《司马法》到《孙子兵法》,这是一种战争的进步,但却是文明的退步。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的残忍与政治的邪恶互为表里。等而下之的《三十六计》标志着战争彻底走向下流化,而《韩非子》和《厚黑学》则标志着政治越来越远离正义和道德。当《孙子兵法》沦为士农工商整个社会的伦理文化时,一场文明的灾难就过早地降临中国。正当性被有效性取代,诚信、仁义、谦卑、尊重、厚道、悲悯、正义、德行等等,成为失败的联想词,狡诈、欺骗、出卖、不择手段成为普遍的社会规则。君子不敌小人,小人越多,君子越少。
在这样的土壤中,贵族成为一种悲剧,无可挽回地走向灭绝。贵族精神最终成为一种神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比起宋襄公,或许项羽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但宋襄公才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泓之战象征着一个“礼义之邦”神话的破灭,“仁义”成为牺牲的同义词,“取义”的前提是“舍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礼的崩溃是一种历史必然,高尚的宗教与沉沦的世俗从此分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充满避世与绝望的中国道教由此滥觞。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火药如同中国的弩机。随着平民力量的崛起,骑士贵族制度迅速走向崩溃。当时,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写了《战争论》。百余年后,依靠法西斯极权政治、恐怖屠杀和小偷式的战争突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几乎颠覆了一个现代化的西方世界。
宋襄公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精神彻底消失了,东方式的战争几乎完全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暗杀勾当,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不光明、不光彩,不宣而战,背信弃义,恃强凌弱,大屠杀成为家常便饭,而其中做得最出色的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莫属,当然“日本皇军”更使现代人印象深刻。几十年前,日本军队偷偷摸摸地攻入中国,又偷偷摸摸地袭击美国,“悄悄地进村,声音地不要”。当时,一个湘西农民的儿子正在西北荒原的窑洞中写《论持久战》:“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
四 杀人的艺术
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无疑是最为好战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所谓的和平只是上一次战争与下一次战争之间的暂歇期和酝酿期,这种战争视角确实是悲观而又令人沮丧的。“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曾写出了伟大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如是说。而伍德海德在《希腊史标准指南》中说:“我们记录在案的希腊史实中95%都是战争。”
无独有偶,战争也是中国历史的发轫。《战国策?秦策》中说:“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逐鹿而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在商朝的《卜辞》中记载了61次战争。每一场战争都是“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国语?周语下》)。据《逸周书?世俘》记载,以“仁德”著称的周武王曾经讨伐了99国,灭50国,杀死177779人,俘虏300230人。
据许倬云统计,《左传》中春秋259年间,各种战争达1200余次,平均一年4.63次。战国242年,仅大规模的战争就达到460余次,平均每年1.9次。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说:“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貌似战争次数有所降低,但战争烈度却大大地提高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道义之战霸权之争,战国时代则完全是重商主义战争,就是苏秦所说的“兵趋利”,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目的是为了“辟土地,充府库”,这实际就是寡头统治的军国主义。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据不完全统计,至今5560年中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作为地球上最好斗的一种动物,人类因为财富、权力、信仰或者资源,甚至为了一个女人或是一块石头都会大动干戈、血流成河。
战争通常的定义是“为了某种尊严而采取的行动”,也可以被定义为“和平的缺失”。从战争机理来说,战争来源于群氓(民族主义)的狂热和精英分子的预谋。罗素认为,战争是集体狂热的结果,战争也是专制政治的帮凶,战争最容易创造不负责任的极权体制。战争的恐怖使一群懦夫甘愿追随一个领袖,并使一群狂妄之徒结成权力团伙,对所谓英雄的崇拜使大多数人都变成唯唯诺诺的胆小鬼。
“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是暴力的发源地,也是独裁权力的出处。许多战争是没有理由的,蒙古部落依靠战争掠夺建立了世界帝国,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所有为了权力的战争发动者都自诩正义,但孟子则一针见血地谴责道:“春秋无义战!”他们一方面说:统一战争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又说:反抗异族侵略也是正义的。
在孔子四处奔走宣传道德教化时,孙子写出了世界第一部“战争艺术”著作《孙子兵法》。如果说孔子影响了中国的话,那么孙子则影响了世界。孙子兵法被誉为“瑞士军刀理论”,成为人类战争的《圣经》。从《孙子兵法》问世开始,中国战争就由有限战争转变为无限战争,每一场战争都以大屠杀的形式展开,屠城杀戮不绝于史,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一场人口大灭绝。
作为《孙子兵法》的原创者,中国人无疑是最好战的民族,特别是自相残杀的内乱。因为人多地少,残酷的资源限制使中国的每一场战争都以平抑人口增长为目的。这也是所谓的马尔萨斯诅咒,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通过战争来修正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战争初期往往以杀戮消耗多余人口,同时削减对方人口;战争后期又转向掳掠人口,以扩大势力。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也是人口比拼。战争的物资消耗和兵源都依赖人口,“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从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的极限之后,直到明中叶的1500多年,一旦人口达到4000万以上,就预示着资源极限临近,战争的危险一触即发,然后战争杀戮使人口迅速降低到2000万左右,东汉末期甚至降至数百万。公元2年中国人口第一次达到前所未有的5959万,马上爆发了社会崩溃,到东汉初年的公元57年,人口降低为2100万,降低率达65%。20年间,长安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公元156年,中国人口又恢复到5007万,马上就爆发了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仅为140万,三国鏖战10余年后更降至区区90万,汉人几乎亡国灭种。
这种杀戮性战争从农业文明刚刚走向成熟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因此才有《孙子兵法》的诞生。据司马迁记载:秦国以“虎狼之师”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这些统计数字并未计入秦人战死者。
从中国历史上看,周期性的革命战争带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极其巨大的。仅以人口损失来说,秦末动乱导致2000万人死亡,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西汉末年绿林起义死了3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三;东汉末年的农民动乱死了3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隋末农民动乱死了35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80%。曹操作为诗人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的名句,而作为刽子手则是和董卓一样热衷“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的屠城。《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记载:
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汉武帝、隋炀帝和唐玄宗这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暴君,通过血腥的对外战争使无数中国青年葬身他乡,这实际也是解决人口过剩的一种方法。要么以邻为壑嫁祸于人,要么坐以待毙,安史之乱使中国华北一下子倒退回石器时代。据一些史书统计,唐末五代死亡3200万人,元末死亡1000万人,明末死亡2500万人。蒙古人和女真人两次征服中国,都是以大屠杀来营造屈服的,整个华北几乎都变成了无人区。从1741~1840年,100年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间,从1.4亿增至4.1亿。但是从1840鸦片战争至天朝崩溃,死于战乱的人口就达1.6亿人。1853年,以客家宗族文化为背景的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一场狂热血腥的宗教“圣战”,战火席卷整个中国南部,造成的人员伤亡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仅自相残杀的“天京内乱”就造成者10余万人“归天”。
经济的早熟使中国过早的出现了人口过剩。在封闭性的文化地理环境下,过剩人口得不到释放,最终酿成内乱,在玉石俱焚中消灭人口剩余,使社会重归稳定。经济早熟带来了文化的早熟,正因为文化的早熟,战争在中国最早成为一种艺术——杀人的艺术,《孙子兵法》就是这样的艺术丰碑。
更多阅读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 忠孝仁义礼智信图片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到沙漠中去猎杀骆驼。他们到达了目的地。父亲问老大:“你看到了什么呢?”老大回答:“我看到了猎枪、骆驼,还有一望无际的沙漠。”父亲摇摇头说:
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准确的解释是什么? 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
2011-09-0200:56提问者采纳何谓仁? 仁者,仁义也。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 仁者,易也。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 儒家重仁,仁者,爱人也。简言之,能爱人即为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之16字释义 温良恭俭让出处
“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之16字释义有校友捐赠8尊景观石,列于石大青岛校区内街北侧。8尊景观石分别刻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各一,每字配释义。现陈列释义产生各版本。一、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汉文化研究所版,加拿大)仁:立身
法西斯德国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德国法西斯
法西斯德国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是德国发动的,有点冤枉。实际上,整个欧洲为世纪大战,已经准备了整整40年。当俄国将领土扩充到华沙后,百多年内在俄国致命威胁下的奥地利,当然希望借德国的强大,把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赶到喀尔
忠孝仁义礼智信 忠孝仁义礼智信出处
传统文化展现了人类正统文化的精髓,“精忠报国”和“花木兰”,展现了忠孝的内涵,而“创世”则展现了神佛下世,开创盛世天朝,表现了唐太宗仁者之君的形象。 传统文化建立了一整套合乎自然(敬天),顺乎人情(爱民),合乎客观规律的理论,其核心内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