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联“大哥”与中国飞船
李鸣生
一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整体发展，离不开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援助与借鉴。
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国际性的空间活动，关乎着全人类的公共利益，任何国家要想有所作为，同样也离不开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援助与借鉴。这是载人航天工程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的。
然而纵观世界历史，所谓的国际援助，从来都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利于本国的国家利益。
以中苏两国近代历史为例。
1944年,苏联要出兵援助中国抗日，赶走日本关东军，这事看起来是援助中国，但苏联却有一个条件：内蒙古必须独立！面对苏联抛出的这个条件，时任中国大总统的蒋介石颇感为难。但为了尽快取得抗战的胜利，蒋介石一咬牙，忍了，同意内蒙古独立，并将东北一大块土地割让给了苏联。于是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抗日，赶走了日本关东军。
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两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不去，苏联又出面帮助了。怎么帮助呢？斯大林多次以国际共产党老大的口气，催促毛泽东去，而且一定要去，还说了一大堆去的好处，并许诺一定确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云云。尽管毛泽东是一个从来只想指挥别人而不愿别人指挥他的人，但为了国家这个大局，最后还是听从斯大林的安排去了重庆，和自己的“老冤家”面对面地坐在了同一张谈判桌前。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来帮共产党呢？他不想让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他为什么不想让国共两党打起来呢？因为借助国民党干掉共产党是美国人的企图；而苏联人的愿望则是用共产党的势力去牵制美国。如果中共有一天真能强大起来，便可借此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从而巩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老大”的地位。
１９５１年，朝鲜战争爆发前，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朝鲜问题时，斯大林借故台湾问题而有意缺席。后来朝鲜打起来了，苏联又积极支持中国出兵——自己则按兵不动，并愿为中国军队装备常规武器，还答应出动苏联空军给予中国军队空中支援（此事后来食言）。苏联何以如此？“兄弟”友情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这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那就是如果中国出兵，苏联自己既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也避免了美国核弹的危险，同时又遏制了美国在远东战场的野心与势头。
也许，这就是“援助”的实质意义，这就是“援助”的真正内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现在，中国要搞载人飞船了，当然也离不开必要的国际援助。
问题是，找谁援助？
世界上搞过飞船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若是找美国，肯定是最佳选择。从载人航天的技术含量来看，美国是这个地球当然的老大。但找美国不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从诞生那天起，在政治上和美国就是一对“冤家”；而中国的航天从起步那天起，几十年来也始终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与控制。当年搞“两弹一星”如此，而今搞载人航天还是如此。载人航天起步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反复叮嘱中国航天人一定要悄悄地干，关起门来干，一声不吭地干。但美国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哪有美国人不知道的事情呢！知道后的美国人真的就给中国人找了不少麻烦，不是这样实行控制，就是那样不准出口，甚至就连一个小小的飞船元器件，都要卡住不放。一些元器件的工业标准，也不告诉你。即使可以卖一些电器元器件给你，但真正的技术却不给你——不管你出多少钱，也不给。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再愚蠢，再傻冒，也不会傻到为了赚取几个银子，就去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 航天部负责元器件进口的一位处长说，有一个元器件本来我们想从美国进口，但美国一***想要，便故意抬价，抬到几百美元！一个小小的元器件，就要几百美元，这不是故意坑人吗？一气之下，我们干脆不要，改从德国进口。后来搞飞船时工作计划一拖再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美国进口的元器件迟迟不能到货。所以中国人要到天上去，想让美国人帮忙，没门。
于是，中国航天人想起了“老大哥”——苏联。
二
咀嚼历史，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
苏联和中国，是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彼此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时而亲密无间，时而兵戎相见；昨天还称兄道弟，转眼又反目为仇。两个地理上邻近而又遥远、政治上相像而又不同的国家，看似很难相容，实则谁也离不开谁。不管将来历史对此作何评说，有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这就是，在五十年代，苏联这位“老大哥”给予过中国很大的援助！
就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件事来说吧。
第一件事，１９４９年６月，即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据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回忆，此次出访不仅受到斯大林的热情款待，而且斯大林还慷慨解囊，向刘少奇当面表示：为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给予支持和援助，苏联愿为中国提供三亿美元的贷款，年息１％，每年六千万，五年贷完，中国十年还清。刘少奇将此事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感动不已，亲自给斯大林打电话，说，１％的利息太低了吧？斯大林趁机说道，是的，我们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贷款利息都是２％，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优惠点。当然罗，如果你们愿意高一点，我们也接受。斯大林还说，苏联可以帮助中国排除海里的雷，还可以把扫雷艇卖给东北，再派苏联专家到大连帮助中国训练。
第二件事，１９５７年９月７日，中国为发展自己的国防事业，要搞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武器，特派聂荣臻元帅率领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前往苏联就相关问题进行谈判。此次谈判历时三十八天，是中苏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谈判，也是中国受益最大的一次谈判，尽管双方都守住了自己谈判的底线——中国的底线是既要得到苏联越多越好的尖端技术，又不能让苏联要价太高，以致倾家荡产；苏联的底线是既要让中国的尖端技术尽快发展起来，又不能把看家本事全部奉献。９月１４日，苏联代表别尔乌辛把刚刚写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草案）郑重其事地交到聂荣臻手上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像这样一份对外援助协定，在我们苏联的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最信赖的兄弟！”“老大哥”如此慷慨大方，让聂荣臻们感激不已，在当日代表团的会上，聂荣臻说：“苏联政府这次确实很热情，很诚恳，非常慷慨地帮助中国。我们得到这援助后要珍惜，要好好发挥最大的作用。”聂荣臻还将此事很快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又很快告诉了毛泽东。１０月１５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两国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定。之后不久，即１２月中旬，来自莫斯科的２３７７０列车便从满州里秘密入关，为中国送来了第一枚导弹——Ｐ－２导弹。Ｐ－２导弹是苏联研制的第一枚导弹。能把如此宝贵的东西送给中国，“老大哥”的心有多真，意有多诚，可想而知。日后证明，这枚导弹对中国导弹的起步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件事，1958年，中国准备研制建造核潜艇，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原子动力装置，还有某些无法解决的关键技术。为此，同年８月５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访问、谈判。此次谈判历时一月，尽管不尽人意，但就在代表团回国的第二天，赫鲁晓夫致电周恩来说，苏联同意在舰艇新技术方面给予广泛的帮助，并邀请中国代表团再次赴苏，就援助中国海军新技术问题进行具体商谈。于是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再次前往苏联谈判，最后双方终于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海军舰艇制造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导弹快艇、水翼鱼雷快艇以及五十一项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船用设备和导弹样品，并向中国转让上述制造特许权。这份来之不易的协定，对提高中国海军装备技术、尽快缩短中国海军与世界海军的差距，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件事， １９５８年10月１６日，中国为了向苏联学习如何搞人造卫星，中国科学院派出了由赵九章、卫一清、杨嘉墀、钱骥等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考察。此次学习考察长达两月之久，不考察了天文台、电子所、试验生物舱等，还亲眼看到了苏联的火箭，用一位专家的话说，该看的都让看了。并且一位苏联老专家还向代表团建议，人造卫星很复杂，最好先从探空火箭搞起。此后，中国在航天方面向苏联不断伸出求援之手，而苏联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如果我们把苏联航天比作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那么这轮太阳一开始便照耀着中国的航天之路了……
此外，在中苏两党的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似乎也不该回避。这个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几十年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似乎是一个背信弃义、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混账透顶的家伙，一个遗臭万年的“修正主义”恶棍！那么赫鲁晓夫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并非本书主题，在此不作讨论。我要说的是，赫鲁晓夫当政期间，确实为中国办了几件大事、好事。不管这位老兄当时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动机”，甚至什么“阴谋”，但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确实受益匪浅，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据官方权威杂志《党史纵横》２００５年第二期披露，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政党的历届头头中，赫鲁晓夫是为新中国干好事干得最多的一位。
还是让事实出来说话吧。
第一件事，赫鲁晓夫当政十一年，承诺援建中国的项目二百八十六项，并扩大了斯大林援建项目的设备供应范围。苏联专家撤走前，帮助中国建成的大型企业有一百二十项，基本交完设备的有二十九项，一共一百四十九项。
第二件事，１９５０年３月和１９５１年７月，中苏先后签订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大连中苏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两个协定。苏联并将上述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了中国。
第三件事，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在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时，同意先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小型原子反应堆，同时为中国培训这方面的干部；１９５７年还签订了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的协定。尽管后来苏联撕毁了这一协定，但苏联援建的原子反应堆在培养中国核工业人才方面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四件事，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提出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而后中苏双方并就此发表了《联合公报》。１９５５年底，苏联军队全部撤出旅顺海军基地。
第五件事，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中苏两国曾经签订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份条约中的《秘密补充条约》对中国极为不利，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后来中方向赫鲁晓夫反应了这一情况，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０日，苏联政府废除了这一条约。
第六件事，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中苏签订了相关协定，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进行调整。即是说，中苏之间在非贸易兑换时，由原来的１：２，改为１：６，即一元人民币等于六个卢布。后来苏方按这一比值，补偿了中国九千九百一十万个旧卢布。
第七件事，１９６１年２月２７日，即中国三年天灾人祸时期，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苏联愿意以贷款形式为中国提供一百万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食糖。还明确表示，十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且不计利息……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后来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特别是１９５９年中国十周年国庆那天，当盛大的阅兵式和游行队伍刚刚开始通过天安门时，站在天安门层楼的赫鲁晓夫竟不合适宜地对毛泽东嘟囔了一句：“苏联决定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听后极为不快，鉴于国庆大喜之日，忍气吞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毛泽东往沙发上一躺，便大大地发了一顿脾气，接着便和赫鲁晓夫大吵一架。幸亏在场的周恩来还算冷静，很快平息了这场“龙争虎斗”。但“弟兄”俩很快便彻底闹翻了。１９６０年，苏联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援助中国的一百二十多个科研项目被迫全部中止。中苏两党、两国以及两国人民从此不再往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到此为止。
然而，历史总是变化多端，出人意料。岁月匆匆，世事沧桑，三十年一晃而过，苏共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从勃列日涅夫再到叶利钦，数十年间沉沉浮浮，大起大落；而中共从毛泽东到华国锋，从华国锋到胡耀邦，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从赵紫阳再到邓小平，数十年间同样电闪雷鸣，风雨不断。直至1989年夏，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两个势不两立几十载的“兄弟”，谈笑间才冰雪消融握手言和。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这个“小弟弟”要上天了，急需造飞船的经验和技术。只是，今天的“小弟弟”已不再是当年的“小弟弟”。当年的“小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变得坚强了，有力了，成熟了，不再寄人篱下受人摆布了；而今天的“老大哥”也不再是当年的“老大哥”，当年那个雄心勃勃、如日中天、称霸世界的“老大哥”，已然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了。一句话，已经变成一个穷光蛋了！土豆没有了，牛肉没有了，面包没有了，甚至连裤子都穿不起了！
于是一个需要造飞船的技术，一个需要填肚子的面包，两个分离了几十年的“兄弟”，继“两弹一星”之后，又跨过欧亚大陆，握手言和，坐在了同一张餐桌和同一张会议桌前，一个握筷子，一个拿叉子；一个说中文，一个讲俄语，开始了新一轮的沟通与交流。
中苏两国政府很快签署了《关于在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确定了中苏两国在航天领域合作的意向。这既为中国的载人航天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又为中国学习苏联的航天技术和利用苏联的部分航天产品和设备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中国航天人还一批又一批地踏入了苏联那片饥饿而混乱的土地，开始了对苏联载人航天的学习与研究。不同的是，当年中苏两国专家在一起，皆因政治的驱使；今天中苏两国专家在一起，前者为了飞船，后者因为生存。
三
中苏两国航天专家之间的交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
1989年上半年，中国宇航学会邀请苏联专家、“联盟号”飞船总师米申院士来中国访问。米申院士是第一次来中国，那天他一下飞机就打听王永志的名字。一位年轻的中方人员感到奇怪，问他，你怎么知道中国有个王永志？米申院士听后哈哈大笑，说，王永志是我的学生啊！这位中方人员更是一头雾水，心想王永志是中国火箭研究院的院长，鼎鼎大名的火箭专家，怎么成了这个老头的学生？米申院士见年轻人不明白，便说，这是历史，你们年轻人不懂，总之你们想法帮我找到王永志，让我们见见面就行。
王永志说，我得到米申院士来中国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当晚便带着女儿到北京饭店去看望他。在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复杂。米申院士是我的恩师，可由于中苏两党政治上的原因，我们师徒二人相隔天涯，已经整整二十八年没有见过面了。二十八年来，我总会时不时地想起他，想起当年我在苏联留学时他教我搞导弹设计的情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失去搞导弹设计的资格与权利的时候，或者是在我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更会想起他。但二十八年前的恩师，二十八年后还是恩师吗？他还会一如既往地认我这个学生吗？到了北京饭店后，米申院士打开房门，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也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师徒二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彼此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女儿见了后，也感动得哭了。女儿为了不打搅我们，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留给我们，干脆躲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女儿一走，我和米申院士直接就用俄语聊了起来。我们聊生活，聊工作，聊家庭，聊别离二十八年后的酸甜苦辣，聊得十分开心，非常痛快。特别是米申院士得知我当了中国火箭研究院的院长，当了火箭总设计师后，非常高兴，一再表示祝贺！他说，我最担心的，是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活不过来了，没想到你不仅活过来了，还当了火箭总师，为你的国家作了这么大的贡献！太让我高兴了！
第二天，刘纪原副部长得知王永志与米申院士这一特殊关系后，认为这样一位世界级的著名火箭专家来到中国，是中国学习的一次好机会，便找来王永志说，你把米申院士领着到火箭研究院看看，***搞的“长二捆”火箭到底行不行，多听听他的意见。这是个好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王永志说，我把米申院士带到了火箭研究院，当时我们的“长二捆”火箭正在装配阶段，我领着他一边看，一边把“长二捆”火箭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米申院士看了后非常惊讶，很激动，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中国还有如此庞大的一个火箭研究院，而且居然有两万六千人！我就非常骄傲地对他说，老师，我这火箭上的东西，可全是我们中国的，连每一个元器件都是中国货，没有一个螺丝钉是外国的！他听了后说，好，这个设计非常好！搞成后，我估计这家伙能把十吨重的东西发射上天。后来“长二捆”火箭的发射能力达到了九点二吨。然后，他还非常诚恳地和我交换了对火箭一些地方的修改意见，并说中国的火箭装配车间比苏联的好！
1989年下半年，王永志带了一个团回访苏联，受到米申院士的热情接待。米申院士这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了，他亲自领着中国代表团到有关部门逐个参观。此前，中国航天界一些专家到苏联访问时，都很想见见这位大师，可米申院士每次都婉言谢绝了。他对中国代表团说，凡是来苏联参观的客人，我从来不陪，但王永志是我的学生，所以例外。每到一个地方，米申院士都自豪地把王永志介绍给他的同行说，这是我的学生王永志先生，中国火箭研究院的院长，著名的火箭专家！有一次，米申院士还当着苏联国家计划局主任的面，把王永志大大夸奖了一番，说王永志当年在苏联留学时如何如何刻苦、在火箭导弹设计方面怎么怎么有才华等等。不仅如此，米申院士还邀请王永志到他家做客，亲自为王永志沏茶倒水，并与王永志共进晚餐。
王永志说，那天晚上，在他家的小院里，我们促膝交谈，谈到很晚很晚。当我向他谈到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时，他为我的国家感到非常高兴。而当他向我谈到苏联的现实和未来时，眼里却涌动着泪水，久久不说一句话。后来，在一些国际学术会上，我又多次见到了我的老师，并多次聆听了他在国际学术会上作的报告。他告诉我说，当年在苏联学习的那一批火箭专家中，我是最后一个了。同时他也很关心中国的航天，常问我一些中国的发展情况。所以到了1993年，当中国的载人航天在总体方案上有了基本的构想后，为了获得一个最佳方案，我决定以火箭研究院的名义邀请米申院士到中国来一趟。我当时的考虑是，米申院士是世界顶尖级的航天大师，他不仅是苏联洲际导弹的火箭设计师，还是苏联“联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如果他能来中国给指点指点、把把关什么的，对我们刚刚起步的载人航天肯定大有帮助，我的心里也会更踏实一些，因为有的地方我也不是那么有底。当然啦，如果我们按自己的想法搞，也是可以搞起来的。但我们毕竟从来没搞过，不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而应该有一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有一种以我为主、同时又吸取世界先进技术的开放姿态。再说了，时间不等人，如果完全自己搞，太慢。
米申院士接到王永志的邀请函后，知道中国要搞载人航天了，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王永志说，尽快来中国。结果他自己不仅如期而至，同时还带来了五名飞船专家。这一年，米申院士已经七十六岁了。这位老人一到中国后，便积极投入工作。由于王永志的俄语基础好，两人在一起交流时直接用俄语对话，根本不用翻译，谈得十分投机。无论王永志问哪方面的问题，米申院士总是有问必答。
王永志说，1997年，我再次去俄罗斯，就航天领域的合作问题进行谈判。与我谈判的对手是米申院士的学生———俄罗斯国家宇航局的局长，所以谈起来很顺利。这位宇航局局长对我说，你是米申院士的学生，我也是他的学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好了。还有一次，我和王壮一起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和该院飞行控制中心技术主任、我当年的同学聊天。王壮问他，我们搞的交会对接这种方法行不行？我的同学说，这当然好啦，比我们的好多了，既省钱又省时间，你们中国人真聪明！王壮就跟他说，这就是你这个老同学出的主意。然后我们又找了我毕业时的设计指导老师，问他行不行，他也说，行呀，怎么不行，好主意！总之，就我们的一些做法征求征求俄罗斯专家的意见，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在此期间，钱振业也多次往返于中苏之间。最早是1989年10月，钱振业带着一个考察团去苏联考察。当时，苏联方面非常愿意和中方考察团合作，各个研究所都邀请他们去参观访问，参观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每天都排到夜里十一点。苏联“能源号”航天飞机的总设计师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一天已经夜里十点多了，还向钱振业他们介绍说，他们的“能源号”航天飞机可以打一百个转发器的通信卫星，只要打三颗卫星就可以解决全世界的通信问题，而且全是自己管理。钱振业回国后，便给航天部领导写了个报告，建议请苏联专家到中国讲学。刘纪原非常支持。于是，大约从1991年下半年起，航空航天部就先后邀请了好几批苏联航天专家到航天部讲学。
钱振业说，我记得我们前后大概请了二三十个专家，重点讲他们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联盟号”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讲飞船各个系统的情况，包括总体，还有生命保障系统。有时候是一个专家来，有时候是好几个专家一起来。苏联“东方号”第一个飞船的总设计师也前后来过两次。第一次大概是在九一年，第二次大概是在九二年。第二次我把他的夫人也一块请来了，两位老人对中国特别友好，非常重感情。遗憾的是，第二次来了两天他就犯病了，病刚好一点，我又赶快将他们送回去了。当时和苏联专家特别好打交道，主要原因，一个是苏联经济太差，他们的教授每月只有十八美元的工资。我去过苏联控制所一个专家的家里，那个专家因为我们去了，才去莫斯科买了两个什么沙拉罐头招待我们。过去苏联每月二百个卢布就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后来就不行了。八九年我们去的时候，一个美元是三十二个卢布，可等我们走的时候，才过了一星期，一个美元就变成了三十八个卢布，黑市一个美元还四十个卢布呢！由于太穷，苏联俄罗斯的专家们没饭吃，都愿意和中国打交道，几乎不讲什么条件，有口饭填饱肚子就行，有件衣服穿暖暖身子就行。比如说，有个搞生命保障的专家刚来中国时不是很积极，我送了他一块航天表，他特高兴，一下就来了情绪，问什么说什么。后来我去俄罗斯时，他还带我去参观了一天，请我去明星俱乐部吃了顿饭，也送了我一块表，因为他家的对面就是表厂，很便宜的。他还请我去他家做客，见了他老婆，因为我请他老婆去过中国，招待过她。那天晚上，他在家中对我说，我实话告诉您吧，你们的生命保障系统我建议就不要再搞了，我搞了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还有一个搞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他有糖尿病，到中国后不能喝饮料。我知道后，无论走到哪里，都给他带一瓶矿泉水。当时俄罗斯还没有矿泉水，他喝了矿泉水后非常感动，说以后我们就是哥们儿了，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什么时候你去我那儿，我用飞机带你到各地去玩。甚至有一个搞控制的俄罗斯专家还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我的国家吃不饱饭，你就邀请我到中国去吧！我来了，至少可以在你那儿吃顿饱饭。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搞飞船的！
苏联/俄罗斯专家对中国如此友好，除了当时经济落后生活贫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一代的苏联专家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这些专家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与中国交往甚密，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所以，他们得知中国要搞载人航天后，打心眼里想帮中国。比如，有一个叫亚道夫斯基的专家，是搞发动机的，钱振业1989年去苏联时，想要一个一百吨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但他只有八十吨的。钱振业说，我们自己研制怎么样？他说你把我这八十吨的买回去，但不要买专利，你买两台我送你一台。送你这台在苏联进行试验，你派人来苏联一起参加试验，不就掌握这个技术了吗？只要有了这个技术，你们只要五年，花一个亿，自己就搞出来了！后来钱振业他们用了很便宜的价格———一千四百万元人民币，就把两台都买回来了。1990年3月，亚道夫斯基回访中国，他对钱振业说，我是列宁培养出来的专家，对中国有感情，愿意把好东西给中国，不给美国。我的技术不能给资本主义，要给就给中国！
而范剑峰这期间因为搞飞船的论证工作，在1991年以前也常走出国门，搞调研、查资料，考察航天飞机和飞船。范剑峰他们开始去的是美国，跑了七八个城市，美方不仅让他们看了发射场训练中心、控制中心、载人飞船，而且空间站和航天飞机也敞开让他们看。也就是说，美方除了核心的地方不让看之外，其余地方都让他们看了。因为当时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毫无疑问，美国之行对范剑峰的震撼是比较大的。但范剑峰说，我看了美国搞的东西后，总觉得美国搞的东西都特别大，起点很高，好是好，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实用，我们没必要搞成那样。再说了，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呀，如果跟着他们搞，肯定就被拖死了！
后来，范剑峰又去了苏联，先后去了三次，一次是参加国际会议，另外两次是去参观访问，学习取经。范剑峰说，后来一比较，还是觉得苏联搞的可靠性比较高，比较好，跟我们在技术风格上、思路上都比较接近，技术可以吸收。另外，他们的专家也肯讲。当时他们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一些老专家只要给点钱，谈得投机了，技术上就什么都讲了。我去苏联时，找了一个“礼炮号”空间站的副总设计师，给了他一点钱。我说，咱们来苏联，一个是技术上取点经，再一个就是将来有些项目可以合作。我先讲了自己的想法，他听了后说，很好。我说请教一下，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就把他的方法给我讲了。然后，我们又接着聊别的。聊到后来老头还要聊，说我们聊得挺好的。我们原定的时间是两个小时，结果一聊就聊了四个半小时。这些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对我们国家搞飞船也很支持。他们科技处的人说，我们几十年的经验都让你摸走了。回国后我给国防科工委打了报告，说把搞“礼炮号”空间站那个老头请来吧，给咱们的人讲讲课，经费由我们负责。国防科工委同意了。后来就把这老头请来了，讲了一次，很好，又请他来讲了第二次。后来还想请他来，他却不来了，写信说，我也很想到中国来，但工作太忙，出不去。我们就派在苏联的留学生去打听他的情况，原来政府怕他泄密，不让他出来了。总之，通过与苏联专家的交流，解决了不少技术上我们一直争论的问题。有些一直争执不下的问题带到俄罗斯去，请教一下他们。他们一听，行，就保留；不行，就否了。我们对这些专家的话是很相信的，毕竟人家搞了几十年，咱们才刚刚起步嘛！
是的，在中国载人航天刚刚起步时，中国航天人趁苏联红旗落地、经济萧条之际，确实抓住了一个大好时机，一次次地出入于苏联／俄罗斯的国门，获得了不少实惠，捞到了不少便宜。那时的中国航天人，可谓腰缠万贯，踌躇满志；而苏联专家由于自己的祖国四分五裂，经济萧条，则处境艰难，斯文扫地，尊严全无，可怜至极。当年我采访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时，他谈到与苏联专家合作的经历，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搞机器人的苏联专家到沈阳后，大冬天的，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冻得瑟瑟发抖。我们把一些旧棉衣、旧棉裤送给他们后，他们非常感动。另外，他们见了中国的什么东西都觉得好，都想要；吃到中国的什么东西都好吃，甚至就是咱们食堂一般的馒头，他们吃起来也觉得很香很香。看到这些专家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就想到我的祖国的过去，心里非常难受，对我刺激非常大！
的确，祖国不强大，科学家再伟大，也无尊严可言。
上世纪60年代初，当全中国都在饿肚子时，为了援助中国的国防建设，苏联一百多名专家踏上了中国饥饿的土地。当戈壁滩上成千上万的中国火箭将士饿得啃树皮、吃沙枣叶时，苏联专家每天吃的却是中国最好的猪肉、香肠和奶油面包！而今天，岁月之河刚刚流失了３０年，历史便彻底翻了个个儿：中国专家有吃不完的猪肉、香肠、大豆、高粱；而苏联专家别说“土豆烧牛肉”，就是连一块小小的面包也吃不上。中国航天人正是抓住这个机会，闯进对方的国门，而后依据“各取所需”的市场规则，闪电般地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飞船技术与土豆面包的“国际交易”！
这是中国航天人一次明智的出击，也是一次智慧的选择！
据航天部统计，中国先后有近一千人次开往苏联/俄罗斯。不仅航天部和总装部的主要领导去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的主要专家和七大系统的老总去了，如刘纪原、沈荣骏、白拜尔、王永志、戚发轫、张宏显等，还有二十多个年轻的技术员也被派往苏联学了整整一年。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载人航天战线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他们既与苏联搞飞船设计的研究所有过密切接触，也和俄罗斯宇航局等政府部门有过洽谈；既看了苏联的发射场、航天员训练，也看了苏联的火箭与飞船；不仅花了五六千万人民币在俄罗斯做了风洞试验，还让俄罗斯为中国培训了两名航天员教练；不仅购买了一些相关的仪器设备，还花了上千万的人民币从莫斯科买回了一艘两米多长的飞船！虽说这艘飞船是被苏联废弃多年的一个外壳，对苏联而言已经毫无价值，但对从未见过飞船更未造过飞船中国航天人来说，至少是一个实实在在学习模具，一次真真切切的启发与借鉴。谁能说，它对中国造飞船毫无意义？想当年，中国引进苏联的“P－2”近程导弹时，尽管这枚“P－2”导弹的射程还不到六百公里，而且早被苏联淘汰。但就是这个早被苏联淘汰了的东西，为中国导弹的起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近程导弹的历史，可以说正是起始于这枚导弹。遗憾的是，当后来中国“神舟5号”发射成功、杨利伟从天上凯旋而归后，这段历史似乎被无数的鲜花和掌声遮蔽了，被一些忙于庆功的人遗忘了，再也无人愿意提起了。
其实，这是一段不该遮蔽不该遗忘的历史，也是一段不该回避的历史。事实就是事实，有什么可遮蔽、可回避的呢？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越来越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相互渗透，是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一个特点。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历史。中国学外国的东西，外国也在学中国的东西，学点、拿点、用点人家的东西，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学了就学了，拿了就拿了，用了就用了，全地球人都心知肚明，无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想当年我大唐帝国，敞开国门，广交天下，谁愿意来谁就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甚至，一些外国人来摸点、偷点、抢点什么，也没当回事情。结果呢？大唐还是大唐，照样繁华，照样鼎盛，照样风流，照样倜谠，照样牛皮哄哄，照样气势如虹！如果一说我们借鉴了别人的东西，就感到自己不行了，就不是那么光彩了，其实是一种很不诚实的态度，也是一种很不自信的表现。
四
当然，苏联人不是傻瓜，金钱这玩艺儿不光中国人喜欢，美国人喜欢，日本人喜欢，只要是地球人都喜欢！而对当时正饿着肚子的苏联人来说，就更是喜欢了！因此毫无疑问，在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中苏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科学家的友情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没有友情的基础，没有历史的渊源，中国人仅靠一个钱字，是不太可能得到想要的航天技术和资料的。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中国若要通过钱去“学”点航天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几乎没有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必须承认，中苏两国在这场交往中，除了５０年代那点所谓的“革命友谊”、“兄弟情感”外，更多的或者说主要的，还是“钱”起了作用。
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宿双宁说，俄罗斯对中国在技术上也是有所保留的，有些东西他们纯粹是只卖产品，不卖技术。你要买技术，价格就比产品高出一百倍，开一个天价让你不能接受。有的即便这个技术卖给你了，有些细节性的技术你也掌握不了，他也不会给你说清楚。有一次我们想买他们的一个抗冲击产品做试验，我们开价十五万美金，他们却要三十万美金。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愿意降低价格再卖给我们，我们也不买了。
而钱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魔力，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俄罗斯只有利用航天技术及航天产品换取中国的人民币或民用轻工商品，才能摆脱国内商品严重匮乏的困境，从而减缓国内激烈的现实矛盾。
所以，中国搞载人航天的初期，与其说是中国人和苏联/俄罗斯人在交往，不如说是中国人和苏联/俄罗斯人在交易。后者听起来虽然不是那么悦耳，却是事实。因为在两国成交的所有项目中，没有一个项目不涉及“钱”字。尤其后期，不谈钱，就甭想谈技术。而且，有的交易用中国专家的话来说，还是很“黑”的！
比如，中国飞船系统的专家想让俄罗斯的专家看看某一设计方案行不行，只说一个字或者两个字———“行”或者“不行”，甚至连一个字也不用说，就点一下头或者摇一下头，俄罗斯专家张口就要八十万美元！又比如，中国火箭系统的专家想就某个问题咨询一下俄罗斯专家，对方张口就要一百万美元！再比如，酒泉基地司令员张建启在俄罗斯拜科努尔发射场考察时，发现该发射场用于处理污水的设备不错，便问俄罗斯专家是何原理。俄罗斯专家却不谈原理，只谈价钱，要中方购买他们的设备。张建启问他要价多少，他说一个炉灶八万美元。张建启感到价钱尚可接受，便答应可以考虑。可当双方正式谈判时，俄方却把价格由八万提升到了十二万。中方觉得十二万也可以接受，便继续往下商谈。但最后进入实质性阶段时，俄方竟然把价码加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张建启司令员一赌气，不要了，再便宜也不要了！结果回来自己干，只用了十八万元人民币，便研制出了所需设备。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飞船轨道设计专家陈祖贵的故事。
陈祖贵，四川人，专业出众，技术精湛，却脾气倔强，说话竹筒打米———直来直去，对事不对人，认理不认官，典型的性情中人！1998年，有人对飞船上的某些问题有点担心，便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罗斯，打算将中方的某些设计方案请俄罗斯方面找专家评审一下。陈祖贵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把中国的技术方案给外国人评审，既要掏钱，还容易泄密，不是上策。他考虑再三，决定不去。有人劝他说，别人一说出国，连病都没了，你放着出国的机会不去，何必呢？你先出去，能谈就谈，谈不成就走人嘛！他想了想，觉得也对，便去了。
陈祖贵说，到了俄罗斯，开始时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谈了几十个项目，要价也不高。后来我们就想买他们现成的落点回收程序，可对方说要几千万元人民币！这还了得，我的研制经费才几十万人民币，你狮子大张口，一下就要几千万，你让我去偷还是去抢啊？所以我想，去他的，还是自己干吧。后来，想请他们评审我设计的飞船的控制系统方案，可他们一张嘴，开价就要一百六十五万，我的妈呀，那可是美元啊！他们的理由是这个系统很关键，它是俄罗斯的专利技术，值钱得很！而且“行”或者“不行”，都是他们说了算。我一听就笑了，也来气了，就说，一百六十五万美元，可以！但是，请你们把小数点左移一位，然后，再除以二。小数点左移一位，一百六十五万就变成了十六点五万，再除以二就变成了八点二五万。他们一听，生气了，说我没诚意。我就自己跟自己说，对，我就是没诚意，我也用不着有诚意。你们的飞船的缺陷我都清楚，我们的关键技术我也不告诉你。让我把我的国家机密给你，还要让我掏钱，这种买卖老子不干！之后，俄罗斯的专家又带着讽刺的口气说，我们的知识很值钱，这一百六十五万美元卖的是知识，你们当初买的飞船返回舱可没有什么价值喔！言下之意说中国人是傻的。我一听这带侮辱性的话，把方案一卷，提包一拿，起身就走了！第二天我就坐飞机飞回了北京。我心想，有你们要干，没你们老子照样能干！后来，五院的一个总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方案不给俄罗斯看，不辞而别，很多人都为你担心呢！到时候中国的飞船上天后回不来，你怎么交代？其实，我当时并没想到后果，我是中国人，只想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不希望中国几代科学家的心血成果从我的手中溜出去，也不希望国家的机密从我的手上泄露出去。我们有先前卫星多次返回的成功经验做基础，而飞船的返回方案我们又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完善，我有把握让我们的飞船返回来，凭什么还要请他们评审！再说了，我就从来没想过我们的飞船会失败。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飞船飞得比俄罗斯和美国的还好，美国、俄罗斯的飞船前几次返回时距落点都是上百公里，而我们第一艘飞船返回来距落点仅十一公里左右！
是的，中国航天人承认，苏联/俄罗斯在载人航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航天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同时中国航天人也认账，中国搞飞船确实得到了苏联“老大哥”很大的帮助，学习借鉴了“老大哥”一些东西。但是，苏联/俄罗斯航天在总体上领先，并不等于每个项目都领先。正如钱振业所说，中国在总体上落后于苏联/俄罗斯，并不等于在单项技术上都落后。在某些单项技术上，中国并不比苏联/俄罗斯差，有的甚至还超过了他们。
因此，中国航天人认为，不能什么事情都依靠、都寄希望于苏联，50年代中苏之间那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说，在与俄罗斯的合作上，一定要“以我为主”！我不需要合作就不合作，我需要合作就合作。有的问题用不着兴师动众，买两张机票，请两个俄罗斯专家过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就行了。我举个例子，俄罗斯国家航天局局长高普切夫听说中国要搞载人飞船，马上就找到我们，说想跟中国合作。他的意思，就是说俄罗斯有现成的飞船，你中国不用再搞了，买他们的飞船就可以了。但我们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买俄罗斯现成的飞船，省事倒省事，但年轻的技术队伍就没有锻炼的机会了，中国今后的航天事业就没法发展了。后来，大概是1997年，这位局长又来中国，再一次提出要跟中国合作搞飞船的事。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知道后说，让他去我们的航天城看看吧。我就陪同这位局长去了。那天，他到航天城一看，傻了。他对我说，怪不得你们不跟我们合作呢，原来你们都搞到这个程度了，没想到这么短时间你们就搞得这么好！
中国不买俄罗斯的飞船，是因为自己有能力搞出来。后来事实证明，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合作策略是正确的，采取的行动也是及时有效的。如果当初不及时主动走出国门，后来许多事情做起来就很麻烦。
钱振业说，大概到1993年后，中俄关系就不行了，中俄两国单位与单位、专家与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困难，有的项目简直就进行不下去了，甚至根本就不能进行了。特别是叶利钦上台后，对有关科研部门和单位作了明确规定：不经国家允许，不准俄罗斯专家到中国去，不准把有关的航天技术和航天产品转卖给中国。后来一些俄罗斯专家就去了美国。但听说美国也有规定：只接受搞核武器的专家，对搞载人航天的专家没有兴趣，不予理睬，甚至有的干脆拒绝入境！
由此可见，中国与苏联/俄罗斯90年代初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关系，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老大哥”无私援助下的师生关系，也不同于上世纪５0年代后两国政治对抗下的敌对关系，而是市场经济下彼此依赖的互惠关系。
然而，无论中苏两国过去、现在、今后怎么合作，高科技这玩意儿说到底，主要还得靠自己。若是忘记了自己，迷失了自己，不仅前途渺茫，而且后患无穷！
问题是，中国首次涉足载人航天，依靠自己的力量，能造出飞船吗？
（选自本人《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