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起特工，大家往往对行动工作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暗杀啊、破坏啊。这很正常，一是情节曲折，二是总有一些细节往往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行动工作只是谍报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情报是一切谍报工作的基础的话，那么，策反就是谍报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在策反方面，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前面在殷汝耕案中讲到的，对冀东保安队的工作，就是通过策反达成的。虽然后来又被殷汝耕这个汉奸跑掉了，但不能因此而抹杀策反工作的成功。
在特务处的策反工作中，要说最成功的，就是在“两广事变”中的表现了，那真可以说是“蓝衣剑客踏雪无痕”，各条工作路线分进合击，丝丝入扣，兵不血刃，敉平“两广”。实在令人击节。
两广这块地方，挺有意思。
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两广，反而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
广东的军阀，中山先生都拿他们很头痛。先是陈炯明、然后是他请来的滇军的杨希闵、桂军的刘震寰（这两个人到了广东的所作所为，像极了汉末的李傕、郭汜）。等把这一干人等打垮了，中山先生也去世了。上来的是另一个广东军阀陈济棠，接着跟老蒋对着干。好不容易到1936年广东归并了“中央”，没几天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很快又沦陷了，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算起来，从1923年 3月 1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成立到1949年，广东就没消停过几天。
广西就更不得了，从1917年 6月20日，陆荣廷唆使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盟通电，宣布两广自主开始，广西始终把持在老桂系和新桂系手中，这当中，还有3、4年的时间，桂系连广东都抓在手里。
说起桂系，绝对是旧中国的一个“异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于1927年 4月，姑且从此就算他为统治全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直到1949年退出大陆，一共22年，其间，多少军阀都被蒋剃了头，唯一保持相对独立，且在国民党内、军内始终保持相当影响力的，唯有桂系。
去台以后，国民党内部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国民政府之所以丢失大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桂系总在那儿“搅和”，争权夺利几十年，造成“党国”的不团结，最后大伙一块儿“洗洗睡”。
这种说法，失之于表层化，且有推脱责任之嫌，但细想起来，也有一定道理。
1948年 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此前，李宗仁曾征求老蒋的意见，问就职仪式上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蒋说穿西服，于是李去赶做了一身燕尾服。等到典礼头天，老蒋又通知李宗仁，说改穿军服，于是李穿上他那身一级上将的军装、别上几大排勋标，威风凛凛地就去了。结果到现场一看，老蒋穿了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风度儒雅之至。俩人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李宗仁是蒋介石的保镖呢。把李副总统给气得都快疯了。
一个“党国”的一、二把手之间，脑子都用到这些地方了，你说这个党、这个国，还能好得了！
广东和广西的关系，颇为独特，一会儿打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一块扯旗造反；有明明是广东人，却被称作桂系军阀的，有明明是广西人，却属于广东军阀的；就在这打来打去之间，打出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广西的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等，大家比较熟悉了。更早的，还有老桂系的陆荣廷，这个中学课本上是有的，其人功也、罪也，到今天还说不清。
同样，广东的军阀中，也颇有些了不起的人物。首先是陈炯明。
陈炯明的一生，以1922年 6月16日“炮轰总统府”而著称，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而且每当提及，必顺带提起宋庆龄女士在转移中流产之事，并着重指出此事导致宋庆龄终身不育。
实际上，除“六一六事件”以外，陈炯明还做过许多事情，是个相当不一般的人。比如他对广东的建设、比如他坚决禁赌、比如他的不蓄私财、比如他一手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中国致公党，至今还是我国参政议政的一个民主党派。
1925年，被彻底打垮的陈炯明退居香港。1933年，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香港，年仅55岁。
陈炯明死时身无长物，连棺材都没有，身边的人，只好用他为其母所备的一口棺材殓葬。
时人曾送给陈炯明一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
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谤满天下，名亦随之”，是反用曾文正公的说法，用在陈炯明的身上，极为贴切。的确，“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只这一件事，足以使他“谤满天下”了。
其实，究竟有没有“炮轰总统府”这回事，或者是究竟谁往广州城里开了炮，历史上还有争议。当然，不管有没有，“六一六事件”都意味着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这是没有错的。
唯一从“六一六事件”中受益的，那就是成全了蒋介石。
1922年 6月18日，痛感身边没有军事干部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接到电报之后，在熊市的不利局面下，托虞洽卿又“操作”了最后一把，于 6月25日携款 4万直奔广东，并于 6月29日，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此举令中山先生终生难忘，甚至当时就露出了“传位”的意思：“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蒋介石一举奠定此后一生的事业基础。
人哪，其实一辈子就是那几步，走对了就走对了，走错了，也就甭怨天尤人了。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陈炯明之后，就要数陈济棠了，与老陈相比，小陈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陈济棠，1890年生，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
陈济棠17岁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军旅生涯，辛亥革命后进入粤军，积功升至团长。其中，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投在宿将林虎手下。
陈济棠在这之后的经历，实在太过复杂，一会儿跟着这个打那个，一会儿随着这个“通电”反那个。当然，不仅陈济棠，那会儿的军阀大都如此，尤其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就跟演戏似的，今天“通电”“反”某某人，明天就“通电下野”，后天就留洋，大后天没准又杀回来了。
不奇怪，那个时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和规律跟现在完全两样。
陈济棠是个很会利用机会的人。
从1922年开始，先是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和讨伐陈炯明，当上了旅长。
然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济棠成为国民革命军师长。
然后——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陈济棠积极响应：“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这一响应，陈济棠又升了一格，1928年 3月，任第 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
然后——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陈济棠积极支持老蒋，成了第 8集团军总司令。
然后——1931年，借着老蒋扣押胡汉民，陈济棠又通电“反”蒋，顺带手赶走了自己在广东最大的对头——广东省长陈铭枢。
然后——1931年 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改任第 1集团军司令，独揽军权。
最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复合，戴在陈济棠头上的帽子——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任两个机构的常委，集广东的党政军权于一身。名义上的负责人胡汉民，不过摆设而已。
如此这般，经过陈济棠这一番闪展腾挪，拳打脚踢，不过 9年时间，陈济棠就从粤军的一个团长成为雄踞一方的“南天王”，这时陈济棠才41岁。
被他“闪”了的，包括老“天王”陈炯明、包括他在“护国军”时的老上司林虎、包括他当营长时的上司陈铭枢、包括他当旅长时的上司李济琛，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再过几年，陈济棠还要再“闪”一次蒋介石，不过这次没弄好，跟他的老前辈陈炯明一样，把自己给“闪”到香港去了。赔了。
前面说了，蒋介石曾于1935年封了 9个一级上将，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外，全是各地的实力派和过气军阀，好像这种背 4颗星的上将，专门就为安置这些人的。
这其中，除了张学良实在太过年轻，咱不跟他比——跟他也没有可比性，他的产业是继承的，不是自己打出来的。
其他的，就是李宗仁比陈济棠小一岁，1891年生。其他的，都比陈济棠岁数大，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老前辈，比陈济棠大7、8岁呢，几乎差出“半辈”人去了！
军阀割据，对于国家来讲，自非善事。但作为一个某地区来讲，军阀主政，只要是本地人，桑梓情深，往往有他的好处，东三省、新疆，都是在军阀主政的时候发展起来的。
广东也是如此，你别看陈济棠一个军阀，他还是一个搞经济的长才，从1931年到1936年，号称广东建省的“黄金五年”。
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我们要谈论的主旨关系不大，这里主要说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
说起整军，陈济棠利用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前面说了，1931年 5月，以汪精卫为首，在广州又出现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分裂了。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仗着他手里的军权，抢了当时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史称“宁汉合流”，这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分裂。
1930年1O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此时，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觉得当国民政府主席有点不太过瘾了，各方掣肘太多，办起事来太麻烦，不如改为总统制，当总统。于是提出：“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总统。”
当总统，不是想当就当的，那得选出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这都不是蒋介石自己说了就算的，要做许多工作。
蒋介石的主张，从立法院那儿就过不去，胡汉民说了，“现在是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只能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不能作为权力机关。训政已有建国大纲作依据，不应再来一个什么约法，搞得不伦不类。”
胡汉民是立法院长，他不同意，这事还真是挺麻烦，没法往下操作。
胡汉民，1879年生，广东番禺人。
胡汉民可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想当年，胡汉民、汪精卫号称中山先生在世时的左辅右弼，1911年12月，胡汉民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时候，蒋介石才是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团长。
说起来，胡汉民还是蒋介石的恩人呢，当年老蒋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时候，大家都不买账，全仗着胡汉民帮他，说这个劝那个，出了好多主意，才把这个局面撑了下来。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的恩人，现在成了对头。
经过蒋再三做工作，经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同意，于1931年 5月 5日召开国民会议和代表选举。
蒋介石会搞小动作，胡汉民也不是吃素的。打仗打不过你姓蒋的，搞政治，那可是我的长项——你蒋介石不是要选总统么？选吧。
我让你选不上！
老蒋派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到各地去活动，了解一下代表产生的过程和结果，这一了解可坏喽！
没几个支持老蒋的，因为谁也不愿意选一个“新军阀”当总统，那选出来，肯定他一人说了算，大家还不全成摆设了！
相反，胡汉民是文人，当总统放心，大家都支持胡汉民当总统。
这不麻烦了？做了一锅饭，给别人吃了！
老蒋请出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让他劝胡汉民“离职休养”。吴去了，结果被胡汉民痛骂，说他是“无耻之徒”。
骂走了吴稚晖，这下蒋介石也没办法了，连吴稚晖的老面子都不给，还有谁能去跟胡汉民过话？
没办法，胡汉民的资格太老了，谁也奈何不了他。
要说哥们就是哥们，正在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义弟戴季陶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戴季陶说，胡汉民不同意？这事好办哪，你把他抓起来不就得了么！
蒋介石心想你可真会出主意，胡汉民是立法院长，能随便抓么？
还别说，戴季陶虽是文人，却比“武人”蒋介石胆子还大，敢想敢干。
戴季陶说没事，各路军阀不都已经被你给码平了么，估计没人敢说什么。这事交给陈果夫他们兄弟俩去办，没问题，放心吧。你就甭管了。
甭管了？出大事了！
1931年 2月26日，蒋介石给胡汉民送来一封请柬，请他于28日到陆海空总司令部赴晚宴。
胡汉民哪里知道这是“鸿门宴”，就去了。去了一看，只有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在，国府秘书高凌百拿出蒋给胡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蒋介石口述，高凌百的记录稿，一共有十三、四张纸。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信中，还添加了许多注解，信上先写蒋如何如何尊重胡汉民，然后就开始数落胡的不是，说他处处与蒋过不去。据曾在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工作过的邱庆锟回忆：一共有十条“罪状”：
1、 勾结腐化军人许汝为（崇智）。2、 包庇叛逆陈人鹤（群）、温健刚。3、 破坏行政（意指胡唆使中常会通过代理国府主席之事）。4、 垄断立法（意指立法院不通过交通部所提出之邮政储金法案等）。5、 独揽党部大权（意指胡对陈立夫等之提案，梗阻不能顺利通过），6、 暗行运动两粤军人（意指胡与陈济棠、白崇禧等时有电报来往）。7、 反对国民会议制定约法。8、 在公开场所任意诽谤本人（蒋）。9、 行政任用人员均加以反对（意指冯、阎、张等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事）。10、蔑视新进革命有功的同志（意指胡轻视陈果夫、陈立夫等）。
最后，蒋说我是干革命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革命到底，这是我的光荣职责！
信是写的冠冕堂皇，把胡元老气得够呛，又不好跟底下人发脾气，于是说：你去请介石来，我有话跟他说。
对方当然不会去请，只是说请您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了饭再说。
胡汉民说我吃什么饭！你去请介石来，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
对方说蒋先生没什么意思。
这下胡汉民也火了：没意思！没意思这封信什么意思，搞什么鬼？
对方看胡汉民急了，只好说了实话，说“蒋先生想请您自己辞去立法院长的职务”。
胡汉民一听更生气了，说行啊，不让我干可以。但必须介石来跟我说，何必躲着我，这是能躲得了的事么！
快夜里12点了，蒋介石还真来了。胡劈头就问：“你最近有病吗？”
蒋介石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说我没生病啊。
胡汉民说“那好，我以为你得精神病了。”
蒋介石哭笑不得。
俩人坐下来，胡汉民开始给蒋介石上课。胡汉民比蒋介石大十来岁，又是国民党元老，给蒋上上课，一点不新鲜，蒋也只有听着的份。
胡汉民逐条驳斥了蒋介石信上罗列的罪状，最后说，从今天起，我什么也不干了，不管了。你爱干嘛干嘛。
蒋一听胡汉民说不干了，还挺高兴，说：我是最尊重胡先生的，以后有什么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天您肝火太盛，我又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肯定说不过您。但我肯定不会乱说，不会冤枉你胡先生的。
蒋介石说自己“不会说话”，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辞。但是，单就这几句而言，还真是说得不甚得体，徒然给对方递“话把儿”。
蒋既然表示尊重胡汉民，胡乐得倚老卖老，数落得更起劲，说：你做得不对的事，只有我能教训你，现在你不一样了，除了我，还有谁能教训你。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这么大岁数了，太太可以自立，孩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除了党国，没有我胡汉民再惦记的事了。
当着手下的侍卫，蒋介石听着心里直蹿火，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不是站不是。好不容易胡汉民说完了，蒋介石赶紧说：您休息吧，我告辞了。
第二天，胡写了一封辞呈给蒋介石，辞去立法院长职务。蒋介石把胡汉民送到南京汤山，从此就算被软禁了，后来胡汉民回忆那段时间的情况时说：“幽居一室，空气恶劣，窗外便是兵警，擎着枪，枪影从窗中照映入来，更令人难堪! ”
蒋介石以为这就算完事了，让著名的老好人林森接替了胡汉民立法院长的职务。好了，没有人捣乱了，这下可以选总统了。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一个堂堂的立法院长，蒋介石居然能给抓起来，登时舆论哗然，美、英、法等国严厉抨击，斥为“践踏民主”。
各路军阀，倒是的确没人出来管这个闲事。炸了窝的，是党内的“同志”们——你蒋介石还没当总统呢就这么猖狂，以后当了总统，还不得把我们这些人全宰喽！
大家都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你蒋介石不是能耐大么，你自己干吧。
首先辞职的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然后是立法院长林森，接着是司法院长王宠惠，去了欧洲。
一共五个院长，走了俩，其中的王宠惠还是“约法”起草委员，都走了，这个总统还选个头啊！
1931年 4月30日，古应芬、林森、萧佛成、邓泽如等 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陈济棠首先从香港把古应芬接到广州，通过古应芬，赶走了压在自己头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广东省长陈铭枢。然后联系了去年还打得昏天黑地的桂系李宗仁，建议他们联合反蒋。
接着，5 月 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都陆续到了广州。
5 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唐生智、陈友仁等各路党国元老、过气军阀齐集陈济棠的公馆，会商“党国大计”。
5 月27日，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
5 月28日，这些人彷照中山先生在“护法战争”时的做法，同时也是效蒋介石的故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陈济棠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汪精卫倚为干城。
这下娄子大了吧，你看戴季陶这馊主意出的！
既然是“军事委员会”常委了，陈济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陈济棠的粤军，在此之前的名称，叫做“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
1931年 6月，陈济棠将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整编为第 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队恢复为原有的名称“第 4集团军”，至于2、3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原本是准备等广东国民政府“做大做强”以后，给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留着的。
改名以后，陈济棠将原来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所辖的 3个师扩编为 3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警卫旅五个。另外还有 1个宪兵司令部、1 个虎门要塞司令部。经过不断的扩编，到1932年 8月，第 1集团军的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
陈济棠还学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1931年，在第 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驻广州沙河燕塘，故又称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你有黄埔，我有燕塘，你是蒋校长，我是陈校长。
除了强大的陆军以外，陈济棠与各路传统军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这才是陈济棠敢称“南天王”的最大本钱！
广东的空军，最早是在华侨的资助下，由孙中山先生建立起来的，在1922年前后，即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创立了航空局，后来又创办了航空学校。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
1931年，陈济棠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将广东航空处及所属的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总司令部”，隶属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没过几个月，等广州“国民政府”一取消，陈济棠马上以用武力接管广东空军，撤销“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改为第 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以黄光锐为司令。
这样一折腾，原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汪精卫的“广东国民政府”过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了，陈济棠等于分文没花，白捡了一支空军部队。
到1932年，第 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辖 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式飞机 130余架。另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三元里空军学校等等。
这样的一支空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匹敌，被视为陈济棠的王牌军，后来陈敢于起兵反蒋，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陈济棠的海军，其由来与空军如出一辙，也是巧取豪夺而来。
本来，陈济棠的海军实力比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内河的小型舰艇，另外还有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1933年 7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 3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其海军的实力。陈济棠又先后从国外购买鱼雷艇 4艘、扫雷艇 1艘、驱逐舰 2艘，自制改装炮舰、运输舰各 1艘，共 9艘，建立了鱼雷艇队及其基地，并自任海军总司令，
至此，接着广东国民政府这个“壳”，陈济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陈济棠“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的目标完全实现，可以跟蒋介石掰掰手腕了。
拜手腕，需要一个机会，或者说，需要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还是胡汉民给提供的。
事情仍然要从国民政府的分裂说起。
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蒋的“总统”彻底泡了汤，政府都分裂了，哪还有心思选什么总统！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不成，老蒋的总统，迟到了整整17年，而且还只当了一年，就跑到台湾去了。
既然总统不选了，也就别再关着胡汉民了。10月14日，蒋介石臊眉搭脸地把胡汉民放了出来。
这下胡汉民算是把蒋介石给恨苦了，从此回到广东，真的开始“处处”与蒋介石作对。
从1931年 5月，中国就有了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各说各话，互不买账，如果不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分裂。
这个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这就是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索的“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并同时开始袭击北大营。
到1931年11月，仅两个月的时间，黑、吉、辽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尽，情势极为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党国”的大计。
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和代表“国”的政府，都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开？
能开。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既然说不到一块儿，那就索性各开各的。因此，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会。
翻开国民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在三个地方、开了三次。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的决议》，还通过《恢复党籍案》，宣布过去几年间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恢复党籍。
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也太过分了，我都没在，你自己就把会给开了。你开我也开。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卫等其他派系在广州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开得不是太成功。此时，陈济棠已经逐渐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过大会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卫跟他说有几个人需要安排，被陈一口拒绝。
汪精卫没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蒋介石的气，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居然又要受陈济棠的气。一气之下，汪精卫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于是带着汪派、西山会议派等 200多人中途退出大会。
但广州“四全大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退出而休会，而是继续召开并选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等。
退出了广州的“四全大会”，汪精卫越想越生气，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这个会开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1931年12月 3日，重新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 163人，会议补选了“中委”。
国难当头，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况且光开了一个“四全大会”也没有用，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产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请粤、沪两方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胡汉民没有理这个碴儿，汪精卫还比较给面儿，说回去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付出代价。
经过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斡旋折冲，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各方势力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出席了开幕式之后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会上对南京、广州、上海三次“四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一概承认。经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轮流当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孙科。
广州方面，亦于12月底结束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932年 1月 1日，按照宁粤议和时的妥协，在广州设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则担任两个机构的常委，大权在握。
按：孙科好不容易当了行政院长，可他这个院长当得实在不是时候，刚一上台，面临着的就是“一二八事变”。此时，几个原来主事儿的，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蒋介石在乡下老家；胡汉民在广东，连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都请假了，没有参加；汪精卫担任的是一个党的职务，不在前台。大家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孙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此时大家才知道，没有蒋介石还真是玩不转。无奈，怎么把人家轰走的，还得怎么把人家请回来。
1932年 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1 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恢复于1928年10月明令“停止运行”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等人为委员。
3 月 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投桃报李，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之后的14年，蒋介石一直被称为“蒋委员长”，直到1946年 5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其所有职能划归国防部。
3 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
从此，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架构形成，并一直维持到了抗战开始，这也是国民党政坛难得清静的几年。
按：正是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在黄杰的倡议下，一部分黄埔学生酝酿成立了“复兴社”。1932年 4月 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两机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怪胎，而且还是连体婴儿。
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国时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级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间的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
这是因为，“西南两机构”是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决定设立的。按当时的议案，是这样设计的：
“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
从条款上理解，不仅“西南”，全国各地都要按片成立这样的两个机构。但不久之后，宁粤复合，广州“四全大会”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作数了，但已经成立起来的“西南两机构”，就作为彼此妥协的一种条件，给保留下来了。
“西南两机构”的人员：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设常委 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则有委员27人，其中常委 5人：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
名义上，“西南两机构”均由胡汉民主持工作。
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辖两广的机构，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华南”。这是因为，按最初设计的“西南两机构”，管辖范围并不止两广，尚包括云南、贵州等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云贵还把持在军阀手中，“西南两机构”的权利所及，只能管到两广。
实际上，两广中的另一广——桂系，对“西南两机构”的号令，能服从到什么程度，也是天知道。
好在胡汉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两机构”作为他反蒋的一个大本营，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国民党”。几年下来，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又多了一个“西南反蒋派”。
蒋介石真应该好好感谢他那位义弟戴季陶。
大家会发现，作为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是唯一在“西南两机构”中同时担任常委的，由于胡汉民的“恬淡”，“西南两机构”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陈济棠手中，胡汉民正好给他做了一堵挡风的墙。
其实“西南两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顶多了，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联络机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这个“空架子”掌握在谁的手中，此后几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与他打着“西南两机构”这个“空架子”的大旗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子，原广东的空军、海军两个司令部，就是陈济棠打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先给取消、然后“拔”到广州“国民政府”名下、然后又划到他自己的第 1集团军去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6年 5月12日，胡汉民与他的大舅子、“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的时候，因思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延至当晚不治逝世，享年57岁。
临终时，胡汉民留下政治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死，令陈济棠顿失凭依。
早就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看着有气的蒋介石，终于把胡汉民给“等”死了。5 月13日，蒋派孙科等大员为代表，到广东吊唁胡汉民，顺便向“西南两机构”——实际上是向陈济棠——提出了蒋介石对广东问题的意见：
据陈济棠的旧部凌仲冕回忆，孙科等人先是给陈带了几顶高帽子，如“举国团结，系于一身”等等。跟着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等等。最后，是蒋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两机构”；
——改组广东省政府；
——广东部队各高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取消广东货币，代以法币。
这几条，好像每一条都是冲着陈济棠去的。
——本来就是。
蒋介石要动手了。
陈济棠怎么办？
实际上，陈济棠憋着反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济棠有个哥哥叫陈维周，是个阴阳术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给人看相、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他的话。
1935年年底，陈济棠曾派陈维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职。并求见蒋介石。
陈维周的这一趟，还真是不白去，给陈济棠带回两个惊人的消息。陈认为他哥哥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蒋介石向陈维周透露了下一步“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国民党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不变。”并要他给陈济棠带话，让陈积极配合。
陈济棠听了以后，高度怀疑蒋的动机，因为两广虽然是对头，但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桂系完了，蒋腾出手来，就要对付广东。所以，陈济棠不但没有听蒋的，反而与桂系的联络更紧密。
其实，老蒋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故意刺激陈济棠，促其早露反迹，早反遭收拾嘛。
否则，以老蒋的身份，与一个江湖术士谈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二，陈维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其结论是“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
“伯南”是陈济棠的字——当年，他听了陈维周的话，曾经以天价买下了广西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现在一看蒋家的风水不如“芙蓉嶂”，陈济棠还能不高兴。
现在，该是我收拾你老蒋的时候了！
胡汉民去世，各路人物都来吊唁，桂系派来的，是白崇禧。
据陈济棠的旧部李洁之回忆，白崇禧在与陈济棠的会晤中，先是给陈狠灌了几碗迷汤，说他治理广东“成绩斐然”，我们都很钦佩等等。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劝陈起兵“反蒋抗日”。
白崇禧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
白崇禧又说，“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不愧是“小诸葛”，为打消陈济棠的顾虑，连进兵的路线，白崇禧都给他设计好了，白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
白崇禧最后说：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注意，白崇禧一开始说的是“反蒋抗日”，中间说的是“挂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几句话，透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抗日是口号，是招牌，反蒋则是实实在在的。
本就认为老蒋“气数已尽”的陈济棠，被他的宿敌白崇禧给说动了。
第二天，他就约自己手下的心腹、第 1军军长余汉谋等人到公馆中商议，让大家自己去考虑，但不得外传。
听了陈济棠的话，大家议论纷纷，心存疑虑，有些人明白对陈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为人不老实”，他的话你也能信？
要说这人啊，在某些重大关头，可能谁都会失掉自己的判断力——陈济棠看大家对此都不感冒，居然让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见面，意思是让他给自己的手下做工作。
于是，白崇禧又把他与陈说过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补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
接着，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又把他与日本驻粤总领事馆联系，并取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意思是让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有余汉谋比较直爽，他站起来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此后几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逐渐形成两派，李洁之他们属于反对派，曾经想请余汉谋牵头，劝陈济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 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
中间，陈济棠曾经放出风来，说已经打消此意，让转告大家，可以回驻地了。大家额手相庆，以为陈济棠终于想明白了。
5 月30日晚上，余汉谋在家里宴请手下的高级军官，准备践行后就回驻地江西大庾。正吃着饭，谁也想不到，陈济棠忽然来了。
陈济棠一来，自然反客为主，对大家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
陈济棠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陈济棠最后说：“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完了，聪明一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活活地让白崇禧给带到“沟”里头去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几天中，陈维周曾为陈济棠扶乩，显示的结果是“机不可失”，陈济棠遂下定了决心。
6 月 1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言“抗日”，并发动了游行示威，以壮声势。
6 月 2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出“冬”电，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抗日。
6 月 4日，第1、4两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构”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在这里，“冬”电是幌子，“支”电才是真的，没有“支”电，两广的出兵就没有借口。
按白崇禧给陈济棠的设计，走的是与当年太平天国一样的一条进军路线，北上，走湖南。
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决无障碍”的何键。
可惜，陈济棠听白崇禧的，何键好像不怎么听。
在热情接待陈济棠使者的同时，何键将两广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并听任中央军占领了衡阳，北上的路给堵死了。
双方几十万军队集结于湖南，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这时，忽然从角落当中，站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戴笠。
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
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
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
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
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
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华山医寓”的诊所。
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
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
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
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
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郑介民。
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
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
1932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
1934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
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龚少侠曾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
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
说起来，戴笠对陈济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开始了。
最早下手的，是海军。
前面说过，1933年 6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广东海军的实力。
“海圻”是一代名舰，原属于北洋海军。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而且当年也没有“海圻”这么一号啊。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到1895年，威海卫军港失守，北洋海军剩下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全部被日军掳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装的“康济”号，因载运就义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遗体，被交还中国。
到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北洋海军，不惜血本从西方各国订购了大批军舰，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 3艘巡洋舰在内的各类舰艇十余艘。
其中的“海圻”舰于1899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吨，是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了，其装备的两门8 吋主炮在当时首屈一指。
进入民国，这些军舰成为各路军阀争抢的对象，到1933年 6月，当时归属于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等 3舰因内部纠纷而出走，在姜西园的带领下投奔了陈济棠，7 月25日，3 舰抵达广东，陈济棠将他们改编为粤海舰队。
据黄埔海军学校十八期毕业生许耀震回忆，由于当时“海圻”冉鸿翮、“海琛”关继周、“肇和”杨超仑这三个舰长都与陈济棠没有任何渊源。为了达到控制 3舰的目的，陈济棠采取“掺沙子”的方式，逐渐撤换 3舰的东北籍军官。他先是把“海琛”舰长关继周派到海南岛负责秀英炮台；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舰长陈浩任“海琛”舰长，将“海圻”副舰长唐静海调“福游”任舰长。
另外，还派出一批黄埔海军学校18期刚见习期满的学员到 3舰上监视大家，许耀震就是其中一个。
对此，率领 3舰出走的姜西园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他自己也在向陈济棠靠拢。
1935年 4月，陈济棠通过姜西园控制了 3舰之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 1集团军，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
这件事成了导火索，3 舰本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又连形式上的独立性都失去了，整个被陈济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满。恰在此时，邢森洲、龚少侠等找到了他们。
3 舰的军官，多出身于各个海军学校，邢、龚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原“海圻”舰长唐静海、“海琛”军官陈精文等人，约定趁适当时机，再次出走，投奔“中央”。
1935年 6月15日夜，乘姜西园及“海圻”舰长方念祖均不在舰上，陈精文率“海琛”官兵绑架了舰长陈浩，与“海圻”原副舰长唐静海“带舰出走”。“肇和”舰因主机损坏正在修理，不能行驶，只好将“肇和”舰东北籍官兵接来一同离去。
陈济棠得到报告后大怒，适逢当晚 2舰通过莲花山水域时，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舰搁浅，“海琛”舰拖带时也一并搁浅。陈济棠令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轰炸，但下属提醒他；全国军舰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视眈眈，如果炸沉 2舰，自毁长城，要考虑舆论因素。
陈济棠听了决定劝降，但到了白天涨潮，2 舰于当晚冲过虎门炮台，安全到达香港。
特务处香港站站长邢森洲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称“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并派出空军护航，7 月12日，“海圻”、“海琛” 2舰抵达南京。
唐静海于抗战胜利之后任军政部海军教导总队总队长，陈精文后积功升为海军少将。
1937年 9月25日，为保卫江阴防线，“海圻”、“海琛”和“海容”、“海筹”等 4舰自沉于江阴。
留在广州的“肇和”舰，在1937年 9月14日凌晨的虎门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舰长方念祖，经军法审判认定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执行枪决。
至于当年率领“海圻”、“海琛”和“肇和” 3舰从东北海军出走、后又被陈济棠任命为第 1集团军海军副司令的姜西园，于日军侵华以后落水当了汉奸。
1940年，姜西园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1943年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副指挥，1945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姜西园晋升伪“中将”军衔。
1945年 8月16日，姜西园被军统以“通谋敌国”罪逮捕，后被执行枪决。
20、兵不血刃，敉平“两广”（2）
广东空军是陈济棠的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最大本钱，因此，如能策反广东空军，不啻为釜底抽薪！
担负这个艰巨任务的，是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
梁干乔，生于1903年，原名梁昭桂，广东梅县人。
军统的梅县人很多，除梁干乔以外，还有二期的张炎元、十一期的邹宇光，另外还有刘志陆。
梁干乔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由于家里穷，中学没有毕业，就供不起他了。于是梁干乔就帮他的表哥照料一家米店。梁是有文化的人，小店一天天红火起来，结果亲戚家的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怀疑他要把小店据为己有。梁干乔一气之下走了，不管了。
离开亲戚家，梁干乔去当了五年小学教师，适逢军校招生，梁干乔的族叔梁龙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也是当时的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经他的推荐，梁干乔到广州报考黄埔。
当年，要到广州，须先到香港再转往广州。在去往香港的船上，梁干乔没钱，只能睡通铺，其实也就是甲板。这时，过来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走路不看地下，一脚正踏在梁干乔的身上。踩了人，这个贵妇居然没事人似的，看都不看梁干乔一眼，扬长而去。
梁干乔大怒，待要与她理论，又觉得好男不跟女斗，不要失了身份，于是在心里暗中咒骂：“总有一天，要打倒你们这样的人，让你给我当佣人！”
事情就有这么巧，多少年以后，梁干乔家雇用了一个做饭的陈嫂，正是当年踩了他一脚的那位贵妇！
军统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净出这种邪事儿。
梁干乔虽然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但他很爱学习，曾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释《庄子》，诗也写得不错。以他的水平，考军校自然一考即中，进入军校一期三大队学习，同一个队的，就有后来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吴乃宪。
1924年5、6月间，梁干乔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毕业以后，1925年，梁干乔等一批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我们这边的有抗日名将左权。
在苏联，梁干乔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一名“托派”。而且梁干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从不藏着掖着，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托派”似的。
1928年11月 7日，十月革命节，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梁干乔居然敢跳出来，用俄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那还能有好结果！当场就给抓了起来，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还别说，这老兄还真是有点本事，不知他想了什么办法，居然搞到一本假护照，又买通了看守，从西伯利亚这等地方逃回国内，真不是一般人，难怪后来当了特务。
回国以后，梁干乔搞了一段时间的“托派”小组织，跟着就彻底投向了国民党，1932年，作为“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参与创办了复兴社。
后来梁干乔加入戴笠的特务处，并继李果湛、张严佛之后，担任书记长。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梁干乔被戴笠派回广东，承担策反广东空军的任务。
此时进入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情，陈济棠早知特务处势力无孔不入，盘查得很严，“中央”的势力很难侵入。
粤军第 5军第16师师长练炳章，是一个老军头了，据他自己说，“前清末年在河北省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旅之事时，曾与蒋介石同学。”后练炳章为戴笠所罗致，利用他在粤军中的老关系策动军队，并企图控制民团，结果为陈济棠发现，杀掉了练炳章。
梁干乔本就是广东人，又当过教师，当地熟人很多——正是因为他熟人多才派他回去的。但是，反过来说，也很容易暴露。
梁干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他化装成一个人力车夫，潜入广州，与他的族侄梁伯仑取得了联系。
梁伯仑是广东空军的电台台长，通过梁干乔的工作，梁伯仑同意投向“中央”——这是策反广东空军的必要前提。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非同小可，如果没有通畅的联络，不可设想。
这边做通了梁伯仑的工作，南京的戴笠，找到了魏大铭，让他与一个名为“X SF—DE—XHOB”的电台联络。
这个任务有点没头没脑，既无波长、也不知道方位，怎么联系，还真新鲜了！
那也没办法，戴笠交办的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讲价钱的。
魏大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著名话务员——张我佛。
一个话务员，有什么可“著名”的？
张我佛还就是一个“著名”话务员，而且他的成名，尚在魏大铭之前。
张我佛的成名，缘于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护卫过蒋介石。
张我佛，原名张俎鸿，生于1909年。中原大战时期曾在蒋介石“随节电台”任话务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对于蒋介石来说，远不像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么轻松，如果不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的武装“调停”，最后是怎么个结果还很难说。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曾几次身处危局，最悬的一次，就要数1930年 6月18日那一天了。
1930年 5月 8日，正是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北上“督师”，他乘专列走津浦路，奔陇海线，6 月18日，其“行营列车”停靠在商丘火车站。
不知怎么，冯玉祥得到了这个消息，其实也不奇怪。蒋的专列，本就是个很大的目标，那个时候保密的意识还没那么强，况且又是战争年代，每天疲于奔命，哪里还想得到保密。
没那闲功夫！
于是，冯玉祥派他手下的暂编骑兵第 2师师长郑大章偏师偷袭，直取商丘。
郑派出了 500多骑兵，着便装夜行，绕开交战地点，“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于 6月18日夜，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商丘车站。
等到警卫发觉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机车已经被破坏，跑不了了，只能就地抵抗了。蒋的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三百多人，全部下车，将蒋的专车车厢团团围住，由于没有重武器，战斗态势极为被动。
除了警卫连，“行营列车”上最大的单位，就是“随节“电台了，除电台台长张杏生外，还有四个话务员，另外还有几个搬运兵、勤务兵，再就是伙夫等等工勤人员了，一共有四十多人。
据记载，蒋介石当时非常镇静，端坐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美化的成分。不过，作为一个军人、“三军统帅”，稳如泰山也是应该的。
他镇静，别人可镇静不了。“随节列车”的“秘书长”、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凌百——就是帮蒋介石起草指责胡汉民的那封信的那位——发现情形不对，马上把剩下这几十号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专列的车厢上，都有供向外射击用的枪孔，大家每人把着一个，参与作战。
孰料，没过一会儿，居然有一颗子弹从射击孔钻了进来，当场将四个话务员中的一个打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子弹有多密集。
高凌百立马慌了神，这要是一颗子弹钻进来，正打在蒋介石的那颗光头上，会是个什么结果！照他想，蒋介石最好趴到车厢的地板上，最为安全，但这不可能，他也不敢向蒋提出这种建议。
当时在蒋身边的，正是张我佛，高凌百叫他过来，悄悄告诉他：“你站在总司令的身前，一步也不要离开，看我的手势，只要我示意，你马上抱住总司令，滚倒在地上。”
张我佛奉命惟谨，站在蒋介石身边。一会儿蒋问他：“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回答：“奉命。”蒋应该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正在危急时刻，奉命开往前线的中央军校学员 100多人听到密集的枪声，发现正有人在围攻“随节列车”，马上加入战斗，黑暗中，对方摸不清来了多少增援部队，不敢恋战，趁夜退走。
据说，天亮以后打扫战场，只发现了 100多匹死马，却没有发现一具对方的死尸，蒋介石这边，连死带伤的，也有 100多人。
商丘一战，张我佛舍身护主，赶上三国时的曹洪了，就此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之后，张我佛考上了厦门大学，念书去了。1933年，魏大铭着手为戴笠建立通讯网，张我佛正读到大学三年级，奉魏之命，牺牲学业进入特务处，担任报务员。
张我佛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每天晚上上班，从12点开始联系这个电台，一直叫到天亮，连续三天，毫无结果。
戴笠急得什么似地，但急也没有用，总不能自己上台子去叫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第四天夜里，张我佛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奇怪电台，他马上报告魏大铭，魏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给戴笠。
戴一听高兴极了，连鞋都顾不上穿就跳到床下，守在电话机旁。
特务处总台设在白鹭洲，张我佛开始接收对方的电报，为节约时间，他把记录下来的电码告诉电台值班主任于炽生，于直接通过电话打给鸡鹅巷53号戴笠公馆的值班译电员姚敦文，姚翻译后交给戴笠，这一夜一共收到50多个字，双方约定上午 8点再次联络。
然而，有这50多个字已经足够了。
因为，郑介民那边已经得手了。
同时做广东空军工作的，还有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不过他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在香港。
军统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反映说郑介民这个人胆子特小，从不敢身处险境。
整个军统，戴笠还就是对郑介民比较客气一点，叫他“郑先生”。不像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了在名字后边加个“同志”俩字儿。同样是搞策反，郑介民就不去广东，戴笠拿他也没辙。
不管他去没去，反正人家郑介民把事是给办成了。
郑介民是华侨，广东空军有个飞行员叫陈振兴，也是广东籍华侨。这个陈振兴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舞蹈无不擅长，交际很广，郑介民通过他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陈卓林，1892年生，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蒂莱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回到广州。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陈济棠通过“西南两机构”成立广东空军司令部，陈卓林任参谋处长，后来升任参谋长。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了，事情进展很快，联系上不少飞行员，准备投向“中央”。郑介民将陈秘密约到香港，谈妥了条件。
此时，郑介民遇到了一个困难——前期的运作，需要 8万港币。
8 万港币不是小数目，据说相当于 5万大洋。郑介民没有这么多钱，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电报给戴笠，请他去想办法。
戴笠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去找航空委员会，对方不但不给，还皮里阳秋地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啊。”
戴笠没法跟他们喘这个气，于是要交通科长胡子萍去买两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来了，挺兴奋地对胡子萍说，5 万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们什么时候“乱花”过领袖的钱！只要能把陈济棠的空军夺过来，50万也值得！
原来，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个名女人许兆贤。
当年，许兆贤是上海交际场上的一个名人，也是戴笠的红颜知己，社会关系很广泛，戴笠去与她商量，看找谁能借 5万元。
没想到，许兆贤当时就取下自己戴的的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你拿去质典，至少能值 5万，你拿去先办事，其他的以后再说。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许兆贤后来嫁给了广东同乡熊少豪，熊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做事，两口子都曾帮过戴笠不少忙。
五万元汇给郑介民，一切OK。通过陈卓林，又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黄光锐，1899生，广东台山人。黄自幼随父亲去美国，加入美国籍，并考取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1923年 7月，黄光锐协助广东航空局长杨仙逸研制出一架飞机。孙中山命名这架飞机为“乐士文号”，1924年，黄光锐继任航空局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以后，任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
黄光锐、陈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几个中队长马庭槐、陶佐德、何泾渭、谢莽、邓显刚、敖伦等几个人，对他们说准备投向“中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伦记得，当时黄光锐问他们：“怕不怕枪毙？”他们说“跟着陈济棠打内战是死路一条。”黄光锐很满意，令他们保守机密，等待时机。
当时，敖伦他们还建议，说第二中队中队长丁纪徐等几个人与陈济棠关系密切，暂时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泄密。
据敖伦后来回忆，大家为什么心这么齐：一个是由于陈济棠打着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气。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广东空军派系林立，高层生活腐化，飞行员们心里不痛快，人心思变。第三，陈济棠整日被他那个哥哥陈维周装神弄鬼，搞得团团转，早就看不过眼。陈的老部下第 2军军长香翰屏曾经好意劝他“远离小人”，结果被陈济棠撤了职，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时，戴笠这么一介入，恰如一个导火索，轰隆隆大厦将倾。
谁也没想到，还没等黄光锐下令，6 月16日，已经飞跑了 7架飞机！
“擅自”出走的飞行员，分属第二中队和第五中队，队长分别是丁纪徐和敖伦。
黄志刚，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与陈振兴是航校六期的同学，受陈的策动，准备投向“中央”。接着，经黄志刚又串联了第二中队的飞行员黄居谷、蔡志昌等，密谋起事。
6 月16日，利用训练的机会，黄志刚率四架轻轰炸机，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三架驱逐机，在天河起飞，当天降落在南昌机场，并由 7人连衔发表了声讨陈济棠的通电。
后南京政府将黄等编为空军第十七中队，任命黄志刚为中队长，其他飞行员全部晋升为上尉军衔。
据第二中队飞行员钟锦棠回忆，6 月16日早上，黄居谷准备出发的时候，曾建议钟锦棠与其一起做编队训练，意思是让他同走。结果钟没有会意，说先练习着陆，再飞编队不迟。黄不好说得太明了，只好自行出走。后钟锦棠见黄等一去不返，后悔不迭。
黄志刚等人的“擅自”出走，打乱了黄光锐、陈卓林等的全盘计划。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集体“出走”的准备工作，不能露出形迹。出了这样大的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只好假装疯魔地派陈卓林前来兴师问罪。
一来，先把黄居谷所在的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抓了起来。
丁纪徐平素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一些，大家都对他有些忌惮。正好把事情的责任硬栽到丁纪徐的身上，这样既可表示出以公心，又正好借以恶心陈济棠，可说惠而不费。
钟锦棠与飞走的七人都是航校六期的同学，黄居谷等三人又是在与钟共同训练的时候跑的，自然也是调查重点。
当时陈卓林做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问钟，昨天发生的事情，丁纪徐事先知道不知道？
此时，钟锦棠作为一个下级飞行员，并不知道黄、徐已经与南京达成协议，准备“出走”的事情，此番前来，纯属做作，给陈济棠看的。
但初生牛犊不怕虎，钟锦棠毫不躲闪地说，丁纪徐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飞走的会更多。
陈卓林又问，你事先知不知道？这次钟锦棠答得更脆：“黄居谷昨天确实暗示我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否则，我肯定跟他们一起飞走。”
陈卓林听了，心里暗中满意，但又不好过多表现出什么来，只好说，“我并不是审讯你，只是了解情况。”于是给了钟锦棠 200元港币，让他“安心工作”，然后心满意足地押着丁纪徐找陈济棠复命去了。
按下葫芦起来瓢，几乎与此同时，海军又出事了。
——跑了两艘鱼雷舰。陈济棠从英国、意大利购买的 4艘鱼雷舰，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是陈济棠海军中的精锐。
据许耀震回忆，策反鱼雷舰的，是原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1893年生，广东海南文昌人。广东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命陈策为广东舰队司令，1932年，陈济棠强行将广东海军划归第 1集团军，陈策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陈策是旧中国海军的一位风云人物，广东海军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他的下级，由他出面策动海军，再合适不过了。
据当时在鱼雷舰上服役的李鼎新、汤生等人回忆，当时，陈策联系了 4艘鱼雷舰的舰长邝文光、麦士尧、陈宇钿、邓萃功，准备同时出走。临到走的那一天，由于联络不畅，没有找到麦士尧。陈宇钿倒是找到了，结果他在回舰时，公共汽车中途又抛了锚，等赶回军舰时，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只有一、四两舰按计划出走成功，逃到香港。
陈济棠垮台以后，一、四两号鱼雷舰又返回广东海军。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1937年的虎门海战中，4 舰均被日军击沉。
海、空军接连出事，陈济棠气得七窍生烟。7 月 6日，陈济棠召集所有空军人员训话。他说，“广东空军人员应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团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陈济棠讲了近一个小时，说到伤心处，竟至声泪俱下。
此时，陈济棠还没有想到，十天过后，更加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等待着他。
为了防微杜渐，陈济棠明令，所有飞机一律锁在机库当中。如有训练任务，只加满足 1小时飞行的油量，以限制长途飞行。
7 月10日，蒋介石派来 3架侦察机，到广州上空抛洒传单。黄光锐趁机向陈进言，你看，我们的飞机都在机库里，无法随时出动，否则，不就可以把蒋的飞机打下来了么。陈济棠听着也有道理，慢慢放松了管制。
接着又有人建议，说可以把广东空军所有的飞行员的家属接到某处，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对此，提出反对的是陈维周。他说，不用这样做，我看过这些飞行员的面相，没有一个是脑后有“反骨”的，可以信赖。
最后，陈济棠派他第 1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李鹤龄到空军来监视大家。于是，陈卓林派大家轮着番地请客，天天陪着他花天酒地，根本无暇外出了解情况，执行监视任务。
接着，大家又集体请愿，要求释放丁纪徐。由于查无实据，7 月13日，陈济棠释放了丁纪徐。
这丁纪徐才叫冤枉！被黄光锐、陈卓林平白无故地把一宗大罪扣在头上，其实他也不过是表面上看着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而已，并无其他企图。在 7月18日的“胜利大逃亡”中，丁纪徐也逃到了香港。
海、空军的事，暂且放在一边，因为，陈济棠的陆军那边又出事了。
对陆军的策反，最初是老蒋亲自抓的，时间还在对空军的策反之前。只因一开始没有找对门路，结果反而落在空军之后“见响”。
老蒋曾当过粤军的参谋长，对广东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他打算亲自出马，策反陈济棠的陆军。
派谁去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林虎身上。
林虎，原名林荫清，1887年生，广西陆川人。
林虎从16岁起就一直在广东、广西当兵。“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1918年 5月，林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1919年11月任粤桂边防军总司令。1924年 5月，北京政府委任林虎为广东督办。1925年 3月，林虎被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打败，此后一直避居香港。
林虎在广东、广西打了二十年，可谓门生故旧满两广，而且陈济棠也曾经是他的手下，派林虎去联络两广军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老蒋跟林虎有交情，因此，他准备派人去香港会见林虎，请他“出山”。
此时，林虎在九龙新界隐居，不过问任何政事，也不与政界的任何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去，才能跟他过上话。
先出马的，是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他派了香港中国银行的一个经理去，结果连门都不让进。
杨永泰的面子不够，蒋介石想，杨永泰与林虎没有任何渊源，不见也正常，我派一个他的广西老乡去，总可以吧。
于是，蒋介石让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去想办法，黄是广西容县人。于是黄绍竑让自己的旧部黄权、当时也在九龙，就近前去拜访，结果仍是不得其门而入。
两碰钉子，老蒋也觉得很栽面，于是，他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戴笠。
戴笠打电报给潜伏在广州的梁干乔，让他去想办法。
梁干乔是广东人，让他去找门路、联系广西人林虎，确实有些难度。于是，他找到了军校同学邓匡元。
邓匡元，1904年生，广西柳城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此时同样担负策反两广的任务。
邓匡元一听也很挠头，像林虎这个层次的人物，两个省主席都见不到面，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两个人对着发愁。
偶然中，邓匡元与他的老乡，广州市社训总队第 1团团长何峨芳谈起此事。
何峨芳，1908年生，广西苍梧县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还在军校入伍生队的时候，何峨芳被编入第一总队骑兵队骑兵第二连，与徐亮是一个连的。我们知道，戴笠也是军校六期骑兵科出来的，徐亮与他一起参加了“密查组”的工作，并因此而成为特务处的得力干部、军统“十人团”之一。
徐亮很欣赏何峨芳的才干，早就劝他跟着戴笠干。何峨芳却有自己的打算，因为他早听说特务处纪律峻厉，他不大愿意受这个约束，于是婉拒了徐亮的邀请。但表示说，如果需要自己帮助，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不，需要何峨芳帮助的事情就来了。
何听了邓匡元的苦恼，马上对他说：你去找陈文波，他能够见到林虎。
何峨芳对邓匡元说，有个广东人陈文波，与陈济棠是同宗，不知怎么与陈济棠不对付了，还是有什么血海深仇，居然派人挖了陈济棠的祖坟，陈济棠要宰了他。结果陈文波跑到上海经商，此人长袖善舞，很快成了上海的巨富，你去找他吧，他有办法。
1940年，何峨芳任军统局广西站站长，到底还是做了戴笠的手下——戴笠看上的人，无论好事坏事，一般来讲，是跑不掉的。
梁干乔根据何峨芳的指点，到上海找到了陈文波。一说来意，陈哈哈大笑：“你要我干别的，不一定行。你说要见林虎，我敢担保，他会待我以贵宾之礼。”
粱问陈文波，你认识林虎么？
陈说：不认识啊。
梁干乔自然要请教其中原委：“那你凭什么要林虎把你当成贵宾呢？”
陈文波说，我有两个侄子在跟着林虎当副官，现在他倒霉了，依然跟着他。不仅如此，林虎的儿子在上海念大学，我每月资助他儿子 200元，两年了，林虎说我这个人讲义气。你说，现在我去看他，他会怎么对待我？”
梁干乔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见戴先生。
陈文波说：“是这样，我只能带你们进他家的门。但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你们要让他干什么，这个我不管，你们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我一块去。”
戴笠手下，“能说会道的人”多了，而且净是广东人，陈亦川、陈质平，这两个人还记得吧？都是广东人。
这次，戴笠派出的，是另一个广东人张君嵩。
张君嵩，1898年生，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军校一期毕业。
张君嵩时任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何峨芳的顶头上司。当时，张君嵩正在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 2期受训，于是被戴笠派到广东，游说林虎。
陈文波带着张君嵩，果然很顺利地见到了林虎。不知道是张君嵩会说，还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起了作用，林虎第二天即动身前往广州。
上面这一段，是军统的说法。据林虎自己说，他并没有介入此事，策反广东高层的，尚另有其人。
通过各方面的工作，陆军中不少高级将领表态愿意归顺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李汉魂和陈手下的第一悍将余汉谋。
李汉魂，1895年生，广东中山人，保定军校第 6期毕业。进入粤军以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干到师长。陈济棠扩充第 1集团军的时候，提拔他为第 3军独立第 3师师长。
据余汉谋的部下胡铭藻回忆，7 月 1日，他见到李汉魂，李一见他就气冲冲地说：你知道陈济棠要干什么吗？他这是要带我们走死路啊！我已经与邓龙光、莫希德（均为陈手下的高级将领）一道请幄奇（余汉谋字幄奇）负起“倒陈的责任”，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干。可幄奇一直犹豫，还说要到香港去发表通电。到了香港，离开部队，还有什么用？
李还说，明天我就要回汕头，很快通电反陈，希望你把这个话带给幄奇，如果他不出这个头，那就算我看错他了！
次日，李汉魂回到驻地，然后仿照关云长“封金挂印”去了香港，7 月 6日，李汉魂发出“鱼”电，声讨陈济棠。
李汉魂的作为，触动了余汉谋。
余汉谋，生于1896年，广东高要人。
余汉谋也是保定军校第 6期毕业的，跟李汉魂是同学。毕业以后，余进入粤军，其经历跟李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从最底层干起，一个台阶不拉地干到师长。
不同的是，余汉谋一直是陈济棠的直接下级，陈提升一格，他就跟着水涨船高，陈当师长，他当副师长，陈当军长，他当师长。直到第 1集团军成立，余汉谋任第 1军军长，属于陈济棠的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陈济棠对余汉谋并不信任，1932年，陈济棠借口帮蒋介石“剿共”，把余汉谋第 1军的驻地从广东调到江西，远离家乡，早有宿怨。
同时，余汉谋对陈济棠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可，不值其为人，尤其是对他事事听从他那个哥哥陈维周的摆布，早就看着有气。
据余汉谋的副官处长卜汉池回忆。1932年 6月，余汉谋曾对他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都在抵制日货，唯独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利用他担任“两广盐运使”的便利条件，派缉私舰艇从香港载运日货运回广东境内贩卖。
因此，余汉谋派卜汉池回广州，让他告诉第 2军军长香翰屏：余汉谋要和香一起去见陈济棠，劝他阻止其兄的走私行为，如果陈济棠不听，余汉谋和香翰屏就一起辞职不干了。
临行，余汉谋特别强调，提醒香翰屏，千万不要单独去见陈济棠，一定等余有机会回到广州的时候，俩人一块去找他进言，力量更强一些，法不责众嘛。
香翰屏，1890年生，广东省合浦县人（今属广西），合浦是名将之乡，粤军的很多都出身这里，比如陈铭枢，李扬敬、张枚新等。其中陈铭枢与香翰屏还是姑表兄弟，李扬敬是第 1集团军第 3军军长，张枚新则是香翰屏的老部下。前面说到的策反两广的张君蒿，也是合浦人。
1912年，香翰屏入广州法政学校，并加入国民党。后加入粤军第 1师第 4团，师长即他的表兄陈铭枢，团长就是陈济棠。
1932年，陈济棠扩充第 1集团军，香翰屏被任命为第 2军军长。
卜汉池奉命去见香翰屏，把余的意思转告了他，没想到，香翰屏却有不同的见解。
他说，以陈济棠的性格和他对陈维周的信任程度，不要说两个人，就是再多去几个人，也照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与其两个人一起垮台，不如由我一人牺牲不干，留幄奇作为将来替代陈济棠的地位，这样做较为上策。”
香翰屏把陈济棠看得很透，早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如此，不如以这样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提前与陈济棠“掰”掉，划清界限，把自己的脚步站住，以便在未来的新格局里确保一席之地。所以他自己做公孙杵臼，留着余汉谋做程婴，“吾任其易，君任其艰”。
此后，香翰屏果然单独去见陈济棠。
不出所料，陈济棠听他说陈维周的“坏话”，立时大怒，不仅强迫香翰屏自行辞去第 2军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把香翰屏赖以起家的第 2军第 2师师长张枚新也给撤了，最后连香翰屏兼任的中区绥靖委员也给抹了，一撸到底，成了老百姓。
此事一出，对余汉谋刺激极大，衔恨于心。
当初，在陈济棠策划造反的时候，余汉谋就提出反对，但陈不听，余汉谋也没有办法。此时见李汉魂这么做得这么决绝，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7 月 6日，余汉谋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 月 8日，余汉谋乘蒋派来接他的飞机飞抵南京。
行前，余汉谋明人不做暗事，把要去南京的事告诉了陈济棠，并表示对他的造反坚决反对。
7 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西南两机关”，取消第 1、第 4两个集团军番号，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 4路军总司令；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同时，撤销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了一个空头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至此，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可叹的是，此刻的陈济棠，依然没有意识到他在广东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7 月16日，陈与李宗仁分别就任“抗日救国军”正、副总司令。
同一天，挑起倒陈大旗的余汉谋，从驻地江西大臾率部入据广东韶关，并发表通电，令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
此时，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
黄召集空军全体人员集会，把准备投向“中央”的意思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要镇定、行动要一致。我不会带你们走黑路，一定带你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当时，有的人还对黄光锐把话讲得这样露骨感到惊讶，怕消息一旦泄露而出事。
实际上，黄光锐早已经安排好了。
7 月17日，黄给每个飞行员发了 100元安家费，并指定了每架飞机的驾驶员、机械人员和搭载人员。没有分到飞机的，则于次日自行前往香港。
7 月18日，广东空军82架飞机先后从虎门、天河等机场起飞，除一架坠毁外，均于当日分别抵达韶关、曲江等处，出走的飞行员、机械人员达 150人之多。
另外、黄光锐、陈卓林以及广东航空学校校长胡汉贤等头脑则直飞香港，与特务处接头。
不明不白地被冤枉的丁纪徐，憋了一肚子气。被释放以后，直接回了家，不打算上班了。黄、陈等后来去看他，表示抚慰，他也很冷淡，认为他们二人故意整人。7 月17日，赋闲在家的丁纪徐也没有分到飞机，而是于当晚自行乘车到了香港。
据 7月18日第一个抵达曲江机场的飞行员钟锦棠回忆，当他落地以后，见到余汉谋，钟报告说是来投奔“中央”的，余问他事先怎么不通知？钟说，时间太紧，来不及。
余汉谋说你们这事干的太危险，差点没让高射机枪给你打下来。
原来，为防止陈济棠的空军轰炸韶关，蒋介石特派了南京防空总监黄振球随同余汉谋一起南下，并在余军驻地布防。
钟一听忙说，别打，后面还有大批飞机要来呢。
正说到这里，“大批飞机”遮天蔽日般盘旋而至，地面登时乱作一团，都以为是陈济棠派来轰炸的。
余汉谋大喜，赶忙传令不要开火，并妥为引导着陆。
当晚，余汉谋摆盛大宴会款待大家，并发给每人慰问金 400元。
1936年 7月27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投奔“中央”的所有飞行员，中队长以上人员颁发“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1936年 8月 6日，黄光锐被任命为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丁纪徐为教育长，陈卓林则被任命为南昌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1938年 4月，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黄光锐仍为校长。抗战胜利以后，黄光锐晋升空军中将，旋即退役，后赴美国。1986年，黄光锐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8岁。
1940年，陈卓林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3年 3月，陈卓林任“央航”总经理。1949年11月 9日，陈卓林和刘敬宜一起组织了“两航起义”。1965年，陈卓林在香港逝世，享年73岁。
空军的集体出走，对于陈济棠来说，好比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此时，陈济棠才搞明白，他哥哥陈维周“扶乩”得到的那个“机不可失”的结果，其真实含义并非“机会不可丢失”之意，而是“飞机绝对不可以失去”。
既然飞机没有了，那么一切也就都没有了。
7 月18日下午 5时，陈济棠给余汉谋发出了最后一通电报：
【幄奇兄：
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
济棠
18日】
从电报中看，在这场赌博中败到了家的陈济棠仍不失大将风度，看他的口气，既坦承事败，又不失老上司、老大哥的身份，国家、桑梓、同志，一一谆谆嘱托，最后还不忘来句客气话，不愧大家风范。
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
信夫！
电报发出以后，陈济棠从鱼珠炮台乘“海虎”舰转英国军舰，黯然前往香港。
巧了，就在前几天，已经完成策反任务的梁干乔，也是从这里逃往香港的，走的跟他是同一条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陈济棠曾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解放前夕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
去台后，陈济棠任台湾“总统府”资政。
1954年11月 3日，陈济棠因脑血管病突发去世，年仅63岁。
7 月22日，余汉谋率部进入广州，就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香翰屏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10月28日，国民政府授予香翰屏中将军衔，后又加上将衔。
香翰屏在四年前就为陈济棠、余汉谋和他自己设计好的结果，终于实现了。
1936年 8月，蒋介石到广州，会见了余汉谋以下的全部广东高层人物。在此之前，戴笠电告广东的特务谢镇南，让他做好蒋在广州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谢镇南，1902年生，广东梅县人，军校三期毕业。1932年，谢镇南由他的同乡梁干乔、张炎元介绍进入特务处，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工作。此时，陈济棠垮台，潜伏了4、5年的谢镇南终于可以见光了。
问题是谢手下没有人，当时的缉私部门还不归特务处运用，这个保卫工作如何做法？
谢灵机一动，找到了他的朋友、天河机场警卫营营长鄜植民，鄜也是复兴社分子，跟他借了几个人，一人分了一把手枪，一辆自行车，成立了一个“警卫组”。
蒋下飞机的当天，谢赶到机场，看到余汉谋等人已经在停机坪前等候，仨一群俩一伙的在那里聊天，他们的车子也停放得乱七八糟，很不成体统。
于是，谢镇南带着他的几个人上前，先是把车子轰得远远的，然后又指挥余汉谋等，告诉他们这样不行，请他们按职务大小排成队伍，规规矩矩地迎候“领袖”。
余汉谋等不知道这几位是何许人也，看他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心想肯定是“中央”派来的，哪敢说个不字！
多少年以后，谢镇南回忆起当时一干广东大员对他奉命唯谨的情景，还暗自好笑。
广东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广西。
没有了在前面顶缸的陈济棠，事变的中心一下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一看大事不好，主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于 7月24日给南京打电报：
“奉军事委员会 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兹遵于 8月 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盼。”
没想到，你想下这个台阶，蒋介石还不让下了。次日，南京给他们发来电报，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调，白去浙江，黄到广西当绥靖主任。
桂系最怕的就是离开广西，蒋介石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看到广东解决得很容易，于是想干脆顺带手把广西也灭了算了。
李宗仁大怒，痛斥蒋介石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当时李、白二人在商议今后行止时，曾有过“破釜沉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准备跟蒋干到底。
其实，蒋也有蒋的难处，看到广西轻易不好相与，也有转圜之意，于是，经过两个月真假难辨的来来往往，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9 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政府主席则派了广西人黄旭初。
至此，“两广事变”不费一枪一弹，就此偃旗息鼓。
一番折腾，广西依旧。只是苦了广东的陈济棠，被桂系当枪使，最后弄出事来，丢了自己的地盘不说，还要为广西顶缸。
得到实惠的，自然还有老蒋，从民初以来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广东，终于“收归国有”。
其实，放开眼光来看，“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两广，或是几个军阀，而是全中国。
“两广事变”是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印象不太深刻，关键是因为没有打起来。
否则，一旦打起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会亚于中原大战。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中原大战又怎么样。
实际上，中原大战可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离亡国，仅一纸之别而已。
下一次，是40年之后的“庚子国变”，与上一次差相仿佛。
第三次，就是了中原大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原大战间接导致了失去东北——没有中原大战，就没有东北军入关；没有东北军入关造成的东北空虚，日本就不会轻易取得东北，也就没有后来一步步地蚕食华北，日军也就没有后来发动“七七事变”的桥头堡。
因此，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两广事变”打起来了，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不知伊于胡底。更重要的，不要忘记此时已经是1936年，日本在华北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如果把有限的国防力量全部用于内战，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对全民族来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
21、西安事变：箭在弦上
特务处时期，即抗战开始以前的军统，其重点关注的地区，主要有几个，东南是上海、南京，即旧称的京沪地区。原因何在，我们前面说了。
上海以外，主要就是华北了。
华北也分为几个阶段，其关注点不断扩大。最初是以北平为核心的平、津、冀地区，主要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极力推进所谓“华北自治”，这里是对日谍战的前哨阵地。
1933年 3月，热河省沦陷，并被日军划入伪“满洲国”，接着，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察哈尔的形势骤然复杂。因此，特务处的关注点向西扩大，察绥地区成为新的重点，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特务，如马汉三、张际春、乔家才、高荣，等等。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西北地区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特务处的关注点再度向西延伸到陕西、甘肃一带。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整个中国的北部都成为了军统的重点工作地区。所不同的，以陕西为主的西北地区属国统区，戴笠是在跟共产党打交道。而察绥、平津是沦陷区，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是在做地下工作，是在与日伪斗争。
所以，同一个军统，一方面在与自己的同胞做对；另一方面，又在与国共两党以及全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
所以，对于军统这样一个特务组织，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是感觉很难评价，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总是同时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同一个人，今天在向我党开枪，明天可能就在对日战斗当中捐躯了，比如王文；
再换一个人，今天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给整肃了，比如马汉三；
又换一个人，今天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比如白世维；
还有很多人，今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明天被捕可能就落水当了汉奸，成了自己同事、下级的制裁对象，比如王天木、陈恭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殊难评价。
——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特务处西北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建立的，并逐渐发展成为军统工作的重点。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顿时热闹起来。
尾随而至的，是胡宗南。
1932年 4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成立，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进攻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同时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进攻我中央苏区，这两部分军事行动合起来，即所谓对我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1932年 5月，时任第 1军第 1师师长的胡宗南在南京参与创建了复兴社之后，随即被调到大别山区“围剿”我红四方面军，这是鄂豫皖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魏大铭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胡宗南进入特务处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不舍，直追到陕南，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也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刘湘放进了红军，却不放“中央军”。胡宗南被堵在陕南，眼看着红军，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
这一呆就是三、四年，直到1936年 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 1军军长兼第 1师师长，奉命进攻已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从此直到解放前夕，浙江人胡宗南一直盘踞在西北，并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西北王”。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眼下的西北，还是杨虎城的天下。
杨虎城，1893年生，原名杨九娃，陕西蒲城人。
杨虎城的经历，有点像贺龙，从劫富济贫开始拉队伍，先是成立了一个“中秋会”，然后加入帮会组织“哥老会”，从此慢慢起家。后来投入冯玉祥手下，1927年，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冯玉祥西北军的第 2集团军第10军。1929年蒋冯决裂，杨虎城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时，杨虎城将部队扩编为三个师，6 万多人，驻西安。
由于杨的部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陕西，蒋介石虽然十分忌惮却又鞭长莫及，只好就坡下驴，将杨虎城部升格为第17路军，任命杨虎城为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2年又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来在西安，张学良一直称杨虎城为“杨主任”，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杨虎城也起家于西北，并与冯玉祥有过一段渊源，因此杨虎城的部队也被称为西北军。前面说了，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已不复存在，因此，为了与冯玉祥的“老西北军”区分开来，后世一般将杨虎城的部队称为“新西北军”。
此时的杨虎城，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破了杨虎城地盘上的宁静，接踵而至的，除去多了一个未来的“西北王”不算，还又新来了一个“东北王”。
这个“东北王”，不问可知，自是少帅张学良。
从1930年 9月入关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这 6年，基本上可以用三个“一年”和两个“一年半”来分段，也是他从人生的顶峰沦为“阶下囚”的轨迹。
前面说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有功的张学良，于1930年10月 9日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这是张学良人生的顶峰，从这儿以后，张学良就开始走背字儿。
过了一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2月15日，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过了一年半，1933年 3月 4日，热河抗战失败，承德失守。出来承担责任的依然是张学良，3月11日，张通电“下野”，出洋考察。
又过了一年，1934年 3月 1日，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武昌。
按：张学良在豫鄂皖代替蒋介石主持“剿共”期间，他的东北军被我红二十五军歼灭了两个师，即 115师和 120师，另外东北军还有一个 129师。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用的就是原属东北军序列的这三个师的番号。
再过一年半，1935年10月 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西安。
跟着张学良一起入陕的，还有原驻扎在河北、湖北两省的东北军几乎全部精锐，第51军、第57军、第67军、第53军 105师，约16万人。
按：1930年，张学良出关的时候，带出来 9个旅的兵力（东北易帜后，东北军曾整编过一次，整编之后以旅为单位，一共有25个步兵旅、6 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共10万人，编成两个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1931年 7月，为讨伐石友三，张又从东北调进 3个旅和两个炮兵团，共 8万人，这样，关内的东北军一共是18万人左右。
张学良在北平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将入关的东北军以师为单位，编成51、53、57、67等四个军，除了已被消灭的部队，此次悉数入陕。
在西安，张学良度过了最后一个“一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再往后，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禁锢生涯了。
至此，西北集中了四股力量，除胡宗南的中央军可以信赖以外，红军是“中央”要消灭的对象，西北军和东北军则是被监视的对象。
戴笠岂能坐视不管！
最先派到西北的，是马志超。
马志超，1902年生，甘肃平凉人，在陕西长大。军校一期毕业。
在军校的时候，马志超被分在四大队，与胡宗南、宣铁吾、范汉杰、冷欣等等都是同一个大队的同学。
我们知道，戴笠自己是六期的，资历比较低，在复兴社中往往被人轻视。所以他特别喜欢网罗早期的军校同学，能不能干都没关系，关键是装点门面，特别是一期的，来一个要一个。
无奈，一期同学的眼界都比较高，所以，数来数去，戴笠手下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那几个广东人，梁干乔、龚少侠、张君嵩、吴乃宪，另外还有一个湖南人史铭，我们后面会说到，再加上西北人马志超。
马志超毕业于陕西潼关县立高等小学，后经陕西籍的国民党大老于右任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毕业以后，马志超参加了北伐，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正是在南京，马志超傍上了同学胡宗南，还有六期的师弟、胡宗南的铁哥们戴笠。这俩朋友交的可值了，从此以后直到去台，马志超前半辈子的饭碗都是这两个人给的。而且是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在胡这里觉得没劲了就去戴那里，戴那里混不下去了又回到胡那里，来去自由，左右逢源，也是军统当中的一个异数。
这里又要从胡宗南说起。
1924年11月，胡宗南从军校一期毕业，在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和讨伐杨、刘之后，又参加了北伐。1927年 5月，攻克上海的胡宗南任第 1军第 1师副师长兼第 2团团长，少将军衔，成为军校学生中的第 1个将官。
这时胡宗南才31岁，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从浙江孝丰县立高等小学的一个国文教师摇身一变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同年10月，胡宗南升任第 1军第22师师长。在“二次北伐”中，第 1军第22师被改编为第 1师第 2旅，胡任旅长。1929年第 2旅改成第 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 6月，胡宗南任第 1军第1 师代理师长。1931年 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 1师师长。
按：胡宗南的升迁速度，之所以在黄埔中数一数二，与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互为因果，国民革命军第 1军是“党国”起家的队伍，胡宗南从第 1旅、到第 1师、到第 1军，逐次上升，从1926年参加北伐到1936年 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 1军军长，兼第 1师师长，就没离开过这支队伍，相比于其他同学，当然占便宜了。
所以，到1947年 3月19日，胡宗南“攻克”空城延安之际，他说什么也得让第 1师第 1旅抢这个先。很多人认为胡宗南是出于私心，让他的老底子立“攻克”延安的首功，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最关键的，胡宗南是要给他的蒋校长脸上贴金！
胡宗南当了师长，大家都来投奔他。前面说过，这个时候的戴笠，还在以“密查组”的名义，义务为老蒋搜集情报，既无报酬，更无工作经费，办公地点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还在胡宗南当旅长的时候，他就在南京设立了第 1旅驻南京办事处，此时已升级为“第 1师驻南京办事处”，地点就在在鸡鹅巷53号。于是，胡宗南给戴笠安排了一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等于无偿地为戴笠提供了一个办公地点。
这下可好了，戴笠和他手下的那所谓“十人团”终于有了个待的地方，连带着戴笠的家眷，也都有了落脚的地点。
这时，马志超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没事的时候经常到“驻京办”来盘桓，一来二去，与戴笠混得挺熟。他看到戴笠没钱买办公用品，于是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文具什么的，东西虽然不值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人在倒霉的时候，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是记得最清楚的。等人家发迹了你再往上贴就晚了，不值钱了。
到1932年，特务处成立，不久后胡宗南奉调前往鄂豫皖“剿共”。临走，除了将鸡鹅巷53号送给戴笠以外，还送他两个人，一个是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了。
魏大铭自不待言，正是戴笠需要的人。马志超嘛，虽然没看出有太大本事，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期“学长”，他的存在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于是戴笠将马学长安排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
1934年，特务处在西安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是西北人，又是在陕西华阴长大的，人地相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特务处在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临走，戴笠与马志超谈话，说派你去西北工作，公开身份是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
马志超觉得挺突然，说我哪会当警察局长啊？
戴笠说容易，你会吃大餐吧？会吃大餐就能够当警察局长。
马志超更不明白了。
戴笠说，你去了以后，找一个好的督察长，帮你整理一切内务，再找一个好的侦缉队长，给你处理案子。有了这样两个人，你不是吃着大餐，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么？
马志超好像明白了，于是说那好吧。
考虑到马志超没有受过谍报工作的专门训练，戴笠给他派了一个帮手，让岳烛远去给他当书记。
岳烛远，河南确山人，1903年生。岳烛远也是军校六期毕业生，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与另一个军统特务龚仙舫是同学。
马志超没有辜负戴笠对他的殷切期望，去了西北以后，果然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同时，特务处在兰州设立了甘肃省站，担任站长的，是另一个一期生史铭。
史铭，原名史书元，1902年生，湖南醴陵人，军校一期毕业。
1923年，史铭中学毕业，到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按：“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是程潜在担任“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时，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创办的。由于程潜本人是湖南醴陵人，负责招生的的李明灏和柳漱风也是醴陵人，结果这个学校招来的基本上全是湖南学生，而其中又以醴陵人居多，到最后，几乎把陆军讲武学校办成了湖南醴陵人在广东的“子弟学校”。为了避嫌，程潜有一段时间曾硬性规定不得再录取醴陵籍的孩子入学，结果大家只好改自己的籍贯，像陈明仁就是把籍贯改成浏阳才得以入学的。
1924年底，陆军讲武学校整体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为了安置这个学校的学生，黄埔在原有的4 个大队以外，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大队。所以军校第一期独缺五大队，就是为了区分原有的学生和后转进来的陆军讲武学校学生，当然，在待遇上并无分别。
也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军校一期的湖南学生中，醴陵人占了绝大多数，比较出名的，除了史铭、陈明仁以外，还有左权。
史铭在陆军讲武学校就读期间，黄埔军校建立。可能是看着黄埔更好吧，年经轻轻的史铭，居然带着几个同学，跑到黄埔去见蒋介石，说陆军讲武学校在办学中存在许多问题，要求蒋录取他们进入黄埔学习，可想而知被蒋拒绝。
不久，史铭“吃里扒外”的行为被被陆军讲武学校得悉，当即将他和那几个同学全部开除。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蒋第一件事自然是找他那几个铁杆“粉丝”，一问说早就给开除了，于是蒋责令找回史铭他们几个人，编入六大队。
史铭崇拜蒋介石，但他入的却是共产党，毕业以后，史铭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副党代表。1927年春，史铭任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名将许继慎，后许在战斗中负伤，史铭升任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史铭随周逸群等在湖南搞武装斗争。
1929年，史铭被派到广西，因在“百色起义”中工作不力被上级领导批评，怀恨在心，旋即投入国民党怀抱。1932年，史铭加入特务处，任“浙警”训练处主任、学生总队长。
1934年，史铭被戴笠派到兰州担任甘肃省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挂少将衔。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对付到达陕北的红军。戴笠的嗅觉很灵敏，马上着手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西北的谍报工作。
派驻为西北负责人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是曾经找陈恭澍谈话的那位。
张毅夫也是湖南醴陵人，跟史铭是同乡，但他的资历可就老得多了。张毅夫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以后，投入醴陵前辈程潜手下，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职， 1927年，蒋介石在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不见容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后经双方妥协，以蒋介石暂时“下野”的代价，换取了“宁汉合流”。在蒋“下野”的这段时间，据后来成为“CC系”重要成员的萧铮回忆，他们曾成立了一个叫做“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团体，致力于蒋介石复职、并由陈果夫、陈立夫执掌党务。到1928年 2月 1日，蒋介石复出，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该团体的目的完全达到。据认为，这个“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就是“中央俱乐部”即“CC系”核心组织的由来。当年，任“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总执行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张毅夫。后来，受同乡邓文仪的邀请，张毅夫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主任秘书，成为邓文仪的副手。后调查科整体并入特务处，张毅夫继李果湛之后，任特务处书记长，又成为了戴笠的幕僚长。戴笠对张毅夫的特别重用，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同学，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像陈恭澍这号的，能到高中毕业就不错了。张毅夫是大学毕业生，当然值钱。第二，张毅夫做过党务工作，而且是国民党中央层次的党务，由他来搞情报，可以想见，比戴笠原来的手下要高出多少个档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戴笠要在调查科转过来的这些特务们心目中，塑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以示自己“一碗水端平”，对于后来者无畛域之分，所以，一下把张毅夫放在特务处“第三把手”的位置上。问题是，戴笠这么想，他原有特务处的那些手下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张毅夫枪了自己的饭碗，你一个“外来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偏巧张毅夫又是一个干工作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遇上这帮特务天天儿给他下绊子、使阴招，见了面儿亲热无比，扭过脸去就是一脚，照死了往里头“搁”张毅夫，弄得没几天就干不下去了。正好西北区成立，张毅夫是党派工作专家，身份地位又相称，派去陕西再合适不过了。1935年10月，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特务处书记长，则交给了加入特务处时间不长的梁干乔。据张毅夫回忆，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即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下设有两个股。第一股股长是丁敏之，主要做情报工作，包括“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报，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
丁敏之这个人，虽然是个搞情报的，却是个刽子手，杀害宣侠父的就是此人，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看守所所长。
第二股则负责行动。如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等等，股长是李翰廷。
李翰廷，1904年生，湖南宁远人，军校六期。
李翰廷是戴笠在骑兵科的同学，而且是跟戴笠一块儿被开除出黄埔的三个人之一，另一个是郑锡麟。但李参加特务处的工作比较晚，不像郑锡麟从学校一出来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并成为“十人团”之一，所以李翰廷在特务处内地位也不高，
李翰廷同时也是西北区所属的西安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长。
张毅夫确实有才干，西北区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得很快。据张回忆，除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三个大站。另外还有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将近20个特务组织。另外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作为警示，已经出了几次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几件事都发生在马志超身上。
马志超临走的时候，戴笠跟他说，你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只要这两个人找对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当你的警察局长了。
督察长，马志超用的是岳烛远，事实证明岳很够格，最后马志超出事，跟岳烛远没有关系。
侦缉队长，马志超用的是许忠五。
许忠五，1903年生，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跟赵理君是同学。
据各种黄埔军校的史料记载，都写许忠五是湖南道县人，但军统所有老人的回忆录，都说许是湖北人，有可能跟马志超类似，原籍是某处，但在另一个地方长大。
许忠五是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早在戴笠“密查组”时期，他就跟着戴笠。换句话说，许忠五够“十人团”级别的，但他善始却没有善终。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密查组”是戴笠起家的根源，在这里有必要集中介绍一下。
所谓“密查组”，要从胡靖安说起。胡靖安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本来是戴笠的上司，弄来弄去，反成了戴笠的下级。
胡靖安，1903年生，江西靖安县人，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
胡靖安幼时家中比较贫寒，没有念过什么书，后去了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也就是说，胡靖安与史铭是校友。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胡靖安进入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以后，胡靖安跟着蒋介石做副官，到1926年，军校六期入伍生队进入黄埔，23岁的胡靖安一跃而为六期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挂少将军衔！
此时，戴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两次，才刚刚进入六期入伍生队，做一名学兵。
按，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早期，军制、官制都不甚严格，所以经常会看到某人年经轻轻就做将军。比如范汉杰，进黄埔之前就是粤军的少将，当时他才30岁。1925年，李之龙当上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授海军少将的时候，也才28岁。
1926年 7月 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令胡靖安和另一位军校二期毕业生蔡劲军各自找了些军校的学生，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其主旨是“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密查组”。胡靖安的这一组，主要有被军校六期开除的戴笠，还有五期的成希超、许忠五，六期的东方白，等等。
1927年 4月，蒋介石“开府”南京，造成国民党分裂，后经双方妥协，蒋介石被迫于 8月13日“下野”。
按：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着。其一，他去了一趟日本，以求得日方人士的支持。其二，1927年底，老蒋忙里偷闲，与宋美龄成了婚。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1929年 1月，蒋介石送胡靖安去德国留学，“密查组”留给了戴笠。戴以此为阶梯，一步步地走到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
据军统特务郭旭回忆，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曾对他讲过戴笠当年的窘迫。蒋介石下野之前，撤销了“密查组”，给每个人发了三个月“维持费”。当时戴笠等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结果胡拿了这笔钱之后，并没有发给大家，只是给他们留下一些伙食费，然后自己带着家眷悄悄回了江西老家。
戴笠等人无钱度日，于是就抬着胡靖安家的箱子去质典，打开一看都是小孩子的衣物，当铺根本不收。这下可坏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时，许忠五知道戴笠认识杜月笙，建议他去找杜借贷。
戴笠找到杜月笙，借了50元钱，交给许忠五，让他统一打理大家的伙食。结果许忠五拿了这笔钱，也学胡靖安，溜之大吉，回了武汉。
戴笠只好又找杜月笙借了50元钱，才得以度过难关。幸亏不久蒋介石复职，戴笠接胡靖安的班，继续“密查组”的工作。这时，许忠五居然厚着脸皮又回来了，表面上，戴笠没有记他的仇，但从此对许印象极坏。
就这样一个人，马志超用他当侦缉队长，怎能不出问题！
据张毅夫回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还自鸣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
实际上，有些情况张毅夫并不了解，他只看到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被泄露，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白冠五，1906年生，陕西神木县人。
白冠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地下党。1930年底，刘志丹在策动军运的时候不慎被捕，白冠五与地下党员南汉宸等同志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经杨虎城批准，将刘志丹释放。后白冠五曾在刘志丹的游击队担任副大队长。1935年，白冠五进入陕西省会警察局任职。1936年，刘志丹牺牲以后，白冠五失去了组织关系。
从上面的情况看，当时还是地下党员的白冠五显然是有意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泄露出去，以便向宋示警的。
派共产党员去监视共产党员，马志超用许忠五这样的人，能不误事！从此，马志超名扬西北。杨虎城知道马志超在搞宋绮云，大怒。等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杨虎城第一个要抓的就是马志超，要宰了他！
特务处有一条铁打不动的原则——“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
特务处工作的初期，纯粹做的是秘密工作，因为它不掌握任何公开机关，比如陈恭澍的北平站，王天木的天津站，全靠几个特工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去开辟情报渠道，所以非常吃力，尤其是遇有刺杀等行动工作的时候，每每力不从心。
逐渐，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戴笠慢慢的把一些公开单位抓在手中，最先是上海。据沈醉回忆：
“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
上海是特务处工作的重镇，也是戴笠开始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此后，戴笠的触角逐渐伸展到各地的警政部门，到抗战开始以后乃至国民党退出大陆，警察一直是军统、保密局的禁脔。
手里掌握的公开部门多了，就出现了一个孰主孰次的问题，这个主次，不仅仅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是脑袋、谁是屁股”的问题。
对此，“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这个原则，很明确地指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谓“秘密运用公开”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所有公开机关单位的特务要绝对尊重秘密组织，强调所有公开机关都必须接受当地秘密特务站的运用；二是指利用公开机构为特务工作提供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
就像沈醉说的，特务处控制了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之后，“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这样，所谓“公开掩护秘密”就好理解了，一是公开单位只是一个“壳”，其存在的必要，是掩护特务身份，二是明确了“脑袋”与“屁股”的关系，明确告诉大家，秘密工作是你的本行，不要搞拧了。
在这个原则当中，保密是唯一的目的，用张毅夫的话来说：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第二条还是“秘密”。
要想保密，“运用”是关键，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运用得当，对工作是个促进，运用不当，给你再好的条件，也是白扯！
马志超基本上就属于“白扯”的那种。
本来呢，马志超以陕西省站站长而兼任警察局长，省去了秘密单位与公开单位之间的摩擦与扯皮，一手托两家，多好的便利条件！
而且戴笠还告诉马志超，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警察局长干好。实际上是告诫他，不用花太多精力放在警察局长的工作上，关键是利用警察局长的便利条件，干好陕西站站长的工作。
对于马志超来讲，戴笠的话太隐晦了，过于深奥，他以为自己懂了，事实上没有搞懂。
根据“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所有的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可言。尤其强调的是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绝对隔离，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
偏生马志超不信这个邪，这老兄可好，一到陕西，先到警察局就了任，然后就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并搬进了警察局，他倒会省事，把公、秘机关来了个“合署办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
对此，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等到特务处西北区成立，等于是在陕西站上面加了一层“盖子”，张毅夫成了他的上级，包括后来的江雄风、王天木，都是老牌特务了。但戴笠换人换得实在太勤，基本上仨月换一个区长，结果谁也没有过问这个事，闹的西安城内人尽皆知，警察局长马志超是戴笠派来的特务，特务机关就设在警察局里。马志超一天到晚还挺美，心想你不是说“公开掩护秘密”么，我把陕西站“掩护”在警察局里，总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吧。
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是这么块料，他用的侦缉队长许忠五是那么块料，西北区的领导层又是如此的动荡。张、杨之所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有所“异动”，而西北区几乎懵然无知，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因此，最先对西北形势有所警觉的，反倒是远在北平的特务廖划平。
廖划平，原名廖维忠，1898年生，四川内江人。
廖划平是非常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肄业之后，1919年，廖划平加入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行列，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廖划平与吴玉章等人，一起作为四川省籍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廖划平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当时廖划平教授的课程是《社会进化史》，讲义是他自己编写的，后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正式出版。
当时，文强是军校四期学生，听过廖划平的课，给他的印象，廖划平是一个“肥胖臃肿”的人，一口四川口音。
此后，廖划平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廖回到家乡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0年以后被派到北方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等职。
1931年，廖划平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叛变，旋即加入特务处，戴笠令他就地潜伏，以“北平宪兵司令部法官”的掩护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给他指派的联系人，就是陈恭澍。
据陈恭澍回忆，他在军校时也听过廖划平讲的《社会进化史》这门课，想不到再相见时，彼此竟是这样一种情况。廖划平属于上级“交联”的人物，所谓“交联”，即交给你负责联络，但不归你指挥。此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先后奉戴笠之命联系向友新，也是所谓“交联”。
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与西北军联系很广，廖划平不愧是原共产党员，非常敏感，他从邵文凯处得到了张、杨“有所异动”的消息，并及时报告了戴笠。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工作检讨中，特务处因保护“领袖”不力成为众矢之的，为证明自己工作的有效，特务处曾经查出了“事变”发生之前，经他们上报的关于“张、杨异动”的全部情报，给大家看，表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言外之意，西安事变这事可不赖我，我报了，委员长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就差说委员长去西安，结果被扣，纯粹是他自投罗网、自讨苦吃了。
不管特务处有没有上报相关的情报，也不管报了多少。事实上，是“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了，在这个大前提下，你就是说破大天去，也是失职。
试想，你的情报再准确、再有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有什么用！你找谁去推这个责任？找老蒋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安事变，蒋的被扣，还真是咎由自取。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当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据军委会“监印官”姜辅成回忆：
“次日（12月26日）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大家乘五、六辆公用汽车到机场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面有赧色，不如平日那样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旁人观察的“面有赧色”，与蒋自称的“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是统一的，此时蒋介石心情的复杂程度，殊不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可以臆测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党国忧危，元气耗损”的起因，在于蒋轻率地身蹈险地，“督教无方”有没有道理，咱们另说。“防范不力”倒是真的，给国家造成了大麻烦，差点酿成巨祸，这是蒋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作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其行止不是个人的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不能使自己处于危险地境地，是最起码的一条，在这里，“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值得渲染的美德。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之所以大臣们拼死反对，怕的就是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全军覆没，几乎动摇国本，如果不是天照应，朝中有个于谦，大明王朝在传到第75年的时候就挂了。
因此，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辞职一端，更多的，固然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惺惺作态，但确实也是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如同封建时期的“罪己诏”，谁也不会相信他真的出于本心去辞职，但最起码做出了一种姿态，传递出一种信息，表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为此表示不安。
西安事变之后，很多人在探讨，蒋介石在明知道张、杨有所“异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样轻率地跑到西安去？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出事么？
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回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即指张学良对于“剿共”战争产生动摇的相关情况），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交他核阅。”
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蒋介石正在广东，住在黄埔岛上。蒋看了材料以后的反应，令晏道刚啼笑皆非——蒋批示了几个字：“胡说，交张副司令阅。”
当然，蒋介石此举，更多的是政治手段，让张学良相信，彼此亲密无间。
然而，这段有名有姓的回忆，明确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老蒋已经确切无误地了解到张、杨在西安的状况，绝非懵然无知。
明知可能发生不测，而仍然要不顾一切地跑到西安去督战，究竟是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仅仅用“大无畏的什么精神”去解释，显然过于肤浅。
蒋自信不会出事，这种自信缘于他对自己的认识，也缘于他对张学良的认识。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此时的老蒋，“声望日隆”，几乎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按：最高点是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带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接着其他各国竞相效仿。此举，意味着中国在法理上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家，老蒋的声望就此达到顶峰。
人一旦自我感觉过好，就容易失去判断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乾隆天纵聪明，年轻的时候乾纲独断，何等英明，没有人能蒙他，但再英明的人也架不住五、六十年如一日地听别人说“皇上圣明“，到一定程度就糊涂了。
另一方面，老蒋认为，他了解他这个把弟张学良，讲义气，重然诺，蒋自己认为他完全对得起张学良，也能把握张学良。至于张在西北的种种“异动”，不过“年幼无知”而已，但绝不会对自己有二心，更不会不利于己。
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自己，老蒋并不看重，因为他从来也没信任过杨虎城。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西北就不会出问题。
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
作为后人，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许多大事件，仿佛很自然地就应该发生，到了那天，到了那个点，就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
其实不是，许多大事件，往往起于偶然，起于并不起眼的小事情。比如前面谈到的“通州事件”，假如不是日本特务细木繁在通县文庙大门口遇到张庆余，并充满挑衅意味地问了那么一句话，冀东保安队的反正不一定是那一天，也许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另外一个结果。
所以，历史人物之所以为历史人物，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小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能会引发大事情；他的个人情绪，喜怒哀乐，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换成我们，所谓的高兴与不高兴，一般来讲，也就是自己生生闷气，充其量也就是会影响一个家庭，一顿晚饭吃得不痛快，如此而已。
我们读历史，往往被教诲，某事某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话说起来肯定没错，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一不“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否则，也就不成其为“重大事件”了。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么来解读历史，对每一个事件都这么解释，往往给人一种稍显空泛的感觉，也就是让人觉得说了基本上等于没说。
或者是换个说法，我们打个比方，历史，本来是一台彩电，色彩十分丰富，让我们一解释，成了黑白的了。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是蒋轻率地身蹈险地。另一个主角，就是几乎比他小一辈人的义弟张学良了。
西安事变，以张学良为主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张学良在事后怎么说，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张学良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不可能是杨虎城。
道理很简单，以张学良的性格，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对他施加影响的人，以张学良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要做的事，杨虎城反对也没用；反过来，杨虎城要做什么事，张学良如果不同意，这事也办不成。
要说张学良，对蒋介石，那真是一百一。当年，如果不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哪来的老蒋北伐成功，统一中国的“不世奇功”；如果没有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蒋、冯、阎，谁能笑到最后，还在未定之天！
反过来，蒋对张也不薄。
1930年10月 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蒋介石派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张群代表国民政府致词，并特地派了 9架飞机飞到沈阳上空，散发传单，以增张的威仪。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应邀赴南京，老蒋派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到站台迎接。张学良过江时，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鸣礼炮19响欢迎张上将莅临。接着，蒋介石夫妇以对等的身份为张学良举行欢迎酒宴，并与张共同检阅部队，拜谒中山陵。
更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不仅蒋介石和自己结拜为盟兄弟，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还将于凤至认作干女儿，宋霭龄、宋美龄与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
老蒋可谓给足了张学良面子，张学良在给东北部属的电报中，受宠若惊地说：“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的想象。”
正因为彼此是这样一种关系，蒋对张深信不疑。而张学良之所以能出以“兵变”的激烈手段来对蒋，其内心深处所受的煎熬，远非我们今天的人翻翻书、上上网，看几篇历史文章，不咸不淡地评论几句那么简单。
关于张、杨二人“联共”的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在这里重复一遍，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比当事人写得更新鲜，写多了且有“抄袭”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