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是妈妈真的没有了。微信里已经十几天没有妈妈的信息了，最后一条消息接收于北京时间2014年12月26日中午11点34分：
「我就要进去了，你咋还不来啊？」
十几天里，我不断收到以「节哀」和「保重」、以及「照顾好爸爸」为关键字的微信，以至于妈妈的这一条已经沉到老下面了，要划拉半天才能找到。我想把它置顶，却无法直视这句话。
早知道那是最后一天，我就应该早点去病房陪妈妈说话。
一
2014年12月26日，礼拜五。最后一天。
11:45，我终于走进了病房，老妈已经十二个小时没吃没喝了，因为医院要求术前12小时不可以进食进水。她假装皱着眉头警告我：「不要当着我的面喝水哦！」我于是拿起水杯来大口喝水，故意作出响声，她大笑起来说你这个坏小子！我也心疼她，拿毛巾沾了点水，给她抹抹嘴唇，告诉她：「就这么多了，剩下的手术后再喝吧！」
面善的护工把手术床推来的时候，妈妈还自己小跑着去上了个厕所。护工说不着急，慢慢来。回来之后，妈妈自己不太情愿地爬上那张窄窄的床，然后爸爸帮忙把那一侧的挡板抬起来。护工把用蓝色无纺布作被罩的被子盖在妈妈身上，说别害怕，别紧张。妈妈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爸爸立刻上去握住。然后我们就这样跟着护工推着妈妈进了电梯。等电梯的时候，有个愣头青在大厅里抽烟，开着窗户。我走过去很不客气地把窗户关上。哪怕这么几秒钟的等待，我也不愿意冷风吹到躺着的妈妈。
爸爸握了一会儿，把妈妈的手交给我。好有力，感觉骨头都要被妈妈捏碎了。电梯门开，叔叔婶婶还有几个亲戚朋友都等在那里夹道欢送，大家都微笑着安慰妈妈别害怕，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了，上了全麻就睡过去了，不会疼的，醒过来已经是明天早上了，等等。家人几乎都来了，感觉就好像电影『大鱼』中最后那个镜头，一生中的亲朋好友都来「送行」。
然后电动移门开了，手松开了，推进去了。我和爸爸对着妈妈招招手，妈妈没看我们，而是在听护士给她交代着什么。护士让妈妈抬起头，然后给她戴上无纺布的帽子。然后电动移门就关上了。这个时候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26日中午十二点半。
我们都是微笑着。心脏搭桥手术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成功率超过99%。妈妈身体很好，尤其是心肺功能不错，这么个手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虽然妈妈自己很紧张害怕，我们却不以为然。因为我们都知道做手术会紧张，别说开胸的手术了，就算我上次去拔牙都紧张的要命。
二
2014年12月15日。我正在整理书包打算去学校，老爸来了一条微信：
「儿子，什么时候放假，能回来多久？」
我感觉到老爸记性不好了，因为前几天刚跟他们说过，我2月15日回国。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2月的行程。他很快回答我：
「最近能回来吗？」
我感到不妙。问来问去才搞清楚，原来是妈妈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她2003年心梗之后，心脏的情况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次是发生了心包积液和肺部脓肿，必须马上手术治疗。
我立刻上网搜索了这个手术的视频，不看不知道——竟然要把胸骨从正中锯开，用剪刀剪开心包，用心肺机取代心脏的功能，使心脏暂停，然后从腿上取下血管，安装在心脏上，取代几近堵塞的血管。
马上买票。怎么样能快速回到乌鲁木齐？我想到了俄航。柏林——莫斯科——乌鲁木齐，一条最近的路。12月21日启程，1月3日返回。因为正好赶上圣诞的「春运」，我又是临时订票，这张往返经济舱花了我两千多欧元。
可我不在乎。我还能为妈妈做点什么呢？问了好多人，有个老乡给我推荐了一款号称「保健品中的法拉利」的专门调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保健药，三十天的量，要将近70欧元。我打算买两盒回去，这样妈妈做完手术可以一直吃到我2月15日再次回国，到时候如果效果好，我就再带一些回来。
妈妈来了微信，让我不要带托运的行李，乌鲁木齐机场出行李特别慢，而且有时候行李还会被打开检查。所以我就带我的登机箱，一身轻。跑到药店一看，这个保健品的盒子之巨大超乎我的想象，没办法只能带一盒了。
三
2003年暑假。这是我大三的暑假，原计划是找个地方实习，不回新疆了。8月中的某一天，我突然感到很想回家。打了个电话给老爸，然后我就去买了火车票，当天下午就上了火车。因为买票太晚，我只买到了硬座。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晃回家里，两只脚都肿了。
回家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书房摆弄着电脑，突然听到老妈的哀嚎。跑到客厅一看，老妈躺在地上，痛苦不堪的样子。她让我赶快给老爸和120打电话。我很镇静地拿起内线电话拨了老爸办公室的电话，用斩钉截铁的语气毫不啰嗦地说：「爸，赶快叫救护车，我妈心脏病犯了」。
爸爸妈妈都是昌吉州医院的员工，我家就住在医院的家属院。老爸的办公室隔壁就是救护车车队的办公室。所以我打电话给老爸是比打120还要快的。没过5分钟，两辆救护车开到我家楼下——一辆是老爸直接让车队的师傅开来的，另一辆是老爸之后通知了急救中心后，急救中心派来的。
面对这么「隆重」的仪式，老妈虽然心绞痛十分厉害，却依然坚持要自己走下楼，不肯上担架。她说院子里那么多邻居，自己让人用担架抬下楼不好看。一个年轻的男医生扔了一片药在老妈嘴里，然后她就在两个护士的搀扶下自己走了下去。
上了救护车后，老妈躺在那张窄窄的床上。车上没有位置了，我和老爸只能坐另一辆救护车到急救中心去。不过，其实也就几百米的路。
可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对自己不能上救护车陪老妈一起过去忿忿不平。
到了急救中心，看到老妈已经躺在大厅的一张病床上，护士正在手忙脚乱地在她身上贴各种电极，把各种连着电线的夹子夹在手指、脚踝上。有个护士跟我妈说：「裴大姐，给你打一针心肌酶」。这个时候老妈还没退休，医院的人基本上都认识。
原来这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心肌梗塞。血管狭窄已经发生，老妈被转入ICU护理，用普通话说，就是等待心梗的到来。
到傍晚时，心梗发生了。医生让老爸签字，因为要注射一种叫做「溶栓」的药物。这种药物可以立刻溶解血管内的血栓，但是一些病人的脑血管比较脆弱，可能也会因此破裂、脑出血死亡，所以必须家属同意才能注射。老爸犯难了，感觉担不起这个责任。他开始颤抖着给姨姨打电话。
姨姨是妈妈的亲妹妹，从小俩人形影不离。现在姨姨和姨夫、姥姥、舅舅和舅母他们都住在石河子。如果没照顾好妈妈，老爸感觉将很难面对那一家人。
可是这一针不打是肯定会死啊？！姨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签字注射了。这个决定是必须做的，不做肯定后悔。如果签了字，发生了不好的后果，那我们也至少算是尝试过了。
白纸黑字签下，ICU里的药物立刻就推入了静脉。很快，老妈苏醒了，就跟没事的人一样，只是出了一身汗，外加头发有点乱。
四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ICU里陪着老妈。来看老妈的人很多，基本上全都是医院的同事。他们对于老妈此次治疗的意见基本上有两派：认为该放个「支架」的，和认为不应该放「支架」的。
老妈也认为不该放支架。她的理由是，这个手术刚刚在州医院开展，还不成熟，害怕自己被当做实验品。姨姨他们说，如果你要放支架，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甚至北京请专家来给你做，所以不要担心这个。于是老妈又改了她的理由：不希望有个异物在自己身体里面。她不同意放支架，我们也就随了她。
堂妹、二婶和表妹的姥姥来看妈妈。二婶是堂妹的妈妈，堂妹的姥姥是二婶的妈妈。她们来的时候还带了花。堂妹问我：「你不是说暑假不回来了吗？」
我这才意识到，我这个暑假之所以突然想回家，是因为——
「萌萌就是回来救我的么。」老妈半开玩笑地说。
哦天啊，幸亏我回来了！老妈心梗的那天如果我不在家，老爸还要三个小时才下班回家——等他回来，可能已经太迟了。
坐了好一会儿，妹、婶、姥三个打算回去了。我送她们出门的时候，姥姥自己先开了门，然后转身将门扶好，让婶婶出的时候，我看到姥姥眼睛红了，闪着泪光。然后婶婶扶好门，转身让妹妹出的时候，我看到婶婶眼睛红了，闪着泪光。然后妹妹扶好门，转身让我出的时候，她的眼睛也红了，闪着泪光。她们三个人，两个妈妈，两个女儿，如此同步，让我鼻子也发酸。但我毕竟乐观，没有流泪。我妈身体那么好，不可能会有什么问题的。
很快，妈妈身体就好转出院了。我也该回上海去继续上我的大四了。走的这一天，老妈坚持要送我上火车。我们只同意她走到家属院门口，送我上去火车站的汽车。汽车开走的时候，我回头看着妈妈，她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我坐的车子转弯，再也看不见她。
五
2012年，2月。我德国的学业完成了，决定回国。到邮局去寄东西，国内的手机上收到了老妈发来的短消息，说表哥出事了，情况不好。
我惊呆了。表哥比我大一岁，是姨姨姨夫的独生子。
我还在邮局排队。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了，老妈发来两个字：「走了」。
我大脑一片空白。邮局寄完东西，我都忘记了拿走自己的银行卡。我回到家里，给姨姨、姨夫发了一条短信：
「姨姨，姨夫，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回到国内已经是三月初。那是一个周三，我傍晚抵达上海，回到家里就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已经是周四的中午。妈妈来了信息，说姨夫想见我，让我回一趟新疆。于是，周五我就回了乌鲁木齐。
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姨姨、姨夫的精神看上去还可以。他们还做了饭。吃过饭后，姨姨拿出从北京带回来的几大包表哥的遗物让我看——一大包手表，一大包电子设备。我2010年去北京的时候，表哥家里有几百双运动鞋，那些带不回来，在北京都烧掉了。姨姨说表哥走的时候因为缺氧，脸发青，舌头吐在外面，跟我学着那个样子。在姨姨眼里，我还是个小孩儿。可她这么一学，我有点忍不住了。可我必须忍住，这时候我不能哭。
第二天，一个晴朗的周六。姨姨和姨夫要先去医院打吊针，因为他们的心脏出现了衰弱的迹象。他们一人一张病床躺着，护士给他们接上针。来探望的人一波接一波，我和老妈只能尴尬地坐在一边，因为乌鲁木齐的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
打完吊针后，姨姨姨夫带着我和我妈，还有几个他们的同事，开车去天山脚下的牧场吃农家菜。天气那么好，整个天山山脉都看得很清楚。天上的云薄薄的，让我想起那首『帕米尔高原』的歌词：「白云为你腰间缠，爱情为你献花环」，唱的就是天山。斗转星移，人来人去，天山一直矗立在那里。
农家菜是很好吃的。大盘鸡，清炖羊肉，炒烤肉……还有几瓶以「部队特供」为标签的酒。吃完以后，我们走出房子去徒步。天山看上去那么近，可是真的往那个方向走起来才会发现，其实很远，正所谓「山近跑死马」，意思就是看上去很近的山，马儿累死也不一定跑得到。我们意思意思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开始返回。这一路上看到了军用机场，看到了塑料假人警察。大家有说有笑，没有人提起表哥，就好像他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礼拜天，我要离开乌鲁木齐回上海了。老妈决定留在姨姨家里陪姨姨一段时间，因为她们姐俩感情好，这个时候姨姨是需要一个陪伴的。我的航班很早，天还没亮，当天的温度是零下三十度。姨夫没有起来，姨姨给做了早餐，然后老妈让姨姨在家里不要下楼，自己送我下去。早上八点的乌鲁木齐还没有醒来，一片漆黑，路灯黄色的光照着地上薄薄却很硬的一层雪，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上了车，和老妈匆匆告别。车子开出去，我回头看着老妈，她一直站在那里，一直到我坐的车子转弯，再也看不见她。
六
2014年12月22日，礼拜一，冬至。
我有时候十分不明白，我这样一个做事十分有计划性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缺乏计划性的双亲。老妈此次病重之后，他们才发现她的医保卡还没有「激活」。而这个激活的程序，必须本人亲自到银行办理才行。我开车带着老妈和老爸来到农行，老爸很紧张地跟工作人员说了老妈的病情，结果工作人员也很紧张，没有让老妈把口罩摘下来就给办理了激活手续。
其实在这个激活之前还有个小插曲。老妈的名字是「裴亚莉」，但是当年办身份证的时候，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把「莉」写成了「利」。一个月以前老妈病情加重住院的时候医保就出了问题，因为医保卡上是「莉」，身份证却是「利」。我不知道老爸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搞定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因为他退休太早，和社会脱节导致他已经不太懂得怎么和中国的这种机构部门打交道。他一个六十出头的老人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一两个礼拜都没有搞定一个名字写错的问题。
最后我们梳理了一下思路，让爸妈工作单位——昌吉州医院出一份证明，然后我们去农行办理医保卡注销和临时医保卡开户的手续，然后再到社保局办理临时医保卡。到社保局也必须要求本人到场，所以老妈这一天就跟着我们在路上颠簸。昌吉越来越大，社保局居然搬到郊外，如果不开车，这大冬天的真不知道怎么去。
办理完了之后已经是两点多。因为是冬至，我们一家三口到昌吉的回民小吃街吃了汤饺。汤饺的馆子里有一只鹩哥，不停地说者「你好」，我们一家三口心情大好。
回到家好好休息片刻，老妈去阳台上浇花。回来以后老妈对我说：「哎，我看着我这些花，突然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刚才对着那些花说，哎，这是最后一次给你们浇水了」。我立刻决定制止老妈这种胡思乱想，说你不该把自己想象的这么戏剧性啊！这个手术基本上没啥风险，不要瞎想！
到了晚饭时间——我妈妈作为一个报病危的病人，坚持要给我做饭，无法阻止，无法拒绝。她做完饭以后突然情绪失控痛哭起来，说以后再也没办法给儿子做饭了！随即跑到厨房的洗碗池前，不想让我们看她难过的样子。我赶快跟过去搂着她，她的肩膀因为恸哭而颤抖着，我揉搓着她的肩膀和后背，说你现在不能有这种负面情绪啊，影响手术哦！她于是控制住自己，回到现实中来。
七
2014年12月23日，礼拜二，手术倒计时三天。
这一天我和姨姨陪着老妈去做各种检查，包括肺功能、B超、CT等等。到了肺功能检查的地方，只见前面几个做过的人都面色乌青，死去活来。我站在门口偷瞄了一下，这个检查是要让病人尽全力吐气、吸气很多次来检查肺的功能。别说病人了，我这个正常人看着那些吐、吸、吐、吸的剧烈动作都觉得头晕。轮到老妈进去，我和姨姨都捏了一把汗。我感觉这种检查似乎很没有必要，因为我妈妈是冠脉粥样硬化，前降支堵塞了95%的「危重病人」，让她做这种呼吸检查岂不是要她的命吗？可是医嘱难违，我和姨姨只能祈祷检查后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结果出乎意料，老妈的检查比别人都快，她出来的时候眉毛向上挑着，像个顽皮的小姑娘一样对我们说：「没~~事儿！」她的这个「没」字音拉的挺长，很有一种自豪感。看来前几个月的太极拳真是没白练。
然后去做B超。这个B超检查几乎所有的内脏。出来以后老妈很不满意，说那个医生把检查的那个探头在她身上按得太紧，她有点疼。她说太疼了，能不能轻一点？结果医生说，轻一点那我就只能在你报告单上写「看不清」了哦？老妈只好收声妥协了。跟我们诉苦的时候，姨姨也笑话她「你自己就是医院的，这个你还不知道吗」。
然后我们下楼去放射科做CT检查。因为CT检查的机器十分巨大和沉重，所以一般医院的放射科都在底楼。在电梯里，老妈站在我和姨姨的中间，她突然紧紧挽住姨姨和我的胳膊，有点点顽皮地说：「哎呀我今天太高兴了，和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呢！」
到CT检查的门口，我们把单子递进去，等着叫我们名字。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医生走出来，对着整个大厅喊：「裴亚莉！」，我妈立刻站起来走过去，那个男医生接着用同样的音量问道：「穿文胸了没有？」我妈也大声回答「没有！」然后转过头来对我和姨姨做了个鬼脸。我觉得这一幕很有趣。如果放在几年前我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可能我会生气，因为这种大庭广众下问一个女性有没有穿文胸的问题在文明一点的社会是很不礼貌的。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国内的「和谐」——姨姨也笑着对我说，没办法，搞医的对这种事情其实都麻木了。
检查完已经是傍晚了。因为我还有时差，困得东倒西歪。姨姨有事先回去了，老爸说让我回家睡觉，他和我妈一起吃晚饭。我于是就走了。走之前老爸说让我回去给老妈煮几个鸡蛋，我问老妈「要实心的还是溏心的呀？」老妈头一昂，有点惊喜地说「溏心的！」她可能还不知道我会煮溏心鸡蛋吧？
回到家，我昏昏睡去。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我赶快起来收拾洗漱，然后就去老妈病房了。
我忘了煮鸡蛋。
八
2014年12月24日，礼拜三，手术倒计时两天。「平安夜」。
这一天我又陪着老妈做了几项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必要的检查。到了下午，姨姨来了，我们决定一起吃个晚饭。老妈的情况，不能外出，只能在医院的食堂里吃。和老妈一个病房的有两个老太太，一个比老妈大3岁，一个大7岁。大7岁的那个手术已经做完了，下周出院；大3岁的那个也是周五手术。她们的家属告诉我们，医院二楼有清真餐厅，什么都有，吃的挺好。于是我们打算去那里吃一顿。
等了好久电梯，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已经只剩残羹冷炙的清真餐厅。在餐台前走了几趟，发现已经没有荤菜，只有素菜了。我们点了一个木耳白菜，一个炒豆干，一个豆角。那个豆干被切成三角形，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点菜时，老爸和姨姨在前面忙活，我在后面不知所措。老妈突然转过来埋怨我：「你怎么昏昏沉沉的，要点什么菜赶快说呀！」我被这莫名其妙的埋怨有点激怒了，回答道「我有时差，当然昏昏沉沉的了」我话音未落，老妈突然歇斯底里爆发，对我怒吼道：
「你回去！这个手术我不做了！」
我33岁，第一次被老妈这样吼。我当时心里的想法是，等你手术好了，我要和你好好谈谈这次不冷静哟。
可老妈变本加厉地一边哭一边朝门口跑。老爸赶快去追，姨姨很冷静地说，我们先拿菜，她情绪一会儿就好。我们坐下后，老爸把老妈扶了回来。老妈坐下后，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反正心梗完这十几年都过来了，不做也照样活！老爸和姨姨马上劝她。我却因为心生委屈，一句话也不想说，默默啃着馒头，吃着那个三角形的豆干。
馒头很小。可我吃了一半，觉得胃里很胀。我把馒头扔在餐盘里，说我吃饱了。爸爸一个严厉的眼神投来，我没有理会。老妈倒是慢慢把一个馒头都吃掉了。
于是这就是我们一家的平安夜晚餐。我万万没有想到，从小到大一路的欢乐，这竟然就是我和妈妈一起吃的最后一餐饭。
饭后我们回到病房，老妈躺下，老爸让我和姨姨回去。姨夫这几天在封闭评审，不能回家，手机也被没收了。姨姨带我回到她家，她绣花，我看电视。我们就这样安安静静过了一个平安夜——一个没有儿子的女人，和一个即将失去妈妈却还毫不知情的儿子。
九
2014年12月25日，礼拜四，手术倒计时一天。圣诞节。
清晨8点的乌鲁木齐还没有醒来。路灯黄色的灯光照着地上薄薄的却很坚硬的雪，行人走过的时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起来的时候姨姨正在厨房做早餐，她把黑米和白米放在一起，加上红枣，用高压锅做粥。这种小红枣很甜，我回家的时候老妈也放了两包在我的箱子里，让我一定要带回德国，每天吃几个。
窗外一片寂静和黑暗，偶尔过路的汽车把车灯投进窗户来，窗框的影子在墙上移动着。表哥走后，原先摆在电视墙的那些他的照片全都消失了。厨房里只有锅碗的声音。我洗漱完毕，坐到餐桌前。姨姨煮的粥很香，我于是也打算回德国以后买一口高压锅，用同样的方法煮粥。
心胸外科的病房管得很严，一次只允许一个家属陪伴，下午四点之后才开放探视。中午，姨姨带我去吃了过油肉拌面，我这次回新疆的check list又完成了一项。下午来到病房后不久，舅舅和舅母也来了。他们住在石河子，和姥姥一起。妈妈这次病重和手术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告诉姥姥，舅舅两口子来乌鲁木齐也是骗姥姥说有事出差。他们打算等妈妈手术后进了ICU，周六再返回石河子。姨姨要和他们一起回去——因为以往每隔两周姨姨都要带着老妈一起去石河子看姥姥，这次老妈已经三周没去了，怕姥姥疑心，所以姨姨一定要去。至于怎么和姥姥说，姨姨已经想好了谎话：坐别人的车来的，没位子了，就没往昌吉拐。（昌吉位于乌鲁木齐和石河子之间）
因为前一天晚餐的不愉快，我没有和妈妈说什么话。只是当着家人的面，问问她喝不喝水之类的话。妈妈前一天的情绪已经消失了。我和妈妈都想和对方「和好」，却好像都不太好意思，继续扮演着比较客气的那种角色。
到了傍晚，我们决定回去了，让老妈好好休息。老爸负责老妈的晚饭，我和姨姨带着舅舅两口子回姨姨家住。
十
2014年12月26日，礼拜五。最后一天。
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姨和其他家里人都回去了。手术要五六个小时，他们没必要等在这里。所以我和老爸留守。手术室门外有好几张桌子和椅子，坐满了等待手术病人的家属。自治区中医医院的手术室在外科楼的11楼，这个手术室很大，全院各科的手术都在这里。
手术室的电动移门不断打开，每次打开都有一个医生站在门口叫「XXX家属！」，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医生给他们细细讲着手术中发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况，然后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签字。
我和老爸面面相觑，生怕某一次移门打开是叫我妈妈的名字，因为这意味着手术可能遇到了意外情况。是什么意外，我们不敢想。我们不愿意想。在这种时刻，我们只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慢慢我们发现，这里有好几对年轻男女等待着。电动移门一开，有人叫名字，一个姑娘上去，小伙子送她到门口。几十分钟后那个女的出来，里面的医生又叫下一个女的进去。旁边的人指指点点说，这是在做流产手术。那些女的出来的时候都好像刚跑完马拉松的样子，面色惨白，长坐不起。
我对老爸说：「你看这些陪女的来做手术的男朋友，这些男的没一个好东西。」
有一个个子很高、很帅的男生也陪着他同样高挑的女朋友来做这个手术。女的进去之后，男的就坐在我们旁边摆弄手机。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那个高个子女生站在门口，医生喊着「XXX家属！」，喊了好几遍，周围的家属都同样在转着脑袋寻找着这位糊涂家属，这个男生居然没听见。我碰碰他的胳膊，说你女朋友出来啦！他才抬头看到憔悴的女友，赶快跑上前去。
我对着老爸说：「你看，是不是，没一个好东西。」
这个手术室在过道的一头。另一头是ICU，做完手术的危重病人都会送进这里看护，脱离危险之后才送回普通病房。ICU的门开的时候，一些家属也很紧张，因为手术室开门可能是通知病人家属有意外情况需要签字；而ICU如果叫家属，十有八九不是好事。在我们等待老妈手术完成的这六个小时里，ICU里死了两个，家属哭天喊地。有一家人对ICU的制度很不满意，人死了才告诉他们，不让他们见最后一面。ICU通知家属之后，家属要下楼去买寿衣，与此同时ICU会「清理尸体」，等待殡葬办公室的人上来。一个矮个子戴眼镜的大叔推着一张明显不是放活人的床从电梯里走出来，走进ICU。出来的时候伴随着家属撼天动地的哭喊，一张被单从头到脚覆盖着一具尸体，只有转过去的时候才能看到没盖住的惨白的脚底。
我和老爸看着这一幕幕，认为这些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下午，姨姨和舅舅两口子来了。我们于是一起等待。根据我的测算，上午第一台心脏搭桥术是老妈同病房那个比她大3岁的老太太，10点进去的，14点出来的。那么我妈妈12点进去的，应该是16点出来。结果一直等到18点，电动移门打开，才叫我们过去。
我很欣喜的是，大夫叫我们的时候，手里没有拿一份文件。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签字。也就是说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果然，我们一家人跑上前去，医生告诉我们，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搭了两个桥，现在会送进ICU监护，之后还会叫我们家属去看护。
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全家人脸上都浮现了微笑，认为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很快，老妈被推出来了。我看到她嘴里插着呼吸管，面无表情——全麻还在起作用。我们一家人跟着她的床跑到ICU门口，然后就不能进去了。
坐下之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可是这时，我看到妈妈的主治医生，心胸外科的主任步履沉重地走向ICU的门口。我问姨姨「你看，那不是高主任么，他去ICU干什么？」姨姨有点迟疑地说，应该没事吧。我也说，应该没事，你看他闲庭信步，要是有事，应该是跑着去的。
按照惯例，ICU在病人情况稳定之后，会叫家属带着预先准备好的纸尿裤、吸管等等照顾重症病人的东西进去。到了六点四十分，ICU的门开了，心胸外科的席医生叫我们过去。
「病人情况不太好，先给你们说一下，出现了低心排，我们正在想办法抢救，你们不要紧张，具体情况护士长给你们介绍一下。」
一个女护士语无伦次跟我们说了一堆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的情况，然后让我们签字。老爸已经陷入沉思，我毅然拿起笔签了字。在签字这件事情上，我也比老爸更斩钉截铁一些。
然后我们又被赶出来继续等待。
低心排，这个陌生的词。我此刻不敢去百度它是什么意思。
十几分钟后，ICU的电动移门再次打开，我们不愿意听到的我妈妈的名字又被叫起了。
我们走到门口，看到席医生和高主任站在里面。席医生示意我们走进来站在安全区，然后电动移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他们的话和之前一样，高主任做了补充：
「这个病人大隐静脉和乳内动脉都很细，我们打开以后发现左心室基本也是鼓起来的状态。手术是按照原计划进行了，但是现在情况很不好，让护士长给你们交代一下吧！」
然后，他长叹一口气，眉头紧锁地回到ICU里面去了。
这个护士又说了一堆，然后让我们签字。我依然是坚决地签了所有可能要用来拯救我妈、却要我们自费的医保之外的昂贵药物。老爸突然开口了：
「我们能不能进去看一看？」
大概是因为今天早些时候有病人家属闹过，这位护士沉默了一秒钟，然后刷的一下站起来，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拿出一次性的帽子、口罩、反穿衣、鞋套让我们穿。我已经不会穿戴了，舅母帮我一一穿好时，我发现我爸早就已经跑进去了。护士对我说九床，但我进去根本就没有看到床号。带领我来到我妈床前的，是老爸的哭喊。
「亚莉！亚莉！」老爸的声音从口罩后面发出来，听起来闷闷的。他用脸不断贴着妈妈的脸，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哭着。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因为到这个时候我还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妈妈赤裸着。她的皮肤很白，这个时候看上去更白，好像被水泡了好几天一样。两个男医生轮流给她做着胸腔按压，整个床都在跟着抖。我抓着妈妈的胳膊，不知道该怎么办。整个ICU里除了老爸的哭声，还有那些机器发出的各种哔哔嘟嘟的声音。
姨姨穿好了也进来了。她上去挤在老爸的身边也用自己的脸贴着妈妈的脸：
「我的姐姐呀，我最亲最亲的姐姐呀，你可不能走啊，你让我咋跟妈交代啊！」
舅母也进来了。她走到我前面，转过身来对我说：「萌萌，来，喊喊你妈妈！」她的帽子和口罩挡着脸，只露出两只哭红的眼睛。
可我却不停地摇头。我不知道是不敢，还是不愿意到跟前去。舅母继续温柔地劝我，我于是上前抓着妈妈的胳膊：「妈，你醒一醒！」
可我明明知道她上着全麻，就算这时心脏复苏，也不可能醒来。
「她疼吗？」这是我此时最关心的问题。应该不疼吧，上着全麻呢。
然后医生劝我们出去等，他们再抢救一会儿。
「再抢救一会儿」。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护士。她跟我说过，医院里急诊的病人死了以后，出于人道主义，还要再抢救至少十五分钟。我那时候还小，很不理解，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再抢救。现在，我终于懂了。我宁愿他们再抢救十五个小时，我都不会嫌长。
十一
回到座位上，老爸不见了，姨姨去电梯间打电话。她的声音已经变成像唱歌一样的长调，无法控制地漂移着，对着电话说：「我姐姐没了，你行行好，让老宋来一下吧！」
原来是打给姨夫的领导，让他们把姨夫从封闭评审中释放出来。
很快姨姨接到了姨夫的电话。她继续着歇斯底里的哭喊：「我姐姐没了！」电话那头好像问了什么，她接着说：「还在抢救，但是我们刚才进去看了，我一看就知道，肯定不行了！」
我的姨姨和舅母都是护士。也许他们看到老妈的样子以及仪器上的数字时就已经知道了。
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要等到医生告诉我们那个词才肯罢休。
电动移门第三次为我们打开了。席医生知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心理准备，终于用上了医生常用的那个词：「不行了」。姨姨转过身抱住我：
「萌萌，你没妈了，以后姨姨就是你的妈！」
小护士叫我们下楼去买衣服。我听到这个词，还以为要去商场买一套好点的衣服。直到舅母和姨夫的妹妹把我领到寿衣店我才知道原来是买这个衣服。舅母眼光好，给挑了一套大红色的衣服，店主给配了全套物品，从头到脚的衣物，铺的盖的，嘴里含的，手上拿的。
回到ICU门口，发现老爸坐在地上哭，姨姨站在窗前哭，她一边哭还一边骂老爸，让他不要坐在地上，样子太难看。三叔给老爸搬来椅子让他坐下。
电梯门开了，那个矮胖大叔推着黑色的床出现了，走进了ICU。走过时，我仔细打量那张床上的垫子，还好，很干净。良久，妈妈身上盖着从头到脚的被子，出来了，只有被子底端能看到她惨白的脚底。
电梯从11楼到地下1楼的途中，门开过几次。大叔一挥手，外面的人看到里面这幅样子，也就知趣地不进来了。
地下室很冷。这里有一个殡葬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办公桌，一个洗手池，还有一个货架，上面摆着各种寿衣。
「你们在外面买的寿衣吧？其实我们这里都有，比外面便宜很多呢。」大叔说。
没有人答话。
「来几个男的！」大叔命令道。我，爸爸，三叔赶快上去帮忙，把妈妈转移到那张固定的床上。老妈的脚露出来了，老爸一边呜咽着一边走过去，用他两只手握住妈妈的双脚。妈妈循环不好，经常有手脚冰凉的毛病。
「大嫂！大嫂！」哭声从身后传来，是二婶、三婶和四婶从昌吉赶来了。我转过身，二婶一边哭喊着「萌萌」一边抱住我。
接下来上演的就是电影『入俭师』的那一幕幕中的一幕。我不愿意看，走出来了。
门外就是地下车库。我哭得眼睛无法睁开，我能听到自己丑陋的哭声在整个车库回荡的声音。不知道是谁抱着我，安慰着我。良久我才能睁开眼睛，发现是二婶的司机小宋。
姨夫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人能活多久，这都是命。他眼中含着泪，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不发抖。我知道，表哥走后，他一直都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我知道他常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号啕大哭，他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萌萌，进来吧，酒精擦过了，衣服也穿好了，来看看吧。」四婶出来叫我。
我进去，看到妈妈面无表情躺着，华丽的衣服已经穿在身上，躺在一张金色的褥子上。她看上去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两手摆在身旁，双脚也对齐了，看起来很整洁。应该确实没有痛苦吧？
十二
昌吉州医院派来了一辆救护车，送妈妈的遗体回昌吉殡仪馆。妈妈被转移到那张窄窄的床上，推上救护车——这一次我终于也可以上去了。爸爸也上来，司机正要关门的时候，三个婶婶也挤了上来，一边恸哭一边说要再陪陪大嫂。
我坐在妈妈头部的前面，扶着她的脑袋。车子开动和路遇红灯减速的时候有惯性，妈妈的身体一会儿往前冲，一会儿往后冲，我们七手八脚扶着她。我突然像以前和妈妈说话那样对她说：「你躺好撒，不要乱动！」
从乌鲁木齐出来到昌吉殡仪馆的路是笔直的，不需要拐弯。进入昌吉地界的时候，老爸突然又爆发了：
「亚莉，我们回家了！」
殡仪馆把我们堵在门口，一定要用他们的汽车把妈妈的遗体拉进去。其实也就是几十米的路。家里人说这个钱人家要赚，就让他们赚吧。
我们把妈妈放在一口大红色丝绒装饰的棺材里，运送到守灵间。因为要把身子下面的毯子取出来，我们需要小心翼翼把妈妈半边身体抬起来。我抬起妈妈后腰的时候，她还是温暖的。哦，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到妈妈的体温吧。
我这还是第一次进殡仪馆的守灵间，装修十分豪华。我开始感受到殡葬行业其实就是对活人的安慰行业。
殡仪馆的员工说，你们现在给她把妆画上吧。我对着婶婶说，现在就要画吗？婶婶呜咽着无奈地对我说，是的，硬了就画不上了。
于是，三个婶婶井井有条地给妈妈画上了一个很美的妆，用的是她们自己的化妆品。粉底的颜色很自然，还有腮红、眼线和口红，看上去真的像是睡着了一样呢。
然后工作人员让我们把这口棺材放进灵堂正中的那口比较大的红木棺材里面去。放进去的时候他说：「现在里面温度是零下12度！」
什么？！
我一时无法接受，却又很快明白过来为什么要用这么低的温度。这个灵堂是地暖的，很暖和，根本感觉不到室外零下十几度的冬天。所以遗体肯定要冷藏。
收拾妥帖，已经接近半夜十二点了。从中午十二点到半夜十二点，这半天的时间里，我们全家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不幸。这是不幸，不仅仅因为至亲的离开，更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道别，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甚至不知道妈妈最终是否知道她自己是死了。我只知道她在走前已经有所预感，甚至和阳台上的花朵告别。她在厨房的痛苦在我和爸爸看来有些幼稚，而这个时候我们却不敢再去回忆那些画面。
十三
我坐在灵堂里哭泣。我并不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要死——其实她的心脏情况已经很不好，这个手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赌注。现在现实就是这样，就好像姨夫说的，这是命。可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们没有丝毫的准备。几个小时前那一波三折的折磨，是无法再去回忆和想象的劫难。手术成功了，却又急转直下。术前我们没有说什么话，术后因为有全麻，我们也无法告别，只能对着她的耳朵大喊。
我收拾着妈妈的遗物。打开她的化妆包，里面一根折断的眉笔，用透明胶带重新缠起来。一支口红已经用到末尾，一个粉饼盒，打开一看，就好像是粉饼盒供货商送到粉饼厂的空盒一样，早已擦得干干净净，光可鉴人。
妈妈省钱都是为了我。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代沟：我多次对家人表示，我自己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你们的钱，你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就行，该吃吃，该喝喝。可是这种话父母真的能听得进去吗？他们每花一分钱都好像是在犯罪。他们要给我在上海买房子，我说我不要，我是真心不想要，因为我不想呆在上海。可是他们固执地认为我喜欢上海，我说这些只是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而已。
妈妈的病也是这种误会的产物。其实她2003年不想放支架，不是因为什么不想要一个异物在体内。其实就是不想花钱。
妈妈一辈子都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你看，死都死在周五下班后，而遗体火化则在周日上午。守灵的人、参加追悼会的人和忙前忙后的亲友都不用跟单位请假。
在灵堂，二叔对我说，老一辈的人都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他们老了以后打算去养老院，走后就把骨灰撒掉，不给妹妹添麻烦，不让她每年回来扫墓，没意思，光是添麻烦。
可是我想说，这对子女来说根本就不是麻烦。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很痛苦，因为我没有为妈妈做过一件回馈母爱的事。
第二天一早，灵堂的工作人员来了，让我写妈妈的名字。我以为是办理火化手续，所以写了妈妈身份证上的名字「裴亚利」。他出去的时候嘟囔了一句「大屏幕马上给你们打上了」，我才知道那是要打在大屏幕上的字，和官僚手续没有关系。我于是追出去让他在「利」上面加一个草字头，他加了，然后同情地看着我，因为我说「麻烦加一个草字头」的时候已经接近崩溃了。妈妈喜欢的名字是带草字头的。正因如此，我的名字也带了个草字头。我的几个堂妹名字都带着草字头，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集体主义。
周日是遗体火化的日子，也是召开追悼会的日子。我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跪在棺前诵读了全本『 地藏经』，并且构思了追悼会上的发言稿。
在妈妈的追悼会上，我是这样代表家属发言的：
「各位长辈和亲朋好友，首先感谢你们在我妈妈生前的生活和工作中、病中以及逝世之后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和全天下的父母一样，自从有了我，我的妈妈一切的操劳都是为了我。各位长辈，请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你们的平安和健康才是子女最大的心愿。不要害怕给子女添麻烦，请给子女一个报答养育之恩的机会吧！
我的妈妈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不喜欢给人添麻烦。所以今天也代表我们全家感谢各位长辈和亲朋好友前来为我妈妈送行，也希望我的妈妈可以一路走好。」
小堂妹是四婶的女儿。四叔前年也不幸去世了，走得很年轻。今天小堂妹和我一起披麻戴孝，因为她也曾经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吃过我妈妈做的饭。整个追悼会小堂妹都泣不成声，我却一直坚持着，因为我不想拉着哭腔对着麦克风和众人讲话。直到众人散去，我才无法控制地去看妈妈的遗体，抚摸她的脸——已经硬了，摸起来甚至感觉没有任何弹性，一不小心会按得变形。我俯下身亲吻她的额头，这一幕让二婶又失控了。
送进火化间，全家人和妈妈的遗体告别。往炉子里推的时候，姨姨不愿意走，我揽着她走了出来。
坐在等候室里，家里人决定捡骨灰的时候不让我参与。我也是这样想的。小堂妹情绪稍微稳定了，她对着我的耳朵说：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骨灰只能捡一部分，不能全捡的，也就是个意思，你不要太难过了」
我点点头。她继续说：
「等会儿捡骨灰你就不要进去了，因为有些大的骨头要用锤子敲碎，你看了受不了」
我点点头。儿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妈妈又何尝不是儿子的心头肉呢！不要说用锤子砸，就算看到那一堆灰，我也会受不了的。那就好像是烧我自己的身体——不，比烧我自己还要难受。
十四
几个叔叔把骨灰捡好，放进骨灰盒端了出来。我抱好，跟随他们去骨灰寄存室。几个叔叔婶婶商量，打算清明再下葬。虽然按照习俗应该死后某个日子下葬，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大冬天把妈妈扔到荒郊野外心里不好受，所以决定春暖花开的清明再下葬。婶婶跟我说，到时候我在德国，也不用回来，她们用手机拍照片，用微信发给我。
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庭。如果没有他们，母亲的后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如今，一切都办理的如此妥帖和行云流水——当然，也是因为家里最近几年走了几个人，好像都已经轻车熟路。
从殡仪馆出来，二叔执意要带我去洗个澡。家里的司机也一起去了，泡泡温水真的感觉很放松，把这几天的疲惫和灰烬都冲去，洗心革面，重新生活。
第二天我们去给妈妈挑了个墓地。家里人让我来选地方，因为寿衣是舅母选的，骨灰盒是婶婶挑的，墓地的选择就应该让我来了。我走来走去，给妈妈找邻居——一个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的墓碑吸引了我的注意。他这么年轻就「因公殉职」，父母一定伤透了心。我把妈妈的墓选在他的后面，这样一来妈妈可以有个年轻人做邻居，二来也许他们在下面可以互相照顾。
晚上在家，老爸的情绪很低落。我忍住眼泪，在洗澡的时候才好好释放了一下。出来之后，老爸呆呆坐在老妈的照片前面，收拾摆弄着那些贡品，摆来摆去，怎么摆都不满意。我感觉到我有话要跟老爸交代：
「我跟我妈最后一顿饭还生着气呢，我妈走的时候都以为我嫌弃她呢！」我已泣不成声，起身跑到厨房水池前。我的肩膀因为恸哭而颤抖着，老爸赶紧走过来揉搓着我的肩膀和后背，说那不是因为我，那是因为我妈怕手术花钱所以故意闹情绪不想做！
可是我想起我忘了给妈妈煮鸡蛋，还是停不下来。我问老爸，你们礼拜四晚上吃的什么？老爸说，馄饨，街上买的。我问，有肉吗？好吃吗？老爸说，有肉，你妈爱吃呢，都吃完了，汤都喝掉了。我于是知道老妈的最后一顿饭吃的还算满意，不哭了。
第二天中午老爸给我做了一顿拉条子拌面。他只有这一次机会给我做饭，因为剩下几天的午饭和晚饭，家里人都叫我们出去吃，并且花很长时间和我们聊天。他们尽量减少我和老爸独自呆在家里的时间。
妈妈的头七是礼拜四，2015年1月1日。这一天我们要把牌位请出来，烧纸，上供。前一天我在家里包了包子，用的是妈妈住院时爸爸给她包饺子用剩下的一点肉馅。为什么我回来陪伴妈妈最后这五天的时间没有给她包一次包子呢？如今只剩悔恨，只能把这包子扔进火盆里烧掉了。
我想，我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包包子了。
烧纸的时候，烧包子和其它一些妈妈爱吃的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哭。当我把灵位请回骨灰储存室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过两天就要回德国去了！我把灵位放在骨灰盒前，脸上的肌肉全都在颤抖，眼泪滴在布满灰尘的地上开出一朵朵花。我抚摸着妈妈的骨灰盒：「妈，我走了」
十五
接下来我们全家要开车去石河子。因为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我们必须告诉姥姥。
不过还好，之前姨姨已经给姥姥打了预防针。从昌吉殡仪馆到石河子的这一路，浓雾笼罩，能见度只有50米。姨姨坐在我旁边摆弄着手机，我回忆起手术那天她在ICU病床前对着老妈正在死去的身体埋怨道该怎么向妈交代，感觉到她承担的也太多了。表哥走后，她们就花了很长时间考虑怎么告诉姥姥，这种事情已经让她成了撒谎专业户。26日妈妈去世，27日她们就回石河子陪姥姥，因为害怕姥姥起疑心，假装太平。我无法想象那个周末姨姨是如何与姥姥同处一室却不漏声色的。和她相比，我的妈妈倒算是幸运的，她走在了她深爱的所有人的前面。
到了石河子，浓雾散去。我这一路上心情本来还可以，但是此刻，坐在姨夫一家的车里，看着石河子这些小时候每年暑假都和妈妈一起来住几个礼拜、和表哥一起玩耍的街区，眼泪又在打转。姨姨对我说，带你去看姥姥，姥姥其实挺坚强，她只要看到你没事，她就放心了。我点点头。
一进门，姥姥看见我，就捂着脸往阳台上跑。我赶紧过去，她的肩膀颤抖着，我不停地揉搓着她的胳膊和后背，扶她进屋坐下，给她点上一支烟。生活就是这么不公平，我妈妈一生不烟不酒，却如此孱弱；姥姥八十多的老烟枪，除了糖尿病之外没有大毛病。全家人都来了，中午我们一起出去吃了顿饭，臭鲑鱼，牛脸，都特别好吃。我们吴家、裴家基本上没有这样相聚过。
正是妈妈的离开，让我和几个叔叔有机会在灵堂里彻夜长谈，打开心扉，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是妈妈的离开，让我见到了那些小时候熟悉的她的同事阿姨们。一家人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增加了凝聚力，这个人生前的功德可谓圆满了。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石河子。走之前姥姥执意要塞给我一些钱，我不得不收下。这就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矛盾，你不给我钱你不舒服，可是你给了我钱，其实我也并不舒服。永远无解的问题，令人心痛。
十六
2015年1月3日，我从乌鲁木齐飞莫斯科转机到柏林。姨夫亲自开车和姨姨送我去机场，老爸和三叔三婶也从昌吉赶来送我。和家里人一一握手、拥抱，然后他们一直目送我出关。和往常一样，我喜欢干的事是，走着走着突然回头，这个时候就会看到爸爸妈妈站在安检门外向我招手——因为他们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我只要一回头，他们就像触电一样立刻开始招手。这次，我回头看到的是姨姨一家、三叔一家和老爸，他们同样也对着我招手，就像在擦玻璃一样。我也对着他们擦擦玻璃，示意他们回去。
回到柏林，风和日丽。小鸟在树上唱着歌，云彩在天上肆无忌惮地飘着。知道我回来，两个朋友来我家陪我长聊，下午陪我出去走走，晚上一起吃饭。回到柏林的这个礼拜，几乎天天都有饭局，连很久没联系过的朋友都跑出来见面。
我想，我是和我妈妈一样，因为乐观、开朗、不喜欢给人添麻烦的性格，所以人缘好，有很多真实的朋友。妈妈出身其实并不平凡。外公在世时，是北疆军区的高官，外婆也是干部。妈妈可谓革命家庭的后代，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家里电视机、电话都有，出门也有司机。文革时入伍成为医疗兵，退伍后到昌吉州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有了我以后，为了不让护士三班倒的工作影响自己带孩子，转行做了行政。外公早在1982年久去世了，才五十出头，死于心肌梗塞。外公去世后，家里的条件和待遇就急转直下。
妈妈的心脏问题可以说有遗传的因素。她活着的时候最担忧的就是把这个毛病遗传给我，所以我常常给她看我胳膊上粗壮的血管，让她放心。妈妈的一生，从一个标准的官二代，逐渐转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女性、一个家庭妇女，在我看来，结合身体状况，生活质量其实一直都在走下坡路。如果一个人从小没有过过优越的生活也就罢了，可上帝为什么要这么不公平，让一个女孩子先过了富足优越的生活，然后把她一把抛进残酷的生活里？这种对比强烈的生活变迁，也是妈妈容忍大度、大家闺秀的性格之来源。她从来不会在领导跟前说假话，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也绝不参与。然而，因为从小生长环境温暖，所以在为自己做主这方面也比较薄弱，在大事小事面前很难为自己拿主意，在我看来有点逆来顺受。有时候她的朋友叫她出去玩，她不想去，在家里发脾气，但最后到了钟点还是穿戴整齐出去了。
妈妈当护士的时候，人送外号「一针见血」。她打针从来都能很准确地找到病人的血管，手感很好。可是别人给她打针从来都很难一针见血，因为她天生血管很细，而且因为皮肤太白，很难找到血管的位置。一个给别人打针往往一针就能解决问题的护士，却总是要忍受自己打针时被戳一二十下还找不到血的待遇。这是我心中认为上天不公的地方。
妈妈对我这一生的爱，是我此生最特殊的礼物。纪念妈妈最好的方式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并且将这份爱传递出去，给我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感受到生我养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天，我买了一口压力锅，买了黑糯米和红豆、薏米。从箱子里拿出妈妈放进去的那两包红枣，自己熬了粥。这粥真的很香，有家的味道。
妈妈，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