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曾经在为一家瑞典公司工作，在它的领域内是全球第一。记得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和中国关系一直是非常和睦的（例外是朝鲜战争期间）。国土面积约两个湖北省的样子，人口800多万，和武汉相当，其中一半住在大斯德哥尔摩地区（包括周边区域）。
瑞典人崇尚平凡
它确实是不强调个人英雄的国家。可以举他们足球为例。印象深刻的有1994年，瑞典队没有特别的大牌球星，团队却战绩辉煌，击败俄罗斯，喀麦隆，战平巴西，出现后点球击败同样出色的罗马尼亚，半决赛再遇巴西惜败。最后痛宰保加利亚获得第三名。英格兰足球大牌如云，已经十几年没有正式赢过瑞典队，即使他们的教练是瑞典人埃里克森。刚离开巴萨不久的拉尔森，当年已经是国家队员，那时他留着小辫子。达赫林和布罗林已经退役多年，守门员是拉维利，还有一个高个子前锋安德森，不过天晓得他们有多少安德森。
瑞典产品的品质名扬世界，不逊于德国货。除了沃尔沃，爱立信这样的大家熟悉的品牌，白色家电之王伊莱克斯；刀具之王山特维克；空压机，钻机的王牌阿特拉斯，利乐是最近出名的包装纸大王。ABB这样的工业巨头在三峡签下的装备订单有13亿美元。某种程度上，瑞典出品等于品质保证，但是集中在工业产品领域，所以不为一般的消费者熟知。
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印象深刻的除了古城美景，还有见到所有的服务人员那自信的不卑不亢的微笑。中央台的哥德堡号专题是我最喜欢的纪录片之一，看年轻人们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驾驶哥德堡号帆船驶向遥远的中国，非常神往。从重温当年哥德堡之旅来看，瑞典人其实是很浪漫的。
瑞典人发乎内心赞美别人的话竟然是“他很平凡”。虽然欧洲各国都有说话是银、沉默是金的谚语，但实际上南欧人饶舌的多，越往北边话越少。与瑞典同行洽谈业务，他们多以数字、事实说话，言简意赅，从不夸夸其谈。常去瑞典的老同事对我说：“别以为你碰巧遇上了不善言辞的瑞典人，他们受旧式乡村道德观影响，几乎人人都一样。”
瑞典网球明星博格是温网五连冠得主，在球场上他披着金色的鬈发，表情冷峻，双手握拍，大力击球，常被视若天神。可退役后却非常低调地生活，他很少再回温布尔登草地，他不想重温所向无敌、君临天下的感受。一度博格还想卖掉所有金牌，他只想做个普通人，除了回忆，别的什么都不要。
瑞典政府被称为平民内阁，办公大楼不设警卫，许多大臣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首相在其居住的公寓水池边洗袜子，被记者抓拍后登在报上，后来“平凡”这种瑞典人崇尚的价值观一时成为世界多家媒体的头条。
瑞典人崇尚平凡与瑞典社会没有明显的等级、财富差别有关系。哥德堡商会卡尔先生告诉我们，在瑞典只要说姓卡尔，大家都知道他是皇室后裔，过去平头百姓给他写信必须尊称您，这种“高人一等”的待遇使卡尔先生很不舒服，他们家族决定放弃皇家姓氏而改用平民化称呼。以前瑞典很多城市住宅区分成富人区和贫民区，今天这种差异已经消失。瑞典经济增长迅速，政府努力公平分配财富，社会福利可说是从摇篮到坟墓应有尽有、人人皆有。在这种氛围下，很少有人想出人头地，也不会有一夜致富的奢望。
瑞典人崇尚平凡还和受路德教义影响有关。他们向往过一种比较从容的生活，最喜欢的度假方式是远足。瑞典全国遍设健行步道网，笔者曾坐车去看过其中一条，全长500公里，远离都市乡镇、不见人烟。步道每隔一段有一休息站，供游人吃饭、洗澡、睡一晚以继续明天的行程。粗略估算，每个步行者背负的东西不下20公斤，沿途还要跋山涉水，在我看来很辛苦，而瑞典人却乐此不疲。他们把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看成是心灵疗养，可使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多一份平和，少一些浮躁，让健康的身躯里有一颗健康的心。
长久以来，瑞典人已经把甘愿平凡当作信念。有一次拜访VOLVO汽车公司，看完介绍录像通常有个交流时间，一来二去与接待我们的本格森先生搞熟了，知道他就要成为第二个孩子的父亲，他说等妻子生产后想请三个月“育子假”，这种事乍听实在令人惊讶。本格森先生说：“如果因为这次休假而失去晋升机会，我不会后悔。从事平凡的工作，心灵一样很伟大。”在他看来，财富、地位、信念三者，唯有信念才能使人充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看了这些你可别以为当代瑞典都是平庸无为的人，二战后他们的发明仅日常所见就包括速冻蔬菜、汽车用安全带、真空吸尘器、电冰箱、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心电图记录仪、伽玛刀、心脏起搏器和超声波检查仪等，他们创立的世界著名品牌有沃尔沃、萨博汽车、爱立信通讯、伊莱克斯家电、哈苏照相机、宜家家具、H&M服装等，光装果汁纸盒这一项发明每年就能带来70亿欧元收入。
瑞典王室也深受瑞典人的爱戴，因为他们虽然位居帝王之尊，却以平民作风著称，过着半君半民的生活。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每天早上自己驾车从郊外的住所开到皇宫上班，下班后又是自己驾车打道回府，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不搞特殊，同国人一样照章纳税。
在家里，常亲自下厨烧菜。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注意，到了圣诞节前，国王亲自到商店里给孩子挑选礼物。平时着重培养孩子的良好的道德情操，不使他们产生帝王之胄的优越感。让孩子到普通幼儿园、普通学校接受教育，让他们象普通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下学后到同学家玩，也让同学到自己家里作客。维多利亚公主在欧洲很出名，因为她长大一点，国王和王后就把她送到法国一个民风朴素的小城市，住在普通的学校里求学。她经常穿着一件毛衣和一条工装裤，看不出是一位公主。每年国王生日、国庆或其他庆典时，国王、王后、公主、王子都在参加庆典时与民同乐。
2005年8月25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银色宝马轿车撞上了平民百姓的沃尔沃轿车车尾，尽管双方的车子都有损伤，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自己驾驶的银色宝马当天上午在距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林雪平市中心的转盘处与驶在前面的一辆蓝色沃尔沃车尾相撞在一起。事故发生时，沃尔沃在为一位骑自行车者让路时猛然刹车，跟在后面的宝马来不及刹车，结果两车撞在了一起。沃尔沃的主人发现撞了自己车的主人是本国国王时，感到很惊奇。在等候警察和搬运车来处理事故之际，双方态度平和，相互安慰并闲聊。
警察表示不对这次撞车做进一步调查，因为这只是简单的事故，国王应该去找保险公司商讨有关赔偿问题。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在自己的车被搬运走后，转乘瑞典安全局的专车继续旅行。他必须在当天下午返回斯德哥尔摩，为晚上在该市政厅举行的“世界水周”活动中的斯德哥尔摩水奖获得者颁奖。
说起来，瑞典王室与我国还有着一段渊源。1998年4月，一个不胫而走的消息传来，说有一位华裔血统的瑞典王子要带着他的妻子来中国寻根。时隔不久，这对瑞典王室夫妇，从遥远的波罗的海那边一个最美丽的城市，来到了太湖南岸一个并不起眼的水乡小镇—荻港。小镇虽不起眼，却曾在中国历史上出过几十名举人、进士，而且出过中国近代贸易的先驱者，同时也出过中国一流的金融家和许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可是，谁也没想到这里还出了一位瑞典王子。
初春的水乡小镇，正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光，那日又正逢刮风下雨，当地淳朴忠厚的乡民们听说有一位外国王子要带着妻子来他们的小镇寻祖，在通往这位瑞典王子祖坟的烂泥小路上，铺盖了稻草以代锦绣的地毯，以让远方的客人体面地前往坟地祭祖。王子按当地习俗，先把一束鲜花放在其祖父的坟头，然后又把从斯德哥尔摩特地带来的其父亲坟上的土，连同其儿子的头发一同埋到祖坟里去。临离开时，王子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盒子，装了些坟土，把它带回了瑞典。那天，荻港一位沈姓老人，将珍藏多年的一部章氏家谱送给了他。当他在那发黄的家谱世系表上找到了其祖父章祖申以及他父亲章宗琦的名字时，非常激动，并连说要把自己和儿子的名字也载入这部家谱中去。
时隔五年后的一个仲夏的周末，作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王子家中做客访问时，一见面他就带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说：“我始终缅怀第一次到中国的情景，至今还记得那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由众多的中国乡亲们陪我和我的妻子卡特林娜到我章氏祖坟上去祭祖的那一刻……这可是我终生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啊！”那天王子和夫人热诚地接待我们，我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听王子夫妇对寻根的深情回忆。他说：“我终于完成了这三代的乡愁，也还了我50多年那长长的夙愿……”的确，我记得五年前的那天，这位瑞典王子和夫人带着深深的眷恋与崇敬的心情，还走进了一座当年留下的祖屋，使他无限惊喜。演绎了一部瑞典王子来中国寻根的动人故事。
瑞典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没有实权，国家的重大问题都由议会决定。瑞典政府首相、大臣在许多情况下如同寻常百姓。他们居住在普通居民区内，家里没有佣人，要自己上街买菜、做饭和料理家务。他们步行、乘公共车或自己驾车上下班，不带随身警卫人员。前首相帕尔梅就是在一家普通电影院看完电影后，步行回家时遇刺身亡的。事件发生后，对新首相卡尔松的保卫工作明显加强了，但这位新首相仍拒绝在下班后带随身保镖。
在宪政民主制度建立后，瑞典既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人均产值和收入在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更是独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国家没有谁比瑞典更具有样板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先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在苏联崩溃后，又成了唯一尚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样板，“言必称瑞典”是各国左派的美谈。文化教育更是昌明，主要由瑞典人评出的诺贝尔奖在数学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世界最高荣誉。
瑞典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它的党纲就是照搬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强调要通过民主选举和平上台执政，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中国人到瑞典工作、经商或旅游时，瑞典人常常自豪地告诉中国人：我们瑞典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去过瑞典的中国人在谈论瑞典的时候，不分官民都深深地感叹：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过如此。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让人民生活富足，免于恐惧，无后顾之忧，就是最好的主义。像瑞典这样好的政府彻底免除人民民生的后顾之忧，人民当然能得来幸福、平和、睿智的人生。
等级森严的中国
一位海外华侨到中国大学任教，在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地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譬如，街上的汽车从来不让行人，到处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
让我们听听这位海外华侨的评价：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实在不敢恭维。
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古人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着如今的中国社会，我只能说，我们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致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即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哎，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奴颜婢膝，妄自菲薄，是多么的危险。
瑞典人的“中庸之道”
如果你问瑞典人，瑞典这个民族有什么特性？他们十有八九会告诉你一个瑞典语的单词“lagom”。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与这个单词完全相对应的词语，瑞典语、英语字典上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不多不少，恰恰正好”。这个词的来源现已无法考证，但据说也与海盗有关。最为多见的一种说法是，维京时期(公元800年到1050年)，海盗们在漫长的航海和征战途中，常常要坐下来痛饮一番，当第一个海盗拿起盛蜂蜜酒的牛角时，他不得不考虑后面等着喝酒的兄弟们。因而他不能大口大口地饮酒，必须把握住适当的量，以便让每一位海盗兄弟都能得到大体相同的酒量。
据说，这样一种分配方式贯穿在海盗们的生活与征战中，尤其是对抢掠来的财物，他们也采取了平均分配的方式。由此看来，“lagom”更像是一种分配模式，尽管这种模式的确立靠的不是法规，而是约定俗成。据瑞典学者从语源学角度的分析，这个词也有可能是从法律(lag)一词引申而来的，加上了后缀“om”，就有了“依法办事”的意思。有瑞典历史学家称，早期瑞典人的法律意识就是这样萌生的，它维系的是公平的分配，以此来保障内部机制的稳定。
对于海盗们来说，这样一种“依法”的公平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依法”，大家搞窝里斗，争抢战利品，也就不可能有精诚团结，不可能有奋勇冲杀，征战的成功也就是一句空话。瑞典海盗的这种分配理念后来一直贯穿在瑞典历史和文化的演进过程中，也常常被学者们用来解释，为什么瑞典这个民族一贯信奉折中、理解、和谐以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对于这个“恰恰正好”的概念，瑞典人有很多解释。有的认为，应当从“恰恰正好”的反义词去理解这个词，而它的反义词就是“越多越好”，“如果一个正好，我们又为什么要两个呢？”；还有的认为，“每件事情都有个度，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也有人从个人财富的积累来看这个问题，认为“太穷不好，过富也不好”。
很多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的中国人大都会以为，它的意思与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相差无几，有人还写了文章来论述两者之间的相同，甚至在瑞典人编写的一些中文介绍材料里，这个词也被译为“中庸之道”。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两者的意思虽有相似之处，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按照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中庸指的是“不偏不倚”。“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所谓“中庸”，就是要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看上去，这的确与瑞典人追求的“恰恰正好”的理念非常相似，比如，瑞典人也讲究不偏不倚和过犹不及。
但对中国人而言，中庸更多的是指一种处世哲学，而不是一种由分配模式演变而成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称某人善于中庸之术，那很可能是指此人深藏不露，遇事不表态，或者是不干错事，但也绝不会多做事。打个比方，开会的时候，瑞典人更看重的是要给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每个人也都应当讲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谁都不发言，或是发言都说一样的话。因此，瑞典人讲“lagom”，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平庸的；它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民主与公平的理念。
瑞典有句成语：恰恰正好就是最好。这也就是“lagom”与中庸的最大不同了。更多的时候，“lagom”是对完善的一种追求。在生活中，瑞典人也常常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某件事之完美的赞誉。比如，有瑞典人来你家中做客，你问他这菜做得如何，他很可能会回答说：“lagom！”在这里，意思就是恰到好处，而不是“一般般”。这种理念延伸到企业的精神，就是对研发、工艺和生产的精益求精，就是对创造一流产品的追求。这种理念延伸到社会分配领域，也就产生出了一种对公平与效益之完美平衡的追求。在介绍瑞典政治的小册子中，我读到过这样一段话：“考虑到我们对强行出头和正面冲突天生的反感，人们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20世纪欧洲分裂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时，瑞典却能独善其身了。”
由一种原始的分配模式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再逐步扩展到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道路选择，这就是“lagom”这个词的历史意义。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不难理解，被称为“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典范的瑞典模式为什么会在这个北欧国家取得成功。
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部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
执政六十余年提倡平等、福利、合作
瑞典没有真正的穷人，表面上很难看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对于接触过“经典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瑞典无疑有着一副迷人的“社会主义”面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高扬着以平等与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旗帜，在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瑞典模式却渐渐被世界所认可。
“社会主义旨在福利”
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1847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
瑞典社民党的总部就位于斯德哥尔摩大街68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最核心的指导。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瑞典，可以把这个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共识，做到这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平等、福利———花多少钱能买得到
1928年，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计划。他把国家比作家庭，汉森认为：“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
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动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
有人说，瑞典今天的平等与富足全拜高税收之赐。这样看问题未免略嫌片面。试问：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所有这些，究竟花多少钱能够买得到？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据《南方周末》史哲/文）
丁刚：从一件小事看瑞典怎样反腐败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北欧国家在防腐、反腐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靠的不是重罚，而是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北欧国家普遍建立起了议会监督、政党监督、专门机构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织起了一道严密的法网，做到了有罪必罚，打消了贪官的侥幸心理。
这样的评价应当说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所谓的有罪必罚并不仅仅指的是，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不管案子有多大，该怎么查就得怎么查，该怎么罚就得怎么罚；它也指的是，不管你地位有多低，不管案子有多小，该怎么罚也得怎么罚。最近读《瑞典南方日报》，就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
事情发生在瑞典南方的一个名叫隆德的小城。那是一个平静的大学城，恰好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情况还算了解。隆德曾数次在瑞典最适宜居住的城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当然，即使如此，也免不了有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发生。
数周前，有位年轻人找到警察局报案，说是有人偷走了他心爱的长号。值班的警察做了记录，随口就对他说，“如果你想让我们尽快找回你的长号，那就请你在我们破案后买些馅饼送来。”警察说的馅饼，其实是一种瑞典风味的三明治。瑞典人很喜欢吃这种点心，常常会在碰上什么喜庆的事时，买些这样的馅饼来与同事们分享。《瑞典南方日报》的记者说，隆德警察局就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逢破了一起案子，负责破案的警官就会买些馅饼来，送给大家作为“奖励”，并一起庆贺破案成功。
馅饼当然不值几个钱，而被偷走的那把长号却要值6000多美元，找长号的年轻人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立即跑到那位警官指定的一家面包店，预订了一份够八个警官吃的馅饼。当办案的警官们得知有馅饼在等着他们，他们立刻就加快了办案的速度，并很快就有了结果。警察局派出的警官到现场看了脚印，回来一查就知道是谁干的，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了嫌疑犯，追回了那把长号。
不过，警察们并没有去取已经订好的馅饼。原因是破案的那一天早上，他们为一位警察的调离举行了欢送会，吃了足够多的馅饼。“人的胃口是有限的，谁还能吃下那么多的馅饼呢？”一位办案的警察事后说。
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有人知道此事后，向法院起诉了那位索要馅饼的警官，说这违犯了警察的规定。在法庭讯问的过程中，丢长号的年轻人说，那位警官当时的确告诉他应当在哪家店买馅饼，加什么样的调料，而且要够十个人吃。不过，他买了一份够八个人吃的，因为他觉得，调查这么个小案子用不了那么多的警察。此人还说，那位警官要他买馅饼时，并没有用“命令他的口吻”，只是说这话时的语气是“相当肯定的”。他还强调，“谁不想让自己的案子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呢”。那个被起诉的警察也告诉法官，他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事情虽小，但法官却不会轻易放过。结果，这位干了38年的老警官被判超越了警察局的“厨房限定”，扣罚了八天的工资。所谓的“厨房限定”，其实就是不允许接受请客送礼。从瑞典警察的收入来看，这笔钱大约为七八百美元，能买一大堆馅饼。
从这个新闻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的全方位的监督体制之所以能够起到作用，关键就在于它具有防微杜渐的功能。可能在不少人看来，瑞典法庭对待这样的违规的确有点儿小题大做。但是，正是有了这样的对小违规的严格执法，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大违规。瑞典对行贿和受贿不是不用重典，而是很少有需要用重典的案子。对于那些极少发生的大案，按照法规，同样会有重罚，但是，那样的大案之所以不多，正是因为他们特别重视像索要馅饼一类的小案。此外，重罚与轻罚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问报案人要了块馅饼而被罚了八天的工资，又未尝不是一种重罚。
瑞典，道德先行下的高福利社会
不久前，我看到美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福利模式的一份调查报告，结果表明，西方国家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就是现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采用的模式，政府只管最基本的福利，其余主要靠社会团体和个人来承担；第二种是北欧模式，以瑞典、挪威等国为主，特点是由政府负主要责任，社会团体只起辅助作用；第三种是欧洲大陆的德、法、奥等国的模式，由政府和社会机构共同负责；第四种是部分南欧国家的模式，政府的责任较小，主要靠家庭来承担。
报告认为，导致这四种模式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在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信奉英国国教；在北欧，大约85%的人口信奉路德教/新教；在意大利和法国，分别有90%和70%的人口信奉罗马天主教；而在希腊，90%的国民属于东正教。
这个调查同时证实了许多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即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英国学者巴克尔在《福利国家的缔造者》一书中介绍了15位重要的社会改革家，大多都具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宗教在瑞典模式的建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基督教829年传入瑞典，12世纪初，瑞典的教区才发展起来。基督教的传入带来了慈善事业，许多教区都建立了孤儿院、疯人院。教会在成为济贫中心的同时，也扮演着道德裁判的角色。比如，它可以惩罚拒绝“付钱给穷人”的富人，将他们逐出教会。
当然，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很容易产生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
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880年代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肇始期，政府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
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
颇为有趣的是，我们在早期活跃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宗教的影子。研究表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前言中提到的丹麦文本，很可能是瑞典语的版本。翻译此书的人名叫佩尔·高特雷克。他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意作了一些改动，比如把“暴力革命”译为“激进的重组”。而最为离谱的是，他把“宣言”结尾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据瑞典学者分析，高特雷克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助于宗教色彩来扩大宣传的效果。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能够更有力地说服民众，瑞典人当时受宗教影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瑞典社民党日后将放弃暴力革命。
德国学者考夫曼的话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瑞典译者的做法与瑞典模式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考夫曼说：“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之中产生。”
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四个因素：传统、社会结构的形式、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政治理念和宗教，其中宗教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道德观上。如果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讨论的话题，就可以看出：讲文明与不讲文明，虽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能否建立一种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平等不断提高的社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道德观所决定的。
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
瑞典的实践表明，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做大蛋糕有待社会公正
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
瑞典无穷人
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ＧＤＰ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
１９３２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ＧＤＰ是１２３４．９瑞典克朗（１瑞典克朗约合１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７位。１９６０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３０年后，瑞典的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８６１５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１０００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１９８０年，瑞典人用了大约２０年的时间，使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５７１６１瑞典克朗，比１９６０年增加了约６．６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１９９０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６０００多克朗，当时约合１０００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１０％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１０００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１８００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１８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３％至１０％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２８％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７８００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把危机变成转机
１９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１８３０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１８７０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既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８００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１８８１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５０克朗，资本家也拿了５０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５０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１８８９年，瑞典社会民主党（ＳＡＰ）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１９２１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１９３２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传统道德是改革的主要动力
瑞典福利国家的大厦当然不是在平地上构建的。其实，早在社民党1932年执政之前，瑞典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这与宗教传统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很容易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产生强烈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
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
1847年瑞典通过《济贫法》；1901年，瑞典有了第一部《工伤赔偿法》；1910年，瑞典又通过了《病假保险法》；1913年，瑞典通过全民享受的养老金法案，被视为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石，其时瑞典的人均GDP为656瑞典克朗(此数据系按2000年瑞典克朗比较计算，约相当于相同数量的人民币)，在全欧排名为第九。
不可否认，这些法规的通过为后来社民党建立瑞典模式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从本质上看，那时的保障体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仍然是被动的、辅助的，更多的是统治阶层试图缓解劳工冲突和两极分化的手段。欧洲学者在分析瑞典、德国等国早期的保障政策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俾斯麦将‘社会国家’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工人阶级通常是早期社会政策的客体，而非主体。”比如，瑞典虽然早就有了养老金法，但直到1940年代，40％以上的老人却享受不到养老金，只能靠救济过日子。而按照当时的《济贫法》，领取救济者必须放弃选举权，这项规定也是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改变的。因此，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与后来社民党建立的福利体系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社民党的目标与此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只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发展的平台，它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民主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的扶贫济穷式的做法虽然根本改变了，其道德理念却对社民党后来的改革形成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中产生。”社会党国际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也明确提到，“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
规则透明是改革的制度条件
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我们在看到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穷分化在加剧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当时瑞典社会的政治基础，即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其透明的政治运行规则。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这项法规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申报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国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国会直到1966年才通过《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这部法规的通过并不是一种意外。瑞典在经历了18世纪初的“自由时代”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政党制度的雏型出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公众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在《瑞典史》中，那个时代被描述为“既有光芒灿烂、诗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党派间倾轧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代，1809年，瑞典通过了“最早的一部欧洲实行的成文宪法”。瑞典投资促进署出版的《走进瑞典》的宣传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除了国际化之外，透明化的社会也总是让瑞典人引以为豪，如果说‘国际化’主要是受经济的驱动，那么‘透明化’则是发自瑞典国民内心对于公正、平等的要求。”
正是由于有了特定的道德观念与政治传统，瑞典社民党才能推动进一步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对分配体制的改革。
分配体制改革的要义在于平等
被称为瑞典模式设计师的经济学家梅德尔曾经说过，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自1930年代开始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恰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在当时的欧洲，瑞典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并不是最落后的，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也有了一些积累。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与瑞典社民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合作”的理念极不相符，也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
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瑞典社民党党纲)1932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从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3.5％，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
从19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改革从一开始还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重新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
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笔者虽然在瑞典生活工作了六年，但对于这一整套“全民”体制的真正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初是一知半解。不得已只好问朋友，朋友笑笑说：“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朋友的话让我心中豁然一亮，原来，社民党所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瑞典模式的建立，既是当时的社会矛盾激烈冲突造成的结果，又是在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而出现的新一轮改革的结果。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观念、理论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它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数字瑞典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联合国发展指标中，瑞典2006年排名第五。2006年国际透明度排行，瑞典在最不可能行贿者名单中排名第二。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07年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瑞典继芬兰、美国之后排名第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5年科学报告中，瑞典是全世界科学创新第一的国家。
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基尼系数为0.30，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
瑞典模式五辨
1.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体系……全民的意思就是要加大投入，让最需要照顾的人得到照顾。
不准确。全民享有的核心是平等。比如，中国每千人平均有1.5名医生，拥有3.1张病床。瑞典差不多每千人有3.1个医生，拥有3张病床。与瑞典相比，中国的公共卫生资源有一定差距。但更大的差距还是公平方面的差距。瑞典的医疗投入和分布几乎没有什么城乡差别，而在中国，拥有35％人口的城市占有85％的医疗资源。上海徐汇区每千人拥有医生5.22人，就远远超出了瑞典的平均数。所以，全民医疗保险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投入多少的问题。
2.工会力量强大会更多地出现劳资矛盾，甚至会更多地引发罢工。
不准确。不久前，瑞典工会领导人就讲过这样的话：罢工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到了要维护宪法的时候才能使用。在他们看来，工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谈判获取，而罢工往往会造成两败俱伤。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工会必须要有紧密的团结，能对国家政治有足够影响力，而劳、资与政府三方亦应有明确的定位，特别是政府扮演的“中间人”角色更是不能混淆。
实际上，当福利社会开始形成时，工会就已经从一个利益的争取者，逐渐地演变为利益的获得者，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在现有体制中，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工会成功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企业中和政治生活中遵守纪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现在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他们的忠诚。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会不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来阻碍经济增长，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让雇员们学会接受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提高生产力的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
3.高福利会养懒汉，使人们产生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症。
不准确。实际上，在195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了相当高的增幅，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瑞典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优厚的福利确保了社会和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早在19世纪瑞典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就引发了资方的强烈批评。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瑞典又再次出现了“福利养懒汉”的抱怨，并直接引起了反对党人士提出的在医疗等领域全面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要求。
对这样的论调，社民党的反驳相当有力。瑞典社民党前领袖卡尔松曾十分清晰地阐述他的看法。他说，瑞典社会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在依赖福利，但这部分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无法养活家人。如果想让这一部分人不依赖社会福利，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帮助他们找到有足够收入的工作。卡尔松接着说，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反对依赖福利的人往往也是支持拉大工资差距的人。他们更多地强调竞争，更愿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而不是提高。
不言而喻，卡尔松这番话的意思是，正是这些人在制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赖社会保障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通过再分配来确保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公正，确保给这些人提供重新参加工作的条件和机会。这就是当年瑞典社民党建设“人民之家”的初衷。社民党中类似的观点还认为，蛋糕越大分配才能越多，但有的时候，经济越是不好，蛋糕越是难以做大，分配反而越是重要，也就越是需要切蛋糕的人更多地关注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4.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探索才能找到方向。
不准确。改革的确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瑞典模式成功的条件，而忽视了一个可能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这个工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分配领域的改革，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社会福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制的走向。在这个大目标下，瑞典社民党不断地通过探索，构建起独特的福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瑞典人没有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紧紧地围绕着大目标做文章，发现与目标不符，就赶快改过来。比如，有些学者也曾建议瑞典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社民党人却非常慎重，原因就在于，美国模式与瑞典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对美国有效的方式，对瑞典未必有效。
5.全球化给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带来严峻挑战，瑞典未来只有减少福利才能提高竞争力。
不准确。福利体现的是保障体制，有保守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瑞典继续保持高福利的体制带来了不少挑战。但也应当看到，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瑞典模式所体现的理念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会更加严峻。欧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竞争对手以低水平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来进行竞争。他们要保卫的不只是工资制度，更是生存理念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体制，这或迟或早会波及到中国。当我们在用廉价商品向欧洲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时，瑞典等欧洲福利国家也在用类似于集体谈判的模式来影响我们。相对说来，我们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更有力，却缺少可持续性；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长久的。因为像瑞典这样的工资谈判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全世界所有劳工的共同愿望：更稳定的工作与更体面的生活。
瑞典首相与工人的收入差别有多大？
瑞典最有权势的是哪些人、包括瑞典政府首相在内的这些人的总收入与普通工人差距到底有多大，瑞典总工会专家最近对198个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职位和自1950年以来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收入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瑞典社会差距激剧扩大，在某些领域甚至倒退了几十年。
瑞典收入最高的是些什么人？
瑞典收入最高影响最大的198个职务来自11个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的权力集团，他们分别是：
（一）企业界精英 这个集团包括了七大行业――机械制造、钢铁、建筑、造纸、金融保险、商业和其它行业的50个企业总裁。其所管企业在每个调查年度都是该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个是最大上市公司。这个集团在11类权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对瑞典经济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企业界的决策人物。
（二）政府与议会领袖 他们是代表国家与政府的民选最高领导，也可以说是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政府首相和五个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议会议长、三个副议长和议会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议会五大政党领袖、社民党书记和议会财政委员会成员等共22人。
（三）劳资双方 劳动市场组织在瑞典影响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属于权力精英。如劳方三大组织――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瑞典学者中央组织的主席，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和其8大行业工会的主席。资方雇主组织（瑞典企业联合会）和公共部门雇主组织（瑞典市政区与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个职务。
（四）国企代表是10个最大国企的老总。
（五）地方代表是全国10个最大城市的市政府主席和其最高执行官共20个职务。
（六）都市高官 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医疗和交通企事业管理局的12名局长或总经理
（七）上层社会 如王室、最高法院、教会、军队和驻外大使等传统的上层社会的11个职务。
（八）媒体大腕 包括了四大报纸主编、电台及电视台的5位台长和著名记者等16个大腕。
（九）科研教育 主要是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重要研究所所长和著名科研部门的头脑等10人。
（十）经济学家 近年来他们极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这些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的收入。他们包括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三大银行、三大工会和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共10个职务。
（十一）人民运动 人民运动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大厦组织和房客全国协会和戒酒运动组织、红十字会和合作社全国组织和全国体育总会、田径运动协会、足球协会三大体育组织主席等11个职务。
这198个职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瑞典社会的精英。
二、如何调查权贵们的收入
权高势重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工资以外的其它收入，如企业董事一类兼职，同时也常有资产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收入。因此调查时不仅仅要搞清其工资收入，而是要搞清其它收入，特别是总收入。因为它比工资更好地反映这些上层人士的经济情况，可以给人对其实际生活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从税务局档案、企业报告等正式材料中查找，但有时需要向有关方面进行查对。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人们不仅会有收入，也会有亏损，因此有些人会出现总收入低于其总工资的情况。与工人工资进行比较时使用的是双方税前总收入。对于某些没有固定职务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体育文娱明星难以进行连续调查，因而没有选入。
工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人们把工人工资作为比较对象。自195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国家采矿与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也是所以选定它做参照对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资为261,690克朗（约合36，200美元）。
统计时人们对同一类别的职务使用了平均工资和收入，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类别的职务工资或收入之和除以其总人数，从而得出了整个类别的平均工资和收入。
调查的目的在于追踪这些特定的职务持有者的收入变化。当某个职务换人时，被调查对象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
三、瑞典差距到底有多大？
2005年这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9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其平均收入在55年间增加了3.8个工人工资，而与1980年（4.9倍）相比，多出了10个工人工资。2005年这些社会精英中有42名妇女，没有一个属于经济精英。
这些精英人物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其中企业界总裁们收入最高，国企总经理们次之。资方组织代表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经济学家收入也不错，而大学精英和民选官员们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进行介绍。
2005年瑞典企业界的这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其差别之大不仅远远超过了1980年的16,5倍，而且比1950年差别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巨大差距有稳定下来的趋势。2000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总裁们与工人的差距最大的一年，曾达到工人工资之46.4倍。其收入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其资本收入大幅度增长有关。2000年企业权贵们的收入之30%来自资本收入，2005年这类收入达其总收入之18%。
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业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万克朗）、爱立信公司老板（3,268万克朗）和斯堪地亚卡车公司老板（2,810万）。他们的收入与工人工资相比分别是其179、125和108倍。如果这三个总裁收入不计算在内，这个平均差距就从40.7倍下降到35倍。处于第四位的是“投资者”公司总裁（2,598万），第五位是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总裁（2,136万）。这家银行是瑞典最大私人财团――瓦伦堡财团的权力基地，“投资者”投资公司是瓦伦堡财团的旗舰。斯堪地亚是瓦伦堡财团下属公司，而爱立信是该财团与第二大财团联合控制的企业。在瑞典五大公司中瓦伦堡财团控制了三家半，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财团在瑞典经济中的显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间经济界精英们的工资平均增长了55%，同期股价平均上涨30%，而工人工资仅增长24%。
按其总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处于前三位的是国家电信公司（938万）、水电公司（769万）和邮政公司（499万）总裁。如果不把他们三人的高收入计算在内，其它人的平均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资的8.3倍。国家电信公司1950年是100%的国有企业，但目前国有股份仅占45%。同年国家银行总裁总收入为208万克朗。
十大经济学家平均收入237.9万克朗，在11类精英中名列第三。他们是三大银行和三大工会以及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之9.1倍。其中学者工会首席经济学家（601万）和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首席经济学家（431万）收入最高，如不计算他们俩的收入，这一差距会降到6.4倍。
26个劳动市场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211.6万克朗，是工人的8.1倍。其中总工会主席总收入110万，是工人工资之4.2倍，而1993年这一差距是3.7倍。1950年其与工人工资差距是6倍，这与当时的工会主席兼任议会议员有关。2005年其下属的冶金工会主席137万，建筑工会主席81万，市政工会主席和商业工会主席各收入93万。白领工会――职员中央组织主席收入138万（5.3倍），学者中央组织主席139万。但瑞典企业协会主席（1，667万）等三个资方组织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工资之15倍，如果把他们三人不计算在内，这个差距会降到4.1。
16个媒体大腕平均收入16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4倍。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社长收入354万克朗，《晚报》主编319万，瑞典电台台长185万，电视新闻台主编131万，私人电视TV4台长323万。最著名记者年收入103万克朗。
人民运动组织11个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14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3倍。其中合作社全国组织总裁收入最高（466万）。全国农民协会主席年收入232万，国家体协主席121万，足球协会主席102万和红十字会主席105万。
12个地方当局主办的公益事业局局长（或总经理）的平均收入115万，是工人工资之4.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建筑局局长收入133万，交通局长122万。哥德堡交通局长103万，卫生局长101万，马尔默卫生局长109万和社会局局长62万。
11个传统的上层社会代表人均收入100.8万，是工人工资之4.1倍，其中王宫总管收入125万克朗，最高法院院长146万，国家总检察长收入100万，三军总司令139万（5.3倍），陆军司令77.8万，瑞典大主教92万，驻美国大使87万，驻英大使60万。瑞典国王是国家元首，没有工资，也不交税。2002年其收入为195万克朗，而之后接连下降，2005年收入仅53万克朗，但国王收入一般不列入统计。
大学与科研部门10位著名学者平均收入95万，是工人工资之3.6倍，其中国际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院长161万，卡路伦斯卡医学院院长153万，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院长63万，隆德大学法律学院院长65万克朗。瑞典大学的教授们的工资由政府决定，要受整个公共部门工资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其增长速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民选官员的收入要考虑选民影响，因而增长相对较慢，与工人收入差距较小。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而1985年他们的平均收入是2.4个工人工资，1950年这个差距是4.9。
除了国王之外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议会议长2005年收入143万克朗（5.5）。国家第三号人物――政府首相年工资是145万克朗（约20万美元），是工人工资之5.6倍。财政大臣同年收入105万，外交大臣106万。财政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85万。政府首相1983年前与大臣们工资相同，后来差距逐渐拉开，现在首相与大臣收入已经相差一个工人工资。首相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由1980年的2.2个工人工资[3]，增长到2001年的5.1个工人工资。其它大臣的收入同期与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长到4倍。而首相与大臣1950年收入分别是工人收入之7.2和6.2倍。瑞典2005年保守党主席收入127万，社民党总书记112万。政府和议会领导人的收入水平在这11类精英中是倒数第二。
政府大臣们的工资由1994年成立的大臣报酬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得到议会授权，专门负责部长以上高官的工资和报酬，其三个成员由议会宪法委员会任命。八十年代有过类似的组织，里面还有工会代表。但八十年代末它被撤销了，以至大臣们工资一度出现停滞。加入欧盟后首相对外职能增加，工作负担加重，因此其工资增长较快并与大臣们拉开了距离。但首相工资对其它政府官员又是一个信号。他们出于对这个职务的尊重，在工资数额上与首相保持一定距离。首相和大臣们工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到1000多名国家官员和整个公共部门的工资发展。
在瑞典精英中，地方民选官员的收入最低。2005年十大城市市长和其行政执行官共20人的平均收入是88.5万，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政委员会主席（市长）的收入分别为106万、108万和165万克朗。这三市的行政执行官的收入分别为133万、97万和119万克朗。
附表1：1950至2005年瑞典经济界、政界、国企、地方、大学等各界198名精英收入与工人相比之倍数
19501970198019851990199520002005
经济26.114.29.113.116.526.346.440.7
政界4.95.32.72.42.83.33.73.6
国企8.87.25.45.88.313.911.516.7
地方4.73.62.82.52.83.23.73.4
大学5.74.83.63.14.665.53.6
全体11.17.24.95.97.210.411.714.9
总之，瑞典人的收入差别自1950年起逐步下降，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福利社会建成时降到最低点。这个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再次拉大。近些年来企业界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精英们收入飞速增长，与工人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50多年前。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其政府高官、地方民选官员和大学教授和其它公共部门官员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加上其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会虽然差距有所扩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为此，社民党2001年党纲指出，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在重新拉大。目前这种情况如同工业化初期情况相似，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在开始阶段往往首先为掌握着资本流向的人所猎取。但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瑞典国家电视台疑惑部分瑞典人双重标准看奥运
2008年08月07日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环球时报驻瑞典特派记者雷达报道前两天，瑞典国家电视台就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播出了一个由他们自己制作的节目，没想到瑞典全国记者协会却写信责问：“为什么在节目中没有批评中国？”瑞典国家电视台不解地反问，上届雅典奥运会时他们也制作了同样的节目，大体同样的基调，上次是叫好声一片，为什么这次却要遭受责问呢？
在这些瑞典人看来，雅典奥运会时东道主的所有举动都是合理的，一些错误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可如果这些在北京重演，那么东道主便是“专制”，其错误也“不可原谅”。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环球时报》记者专门搜集了2004年夏天《瑞典日报》报道雅典奥运会的一系列文章，原本是想通过了解当时媒体的反应更好地报道北京奥运会，但两者比较，记者却有了发现：一部分瑞典人看奥运有着双重标准。
本周一，《瑞典日报》派往中国报道奥运会的记者撰写了一篇文章，说他第一天到北京时还有志愿者服务，第二天就找不到人，现场也变得混乱起来了，所以中国对奥运会“还没有准备好”。而在2004年该报则报道说，某场比赛结束后，新闻发布会临时更换地点，东道主却没有向记者发出通知，《瑞典日报》并未因此指责东道主，反而很理解地说，承办奥运会这种大型活动，“类似的小错误在所难免”。
本周二，新疆喀什发生暴力袭击活动的第二天，《瑞典日报》刊登其驻华记者的报道，文章充满对“东突”恐怖组织的同情，似乎整件事情是政府的错，而与那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无关。可该报在报道雅典奥运会的安保工作时，对恐怖分子大加谴责，对希腊政府的工作大加赞扬，还号召“所有人向恐怖主义宣战”，并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对恐怖主义使用原子弹都不过分”。前后对比，可谓世态炎凉。
双重标准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2004年时，《瑞典日报》把雅典奥运会的倒计时放在了体育版面；今年则多数位于国际政治版上。2004年时，《瑞典日报》对奥运会东道主的报道重点包括希腊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描绘希腊是“梦幻般的国度”；今年则集中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计划生育等方面，甚至指责说中国是那个“入侵了西藏的国家”……
类似报道对瑞典民众的影响是恶劣的。《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瑞典朋友在买了奥运会门票后，开始是担心中国不给签证，随后又担心不能入境。现在他人已在北京，可在与记者通电话时还在担心地问“是否会因为讲错话被中国的警察抓起来？”“是否会遭到恐怖袭击？”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疑问与担忧，是因为他认为一些瑞典记者笔下的中国“是非常可怕的”。
记者的一位中国朋友问，看了瑞典媒体如此多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负面报道，是否会感到沮丧？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记者知道什么才是事实的真相，并且坚信中国人会用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好好地纠正少数人对中国的偏见。
中国和瑞典语言文字差异初探
中国和瑞典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思维模式。而语言文字是思维的形式和载体，所以中文和瑞典文不但在语音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句型、语法等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瑞典语是拼音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瑞典语是用语音规范文字，中文是用文字规范语言。中国和瑞典的古代文字就反映了这样的规律，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但不一定能知道它的准确读音；而瑞典文字所记录的就是读音，而这个读音就表示一个明确的意思。
享受高福利的瑞典人担心什么
瑞典的高福利的确让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瑞典人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护，像生活在蜜罐里一样。
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点也不夸张。比如说，新生婴儿的父亲有权9个月不上班，婴儿的母亲也同样领全薪在家看孩子。孩子16周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周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深造可获得学习津贴；病人所享受的病假补助，其数额视病假长短而定，相当于工资的75％~100％；医疗费用和经医生之手的药品开支，大部分由国家负担。
失业对瑞典年轻人来说也不是啥可怕的事情。我到瑞典游玩时，和一位瑞典小伙子聊了一路，他没有工作，靠每个月1．3万克朗的救济金为生。尽管不愁吃喝，可也不能天天无所事事啊，于是乎，他跑到一所大学念书去了——既然大学免费，何乐而不为？
瑞典克朗和人民币比价大约可以按照一比一计算，也就是说，失业者的工资超过北京、上海的普通白领。相比而言，瑞典的物价不高，1．3万克朗可以保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且可以做到营养充足。
笔者在瑞典游玩时，对这个环境优美、生活富足、社会文明的国家印象颇深，一位长期在瑞典居住的朋友笑着说，看，和谐社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来后，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瑞典人到底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我问这几位来北京游玩的瑞典商人，我们中国人担心的是医疗、住房和教育，你们瑞典人福利健全，到底担心什么？
40多岁的凯尼斯笑着说，我们当然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也不担心找不到住所，但是，你知道，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衣食无忧之后，人有更高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首先是生理的需求，也就是俗称的吃喝拉撒睡以及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对瑞典人来说尊重和自我实现最为重要。
凯尼斯告诉我，如果你到瑞典做个调查，问大家担心什么，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担心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这些全球性的课题，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瑞典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捐赠大户。听到这些，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瑞典的官方语言
瑞典的官方语言是瑞典语(Swedish),北欧的几个国家除芬兰外同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瑞典，挪威和丹麦在历史上一直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模式，文化传统相近，语言也是如此。冰岛虽然孤身海外，但和这几个国家历史渊源很深，语言相距也不远。芬兰语属于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支，与欧洲其他几大语系几乎没什么关联，但和匈牙利语关系密切。但由于芬兰较长期受瑞典统治，再加上那里有很大的瑞典人群，瑞典语也是芬兰的官方语言。这样一来，北欧几国的人民大多不需用翻译而能基本交流。常常有些学术会议宣布使用“斯堪地那维亚语“，亦即大家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除芬兰语外)。当然在瑞典，英语是可以畅通无阻的。
瑞典概况
从北京出发，向西飞行约10个小时，沿着蓝色的芬兰湾，进入波罗的海，即可到达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不过20人，公元1000年建国至今，瑞典始终没有放弃农业生产的根本，当然，现在主要是以高技术工业和创新产业为世界所仰慕，以种植大麦为主的土地也都是全机械化的高效率农业生产模式。也许是以农耕为文化基础的国度。1905年芬兰被分割出瑞典版图之后，瑞典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奉行爱好和平的中立的国策，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国民经济得以飞速发展，至今一直保持世界前列。巨大的财富使得瑞典王国有推行全民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使得其高税收、高福利的“均贫富”政策被周边国家所仿效。丹麦、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基本上都沿用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即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在这一点上，瑞典也是一个制度先进的王国，不过其国王只有象征意义，全民赋予议会的权利才具有真正的权威。瑞典的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党派在议会里都有至少4％的投票权，而对一些特别事务的表决，任何党派都有至少12%的投票权。
瑞典的所有国民都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年收入在33万瑞典克朗以下的要征收30％以上的所得税，年收入超过35万瑞典克朗的要加收20％的国税，年收入超过50万瑞典克朗的要再加收5％的所得税。因此一个税前年收入50万和30万瑞典克朗的瑞典人，在完税后，实际收入已经相差不大了。但是大家得到的福利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天起，直到16岁，从生活到上学的费用全部都由政府的福利支付，一个孩子每年平均可在政府领取约一万多万瑞典克朗的生活费，母亲一共可以得到约7万瑞典克朗的带孩子的补贴，孩子上学后，家长除了给孩子买一个书包外，一切学习用品均由学校免费提供。因此，在瑞典完全没有养孩子难的这个问题。瑞典长期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母亲居住的地方”。
在瑞典只有政府“官办”的医院和医药供应，是免费向国民提供服务的。任何病症，只要超过2000元瑞典克朗的药费，超出部分就全部由政府支付。因此，瑞典人享受的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国民福利。在瑞典还有很多阿拉伯难民和非洲难民，他们本人和后代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保障和教育。瑞典政府是最愿意接受难民的欧洲国家。
瑞典国家的历史与中国相比，当然不长。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古迹视如珍宝，倍加爱护。所有的文化古迹，老房子都得到政府或个人的保护。我的一位瑞典朋友，延雪平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尼古拉斯先生，私人购买了一栋400年前的城堡，装修后作为酒店经营。税务局在核实此楼古老后，便免收他财产税。可见其制度不仅致力于保护古迹，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
瑞典只有省、市两级行政区，省长和市长均由民选产生，自治权力很大。当地的公共设施和财产均由当地政府自行管理。
瑞典的交通状况极好，政府力争达到交通事故零伤亡的目标，交通次序井然，人行道，自行车道，汽车道路严格分开，车让行人先行似乎是一条法律，你在瑞典任何一条斑马线过马路，汽车永远是早早的停在那里让你先行。这一点，在巴黎，柏林根本无法做到，在西班牙和罗马更是人车混行。瑞典的公共交通以准时出名，你在瑞典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除了出租车以外），如果不认识瑞典文，只要认识阿拉伯数字，只要你按车票上标明的出发和到达时间，就不会上错或下错车。瑞典的火车也很发达，一列车不过3－5节，时速基本都在120－180公里。公共汽车和火车都设有妇幼和残障人士的专用车厢和设施。
瑞典是个典型的老龄化的社会，不过老人可以得到很好的福利照顾，如果老人不愿进入福利院，政府将每天派保姆前往老人家中帮助做饭、去超市购物，打扫卫生等。
瑞典朋友看中国
40多年前，有位瑞典青年学者写了本书，名叫《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书中说，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东方，就是因为总是高高在上，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最近，我在杂志上读到一位瑞典学者依据此书的观点，来解读包括瑞典人在内的西方人面对中国崛起的心态。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心、忧虑，甚至恐惧，大体上都与这种高居讲坛之上的心理有关。
在不久前的瑞典之行中，我和一位瑞典朋友谈起这个观点。他没有正面表示自己的看法，却讲了去年他在中国旅游时看到的一幕。那是在北方一座城市郊区的十字路口，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在红灯亮后，竟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而另一条道上已停下来的两辆小车，也跟着加大油门闯了过去。朋友和我谈完这件事，用一种近乎于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了一句：“这需要一个过程。”
朋友的讲述让我想到了瑞典人对法律的敬畏。当瑞典人看到某些中国人如此轻慢地对待法规之时，他们心中难免就会对中国有更多的担忧。而这样的所见所闻会不会也在无形中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优越感呢？
我们常说，现代化需要两个层面的基础建设，一是硬件，比如高速公路、高楼大厦等；二是软件，比如遵纪守法的习惯和道德观念等。前者可能比较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后者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现在我们体验到的一些中西间的文化隔膜，有不少就是因为后者的差距而造成的。
在几乎所有介绍瑞典的书籍中，都会提到瑞典人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记得新华社记者曾写过一篇报道，称瑞典政府一年发布近500条新的法令法规，绝大多数都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2006年，瑞典的酒吧和餐馆开始实行全面禁烟制。寒风中颤抖着过烟瘾的人们虽然抱怨连连，但半年后的调查表明，违反此项新法令的比例连1%都不到。
瑞典人之所以会如此遵纪守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数百年来长期生活在法律社会之中。现代瑞典法律的肇始大体上可以追溯到13世纪初。尽管与那时相比，现代法律的条文有了很大的“进化”，但那部古典法规所追求的公正合法的基本思想却没有变化。
据《瑞典史》记述，当时，各地农民们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一些争执，制定了一些规则。而在各省法典中最早的一部就是《韦斯特耶特兰法》，它带有很强烈的宗教色彩，大体上体现了宗教的理想，即建立一个公正和平、和睦相处的社会。
按照这部法典，杀人、绑架要受到惩罚，偷窃、骂人要被罚款。最早的公民理念也在法规中显现而出，比如，法规称瑞典人可以承认一个国王，但也可以把他废黜。即瑞典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君主国家，谁来统治，要由国民的意志来决定。据说，最早的“法官”对所有这些法规倒背如流，如果有人干了违法的事，他就负责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宣读法律，执行法规。
瑞典是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但也深深地懂得自由首先意味着公正，意味着遵纪守法。可以说，数百年来，法制观念已经成为这个北欧民族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至今，人们仍然常常吟诵15世纪中大主教托马斯·希蒙森的著名诗句：“自由是最美好的事情，也是世界上最值得追求的事情，而只有秉持公正的人才能享受自由，如果你尊重自己，就应爱自由胜于爱黄金，因为自由可以带来荣耀。”
瑞典人的法律文化传统是几百年积累而成的，也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用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如今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落，到中国来串串门不是件很难的事。瑞典人，或者别的西方国家的人不再像以往那样，隔着大墙揣摩背后的中国人，更不会再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把中国想象成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社会。
但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未必会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使隔膜减少，正像那个瑞典人看到的中国街头的一幕，有的时候，它反而会产生出更多的隔膜与误解，我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内省，而不只是一味地责怪别人。（丁刚资深报人）
瑞典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成人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瑞典能从一个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大众成人教育”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中瑞两国国情不同，但对瑞典的成人教育形式进行探究，分析，对促进我们成人教育的发展能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一、瑞典及其教育概况
瑞典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900万人口，21岁以下的人口占25%，65岁以上的人口约占17%。瑞典的各级教育全部免费，全国1500家图书馆均提供免费借阅。瑞典十分重视教育，他们认为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使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生存下去。瑞典是世界上比较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目前教育普及水平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瑞典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不是强制的，但升学率已达98%，瑞典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向所有义务教育毕业后，愿意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高中教育机会，并保证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要求得到满足，以使学生掌握未来的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为45%左右。此外，成人教育也很发达。作为福利国家，瑞典的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均为免费教育，成人教育的费用由政府或者雇主分担，对个人来说基本是免费的。90年代以来，瑞典教育改革的重点是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更加灵活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二、瑞典的大众成人教育
瑞典的大众成人教育在开展社区学习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下面主要介绍瑞典大众成人教育的有效方式——学习圈。
瑞典学习圈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它形成了非正式学习的主干部分，它由政府支持但是由非政府组织运作。
（一）学习圈产生的理念
瑞典学习圈正式产生是在1902年，它的理念为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教育自己，学习圈中的参加者在学习聚会期间都应该选择自己的阅读文献，自己做些准备，积极地与其他参与者一起交流他们的知识。学习圈的目的并不是聚积事实性的知识，而是培养和创造一种持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
（二）学习圈的特征
在瑞典，学习圈是一种最常见的成人教育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参加学习是自愿的，没人被迫去参加这项活动；学习圈通常由5—12人组成的小组学习，这种规模能够让每个个体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多数学习圈一周聚一次，每次两到三小时，并持续两到三个月；参加者是平等的，因为要坐成一个圈，每个参加者都可以看见其他的参加者；参加者一起决定学习的目标、内容、所读的书籍以及如何在团队中合作，整个团队对学习的成果负责，不允许学习圈之外的人来凌驾于参加者之上等。学习圈的哲学认为，所有的居民都是独立和自由的个体，他们有权参加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但同时也对社会负有共同的责任，学习应该是全方位的，应该激励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并成为终身学习关键过程的一部分。学习圈发展了一些对话的文化传统，即容忍不同的观点，尊重基于事实的辨论，尊重所做的决定。
（三）学习圈的组织结构
1、非政府组织
在瑞典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当许多人都存在一些特有的问题、需要或兴趣时，就会形成一个组织，选出一个董事会，书写一个政策论述，为成员创办一个小的期刊，形成一个学习圈。学习圈应以联合、有序的学习活动为特点，应该由大量的活动组成，每个学习圈都应该由一个学习协会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所批准的领导来组织。
2、参与者
每年瑞典组织的学习圈超过30万个，参加者超过250万。许多人每年不止参加一个学习圈，因此真正的个体参加者估计每年在150万到200万之间，瑞典总人数900万，大约75%的18到75岁的瑞典人曾参加过学习圈。大约40%的瑞典人在过去的三年中至少参加过一个学习圈，大约10%的瑞典人每年参加学习圈。学习圈已成为瑞典人业余时间活动的主要部分。
3、加入学习圈的方式
可以通过所在的学习协会组织加入学习圈，这样所学的科目就与其所在组织的宗旨一致了；其次可以从学习协会在当地的报纸或媒体所做的广告中找到相关的信息；第三，可以联系学习协会，就如何与一群朋友、邻居或同事一起组织一个学习圈的事宜而向学习协会寻求帮助。
（四）政府的支持及支持的条件
1、政府对学习圈图书馆的支持
当学习圈启动时，他们可以向其总部申请经费为参加者买书（政府补贴一半费用），当学习圈结束时，他们可以把书还给当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在分支机构这些书被储存在一个学习圈图书馆里，当另一个学习圈想要学习同样的主题时，他们可以从图书馆里借这些书，这样，每年每个学习圈都在图书馆里积攒下了他们的书，使学习圈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大，这对学习圈、对当地图书馆的发展、对综合的社区学习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政府支持的其他模式
1974年，瑞典政府出台了一部支持学习圈的新法律，该法律规定，每个学习圈在完成基本任务后，可从政府那里直接获得财政支持。90年代开始，国家成人教育委员会负责分发政府津贴，并对建立起的学习圈活动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政府在法令中明确规定，政府用于民众成人教育的津贴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入开展一些活动，使人们能够塑造他们的生活，并肩负起发展社会的责任，扩大社会的文化兴趣，增加文化生活的参与性，提高人们的创造能力。政府津贴不能用于那些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学习协会也要符合政府规定的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个基本条件就是每个市民不论其收入多少，都有机会参加学习圈学习。
瑞典的大众成人教育尤其是学习圈，已经而且正在被政府用来促使市民参与各种重要事物。比如，当政府想鼓励人们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他们就会给学习协会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开展这个主题的学习圈，瑞典能成为社会稳定，生活质量踞世界榜首的国家之一，学习圈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学习圈是一个组织型的民主，一个学习型的民主。
瑞典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女权国家”。2000年，瑞典与它的北欧邻国芬兰一起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男女平等的“模范国家”。瑞典的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在1986年，瑞典的32个部长中一度由女性占据了其中的16席。而瑞典妇女在社会活动中比男人更活跃，据统计，在瑞典的对外贸易活动，女人创造的价值占了近60%。
走进残疾人“天堂”的瑞典
一、瑞典的残疾人教育和就业
（一）、残疾人教育
瑞典对残疾人教育十分重视，通过普及基础教育，发展特殊教育和政府的特别扶助等有效手段，保障残疾人人人都享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1、普及基础教育。瑞典法律规定，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甚至读硕士、博士学位学费都由国家负担。残疾人教育的重要原则是残疾儿童、青年和成人有权，也应当获得同社会中其他人平等的教育培训机会，这就意味着极大多数残疾人都能参加普通教育项目或普通学校的特别班，对听力和语言障碍的学生也同样如此。
2、发展特殊教育。瑞典根据残疾类别和残疾程度，重视发展特殊教育，专设瑞典特殊教育学院负责监督和发展残疾人特殊教育事业，为地方政府、学校领导和教师提供支持，提供特别培训的教师、辅助设备和助手，帮助其针对残疾学生的需要调整学校的教学环境。该学院还负责编写教材。
在瑞典有不少的特殊学校，其中有6所聋哑学校，还开办了聋哑高中。聋哑人有权将手语作为第一语言，有权以其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允许他们用手语和其他人进行接触交流。
瑞典也有智力残疾儿童学校，它们通常为普通中学的附属学校。是否入学普通学校或智力残疾儿童学校取决于家长。全国约有1%的儿童入学智力残疾儿童学校。
3、给予特别扶助。在瑞典教育主要由当地政府负责，但对残疾人教育国家提供特别资助。国家成立的援助服务委员会专门为残疾人教育提供支持。在瑞典有4所普通高中专为有严重行动障碍的学生开设特别班。这些特别班提供特殊教育并根据学生的具体需要提供护理。政府通过瑞典特殊教育支持处为这些特别班的学生提供护理专款。该委员会也为残疾人在成人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学习或在高中毕业后进行其他形式的教育提供个人化切实帮助，并且不收费。
在瑞典还建立了不少的特殊教育援助中心，瑞典特殊教育学院也负责援助中心的工作，这些援助中心针对不同种类的残疾提供相关的帮助，全国的特教老师和残疾学生都可以在这些中心咨询有关专家。许多残疾人在学习上存在差距，但他们都有机会参加由各级政府、学习协会或成人高中组织提供的各类学习补习和其它教育活动。
（二）、残疾人就业
首先瑞典就业政策的目标是“全员就业”，他们认为所有的人（包括残疾人在内）都有平等的权利获得一份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着力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就业岗位以及必要的扶持措施。首先是职业培训。1980年瑞典政府要求就业能力发展学院和就业服务中心联合负责帮助有职业性残疾和其他困难的就业人员，在基础技能、工作能力和工作场所适应性方面进行培训。培训时间一般在六个月，参加者可以获得培训补助金，数额与就业补助金相等。另外，瑞典还推行实习培训项目、助推就业项目及发放相应的补助等形式来推进残疾人和困难失业人员的劳动技能提高。
其次是立法推进。瑞典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就业，通过出台并实施《残疾人就业促进法》，推进残疾人就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与可以接受康复训练的残疾求职人员签订行动合同。当计划中所有的行动都结束时，参加康复训练的残疾人再次接受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为其提供寻找工作的帮助，并为已就业的残疾人提供跟踪性后续服务。瑞典全国约有320个就业服务中心，其中40个专为残疾人和就业困难的失业人员提供服务。
瑞典的建筑和规划法对工作场所有具体要求，工作环境法规定企业必须对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进行必要调整，使之同样适合残疾人的需要。当企业为残疾雇员改善工作环境，或者提供辅助设施和护理人员时，政府会对其提供补贴。
瑞典有一项特殊法律禁止工作场所歧视残疾人员。残疾人调查官负责监督法律的遵守情况，并可代表残疾员工提起诉讼。
瑞典政府还有一系列就业政策帮助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并在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时帮他们创造替代性的就业机会。
再次是特殊扶助。为安置更多残疾人就业，并为他们提供在岗职业培训，瑞典设立了一家国有福利企业─Samhall。Samhall为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全国200多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是根据残疾人的需求和适应能力建立的一家企业。该公司共有员工30000人左右，其中残疾人占90%左右，这些残疾人中的40%为存在发展障碍的精神、智力和患有多种残疾的重度残疾人。国家对Samhall的要求主要有：一是残疾雇员中至少有40%就业特别困难的人；二是每年有5%的雇员能够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同时新招的一些残疾人作为补员，让其流动，作为培训的一个场所；三是要有经济效益，并且不得在工作紧缺时解雇残疾人。该公司一方面为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很难就业的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要培养符合普通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劳动力，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需要优先。Samhall首先是向残疾人提供了一个发展和学习的机会。每个残疾人都有一个符合其特点的个人发展目标。工作本身是为了个人发展提供一个平台。在该公司工作的残疾人每年有1000多人在社会上找到新的工作岗位。该企业每年有80亿克朗的收入。其中一半来自其经营收入，另有一半来自国家补贴。
除了对Samhall集中就业特殊扶助以外，瑞典政府对分散就业的残疾人也同样采取一系列扶助办法。如用补贴工资的办法，使带有 医疗残疾，严重或慢性精神疾病或运动机能障碍的失业人员也可以以照顾性就业形式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政府同时也为刚找到工作的职业性残疾人员提供工作辅助用品补贴，用于添置残疾人员在工作时所需使用的辅助设备。另一种补贴形式是政府支付残疾人护理工的工资。企业安排专门人员为职业残疾人员提供特殊帮助时可获得该补贴。政府补贴也可以支付给企业老板。此外，职业性残疾人员开设自己的公司也可获得政府的企业补贴。
二、瑞典的残疾人保障和服务
（一）、残疾人保障
瑞典作为高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相当完善。各项社会保障不但覆盖全部人口，而且涵盖各个方面和层面。这个国家自1901年建立工伤保险制度以来，社会保障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和完善，管理体制比较统一，按照行政区划分级设立社会保险分支机构。瑞典残疾人除了同其他公民一样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业保险、父母子女保险、住房维修和改造等社会保障以外，还可以获得特别社会保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残疾补贴，因残疾而需要支出额外补贴的，自1934年起盲人便可获得盲人补贴，自1975年所有残疾人均可获得残疾补贴，自2003年起残疾补贴已纳入疾病保险系统，并改为行动补贴（适用于19岁—29岁）和疾病补贴（适用于30岁—64岁）。目前全瑞典有480000人享受这种补贴。
二是车辆补贴。残疾人和其父母，自1988年起可以获得车辆补贴，用于购买或者改装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三是护理补贴。0—19岁的重度残疾人的父母因护理子女需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承担额外的责任，需要支出更多的费用。并且可能会减少甚至没有就业收入，因此可以获得护理补贴给予补偿。
四是帮助补贴。对生活不能自理，需提供照料帮助的重度残疾人可以聘用一个私人助理，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对一的帮助，由政府买单。
（二）、残疾人服务
瑞典非常注重对残疾人的服务，人性化的居住和生活环境，非机构化护理和替代性居住方式以及良好的社会服务，为残疾人创造了幸福美好的生存环境。
1、人性化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瑞典法律规定当地政府应当对居住区进行科学规划，给居民提供良好的环境、服务和交通。保证人人都有住房，都有一个舒适的家。残疾人和老年人也不例外，从而保证残疾人可以在普通的现代化公寓居住，并获得他们需要的个人化支持。
为满足严重行动障碍的残疾人需要的特别的居住环境，各省的特别立法允许对房屋进行特别设计。该规定适用于所有房屋和各种类型的残疾。如行动不便、视力障碍及侏儒症者等。残疾人住所的改造针对残疾人的睡眠、休息、个人卫生、烹调、饮食和行动上的特点和需要进行。有严重残疾的个人可以生活在集体生活区或服务公寓，在那里可以一至二十四小时随时获得他们需要的帮助和服务。
2、非机构化护理和替代性居住方式
20世纪初到60年代，瑞典政府重视对各类护理中心、康复医院的投入。使1968年在护理中心集中居住的残疾人达14000多人，但这种封闭式、与世隔绝的居住和护理，对残疾人的心理和生理负面影响很大。以FUB这个致力残疾人权益团体为代表的许多社团要求政府关闭护理中心。1961年通过的特殊服务法制订了将在护理中心居住的智力残疾人转移到家庭的政策。1986年政府禁止设立儿童护理中心，1994年政府通过了废止智力残疾人护理中心的法律。到2001年在护理中心的残疾人数已减至170人。取而代之的是法律规定的三种政府支持的住房形式：
一是有政府支持补贴的在普通居住区集体居住，它包括最多五套相连的公寓，共用设施和护工使用的设施。政府可根据住房的具体需要提供个人化或社会化支持。护工提供一至二十四小时服务。集体居住是代替机构或护理的最普遍方式。
二是服务性居家方式，它由一个较大居住区的5—10套公寓组成，适于那些要求独立居住、服务性需要不多的残疾人。这种居住方式提供了人性化或社会化服务。有的地方也可提供共用设施。
三是对私人住房改造，外加个人化护理。这种方式仅适用于重度的残疾人。
瑞典的经验证明，这种替代式居住方式能为残疾人包括重度的残疾人提供各种高质量护理，这些方式只要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残疾人都能住在自己的公寓里，过上独立的生活。瑞典的居住护理模式得到立法和政府支持，并且得到瑞典残疾人运动及家庭的支持。
3、良好的社会服务
瑞典1982年生效的社会服务法，它规定了当地政府的责任，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强调地方政府必须使身体或智力残疾的个人能根据其需要选择生活方式，并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可以旅行和随意行动，随意出入公共场所等。1994年实施的残疾人支持和服务法扩充了残疾人的权利。该法案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获得个人化帮助的权利，当地政府必须给残疾人指定护理人员或给残疾人提供资助，使其可聘用护理人员。它还对残疾人其他方面的权利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专家咨询、陪护居住服务和离家短期居住（以减轻家庭负担），家庭式护理中心或为需要离家生活的残疾儿童和青年提供特殊服务的护理中心，以及为成人提供服务的护理中心，这些服务均免费提供。该法案使5万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4万智力残疾人得到了帮助和支持。
瑞典残疾人的文化和休闲
1974年，瑞典议会在决议案中制订了一条原则：残疾人应当同其他人一样参加社会上的所有文化活动。
为了让残疾人参加社会上的所有文化活动创造条件，瑞典各地普遍建立了帮助残疾人为宗旨的学习协会，帮助残疾人组织学习小组，一起参观学习，参观文化场所，考察和旅游。政府为此还专门为学习协会组织这样的活动提供拨款支持。
瑞典的残疾人在学习协会的组织下，每周都能够走出家庭参加文化休闲活动，享受丰富的娱乐设施和自然风景。即使生活在大城市，也能在市郊多种的休闲场所及自然风景中得到享受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瑞典的体育组织也为残疾人设计了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各类体育活动，包括娱乐性和对抗性运动。在瑞典残疾人的乒乓球、游泳、轮篮等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
瑞典政府重视对有声读物和盲文的出版和发行。在政府的支持下，有声读物和盲文图书馆同其他图书馆进行合作，为盲人和其他有阅读障碍的残疾人提供文学作品。该图书馆每年制作或购买3000部有声书籍，其中400部为盲文书籍。瑞典有声书籍和盲文图书馆也为有阅读障碍的高校学生制作文学读物。例如，瑞典国家百科全书电子版编委会对该百科全书进行多次改编，以适合残疾人的需要。
瑞典政府支持盲文报纸及有声报纸的出版和发行，使视力有障碍的残疾人只要有需求的都能读到盲文报纸或订阅有声报纸。现在瑞典已有60多份有声日报。
政府还拨款支持聋哑人的戏剧、舞蹈表演活动以及针对智力残疾人和阅读障碍的残疾人制作浅易文学和有声文学等材料，以满足各类残疾人丰富多彩的文化休闲需求。
瑞典：作为经济发达国家,也是高福利国家的代表,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举措上
(1)政府投资建设公有住房。由公房公司组成的协会(SABD)建设和管理全国的公有住房,公房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地方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提供全部建设投资。
(2)住房补贴。瑞典实行两种住房补贴:一种是给退休人员补贴,金额有时达到全部住宅费用(全国大约有30%的退休人员从住房补贴中受益);一种是对低收入、多子女家庭的补贴,以住房费用为基础,再根据家庭收入和子女数量来调节。
(3)合作建房。瑞典全国住房合作联盟(HSB)为约l/10的瑞典人提供了住宅,HSB有自己的储蓄银行,为社员提供高于一般银行存款利率1%的利率,但其支出仅限于与住房有关,合作社按会员入会时间和储蓄金额决定提供住房的次序,一般8～10年可获得住房。
瑞典物业管理概述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西南效沃尔贝时地区，有一排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色住宅群，它由12栋三层楼房组成，居住着210户人家。楼房外观都一样，而且是顺地势而建，显得错落有致。住宅区四周和道路两旁栽种了不少树木，楼房前后有大片的绿地。这就是“瑞典全国房客合作总社”所拥有的许多住宅小区之一，建于1965年。
据该住宅区物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卡尔孙德贝里先生介绍，全国房客合作总社是通过向住户出售居住权和转让债务的形式将小区售出，它与住宅区已没有经济上的联系，实际上住宅区内的房产是这210家住户组成的住房合作协会集体所有。
按照瑞典全国房客合作总社的章程，其下属的各住房合作协会所拥有的都是向住户出售了居住权的住房，即住户所购买的只是房屋的使用权，而不是产权。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以购买合作协会的住房，而且在购房后完全可以再把住房（使用权）按市场人格出售给其他人，或转租给其他人，不受任何限制。
会员交纳月规费
人们购买住房居住权后，便成为住房合作协会的成员，承担协会的一切责任与义务。所有住房每月必须承担住宅区运作和维护所需的一切费用，而且还要承担协会欠下的债务，两种费用统称月规费，就是说住户每月要按比例交纳一定的费用。
沃尔贝里住房合作协会是一个有着将近50年历史的老住宅区，建房和改造住房贷款已还得差不多了，债务比较轻，再加上管理有方，其住户交纳的月规费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数，如一套使用面积83平方米的三居室的月规费仅需3074瑞典克朗（瑞典人均月工资2万克朗），比全国平均月规费要低1/3，还不到全国租凭房平均月租金的一半。在瑞典，无论是租赁房，还是出售了居住权的住房，除电费外，自来水费、热水费、暖气费和清洁费等其他与住房有关的一切费用，都包括在了房租或月规费内，无须另行交纳。
专职“管家”仅一人
与其他住房合作协会一样，沃尔贝里住房合作协会对其物业实行的是自我管理的机制。其运作方式是：全体住户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物业管理委员会，然后由这个委员会来全权负责自理整个住宅区内的各项事务，但管委会的重大决策仍需要获得全体住户大会的通过。管委会一般由8人组成，除1人来自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住房合作协会外，其他成员均是住宅区内的住户，如管委会主席孙德贝里就是一个1975年搬进来的老住户，而且已在主席位置上干了14年。
管委会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参加住宅区管理完全是业余兼职，大家虽然能从协会获得一些误工补贴，但也是象征性的，每人每年的补贴仅有1000克朗左右。整个住宅区常年只有一名拿薪水的全日制雇员，负责住宅区的维护工作。其职责范围还包括夏季修剪绿地草坪，冬天清扫道路和积雪，帮助住户进行一些简单的维修等。此外，管委会还要从住户中挑选一名兼职会计，管理协会的帐目。不过，最后的帐目还得经过正式的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才能送国家有关管理机构备案。
沃尔贝里住宅区虽然离市区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但由于离地铁和高速公路较近，效能很方便，特别是由于月规费较低，这里的住房相当抢手，一套三居室的居住权人格现已从1965年时的1.5万克朗涨到了近80万克朗，高出全国平均价格整一倍。
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住房由购买了居住权的住户集体拥有和由住户自己合作管理的形式方兴未艾，受到越来越多瑞典人的欢迎。
乌托邦
在瑞典比较奇怪的是，超市里一般都是白壳鸡蛋，只有农场里才有红壳鸡蛋。
更奇怪的是，农场里没有卖主。农场里只有一个开着的房间，房间里放满了连盒子的鸡蛋，你可以买一盒，也可以买半盒，拿了你所要的鸡蛋，将钱放入一个钱箱内就可以。顺便在本子上记下你买了多少鸡蛋，付了多少钱。一切全凭人的自觉，完全是自助式。
记得第一次在哥特兰岛去农场买东西时，我真的是大吃一惊，各种各样的蔬菜，鸡蛋全都整齐的放在那里，还有一个开着的钱箱，你可以自己拿所找的零钱。当时我觉得太不可思议，问万一有人拿了不付钱呢？万一有人把钱箱里的钱都拿走了？他们反而对我的问题比较惊讶，好像他们根本想也没想过这一点。
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乌托邦了吗？不知是不是越是没有约束，越是会有自觉性呢？就拿小儿说，上次买鸡蛋时，就连多拿对方一个盒子他都不愿意，这都是从小根深蒂固的教育的关系吧？
瑞典住房
瑞典的住房，是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好坏都要按照国家的规定去住，也就是说瑞典实行的是强制性的住房质量和条件。瑞典法律规定，没有窗户的房子，没有供暖系统的房子，没有单独卫生间的房子，一律不许住人。如果你为了省点钱，想去找一间条件很差，设施不齐全的房子住，对不起，没有。
瑞典法律不但对建筑条件做出了硬性规定，就连房子内部也基本上是由不得你自己作主的。只要住进一套房子，不管是租还是买的，一定是地上有地板，墙上有墙纸，卫生间和厨房铺了瓷砖的。所以瑞典人永远不用自己装修，事实上也不允许自己装修。设施最齐全的是厨房，炉灶、冰箱和橱柜都是现成的。除了别墅，所有的房子都是按照程序更换装修的：比如地板多少年换一次，墙纸多少年换一次，都由不得你自己决定。
装修的被迫性接受，决定了房子里面大家的条件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但是这种公寓房的优点在于房子外面，楼道一律是宽大的磨砂石地面，而且每个转角都有延时开关控制的电灯，用电都算是房产公司的；每个公寓楼群，必配备专门的洗衣房，里面摆放着很多台洗衣机和烘干机，供住户免费使用。
住房上的这些强制性，让人们接受了一致的住房条件，政府干预的前提是政府承担最终责任。所有人都住这种条件的房子，低收入的人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补贴，收入越低孩子越多，住房补贴就越高。没有收入，房租就全部由政府支付。到最后，不管是什么人，穷人或富人，职务高或职务低，大家的住房条件都差不多。
欧洲权力最小的国王：古斯塔夫“半君半民”
在瑞典人心目中，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有时是住在城堡里、尊贵无限的君主，就像不久前60大寿时，他高高站在王宫露台上接受数万人的生日献歌；而有的时候，国王好像就在你身边，比如你的汽车在路上被追尾，从后面车里下来向你忙不迭道歉的或许就是古斯塔夫本人。
【在一群女人的注视中长大】
1946年4月30日，瑞典人终于盼来了王位继承人、“小王子”古斯塔夫的降生，在他之前，母亲西贝拉王妃一气连生了4位公主。在古斯塔夫只有9个月大时，他的父亲，当时的王位继承人阿道尔夫王储因飞机失事遇难。古斯塔夫被立为王储。谈起童年，他曾风趣地说：“我是在一群女人的注视中长大的。所以后来最大的烦恼，就是没人教我要怎样去做一个丈夫和父亲。”
从幼儿园到大学，古斯塔夫一直是在普通学校度过的，母亲有意让他更多地融入到平民百姓生活中。古斯塔夫也真的把自己当作了普通人。上小学时，他每天高兴地跟着保姆穿行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买个“热狗”边走边吃；上中学时，他跟所有同学一样每周只有10克朗零花钱，还自己骑车进城去买冰激凌；大学毕业时，他是带着一堆“中上”、“中”甚至“差”的成绩走出校门的。就这样平凡长大的古斯塔夫，一直没什么远大志向，他曾信誓旦旦地说：“我不当国王，我要做工人。”但命运最终是要将他推上王位的。1973年9月，27岁的他继任瑞典国王。
【权力最小的国王】
其实，当上国王的古斯塔夫只是比普通人多了个王冠。他登基2年后，瑞典通过新宪法，彻底结束了国王在政治舞台上的传统地位：依然是国家元首，但已不再是三军最高统帅，在立法方面，连形式上的批准手续也无需国王代劳。国王与政府的唯一联系是每季度参加一次内阁会议，并兼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时，古斯塔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听内阁成员作汇报，等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就出面打圆场说：“好吧，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吧”。古斯塔夫成了欧洲权力最小的国王，对此他却心安理得。因为他知道没有权力，就意味着没有政敌。
对权力的淡漠，让古斯塔夫始终保持着孩子一样的天真，过着“半君半民”的生活却安之若素。他追求时髦，吃饭爱尝鲜，菜单必须不停变换；他喜欢炒股，赚了赔了都高兴；过60岁生日时，他许下的愿望是盼望有个“好天气”。他还有个“不良嗜好”，常在公路上开车狂飙，为此他曾两次被警察抓到，而不得不向国民道歉；去年，他在马路上与前面一个平民驾驶的轿车追了尾，在等待警察处理之际，国王甚至跟对方拍着肩膀闲聊互相安慰。虽然没有架子，但古斯塔夫在瑞典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他高达80%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当地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瑞典各界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还先后23次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
【想让第一家庭去养牛】
“国王向西尔维娅求婚是他一生所作的最英明决策。”这几乎是每个瑞典人的看法。西尔维娅王后是德国人，还有巴西血统。棕色的皮肤、眼睛和头发，令她浑身散发着健康和活力之美。她与古斯塔夫的结识是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当时，她是外事接待部门的负责人，国王在包厢中一见到她就为之倾倒了。但王室却对这桩爱情持反对态度，因为西尔维娅只是一介平民。以至于她与古斯塔夫约会时要戴上假发掩饰身份。但古斯塔夫却拿出“宁选美人不要江山”的态度，最终冲破了传统的阻碍。国王夫妇结婚30年来，西尔维娅王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表现，使其甚至比国王还受欢迎。有瑞典人说：“西尔维娅是我们从德国获得的至宝。”
古斯塔夫有一个“宏伟的梦想”，让他的第一家庭去养牛。他对记者说，自己儿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放牛，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瑞典模式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发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个社会经济模式。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统。既实现了古往今来很多社会改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没有付出社会动荡和极权专制的惨重代价。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于是引起世界瞩目。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则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几十年前西方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认为有设定这种中间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个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和公共道义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而且这种危机将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担忧。
偶尔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种思路。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这种悲观情绪。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对应得过于整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从而造成对各种弱势群落的不公，引发严重的冲突。
并非危言耸听，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订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他们很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这样一系列逻辑关系：社会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来实现，人民的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正常秩序靠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保障靠公民义务来实现。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于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瑞典观感：强大的真实含义
很多人最初认识瑞典时，总会认为瑞典人的这种厚道与仁慈是装出来的，但是有两件不起眼的细节，却足以推翻这种基于自身狭隘心态的推断。一件就是这里的鸟，无论是鸽子还是麻雀，都不怕人，如果这里的人是假厚道，那么这里的鸟就会“说实话“。另一件就是这里的熊不咬人，除非在你对它有威胁时，它一般对人不具有主动攻击性，原因就在于这里的资源太丰富，熊可选择的食物很多，而要捕食像人这样具有高智慧的对象，对它来说是一种成本很高的选择，更何况这里的人对它们历来都很友好。对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人呢？
在我的母校有一个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里蕴涵着“强大”的真实含义。
因为一个人如果只知自强不息，却不知厚德载物，那他永远只是一个强而不大的小人物。今天归结瑞典人的厚德载物就是两个字--“不争“。这种不争不是因它的软弱而不争，恰恰是因它的足够强大而不争：一方面，它强大而与人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别人因它强大友好而不敢与之争，只能乐于与之交好。一个国家能达到这样自强而不争的境界，才是一种真实的强大。
瑞典人的不争具体表现在“三不争”上。
一是不与天争。对瑞典人来说，没有争分夺秒这个概念，他们做事一向很有计划，一般事宜提前两个月就把日程表安排好，不会临时抱佛脚。即使是紧急情况，也能从容不迫，临危不乱。瑞典人很注重休假，他们很少在假期加班。自然上班时，也能一丝不苟、有条不紊、高效率地干完工作。只有那些缺乏计划，不先动脑筋结果劳而无功的人，才会去“争分夺秒”。
二是不与地争。瑞典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保护环境和资源，即使在成为世界最富10个国家之一的今天，它的绿化率还超过了70%，号称欧洲的绿肺。在瑞典很少看见鳞次节比的高楼大厦，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虚假的繁荣，而牺牲森林和文物建筑。他们的环保意识从幼儿就开始抓起，无论是卧室的卫生间还是深山老林中的厕所，都是一尘不染。炎热的夏天，空调中的热气不像中国城市那样排到大街上引起温度升高，而是排到地下热水供应系统中循环使用。在瑞典的公路上，我们很少见到那种“排气性比较好”的truck(中国常见的卡车)，货物运输大多由底盘较低而长的lorry承担。任何车辆进入城市前都必须洗车，否则就会被施以重罚。瑞典人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真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三是不与人争。瑞典是一个资源相对于人口比较富裕的国家，这固然使它人民的生存压力远远不如类似中国那么大，但要使几乎所有人都变成心态平衡，不具攻击性的“善良人”，却需具有资源分配与安排上的特殊智慧和新观念。
1、在分配制度上，瑞典是高福利的国家，即使是失业人也能每月领到在北京上海也不算低的救济金；医疗保险全由国家包干，最下层的人也能在充满人性化的医院中获得最人道的医疗待遇；这里贫富差距不大，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老百姓不愁住不进宽敞舒适的房子。能够作到这些的原因，一是它的高税收与高福利挂钩政策，二是它实行福利与工作收入挂钩政策，很好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对待失业问题上，瑞典人很少以一刀切的减员增效方式来增大失业压力与社会矛盾，而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人们选择职业是根据自己兴趣而不是生活压力，学术界进行争论也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因别人和自己观点不一致，就认为是对自己生存空间的挑战。在瑞典，维护一条公路段往往只需几个工人，但失业率并未因效率提高而增加。瑞典有竞争，但没有压力，因为他们的竞争是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胜利的竞争，而不是以损害别人为代价来换取胜利的竞争。
2、在观念上，瑞典提倡以人为本的精神。无论学校、工厂的办公地点，都有摆放食用品的冰箱和咖啡机，处处充满人情味。在管理考核上，鲜有包工头式从上到下的监督，多是从下到上的自律。瑞典犯罪率很低，全国八百万人口，每年不到一百人犯罪，而大多是因偷酒和自行车，及酗酒开车被抓的，暴力犯罪很少发生。有趣的是，对待少年犯罪者的办法，是把他们送到太平洋的小岛上去度假，让他们自我反省，因为瑞典人遵循“性善论”理念，所以要想在这个国家当坏人，还真不容易。
瑞典这种自强而不争的理念也感染了欧洲其他国家。我在欧洲游学期间，总的来说发现欧盟各国人民的心态都比较平和并乐于助人，至少在援助发展中国家和保护环境方面，欧盟已经远远走到美国的前面。瑞典在申根条约之前，就已和北欧五国签订消除边界、实现人员自由流动的北廷条约。现在包括瑞典在内的欧盟十五国中，人员流动甚至比我国受户口制度约束的各省市间还要自由得多。
“强大”就两个字，然而对其真实含义理解不够，使得人类在过去历史中经常生活在恐怖与压力当中。今天，瑞典人那种“自强而不争”的民族精神，赋予“强大”一词以真实的涵义，这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中国而言，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首先，树立“自强而不争”的国际形象和发展理念，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驳斥建构“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能让别的国家因它的强大而不敢欺之，因它的公正而敬之，因它的厚道而乐于与之交好。
第二，“自强而不争”的观念有利于改善人们的心态。如我们改革措施中能融入这样的观念，老百姓将不会为竞争加剧和失业压力而恐惧，社会矛盾也得以缓解，人与人的关系会恢复和谐与信任的境界。
第三，“自强而不争”的观念，有助于促使那些西部大开发的决策者和建设者，去认真思考什么才是西部大开发的真正目标和模式？我们是打算建造一个混乱而污染的世界垃圾加工厂，还是还西部一个碧水蓝天？是让西部人民生活在竞争与失业压力的恐怖中，还是让他们在舒适悠闲的生活基础上，按自己的兴趣为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
高福利社会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不明白高福利社会意味着什么，而且想当然认为这是一种鼓励懒汉的制度，真让人扼腕……
高福利的社会，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多地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是简单的维生去工作，意味着鼓励人们更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意味着当人们尝试冒险失败后不至于堕入无底深渊，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而这些对于终日忧心于生计的人而言只是奢望而已。
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公平
瑞典等北欧国家也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公平、平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瑞典还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如他们搞“基金社会主义”、“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该制度由科皮、麦德内尔等发明，它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通过这样的“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资本家游行，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
好静的瑞典人
无论你到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一般都听不到大声嚷嚷、吵杂哄闹的噪音。如：马路上、市区内来来往往的车辆，你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和自行车的铃铛声；在大小百货商场、商店、集市贸易或饭店、酒吧、旅店，你同样听不到任何喧闹或噪声；在火车、公汽或船上，你也极少听到有说话或嬉笑的声音。偶尔有人在这些公共场所聊天，那也多是轻声轻气、近似耳语。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到瑞典的情景。那是我和女儿到哥德堡后我先生带我们乘公汽到所住公寓。因我和女儿是乍到异国他乡，加以又见到久别的亲人，所以心情显得有些激动，坐上车后便向我先生问这问那的。很快我就发觉我们的“高声语”招来了车内其他乘客异样的目光。我先生示意我们不要再言语了，并悄声地告诉我们：“瑞典人好静、胆小，我们这样说话会把他们吓着的。有话到家再慢慢说吧。”仔细看看车内的乘客，发现他们个个都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无一声言语，无一点动静，也无一丝表情。第一次目睹到瑞典人如此好静的情景，我很惊讶。
其实，瑞典人的好静是全瑞典极为普遍的现象。它不仅体现在公共场所，在各住宅区域也不例外。本来，住宅区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自由空间，而在这里却几乎没有噪音，没有喧闹。不论在公寓区、别墅区还是孩子们娱乐、玩耍的天地，处处都是安安静静。邻里之间，碰面时彼此都客客气气，平日里谁也不打搅谁，即使是上下左右的邻居，你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大的动静。大人是这样，孩子也如此。在哥德堡，我们与一家瑞典人做了两年邻居，若不是上下电梯时见她推着一对双胞胎儿子，根本就不知道她家还有那么小的两个小宝宝。
在一些供孩子游乐的场地，人们时而可以见到孩子们到那里玩耍、嬉戏。这些孩子中，不论是大些的或小点儿的，他们都能友好相处，玩到一起；不曾见他们吵吵闹闹，发生“战争”。有时我也留意观看那些襁褓里的小孩，发现他们多是乖甜地坐或躺在童车里，未听到过他们的哭声、闹声；再细看，发现他们的嘴里都吸着个空奶嘴，那一张安静又甜美的小脸蛋可爱极了。
的确，在瑞典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节假日，一年四季给我的印象都是那样的静。好在我是个喜欢静的人，也就较容易适应这里的静。即便如此，有时我还是难以适应那种让人感觉静得如“一潭死水”的状态。最初，我把瑞典人的好静误看作是他们太怪、太缺乏热情，后来从瑞典人对待工作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上，我才发现，瑞典人的好静正是瑞典的民族实质所在。瑞典是诺贝尔的故乡，试想，一个浮躁、没有特性的民族能造就出诺贝尔式的世界级名人巨匠吗？
但话又说回来了，瑞典人好静并不等于他们就是死气沉沉，不要活跃。从另一方面看，瑞典人又是很好动、极活跃的。诸如滑雪、溜冰、游泳、球类、跑步等各种剧烈的运动以及到海滨或各国名胜景点游览、户外探险等，瑞典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能踊跃参与，身体力行。
总之，瑞典人好静是瑞典整个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最具特色的品格和风貌。它不仅代表了瑞典人最普遍、最基本的素养和气节，也代表了瑞典民族最优秀、最普通的社会公德和素质。
我眼中的瑞典人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西和西北邻挪威，东北接芬兰，东临波的尼亚湾和波罗的海，西南濒北海。作为全欧洲的第四大国，当你一踏上它的国土，映入眼帘的是碧蓝色海水环抱下的一片片绿地，到处是绿的森林、绿的草坪、处处生机，体现出瑞典王国人民的文化精神及文化素养。
“四高”独具特色
在瑞典期间，先后走访市政府、国防部、研究中心、医院学校、社会保障及企业等部门，使我悟出其经济稳定的“秘诀”有三：
(1)政治与社会稳定是基础；
(2)发展经济的战略是“不搞生产资料社会化而是对国民收入分配实行社会化”；
(3)劳动力增长，资源开发同经济发展速度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或略有超前。
经济稳定突出表现在独具一格的“四高”体系即高福利、高生活标准、高税收和高收入。瑞典实行高福利政策，而高福利的资金保证来源于政府对企业及个人的高税收。瑞典人口仅870万，自然资源很丰富，工农业均很发达，因此能保证劳动者的高收入，而高收入则奠定了瑞典人高生活标准的基础。以人们关心的工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相比，一般可保证前者比后者高2—4％，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是年年在提高。瑞典还有一个令国人感到惊奇的现象：每逢7—9月，除了交通、商业、饮食、旅馆等服务业在运转外，大部分工矿企业都停产关闭，职工们都置身于地中海沿岸的优美景色或沉醉于瑞典西海岸迷人的帆影水色之中。表面看来，瑞典人太能享受，但我发现，它是建筑在平时高效率工作创造出财富及高度文化素养的基础之上的。在瑞典学习期间每周至少有2—3天安排晚间讨论直到19:OO，然后才是晚餐及娱乐活动，使人能较深地理解“四高”体系来之不易。当然，在瑞典报刊上也时常看到讨论社会保障的文章，中心内容是完善的瑞典体制会养懒人，瑞典未来寄希望于改革。
绿色的力量
当从飞机上俯瞰瑞典版图，映入眼帘的是在哪碧蓝色海水环抱下的绿色世界。无论是欧洲驰名的生产VOLV0牌汽车的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或科学小城卡斯坦达、首都斯德哥尔摩，到处是绿的丛林及草坪、绿的河湖及与之相映和谐的城市景观，往往雪后景色更富春意。我在这里，一天中竟可寻到一年四季的拍摄对象。迄今令我难以忘却的是件看来虽小，但我们却难以作到的事：有一次随几位外国朋友到哥德堡西岸游览，见三个14—15岁男孩在水边钓鱼，那动作及认真的神态吸引住我，我们交谈片刻，一个名叫汉斯的男孩钓上一条看上去有近半公斤重的鱼，还未等我问这是什么鱼，他已将这漂亮的鱼甩手抛入水中，当我惊奇地问为什么时，他很自然地答到：“因为它太小”。望着这小岛及汉斯，我怎能不感叹呢?我仿佛明白人们常说的第一流环保生态意识的瑞典国，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环保意识不强的人看来，如此教育的后果恐怕无必要，瑞典人会不会有“洁癖”呢?但我认为这正是瑞典环保决心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标志，因为全体国民已经动员起来了。在瑞典城乡街区两旁处处是浓绿的树木，天鹅绒般的草坪，城市里几乎没有一块裸露的土地。连楼房的墙壁上、阳台上、别墅区的栅栏上以及高大的树木上都有绿色的植物，一片片葱绿。就是初冬时节，大雪过后，绿色草地又呈现出来，给人以浪漫的情趣，这就是绿色的力量!
红绿灯的启示
法律意识及文化在瑞典是自觉的行为。瑞典人缺少灵活性，红绿灯下看得最清楚。瑞典没有交通警，若不是组织到警察局去参观，我竟不敢相信瑞典备有完善的警力。与中国不同的是凡有交叉口必有红绿灯及供残疾人使用的盲道指引器。红绿灯和圣旨差不多，红灯停，绿灯行，决不例外。有时令人不解的是：明明路口空无一人，汽车也一定要等绿灯亮才走。在路上瑞典人似乎很傻，我认为瑞典人象鲤鱼，中国人“精明”得活象泥鳅。几十天过后，我从红绿灯中获得启示，并非我们精明，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律意识，恰恰因为管理的不健全，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应有“灯”的地方无“灯”，而不该有“灯”的场所却常设长明灯。交通无休止地堵塞，不仅有管理差距，更有人的交通意识的差距。瑞典的交通安全居世界第一，这也是瑞典倡导交通安全文化的功绩之一。
1996年瑞典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为565人。这个数字与瑞典拥有的400万辆汽车相比，在世界各国中是最低的。对此瑞典公路局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克劳斯·廷瓦尔仍强调：“565人死亡即565场灾难，因此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应指出：瑞典交通事故最严重的时期是60年代中期，当时每年死亡1300多人。1989年的车祸死亡人数减少到904人，其后年年呈下降趋势。为什么在汽车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瑞典的交通事故却能逐渐减少呢?廷瓦尔说，汽车质量不断提高，公路条件大大改善和驾驶汽车的18岁以下年轻人减少是交通事故减少的主要原因。如今，在瑞典基本上见不到堵车及交通事故情况。
富而不奢
瑞典的一位心理学家讲过，如果按国民的纪律性和组织的难易来打分，日本人得90分，中国人得60一70分，而瑞典人只得40分。的确，瑞典人很讲究性格的独特性，愿意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不违心去做任何不愿做的事情。在我参观研修过的企业中，可以看出管理的透明度，如企业每年都印有反映本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组织等情况的年报，并将年报公之于世。瑞典人是享受世界第一流生活标准的，其富裕程度即使在萧条的时候，它的经济指数也排在全球前五位，但它仍不忘节约，没有必要花的钱不乱花，如办公用纸，一般有两种(档次都很高)，其一同我们的普通办公用纸为16开本，其二虽也是16开本，但首先剪成四份再装订在一起，用小纸写东西时可节省；瑞典的宴请观一是少，二是主随客便，席间以交谈为主，分餐而食，中午均吃工作餐，决不摆阔气。无论是参加市长、经理的宴请均同职工同吃一种餐，我以为这种习惯及文化值得我们深思并认真学习。
物有所值
“物美价廉”是中国人购物的典型准则，无论是谁，只要用较低的价格买到质量较好的商品都会兴高采烈的说：“这回我可赚了”。甚至专门热衷于购买处理品，可在瑞典商店虽也有降价商品，但绝找不到“跳蚤”市场。瑞典人的购物观绝不追求价廉，他们认为物美价亦应美，一分价钱一分货。瑞典人的消费心理是追求高质量及其“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他们常讲“宁要好的，要称心如意的，但不是便宜的”。当我提到日本商人会做生意，日本产的汽车和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时，瑞典人却说，虽然日本人创出了许多商业奇迹，产品也颇有竞争性，但某些产品在瑞典却市场不大，这主要是由于瑞典人不受价格低的诱惑，如日本的丰田牌小轿车就是比不上瑞典的富豪牌(VOLVO)汽车。瑞典人对高质量的需求养成了一种一丝不苟的社会风气。中国人应学习的绝不是消费上攀比，而应是“创造上攀比”及精益求精的态度。
瑞典各地的消费指导官除了帮助那些在家庭收支方面有困难的消费者外，还常常就各种消费问题给消费者提供咨询，包括十分具体的购物、退货等问题。消费指导官把帮助消费者解决与厂商的矛盾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舍德坦利市的消费指导官吉姆雪女士介绍说，有一天，有个姑娘拿着一双皮鞋找上门来，说她不久前买了这双价格700瑞典克朗的皮鞋，可没穿多久边上就开了胶。她找到商店，服务员为她做了修理。可过了几天，鞋又开了胶。这一回，她向商店提出要求退赔，可商店不答应，她便找到消费指导官。吉女士为了这双鞋给那家商店打了四次电话，最后那姑娘才得到了赔款。吉女士说，根据瑞典的消费法规，商店应该保证售出的产品质量，在一定的期限内，遇有质量问题，顾客有权利要求换货或退赔。事实上，消费指导官不仅十分了解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各项法规，而且还和政府、司法部门、银行、社会服务机构、税务机构、竞争管理局等保持密切联系，这些联系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威望，也有利于他们处理问题。
质量立国
在中国产品质量日益得到重视，但与瑞典比较有差异。瑞典人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产品还存在质量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是商品其质量就应该是合格品；其二，政府不应对产品质量下结论。在瑞典因为是市场经济，一切均由用户说了算；其三，瑞典大多数企业都经过国际标准IS09000系列质量标准的认证。从瑞典的实际中反映一种观念上的反差即如何判定及监督产品质量，在瑞典这高福利国家，竞争的法则也是无情的，顺顾客者昌，逆顾客者亡!企业员工很清楚要绝对保证出厂产品百分之百合格，因为1／1000的失误也会给公司的牌子抹黑。我的深刻感受是：瑞典公众良好的素质应归功于瑞典的教育，全面的教育使多数人树立了公德观念并具备了良好的知识实力，这是保证干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文化呀!文化!竞争越是激烈，企业越需要全面的文化提高。在瑞典企业中，质量文化是企业追寻的主要目标。
文教兴国
我国的教育侧重于理论(包括外语教学，培养的学生只能看，不会说)，从小学到大学只要理论课分数考得好，就能获得文凭。因此在我们的企事业单位中确有一些“虽有文凭，实际没有工作能力”之人。瑞典的教育体系从上到下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斯德哥尔摩防灾学院笔者看到学生在研讨风险地图，在实战中参加救火抢险训练，这一切绝非走过场。在瑞典企业中看重真才实学，企业内定岗定编采取精简的原则，混饭吃的人自然很少。在交谈中发现，在物质与精神需要方面他们与中国人有所不同，瑞典的某大学教授讲，世界上虽第一需要的是物质，但如今在生活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少量的物质刺激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更能刺他们的倒是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功。尤其特殊的，大多数企业的销售人员并不按销售额提奖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干，销售工作也有地位，也有文化，也是重要工作。事实上，在瑞典这个并不古老的国度中，国情及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始终，到企业去，感触最深的就是厂史介绍，它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可继承性，很令人回味!
顾客市场
如经常可以听到企业家讲“我们靠用户生活”；“一次性交易等于无交易”；“我们的全部希望是让用户再回来”；“我们绝不卖机器，而是卖功能”；“我们的战略在市场上是否成功将依据用户的认可及优选来衡量”。瑞典企业无论从设计到制造都注意产品的高性能、高质量、可靠性、有效性和低消耗，各公司都有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坚持用户即上帝的座右铭的显著标志就是瑞典公司周密地为用户提供各种售前售后服务。正如瓦伦堡控制集团的公司战略宣言中所述“不能因为售出产品而离开用户，而应设法继续满足用户各方面需要，否则就等于自己关闭了自己企业的市场”。不仅工业企业，瑞典的北欧斯安银行是北欧最大的金融集团，它除了做好传统的银行业务外，还发展了多种服务手段，它强调要使自身成为一个金融服务的“百货公司”以面向全社会的广泛需求。
在瑞典的另一最大感触是不仅企业家在推崇“用户就是上帝”的真经，一般职员也更努力奉行，无论是大学图书馆理员小姐，餐馆及州的服务员，大小商店的售货员，汽车、电车、地铁、火车、飞机上的乘务员及空姐，都非常讲究礼貌，微笑迎送，忠于职责，全然找不到态度生硬者，更见不到“官商”作风。每逢在行走中寻问路，往往因为对方的热情，有受宠若惊之感；如若在公共汽车上下来走错了方向，司机会停下车，跑下来亲自为你指路。我想这确早已不属于他的职责，但这些“小事”形成并反映的文化内涵，恰恰是我们这个最富传统、历史最久远的国家应补上的现实缺陷，因为不如此本属我们的传统、文化、美德都会丢光的。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物质产品并不十分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但如果企业过分靠物质刺激的方式来鼓励生产积极性，会腐蚀人们的精神。如何将精神与物质鼓励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体现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力的作用，我认为瑞典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思考。是的，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都应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及现代文化，以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
看瑞典人如何处理生活垃圾
许多来过瑞典的朋友都对我说，瑞典看上去很美，作为游客，他们大多是凭第一印象。而作为一个云游瑞典多年的“熟人”，我知道瑞典为什么看上去美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垃圾处理系统。许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做法，去年回国我发现中国有些城市也开始采取类似的措施了。不过，瑞典的垃圾处理系统还是有不少新颖的、值得一提的地方。
生活在瑞典，住公寓的，小区有生活垃圾倾倒处；住独立的房子也各有自家的垃圾箱，由环卫部门定期来处理，这自不必说。事实上，在瑞典甚至连落叶泥土沙石也是不能随便丢弃的，如果你家里有花园，那么你每次清扫花园后产生的垃圾，都需要装好送到回收站。这样一来，花园里的花土岂不是越来越少了，没错，但是瑞典政府替你想好了，他们把你送来的枯枝残叶，回收处理后再卖给你，5包普通的花土卖100克朗，不贵，但不免费。初到瑞典时，这的确让我觉得过于严苛，而且颇不方便。而瑞典人似乎早已习惯了，一般周末去回收站送花园垃圾的人比较多，特别是开春后，回收站总是排着长龙。瑞典人普遍觉得随便倾倒垃圾是很丢脸的事，环境是大家的，在这点上瑞典人的整体意识相当高。
瑞典人在废品回收方面也非常聪明，他们不仅仅回收旧轮胎、旧报纸、旧汽车、旧电池，现在又有新的条文来规范电子类产品回收，比如电视、电脑等，而且已经贯彻执行超过了每人10公斤电子垃圾的目标，这大概算是世界记录了。其实有不少电器完全还可以用的，只是过时而被淘汰。政府的回收公司将它们处理后又可以派上用场。这就是回收的好处，保护了环境，也合理回收利用资源，使得废品不废。
瑞典的超市在垃圾处理系统中也占据很重要的一环。瑞典所有的中大型超市都设有回收站returstation。这里会分门别类摆放着许多垃圾箱，上面标明专“吃”某种垃圾。有的回收金属类包装盒，有的回收报纸杂志，有的回收塑料包装瓶和罐，分类之细，玻璃制品连有色的和无色的都要分开放。
瑞典家庭上超市会习惯带着空的饮料瓶和易拉罐，这种回收是有钱折回的。机械化年代，完全自助式，废品回收也很简便，不懂语言都没有关系，各类瓶子的标示很直观。瓶子放进机器，全部放完，按钮，就会有收条出来，然后拿着这收条在超市购物或者直接兑换成现金。
瑞典有些小孩子会在公众场所拾捡这类饮料瓶和易拉罐然后在超市兑换成零用钱，那是瑞典的垃圾清理小“义工”。瑞典也并不是人人高素质，随便扔垃圾的也会有，看看学校附近或者人流量大的地方，就知道了。所以这些小义工的作用还不小呢。
想想我们小的时候，牙膏皮、橘子皮、玻璃瓶等等只要能够回收的全都踊跃地送到废品收购站，难道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穷？现在“富裕”了，这样的事就没人愿意做了，甚至就连曾经活跃在巷尾街头的废品回收站也都渐渐消失了。
只说自己的方言只用自己的乡亲
瑞典有几千青田人
20世纪90年代，时任瑞典首相的卡尔·比尔特曾这样鼓励瑞典人：我们应该向中国移民学习。他们最初都是赤手空拳来到瑞典，用不了几年就有了自己的餐馆或店铺。他们勇于创业，而不是躺在政府的救济金上。
康有为是瑞典华人的骄傲
的确，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一样，瑞典的华人也以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著称。这些人刚来瑞典时一文不名，但几年后，他们就能买房子、买车，自己开公司了。然而，在他们高强度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后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苦痛。
据考证，1786年，一个名叫阿福的广东船员成了第一个来到瑞典的华人。他这样描述瑞典：“人很少，但很好。”第二个来瑞典的华人也是一名船员，叫谢清高。而第三个到瑞典的华人就是康有为。他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周游欧洲，一度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觉得瑞典社会非常稳定，不像中国每次革命运动后都要杀头。据说，瑞典现在还有一个小岛属于康氏家族所有。这里的华人至今仍以康氏也曾是其中的一分子而骄傲。
目前，大约有2.5万华人移民生活在瑞典，其中越南华人占50％，中国大陆移民占40％。在这40％的大陆移民中，又有半数来自中国浙江的青田地区。
一个人带来一村人
每次说到青田人，总让我想起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室外活动的时候，都牵着一根绳，前面的走，后面的闭着眼睛就可以一个一个地跟着。青田人也是这样，他们来瑞典时也没有放下这根“绳子”。
青田人来瑞典有两种途径，一部分人通过跑船到法国、德国做生意，然后再移民瑞典；另一部分人是穿越西伯利亚走过来的。那时的西伯利亚没有铁路，他们一边走一边卖中国的丝绸，还有青田石雕。然后，就这样一路走进了瑞典。2001年去世的青田移民朱耀进，就是1939年从德国来到瑞典的。他先是出售手工艺品，不久就创立了第一家青田人的中餐馆“中国楼”。从此以后，青田人便在瑞典扎下了根。
在瑞典，政府有明文规定，移民每开一个小型企业，就可以根据规模、投资多少从家乡雇用若干名自己的同胞。因此，只要有一个青田人出来了，他们便会带来一村子的青田人。在餐馆打工的小张直言不讳地说：“我没什么文化，凭着假结婚来到瑞典，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法还清出国时借的债务，但出来我一个就好办多了。”
在瑞典，青田人以他们开的餐馆而知名。仅在斯德哥尔摩，就有30多家中餐馆是青田人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瑞典的中餐馆还是由来自香港、台湾的华人主导，他们的铺面很大，装潢也比较讲究。但随着中国内地移民，尤其是青田、温州人的不断涌入，他们先是成了在餐馆打工的主要劳动力，然后再逐渐地接手管理，进而全面买断。青田人接手餐馆后，由于肯吃苦，所以馆子越开越大，规模甚至超过了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开的餐馆。
青田人将自己封闭起来
目前，青田人在瑞典华人中所占的比例已远远超过了青田在中国地图上所占面积的比例。青田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方言，而每一个青田人又有很强的宗亲观念，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但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进入瑞典，其想法都很简单，就是赚钱养家。
小朱来瑞典10多年了，刚开始因为不懂当地语言，几年来他一直在中餐馆的厨房里打杂。中餐馆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从上午9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10点打烊，每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等一切都收拾妥当时已11点多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和一群同乡摆开“麻雀大战”，直到凌晨方休。因为他们吃住玩都在餐馆里，所以老板说开工就工作，一收工就开赌。就这样，夜以继日，直到现在，小朱连瑞典的风景名胜都没去过，也从未到瑞典的电影院看过电影。但小朱说，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学会了一些瑞典语，他不用再像以前一样窝在后厨拼命干活了。现在，小朱偶尔也到前面招待一下客人，至少他见到了高鼻子的瑞典人长的什么样。
来自青田的吴老板告诉我，青田有50万人口，在海外的就有30万—40万人。剩下那些留守的青田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国外亲属往家寄钱。去年，一位在瑞典餐馆打工的青田老人回国时，在机场被扣了下来，因为他带了80万瑞典克朗的现金。
在采访中，当我和一些餐馆老板提起中国时，他们都说很想回去，可为了孩子，他们不得不留在这里干活。对孩子来说，瑞典是天堂，但这些中国人的孩子在进入这里的教育体系后，变得很难再与国内接轨了，很多青田人的小孩除了会一点青田方言外，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香蕉”———黄皮白瓤了。
在瑞典要学瑞典语
在瑞典5年，我没学会瑞典语。每当瑞典朋友问起此事，总有些难为情，他们认为，不会说瑞典语不是智力问题，就是对瑞典有成见。因为学瑞典语不但免费还有津贴。许多移民就这样一年一年学下去，以此为生。
刚来时曾经紧张过。办理身份、工资、银行账户、租赁住房等等都需要签字，看不懂瑞典文，不免想起“杨白劳”的故事，可想到瑞典人都很讲信誉，也就一签了之，倒也从没出什么问题。从此开始心安理得地体验“文盲”的滋味。瑞典是发达的国家，虽然有1％的文盲，但人人能讲英语，虽然口音明显，语法随意，倒是简单易懂。但是，因为不懂瑞典语，还是闹出不少麻烦事来。
我家为什么停电了
瑞典的纸不值钱。每天回到家，门口总有厚厚一堆信函。刚开始，还一一过目，后来明白，这些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的印刷品，大多只是各种广告而已。于是经常看也不看，一扔了之。
一天，回到家里，开灯，灯不亮。开电炉，电炉也不热。再开冰箱，天啊，所有的速冻食品，全都化掉了！走廊里灯火通明，邻居安然无恙，心里不禁气恼，一定是电力公司出了问题。明天打电话，至少得让电力公司把食物钱赔出来！
第二天，电话打过去，对方却说，是我自己中止供电合同的。我什么时候中止过合同啊？对方说，合同早就寄给你了，上面说得明白，一个月内不返回，作为中止合同处理。一时哑口无言。那份合同，很可能早就随着各种广告飞进废纸篓了。明知自己理亏，一肚子闷气只好咽下去。
从此，不敢对门口的信函掉以轻心。判定可疑的，马上请教同事。有一次，同事帮我翻译一封信。她看一眼信，快速掉转头，慢慢翻译。再迅速看一眼，急速掉转头，慢慢翻译。恨不得闭着眼去看那封信才行，让人好生疑惑。原来，那天请她看的，是我一年的税单，我的收入、银行存款、缴纳税额等等全在上面。在瑞典，个人收支是至大隐私，密友之间也避免谈起，其中原因，说来话长。瑞典税高，乃世界之最，税收几乎占国民总收入（GNP）的60％。哪些信能请教同事，哪些信得自己钻研，或咨询主管部门，成了我的一门新学问。
“睁眼瞎子”的苦楚
不会瑞典语生活在瑞典，不像开始想象的那么轻松。电影是英语的，新闻是瑞典语的，学术是英语的，朋友聚会是瑞典语的……瑞典公交系统大罢工，新闻里不断报道，因为没听懂，第二天还是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雪地里等车等了半个多小时。银行里有一点备用款，虽然不多，但没有一个瑞典人会像我那样把钱一扔就不管了。利息少得可怜，加上30％的税和通货膨胀，存钱就是贬值。增值、保值的渠道很多，如基金、股票、风险投资等，但都得用瑞典语去研究。
几次下决心学瑞典语。白天没时间，可以上夜校。于是认真地坐下来排任务表。第一发表文章。文章是“硬通货”，比学位更管用。第二当然是拿学位。第三是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学不会瑞典语。这样一排，到了学瑞典语的时间，总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更何况女儿一来，所有任务都自动作了战略性转移，更不要提瑞典语。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了。
痛下决心学瑞典语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科研力量，战斗在火线上的，50％以上是外国人。来到新部门，大吃一惊。四十几号人，就我一个“老外”。系里组织防火知识讲座，秘书打了不知多少电话，查遍了斯德哥尔摩所有消防部门，总算找到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消防员。他讲一口纯正的、明白无误的英语，只为了我这一个瑞典语盲。
一位同事善解人意地说：“是啊，中文与瑞典文的差别，真是天上地下，哪像欧洲人学瑞典语，不过学另一种方言而已。”另一位同事很人道主义：“你为什么非得学瑞典语？谁要你学瑞典语，你就要他学中国语！”还有一位同事谦虚地说：“我们瑞典这么小，再过100年，世界上说不定没人会说瑞典语了。学它干什么呢。”
他们越这么说，我越不安。瑞典语问题，不但变成了大家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与能力、与对瑞典是否尊重的问题。
那一天，陪女儿体检，校医是一位五十开外的女士，得知我在瑞典生活了5年仍不会讲瑞典语，女士变得愤怒起来：“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么特殊！土耳其人、泰国人都能学会瑞典语！中国人为什么就是要拒绝瑞典语？你们忙，你们最终要离开……可你们的孩子生活在这里，你们不懂瑞典语，不利于孩子的发展！虽然瑞典人都能讲英语，但这不一样！我与同事每天都谈一些工作以外的琐事，或者说是‘废话’，但这些‘废话’，也是人际交流的一部分！是你们失落的一部分生活！这对你们是不公平的！这是我的名片，我愿随时出席你们的部门会议，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如此漠视这个问题，是不人道的！我对见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说这些，可没有一个人行动起来。但我还是要说。不光为了生活在这儿的中国人，也为了你们的国家！”她情绪激动，说了远不只这些。我静静地听了半个多小时，感动得眼泪快要流下来。比较实际的行动，是从院报上剪下一小段文章，贴在办公桌上，每天请同事教几个字。没过多久，就把那篇小文倒背如流。文章大意说：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博士生教育在1997年大获丰收。当年毕业167位博士，其中35％来自中国。
这则消息，使我学习兴趣大增。一不做，二不休，马上拨通了外国人教育局的电话，报名学瑞典语。办事员马上约好了面试时间，以决定我起步的水平线。
来瑞典5年之后，开始学瑞典语。一年半载之后，很可能又要离开。但为了女儿的发展，为了那位热心的女士，为表示对瑞典的尊重，为一展中国人学瑞典语的能力，终于踏上了学瑞典语之路。
是什么支撑了北欧的高福利制度？
北欧国家，以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闻名世界。最高的福利和最小的贫富差距，令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羡慕和向往，也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笔者最近到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作了一次为时10天的旅游。带着增加对北欧“神话”了解的动机，在匆匆的旅游行程中，我总是尽量多询问和多观察有关北欧的福利制度问题，出发前还看了一些有关材料。我心中的问题是：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因素支撑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北欧的经验对中国是否适用，抑或有没有借鉴价值？
北欧的福利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是普遍的，广泛的，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个阶段都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北欧各国都鼓励生育，生了孩子能得到政府奖励，多生多奖；芬兰的产妇享受一年带薪产假，工作岗位保留；如果产妇嫌产假太长，想去上班，丈夫则可以替她在家照顾孩子，也同样享受带薪“产假”；幼儿在幼儿园里一切免费。小学、中学、大学从学费到吃住都免费或享受高补助。瑞典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占学生总数30％的出国留学生得到政府资助。全民享受医疗保险。老人有养老保险，政府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专门的公寓，有优质的护理。失业者有失业救济金，丹麦目前失业救济金每月为1800美元。总而言之，人们无需为孩子上学、个人就医、赡养老人发愁，也不必攒钱养老，即使没有工作也有饭吃。醉鬼也能住上低价房屋，移民、难民也能享受到多种福利，一切弱势群体都能得到照顾。
北欧实行福利制度最早、影响最广的当属瑞典。瑞典被公认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又称之为“瑞典模式”，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瑞典就对部分在职职工实行包括工伤、疾病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险，以后又实行失业保险。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完善其公共福利制度，并为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儿童、老人的护理提供优厚的补贴。这种福利制度加上累进制的税收制度，缩小了人们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使得这个社会既不可能有人拥有一切，也不可能有人一无所有。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说过：“出生在20世纪的瑞典好比是抽中大奖”。这说明，连一些美国人也羡慕瑞典的福利制度。
高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北欧各国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个环节都要缴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30－50％。政府靠庞大的税收支付各种各样的福利开支。“羊毛出在羊身上”，福利来自纳税。不过，纳税的多少是不一样的，收入高的人纳税多（由于税收累进制，瑞典高收入者70－80％所得要缴税），收入少的人纳税少，但所有的人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是平等的。高税收又与高工资紧密相连，目前北欧诸国的平均月工资在3000欧元左右。
支撑这种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的基础是什么呢？据我观察，主要有三点：
一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大。
北欧诸国给人的印象都是“小国寡民”，其实除了只有4.3万平方公里土地、500多万人口的丹麦可以算“小国寡民”外，瑞典、挪威和芬兰只是人口少，而面积并不小，与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都算得上是幅员大国。瑞典近45万平方公里，只有920万人口，挪威近39万平方公里、芬兰近34万平方公里（大于或相当于江、浙、皖三省面积之和），人口都只有500万。它们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即使在它们南部经济发达地区也常常开车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村庄和城镇。但它们得天独厚，都有广阔的海域和漫长的海岸线，都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矿藏、取之不竭的淡水等各种自然资源。
据介绍，芬兰仅森林资源一项可供现有人口维持目前生活水平260年。瑞典有着和芬兰差不多同样丰富的森林，还有蕴藏量居欧洲第三的世界著名的优质铁矿，南部则有发展农业之利。丹麦地处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气候温和，农牧业发达，捕鱼量占欧盟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挪威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它的西部海域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有比中国大陆海岸线还长的海岸线。
这么少的人口，这么多的自然资源，这是支撑北欧“三高”制度的客观物质基础。
二是高度发达的经济。
北欧诸国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人均gdp居世界前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2006年，挪威人均gdp达到45449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卢森堡。丹麦、瑞典、芬兰分别居第六、第八和第十位。
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先产业而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芬兰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成为世界第二大纸张、纸板出口国，第四大纸浆出口国，以及重要的林业机械和船舶制造国。我们在赫尔辛基港参观了它生产的能破5米厚坚冰的破冰船。近十几年，高科技信息产业异军突起，诺基亚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商，在世界最强企业排名中位居前列，占世界销售市场38％。芬兰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2004－2005年度“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瑞典是北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尤以制造业闻名，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90％以上。它的采矿、优质钢、汽车制造、造船、木材加工都非常出色，有世界最大的轴承生产企业，有沃尔沃汽车、宜家家具、爱立信手机等世界名牌。我国进口的20组高速列车车厢就是瑞典生产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3％，但粮食自给有余。
挪威是西欧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丹麦是“世界食品库”，其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居世界前列，猪肉、奶酪和黄油的出口量分别居世界第三、第四位，是欧盟最大的捕鱼国。它的嘉士伯啤酒和ecco皮鞋名扬天下。丹麦人自豪地说：“我们最小，但我们做得最好”。
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科技，是支撑“三高”政策的根本。
三是高素质的国民。
北欧诸国，基本上做到了人人受过高等教育，绝大多数人懂两种以上外语，国家十分重视科研人才培养，企业十分重视人才培训。
北欧人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瑞典人有许多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发明。赫赫有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是硝化甘油引爆剂、雷管、硝化甘油固体炸药和胶状炸药的发明者，荣膺“炸药大王”称号，当今世界科学最高奖“诺贝尔奖”，就是用他的捐款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瑞典人是温度计、体温表、扳手、轴承、电冰箱、手机、鼠标、牛奶分离技术和牛奶保鲜包装技术、安全火柴和酒精测试仪的发明者。沃尔沃汽车是公认的安全性能最好的汽车。丹麦人在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解剖学和免疫学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有12位丹麦人获诺贝尔奖。
北欧人的高素质，还突出表现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纳税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自然，逃税一旦被揭发将在社会上无地自容。努力工作是社会风气，如果一个健康的人不好好工作，而靠吃政府救济金，将受到社会鄙视。政府官员都非常清廉。
人的创新精神是北欧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经济保持繁荣的重要推动力；全体国民高度的守法意识，特别是自觉的纳税意识，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顺利实行的重要保证。
当然，北欧能够实行“三高”政策，还有一些其他条件。如长期没有战争，对外奉行“中立”政策，国防开支少等，也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财富积累。
北欧能实行“三高”政策，是由北欧诸国的国情决定的。这种政策虽然令人神往，但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照搬照抄的，即使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难做到北欧那样。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起步晚、财富积累底子薄、法制不健全和执法守法意识不强的发展中国家，是实行不了的，勉强实行只能有害无益。
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缩小了人们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财富不均、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世界上公认，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标准是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北欧的基尼系数只有0.25，是目前世界上最低的，比中国改革开放刚实行的1978年的0.16略高。近些年，北欧国家较高收入的人群，对高福利有些不同的声音，认为这是一种贫富“拉平”的政策，不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但据说广大劳动群众是满意的。西方经济界也有一种看法，美国作为一个有近三亿人口的大国能一直保持比北欧和西欧更强的经济发展势头，是因为美国的基尼系数比它们高，维持在0.37－0.40。
如何求得“刺激劳动积极性”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平衡，如何做好劳动机制与福利机制的调节，这是各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北欧诸国注意抑制贫富不均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精神是可取的。我国近些年来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偏高。我们应借鉴北欧政策的精神，通过税收、扩大教育和医疗保障、增加就业等举措，抑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当然，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实行社会保障，维持怎样的基尼系数，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来决定，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由瑞典男孩生日引发的举国讨论
去年下半年，整个瑞典社会都在进行一次社会问题的大讨论。而整个讨论的起因只是因为一个男孩的8岁生日。
莫尔生活在瑞典南部一个小镇，就读于镇上的慕斯皮丽兹小学。2008年6月的一天，是莫尔的8岁生日。生日这天，莫尔有一项特殊的权利，他可以在上课时分发他的生日邀请函。这是一项传统，一旦过生日便会请同学去家里做客，参加生日派对。
这天在课堂上，莫尔照例捧着一堆请帖逐个发给每个人，发完之后，细心的老师发现，并非所有的同学都拿到了请帖，有两个男孩手里空空的，因为莫尔根本就没打算邀请这两个同学。这事让老师吃了一惊，马上报告了校方管理层。
没多久，校方做出了令莫尔十分难过的决定：校方没收了他发出的全部邀请函。校方的理由是，莫尔有歧视同学之嫌，并强调防止歧视是学校的职责。在校方看来，这么做是为了维护那两个遭“歧视”孩子的权益。对莫尔来说，他的生日聚会毁了；对于莫尔的父亲来说，这事情没那么容易了结。
莫尔的父亲表示，那两个没有收到请帖的孩子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其中一个过去没有邀请莫尔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另一个则欺负了莫尔六个多月，现在他们已经绝交了。莫尔的父亲认为，孩子有权利选择向谁发出邀请，学校无权干涉。随即，他向瑞典国会监察使提请申诉，认为学校侵犯了莫尔的公民自由权，希望讨回一个公道。
而慕斯皮丽兹小学则认为莫尔这样做伤害了其他孩子的权益，并向国会通报此事，校方的理由是：“如果请帖要在学校里发放，那么就必须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歧视发生”。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瑞典国会和国会监察使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前者主要司职立法，后者专门对权力机关行使监督。
事情并没有在等待国会监察使仲裁的过程中偃旗息鼓。其间，瑞典社会对此事进行了一场大讨论。
有一方观点认为，学校做得没错，在大庭广众下遭到同学的“歧视”，会使这两个孩子心理受挫。
另一方观点则支持莫尔的父亲，道理很简单，公民自由权不可侵犯。不过，似乎学校的所作所为也情有可原，有人解释，学校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瑞典在北欧地区代表了宽容精神，但在国内仍然有“排外”这样的问题存在，尤其是近年来“排外”情绪有所上升。这看起来和“莫尔事件”没有直接关联，但不排除正是因为校方希望秉持瑞典的“宽容精神”，才导致了学校做出伤害莫尔的事情来。
2008年11月13日，经过对国会监察使的报告的商议，瑞典国会为校方的不当行为专门立规：学校没有权力没收学生的邀请函。瑞典国会监察使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老师没有权力在违背学生意愿的情况下没收请帖，不论怎样，学校的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
有人这样解释国会的仲裁，它强调了儿童的公民自由权亦不能被随意侵犯，“随着议会宣布这条消息，那名8岁的不知名男孩便有可能过一个快乐的9岁生日了。”
在瑞典，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人之为人”十分重视，如何在人的界限内完善自我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所以，瑞典人尤其重视“人之初”的教育工作，如何使儿童在一个友善的环境下成长是瑞典社会长期关注的话题。
瑞典和丹麦：把运动当作家庭作业
哥德堡大学在瑞典和丹麦推行了一项“防止青少年久坐不动”的健康促进项目，具体做法包括：给学生布置体育运动类的家庭作业，给学生提供更多非竞赛类的体育活动，鼓励当地体育俱乐部与学校进行合作，小学生家长应组建走着或骑车送孩子上学小组，将停车区设立在距学校较远的地方，使家长尽量不开车送孩子上学。
在瑞典，国庆节有两个：一个是“国旗日”（6月6日），另一个是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生日（4月30日）。
2005年6月6日：瑞典国庆节终于成为大众假日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瑞典都显得格外的平静——没有战争，没有革命运动。因此没有特别的需要去团结整个国家。几乎近一百年来国家政党都在讨论如何给国庆节定位。不过现在这种讨论该结束了——6月6日已经被定位为大众假日。
一个世纪前，民族浪漫旋风席卷瑞典。在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下，这个国家很快进入了一个现在化时期。不过一些人依旧怀念过去的风格——农业化的国家，抱怨自己的祖国正在失去它应有的灵魂，一些社团相继建立为了保持一些瑞典传统的风俗，提倡创立旗帜日(nationalflagday)，在1915年社团指定一个委员为旗帜日选出一个合适的日子。
瑞典有了旗帜节
这个委员会，包括一个商人和三个军官，一致决定选择6月6日这一天。因为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瑞典统一独立后的第一任国王)在这一天加冕，同时1809年的这一天是新宪法被采用的日子。
从1916年开始，旗帜节都举行了庆祝仪式，每个夏天，士兵，学生，在斯德哥尔摩体育场进行游行，国王发表演讲。这种庆祝仪式在1960年被废止。
瑞典在近代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瑞典人对于国庆节持有一点谨慎的态度。当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了独立或停战而庆祝国庆节的时候，瑞典人的欢呼庆祝仅仅是为了那天发表的一些演讲，或是宣布的某些决定。瑞典人或许为他们的国家感到骄傲，但他们并没有多少把它们展现出来的必要。
旗帜节(nationalflagday)更名为国庆节(NationalDay)
国会中的无党派团体非常渴望成立国庆节，在做出一些努力之后在1983年旗帜节正式更名为国庆节。
自从那天开始，每年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就在斯德哥尔摩露天体育场，等地举行，伴随着传统的音乐，穿着传统衣装的孩子们，非官方的一些庆祝活动等等。不过国王、王后仍然会在这些场合出现，王后会穿着专门为那一天所设计的蓝黄相间的衣服。庆祝活动每天都会在瑞典电视台直播，不过不会吸引很多观众。一个叫做“新瑞典人(NewSwedes)”的庆典活动也会在那一天举行，参与庆祝的主要是那些在那一年正式成为瑞典公民的人们。
飘动的国旗随处可见，不过实际上，街上的人群不是很多，因为这一天同往常一样是一个工作日而不是大众假日。
国庆节应当成为大众假日吗?
又是那些国会中的无党派团体，他们强力建议国庆节应当成为大众假日从而每个瑞典人都能参与到庆典活动中来，而社会民主党——主宰瑞典政坛20年的政党，却极力反对，认为这将带来巨大的损失。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取消一个现有的休假日——取消哪一个节假日到现在依旧是各方争论的焦点。非社会团体甚至疯狂的构想将5.1国际劳动节变成一个工作日。
不管反对意见，狂热的团体继续游说国会。在1990年中期瑞典加入欧盟以后事情出现了一丝转机。那些团体说服国会的理由是：我们需要团结我们的民族精神才能在这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中生存。
一年又一年，许多团体依旧为说服国会将国庆节变成大众假日而努力着。不过事实证明想要达到意见的统一是十分困难的。
最终被定位成大众假日(apublicholiday)
在2004年的秋天，国会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圣神降临周(复活节后的第七周,尤指前三天)这个传统的假日被指定为一个工作日。从2005年开始，所有的瑞典人将在6月6日聚在一起享受他们的假期。
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不同国家比较
德 国（1998年）2.7%
埃 及（1997年）3.1%
英 国（1999年）4.2%
韩 国（1997年）5.1%
泰 国（2000年）5.2%
印 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 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用于教育,医疗的比列: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１、中国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2006年上升为24%，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十倍。
而这个十倍的前提是：中国的ＧＤＰ不到日本的60%，而财政收入却是日本的1.2倍。
60%，1.2倍，十倍，换算一下，同等条件是日本的20倍。
２、中国2004年的数据估计：
◆全国公款吃喝： 3,700亿元
◆公车消费： 3,986亿元
◆公款出境旅游： 2,400亿元（300亿美元）
◆公款赌资外流： 2,000亿元
◆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
◆而当年的财政收入是： 26,396.4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