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庆油田是我国工业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周恩来喜气洋洋地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在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千方百计地帮助大庆解决油田开发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当得知大庆职工看病就医有困难时,1961年7月,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批转了石油部和卫生部关于建立大庆油田职工医院的请示报告。
当时各地都在压缩基建项目,中央批准大庆新建这座医院是很不寻常的。通知下达后,大庆的干部、职工都很激动。
那一年的8月,刘少奇在结束了对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林区考察之后,于百忙之中视察了正在会战的大庆油田。刘少奇来到油田领导机关所在地——二号院,同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刘少奇很乐观地说道:“大庆到处热气腾腾一片兴旺景象!这个油田搞得很像个样,希望很大。”
在1963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四百二十多万吨,为我国实现石油基本自给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年的6月19日,周恩来第二次到大庆视察工作。
这次视察,周恩来所到之处都与工人们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交谈,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生活和职工家属的情况。尤其是对职工的生活,周恩来问得最多最细。
来到西油库的栈桥下面,周恩来要上去看一看。栈桥很高,大家劝总理别上去了。可周恩来还是踏着扶梯,登上四米多高的装油栈桥,值班工人给他作了罐车装油的示范。周恩来见栈桥上没有一点油污,赞赏地点了点头,并关切地问当班工人:“冬天和雨天怎么办?”工人回答说:“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周恩来听了极为高兴:“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格作风,我要向全国宣传!”
随着大庆石油会战进程的加快,来大庆视察指导工作的中央领导也渐渐多了起来。1963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周恩来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视察大庆,他对大庆人提出的“三老四严”(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赞不绝口。
1964年,中央领导到大庆来的更多了。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被誉为“红军之父”的朱德总司令来到大庆,与他同行的还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在大庆会战指挥部的二号院,朱德兴致盎然地为大庆题词:“大庆是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标兵,戒骄戒躁,永远前进。”他放下笔,兴致依然很高,凝神片刻,再次挥毫,写下下面的诗句:
八一参观大油田,采油部队建功全。
围攻四载荒丘灭,创造百年企业坚。
政治恰符群众意,指挥亦并士兵肩。
大军十万开天地,结合工农典范编。
经过三年多艰苦奋斗,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重大成就。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63年12月3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庄严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回荡,整个大厅沉浸在掌声和喜悦的气氛中。在这个庄严的会场里,只有一个人没有鼓掌。他端庄地坐着,抿着嘴微笑。他就是石油工业部部长、独臂将军余秋里。
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出于战备和诸多因素的考虑,会战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油田对外的称呼是“安达农垦总场”。随着中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也应告知于国人了。
1963年11月19日,余秋里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汇报了我国石油工业的现状。1963年12月24日,大庆油田负责人康世恩应邀向北京市一万多名干部报告了大庆会战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公开进行的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
12月25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一条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中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铁人”王进喜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引得全场轰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我看工业就要这个搞法,要学大庆嘛
概述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它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开启了全国范围内持续16年的“农业学大寨”。以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郭凤莲等为代表的大寨人也随之名满神州。据统计，在16年间，海内外约有100万人来到大寨参观、学习。
1964年的中国农业，经过了大跃进带来的满天卫星，继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还经历了60年代初的调整。随着包产到户的倾向被再一次压制，毛泽东全力护航的人民公社制度得以保存，但仍旧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怎样克服公社制度下“吃大锅饭”对生产积极性的伤害？怎样尽可能地依靠农民自身而不是国家来发展农村？1964年3月底，毛泽东在他停靠在邯郸的专列上找到了答案。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从大寨10多年来产量节节提高，到陈永贵带领大寨抗击1963年特大山洪的事迹，再到大寨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越听越有兴趣。
当听到大寨独创人人自评，又相差无几的“评工记分”法时，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提起了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几十万人过平均生活，不讲物质刺激，而靠革命精神激励而干得很好的故事。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平均主义，艰苦生产，政治挂帅，没有比大寨更好的范本了。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发出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大寨正式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走向全国。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经验”作了系统、全面的概括，他明确提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三点被称为大寨的“基本经验”，大寨其他的具体做法都被称为大寨的“具体经验”。推广“基本经验”，还是推广“具体经验”，此后一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个斗争和争论的焦点。
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自掏稿费邀请宾客的毛泽东指名要见陈永贵。毛泽东夸赞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还向在座的人介绍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三战狼窝掌”讲述的是大寨人奋战三年，将荒凉的大山沟改造成簸箕形的梯田。吃“冰碴饭”则是指在冰天雪地里，大寨农民筑坝造地不回家吃饭，由村里的妇女们做好送到沟里的热饭，由于路途遥远，送到时已冻上一层冰。
农民和干部们都认识到，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风潮中开凿而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是那个年代乃至今天都脍炙人口的名言。创造这句口号的陈永贵作为大寨的火车头，也成就了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辉煌。穿着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在文革开始后一路“夺权”，成为山西省委领导，更在1969年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中国的农业问题终究没有被“农业学大寨”所解决。此时的农业学大寨在文革的狂潮中，加入了过多的“阶级斗争”，大寨自己的粮食产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虚报。“农业学大寨”从生产实践走向意识形态化，成为人人念，人人学的不倒红旗。
甚至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新的领导集体仍旧把农业学大寨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经历了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不同政治时段而不倒的大寨红旗，得以屹立的不是“左”“右”的意识形态，而是计划体制与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1月，中共中央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农业学大寨”就此终结。
入选理由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和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独家专访
知道啥叫“极左”，但不接受批评
——前大寨村书记谈农业学大寨
高玉良1982年开始当村主任，1986年开始当书记，曾经是陈永贵之后大寨的主要领导。
口述：
大寨曾全力支援国家
60年大寨修地，主要就是用小木车来运土、运石头，造农田。基本方法是内砌外垫，平整土地，加厚土层。1963年大洪灾过后，生活非常苦，村里面没东西吃，山上树叶都吃光了。
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很困难，和苏联不再是兄弟关系，苏联还向我们逼债。大寨还要全力支援国家。
那会儿人们思想境界比现在要高，打出的粮食自己留一点，其余都给国家了。1949年，我们一共才年产10多万斤粮食，就有8万斤给了国家；1953年产量有20来万斤，18万斤给了国家。大寨只剩一点点，人们都饿得不行了。
1963年洪水之后，大寨地也没了，房子也冲走了，生活很困难。我们也因此有了动力，只有听党的话，才能建设新大寨。
1966到1967年，随着经济发展，村大队经济也壮大了。我们开始开荒拓地，使土地能够连片，小块土地变大快，用石头垒大坝。
1968年，大寨有了液压推土机，生产率提高不少。到了70年代，国家、大队的经济都在好转。那时候已经有了100马力的液压推土机。我们用定向爆破、挖土山的方法，造大平原，为后来的机械化打下了基础。
那时候，我们每年造一个沟，平一座山。到了1979年基本完成了人造大平原。大寨的土地由4700多块变为270块，这就大大适应了机械化。
高玉良手持当年的记录本
大寨没有虚报亩产
大寨1949年时平均亩产是100斤，1953年是250斤，1963年上升到745斤，1973年是1026斤，1983年达到1200多斤。现在我们亩产是1400-1600斤。随着种子肥料的进步，亩产达到一吨多也是有可能的。
我一直搞农业技术，产量全都记在本子里。
1958年国家刮起了浮夸风，但是陈永贵并有浮夸。当时有领导动员他多报，被他拒绝了。就为这个，大寨先进单位的资格被勾掉了。直到后来国家整治浮夸风时，才知道大寨没有虚报产量。
1963年时毛主席搞起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我那时已经初中毕业，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从70年代开始在大寨搞农业科学实验。
当时中国农科院、山西农科院、晋中农科所、山西农大、昔阳农业科技推广站一同组织了大寨的农业科研小组，我任科研小组组长。
科研小组每年都要测产，测得的结果与大队报的只差2-5斤，所以我知道大寨一直都没有虚报。三中全会后有人批评大寨浮夸，但是这连中国农科院都不承认。
最多一天2万人来参观
70年代来大寨参观的人很多，最多时一天两万人。一般情况下，每天总得有个六七千人。他们都举着红旗，上面写着“学习大寨某某团”。
那时候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我们开社员会的时候，陈永贵就会给党员、团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每人发一个毛主席纪念章。后来外面人送的章多了起来，每个社员都能分得到。还有解放军来给我们送过锦旗。
那时来参观的人都不花我们的钱。白天我们在地里干活，他们就站在公路上远远的看，见不上我们面。等我们干完活回来吃饭时，他们就已经走了。一般只是领导接见来访的人，普通社员接触不上。
现在有人上山参观，我们还有收入，过去没那个经济头脑。
农业学大寨之后，我们村领导也到湖南、河南等地学习过。我1976和1977年曾经到北京周边门头沟、顺义、密云等地跑过。当时的感觉是，外界的人对农业生产的态度不像我们这么积极。他们地里满是草，而我们地里全是玉米。
他们学得不好，是因为没有因地制宜，需要改造的地方不改造，不需要改造的却改造，精神领会得很死。
那时候顺义的农业生产搞得好，虽然他们梯田没我们地块大，但是水利好，经营水平也高。
我还去过天津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典型村。那里虽然很平坦，是在大平原上种的水稻，但经营得不好，只看见草看不见水稻。这种情形也不难理解，主要由于人家和我们指导思想不一样，他们重工业轻农业。
就怕回到解放前
改革开放初期，我干村主任。那时候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土地下放，也是全国一起搞。但大寨很多人都受过去的旧风俗影响，不想分田，主要是怕回到旧社会。
因此，大寨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全国整整迟了两年，这还是村干部下了很大力气做工作才搞好的。我们那时候年轻，还比较容易接受。有些老同志就接受不了，都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南方土地又多又大，条件比我们好，我们全是山、沟，这种差距到现在也消除不掉。大寨好不容易造了大平原，搞机械化。土地下放后，改用牛耕种了。
现在大寨的耕地还都是个人的，郭凤莲书记回来后，重新搞了集体机械化耕种。
不接受对大寨的批判
三中全会后一直到1985年，来参观的人都很少，到了1985年后才开始逐年增加。也有很多外国友人来，他们就想来看看大寨到底怎么样。1986年山西省长还来了一回，参观之后，他称赞说，还是大寨的庄稼好。
这一时期，大寨冷清了。但并不是大寨领导的问题，这种情况和大寨没关系。那时候全国已经停止了农业学大寨，没有领导来看，我们这当然热不起来。
1979年，开始批判农业学大寨里的极左思潮。那时我们对此都有情绪，不接受批判。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提出的，又不是大寨人提的，再说举大寨红旗也都是上面的事。上面人举着大寨的牌子，搞政治目的，我们农民管不了，大寨村没这么大号召力。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和大寨没关系。“极左”是啥意思我们还是知道的，但就是想不通，认为你们错是你们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宋立英在签名售书
宋立英：当时不知道什么叫“极左”
80岁的宋立英就像是大寨如今的形象代言人。她是大寨的第一位女党员、第一任妇女主席，也是迄今为止大寨村任职时间最长的村干部。这使她得以见证大寨从解放前的穷苦，到上世纪60、70年代红透全中国，直到80年代的落寞，90年代重新振作的全部历史过程。
宋立英家的商店是大寨唯一一家以名字命名的商店。宋立英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慕名而来的游客签名售书，每本书上写着同样的字“大寨留念—宋立英80岁”。
口述：
大寨是1945年解放的，我1946年就开始搞妇女工作了。这一年，我老伴入了党，我1947年也入党了。
我老伴贾进才是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前任。
那时大寨特别穷，自然环境太差了。俗话都说是“山沟石头多，出门都上坡；地有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不是涝就是旱。大家为了吃饱肚子，只好拼命干活。我老伴那时候主要是打石头、开山，七沟八梁都是他带人干的，手都磨硬了。大寨纪录片里有他。
1953年，大寨开始建设初级社，开始修沟，搞了十年造地规划，社员们起早摸黑晚加班地拼命干活。50年代昔阳县已经有了农业、牧业、林业三个典型。那时候大寨其实已经出名了，是农业典型。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大寨才把沟修出来，终于能种庄稼了。不修的话，肚子肯定吃不饱。在这之后，大寨粮食产量就逐步在提高：刚解放的时候亩产才100多斤，达到了农业纲要；50年代就有200多斤，“过了黄河”；60年代大寨粮食产量达到了800斤，“过了长江”了。
刚开始搞建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男团结队和女团结队两个青年团结队，平时都在一起干活。陈永贵说，女同志太辛苦，晚上早点回去。但是郭凤莲不服气，她说，我们男女平等，男社员什么时候回，我们就什么时候回。社员们都称赞说姑娘们好像“铁妮”。后来大家又觉得铁妮不好听，干脆就叫铁姑娘队算了。
60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大寨参观，还有很多外国人。参观的人都带着毛主席纪念章，见到我们也给我们带纪念章。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上万人。那时也没有做生意的，吃的都是自己带，睡觉的时候到处找地方住，想想当时他们也挺受累的。大寨太小，来的人太多，坐都坐不下，他们只好转一圈就走。那时候大寨有个食堂，但也管不了他们吃饭。
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好多地方学大寨修梯田，连平原都学修梯田，这是不对的。我们修，是因为全是山，没办法。陈永贵因为这点还批评过别人。后来也有些平地的人来跟我们抱怨，说叫他们修梯田，但他们修不好。这些事情都是学大寨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的。
1965年，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朋友来大寨访问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是荒山秃岭。总理看到后说大寨应该造林，搞水土保持，于是陈永贵就去山东学林业。现在我们的山上全都是树了。
1979年，全国开始批农业学大寨是极左，我们都接受不了。我们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极左”。我们只知道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典型，毛主席都左了，我们能不左吗？
我看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到什么时候都有用。60年代大寨闹洪灾，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要国家的，全靠艰苦奋斗自己搞建设。就是现在学习科学发展观，也是要艰苦奋斗。
我家2000年开的小店，每天主要是来了客人陪陪照相，见见面。有客人买书我给签名，人多的时候一天签名20多本书，少的时候也有2、3本。
学大寨图集
十几年来，西铺大队广大贫下中农不断发扬“穷棒子”精神，战天斗地。这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社员们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如，正在修建盘山渠道。
大亨生产大队的干部社员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坚决落实粮食生产的方针，今年早稻又获丰收，社员们肩挑粮食踊跃交售公粮。
昔阳县全面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后，农民们都把大寨当成了自己学习的榜样。这是全县社队干部在大寨召开现场会议，陈永贵向大会介绍经验。
部队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走“农业学大寨”道路，积极垦荒改田，兴修水利。图为：战士和贫下中农一起收摘苞米，与贫下中农分享丰收的喜悦。
1964年中国大事记
二月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开始，国家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五月
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
六月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七月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八月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协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九月
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作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10条》)。
十月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24日，中共中央出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把三个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开展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作法，认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反映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特点。《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
十一月
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十二月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66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1964年中国经济数据
总人口：70499万人
其中男：36142万人 女：34357万人 农业人口：57549万人 非农人口：12950万人 人口出生率：39.14‰ 死亡率：11.50‰ 人口自然增长率：27.64‰
GDP（国内生产总值）：1454.0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559.0亿元 第二产业：513.5亿元 第三产业：381.5亿元 人均GDP：208元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下降3.7%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263.7 亿元
其中国有单位：224.0亿元 集体单位：39.7亿元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55.5亿元
其中定期存款：37.0亿元 活期存款：18.5亿元
财政收入：399.54亿元
其中各项税收：182.00亿元 企业收入：212.93亿元 其他收入：4.61亿元
各项税收：182.00亿元
其中工商税收：145.28亿元 关税：4.38亿元 农业各税：25.89亿元 盐税：6.45亿元
财政支出：393.79亿元
其中基本建设支出：123.83亿元 增拨企业流动资金：23.35亿元 教育支出：34.92亿元 农业支出：67.16亿元 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17.04亿元 科学研究支出：24.27亿元
黄金储备：300万盎司
外汇储备：2.36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97.5亿元
其中出口：55.4亿元 进口：42.1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144.12亿元 更新改造投资：21.77亿元
工业总产值：1164.0亿元
其中轻工业：44.3%，重工业：55.7%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20亿元
粮食产量：18750吨 棉花产量：166.3万吨 油料产量：336.8万吨 猪年底：15247万头 羊年底：13669万只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8.2亿元
其中国有单位：338.8亿元 集体单位：272.9亿元 个体：12.2亿元 其他：14.3亿元
运输
铁路：3.53万公里 公路：47.92万公里 客运量：94300万人 货运量：104320万吨
大寨村的历次神话
大寨，一个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曾名扬世界长达20年之久。
20世纪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曾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曾响彻长城内外。
大寨，一时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与象征。
那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村是如何成为名噪天下的样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这片大山里的黄土梁子究竟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那是毛泽东出巡的专列。
3月23日，火车停靠邯郸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火车上，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平均每户1500多公斤。而且以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的大队干部队伍，坚持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300天。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是啊，我在报上见过文章呀，但是没细看。”陶鲁笳有备而来，随即拿出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和汇报材料。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毛泽东问陶鲁笳。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条，写上“陈永贵”三个字，递给主席：“不识字，这些年扫盲，才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陶鲁笳的“邯郸汇报”为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与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做了重要牵线，为大寨走向全国做了重要铺垫。
大寨，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前，大寨家家住的是破土窑，吃的是糠菜粮。全村不到60户人家，有9户吃不上饭出门逃荒，有4户灭门绝户。就是地主家里，也只是吃玉茭面，还没有多余的。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今年80岁的宋立英对记者说。这位陈永贵时代的大寨村妇女主任，依然精神矍铄。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一直是窘迫和尴尬的，大自然给予这个农耕大国的土地瘠薄荒凉，在北方，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大寨可谓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相传大寨是宋代打仗时安营扎寨之地，大寨所在的虎头山山坡上是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山沟；沟沟相连的是一道道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山梁。山坡上到处是石头，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挂在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边，七零八落分成4700块散布在一面坡上。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他的总统杜鲁门写信说：“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这个断言暗含着对即将登上执政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藐视。
战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使新生的共和国对粮食的需求变得异常迫切。
1952年，陈永贵36岁。经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三次让贤，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山里汉子体壮如牛，却目不识丁。他不知道艾奇逊是谁，但他知道自己家因为没有饭吃已经先后饿死了四口人。
“有什么办法让这穷山沟多打点粮食？”陈永贵天天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转悠。
要粮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
大寨村中央有一棵老态龙钟的大柳树，“小时候，折柳枝扭笛子吹的时候，它就碗口粗了。”80岁的宋立英也不知道它多少岁了。
盛夏，大树柔须垂拂，冠若云盖，浓荫之下，是村人的饭场，男女老少端一碗小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