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现任七大军区司令员 都是野战军出身“少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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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任七大军区司令员 都是野战军出身“少壮派” （简历含照片）
北京军区的前身是1948年5月组建的华北军区。1955年4月，华北军区改名为北京军区。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并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现辖：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天津。
中国现任七大军区司令员一览
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
房峰辉，1951年4月生，陕西咸阳人。中共党员。1968年2月参加工作。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战略指挥专业毕业，大学学历。中将军衔。196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陆军第21军排长，团、师、军作训参谋，陆军第21集团军党委秘书、师作训科科长、团参谋长、团长，第62师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新疆军区第4师师长，陆军第21集团军参谋长、党委常委，第47集团军副军长、党委常委。1999年9月任陆军第21集团军军长、党委副书记。2003年12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2007年6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副书记。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1998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
沈阳军区的前身是1948年1月组建的东北军区。1955年4月，东北军区改名为沈阳军区。沈阳军区现辖：黑龙江、吉林、辽宁。
张又侠，1950年7月生，陕西渭南人，北京出生。中共党员。1968年参加工作。中将军衔。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战士，班长，排长。1976年任陆军第14军40师118团连长、营长，副团长。1984年任119团长，陆军第14集团军40师副师长、师长，陆军第13集团军副军长。2000年8月任陆军第13集团军军长。2005年12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7年9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1997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7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
南京军区的前身是1948年5月组建的华东军区。1955年4月，华东军区改名为南京军区。1985年8月，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南京军区现辖：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
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
赵克石，1947年11月生，河北高阳人。中共党员。1968年1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中将军衔。军事学院参谋班 毕业。1968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军事学院参谋班毕业。历任战士、排长，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副处长、处长。1988年12月任南京军区三界合同战术训练处副主任，1990年8月南京军区军训部副部长、部长，1994年3月任陆军第31集团军参谋长，1999年9月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2001年3月任陆军第31集团军军长。2004年6月任南京军区参谋长。2007年9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95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5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第10届全国人大代表。
济南军区的前身是1947年1月组建的山东军区。1955年5月，山东军区改名为济南军区。1985年8月，武汉军区驻河南部队并入济南军区。济南军区现辖：山东、河南。
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
范长龙，1947年5月生，辽宁丹东人。196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0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上将军衔。1968年10月为辽宁省东沟县孤山公社知识青年。196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陆军战士、班长。1971年10月任陆军排长。1972年3月任陆军团政治处宣传股见习干事、组织股干事。1973年10月任陆军连指导员。1976年5月任陆军副团长、副团长兼参谋长（1980年10月－1982年8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完成班学习）。1982年8月任陆军团长。1985年9月任陆军师参谋长。1990年9月任陆军师长。1993年2月任陆军集团军参谋长（1992年8月－1994年1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1995年3月任陆军集团军军长。2000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2003年12月任总参谋长助理、党委委员。2004年9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副书记。中共第16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7届中央委员。1995年3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2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08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广州军区的前身是1949年5月组建的中南军区。1955年4月，中南军区改名为广州军区。1985年8月，武汉军区机关和驻湖北部队并入广州军区。广州军区现辖：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海南。
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
徐粉林，1953年7月生，江苏金坛人。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函授本科学历。中将军衔。1972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陆军第47集团军高炮旅旅长、第139师师长。1998年6月任陆军第47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党委常委。2002年1月任陆军第47集团军军长、党委副书记。2004年7月任陆军第21集团军军长、党委副书记。2007年6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2009年12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第10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17届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8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成都军区的前身是1950年2月组建的西南军区。1955年5月，西南军区改名为成都军区。1968年12月，西藏军区并入成都军区。1985年8月，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
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
李世明，1948年12月生，四川三台人。196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中将军衔。1968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3军187师侦察连战士，文书，班长。1970年4月任陆军第63军187师侦察连排长。1971年2月任陆军第63军187师司令部侦察科参谋，作训科参谋。1972年10月任陆军第63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1981年1月任陆军第63军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处长。1990年9月任陆军第63集团军188师参谋长。1993年6月任陆军第63军189师师长。1994年4月任陆军第24集团军参谋长。1998年8月任陆军第24集团军军长。2003年8月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200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参谋长。2005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2006年12月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2007年9月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少将军衔。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兰州军区的前身是1948年11月组建的西北军区。1955年5月，西北军区改名为兰州军区。1985年8月，新疆军区并入兰州军区。兰州军区现辖区：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
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
王国生，1947年2月生，吉林大安人。中共党员。1968年2月参加工作。国防大学基本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将军衔。196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沈阳军区服役。任陆军第64军190师团长、师参谋长、师长，陆军第64集团军参谋长。1996年7月任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1998年8月任陆军第40集团军副军长。2001年12月任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2003年12月任兰州军区参谋长。2007年6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第10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少将军衔。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内幕曝光：原来是为了它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 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 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
基于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 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第一位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毛泽东握着肖劲光的手问道：“身体好吗？”
与陈士榘上将握手时，毛泽东问：“身体怎么样？”陈士榘立正回答说：“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井岗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泽东感叹了一句。
第三位与毛泽东握手的是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少将。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山东东阿人。”田维新答。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 “鱼山。”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知识真是渊博！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田维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了！”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田维新毫无准备，但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此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语气说。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毛泽东不再作答，开始与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谈话。
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读了几遍？”“一遍。”“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回中的一大段。
自从毛泽东要许世友读《红楼梦》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名着，但是没有谁能大段背诵。80岁高龄的毛泽东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敬服不已。
背过《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周勃。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是刘邦去世后朝廷的柱石。接着，毛泽东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风趣地说：“在一 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你在北京军区搞得倒不是那么久。李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你就是陪绑的。”他还幽默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 帝请你喝烧酒。”
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点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就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其实，此时许世友正在心中暗骂：“许世友的名字是你 喊的吗？你坐政治火箭行，领导军队不行!”王洪文在上海时，和许世友比较熟，也在一起喝过酒，没有想到许世友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于是他又壮着胆，点了一 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巨响。
这时，王洪文才醒悟过来，他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伟大领袖。毛泽东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但却一言不发。
机敏的周恩来立刻来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刚才还很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点完名，周恩来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建军史上的重大高层变动
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着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 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 势力已经被打破。”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整体来说，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党 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日本老兵回忆：许世友对待日本人的惊人手段
（一）
冯德英所著《苦菜花》，曾是红色文学的经典，但因为其中描写了真挚的情爱和很多生活化的内容，在文革中被打成“大毒草”，作者几次被抄家。小说中于震海的原型，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开国少将于得水也被迫害致死。直到文革结束，才还其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苦菜花》在八零后，九零后里面不如同样反映抗战的传奇小说《敌后武工队》，《桥隆飙》那样有名。有位作图书市场的朋友告诉我，从阅读心理学来说，这可能 与其书名有一点儿关系 – 在书名里使用负面或者否定性的词语会降低读者的阅读欲望。如果书名里换掉了那个“苦”字，他来做发行，可以让《苦菜花》销量增加五成。
市场经济的思维当然值得重视，不过，换掉这个字，《苦菜花》也就不成其为《苦菜花》了。这部作品描述的内容，主要是胶东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屠杀，背叛，残酷的扫荡，假如不苦，那才怪呢。
下面，与我军战史做对比，重现这次战斗的经过。
当时，根据桑岛的记忆，水道集战斗发生前，其实日军正在讨论放弃这一据点。 如此位置重要，而且耗资巨大的要塞，为何要予以放弃呢？原因是1944年8月上旬，胶东的日军已经预感到八路军将发起大规模的反攻，而且到水道要塞的交通 线，已经被切断。预期这里将是八路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
桑岛在《华北战记》第七章《八路军的反击》中写道：
“八月上旬，胶东军区的八路军在日本军驻屯地周边地区统一集合村民进行动员，目的在于彻底破坏周围的主要交通线路。以青岛到烟台的交通大动脉青烟公路为 首，烟台到龙口，荣成到威海卫，威海卫到文登，寨里到大辛店之间的道路几乎全被破坏殆尽。沿线中国的住民出动人员达数万人，将数米宽的公路挖到人都无法通 行。道路被破坏的状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这些查看情况的日本兵都因此产生了惊恐。沿线的老百姓，显然是将对日军的怨念全都集中在了破坏工作之上，才造成 了如此惨状。前一天从青岛到烟台的路还可以走卡车，第二天来看就完全变了样，日本兵看了，怎么会不心惊呢？想集中民工来修复是不可能的事情，兵力不足的日 军面对这种局面深感绝望。”
然而，当时胶东的日军兵力捉襟见肘。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日军集中兵力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华北日军不断南调，第三十六师团，第三十五师团， 第三十二师团先后脱离日军“北支派遣军”序列。日军在山东驻防部队一直保持在两个师团三个旅团，到1944年只能保持一个师团两个旅团（五十九师团，独混 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一旅团），因此，越发难以遏制八路军的发展。
水道集据点的日军也在收缩之中，这里属于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十九大队的防区。这个大队辖有四个中队，第一中队驻防寨里，第二中队驻防文登，第三中队驻防栖 霞，第四中队驻防大辛店。鉴于八路军大规模的破路行动，分散驻防的日军各据点交通断绝，粮秣，弹药和卫生器材完全不能补给，哪怕是发生传染病都只有听天由 命。四月以来，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日军记载青烟公路要冲松山据点，福山县高瞳据点，蓬莱县大黄家据点等相继被攻陷，第四中队中队部大辛店也遭到攻击。
因此，第十九大队指挥官吉山大佐（陆军士官学校25期）下令各部收缩兵力，将各小据点交给保安队（实际等于放弃），退守县城。只有水道等几个重要据点舍不 得放弃，但又没有兵力增强其防卫，成了鸡肋。吉山大佐因此犹豫不决。此时，日军水道集分遣队已经比全盛时期大为缩水，除了伪军保安队，主力为日军第二中队 的一个小队，分遣队指挥官狄野少尉（死后晋升一级）。
就在吉山犹豫不决的时候，八路军在决策上帮了他一把。
八月中旬，水道集据点的指挥官狄野少尉率领半个小队日军和部分伪军，从水道出发，试图打通到烟台的道路。眼看已经走到烟台附近，忽然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混战之中，狄野少尉等日军官兵十余人被击毙，另有多人受伤，一人被俘，伪军则被击溃。
与此同时，水道集到第二中队所在地文登的道路，也被彻底切断。
这明显是要瓮中捉鳖嘛。从军数十年的吉山大佐当即明白过来，八月二十日，终于做出了放弃水道据点的决定。
问题是，就算从水道撤出，在八路军的围追堵截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够让水道的部队顺利撤出，日军首先下令放弃水道附近另一个小据点西山，守军 十余名在三须曹长指挥下撤入水道要塞，增强其兵力，准备在八月下旬寻找机会一举突围。 机会还没有找到，八月二十一日晚八点，水道据点外一声枪响------八路，先来了。
但是，八路军并不和日军纠缠。桑岛节郎在《华北战记》第四章《不断的讨伐》中记载这次战斗，称道头附近的地形是山东丘陵典型的多棱线地带，八 路军的子弹，就来自八百米外的棱线方向。当日军骑兵发动冲击的时候，八路军的人员也上马而去，转到下一个棱线。因为距离远，动作快，日军根本无法击中或拦 截他们，刚刚追上去，其他方向的枪声又响了。实际上，和日军作战的八路不过是三四个人，而且经常不是正规军，而是便装的民兵，他们抽冷子就打，打了就跑， 也根本不在乎战果，让又调骑兵又调炮兵的日军白费力气。
在这本书的102页，桑岛写道------
“迫击炮，马，没事儿吧?”大队长急切地问。
但是，他显然对八路军的招数完全不了解。所以，面对刚才八路军打的“麻雀战”，扰乱射击，大队长竟然发出了正式的攻击命令。
“老子是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老子是大佐。”大队长肯定是想这样表现给八路军看一看，但是，对于善于用退避战法，游击战术的八路军来说，这种劲头毫无用处。和八路军作战，还是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哪怕不是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比较靠谱些。
副官竹垣中尉，布施中尉，都是1938年征召的军官，在华北打了五年仗，但都不是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因此面对官阶高出几级的大队长心有顾虑，不敢提出建 议，只能让他乾纲独断。八路军的子弹不时飞来，却忽东忽西。于是讨伐的第一天，就变成了这种被八路军戏弄得团团转的情况。打到后来，大队长气得眼睛都变色 了（变成红眼了？ -- 译者注），然而八路军依然不紧不慢地从远远的地方继续骚扰射击。
骚扰射击虽然远，有的时候运气好了也会打准，眼看列队进攻的部下出现伤亡，一颗子弹又擦伤了大队长的战马，让他终于开始暴走。“我今天就拼死在这里了！”大队长在马上怒吼起来，看样子要冲向敌阵。“大队长，这不是赌气的时候啊！”不知是谁在他身后连忙劝说。
明知道这不是赌气的时候，但大队长显然心中十分恼怒，以至于中午竟然忘记了让部队吃饭，全大队直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才接到吃中午饭的命令，但两点钟又被驱赶出发去追击跑得无影无踪的八路军狙击手。
作为有亲身经验的日本兵，桑岛的描述大概是日本文献中对“麻雀战”较经典的铨叙了。
“这回的大队长是个王八蛋（野郎）啊！”迫击炮小队的四年老兵村泽上等兵这样对桑岛说，按照行军序列，他们的小队正好和桑岛的救护班走在一起。
这位大队长是不是“野郎”不好说，不熟悉八路军的战法，战术上经常慢半拍倒是真的，这次水道集撤退，吉山大队长的决断明显太晚。
不过也不怪他，所谓“铁打的水道”后面还有一句，就是“纸糊的牟平”，水道一旦失守，牟平就门户大开了，防守起来要更多兵力，难怪吉山大佐难以取舍。
这次水道集遭到攻击，据点发来的求援报告称，遭到约八百名八路军的围攻。据点中的伪军战斗力很差，真正的日本兵只有不到四十人，情况危急，请求大队紧急增援！
关键时刻，这位大佐优柔寡断的毛病，又犯了。
（三）
考虑到大队部本身也没有足够的兵员，犹豫再三的吉山大佐给水道集下的命令是 – “死守”。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水道集毕竟有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如果利用好了，也未必不能抵挡一气。但是，日军准备撤离的命令已经让水道的伪军军心大乱，随 时准备投降。狄野少尉阵亡后，小林县雄曹长被任命为水道集分遣队的代理队长。这一仗打起来，真正和八路军拼死交战的，只有他手下的三十多个日本兵。所以， 开战以后，伪军迅速瓦解，日军只能据守三个中央大炮楼，防御体系分崩离析这一仗，还有什么悬念呢？
桑岛如此记录这次战斗 –
胶东军区的司令部包括许世友司令都参加了这次战斗，作战部队为东海分军区和牟平县独立大队，是有迫击炮的大部队，合流后共达八百余人，堪称大军。在其中， 也包括反战同盟的渡部三郎军曹等投靠了八路军的日本兵，他们在最前面的袭击队伍中，虽然没有直接拿枪打我们的人，但是战斗打响后立即开始朝分遣队的日军喊 话。
“分遣队的诸君，各位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不要抱侥幸心理。你们的炮楼上已经挂了炸药，抵抗也没有用，还是投降吧。给你们五分钟时间，五分钟之后如果你们还不投降，就要开始炸炮楼，开始攻击了！”
显然，投降不是这样容易就能说动的。但几分钟之后，随着一声巨响，三座炮楼中的第一座就轰然爆破。接着数门迫击炮开始连连射击，进行掩护，几十发炮弹在据点上下接连炸开。第一炮楼被炸开同时，八路军蜂拥而入！
反战同盟开始对着第二座炮楼喊话，但投降依然是不要想的，于是，又是轰的一声。
在这次战斗中被俘虏的安见静夫上等兵，这时正在第二号炮楼上拼死抵抗，向下一看，只见八路军正在飞快地冲进炮楼里。后来在随同八路军行军途中脱逃出来归队的安见上等兵对我讲了这些当时的实况。
原来如此，否则我们就要怀疑桑岛如何能在大队部知道水道战斗的细节了。安见对长官说是奉命冲出来联络，隐瞒了投降被俘的经过。
应该说日军的情报有一定的准确性，这次水道之战，的确是胶东军区许世友部进行的。
1944年8月15日开始，根据胶东军区“立即在整个胶东形成全面的战略攻势”的指示，许世友开始组织指挥胶东部队展开大规模秋季攻势。拔掉水道集据点， 就是这次攻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日军1942年发动的“第三次鲁东作战”中，许世友率部突围，由军区特务营营长林月樵、教导员丁钊率队担任前卫，十七团 一营营长傅蠢僧率队担任后卫试图钻出重围。行至夏村以北时，遇到来自水道的大队敌军西去合围马石山，两军擦肩而过，形势极为危险。两年后，水道成了自己嘴 里含的一块肥肉，不知道少林寺和尚许世友是怎样的心情。
不过，攻打水道，参战部队的一线指挥官是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使用部队为胶东军区十六团三营、东海独立团一营与二营，牟平县大队。许世友是否到了现场，倒是没有确切证据。
所谓人的名树的影，日军大概觉得输许和尚不但不是耻辱，还是件满荣耀的事情。
看到这里，我很怀疑这一次胶东部队使用的迫击炮，是经过土八路改装的。要知道，迫击炮弹道弯曲，没法直瞄开火，打据点，可不是好武器。
这里，我要引用一份与原作者不一样的史料，来指出胶东八路直瞄火炮的来源：
“1944年，盘踞在胶东地区的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相互勾结，白天集中兵力进行“扫荡”，夜晚则龟缩在据点里，企图依仗钢筋水泥浇筑的碉堡工事和围墙， 鹿砦作垂死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我军的攻坚武器，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向军区后勤部各兵工厂发出了研制平射炮的命令。
是年6月上旬的一天，军区后勤部兵工二厂在厂部驻地牙前县（今属栖霞市）河东村召开了造炮会议。厂长吕希功、副厂长王民、教导员张钧与厂机工部、弹药部的 几个负责人一致认为，平射炮是战场急需，必须尽快造出来。可是大家连平射炮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惟一可供参考的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幅不太清楚的炮的照 片，以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十几发“八八”式穿甲炮弹。具体分工是机工部造炮，弹药部造炮弹。制炮方案由各部发动工人想方设法解决。
全厂职工经过两三个月的昼夜奋战，第一门平射土钢炮和十几发炮弹终于造出来了。经过实验，大炮的威力还确实不小。
8月中旬，胶东军区司令部决定，调这门炮参加拔除水道据点的战斗。水道据点是牟平县南部的一个大据点，也是插入我东海区腹地的一个较孤立的据点，坐落在牟 平通往青岛的交通要道上。除掉这个据点，对于挫败敌人的阴谋计划，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平射土钢炮是我胶东军区兵工厂自造的，部 队战士没用过，兵工厂遵照司令部的指示，选派了许维汉、林茂两位工人师傅担任临时炮手。
战斗打响后，由于两位工人师傅初次上阵有些紧张，第一炮打飞了。接着，他们继续装弹、瞄准，“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碉堡的上部爆炸了。爆炸后，敌人居然 没有还击，估计是碉堡里的日伪军被这巨大的爆炸声浪震晕了。我军抓住战机，迅速组织强攻，八路军战士一个个如猛虎扑食一般向碉堡冲去。顷刻，有人顺梯子蹬 上了碉堡，从炮弹炸开的缺口往里扔手榴弹。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不到天明，就结束了战斗。”
此炮模仿自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但是口径却增大到了80毫米，威力更大了，名字被许世友用兵工厂所在的牙山根据地命名，称作”“牙山炮”。
而且，胶东军区还有大量当过矿工的爆破手，炸水道据点炮楼这种活儿堪称拿手好戏。
在土八路大型炸药包，直瞄迫击炮和勇猛的白刃战面前，日军很快就抵挡不住了，一号，二号炮楼相继失守。残存日军退守三号炮楼，整个水道据点，日本兵只剩了唯一的这一个支撑点。
真是打得快，打得好。
然而，打得太快，太好，恐怕许世友倒也未必高兴。
为什么呢 ？
只要想想八路军的经典战术就明白了 – 围点打援围点打援，点儿拿下来了，援还会来吗？
胶东军区攻水道，看的可不仅仅是这里头的几十个鬼子。东海独立团三营和牟海独立营早已经被派了出去，专等日军援军的到来。
此时，水道集日军最后据守的炮楼，已经在八路军枪炮的环攻之下，射击口后，不断有中弹的日军倒下。
为了实现围点打援，八路军方面试图放缓攻势，以便让水道日军继续充当诱饵。
不料，就在这时，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战场上有人欢呼—鬼子投降了！
（四）
水道据点的战斗，结果出乎意料，随着日军指挥官小林被八路军的一发迫击炮弹炸死，最后一座炮楼上九名幸存的鬼子中有七名选择了投降，加上在二号炮楼投降的安见上等兵，水道集一战八名日军成了俘虏。
也有坚决不投降的。桑岛节郎的好友小杉荣三就是一个。回忆水道战斗的经过，对于小杉的死，桑岛是这样写的------
“这一次的战死者中间，包括了从第一中队调去的卫生兵，比我小两岁的后辈小杉荣三卫生一等兵（家住枥木县鹿沼市西鹿沼町203）。他是在青岛陆军医院接受 卫生兵培训之后，刚刚回到部队，并分配到水道集据点的，刚到就遇上了八月二十一日的大袭击。听安见静夫上等兵说，他在战斗最后（为了不当俘虏）和另一名日 本士兵各拿一把刺刀，互刺心脏而死。”
活捉了八名日本兵，这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要知道，平型关大战“威名天下扬”，但林彪、杨成武等将星云集，改编自红一方面军的115师是八路军主力中 的主力，也没抓到一个活鬼子。世界闻名的塔拉瓦登陆大战，美军付出伤亡三千多人的代价才拿下这个小岛，却只抓到十二名日军俘虏。许世友这回应该算发了横 财。
发了横财的八路却未必高兴，因为这场战斗------饵都没了，围点打援的计划，还怎么进行呢？
令八路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日军第十九大队的增援部队，正在向着八路军的伏击圈快速前进。
战斗进行的时候不见影儿，等都打完了，却匆忙赶来，日本人这玩的是什么战术呢？
事情还得从那位犹豫不决的吉山大队长说起。
原来，决定了要水道集守军死守，而且不派援军的吉山大队长，遭到了第二中队长根桥淳中尉猛烈的攻击。这位本来应该驻防文登的中队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此时恰好在烟台大队部，听到水道集的事情当即冲到指挥部与大队长论理。
第十九大队此时的四个中队长，在日本兵中各有评价，普遍认为最混蛋的是第一中队长，被老百姓称为“柏崎鬼子”的柏崎与二三中尉，最老成的是第四中队长柴山 茂大尉，最不管事儿的是第三中队长梅原慧运中尉，最仗义的是这位第二中队中队长根桥淳。这种评价看来颇有依据，听说大队决定不救水道集，这位中尉当时就急 了，找到大队长，按照日本陆军下克上的传统把吉山大佐骂了个狗血喷头。
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水道集被围的，都是他第二中队的部下，不去救援将来还怎么带兵阿？
当然，下克上固然可以得到美誉，却是要吃眼前亏的，日本陆军上下阶级表面上还是很分明的。
不过，这次吉山大佐的表现很有风度，他耐心听完根桥淳中尉的抱怨，苦苦思索半日，终于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派出救兵。”
敢情，这位大佐也是左右为难，还拿不定主意呢。
于是，一支援兵被匆忙召集起来，由根桥淳中尉带队前去援救水稻集的日军------你提出来的，你就负责到底吧。
这支部队的编制可说五花八门。其主力是大队部所属的工兵和步兵炮分队，大约六十人，觉得兵力不够，吉山大佐想方设法，又调出副官室和经理室的勤杂兵，各军 官的勤务兵等，连各部队派到大队部的传令兵也没放过，总算勉强凑出一百名官兵，交给根桥中尉。当然，他的部队还有一支伪军保安队随行，但谁也没指望他们能 帮上多大的忙 – 这已经是1944年，哪个汉奸还不多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是缺心眼了。
实在不能再多调兵了，否则连烟台也会变得不安全。
根桥淳中尉只得带了这支真正的“混成部队”上路。
打仗，又不是烙烧饼，要么救，要么不救，这样翻过来掉过去的，哪有不耽误事儿的？这位吉山大佐应该改行去卖炊饼，在山东这地界儿，闹不好就卖发了。当军人，他好像不太是这块材料 -- 人，干吗老去干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儿呢？
根据桑岛节郎的回忆，他清楚地记得，根桥淳中尉出发的时候，水道集分队“全灭”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大队部，但大队长吉山二郎并没有取消救援命令。
是不相信消息的准确性？还是想乘八路军打了胜仗放松警惕捞一把？还是……瞧着根桥淳中尉别扭，想试试这小子的命有多硬？这位大队长的心理活动还真不好推测。
不管怎样，根桥淳中尉率领的增援部队，匆匆赶到牟平县尺坎，一头就撞进了许世友设下的伏击圈。
有人说了，水道集都打完了，八路怎么还在这儿窝着呢？按说，早就该撤离阿。
推测有三。
第一， 土八路知道这根桥淳中尉是个杠头，猜到无论打成什么样儿，他肯定会去水道集，所以跟他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
第二， 土八路的通信系统不如日军，日军知道水道集已经打完了，共军还不知道，所以歪打正着的还在等着敌人的援军。
第三， 八路军在敌占区有着灵活的情报网，因此可以随时根据日军的动向调整自己的行动。
第一种推测当然是个玩笑，第二种推测在其他解放区或许合理，在山东不合适。要知道，许世友在八路里头可是开大奔的方丈，有的是钱，也会抢，断不会关键时刻出现通讯失灵的问题。
只有第三种推测最靠谱。日军的记载中对八路军无所不在的情报网一直心有余悸。
再大胆一点假设，八路军攻击水道集据点的时机，也是根据情报精心设计的。他们专门选择日军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刻发起攻击，一来是避免这股日军与其总部合流，形成合力，要在其返回前消灭这股日军有生力量；二来，恐怕也因为这时候是日军战斗意志最为薄弱的时刻。
第一战打掉狄野少尉，切实切断水道据点的对外交通。
第二战强攻水道集，一天解决战斗。
第三战诱日军增援部队于尺坎，集中优势兵力痛击。
三场不同战场的战斗，却如同京剧里流畅的一段唱词，有板有眼，看似随意，实则节奏清晰，一丝不乱。从指挥艺术上说，许和尚比吉山二郎强的那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桑岛在《华北战记》第173页这样描述尺坎之战------
“根桥淳中尉率领的部队走到牟平县尺坎附近，并未察觉周围有何异样。突然之间，埋伏在那里的八路军大部队，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般，从极近距离向这支日军发 起了狂攻。八路军用步枪子弹，手榴弹，捷克式机枪的扫射痛击猝不及防的日军，接着，乘着日本士兵惊讶错愕的瞬间，他们挺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发起了冲锋 – 八路军这样凶猛的冲锋，目的是为了夺取日本兵的三八枪，轻机枪和掷弹筒，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就此展开。”
（五）
由于尺坎之战日军幸存者不少，桑岛对这次战斗描述得颇为详尽。如果对比中方的记载，会发现双方有很多极相似的地方 ------
根据张文阁先生的《尺坎一战大势决》，此战经过当如下------
资料图：牟平县文化部门提供的水道-尺坎战斗示意图，从图中看，增援水道的日军果然是百余人，和日方说法一致。而根据图示推断，桑岛所说的伪军保安队，至少有部分来自牟平，人数居然有五百之多，要在抗战中期，要打垮这支敌军只怕绝非易事。
“水道战斗是1944年8月24日（日方记载21日，译者注）开始的，当战斗开始后，敌人即拍电报向烟（台）、牟（平）敌军求援。当夜，烟台日伪军之增援 部队就迅速赶到了牟平。25日拂晓，烟、牟日军一百余名，伪军五百余名，自牟平城出发向水道开拔。不料，沿途却遭到了我地方武装的侧击和尾击，只得被迫放 慢了增援的速度。敌人无可奈何，在玉林店吃完早饭后才继续向南行进。
我东海独立团三营和牟海独立营六百余人早已在牟水公路尺坎村北河、北台东山埋伏好了。当敌人刚进入埋伏圈，尚不知发生什么事，即被俘虏十二名。此时一百余 名日军向前冲来，我军战士立即用手榴弹、步枪、机枪展开猛烈射击。丧心病狂的日军继续疯狂向前冲至我前沿，敌我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我官兵英勇杀敌四十余 名，其中一名战士刺死九名鬼子，打退了日寇的猖狂进攻。日军被迫撤退。不甘心的敌人又组织全部伪军猖狂进行第二次反扑，战斗激烈进行了三小时许，彻底打退 了敌人的增援水道之敌，取得了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此战共消灭日伪军四十余名。“
推测战斗开始“俘虏十二名”应当是伪军，而后八路军的攻击果然是使用了“手榴弹，步枪，机枪，”然后即展开白刃战。这一部分描述与日方说法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日军提供了八路军使用的机枪是捷克式。
这一仗，以有备攻无备，胜负在战斗开始前就已经定出。桑岛写道：
“八路军一般作战中严格遵照退避战法，经常转移，不和我军硬拼。但在伏击战这样的场合，只要判断必胜的战斗，必定一气呵成决出胜负。他们使用速战，速决， 速退的三速战术，迎击，侧击，追击的三击战术，运用纯熟，如臂使指。决战中只要对手出现混乱就决定了胜负，为了让对手没有回旋余地，近战，白刃战就成了八 路军的选择。
如果没有在华北最前线和八路军交战过，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八路军经常实施白刃战。中日战争的八年间，在华北日本兵作俘虏的甚多，就是因为近战很多的原因。“
这一次的白刃战也不例外，伪军仓皇逃跑，仅仅一百名日军拚刺刀完全不是八路军的对手，桑岛记载，激战中根桥淳中尉的副手浅野中尉被八路军乱刀捅死，日军战 死三十人，战斗中丢失轻机枪若干，掷弹筒一具，步枪二十余支，这一回“仗义”的根桥淳中尉也不敢恋战了，带领残余日军夺路而逃。
八路军称此战消灭敌人四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九挺，掷弹筒两只，步枪一百条。推测，多出的缴获品大概就是伪军丢下的了，而且如果四十余名被消灭的敌军中有三十名日军，则说明五百名伪军在战斗中基本没有怎么打就溃散了。
桑岛节郎称围绕水道集的一连串败仗，是第十九大队1938年成立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水道战斗后，第十九大队在八路军攻势压力下八月下旬放弃了寨里据点，九月从文登撤退，十一月从栖霞撤退，第二年三月从大辛店撤退，原有的守备区都落入八路军手中。
至此，水道集战斗前后经过，已经基本清晰，但是，与小说《苦菜花》描述道水被攻占时日军被全歼不同，真正的水道集之战，八路军共俘虏了八名日军（后有一名逃跑），在战场上一向以顽强自居的日军为何会投降呢？
桑岛节郎在描写水道陷落的过程时这样描述了这件事------
“胜负是短时间内就决定了的，三十对八百，胜负不问可知。一名逃出，七名被俘，其余人员全部勇敢作战而死，玉碎他乡。被俘的人员达七名之多，多少有些出乎 意料。显然，攻击开始之前反战同盟的喊话，一直以来八路军方面的反战宣传，都起了作用。根据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部长渡部三郎后来讲，战斗结束后，胶东军区 司令员许世友请水道当地的居民帮忙，把被击毙的日军都用白布裹好，郑重下葬，就埋在原据点附近的田地中。”
这大概就是真实历史，与文学作品的区别了。也许，今天有人会笑话许世友的“妇人之仁”，或者觉得他是不是有敌我界限不清的错误。
但是，对于普通日军官兵来说，这种对于一个人的尊重，正与日军内部苛刻的军纪，残酷的《战阵训》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甚至能动摇日军官兵的作战信念。
桑岛节郎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被俘，他所隶属的部队在日本战败后被国民党军缴械，甚至战后还和八路军发生过战斗。但是，在水道战斗后，他却忍不住发出了下面这样的感叹（《华北战记》P171）------
“假如，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败战没有发生，战争继续持续。假如这么打下去的话，大约两年之后，日本军队也会不得不从华北全军撤退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