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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卡尔?马克思画传》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画传》的前前后后
作者：吴惕安网络编辑：张文镝来源：发布时间：2011-07-08点击数： 335
1983年3月14日和1985年8月5日，分别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和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日子，让广大群众更普及更形象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理论所作的贡献，了解他们的伟大一生，局、室领导在此之前给了我们一项任务：编辑出版《马克思画传》和《恩格斯画传》。经过编辑组两年多的集体努力，特别是组织了全国七十多位知名画家的积极参与，两本画传终于在1982年底和1985年初相继编成出版了。画传出版后曾经获得了国内外，特别是国际上的一致好评，出版社也曾获得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1986年7月，我受领导派遣，与胡文建同志一道，去德国考察访问。在前后八个月对西德和东德的考察访问期间，我利用此难得的机会，对画传中只是用文字和图片来描述的两位伟人的故居和活动场所，进行一些实地采访，以利今后改进工作。亲历其景，看到实物，使我倍觉亲切，感慨万千，永生难忘。现在又多年过去了，在庆贺我局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纪录这段回忆，以留作纪念。
（一）
接受任务 明确目标
接受编辑《马克思画传》的任务后，我们首先作了统盘考虑，明确了指导思想，研制出了一个总体规划。大家认识到这是描述革命伟人生平事业的画传，而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画册，因此绝不能是简单的图片资料的堆积，而必须按照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情景，有板有眼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一生显示出来。大家经过讨论认识到：(1)画传首先要有严肃深刻的思想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到有，在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理论方面不断创立新的学说，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套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发出了灿烂的光芒，引导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战胜邪恶，奔向美好的未来。这套理论和两位伟人的革命实践必须在画传上用图片、文字和绘画资料完整、如实地显示出来，让读者看后广泛地理解到什么是科学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既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这些情景也应在画传上有所反映。(2)画传也应有活泼灵活的艺术性。画传主要是用图片、绘画附带文字说明来描述革命伟人一生的。图片、绘画以及编排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如何使这种形式思想先进，内容丰富，格调雅致，使人看后既能在思想上得到收获，又能感受到是一种艺术享受，感到有吸引力，不觉得平凡，枯燥、乏味。这是编辑伟人画传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重要课题。(3)画传还需要有中国的特色。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的画册，过去苏联和民主德国曾出版过几本。有的内容详实，十分精致，很令人喜爱。但这毕竟是国外出版的图书，不是我们中国出版的，我们现在要编辑出版伟人画传，可以此作为参考，学习他们的长处，但不能照搬，必须有自己的特色。经过商讨，我们认为这个特色主要应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当使用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活动和生活情趣的绘画；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传播和产生的宏伟结果。
根据以上三点认识，我们把工作分成两个重点部分：一是按照历史发展程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科学理论、开展革命活动，日常生活情景以及涉及的重大事件，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图片，进行整理，编辑，加以文字说明，形成一部传记；二是配合场景需要，在全国范围组织擅长人物画的画家进行创作，以充实马克思恩格斯画传。
七十余位老、中、青知名画家积极参与，形成一个感人的艺术结晶
编辑画传，免不了要用照片。由于当时摄影技术还很落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照片总共也只有15张，而且都是或站或坐的正面相，这些远不能满足一本画传的要求，因此需要用绘画的形式进行补充。过去我们对绘画艺术接触很少，对国内画家情况不大了解。要开展这一工作，首先要熟悉国内有关画家的情况，为此我们拜访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和军事博物馆创作室，向一些老艺术家如艾中信、闻立鹏、付天仇等请教，征求他们的意见。经他们介绍、推荐，我们又先后与北京、杭州、广州、西安、重庆等二十几个单位的几十位画家进行联系、采访和交换意见。在广泛交流时，我们认为：通过画传，既要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水平，也要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全貌，因此在要求画的质量水平要高以外，还要画种齐全，其中应有：中国画(包括大写意、工笔画、水粉画等)、油画(包括丙烯画)、素描、版画(包括铜板、石板、木刻)、雕塑(包括铜雕、石雕)。而在这些画种中，应以中国画和油画为主，重点题材要用中国画或油画来显示。根据这一原则，我们 按照画传情节的需要，大致确定某个主题需要用什么画种，落实哪个画家。画家确定后，给他提出主题，即需画的大致内容，同时提供有关人物的照片，有关历史背景的图书和文字资料。画家在规定的主题范围，规定的期限内去创作，去发挥。
前后为两本画传作画的画家有各种画种的八十余人，除少数青年画家所创作的画未达到要求，未被选用外，最后在两本画传中被选用的共有七十五名画家所创作的一百零九幅画。其中还有几对是夫妻画家，他们共同协作，相互切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李天祥和赵友萍，广东画院的杨之光和鸥洋，浙江美术学院的甘正伦和王庆明，中国画研究院的杨力舟和王迎春等。
这些画家在接到选题后大都勤奋努力，兢兢业业、非常认真地反复思考，查阅了不少当时当地的背景资料。有的画家一出初稿，就拿来征求意见。有的则对自己的画稿总不满意，一再修改，直至完美。画家们都在主题范围内进行构思、创新、精雕细琢，极力使人物画面摆脱原来照片的模样，画得更为活泼、生动、感人。例如：杨之光、鸥洋的国画“伟大的友谊”，画面中的马克思是面带笑容与恩格斯在聊天。艾中信的油画“三月十四日”，画出了马克思坐在椅子上与世长逝，其面容、姿态和情景十分感人，使人感到非常真实。又如张文新的素描“对弈”和孙向阳的油画“狩猎”等，画面都很生动活泼，把伟大革命家平时的生活情趣、爱好，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出来。
反复审核严把质量关
画传的编辑工作一开始，姜椿芳副局长在听取我们汇报总体设计和工作规划时，就曾指出：“画传要有我们中国人出版的特点，要生动一些，能拿得出手，书后要加年谱”。这个提示点出了画传要达到的基本要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能拿得出手”，意思就是要达到高标准，高质量，出版后能在国内外受到欢迎，获得好洋。后来我们就严格按照姜局长的这一指示去办理。
画传的审核工作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画传的整体设计，全书编排，图书资料的饰选，文字说明的表达等进行审核。与文字书籍不同，画传是以图片资料、绘画作品为主，文字说明为辅。图片资料和绘画作品，本身有一定的艺术性，在安排位置的前后、大小、是否醒目都有讲究，但又必须以传记内容要求为前提。分组初稿确定后，先在编辑组内互审，提出修改意见。组内通过后，再提请局、室领导复审，经过一再修改，最后才算定稿。画传编成交剑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出版社从艺术和出版的角度出发，也曾对某止匕图片和绘画在位置前后、大小的安排上作了些调整和变动。对出版社的意见，凡是不影响内容要求的，我们都接受了，有些因涉及内容要求，变动后在时间顺序，作用大小等方面有矛盾，我们只好说明原委，没有采纳。
二是对绘画作品的审核。我们编辑组的同志对绘画，个个是外行。但平时在工作中一直接触马恩著作，经常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亲友的照片，也比较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因此对画出来的人物和环境还是能看出画得像还是不像。相对而言，画家们平时这方面接触得较少，只是根据我们提供的一些资料以及他们门己找的辅助材料进行创作，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初审画家的作品时，发现的问题较多，主要是画得不像，画的呆板，很少创新。特别是在年龄和脸部表情上，画家大都按照我们所提供的照片作画，画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中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差不多，开会时发言和静默中看书，脸部的表情都一样，没有喜怒哀乐之分。另外在时代背景的细节上，也有欠考虑之处，如描述过去的画面，却出现了现代的东西，如现代的药罐，中国的茶杯、书橱等等。经过编辑组和局、室领导反复细致的观摩，提出意见，画家们再进行修改，有的甚至改了四、五遍，每次改后再给我们审阅，征求我们的意见。画家们就是这样孜孜不倦，认真负责，抱者对伟人崇敬怀念的心情，最后拿出了定稿。为了对这些艺术作品作最后评定，我们还请了美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刘开渠、华君武、付天仇、艾中信、刘宇一以及中国美术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画院的领导等十余人对所有作品一一进行评定。除个别不够水平，未于采用外，其余全部达到了标准，按原计划编入书中。同时也根据不同的画种，不同的画绩，对每幅作品评出应给予的报酬，作为我局买下该作品的酬金。
在编辑《马克思画传》最后一章《马克思在中国》中，有一些涉及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的珍贵资料，为此我们专门拜访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同志和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请她们进行审核。她们热情地看了我们的稿子，表示赞扬，也提供了一些十分宝贵的意见．和材料。
国际上的反映和好评
《画传》出版后，陆续听到一些好的反映。1983年，《马克思画传》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书画展，受到观众普遍的好评，认为是“珍品”、“太美了”。《参考消息》在1983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卡尔·马克思画传》以它独特的风格，受到普遍赞赏。在展室内工作的一位苏联女清洁工一有空就主动地站在旁边守护，生怕这部画册受到损坏和丢失。她再三说：这本画传太珍贵了!”
看了这篇报道，我深有感触，我觉得这不仅是对中国艺术的赞赏，更主要的是它反映出当时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对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限崇敬和深切爱戴。
1986年7月，我和胡文建同志受机关派遣，应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邀请，去当时的西德访问。在特利尔参观马克思故居时，见故居会客室的墙上和故居负责人佩尔格先生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我们请画家复制赠送的中国画。佩尔格对这些画以及我们赠送的画传都十分称赞，认为搞得不错，很有特色。他提出建议：希望在1988年马克思诞辰170周年时，把两个画传上发表的绘画原件在马克思故居展出。我们听后感到很兴奋，当即向机关领导作了汇报。1987年春访问归来后，经领导指示，我草拟了向特利尔马克思故居提出的办画展的详细方案。经故居同意后，于1988年初将两个画传上的七十余幅原作运到特利尔，并派遣杨启潾、蒋仁祥同志作为我局代表参加。《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画展》在特利尔展出一个月，收到很好的效果，参观者十分踊跃，盛赞中国人第一次用形象的手段系统而完整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一生，是“真不可思议，真新奇!”
1986年10月10日，我和胡文建同志跨过柏林墙，从西德到东柏林进行参观访问；10月20 日，拜访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受到副院长格姆科夫和工运史研究室负责人舒马赫的亲切接见，他们看了我们赠送的两本《画传》后也表示十分赞赏。格姆科夫问有多少中国画家参加创作，我告诉他有七十余人，他听后大为惊异，十分赞叹。过了两天，海登院长又亲切接见了我们，谈话约40分钟，两次举杯互贺。海登院长也谈到了《画传》，他说：“你们送来的《画传》昨天格姆科夫已同我讲了，并给我看了，非常好，很精彩，有这么多中国画家参加创作，真不简单，谢谢。”在两次拜访中，他们知道我参与了两本画传的编辑工作，因此表示，他们那里也有丰富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图书资料，如果我愿意，我局领导同意，我可以在西德半年访问结束后，再到他们那里访问、考察。我听了十分高兴，能有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对我参与两本画传编辑工作的一种鼓励。后来经领导批准，我在西德的六个月访问结束后，又到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访问学习了两个月。
199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负责人平野同志告诉我：这两本画传还被评为第五届全国优秀图书奖。
（二）
《马克思画传》和《恩格斯画传》出版后不久，我到当时的西德进行半年的考察与访问，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要利用此机会对画传中所刊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居以及他们活动过的地方作些实地寻访和考察，收集一些资料，如果将来这两本画传再版，还可以作些补充或改进。因此，除了德国的马克思故居所在地特利尔和恩格斯故居所在地乌本塔尔外，我还去了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居住和活动最多的地方：英国的伦敦和曼彻斯特，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瞻仰马克思墓
1986年12月初，我和胡文建一同来到伦敦。首先想要寻访的就是安葬在海格特公墓中的马克思陵墓。12月7日，是阴雨天气，没有太阳，我们找了半天，终算在伦敦北郊找到了海格特公墓。经门卫同意和指点，我们进入内部。海格特公墓是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很大的公墓，里面树木茂盛，一片草地，小道纵横交错；路边大部分是或斜躺或竖立的小小墓碑，也有少数立有大碑围圈起来的中型坟墓。由于天色阴沉，时有细雨，加上树木遮挡，公墓中也没有什么人群，所以转了几处，才找到马克思高大的墓碑。尽管整个墓地见不到什么人，可是在马克思墓前，却看到围了二十余人，大部分是中青年，有的在献花，有的在照相，还有两位青年背靠墓碑正举手在宣誓。我赶快举起相机，想把这动人的场景抢拍下来，但匆忙慌乱中忘了打开镜盖，结果拍照无效，十分遗憾。两青年还冲我笑笑。马克思墓碑是在1956年3月14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七十三周年而新建的。碑高近三米，一米多宽。碑上是一个一米左右见方的马克思头像。碑的上端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问刻有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出身年月，下面刻着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碑面上的这些文字在编辑画传时因所取图片字小模糊，看不清，所以未作文字说明，以后如再版，就完全可以写出中文了。
碑前用铁栏杆围了两个小方草地，里面种了鲜花，碑前地上放着人们敬献的花束，这在整个海格特公墓中是少见的，这也说明了伟人虽已仙逝，但他永远活在信仰他的人们的心中。这时天色渐暗，我与胡文建赶紧在碑前相互拍照，留作纪念。
接着，我们又寻找马克思原来的墓地。转了几个弯，找到了，墓地上已不是画传上刊登的老墓碑，而是斜躺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此处原安葬着卡尔·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卡尔·马克思，他们的外孙哈利·龙格，海伦·德穆特。1954年11月迁移。1956年3月14日在此处附近竖立一个纪念碑。”
几处动人景两个小插曲
1986年12月7日一早，我按计划去寻访马克思于1849年至年4月在伦敦切尔西区安德森街4号居住的房子。这天是星期日，又是清晨，马路上冷冷清清，见不到行人。找了几条街，遇见一位年轻的女警察。我问她，安德森街在何处。她给我指点，拐几个弯不远就到了。我按照她的指点很快找到了安德森街4号。楼房的式样、颜色与画传上刊登的完全一样。门是禁闭着的，我也不敢随便敲门。正准备照相，不料那位女警察也跟了过来，友好地问我找到了没有?我说找到了，告诉她这是伟大人物马克思当年住过的地方。她听了点点头。我问她现在谁住在里面，她说不知道。我说我想以此为背景照张相留作纪念，能否请你给我照一张?我的英语说得不好，大概她也没有听明白，以为我要为她照相，就说可以可以，我们互相照。说着她马上摆好姿势，站在门前，让我拍照。我当时很高兴，马上为她照了两张，随后她也为我照了两张，并将她的地址写在我的本上，让我以后寄去。现在翻开相册，看到这张照片，觉得也挺有意思。我想马克思当年不会想到，百年后会有一位带着报话机和手提包的年轻漂亮的女警察英姿勃勃地守卫在他的门前。
第二天，我和胡文建同志找到了马克思在1850年7月居住过的第恩街28号。这是一幢四层楼的楼房。从外表看，与画传刊登的完全一样，三层楼外墙上有一块园形兰底白字的纪念牌，上写着：“卡尔·马克思，1850年12月7日在此居住。”楼上还保留着马克思居住过的一间卧室。楼下是一家餐馆。我们进到里面，没有见到管理人员，而是餐馆老板出来了，问我们的来意，我们说想上去看看马克思的卧室。他说：可以，欢迎，但要先在他餐馆吃一顿饭，才能上去。我们为了赶时间，在餐馆吃饭又很贵，不想在他那里吃，就说：我们吃过了，只是想上去看看。他说不行，一定要吃了才能上去。这显然是借马克思的光赚钱了。我们只好和他商量，不吃，给他五英镑。他让我们上去了。楼上马克思的卧室不大，也只有十几平米，很简朴。一张单人床，上面用红色绒罩盖着，床头墙上贴着一张马克思半身像，一张简要介绍1845年至1883年马克思在伦敦概况的说明，床边是一张长条桌，上面放着一盏油灯；靠窗是一张半园桌，上面放一个酒瓶，其余四周都是空空的。马克思的这间故居虽然被作为文物保留了下来，临街的墙上还挂有纪念标志，但室内并没有将马克思当年居住时的陈设，如书籍、生活用具等布置出来，实属有点遗憾。
在伦敦，我们还走访了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马克思在伦敦时常到这个阅览室来看书，查资料。他的座位是固定的，据说常年累月，这个座位的地上已磨出了他的脚印。这是我们所感兴趣要察访的。
英国博物馆在世界上很有名，建筑庞大，进出制度很严密，外国人不能随意进人，需有介绍信。我们来前由艾伯特基金会开了证明。进去后必须临时照相印在出人证上。阅览室的规模很大，是一个园形穹顶四层楼高的大厅。高处一圈有20个大窗户。阅览室中间围了两圈座位，然后以此为轴心，座位向四周放射延伸。马克思的座位在向东延伸的一排靠边上。这时阅览室负责人知道我们是来观看马克思座位的，就非常积极地向我们介绍。他也提到了马克思因常来看书，日常天久把地踩了个脚印，后来阅览室整修把地填平，脚印也没有了，现在已看不出来。但是马克思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却是值得人们崇敬和学习的。
在伦敦，我们还察访了马克思一家在1864年至1875年十一年中居住过的伦敦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l号。当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总委员会的委员常来这里开会。此处原来的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后来又按原样重建，外面墙上也挂着兰底白字证明马克思一家在这里居住过的纪念牌。
我们还找到了当年马克思和友人常去喝酒聚会的“稻草人城堡”酒店。这个酒店过去是一幢类似住宅楼的老式二层楼房，比较破旧。1962年重建，现在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楼房，门口停了不少车辆，看来生意还不错。离“稻草人城堡”酒店三、四站远处，是当年有名的“红狮旅馆”，地处一个十字路口。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房子虽然陈旧，但具有历史意义。我们一无例外地拍摄了这些珍贵的照片。
探察恩格斯旧址走访曼彻斯特
在伦敦，我们只找到一处恩格斯居住过的地方，就是伦敦瑞金特公园路122号。这是一栋带有色彩的四层楼房。在第三层墙上也挂着兰底白字的纪念牌，上面写着：“大伦敦议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这位政治哲学家于1870—1894年在此居住”。
除伦敦外，恩格斯一生中，有二十年是在曼彻斯特度过的。他在曼彻斯特有多处旧址，如曼彻斯特海德路252号，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格雷特杜西街70号，还有一家恩格斯曾经工作过的公司：欧文一恩格斯公司，以及他与马克思常去的一家图书馆——切特姆图书馆。这些地方我趁到英国的机会，也决心去考察一下。但时间很紧，英国的签证只有10天，能够支配去曼彻斯特连路上的时间也只有两天半。
1986年12月9日，经伦敦英中了解协会的朋友指引和协助，我从伦敦乘火车到达曼彻斯特。一下火车就受到曼彻斯特华人信息中心负责人钟先生和华侨李小姐的热情接待。他们是接到英中了解协会的通知，专门到火车站来接我的。
到达曼彻斯特后我略事休息，便在华人信息中心一位英国年轻人的陪同下去寻找上述几处恩格斯的住处。但跑了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原来的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现在房子已拆除，变成了一片草地。格雷特杜西街70号也变了样子，虽然还是一些破旧的楼房，但马路已改造，找不到原来的街道了。只是找到了恩格斯工作过的欧门一恩格斯公司所在地曼彻斯特南小街7号。这是一幢很陈旧的住宅式四层楼房，当年恩格斯时代就是这样，至今没有改变。它临街有两扇小的陈旧玻璃窗，大门很窄，只像住家，不像公司，但门口现在还挂了两家公司的牌子。在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一个不算小的城市，公司的形状如此低级真叫人有点吃惊，但在恩格斯当年在这样的楼房里办公司，可能就算不错了。
曼彻斯特之行最大的收获是，第二天，在当地一位原来是中学老师，已退休，但对研究恩格斯传记很感兴趣的路易·威特费尔先生以及华人信息中心年轻人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曼彻斯特一座古老的图书馆——切特姆图书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五十、六十年代常来这里查阅资料和从事写作的场所。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有他们各自喜爱的座位。后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最近几天我又坐在小楼凸窗处的方型斜面桌前勤奋地工作，这是我们二十四年前曾坐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位置，因为那里有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这座图书馆是一座用古老砖瓦砌成的建筑，显得很陈旧，里面并不大，但收藏的大部分是古旧珍贵的书籍。进入里面大厅，我就看到有一处使人很惊奇：在一个书桌的二层书架上有二十几部开本较大、书皮较厚实的十五、十六世纪出版的有关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籍，每本都用粗大的铁链子拽着，锁在书架上。读者可以自由阅读，但拿不走。到了晚上由管理人员把书连带铁链子一起锁进书柜，第二天再打开，但铁链子始终牵着书籍。据说这种状况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对于这一珍贵景象我赶紧用相机照了下来。再走进里面是一间大的阅览室，边上有一个凸出的能放一张桌子的窗口。这就是恩格斯上面所说常喜欢坐在这里看书写作的地方。现在桌上还放有十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看过的书籍。每本书的封页上用铅笔注明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哪一年看过的。这一场所与我们在画传上采用的图片完全一样，看了让人兴奋，我和威特费尔先生及华人信息中心的年轻人相互合影留作纪念。
那天晚上，他们还带我去参观了曼彻斯特一个私人办的家庭图书馆。该图书馆的创办人是一对老年夫妇，男的叫埃德蒙·弗罗，80岁，原是一位工人；女的叫罗丝·弗罗，64岁，原是一位中学教师。他们没有孩子。创办此图书馆的动机是他们年轻时看到社会上贫富不均，工人受到压迫，他们很是同情，因而支持工人运动，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但是他们看到社会上宣传工人运动的书籍太少，为了扩大影响，就用自己住的楼房创办一个工人运动图书馆。楼房不大，共三层，包括卧室共五间，里面都摆满了书架，连卧室的床头、走廊和楼梯拐弯处也有书架，共一万两千册图书。他们原先都只有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有钱就买书。图书每天都免费对外开放。一楼作为阅览室，谁都可以来阅读。凡是学生或学者来，他们更是高兴，还免费提供咖啡，进行招待，你可以边喝边看。两位老人并非共产党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但他们爱护穷人，支持工人运动，用实际行动来办有益于人民的事，其精神值得崇敬。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两个月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欧洲出现了许多纪念、宣传和研究这两位伟人生平和学说的活动和机构。除特利尔有马克思故居，乌本塔尔有恩格斯故居，伦敦有马克思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居住地挂有纪念牌外，德国共产党还在乌本塔尔成立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心，并于1970年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开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书店。这些地方我也曾经拜访过。马恩研究中心负责人尤利克博士和恩格斯书店经理海尔穆特·卫巴先生热情地向我作了简要介绍，让我参观了他们楼上的陈列室和楼下的书店。他们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困难，主要是资金缺乏，政府不予资助，全靠党员自己募捐，因此活动范围较窄，在德国的名声较小。
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情况就要好些。它是在1933年马克思逝世50周年时创办的。所处的楼房也有悠久历史，建于年。原先是一个学校，也是一个工人俱乐部所在地，一个工会的前身。后来因地方小，工会和俱乐部不便开展活动，搬走了，于是成立了最早的工人出版社——“二十世纪出版社”。列宁曾在这里工作过，出版过“火星报”。1933年，为了纪念马克思，反对法西斯，一些热心人在此成立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至1986年，已有藏书万册，另有多种杂志刊物。借书方式是图书馆实行会员制。个人会员每年交会费6英镑，每次可借阅三本书，也可参加图书馆组织的其他活动，如听讲座，看展览等。当时接待我的负责人是年已岁的马克斯·埃格尔尼克先生，他原是英国共产党伦敦市组织部长，1941年入党，已退休。
此外，在法兰克福，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约瑟夫·施莱夫斯坦是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教授。该所偏重于研究，不重于宣传。
而在欧洲，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大力进行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当然首推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
1987年2月9日至4月12日，我有机会在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工作了两个月。在此期间，我定下的工作目标，就是为已出版的两个画传进行核实，看所记载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有无失真或欠妥，同时也收集一些补充资料，以便今后再版时使用。此外也为计划中撰写恩格斯传寻找一些素材。在这两个月中，首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研究院对我的特殊照顾，热情接待和周密的安排。回忆起来，常常使我感动不已。我只是编译局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他们却把我当作上宾。火车一到柏林，他们就派秘书专车来接，安排我的食、宿。第二天，海登院长亲切接见，热情关怀，欢迎我来工作，说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有什么愿望、问题，可随时提出。他说现在德中两党关系很好，我们德、中两个研究院也应当加强合作。因为他在德国党中央还担任一定职务，负责文教方面的工作，5月份他将来北京洽谈合作问题。他还告诉我今年是柏林建城750周年，将举办各种展览会。研究院还要与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合办马克思邮票展览。他建议我到处看看，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他评述了德国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罗莎·卢森堡”。这部片子由研究院提供不少资料，并派一人参与工作。他看了三遍，反映不错，但还是详细指出了三个不足之处，等等。
海登院长接见后，格姆科夫副院长又时常见面，具体安排，关怀备至，让我感到亲如一家。格姆科夫是一位有名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家，写过多部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他不仅详细给我介绍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工作概况、图书资料的分布，还亲自带我到阅览室，具体指点哪些书籍在哪个书架，给我介绍研究院以外研究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等问题的专家。在生活上，他指派专人负责，一切都不用自己操心。不久，他郑重其事地问我，在查看资料上有什么要求。我根据国外出版的马恩传记中有些材料引自德国麦塞堡国家档案馆的情况，提出能否到麦塞堡的国家档案馆看看有关1848年革命的材料。麦塞堡是柏林往南几百公里的一座小城市，因有国家档案馆而出名。档案馆中保留了几个世纪以前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图书资料原件，非常有价值。我提出这个建议后，格姆科夫欣然同意，但告诉我需有关单位办理审批。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需要哪个单位审批，要求既然提出来了，也不好随便收回。过了十天，批准书送来了。我才知道，因我是外国人，到麦塞堡国家档案馆看材料，需由马列主义研究院报请德国党中央有关部门同意，然后转送政府部门的公安部、内务部审查批准。由于马列主义研究院是德国党中央直属的重要机构，它提出的申请，不难批准，但手续照样复杂。拿到批准书后，马上去照相，填写档案馆出入登记表，然后前往。那天乘车到达麦塞堡，一进档案馆的阅览室，工作人员就领我到一张桌子，上面已放有写着我名字的一块牌子，我想看的1848年和1849年出版的报纸也已放在桌子上，工作效率之迅速，使我深为惊叹。但遗憾的是，我在档案馆的时间只有一天，材料很多，来不及看，而且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全是古老的哥德体文字，存放时间悠久，许多文字已模糊不清。一天下来，翻了不少材料，却没有得到理想结果。
从麦塞堡回来后，格姆科夫又安排我去莱比锡、哈雷、爱尔福特、魏玛等地参观游览。每次外出，都派专人陪同引路。在莱比锡，参观了列宁当年创办“火星报”的旧址，观看了几处展览。在爱尔福特，分别参观了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台尔曼和罗莎·卢森堡的纪念馆和场所，以及反法西斯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陵园。特别是参观了一处当年希特勒专门囚禁和屠杀反法西斯人士的集中营，其中各式各样惨无人道的残害手段和宰人刑具，让人看了真是触目惊心。
研究院对我的盛情接待还真使我过意不去，于心不安。在我到达研究院不久以及临走之前，格姆科夫两次代表院方在德国部长会议宾馆的餐厅正式宴请我，每次还让几位助手作陪。后来有一次建议我去看戏，他说：到了德国，应当了解德国的戏剧。我说我的德语水平太差，怕听不懂。他说有的他也看不懂，可以找容易看一点的。当时在有名的德国歌剧院看演出，买票也很困难，需事先排队订购。过了几天，终于买了四张票，陪同我去听了一场戏剧音乐。又过了几天，格姆科夫给我打招呼，说想请我到他家去从上午到晚上小聚一整天。他家有一个小书房，有不少书，可以顺便在他那里找一些资料看看。我当然很高兴。那天一早，他亲自陪着用车把我接到他家。他家虽有五间房间，但主要是书和一些工艺品，十分简朴。这时他夫人还卧病在床，我不便进入她房间，只好在房门外向她致礼。他家未雇佣人。夫人生病，一切家务事由格姆科夫自己处理。他让我在屋里自由活动、看书、聊天、随意翻阅他书架上的各种图书。中午他亲自做饭，虽很简单，半买半做，但他对同志、朋友的盛情却让我由衷感动，难以忘怀。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回来后本计划参与写作“恩格斯传”，同时把收集到的将来为两个画传再版用的资料作些整理，但由于任务临时变动，参与了别的项目，恩格斯传的写作暂停了，两个画传的资料也只能暂时存档。而最令人惋惜的，就是由于历史原因，东西德合并，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所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被撤消，一个曾经大力宣传和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机构成为历史了。
（写于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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