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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自从被秦国打败以后，一直受秦国欺负，楚怀王又想重新和齐国联合。秦昭襄王即位以后，很客气地给楚怀王写信，请他到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相会，当面订立盟约。
楚怀王接到秦昭襄王的信，不去呢，怕得罪奏国：去呢，又怕出危险。他就跟大臣们商量。
大夫屈原对楚怀王说：“秦国**得像豺狼一样，咱们受秦国的欺负不止一次了。大王一去，准上他们的圈套。”
可是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却一股劲儿劝楚怀王去，说：“咱们为了把秦国当做敌人，结果死了好多人，又丢了土地。如今秦国愿意跟咱们和好，怎么能推辞人家呢。”
楚怀王听信了公子子兰的话，就上秦国去了。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刚踏进秦国的武关，立刻被秦国预先埋伏下的人马截断了后路。在会见时，秦昭襄王逼迫楚怀王把黔中的土地割让给秦国，楚怀王没答应。秦昭襄王就把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要楚国大臣拿土地来赎才放他。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国君被押，把太子立为新的国君，拒绝割让土地。这个国君就是楚顷襄王。公子子兰当了楚国的令尹。
楚怀王在秦国被押了一年多，吃尽苦头。他冒险逃出咸阳，又被秦国派兵追捕了回去。他连气带病，没有多久就死在秦国。
楚国人因为楚怀王受秦国欺负，死在外头，心里很不平。特别是大夫屈原，更是气愤。他劝楚顷襄王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
可是他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倒招来了令尹子兰和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天天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他们对楚顷襄王说：“大王没听说屈原数落您吗？他老跟人家说：大王忘了秦国的仇恨，就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秦，就是不忠。楚国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君臣，哪儿能不亡国呢？大王，你想想这叫什么话！”
楚顷襄王听了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
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简直气疯了。他到了湘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汨音）一带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
附近的庄稼人知道他是一个爱国的大臣，都挺同情他这时候，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上打鱼的渔父，很佩服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那愁闷的样子。
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见渔父。渔父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呢？”
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将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
渔父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
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去，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由于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活着，到了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那天，他终于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
附近的庄稼人，得到这个信儿，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大水，哪儿有屈原的影儿。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渔父很难受，他对着江面，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的。
到了第二年五月初五那一天，当地的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划了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粽子，划小船改为赛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风俗。人们把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称为端午节，据说就是这样来的。屈原死后，留下了一些优秀的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离骚》。他在诗歌里，痛斥卖国的小人，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楚国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后来人们认为屈原是一位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
董仲舒闭门学“公羊”
董仲舒是西汉广州人，人称“汉代孔子”的经学大师。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鉴于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西汉统治者不再采取秦王朝那样的文化专制政策，而推行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先秦以来几大学派的思想又相继在民间活跃起来。儒家作为先秦最大的学派自然不甘沉寂，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儒家经典的影响逐渐扩大。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儒家最早的六部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所作。但是，《春秋》记载史事，文字简约，含义深奥，一般人不易读懂。因此，解释《春秋》之作，便应运而生。据传孔子死后，鲁国史官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以解释《春秋》。此外，还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这两部著作起初只是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写成文字。其中，《春秋公羊传》后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公羊学”。董仲舒从小便对“公羊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专攻《春秋公羊传》。
为了专心学习，他谢绝一切宾客往来，用帷幕将自己的书房围起来，独处其中，终日不知疲倦地诵读、研习《公羊传》，偶有所得便奋笔疾书。日久天长，他竟做成了厚厚的一大摞读书笔记。
董家有一个十分别致的花园。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董仲舒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竞三年没有跨进花园一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公羊传》上，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了。往日的亲朋好友兴致勃勃地来探望他，也被他拒之于门外。起初，人们对他这种“无礼”行为表示气愤与不解，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经过多年的闭门勤学苦思，董仲舒的学问大有长进。他不仅对《春秋公羊传》有了精辟的理解，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成了远近闻名的“公羊学”专家。他不仅得到了学者的敬重，而且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
汉文帝时，董仲舒被朝廷选为博士。博士是我国古代一种学官的名称，其职责是传授经典。汉文帝是开始设立经学博士，召集一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的某一部经典。董仲舒专门负责传授《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在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已基本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准备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他下令广召天下贤良之士，讨论治国方略。董仲舒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挥笔写下了一篇奏章，献给汉武帝。在这篇奏章里，董仲舒主张统治者应实行“德治”，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他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德治”的合理性。指出，“德治”乃是上天的意志，皇帝身为上天的儿子，是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因此，就应该尊从上天的意志，实行“德治”，以德抚民。他又以周秦以来的政治得失为例，尤其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为例，论证实行“德治”是治国之本。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奏章，连声称好。经过认真地遴选、评比，董仲舒的奏章被选为天下第一。尽管统治者选拔贤良之士有自己的标准，然而，“天下第一”毕竟是对董仲舒渊博学识的认定。
汉武帝非常赏识董仲舒的才学，于是便召他进殿，亲自向他提了两个关于如何治国安邦的问题。董仲舒恭恭敬敬地上了两道奏章，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严刑峻法是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奏章中抨击了法家学派的主张，而力倡儒家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政治思想。同时董仲舒发挥其学问专长，从公羊学家的立场出发，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即在于主张“大一统”。汉代继秦而后，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但鼓励各家学说竞相传播的文化政策却并不利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凡不属于《礼》《乐》《诗》《书》《易》《春秋》（即儒家六经）的科目，不同于孔子、儒家学说的理论和主张，都要加以禁止。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了，汉王朝的政权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董仲舒应诏陈言，一举夺魁，所靠的既不是弄虚作假，也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真才实学，是他多年专心致志、勤奋钻研的结果。
董仲舒再次把自己关进书房，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终日埋头读书，家里有大小事务，一概不予过问。朝廷中有什么大事需要向他请教，他也不再前往，而是由皇帝派人亲自到他家里来讨论。
董仲舒把自己再次封闭在书房里，集中精力著述立说，长达17年之久，直到离开人世。他自幼专注于《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积60年的深厚功力，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后人将其整理、辑录成《春秋繁露》一书。《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一生勤奋治学的思想结晶，它虽为后人辑录而成，但展现给世人的却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一生对原始儒家的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与发展。《春秋繁露》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系统阐发了以“大一统”为核心，以儒家仁义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古今通行的大道，因此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同时，五道、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伦理道德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副人数等神学思想论证儒家仁义道德、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神学理论基础。董仲舒的神学理论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被历代统治所推崇，成为其后整个封建社会实行统治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
司马迁用血泪和屈辱写就千古名篇
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出生于地处黄河岸边的陕西韩城。大约在4岁左右，司马迁即随父在村上的“司马书院”开始识字读书。他天资颖悟，加上肯下功夫，进步很快。相传有一年他随外祖父杨鼎出席一次乡间文人学士们的聚会。在场的一位名叫杜明的儒生，早就听说司马迁年纪虽小，肚子里墨水却不少，耳听为虚，眼见是实，就有心想当场考考他。杜明说：“小兄弟，听你外祖父介绍，你能将《国风》145首都背诵出来，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下。”司马迁听后语出惊人，他反问：“是顺背？还是要倒背？”在场的众人听后无不为之惊愕。只见司马迁不慌不忙地站在太师椅上，滚瓜烂熟地倒背起来，其声调抑扬顿挫，刚柔婉转。大家无不为之惊叹、折服，都说他长大了一定大有出息。
在其父司马谈的严格督促和精心培育下，司马迁10岁时已经能熟练地诵读《左传》《国语》等书。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已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比的。司马谈出任太史令后，司马迁便跟随父亲一起离开家乡，来到京师长安。长安是当时的都城，也是西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才荟萃。司马迁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他拜当时的古文大家老儒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又从当时的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曾为中大夫，在职期间常给王公贵族们讲授《公羊春秋》，司马迁能得到他的指点，一定很有收获。他学习甚解，有一次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发现有几本书上的记载都和《尚书》不同，便搜集了许多材料，仔细地加以比较研究，最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结论。经过这一番刻苦的学习，加上父亲与家庭的熏陶，20岁以前的司马迁已经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
然而，司马迁却不以书本知识为满足，更不想永远沉湎于“经史子集”之中。大约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也许是他胸中潜藏着的人生目标在剧烈涌动，或许是受到父亲的指点和鼓励，20岁的司马迁，决定暂时走出书斋，开始了他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壮举，到祖国各地去游历，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查考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史料。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然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天，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司马迁，却因直言敢谏而大祸临头，蒙受了一场极大的不幸。《史记》“草创未就”，他却下狱受了腐刑。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精于骑射，有祖父李广遗风，谦虚下士，为人守信，不贪财，有口皆碑。
天汉二年，汉武帝诏令李陵领兵从居延出发，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长驱直人，深入敌境未遇抵抗，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内部出了叛徒，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人狭谷团团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数十倍于汉军，大有一举歼灭汉军的气势。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且战且退，经过十几天的浴血激战，歼敌一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大臣们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相反，对败将李广利却不敢责备，胸中很觉不平。因此，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分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含蕴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然而，司马迁的这番言论，却引出了历史性悲剧后果。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无非是要达到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有意给他难堪。盛怒之下，全不顾及司马迁多年侍从尽忠职守，将他打人监狱。在狱中，审讯司马迁的就是后来被他称作“酷吏”的那些人。这班人残忍狠毒，司马迁在他们手中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但一时没有定罪。第二年（天汉三年），汉武帝误听传言，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单于已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正在为匈奴练兵。遂下令把李陵的全家抄斩了，连他无辜的老母也上了法场。司马迁因此受到株连，被扣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
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用钱赎罪，大约需交50万钱，当时通行的是五铢钱，50万个五铢钱，约合黄金五斤。另一条是甘受宫刑。所谓宫刑，也称腐刑，是阉割生殖器的残酷肉刑，是对人格最野蛮的侮辱。司马迁俸禄并不丰厚，家境也很平常，父亲一生做了几十年的太史令，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根本没有能力偿付这巨额的赎罪金。自从他因李陵案蒙受不白之冤以来，昔日的亲朋好友们生怕引火烧身，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而是远远地离他而去。世态炎凉，司马迁得不到亲友的支持，只能忍辱负重甘受宫刑。
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作人的尊严，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蚁蝼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含垢，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腐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腐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出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也许是汉武帝的良心有所发现，觉得对他的处罚确实过重，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贴近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表面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太史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带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
其实司马迁自己最明白，中书令一职能出入皇上身边，权势确实非同一般，然而此职一般都是让有文化的宦官担任。他因蒙冤受了腐刑后才被委任此职，这正是对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时时感到悲怨与愤恨。自然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再次以坚强的意志，充分利用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种种便利，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
司马迁经过前后14年的努力，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一部构思严谨、体大思精的空前历史巨著——《史记》，终于完成。这是一部融人了司马迁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的不朽著作。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圣，他的名字将和他的不朽著作一起光耀千秋。
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一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著名诗人。
陶潜是晋代大司马陶侃的曾孙，自幼志趣高雅。宅边有五棵柳树，他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表达自己以“文章自娱”“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志向。后来陶潜因为年老家贫，被迫出任州祭酒。由于不堪吏职，不久就解职而去。后来州里欲召其为主簿，他拒绝应征，甘心“躬耕自资”，过羸疾不堪的生活。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陶潜时，他“偃卧瘠馁有日矣”。檀道济颇为不解，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如今先生生长在文明大化的世界，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陶潜平静地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送给陶潜粱肉，他拒绝接受，“麾而去之”。
陶潜后来任镇军、建威参军。为彭泽（治今江西湖口县东）令时，一次，郡督邮到县里巡视工作，手下的官吏告诉陶潜应束带去见督邮。他仰天长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毅然解印离职而去，并赋《归去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开始了“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田园隐居生活。
陶潜生活在东晋、刘宋之交的大动乱时代。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割据混战，不断骚扰南方。东晋王朝苟安于江南，豪族地主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东晋王朝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起初是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权。接着是桓玄起兵反晋，夺取了政权。嗣后是刘裕消灭桓玄，代晋自立。陶潜目睹这些流血斗争，认识到政治的腐败和仕途的险恶，终于“耻复屈身”“不为五斗米折腰”，采取了洁身远祸的态度。
陶潜乐于“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田园生活，对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桓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窘境，常常怡然自得。这种清介自守、不趋炎附势的人格，也反映到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之中。陶渊明前期作品，常常叹息行役的辛苦，表达受人羁缚的苦闷，抒发对仕宦的厌倦和归田的愿望。归隐以后，其作品多描写躬耕生活，抒发重新获得自由的愉快心情，作品的字里行间，反映了对当时官场的不满和否定。语言冲淡自然，不假雕饰，又含蓄浑厚，在中古诗坛闪耀出清美的光辉。
咏絮才女谢道韫
谢道韫，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时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大书法家王羲之之子、左将军王凝之之妻。东晋女文学家。她的叔父谢安石是当朝的宰相。
谢道韫从小好学，聪慧而有才辩。她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更是受到良好的家教，表现出非凡的才智。谢道韫的叔父谢安石是个文才武略兼备的东晋的重要栋梁，他对子侄们的成长极为关注，对他们的教育一刻也不敢松懈。他时常亲自查问子侄们的读书、习武情况，对他们提出极严格的要求，并经常教导他们，长大以后要报效国家。有一次，他看到侄女道韫正在读《毛诗》，便试探性地问道：“你知道《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不假思索地说道：“叔叔，我喜欢《毛诗》中的‘去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您意下如何？”谢安石表示满意，点着头问道：“你读过《毛诗》，能背几首我听听吗？”道韫便一口气背出了十多首。谢安石听了，十分高兴，连声称赞。他又反复嘱咐说，读诗不可囫囵吞枣，要举一反三，能领会其中妙趣。并要她继续努力，做到既会读诗，又会作诗。有一年冬天，一夜北风刮过，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漫天雪花，犹如银龙在空中翻腾。转眼之间，漫山遍野就被白茫茫的雪花所覆盖，整个世界都被银装素裹。每条街道、每家庭院也都积满了厚厚的白雪。谢安石带着侄儿、侄女一起来到庭院里观当雪景，他们被这银色的乾坤所陶醉。
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嬉戏时，谢安石在亭子里举杯独酌，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不觉凝神沉思起来。谢道韫和哥哥谢朗也在雪地里玩耍着，他们玩累了，便跑进亭子里，借炉火取暖。谢安石看这兄妹俩玩兴正浓，便打算趁考一考他们学习诗文的实际水平如何，于是说道：“赏雪是很高雅的，不光是用眼睛去观看这美丽的雪景，还应该用优美的诗词去加以赞颂，才能把兴致尽情地抒发出来，作为纪念。现在我以雪景为题说出一句有关雪的诗句，看你们兄妹俩谁能对答出来，你们看如何好？”道韫和谢朗都拍手叫好，他们兄妹俩都想在叔叔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文才呢。谢朗当时才八岁，他调皮地说：“叔叔你一定想好诗句了，这才来考我们的，对不？”谢安石笑道：“真是个机灵鬼。等下就看你们两人的了！”聪慧的道韫说道：“我们敢和叔叔比试高下，叔叔请出上句！”谢安石高兴地笑着饮了一口酒，提笔就写道：“白雪纷纷何所似？”写完就放下笔，口中又吟了一遍，问道：“你们好好想一想，这正下着的大雪，同什么最相似呢？”谢朗抢着吟道：“撒盐空中差可拟。”那意思是说，我看大雪就跟天下往下撒着的盐粒差不多。说完就露出得意的神色，等待着叔叔的赞扬。谢安石轻轻地摇着头说：“这个比喻不好，你想想看，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从天上往地上撒盐呢？再说盐粒很重，怎么能漫天飘舞呢？”几句话说得谢朗怪不好意思的，他细想叔叔说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可是自己却想不出更合适的比喻了。他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对妹妹谢道韫说道：“好妹妹，你准比我强。现在就看你的了。”
谢道韫怪不好意地说道：“我倒是想好了一句，不知是否合适，说出来，若是不妥，请叔叔和哥哥不好见笑，不对的地方，还望叔叔指正。”谢安石看着活泼可爱的道韫，笑着说：“叔叔怎么会笑话我的乖侄女呢，你聪明，好学，现在还只有7岁，比喻的不确切叔叔也不会怪你，你就大胆地说出来吧！”说完，将一杯酒一饮而尽。道韫仰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又眺望着洁白原野，只见白茫茫一片，真个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整个大地都披上了银装。她轻轻地吟咏了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意思是说，我看这纷纷扬扬的大雪漫天飞舞，好像春天的柳絮，让风吹得四处飞舞。谢安石听后立即拍手叫妙，“比喻的真好，真形象！合情、合理、十分贴切，恰到好处。”谢朗也跟着叔叔夸赞妹妹道：“你比喻的真好，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谢安石把谢朗拉到身边，亲切地拍着他的头问道：“你知道她这句诗好在什么地方吗？”谢朗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讲给你听吧，第一，春天里柳絮到处飞舞，白茫茫一片，跟雪花的颜色不是很相似吗？第二，柳絮本身极轻，随风飘飞，忽上忽下，时东时西，它飞舞的样子和雪花不也是一样吗？所以，没有别的东西比它更像雪花了。”谢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解着，谢朗听着连连点头，说妹妹真行。从此以后，“咏絮才女”谢道韫的美名就在天下传开了。
《滕王阁序》惊四座
王勃，字子字，唐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少年时就善诗文、熟读《尚书》《诗经》等经典作品。
公元675年，王勃从绛州出发，不远千里前往交趾省文。春夏间，由河大道乘船下洛阳，沿广济渠（即运河）泛舟车南，八日至楚州（今江苏淮安），九月初至江宁，溯江而上，经芜湖、安庆而至马当。马当离南昌有七百里之遥。王勃于“九九”重阳节清晨赶到了南昌滕王阁下，滕王阁，江南名楼，滕王李元婴（唐太祖李渊幼子，受封于太宗贞观中叶）任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时所建。后滕王骄纵逸游被贬滁州（今属安徽），新任都督阎公将滕王阁修葺一新。重阳节将举行盛宴庆贺。这天，滕王阁张灯结彩。上午飒飒的秋雨为它洗去了尘埃，更显得珠彩欲滴。下午“云销雨霁”，“烟光凝而暮山紫”。雕檐翘角的滕王阁在宜人的阳光中显得更为雄伟挺拔，气势不凡。下午申时，地方名流、文人武士纷纷应邀而来，其中不乏远道而来的“东南之美”。一时阁前车马喧嚣，人声鼎沸。王勃也来了。他上午谒见阎公时，也被邀入席。众人随阎公参观了滕王阁内外。滕王阁“层台耸翠”“飞阁流丹”，外表十分壮观。阁内绣闼、画栋、雕檐、彩绘，无不色彩艳丽，精美无比。人们啧喷声一片，赞美辞不绝。阎公喜上眉梢。登楼而上，凭栏眺望，只见山原宽旷，川泽萦纡，渡口整齐的船只、城中参差的房屋尽收眼底；远方水天一色，青山绿水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优美，使人心旷神怡。众人人席后，阎公徐徐站起，清清嗓门，微笑着：“滕王阁今日修茸一新，这是本州的一大喜事，请各位举杯畅饮，共同欢庆。”初，来宾比较拘谨。酒过三巡，气氛愈发热闹。谈古论今的、交友叙情的、觥筹交错的应有尽有。欢声笑语一片。阎公又一次站起：“本都督特意备好笔墨，请各位高会题辞，以助酒兴，也为滕王阁增添光彩。”阎公有个女婿叫吴子章，善作文章，当地小有名气。为提高女婿声誉，阎公嘱他事先作好一篇颂文，届时可“当场发挥”，以显才华。当地的文人墨客知道都督的用意，故推辞不作。轮到王勃，他不知内情，竟毫不客套，欣然受命。阎公心中甚是不快，怒起更衣。他嘱人窥其下笔，及时禀报。一会儿，有人来报：下笔了，头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捻着胡须，不屑一顾，“此老生常谈耳。”
又有人报，紧接着是“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呷了口茶，不表态度。这时的王勃在酒酣的冲动下和热闹的氛围中，思绪遄飞。他“对客操觚”“文不加点”，洪州的典故、宴酣的盛况、自己的感受都随着笔端泻于纸上。当有人报知写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公再也按捺不住了，脱口而出：“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这两句确实非常优美。秋水与长天一色，青青蒙蒙，融成一体，十分壮阔。“落霞”自高而低，“孤鹜”凌空而飞，这使静态的背景中，又融进了动态；绚丽的晚霞又为整个画面染上了暖色，更增添了美感。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顷刻而就”，众人“满座大惊”。当得知这青年就是当代才子王勃时，人们纷纷围上前来，争睹他的神采。此时此刻，阎公女婿再也不敢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佳作”来了。王勃的文章为滕王阁增添了光彩，并把宴会推向了高潮。阎公十分高兴，忙请王勃人贵宾席。宴后辞别时，特赠细绢百匹。《滕王阁序》确实不同凡响，是“古代骈文中的冠冕”。许多文人都极其推崇。连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觉得自己的《滕王阁记》能排列在王勃之后，感到特别荣耀。
贾岛着魔推敲
贾岛，唐朝著名诗人，范阳（今北京一带）人。由于家庭贫困，贾岛小时候读书就十分刻苦，尤其喜爱吟诗。
长大以后，贾岛去了长安，希望求职功名，但不幸的是，他在科场中屡遭失败，作为对得不到的东西的补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不仅从中得到了乐趣，并且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
贾岛之所以选择诗歌创作并把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同韩愈等人的鼓励有着很大关系。韩愈对贾岛诗歌的评价很高，他曾写诗称赞说：“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这种热情而积极的评价，对于信心不足的贾岛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贾岛自元和初年与韩愈相识以来，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他们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韩愈逝世的当年，两人还一起在南溪泛舟游玩。可见他们的友谊是自始至终的。这不光因为韩愈是文坛名流，是贾岛所要攀附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韩愈对贾岛来说，自有一番知遇之恩。贾岛初到长安时，投谒过许多名流。但真正受到赏识结为朋友的，只有韩愈、孟郊、张籍三人。其中的孟郊，长贾岛三十余年，可说是忘年之交了。这说明，贾岛与所谓韩孟诗派在艺术趣味上是颇为接近的，因此在感情上也就比较容易融洽。
贾岛爱诗简直到了着魔的程度。他在《戏赠友人》诗中称：“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作诗更成了他的一切。我们不难想见，贾岛吟诗时那种神经质的冲动。姚合曾经形象地描绘过这种冲动，说他“狂发吟如哭”。对于一个愁肠百结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解脱。
另外，贾岛还常常喜欢在诗中描写自己作诗时的苦状窘态。一再声称自己是个苦吟诗人。这固然是与时代风尚有关，但贾岛之善写苦吟，恐怕还是另有原因的。从主观上讲，这无异是在向人们宣布，我的这些诗歌绝不是粗制滥造的劣作，而是呕心沥血的精品。这就很自然地抬高了作品的身价。同时，这也是贾岛爱诗甚于爱己的结果。从客观上讲，强调苦吟对于纠正元白诗尚轻浅的流弊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它教育人们作诗是一种十分艰辛的劳动，绝不是可以凭借小聪明粗制滥造的。
闲居少邻并，草迳人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他这首《题李凝幽居》其中“僧敲月下门”一句所引出的“推敲”故事，却是那样的脍炙人口。
说的是有一天，贾岛骑在毛驴上吟诗，至“僧敲”一句，在“敲”还是“推”字上犹豫不定，于是用手作推、敲之状，一时神飞物外，坐骑失控，冲人京光长官韩愈的仪仗队中。韩愈得知原委后，沉思良久，提议说：“敲字为佳。”于是二人并肩而行，成了好朋友。
徐惠八岁知《离骚》
徐惠，唐代湖州长城人（今浙江省长兴人），是《全唐诗》中收录的一位年龄最小的女诗人。徐惠的父亲徐孝德本是秀才出身，发现女儿聪颖过人，便决心尽早教她学习识字读书，充分发挥她的天才。小徐惠3岁学读诗词文章，4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读《诗经》和《论语》等经典著作了。
6岁起在父亲指导下能背诵许多古代名家作品，徐惠8岁时，按照父亲的安排，开始学**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她学习十分认真，但她的父亲还是不放心地坐在一旁指点。后来徐惠对父亲说：“我自己能看懂这些文章了，父亲不必守在一旁了！”听了这些话，她父亲觉得女儿真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应该尊重她的自学精神，让她自己去读书。从此便不再陪读了。但她父亲有时还是放心不下，常常走过去问道：“能看懂吗？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徐惠就笑着对父亲说：“有了不懂的地方，我会去问您的。”徐孝德听了，便乐滋滋地笑着走开了。有一天，徐惠的父亲想考一考女儿学《楚辞》达到了什么程度，便指着自家的窗外，看着远处一座突兀的小山峰，说：“你能用《离骚》的诗体，创作一首《拟小山篇》吗？”徐惠说：“我试试看吧。”父亲听了女儿说的话，还以为她没有把握呢，也就不十分勉强她，回自己书房看书去了。哪知刚泡好的一杯茶还没有喝完，就见徐惠手拿一首才写好的诗送到父亲的面前。只见上面道：“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诗里的意思是说：我抬头望着远山在遐想，痛惜爱国大诗人被流放。我抚摸着那摇曳的桂花枝，感受着经久不散的馨香。一千年只不过出了一位伟人，唯有屈原大夫的品德高尚。他的正义和忠诚跟香草一样，他死了，将永远让人怀念和敬仰。徐惠的父亲徐孝德看完后大为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8岁的女孩竟然能有如此成熟的思想，如此丰富的情感，如此敏锐的思辨能力。
但徐惠写字的墨迹未干，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呀！可以看得出，女儿不仅懂得了《离骚》的诗意，学会拟写骚体诗，而且表现出她人小志大，思想境界已经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了。父亲非常高兴地把女儿双手抱住，高高举起，口里还不住声地连夸好诗。这首诗很快被传了出去，赢得了众多人的称赞和好评。
唐太宗李世民闻知有个女神童叫徐惠，便好奇地派大臣将徐惠接进宫中，让她住在皇宫里，并封她为“才人”。徐惠在宫中，仍勤奋读书，作诗习文。唐太宗读了她写的诗文后，对她十分器重。不久又把她封为婕妤，后来又荣升为充容。徐孝德亦被唐太宗升任水部员外郎。父因**而贵，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一天，唐太宗召见徐惠，等了半天没有见到她的人影。当她姗姗来迟时，唐太宗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不悦之色，及至皇上将召见她的原因对徐惠说明后，徐惠当即写诗一首，呈献皇上：“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诗中的大意是：女孩子早上起来，谁不梳妆打扮？打扮过之后，还得左顾右盼一番，以修饰不理想的地方。这样做，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古人说，千金难买美人一笑，君王只是轻轻一喊，我怎能就立即来到君王身边呢？太宗看后，喜上心头。诗写得清新、流畅，朴实无华，再现了女孩天真、活泼、调皮的个性，令人爱不释手，皇上哪还会再生气呢？徐惠不仅文思敏捷，且关心国事。别看她小小年纪，对时政还有精到的见解呢。贞观末年（公元649年），唐太宗仗着国力强盛，不断地征讨邻国，用武力开拓疆域，以至战火连绵，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她见唐太宗几次发兵攻打高丽国，士兵死伤惨重，深感痛心。她请求太宗罢兵，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以利天下安乐。
后来太宗又动用大量资财，建造行宫，徐惠又规劝皇上。唐太宗到底还是一个英明帝主，一向善于采纳忠言，不得不考虑国库的财力和百姓的疾苦。他很快采纳了徐惠的建议。徐惠多次劝谏，使太宗深为感动。
李白借诗巧讽杨国忠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满怀建功立业、倾才报国的理想，应诏人京，唐玄宗将他安排在翰林院，任翰林供奉。然而，唐玄宗并非请李白来献计献策、治国安邦，而仅仅是为了让他吟诗作赋，供杨贵妃歌舞作乐。因此，原本踌躇满志的李白一直心情沉重、郁郁寡欢。
一天，唐玄宗召集李白等翰林学士进宫，赋诗唱和。李白推说身体有病，不肯作诗。当朝宰相、国舅杨国忠。一直嫉妒李白才华，总想设法奚落他一番。于是，杨国忠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意在唐玄宗面前搬弄是非，他当着众人的面，轻蔑地对李白说：“三国时期，曹子建七步成诗，留名青史。李翰林向来以作诗驰名，今日为何无诗可作？你如果能像当年的曹子建那样七步成诗，我杨国忠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白早已明白杨国忠的阴险用意，他“嘿嘿”冷笑几声，说：“国舅的话错了，曹子建七步成诗，那是他哥哥曹丕逼的。我李白一无非分之想，二无权势之争。怎能同曹子建相提并论呢？你要我像曹子建那样作诗，欲把皇上置于何地？”
杨国忠听了李白的反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唐玄宗见杨国忠无言以对，赶忙打圆场说：“国舅只是激激你，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李白说：“既然皇上没有什么忌讳，那么国舅要我像曹子建那样作诗也不难，请问，作得出来又当怎样？我李白要和国舅赌一赌！”
听了李白的叫阵。众人都想瞧瞧热闹，于是一起起哄：“是呀，国舅敢赌不敢赌呀？”
杨国忠心里暗想：七步成诗，如果他自己想题目，还有可能；但要由我出题目，他李白哪有曹子建的才气？赌就赌，赌注可不能太少了，当着众人的面，一定要让李白出出丑。想到这里，杨国忠奸笑着说：“我没什么家底，不敢多赌，就赌半帑金银吧。李翰林要是能够七步成诗，我就输半帑金银给你！”半帑金银，众人听了无不变色。就连唐玄宗也皱起了眉头。帑是国库里的钱财，杨国忠怎么能夸海口拿一半与李白作赌注呢？
李白看了一眼杨国忠，假装糊涂：“国舅可真是财大气粗呀！请你再说一遍！”
杨国忠以为李白害怕了，更大胆起来。对着唐玄宗和众人夸口说：“我出题，如果你李翰林七步成诗，我就输半帑金银给你。天子面前无戏言。”
李白面对唐玄宗微微一笑，说：“那好，现在就请国舅出题吧。”
杨国忠随口说道：“就以‘天子面前无戏言’为起句。你开始作诗吧。”
李白随即起步吟道：“天子面前无戏言，半帑金银重如山；国舅不会点金术，何来家私万万千？”一首诗吟罢，李白只迈出了三步，在场众人无不高声喝彩：“好诗！好诗！”
“问得好呀！国舅哪来那么多钱财？”“杨国忠打这么大的赌，还不是靠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李白又吟出了一首七言诗：“李白出身最寒微，家徒四壁少吃穿；赢得国舅不赊欠，天子面前无戏言。”两首诗吟罢，起句与尾句巧妙回环，妙不可言。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没容杨国忠开口说话，李白就向他要起账来了。杨国忠面红耳赤、羞愧难当，真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好立刻钻进去躲起来。
这时候，唐玄宗又出来解围，他对李白说：“国舅输给你半帑金银，你要金银何用？寡人保你有吃有喝就行了。”看到皇上出面调停了，李白也不好再坚持什么。李白借诗巧妙讽刺了杨国忠搜刮不义之财的恶劣行径，并在七步之内作出第二首诗向杨国忠要账，巧妙地戏耍了杨国忠，让他下不了台。
李白能言善辩的口才以及出口成章的文才都让人心生敬佩！
博览经史的大文豪朱熹
朱熹字元晦，祖籍徽州人（今安徽歙县）。宋朝大学者。他对儒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曾这样赞誉朱熹的理学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朱熹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中。他的父亲朱松早年曾受业于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父亲除了精心钻研儒家经典之外，一有闲暇便亲自教朱熹读书，朱熹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4岁那年，有一天，父亲指着天空对朱熹说：“这是天。”他便问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呢？”令父亲大为惊异。朱熹从小就显露出好问、好思考的性格。自5、6岁时起，就一直思考“天是什么”“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8岁时，父亲教他读《孝经》，朱熹在书上题道：“不这样去做，就不能算是人。”
在父亲的教诲与启发下，朱熹白幼便培养起了对儒家圣贤之学的强烈兴趣。十几岁开始读《孟子》，当他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时，心里十分激动，觉得做圣人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心中便暗暗立下志向，将来一定要学成圣人！
朱熹的父亲虽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兴趣广泛，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学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这种包容、平和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少年朱熹。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的兴趣也十分广泛，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之外，也广泛阅读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朱熹自幼悟性极高，加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了那么多典籍，学问进步很快。可是，当他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他不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儿，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师，朱熹心中悲痛万分。
父亲死后，朱熹虽曾按照父亲的遗愿师事胡宪、刘勉之及刘之翠三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学中度过的，朱熹读书十分刻苦用心，他总是力图用心去体会圣人所讲的道理。其他同龄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背诵就已十分满足了，而朱熹则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领会书中的道理。他时常为一句话所困扰，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而每当他领会了书中的道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自己回忆幼时读《中庸》的情景：当他读到“人一已百、人十己千”一章时，觉得吕与叔解释此段的含义十分精彩，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并工工整整地将其抄录下来作为警励自己奋发的座右铭。
由于朱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读书比常人更加辛苦。他曾经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四书’十分辛苦。早年读《大学》《中庸》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先诵读十遍，在此基础上，再逐字逐句研究书中的意思，读《孟子》亦如此，开始时逐字逐句地读，后来便前后连接，首尾贯通。”
朱熹读书不仅肯下功夫，而且还善于总结学习方法。他好博览但从不贪多、贪快。他认为，不明白道理，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处。他说：早年他读《周礼》时，早就听人说，《周礼》的每一句话都好像是从圣人心中自然流出。但经过多年的研读、揣摩，他才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这就好比前日只听人说盐是咸的，糖是甜的，今日亲自尝到了，才知盐是真的咸，糖是真的甜。朱熹还形象地把读书比作射箭，初次练习时，只要射到靶子上就可以了，但反复练习，最终就要射中靶心，否则就不算学会了射箭。读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弄懂书中的义理，并且照着这些义理去做人、为人。他说：“我十七八岁时读《孟子》，至20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20岁以后，才知道不能这样读书。书中的许多长段都是首尾相接、脉络相通的，若只逐句理会，便不能前后贯通。只有将大段的文字综合起来理解，才能读到书的真谛。”又说：“我从20岁日时起，看书便看那里面的道理。我曾经读《论语》，起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为的是寻找书中的精义。”
朱熹读书十分讲究次第方法，他自己回忆说：“我旧日读书，当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读《论语》的‘学而’第一时，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至此方觉心安。”由此足以看出，朱熹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会读书。朱熹早年广泛阅览群书。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博学”的时期，或许他日后的“专思”就不会结出那样丰硕的成果。
朱熹一生著作极多，在他的著作中，每一段文学，每一句注解都是朱熹多年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的心血的结晶。他用自己毕业的精力为儒家的四部经典作了精辟的注解。
王安石改诗稿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宰相之一。他在宋神宗手下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变法运动，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了大官僚和豪强地主的特权，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对促进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变法后来因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而半途而废，但王安石仍不失为我国中古时期最了不起的一位改革家。
王安石性格倔强、固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被时人称为“拗相公”。与当时大多数官僚和文人贪图享乐、追求口腹和声色之乐的风气相反，王安石生活俭朴、不事修饰，因而与当时的很多人都格格不入。
王安石自幼酷爱读书，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扬州做签书判官。这时他虽已功成名就，但仍像过去一样好学不倦，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就是埋头看书，常常一读便是大半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伏案睡上一会。等到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便又匆匆赶到官府办公，因为时间匆忙，他常常连脸都来不及洗。因此，人们见到的王安石通常都是一副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样子。当时的扬州知府是韩琦，他见王安石行迹可疑，怀疑他夜间酗酒纵欲，不干好事。韩琦是个很爱惜人才的人，平时十分看重王安石的文才，有一天便把王安石召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正当英年，应该多把时间花在读书上，千万不要自暴自弃，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声色犬马中啊！”一席话，把王安石说得莫名其妙，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稍一转念便明白了知府的意思，于是他连连点头，感谢知府的教诲。过了一段时间，韩琦知道了王安石深夜苦读的真相，深为自己主观武断、错怪了王安石而惭愧，因此而更加看重王安石，他想把王安石收为自己的门生，却遭到了这位“拗相公”的婉言谢绝。
王安石读书非常认真，对每一个字眼都不放过。这样长年累月下来，他的学问与日俱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学识非同一般。有一次，韩琦接到一封信，信中用了不少冷僻的古字，韩琦似懂非懂，读得十分吃力。这时王安石因任期已满已经离开了扬州，韩琦便不无遗憾地对手下人说：“可惜王安石不在这里了，他倒是识得不少难字的。”堂堂知府自认识字不及王安石多，这对王安石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赞誉，但是这话后来传到王安石耳中后，王安石却并不高兴。原来，王安石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一直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是，他在扬州任职期间，韩琦却只是重视他的文才，并不在具体的政务上委他以重任，王安石一直有怀才不遇之感，韩琦上面的一番话，更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在知府大人眼里只是一个识得难字的书呆子。自视极高的王安石自然不但不会感谢韩琦，反而要生这位知府大人的气了。
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诗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镇江对岸的瓜洲时所作，写好后很快就流传开来，不少人为这首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的诗击节赏叹。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绿”字，将形容词用作动词，把春天来到时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机极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画出来，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极其传神、富有动感的图画，把人们带进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发现总共只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处进行过修改，其中那个最为人称道的“绿”字，竟然前后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后来在一旁写了“不好”两字，又改“到”为“过”，大概是觉得“过”仍嫌死板，复又改为“人”字，但“人”字显然也不称心，又再次被改为“满”字，“满”字当然没有“绿”字好，最后还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见，在这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诗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欧阳修画地学字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清贫的书香世家，他的家族原本是“庐陵大族”，然而传至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时，家道开始中落。欧阳偃尽管才高德望，但未能考中进士。其父欧阳观官运亦不亨通，虽然其为人敦厚，居职清廉，平生不治产业，一生也只不过做过两任推官和判官。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母亲郑氏那年仅二十九岁。她本是江南大族之女，知书达理。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只好投靠欧阳修在随州（今湖北随州）任推官的亲戚欧阳哗。欧阳修自幼聪颖过人，求知似渴，但因家贫，不能人学受教。欧阳修的母亲便用河边的获草为笔，以沙滩为纸，教欧阳修练字。因他博闻强记，读书则过目成诵，很快就名播乡里。当时随州城内有李氏大族，藏书甚丰。欧阳修经常去李家借书抄读。有一次，他在李家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韩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当时尽管欧阳修还不能尽解文中要义，但阅后颇觉韩文气势雄伟，立意深远。欧阳修对此书爱不释手，逢人便称赞“学者当至此而止耳”。宋仁宗天圣八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被授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和西京留守推官。第二年三月，欧阳修到洛阳上任。他以文会友，斗酒成诗，悠游于骚人墨客之列，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他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时朝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誉满天下。
景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职期满，被召人京，充任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来，他的结发之妻胥氏，续弦夫人杨氏及妹夫张龟政相继病逝。但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家庭不幸而沉沦，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新政中。
当时，北宋朝廷积贫积弱，对外战争软弱无力，国内财政匮乏。范仲淹被调到京师主持政务，便力图革新朝政。他上书仁宗，指陈时弊，得罪了一批守旧官僚，而被谪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尹洙、余靖等人上书救范仲淹而被逐出馆阁。谏官高若讷仰承宰相吕夷简的鼻息，非但不主持正义替范仲淹论辩，反而竭力谗诋范仲淹。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写信给高若讷，讥讽他“身惜高官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忤宰相以近刑祸”，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高若讷看后气急败坏，把欧阳修的这封信送呈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
欧阳修携老母寡妹，乘船沿汴人淮，再涉大江，历时五月至夷陵。在夷陵，欧阳修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翻阅，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欧阳修于是乃一一纠枉反直，惩奸创恶。尔后，欧阳修又移任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受命修《新唐书》。当时，宋祁已先修成《新唐书》的部分文稿，但都属列传。宋仁宗恐《新唐书》体例不一，因欧阳修的文章名扬天下，乃令欧阳修诠定其体例。欧阳修认为宋祁是自己的前辈，且各人意见不同，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之上呢？于是对宋祁所修部分一字不改。书修成后，按旧制，《新唐书》立撰著者，唯列官位最高者一人，非欧阳修莫属。但欧阳修认为宋祁的撰述，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于是《新唐书》纪、志、表三者书欧阳修名，而列传书宋祁名。当时宰相宋庠听说此事后，感慨万分，赞不绝口地说：“自古文人，好相凌相掩，像欧阳修这样胸怀坦荡，有谦虚的美德，前古未有。”
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升任枢密院副使。他和曾公亮一道，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人数，详细准确地测定驻军的远近，重新编制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调派军队前往驻守。嘉祐六年（1061年），欧阳修调任参知政事，他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件大事协商出一个意见。欧阳修还成功地解决了英宗母子间的矛盾。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一日，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太后侍奉仁宗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天下。以前皇上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一些。欧阳修又劝说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的德政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天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太后不作声。此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英宗曾诏欧阳修荐举可为相者三人。于是欧阳修立即荐举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三人。可以说，这三人与欧阳修都有嫌隙。早在庆历新政时，吕公著之父吕夷简打击排斥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坚决反对欧阳修称皇考之说，而极力主张称皇伯。王安石在对经义的诠释方面，亦不苟同于欧阳修而坚持已见。但欧阳修不计吕公著的前嫌后隙，对司马光尽忘其政见不同，对王安石则允许学术观点歧异。欧阳修以才德知人，不念私仇己怨，为后人所称颂。
欧阳修执法严明，大义灭亲。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其妻薛氏之弟薛宗孺因罪被劾，企图通过姻亲，以欧阳修的地位而得到赦免。但欧阳修不但不为其开脱罪责，而严加治罪。薛宗孺终被免官。因此薛宗孺怀恨在心，伺机对欧阳修加以陷害。不久，薛宗孺诬陷欧阳修与长媳吴女有不正常的关系。那些对欧阳修有所怨恨的小人群起而动，传播谣言，扩大事态。虽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欧阳修决心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出任亳州（今安徽毫县）知州。
熙宁二年（1069年），欧阳修奉诏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第二年又迁蔡州（今河南汝南）。这些在欧阳修的心目中已不重要。他魂牵梦绕的还是那想象中归退后的颖州。熙宁二年，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开始推行著名的变法。由于欧阳修远离朝廷，又整日为剪不断的归颖之思所苦恼，他根本没有在意这场急骤的变革。熙宁三年（10年），他曾连续献上《言青苗钱第一札子》和《第二札予》，就自己在青州所见推行青苗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请求处理。这反映了他对新法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熙宁四年（1071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到颖州安度晚年。他继续诗文创作和考辨古史，还悉心整理和修订自己的文集。他的一生，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曹雪芹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是清朝伟大的文学家，他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他的家庭“江宁织造”曹府是当时金陵的豪门贵族，曹雪芹是在饫甘餍肥，鲜衣美食中长大的。在曹雪芹十三岁那年，曹表出了大事，被抄了家，曹家一败涂地，盛极而衰，曹雪芹从此结束了富贵公子的生活。乾隆十四年，曹雪芹在宗学里谋了一个差使，宗学是朝廷为皇族子弟设的官学。官学的管理是十分正统、刻板的，而曹雪芹生性傲岸放浪，离经叛道，很快就为宗学管理者所不容，他们处处刁难他。
几年后，曹雪芹愤然离开了宗学，经过一番流荡迁徙——“无衣食，寄食亲友家”和为阀阅富室作幕作馆的生活——最终按照旗人的规矩，拔旗归营，回到北京西山一带的正白旗祖居。雪芹的祖居在西山一带一个幽僻而荒凉的所在。其小小村屋背依荒山、门临野水、径满蓬蒿。他的朋友敦民、敦敏和张宜泉的诗作清楚地描写出这些景况：“于今环堵蓬蒿屯”“碧水青同曲径斜，薜萝门巷足烟霞”“庐结西效别样幽”“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其村居的地点大约在地藏沟左边靠河的地方。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原配夫人和唯一的爱子。按照当时旗人的待遇，拔旗归营薪俸很少：每季一担米，每月四两银子。雪芹靠这点儿钱粮，一家人常常只能喝稀饭度日。敦诚说他穷，饿得“日望西山餐暮霞”。可谓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可是越穷，他还越离不开酒：“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常常是“卖画钱来付酒家”。他的一些朋友也常给他一点接济。一向傲骨狂形的曹雪芹对达官显贵们常示以“白眼”，而对于经历相类、性格相投的才士则结为挚交好友。曹雪芹早在乾隆八、九年也就是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小说的创作了。最开始时叫《风月宝鉴》，是一部劝世戒淫的书，所包含的情节内容、思想意义都比较单一。《红楼梦》里描写秦可卿、贾瑞、秦钟等人的短命夭亡就存有《风月宝鉴》的痕迹。然而随着曹雪芹的经历遭际的播迁和他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学艺术认识的不断深化，他的创作动机、作品构思、创作方法也在不断变化和升华。在《风月宝鉴》的基础上，他重加炉冶、再出视杼、不断修改，正如《红楼梦》第一回所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日《金陵十二钗》”，又名《石头记》。
《红楼梦》前八十回初稿的撰写速度很快。这位文坛巨匠一般先写出故事情节的发展，尔后补就难写的诗词曲赋。曹雪芹到西山之后，除反复修改前八十回外，也在着手撰写八十回以后的部分。曹子堪称一位创作狂，北京西山一带的民间，传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跟着了魔一样，他随身携带纸笔包袱，无论是家居闲谈还是出门访友，一旦听得合适的传闻、趣事、言语或看到美妙的景物，便随时拿出纸笔记下来，有时对一些一时难以写下的好景，他干脆画下来回家琢磨。到西山后，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想写就写，即只要一有灵感产生，就什么也不顾地写起来，时常拿石头当书桌，甚至和石头说起话来，整个身心都进入他作品的情节中，与人物一起喜笑哀乐。有一次，他正在茶馆里与人聊天，说着说着，忽然拔腿就往家里跑。好奇的人跟着去看，只见他已趴在炕上埋头写他的书了。有些不了解他的人都称他是“疯子”。
实际上，写作《红楼梦》这部“怨世骂时之书”，曹雪芹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物质压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在精神方面，首先，当时人们看重的是科举功名、八股时文，流连诗酒则会被视为不学无术，而他却把毕生精力放在撰写被人嗤之以鼻的“稗史”“诩书”上，故更受到极端的蔑视和诋毁。仅这些，他还不在乎，令他头痛的是，作品的流布有可能引起种种迫害乃至杀身之祸而使创作夭折。由于小说在当时常被看成是对某人某事的影射，因此以《石头记》题名的前八十回初稿写出后，他便受到族人和类似家族的猜疑和恼怒，以为故意作践他们，同时更可能受到朝廷的注意和“文网”打击。所以曹雪芹的创作是在冒着巨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迫使他在作品开头就预为掩饰，极力放烟幕，做解释，正文中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也不得不闪烁其辞。
在物质方面，贫困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甚至连纸都买不起，只好用旧日历的背面来写。潘德舆《金壶墨浪》曾记载：“或曰传闻作是书《红楼梦》者少习华朊（hū，音呼），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了。”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注（十一）也说：“故老相传，撰《红楼梦》人为旗籍世家子，书中一切排场，非身历其境，不能道只字。作书时，家徒四壁，一几一杌一秃笔外无他物。”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所受到的这些精神与物质上的重压：因生计所迫和为了给书稿谋求一位乐于出资刊布的东道主，乾隆二十四年秋，他曾应聘到南京两江总督尹继善处作幕。其间画家陆厚信曾为他写照并题记：“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爱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雪芹此番南行的目的本可达到，谁知命运乖舛，乾隆皇帝在皇八子永璇处竟发现了手抄本《石头记》，于是龙颜震怒，一心要查清这部“邪书”的来龙去脉，幸永璇设法搪塞，才未酿成大案。而尹继善得知消息后则极为害怕，遂悄悄让雪芹托故离职。雪芹两手空空，只好又回到离别一年的西山村居。这次南行，既未得到小说的付梓之资，又耽误了小说的进度，而唯一的收获是加深了他对这个社会的本质的认识，使他又可在新的境界和高度上修改《石头记》。
曹雪芹在这样的重压下写书，其艰难困苦和顽强意志可以想见。然而，他也有两位亲密忠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这两人就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他们，尤其是脂砚斋，不厌其烦地帮助誊抄、整理、加工、校正、补缺、批注。作品从一开始传抄流布起，就题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批语，对曹雪芹的创作心理、作品构思、艺术技巧等都有涉及。同时，他们还用自己的切身经历，为曹雪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创作素材。例如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就凝结着作者与脂砚斋两人的生活经历。而且精诚的合作，使他们间原先的亲密关系更为深化。他们在精神上和撰写上鼓励、支持了曹雪芹的创作，同样功不可没。曹雪芹在西山住了几年，原配妻子就在贫病之中死了，他只得续了一位妻子。前妻所遗之子，是他唯一的骨血，也是唯一的希望。在困顿穷愁之中，他看到爱子绕膝，一天天长大，心中充满了快慰、乐趣，真是舐犊情深。然而，他的一生和他那个大家族一样不断“走背字儿”，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乾隆二十八年，京城痘灾流行，这场瘟疫于秋天竟无情地夺去了曹雪芹视为自己生命的爱子！儿子的夭折，对他是个致命的打击，他悲痛万分。传说他天天到地藏沟儿子的小坟上去徘徊，痛哭，好不惨睹；这时酒也喝得更厉害了。不久便感伤成疾，一病不起。当然他也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石头记》。他系念着这一未了的夙愿，未竟的事业。他又时时想到失去的爱子，想到自己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厄运，心中充满悲伤，每天泪眼不干。乾隆二十八年除夕，这一天，外面一片香烟爆竹，风雪交加，一代文星曹雪芹怀着悲伤、怨恨、缺憾搁笔长逝了——“书未成，芹为泔尽而逝。”只留下琴剑在壁、笔砚零落和未竟的书稿。几个朋友赙赠相资，帮助他的后妻料理丧事。薄薄的棺木，草草地下葬，寒烟蓑草伴着那一角荒坟，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叹息。
最有骨气的文学家鲁迅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旧官僚家庭，聪明好学，兴趣广泛。少年时，他除了读四书五经外，还对诸如戏剧、传说故事等传统的民间艺术非常感兴趣。1898年春，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几个月后，又转到江南陆师学堂的路矿学堂学习。1902年4月，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路矿学堂，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
初到日本，鲁迅选择了学医，于是就读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然而不久发生的“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感到“中国人的病不在身体上，而在精神上”。他果断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毅然离开仙台，来到东京。鲁迅的这一选择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和进程。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啊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执教，还供职于蔡元培任部长的中华民国教育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对“狂人”的心理描绘，形象地揭露和控诉了中国几千年“吃人”的封建制度，堪称五四运动中反封建的最强音。
从此，鲁迅的文艺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以揭露黑暗的封建社会、吃人的封建礼教为主题的作品不断问世。《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等相继发表。在《孔乙己》中，鲁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受科举毒害而沦落的读书人的形象；通过《药》，鲁迅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普通群众的麻木和愚昧以及辛亥革命的局限性。《阿Q正传》是鲁迅短篇小说创作中最具代表性、最为杰出的一篇作品，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旗手地位。小说描述了辛亥革命发生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所表现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被反革命的地主阶级和旧官僚窃取了革命果实，而应该成为革命主力的阿Q，却因向往“革命党”，糊里糊涂地被当成强盗砍了脑袋。小说通过阿Q这样一个生动不朽的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映了处于长期封建统治下农村社会的劣根性和下层农民的愚昧现状。
1923年9月，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将《狂人日记》《药》和《阿Q正传》等14个短篇小说收入其中。3年后，鲁迅又出版了《彷徨》，收有《祝福》等11个短篇小说。除了小说外，鲁迅还有大量的散文、散文诗以及杂文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作为一个学者，他还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撰写了极具见地和极高史料价值的《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作品中，他的战斗精神以及对黑暗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无情批判随处可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1927年lO月，鲁迅先后主编了《语丝》《奔流》和《朝花》等文艺刊物。此后，在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的过程中，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他明确肯定了文化起源于劳动，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1930年初，鲁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事实上的盟主。1931年2月，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害，鲁迅满腔义愤，写下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针锋相对而又巧妙地同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进行不屈的斗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上万国人自觉地为鲁迅先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葬礼。在棺盖上，民众代表为其覆上了“民族魂”的大旗。人民大众给予了他最恰切的评价：“鲁迅是一位为了中华民族的新生而奋斗终生的文化巨人”。
朱自清的中学教师岁月
朱自清有过一段历时5年的中学教师岁月（包括属于中学层次的师范与公学），其间一个穷书生成家立业后可能遭遇的生计与精神之苦，他可谓尝尽了。
朱自清工作过的中学曾让他有过何种快乐的专业生活，以至他留恋不已呢？5年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朱自清对所在中学感到失望了呢？
但他最终却突然当上了清华教授。而朱自清之所以能有这种际遇，同样也是来源于他在中学工作期间积累的美好人情与专业成就。
浙江一师的“小先生”
1913年，鲁迅曾经工作过的浙江两级师范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五四”前后，在经亨颐校长的治理下，一师成了南方的新文化中心。也许因为这一点，经亨颐常会问北大要人。1920年，他又请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为他物色教员，蒋便把同为提前毕业的两位高才生朱自清和俞平伯推荐给了一师。
俞平伯、朱自清的“学问”能满足一师学子对于新文化的渴望，因为他们都有不错的“新诗”创作成果。只是他们之前都没有去中学教书的意思，而且也没有好好学过“教育学”，尤其是朱自清，刚到一师时，几乎不知道如何教书。
应该说，朱自清备课非常充分，但一上讲台，面对下面一群同龄人，有的比他还大四五岁，讲课便总会走样，加上他的穿着、形象与口音也没有什么魅力（他那件上档次的大衣，两年前因为买书被当掉了），他一时真不知怎样才可以让学生满意。
幸运的是，学生们倒喜欢他的课，因为觉得他教学认真，加上他们崇敬北大，而他又是北大校长点将过来的高才生，便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课后常常去“小先生”住处交谈请教。朱自清也不时对他们吐露自己如此年轻就出来教书以致无法深造的痛苦。
可以说，他与一师学子不仅一致认同新文化，而且能有一定的心灵沟通，朱自清能在一师立足，这一点非常重要。
年轻的朱自清不久便离开一师了。只不过，导火线让人有些诧异，居然是学生课堂上的发问让朱自清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觉得学生“不买他的账”。
或许如朱自清事后所言，这只是个师生之间的“小误会”，但朱自清终究因为它的出现而到了扬州省立八中。
在“中国公学”和叶圣陶成至交
扬州省立八中的校长虽然得到了朱自清，却由于不为朱自清在学校里积累友情创造条件，反而支持教师排斥他，便很快又失去了他。朱自清到八中后任教务主任，他有心按北大、一师的文化来革新教学，并为八中写了一首校歌，词曰：
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冈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健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豪雄，体育需兼重。人才教育今彷徨，努力我八中。
然而八中现有风气并不见“佳”。从招生开始，朱自清就遇到了阻力，一位同人领着手续不全的学生来报名，要求通融，被朱自清断然拒绝，因此开罪了当地同人。排课时更是麻烦不断，八中有一位“资深教师”还在其他学校兼课，朱自清排的课表弄得他无法抽身去“扒分”，此人便跑到校长那里告状。校长把朱自清当成是“不知深浅的小辈”，根本不理会他的革新意图，当面教训说他做得不对。年轻的朱自清哪里受得了这等委屈，当即提出辞职。
恰好此时在中国公学任教的刘延陵向他发出邀请，朱自清儿时就与刘延陵相识，不久前两人还在一师共事，因此朱自清决定到上海去发展。即使父亲动怒，大骂他不知珍惜相当不错的饭碗，他也要执意前往。
一到中国公学，刘延陵便对他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朱自清此前看过不少叶圣陶写的诗歌和小说，很是钦佩，现在能见到他，与他一起做事，当然开心。叶圣陶遇到朱自清这样的人，也很中意，两人由此成为至交。于是叶、朱、刘三人在中国公学很自然地就组建了文学团体，致力于“反映人生”的新文学创作与教学事业。加上郑振铎、沈雁冰、俞平伯等友人的声援，该团体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当时南京聚集了吴宓、梅光迪等一批以西学古典人文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理国故、捍卫传统文学的留学归国精英，他们对喜欢使用通俗语言的“新诗”发起了猛烈批判，并大力提倡“古体诗”，气势非常强劲。朱自清、叶圣陶等都是“新诗人”，岂能坐以待毙？于是他们联络俞平伯，商量成立“新诗”刊物。之后，他们又为出版之事联络中华书局，忙到1922年1月，一份名叫《诗》的月刊终于问世了，除上述四人外，郑振铎、沈雁冰以及周作人等也加入了进来。
无奈中国公学的旧派势力看不惯朱自清等人的专业生活，而且试图消灭之。朱自清等人被解聘了，一伙朋友因此纷纷散去。一师给朱自清发来聘书，并托他把叶圣陶也请来。
两人到浙江第一师范后，几乎形影不离，而且遇见了出色的学生，如汪静之、冯雪峰、赵平福（柔石）等，甚是快活。可是不久，叶圣陶便被蔡元培拉到北大做讲师了，而朱自清把家眷迁来后，也因为生计所迫，又去了位于台州的浙江六师。
世界童话大王安徒生
安徒生是19世纪的世界童话大王。他于1805年出生在丹麦中部小城欧登塞的一个鞋匠家庭。父亲收入微薄，但对生活充满热情，每天睡前都给小安徒生朗诵《天方夜谭》。安徒生早年在慈善学校读书，当过学徒工，但他酷爱文学。
11岁时，安徒生的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他人，继父又十分冷酷无情。几年之后，他毅然离开家庭，只身来到首都哥本哈根，下定决心当一个艺术家。但到哥本哈根后，举目无亲，生活无着，他只好在剧院里打杂，有时在街头卖艺。后来在几位艺术家的帮助下，他才得以进入斯拉格尔塞文法学校和赫尔辛欧学校就读。上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并学着创作诗篇与剧本。1827年，他创作的诗剧《阿尔芙索尔》在皇家艺术剧院演出时轰动一时。第二年，他被哥本哈根大学免试录取。但毕业后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依靠稿费维持生计。1838年，安徒生获得国家作家奖金，每年能领到政府发的200元非公职津贴，他从此不再为衣食犯愁。
安徒生的文学创作之路并不平坦，曾涉猎过诗歌、剧本和游记等领域，但都不是很成功。183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同年，他转向创作童话，出版《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一书。该书面世后，立刻被抢购一空，孩子们都争相阅读他的童话故事，并渴望他发表新的作品。安徒生发现自己的优势在于童话创作，于是以后专门写童话。在此后40年的时间里，他总共写了168篇童话，体裁包括故事、散文、散文诗及儿童小说等。
他的童话并不是简单地根据民间传说改编来的，因此与一般童话相比显得非常新颖。他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以浪漫主义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他创作的童话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作品充满幻想、比较乐观，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作有《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中期作品，更倾向于描写现实，揭露社会丑态，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代表作有《白雪皇后》《卖火柴的小女孩》《母亲的故事》《影子》《一滴水》《演木偶戏的人》等；晚期的作品格调低沉，着力反映穷苦人的悲惨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代表作有《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儿》等。他的童话故事被翻译成80多种文字。许多国家甚至将其作为教育儿童和青少年的范本。安徒生为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1867年，安徒生被选为故乡奥登塞的荣誉市民。他不仅是孩子们的朋友，而且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君主纷纷召见他，授予他最荣耀的勋章。1872年8月4日，安徒生因病逝世于一座乡间别墅，享年70岁。
把苦难当做垫脚石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于1799年出生在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儿时的巴尔扎克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以至于刚一生下来就被送到乡下的祖母家抚养。8岁时，他被送到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寄读。学校的管理严格而呆板。巴尔扎克既顽皮又懒于做功课，所以学习成绩很差，考试成绩经常名列倒数。
1816年，巴尔扎克还是勉强进入法科学校学习法律。大学期间，他抽出课余时间做兼职，先后在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书记员。尽管巴尔扎克对复杂繁琐的诉讼业务并不感兴趣，却由此观察到了巴黎社会的各个方面，丰富了生活的经验。1819年，巴尔扎克从学校毕业了，他本可以沿着家人为他选定的人生坦途，成为有着稳定收入、受人们尊敬的律师。然而，他弃置了一叠叠尘封的卷宗，毅然宣布：我要成为一名功垂于后世的作家！父亲认为他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坚决反对，甚至决定要中断对他的经济支持，以使他回心转意。但巴尔扎克不为所动。最后，父亲答应给他两年的试验期，在此期间如果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才能，写出令人信服的作品，就必须回到律师事务所。
此后，巴尔扎克搬进郊区的一栋小楼，开始专心著述。1820年4月底，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他终于写出了一部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他兴冲冲地在家里举行了一次作品朗诵会，可是当他花了4个小时向家人和朋友读完这部作品时，听的人索然无味。父亲讥讽地说道：“你想指望这些破烂玩意儿发财，简直是堕落！”第一次创作失败，巴尔扎克并没有灰心，转而决定写小说，但同样以失败告终。1821年，两年试验期已过，巴尔扎克仍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问世，但他依旧没有丝毫回心转意的想法，父亲一气之下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巴尔扎克在失去父亲经济支持之后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为了维持生计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写过一些内容粗鄙、情节荒诞的作品，也与出版商合作出过书，还经营过铸字厂和印刷厂，这些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还使他欠下了6万法郎的债务。为了躲债，他不得不住进贫民区。在那里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与贫民区的失业者几乎没什么差别。他和他们混在一起，跟他们谈话、做买卖、争吵。他充分了解到下层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渐渐体会了他们内心的痛苦。
那段经历使巴尔扎克成熟了许多，他对法国社会的底层，以及人与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有了更深刻认识，这些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主题。经历了现实的苦楚和冷静的思索之后，巴尔扎克重新回到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上。1828年6月左右，巴尔扎克开始研究有关朱安党人叛乱的文献、回忆录和军事报告。不久，他又访问了曾经参与镇压这次叛乱的德·彼迈列尔将军，听他讲述有关这次叛乱的往事，并前往布列塔尼作了实地调查。1829年3月，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开始引人注目。
此后几年，他接连写出了《驴皮记》《夏倍上校》《钱袋》《欧也妮·葛朗台》等20多部小说。1841年，巴尔扎克制订了宏伟的创作计划，决定写一套全面反映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集——《人间喜剧》。它将包括137部小说，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这将是一部法国的社会风俗史。到1850年巴尔扎克逝世时，《人间喜剧》一共完成了91部小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有《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裸的金钱关系。
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小说，但到晚年仍然囊空如洗。1850年，他到乌克兰去和一个跟自己交往18年的寡妇结婚，以摆脱经济拮据的窘境。但由于长年累月的过度劳苦和生活的极度不规律，他的精力已经耗尽。几个月后他回到巴黎，从此一病不起，当年的8月18日竟与世长辞，享年51岁。
著名艺术家
顾恺之逢场作戏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晋代大画家。他少年时很有文才，诗词歌赋堪称一绝。早年，他就因颇有才气而被晋朝大将桓温推荐为大司马参军，彼此还成了莫逆之交。桓温常常与他谈论书画而忘了疲惫。
有一次，他随桓温西征来到江边，前方将要到达美丽的江陵城（今湖北境内）。桓温精神振奋，便想寻找点幽默来解解乏。他诡谲地一笑对左右说：“谁能用眼睛看到江陵城的有赏。”众人旋翘首西望，远方空阔无垠，尽头处，山峦重叠，并不见城廓。这说明江陵城离此尚有一段距离。他们不解长官的用心，面面相觑，呆若木鸡。在一旁的顾恺之灵机一动，随口道出八个字，众人方才恍然领悟。这八个字是：“遥望层城，丹楼如霞。”谁能说这奇特而绚烂的联想不包含着极目所见的情景？众人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座被朝霞染红了的城池，那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楼阁，巍峨壮观，气势雄伟。桓温听后，更加钦佩眼前这位青年的机敏聪慧，赏他女仆两人。
事隔不久，桓温因篡帝位不成而病死。顾恺之感念他的知遇之恩，心情十分沉痛。他独自立于桓温墓前，口中低吟道：“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桓温的死，使他仿佛失去了依托和靠山。有人讥讽地问他：“你这样痛定思痛，桓温下葬那天，你是怎样哀号的呢？”顾恺之当即回击道：“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他性格中的豁达与幽默，使他的生命流程处处流光溢彩。在任荆州刺史参军期间，有一次，他要请假东还探亲。因为是坐船回归，刺史便借给他一幅布帆，祝他一路顺风，平安到达。不料，小帆船行至破冢（今湖南华容县）地段时，突然遭到大风的袭击，布帆被狂风撕得稀烂，差点船毁人亡。顾恺之事后在给刺史的信中这样诙谐地写道：“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从家乡返回荆州后，同僚们都好奇地请他介绍会稽的自然景观，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自豪，出口成章，说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寥寥数语，就把家乡的景致描绘得俊俏秀美，生机盎然。这种蓬勃旺盛的自然生命力，又何尝不是顾恺之的心灵写照呢？
成名后的他，常常成为达官贵人的座上客，而主人请他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和才识。有一天，刺史殷仲堪同桓温之子桓玄共邀顾恺之赋诗联句。像这样一种文字游戏常常是文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然若胸无点墨，也将处境尴尬。他们先是商定作“终了”含义的联句。
顾恺之首先领句说道：“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点首称赞道：“有气势！”他旋而唱和道：“白布缠棺附旒旒。”这一联句的基调显然有些低沉，压抑。刺史马上联了上去：“投鱼深渊放飞鸟。”对于这类游戏诗，顾恺之是不屑一顾的，他作诗应酬，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不愿得罪上司和同僚罢了。
接着，他们又改换立意，作“危险”含义的联句，桓玄显示自己的才学，第一个开口说道：“矛头淅米剑头炊。”这句确实够险的。顾恺之略加思索地说：“井上辘轳卧婴儿。”这句似乎更险，众人惊讶地都伸出了舌头。刺史沉思半晌，一时难以成句。在一旁的另一位参军却冒失地说道：“盲人瞎马临深池。”这句正好点到刺史的隐痛，他下意识地摸摸自己一只失明的眼睛，陡然色变。
这时，仆人们拿来了甘蔗请大家品尝。顾恺之为了扭转一下不欢快的气氛，故意拿起甘蔗从尾至头的咬了起来。众人看了都在发笑，问他为何这样吃法，顾恺之却一本正经地说：“渐至佳境嘛。”于是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有人为顾恺之的幽默风趣叫绝，刺史也容颜舒展，顿释前嫌。
第一章 近代科学名人传奇
第二章 世界瞩目名人神话
第三章 著名文学家
第四章 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
第五章 文化经典名人传说
第六章 古代中国名人传闻
第七章 著名政治家
第八章 著名军事家
第九章 著名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