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部分：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稿酬制度变迁
前言：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怎样成为一锅浑水
目前，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确很麻烦！但麻烦在哪呢，麻烦在于中国现在的新闻出版和档案管理体制，它还掺杂的历史和政治问题！经常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变成一锅浑水，互相之间吵成一锅粥。
如要按照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光是国家元首，各级官员和议员都要定期公布其财产和收支状况，并要接受监察机构和新闻媒体、民众的监督，这就是所谓越来越多国家实行的政腐官员“财产公开审查制”。
如果按照中国的档案管理法，则30年期限一到，政府档案应该向社会公开，供历史学家研究，澄清各种历史问题。对于政治人物，各国公布其档案的规定期限是他（她）死亡以后。
那么，毛泽东从1949年执政一直到他去世的所有档案公布了吗？答案是“否”，别说没有公布一份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家人详尽的收支以及稿费数目和去向的档案，就连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的很多信件、电函、文稿、会议纪录都没公开，公开出版的一部分也往往只到1965年为止。甚至对于毛的很多历史问题，还禁止学者研究，媒体报道，并且还规定了研究和报道的角度和观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呵呵，智商还算正常，稍有点政治和历史常识的人是会明白的，无须多说，看看斯大林后来在苏联的下场就知道了！
为了加深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那就随便举几例，要不是苏联解体，大量的苏联国家档案解禁，中国人都没听说过，毛泽东向斯大林发电报请示时，诉苦不愿参战，很担心介入朝鲜战争会惹怒美国与中国全面开战，导致新中国崩溃（其实这也是召开会议时，中共将帅元老多数意见，反对入朝作战）！中国人更没几个听说过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悄悄参战，与美军展开了激烈博杀！也不会听说中共通过参与朝鲜战争换得了苏联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援助（包括海军空军的建设）与工业援建！
那些成天只会拍马屁的历史盲和唱赞歌的狂热奴才更不会知道，在中国内战期间，毛与苏联签订了《哈尔滨协定》、《莫斯科协定》（两个不平等协定），换得了苏联军事上的大力支持，奠定了内战胜利的基础！也不会知道后来毛与苏联签订的《中苏条约》中还有一个没有公布的秘密的《补充协定》。因为这个秘密协议，用老毛的话说：“新疆和东北成了苏联的殖民地！”苏联从这些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主动放弃的。
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已将这些档案编辑出版了三十多卷，但仍有一部分跟中国有关的档案目前不允许出版。为什么呢！恩，既然不出版的，哪咱们就不引用呗，没折！这个问题到此为止。
言归正传，我们要搞清毛泽东的稿酬问题，必须先了解两个方面情况：1、毛泽东时代（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稿酬制度的变迁。2、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情况
第一节、50年代头几年中国的稿酬制度变化
在49年前，中国其实没啥稿酬制度，因为那时的出版社和报纸大多数都是民营的，按市场原则运作，作者按劳取酬，获得版税或稿费。很多作者可以靠写作写养活全家。有名气的作家还相当富有，比如鲁迅和巴金等，巴金建国后没拿国家一分工资，就靠49年前挣的稿费开销。
49年后，不一样了，出版社和报纸都收归国有和党管了。到了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议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窜改等行为”。关于作者的权益，该决议指出：“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为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应不采取卖绝著作权的办法”（《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国家版权局办公室编《中国著作权实用全书》，下称《全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31页）。50多年前的这段文字与现代版权保护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开头那几年，尽管稿费有所下降，出版运作已有了很多政治因素，但跟以前变化不太大，毛泽东也无非是最高稿酬收入者而已。
以“反右运动”前的高收入作家刘绍棠为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6.3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45元，收入1800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三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
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6.8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54元，收入5000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10万册，四个定额，每1000字72元，收入8000元左右。
光是这4本书，刘收入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5％交党费，但不纳税。
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
刘专业创作之后，立即下乡挂职，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到1957年8月划右的1年4个月，主要致力于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一年多只发表了3个短篇小说和3篇论文，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3本书，却收入了6000多元，也不算少。最有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瓜棚记》，只是个1万多字的小册子，但是印了17万册；六个定额，稿酬每1000字竟达108元。（以上还参见 周林?稿酬的故事，《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7日 ）
第二节、五十年代中后期稿酬一减再减
由于中国全面照搬苏联，因此，稿酬制也不例外，从1953年起实行“印数定额”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口径，明确不采用“版税制”，而制订了“印数定额制”的付酬标准。 “印数定额”就是图书由国家出版时，根据不同作品的具体情况，订出每印一万或二、三万册，作为一个“定额”。一般是发行面宽的作品，如小说散文类的畅销书，“定额”就大；发行面窄的作品，如学术理论专着的“定额”就小。
1954年9月，出版总署撤销，这一摊工作并入文化部。胡愈之调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旧归他主管。1957年又反复讨论稿酬制度问题。
1958年7月试行的稿酬办法中申明，制订稿酬办法是“为了保障著译者的正当权益和合理收入，鼓励著译和提高著译的水平，并且初步统一稿酬的基本制度和办法，克服目前稿酬支付上的若干混乱现象”（《全书》第54页）。
但此办法试行仅过了不到三个月，因为那时，拿稿酬文化部即发出了一份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该通报认为，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故希望各地报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半（《全书》57-58页）。
1959年3月，文化部发现“稿酬标准降低以后，有些专业的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生活发生困难，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虽然人数不多，但也是不利于文化和学术的繁荣的，故专门发通知要求“在执行降低稿酬标准的时候，应实事求是地掌握降低一半的原则，使一般作者的实际收入，不减少一半以上”。
然而一年后，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左倾思潮的影响，稿酬办法再次遭到否认。提出“稿酬问题，是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改造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防止产生特殊阶层的危险”，亟需对稿酬制度加以改革，废除版税制。
比如前面所说的作家刘绍棠，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而打倒，时年21岁，43岁才平反复出，蒙尘22年。他的罪状是“为三万元稿酬而奋斗”。
当时北京的作家中，只有丛维熙和刘绍棠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刘绍棠要养老婆孩子，要买房子，还要搞创作，压力很大。刘在闲谈中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
有个记者就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把刘绍棠表达的意思耸人听闻地改成“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更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这就是刘被打倒的经过。（参见《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 文汇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第三节、六十年代至文革：稿酬制度的终结
到1960年，稿酬问题再度被提出来了。当10月，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废除版税制（指“印数稿酬”和“定额稿酬”），同时对当时一部分完全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于是，只付一次稿费，办法极其简单。
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倾，“印数稿酬”又多次下降。
1961年4月，国家下令取消了印数稿酬，只付基本稿酬，付酬标准与1958年10月相同。1962年5月，在三年大饥荒困难时期后的恢复阶段，一度恢复了印数稿酬。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当年7月，再度宣布停止实行印数稿酬，稿酬标准维持每千字著作稿4—15元，翻译稿每千字3—10元。
1966年1月，国家认为虽然取消了印数稿酬，但稿酬标准依然过高，又决定降低基本稿酬标准，减少50％；著作稿降为每千字2—8元，翻译稿每千字1—5元。同年5月，再度取消了印数稿酬，只付基本稿酬。
“十年文革”，即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6年6月起，各出版单位自动取消稿酬。文章在报刊发表，或图书出版，一律不付报酬。稿酬制度实际上被废止。（参见《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 文汇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第二部分：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统计分析——出版“神话”的来龙去脉
前言：
1：2002年8月11日的《大参考》没有《毛泽东稿酬天文数字》这篇文章，只有一篇叫《就毛泽东稿费解冻一事致毛氏后人的公开信》一文，作者是ctx 发表日期是2002年8月11日下午四点。
2：香港《争鸣》杂志2002年第8期是当年8月1日出版的，不是8月13日，没有程再思的文章，只有迷你信息一栏里有一篇叫《毛泽东一亿四千万稿费解冻》的消息，记住，不是文章，是信息，作者不是程再思，作者叫哈源！
3：《大参考》8月11日的CTX文章是看了《争鸣》的消息后投搞的，是自己的感想，属随笔，既不是论文也不是消息，里面没有什么数据和计算！
本人文章的第三部分绝不引用《党史艺苑》、《争鸣》、《大参考》等等海内外“反共“媒体的一点资料，他们太嫩了，哈哈，都是我的学生级的水平！
第一节：1949年前毛著作发行的点滴情况
要搞清毛泽东的稿费问题，我们还必须得先弄清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情况。
《毛泽东选集》在49年以前，共有五个系统版本：
1、晋察冀版（1944－1947年），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
2、苏中版（1945年），苏中出版社出版
3、山东、渤海版（1947—1948年）山东新华书店出版
4、东北版（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发行
5、晋冀鲁豫版（1948年）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党内发行。
（以上括号内的年代为出版时间）（《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173页，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
49年前，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量是相当少的，甚至远不如当时的很多作家。主要原因是国家政局还不明朗，中共尚未拥用政府资源，毛泽东当时还未执政，其威势名声远不如50年代以后。
比如，1948年5月，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当时装帧最好，发行量也最大的版本，也才发行了2万册。（《从馆藏图书看我们祖国的风雨历程》魏忠 原载于《河南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01期）
因而，1949年之前，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应远不如蒋介石著作。从抗战爆发前始，蒋介石著作出版发行一直未断过；抗战结束之初，蒋在国内外的声望达到极盛，对于著作的发行应更有帮助。就连1957年，蒋已退踞台湾，其著作《苏俄在中国》，也译成英文，法文，德文，韩文，西班牙文及日文等十几种版本，向全世界发行，冷战年代，此书发行量超过一百多万。
第二节、1950年至1965年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统计
1、拥用政府资源 出版发行势头猛
1949年后，中共执政。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委员会（后改名为“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新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抓这项工作。
编委会主任是刘少奇，主要成员有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出版发行工作由新华书店承担。从此，由于有全国性的政府资源和发行系统，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才算开始有了气侯。（注：顺便提示大家的是，此后《毛泽东选集》中不少文章的观点和叙述是经过重新斟酌和修改的，与早期发表的文章并不完全一致，所以经常给一些人这种错觉：毛主席真是神，要不咋总是料事如神呢）
1951年10月—1952年6月，经出版总署牵头和组织，新华印刷厂和新华书店鼓足干劲，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1－4卷平装本100万部，400万册。由各地书店的发行数由总店分配给各总分占，各总分店再分配给支书店。宣传工作也在全国展开。
发行办法分为两大种：
1、对有组织的读者进行登记，第1卷售给后，以后即照此数售给，不能增加或减少；门市零售，每人限购一部。售给第1卷时，发给第2、3、4卷的购书证，待各卷陆续出书后凭证公当地书店购书；以后读者如迁离本市，可将购书证寄来，按邮购办法售给购书证寄来，按邮购办法售给
2、特价配售办法：特价配售给全国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的供给制县团级以上干部，配售价格按每部定价最低估计价4折计算，第l一4卷—次收款，如4卷出齐后，定价超过颈收款，不再补收。
据当时汇报，1951年10月12门，《毛泽东选集》第1卷在各大城市新华书店开始发行，读者的购买欲极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新华书店第一批到书当天上午就全部售完。因此，1952年6月底，又把发行总数改为150万部（增加200万册）。
至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选集》第1－3卷已多次重印，分别是：精装本9万册，平装本256.7万册，普及本294万册，总计559.7万册。
1960年5月28日，文化部强力推动毛选第4卷发行工作，下发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4卷发行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第4卷计划印精装本9万册，平装本200万册左右，普及本200万一300万册。《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计划印数与前3卷已供应的数字大体接近，但与读者实际需要之间则有相当距离。做好《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发行工作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各地书店在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等内部通过组织向读者登记；对于执有各种预订凭证的读者，必须保证供应；对于以前没有预订过的读者的需要，各地应根据我部出版局分配的数量进行本地区进行合理分配。（《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173页至177页，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
我们统计一下，从1951年至1960年毛泽东著作的发行总量。
1951年至1953年，《毛泽东选集》1－4卷，总计出版发行150万部，600万册。
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选集》第1－3卷，共计559.7万册。
1960年5月开始，《毛泽东选集》第4卷，精装本9万册，平装本200万册，普及本200万－300万（我们根据把毛主席稿费尽量往低了算的原则，取个中间数，按250万册算，而实际情况往往只会更多不会少），共计459万册。
因此，1960年全年，《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总量为1018.7万册。这期间，尽管动用政府权力和国家资源进行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购买者绝大多数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人民公社，在中国“特殊国情”下而言，也算大致尊重了出版发行工作“规律”，不太离谱。在政治生态正常和实行市场经济国家，这已属奇迹，但也只有畅销书作家的文艺作品才能创此纪录。
2、出版发行的浮夸风
逐渐迫近文革，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因而毛泽东著作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攀升。时至1964年初，文化部又决定在上半年重印《毛泽东选集》第1－4卷普及本250万部，1000万册，下半年视情况再重印200万部。同时召集北京、上海、辽宁等文化出版行政部门开会，对此次出版发行工作，包括纸张供应，油墨供应等，作出最详尽的布置。
文化部于当年3月14日再次下发行政命令，为毛选发行施加影响并作出具体规定：有50万部，拨给部队；其余250万套发配给全国各地50要求各地书店：应以预订限额的50％—70％，通过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学校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以上干部）征求预订。要求大部分门市部自4月10日起开始办理预订。
与此同时，各个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纷纷下发，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均要求全国各系统配合和做好毛选发行工作。各地新华书店还成立了专门的“毛泽东选集发行工作领导小组”。
1964年4月，中央又决定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文化部于5月11—13日在郎州召开了出版印刷工作会议，全国各地提出需要甲种本(上下册)879万部，乙种本630万册，共计2122万部（册）
由于印刷力量所限，会议决定年内全国共印制甲种本（上下册420万部），乙种本640万册，共1050万部（册），把“需要量”减了一半。当时，印制《毛泽东著作选读》的任务太重，因此，当年下半年；就未再安排印制《毛洋东选集》1—4卷。可是《毛泽东选集》也不能不印，到了当年11月17日，文化部又下发通知，决定1965年内全国再印刷《毛泽东选集》100万部（400万册）。
虽然印制能力已达“极限”，而实际上，各部门是“超额”完成了原定任务，远远超过经删减一半印数后的近8倍，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1964于196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实际印量共计是7500万部（册），《毛泽东选集》这些年的实际印制量也同样翻了两倍。
为什么创造了这种“奇迹”，出版史料没有介绍“内情”，似乎有“难言之隐”，我们也暂不深究此问题。不过要说一个题外话，有趣的是，一直紧跟毛泽东，特别左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文革初期被打翻，坐了大牢，他的一个重要罪状就是“反对和压制出版毛主席著作”。
那么，也来统计一下，从1964至1965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总数。
《毛泽东选集》1－4卷：350万部，1400万册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共计7500万（部）册。
最终，在文革前的1950年－1965年，毛泽东所有著作的出版发行总量是多少呢？
《毛泽东选集》1－4卷：1146.7万部，约有4586.8万册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共计7500万（部）册
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出版发行了65种，6.1亿册
（《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177页至180页，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
第三节、文革期间：毛泽东著作出版“神话”的形成
A：人类出版史上的一场灾难和闹剧
1966年，文革爆发，按当时的宣传材料所说：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其著作求的“需求量”急速“增长”。毛泽东各种著作的印制，已经连国情都不顾了，动用了大量国家财政支出和政府资源，疯狂地印制发行，造成国家财政的重大损失。
据各地新华书店报告，《毛泽东选集》的发行已严重“脱销”，连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老大爷出门，都得被堵在路上背诵毛的文章，背不出来，轻则学习教育，重则批斗打骂，这能不“脱销”！
1966年初，文化部请示中宣部获批后，发文通知，这一年《毛泽东选集》的印数，要相当于过去15年总印数的一半。这项重印任务刚下达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氛围骤然紧张，因此，以前的任务又显得太落伍了！
8月19日，文化部又对印制任务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否则，“压制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发行”的罪名谁都担待不起，力争连吃奶的孩子也做到人手一册。
文化部决定，在1966年、1967年，印制任务为：
《毛泽东选集》（1－4卷普及本） 3500万部 约1.4亿册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4000万部 应约为8000万册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7000万部
《毛泽东语录》 2000万册
由于《毛选》印量的巨大，以前只有10多个省、市印制地点，现在把印制点扩大至全国。发行办法，发行对象，也不再由中央统一规划，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
这一数字够惊人了吗，不够，好戏还在后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体接见新闻出版界职工和10万名外地来京红卫兵，他代表党中央宣布，1967年来，决定再印制8000万部《毛泽东选集》（1－4卷），约1.6亿册。
到了6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宣布接管文化部，派王力、关锋、戚本禹接管，并宣布文化部的罪壮：“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阻挠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罪名”从上到下波及到各个单位，包括各级新闻出版部门新华书店，无数人被批斗和迫害。
实际上，印制量仍然远远超过计划量，新华书店总店向“毛著办公室”汇报，自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共发行《毛泽东选集》57000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5000多万部册。
新华社在1967年底更是传来“天大好消息”，当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的任务提前完成。但新华社就是不好意思提，这些出版物，老百姓自己掏钱买的不到5%。
1967年，发动文革第二年，个人崇拜已热得发烫，毛的威势已达顶峰，其著作出版也是印制最多的一年。《毛泽东选集（1－4卷）》：投印1.05亿部 实际出书9151万部，约为3.66亿册。为文革前15年出版总数的8倍。
1967，毛泽东其它著作及画像的出版情况如下：
《毛泽东语录》：全年出版3.699亿册，连同以前出版的2.626万册，共出版6.325亿册。张贴用的“毛主席语录和语录画”4.496亿张，连同1966年出版的3.109亿张共计7.605亿张。
《毛主席像》：全年出版12.1450亿张，标准像3.04亿张，生活像9.104亿张。
《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专集、汇编本、单篇本以及《毛主席诗词》：全年共出版9.12亿册。
详细的资料不再罗列，1967年以后，毛泽东著作、语录、画像、诗词等每年仍大量印制，虽然数量随着治政狂热减退已逐渐减少，但仍然是天文数字。1968年－1976年间，《毛泽东选集》（1－4卷）普及本仍出版发了1.2568亿册。（《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180页至184页，大象出版社）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共出版图书9.1869种，总印数300.17亿册（张）。而在这300.17亿册（张）的数字内，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毛泽东单张语录和诗词就达108亿册（张）之多，这仅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如果加上“文革”期间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群众组织编印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其数量更加惊人。（《文革中印刷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像108亿册》，方厚枢，《湘潮》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
稍有新闻出版常识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觉得荒诞不经到了顶点。最荒唐的是，在我们这个文盲和半文盲充斥、新闻出版业极度落后的国家，把吃奶的孩子全算上，1969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已超过人手一册，而且还在疯狂地出版发行。
B： 国家机器全面动员支持发行
文革期间，《毛泽东选集》在发远，征税、货款、利息、书价、发行折扣等方面都作出了新规定。
铁道部首先紧跟形势，国家经委于1966年8月11日邀请铁道、交通、邮电、民航、新华书店总店负责人开会，一致赞成铁道路提出的毛泽东的著作优先、免费运输的创议。为此，国家经委还特意在8月23日发出文件，要求全国交通运输部门对毛泽东著作的发运，要做到优先拨车，优先装运，不得积压，不得损坏。
从当年9月1日起，全国交通运输部门对毛泽东著作的运费、装卸费、邮递费一律免收。1968年10月11日，国家计委又下发文件，再次把免费范围扩大，包括毛泽东的语录、画像、诗词手稿的交通动输费用全免。
财政部也不甘后人，1966年8月31日，下发《对出自版毛主席著作减免税规定的通知》，免除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工业环节和零售环节的工商统一税，印刷厂承印所得收入也免征税。人民银行也于同月下发文件，对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的资金供应可免计利息。
即使是计划经济，它虽不如市场经济灵活，但好歹也讲“计划”，并非是“指令经济”！在实行各种优惠几年后，由于严重违背经济规律，邮电部于1969年5月1日起恢复收费，铁道部也于1970年6月1日起对发运毛泽东著作恢复收费。
那么上述免费和优惠，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买单”呢？当然是国家财政，归根结底，是老百姓纳税的钱。
C：毛泽东著作的大量积压和经济损失
从1949年到1976年底，全国出版发行了各种文字的毛泽东著作，印数共53亿册；文革期间，出版发行的毛著就达44.56亿册，为文革前发行总数的5.28倍。
仅以《毛泽东选集（1－4卷）》为例，1951年至1976年，全国出版发行了2.526亿部，约10.104亿册，文革期间，就发行出版了2.41亿部，约9.64亿册，为文革前出版发行总数的21倍。
不难看出，在文革前，尽管动用了国家资源和政治手段来推动出版发行，但大致上还不脱离“计划经济”的“规律”。而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的“神话”，是“文革”这个人类史无前例的“荒唐时代”的产物。疯狂的个人崇拜，高压的政治氛围，国家机器的拼命推动，促使了毛泽东著作的疯狂印制发行。
有趣的是，从1949至1976年，马恩列斯四大“导师”著作的出版发行，基本严格按照“计划经济”的“规律”，根据供求关系来出版发行的；尽管也有国家机器的推动和扶持，出版发行量却不多，而且也造成了积压。
《马恩全集》的出版发行受文革扰，一度停顿了五年，无人问津。1971年，周恩来直接过问后，才又继续开始出版发行。1956年－1965年，《马恩全集》21个卷次印数为各4万册；从1956至1985，《马恩全集》50卷，总印量是604万册。到了1985年后，连出版发行数字都不好意思在出版史料中公布了，因为印量经常是以千为单位计算的。列宁著作的出版发行情况与此类似，但略好一些。谁与中国现实政治牵扯最大，谁的著作就吃香。斯大林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是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人，他又比前三位“幸福”得多，至1958年，《斯大林全集》1－13卷加班加点地全部出完了，不过13卷加起来，总印量也就600多万册，有些卷次每次也就印几万册。
据新华书店1979年6月一份“不完全”的统计，积压在全国各地书店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达4.5亿册，其中毛的著作积压量为3.14亿册。这些积压的著作，占用银行贷款8.5千万元（相当于1997年的8.5亿－10.2亿元左右）。从1979的起，新华书店要为这些积压的著作向银行付利息430万元。（《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186页至187页，大象出版社）
这批书经过年复一年的高温、梅雨季节，造成塑料老化、封面粘连、书脊脱胶、铁丝钉生锈、风黄污损；大批毛泽东像经长期堆放，粘连、污损现象很严重。能够继续出售的毛泽东著作和画像，按1979年上半年全国书店的销售情况估计，几十年卖不完。
以上统计的积压量仅仅是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积压和尘封在省、市、自治区、市县乡，各行政事业单位，工矿企业，“群众团体”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的毛泽东著作更是无法统计。
从1980年开始，毛泽东的著作仍然在出版发行，主要是《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仍然由国家机器进行组织和扶助。
每逢出版发行日，相关部委召开会议鼓励订购，出台优惠和照顾政策，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重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吹风打气、新华书店组织专人深入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宣传推销、政府对发行“有功”的单位开会表彰，发奖状……购买主体仍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发行量自然是越来越少，但终归已没有了“狂热”，不会再出现“人间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