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洛杉矶埃米丽
序言
今天开博了，为的是才发生的韩航空难事故。
我一直竭力淡化心中的阴影。但每当有空难发生，都会心绞流泪。20年前自己亲历的惊心动魄、魂飞天外的惨烈空难，与韩亚空难相同，也是两百多乘客、大部华人、两人殉难。这翻江倒海似的悲痛心绪一发不可收拾地涌了上来！
我要为韩亚殉难者哀嚎、向她们致以悲切的悼念！两朵炫丽的鲜花被突然刮来的狂风无情地撕碎，突然离开是短痛，受煎熬的更是她们活着的亲人！我要借此博向她们的亲人表示深切安慰：人活着来世不可能活着回到天堂，只有您放下了，您女儿的在天之灵才能够放心地离身归去！
我要向韩亚所有的生还难友致以衷心的问候！愿能与您共勉，请切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经历的空难纪实！
这是亲身经历的我写出来的纪实。它不是虚构，也绝非小说。如果不是韩亚空难给我带来的悲痛，我会一直把它埋藏在心底。飞机正要着陆，怎么就出事了？！我简直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彻夜难眠，往事翻江倒海往上涌。
经历过空难的人很少有活着的。我经历过空难，我还活着。而且今天和世人重温当时的情景，能说的仅是这几个字“惊心动魄，魂飞天外，九死一生，噩梦一场”。
那是在1993年4月6日，我带着6岁的儿子从北京出发乘坐东航MU583班机经上海飞往美国洛杉矶。此系我们第一次去美国，请到45天假。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座位很理想，在经济舱前排右边靠窗。
中午12点过,飞机顺利起飞。这是架麦道MD11型客机，机舱宽敞，座位舒适。飞行平稳如履平地，旅客们沉浸在安详谐和的气氛之中。我和儿子心情充满着期待和盼望，马上就能见到分别多年的丈夫和爸爸！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平稳地飞行了数小时。结束用餐后，空姐开始向乘客们发放入境卡，并指导如何填写。电视屏幕显示着飞机的位置和飞行高度，此时的高度为10100米。机舱内祥和宁静，大家都拿出了笔仔细填表。随着入境卡的填写，大家的心情似乎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脸上都不觉流露出轻松，更不可能预料出大难临头！
空姐们在服务台吃饭，我起身前去向她们咨询正在填写的表格。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感觉飞机抖动了一下，手掂着的工作台面猛然沉落下去，双脚突然悬空不知地面跑向了何处。还没有回过神，头顶便被一巨大的平板状物体猛拍到焖。一瞧，这可是飞机的天花板！我漂浮在空中，感觉身体很轻，身不由己处于严重失控失重状态。也许是由于毫无思想准备而没来得及畏惧，也许因为第一次坐飞机，以为飞行本该如此，此时此刻的我还没有忘记向趴在地上的空姐问道：“怎么回事？以前飞行时也这样吗？”空姐回答道：“没见过，怕是出事了！”后来才得知这是飞行员起身时无意碰到了升降控制按钮。短短几秒钟内，飞机向下掉了五千多米！
已受伤的飞行员奋力拉起了人工操作杆，使飞机平稳了两三秒。此间掉下来的我还下意识地想寻找不知抛到何处的表格。人还没来得及站稳，说时迟那时快，飞机突然又像高台跳水似地翻滚着向大海砸了下去。再次被抛到空中的我又被顶篷加倍地狠狠地拍到头上，然后我像宇航员一样失控漂浮，又自由落体般往下落，抓哪哪像海棉，怎么也抓不住。刚像是要平稳了，飞机又接着第三次往下掉。这时，装满玻璃杯的柜子门都甩了开来，刹那间地面上铺満了碎玻璃，那些断脚向上的酒杯像越战?井里的竹標，等着人往上扎！我在国内曾是政府劳动部门工程师，处理工伤案件是本行，还常常教人如何应急自救，这下轮到实践自己的理论经验！千钧一发之际我情願指头被扎破，去尽量保护自己的头部和身体的主动脉。于是在大头朝下飘落时立刻伸出双臂，用十指尖尽力分开顶向地面。刚一触及地面，身体便顺势往侧面一滚，避免了手腕和身体的大动脉被割到。
飞机已掉到离海面仅一两千米处，已经失去了正常飞行高度。飞行员用尽吃奶的劲儿拉起了最后一杆，然后再也没有力气和机会了，随后趴在了驾驶舱内，摊开双臂闭上眼睛，人自然地摆成了十字架，把命运交给了上帝！过一会儿发现飞机没有扎进大海，竟然奇迹般地开始慢慢上升，是自控驾驶系统恢复了作用！
我赶紧爬去找儿子！他原本系着安全带，飞机掉下去时被安全带给挣脱，单脚倒立站上了飞机顶棚，接着头朝下撞到座椅上；第二次更狠，头直接撞上了机篷顶，把上面的灯泡和灯座都给撞坏了；第三次被抛到了过道上。当时他听到舱内人们随着三次掉落齐声发出“啊---，啊---，啊---！”的惊嚎。我们爬回座位，系上了安全带。儿子在流泪，使劲儿地抱着我。我也使劲搂着他，告诉他：“不要怕！和妈妈在一起，和大家在一起，死也不可怕。人有生就有死，也许这么死是最痛快的一种，没什么！”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我的心里在淌血，儿子踏入这个世上还不到七周年！
这时我感觉到大半个头好像被削掉，没有感觉似乎身首异处。赶紧摸了摸头，仍在脖子上。可头顶摸着软软的，好像脑门已经被撞开了。手上除一个小指外都扎入了许多玻璃，划出的不少菱形口子仍流着血，腿上牛仔裤也被玻璃划开了几道口子。爬过来的过道和墙壁上都留下了我的血迹。
出事时过道、座椅上人重人叠成一堆又一堆；更有甚者，有人虽然系了安全带，却眼睁睁看着从天上飞来没系安全带的人重重地砸到身上！机舱里一片狼藉，上面挂満了的氧气罩，地下到处可见乱散着的贵重物品、钱包和护照......；天花板大多被撞变了形，椅背也被撞得东倒西歪。过道上出现了似乎仅有的两位美国白人，跑来跑去忙着给人们送救生物品，帮助止血，活像雷锋，令人竖然起敬！
灯光时隐时现，飞机在恐怖的黑暗中又坚持飞行了要命的近两个钟头。机长告诉大家，和较近的刚解体的苏联联系不上，而且当时那里混乱，不能保证药品，所以不准备到那儿，正在和其他地方联系迫降。因为飞机损坏情况不明，也不知道这个故障飞机还能飞行多远？！在大海上空人们默默地数着每一秒钟，担心着飞机的随时爆炸。大家深深地忍受着生死的煎熬，等待着死神的随时降临。有人开始拿出笔写遗书，......。
图1. 出国前，瞧这将见到丈夫、爸爸的高兴劲儿！
图2. 刚从阿拉斯加医院来到洛杉矶，眼睛无神，仍处在伤痛中。衣服系当地来医院探望人士捐赠。
图3. 刚到洛杉矶就忍着伤痛给儿子过生日
图4. 终于见到爸爸了
图5.如今由工程师改行餐饮业的我和我先生Rick Luo（杂志封面）
紧急迫降
我乘坐的东航班机和这次韩亚空难有几点相似之处：二百多名乘客、大部分华人、两名殉难者。同样悲惨的命运把我的心与韩亚难友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飞机从万米高空掉到离海面仅一两千米，坠海之前经机长最后一搏，飞机终于徐徐回升。
掉落到工作台之间的我站不起来，便爬向过道转角。刚转过弯，就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我看到的已是另一个世界：过道和两旁的座椅上乱七八糟地扔着黑压压的一堆人，四五层不分男女，横七竖八人压着人摞在那儿。高高的座椅靠背被掩埋在下面。许多手臂和腿向外耷拉着。从人缝间向外伸着一只只脚，有的光着、有的穿着袜子或鞋。这些人保持着各种活人根本做不到的姿势被乱扔在一起！人堆上仰卧着一位女士，左腿呈跪姿被压挤在下面，上身、肩膀和下巴被不同方向的躯体压着，露着半个头；一条白白的右腿直端端地斜支着，下面垫着几层人；裙子掀开、内裤暴露在外。远处也摞着两堆人。左边靠窗和后边远处的座位好像散场后的影院，稀稀落落露出几个人头。眼前的人们一动不动，全然处于静态。地上到处散乱着鞋、眼镜、皮包、护照、手表、文件、笔和表格等个人物品，整个场面像刚刚结束的战场，又似坟地，惊恐中的我不敢看了。我知道我还活着，要去确认其他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原本以为只有我离开了座位没系安全带，才飞了起来受了伤，现在才知道事情的严重。
我忽然听见了抽涕声和微弱的声音在叫妈妈，是儿子趴在面前，唤醒了惊呆着的我。几乎同时，人堆上面一位男士微微地动起来，接着压在一起的人们开始缓缓地移开身子。
我好不容易和儿子回到了座位。看到儿子头上有血，急着找他的伤口，他说是妈妈的血。
空气中飘来一阵阵烈酒的气味，是有酒瓶被打碎。不知过了多久，似乎灵魂已出窍的人们才陆陆续续回到了被砸得东歪西斜的座位。突然后面传来了大声叫喊：“有医生吗？！这里有人不行啦！”我听见有人过去，……。
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前面的墙挡住了飞来的物品，散落满地无人问津。大家都处在魂飞天外魄不附体的惊恐状态。我把脚前的一个高级皮包勾了起来，举起问是谁的。半天没动静，只好交给了空姐，她打开来找出里面的护照大声叫出名字，过了一会儿才从并不太远的地方传来物主的声音。又从自己座位下方勾出一个小包，举起来正想喊，却似曾相识。又看了一下，恍然大悟，这是自己的包！打开确认，里边确实装着我和儿子的护照。我顿时感到一股凉气从头窜到脚，心里悚然一惊，意识到伤得不轻！我记不得有这个包了！
工作台顶棚上忽闪忽闪的灯光增加着恐怖气氛，令人毛骨悚然。突然灯全灭了，飞机又开始抖动，大家忍不住齐声“啊！”地惊叫，接着又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有声音的广播突然传出机长的紧急通知：“飞机遇到特大乱流，损失正在评估、检查和处理，请大家配合，忍耐一下。正在联系准备迫降。最近的是解体苏联，但联系不上，况且他们的药物没法保证，所以经研究，结论是不停靠苏联，正在和其它地方联系。”
又不知过了多久，广播中再次传来了机长的通知，内容大致是：“飞机准备迫降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薛米亚美国空军基地（大家鼓起掌来！）。他们完全是出于人道考量，才接受了我们的迫降请求！但是这个岛太小，机场不具备降落大型民用客机的条件，跑道不够长、没有足够的照明设施。加上眼下气候恶劣，有大风暴，能见度很低。我们飞机自身的受损情况又不明，起落架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所以能否安全降落仍是未知数。请大家做好自救准备！”
似乎是接到了死刑判决书，本来大家就在担心飞机引擎是否有问题、升落架还能不能张开、飞机会不会突然爆炸，但万万没有想到救命的机场也会是这样，真是雪上加霜。原已被吓出体外的魂魄又飞向更加遥远的天外！
这时座位前的电视打开了，播放出时隐时现不断跳动的画面，讲解应急办法。空姐也来给我们指示紧急出口，教我们如何穿救生衣和怎样使用氧气。
我脖子硬得抬不起头，勉强试着抬眼看屏幕，感觉屏幕变得格外高，镜头特别刺眼让我无法对视。电视和空姐说的话都听不进去，先前失去了感觉的头开始发木发凉，出现一丝丝的疼痛。看着我一动不动，跟随讲解已给自己穿好救生衣的儿子马上熟练地帮我也穿好救生衣。儿子突然长大了！
飞机在恐怖的黑暗中飞行。绝望中静静等待死神降临，这种煎熬实在叫人生不如死。与泰塔尼克号相比，悬在天空中会更加无助！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似乎很远，留在机舱里的是绝望，耳朵里能听到人们在紧张急促地呼吸，还有人控制不住大声地哭泣和哀叹，也有人在大声祈祷。更多的人相互传递纸张写起了遗书。
我断断续续地给丈夫写起了遗书：“留下了艰难的路给你们，让你们余生痛苦，这是我感到最对不起最不能自拔的地方，请你们千万不要跳不出来！！！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们对我们的思念。我最牵挂的是如果儿子还能生还，就教他忘记失母之痛，忘记这段惨剧。我要说的是，我现在没有思考，没有痛，只有那撕心裂肺无尽的牵挂！我还没来得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让他们去品尝这生死离别的痛苦，……。我拜托你三件事：1.看在此生缘分，替我照顾好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们，尤其是要劝他们不要因我而不能自拔；2.照顾好我们的儿子，把他培养成才，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3.两人的担子你一人担了，所以我需要你找个可以分担和照顾你一生的好人，找一个好心的姑娘，她若能以平常心、有爱心待我儿子、待你好就行！因为我希望看到你能幸福！能活着真好！好好珍惜，不要为我抓住痛苦不放！手上有个电话多好，我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也可以告诉你们我现在的心愿！”
写完给丈夫的遗书，心里有踏实却依依惜别之感。我必须给儿子有个交代，拉着儿子的手对他说：“如果飞机掉到海里了，一定要抱住漂浮的东西，熬到天亮一定会有人来救！千万不要想着找妈妈，因为妈妈头部被撞了，是凉的没知觉，现在都是惯性地撑着，不知道能撑多久，到时候可能失去知觉，活着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要找妈妈，能找到爸爸就好了！”儿子一边听一边呜呜地哭，连声叫着也要妈妈！颤抖着的小手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我赶紧安慰他：“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妈妈不能保护你的话，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一般在事故中存活率最大的是小孩，你是小孩，没事的！妈妈还在撑看能不能撑过去。现在如果妈妈闭上眼睛你要把我叫醒，让我看到你。你是我支撑的力量，不然我可能就永远睁不开眼睛了。”我把遗书、护照、所带的现金和写着亲友联系方法的纸条一并放进小包，自己软弱无力，只好递给儿子，嘱咐他时刻背着。都交代完了，我的心开始接受死亡。
从接到迫降的通知开始直到降落，受损的飞机飞行了漫长而恐惧的约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度秒如年，可谓心理上被强迫去接受死亡的心死过程。活着的人、离开的魂、死去的心，这种心灵重创、生不如死的绝望折磨，让人一生挥之不去！
飞机马上就要抵达目的地。这个阿留申群岛是当年二次大战时美日双方的必争军事要地，薛米亚美国空军基地位于该群岛最北端。此时此刻的我对美军存在着十分的戒心，还有不少敌意。美国的军事基地让我们中国的飞机降落，也不怕泄露秘密，真有些不可思议。
窗外漆黑，飞机开始降落，它钻进了厚厚的云层，接着窗户被暴雨横扫着。茫茫黑色中出现了两条亮亮的引导灯火，我们看到了即将迫降的跑道！是重生还是死亡就在此刻！
飞机在下降，死去的心又被提到了喉咙。我在屏住呼吸等着那一声轰鸣，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飞机越来越接近地面，原来两排引导灯是拿着手灯的美军形成的。他们拿着一种火炬般巨大而耀眼的手灯，冒着生命危险站在跑道两侧，将跑道照得通明雪亮。他们身着防火服和防火面具，身后停满了救护车和救火车。
紧张的心快要从喉咙里吐了出来！感觉到轮胎触地，机舱内顿时为机长鼓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一遍遍欢呼声。飞机滑行后终于在机长的竭力操纵下成功地停了下来，窗外美军也抱在了一起欢呼雀跃，飞机舱内舱外的欢呼声连成了一片！
几小时的恐怖飞行恍若隔世！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不是梦，百分之一的生还变成了百分之百！始终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松了。
美军救护人员冲进了机舱，还穿戴着防火服和防火面具。他们马上把有骨折的重伤员抬了下去……。我听到儿子呼叫“妈妈，妈妈！”的声音，才发现人都下得差不多了。两名救护员来到我们身旁，要用担架抬我。我表示要自己来，他们就帮我把毯子搭在身上，并搀扶着我，和儿子一道慢慢朝舱门走去。
离开飞机，我情不自禁把儿子紧紧楼住：活着真好！
获救阿留申美军基地
我们迫降的美国空军基地位于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中最北端的薛米亚小岛。
阿留申群岛战略意义显赫，二次大战期间是美日必争之地。在后来的美苏对峙时代，因为它离当时的苏俄最近而更具重要。它被看作全球十大军事要地之一。而对于我们这架待迫降的受损飞机和所有机上的人们来讲，无论这个美军基地具有多大战略意义，它可关系着我们的生死命运！
美国空军发言人迈克.琼斯表示，我们的飞机能在如此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安全迫降，的确不简单！
飞机一经停稳，等候在跑到两旁的三十多辆美军的救护车和消防车便一拥而上，包围住了飞机的各个舱口。不到几分钟，消防员首先登进机舱，紧接着是救护军医。在大概核实灾情之后，一位扎着金色马尾发结的女军医拿起对讲机呼叫，请求调派更多医生前来支援。
实际上，估计到伤员众多，为争取抢救最佳效果，当时在表示接受我们迫降请求的同时，基地便马上派出军用直升机，前往2000公里以外的安克雷奇，把从睡梦中被急救电话唤醒的医生们接来基地支援。
重伤员被救护车运走，其他伤员或未伤乘客先后被带上客车，送去基地大礼堂。
提前做好了准备的礼堂里排列着床铺板凳，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点心饮料供我们食用，还有随便喝的牛奶。许多美军士兵甚至也把自己的食品、用品、床垫、被褥等等也无私地奉献了出来。
按伤势程度的不同，我们手腕被戴上不同颜色的胶带环，上面写上名字。我和儿子被带往病床，病床旁也绑上了同样颜色的姓名标签。急待处理重号伤员的标签上还画上了提示的红?。
一些外伤严重的伤员因流血过多而昏迷。军医们在急救处理，包扎止血。
伤员太多，军医们为了抓紧时间，不休息地一个紧接一个、超负荷地抢救着伤员。只见一位军医面对一位西装革履肩臂骨折流着血的重伤员，他需要剪开这位伤员的衣服，但因累得手在发抖、无力握住剪子，剪不下去。旁边另一位军医说：“让我来！”便接过剪子，刻不容缓地咔嚓咔嚓剪开了伤员的西装衣袖和领带。伤员这时还不无幽默地叫了起来：“这这这这可是皮尔卡丹哪！”给紧张的空气带来了一丝缓解。
整个大厅里，不停地东奔西跑着许多年轻的士兵，他们在照顾着伤员，寻找着需要被帮助的人。他们有的眼睛发红、有的挂着泪水，忘记了自我。我们大部分人不懂英语，和这些士兵交流就像着急的聋子遇上了匆忙的哑巴，到处可以看到乘客和士兵相互打着手势比划着。奇怪，这些士兵怎么一对他比划就明白得八九不离十？也许这是一种人类心灵的默契和共鸣！有伤员表示不习惯吃面包和凉的饮料，于是过不一会儿，便有士兵给他捧出热腾腾的面条来。
突然，一位严重受伤的空姐呕吐不止，吐得满床满地。一位年轻士兵跑了过去，跪在她前面，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犹豫，用双手把呕吐物捧到垃圾桶里，并给空姐擦拭弄脏了的衣服和床铺。空姐又连着呕吐，一旁的另一士兵拿起罐子接住，不顾呕吐物的气味，用手细心地把弄脏的地方抹干净。看着这个动人的场面，我心里不停地在自问：“这就是我以往印象中的'美国鬼子’吗？！”这种无私无怨的奉献给我带来的反差，让我有些震惊，甚至引起身上出现了鸡皮疙瘩。加上飞机上助人的两位美国人、跑道上一个一个平举双手举灯拉线的忘我美军士兵，我从心底感到纳闷儿，难道在这儿遇见了雷锋和白求恩？！
因怕亲人担心，我叫住一位士兵，比划着问是否有电话可用。他说这里没有公共电话，但接着安慰我：“不着急，你等一下！”请示过后，他跑回来，把我带去了办公室，把军用电话交给了我，让我放心地打免费国际长途。同时用广播告诉所有伤员乘客，可以过来排队打电话。我马上告诉了家人，已平安降落。
基地派出军机把重伤员陆续分批送往安克雷奇的已宣布进入紧急抢救状态的阿拉斯加空军医院、阿拉斯加原住民医院、阿拉斯加地方医院以及阿拉斯加州立医院。轻伤员和未伤旅客被派来的阿拉斯加客机接走。
我和儿子被送上了军用直升机，与另外11名重伤员一起，在医护人员护送下，离开了使人难忘的美军基地机场。
再见了，我们的救命之岛！
救飞机，机长同操纵杆化为一体
我们乘坐的班机30秒内从万米高空掉到离海面仅一两千米。在黑茫茫、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空，这架受损飞机载着魂飞天外、随时等死的乘客们，又继续飞行了度秒如年的两个小时。我们的心灵受尽煎熬。在机长的奋力操控下，飞机终于在阿拉斯加阿留申薛米亚美国空军基地成功迫降。美军基地指挥救护人员奋力抢救伤员，并派出数架军机，把重伤员陆续送往阿拉斯加州府安克雷奇，分散到已宣布进入紧急抢救状态的四所医院。
我和儿子被带上了海岸防卫队编号为C1130的军用直升机，同机还另有11名重伤员。我们在三名美军医护人员精心护送和照顾下，被送往阿拉斯加地方医院（HumanaHospital，Alaska）。机上有两名驾驶员。
随着直升机升空，伤痛和紧接着的再度飞行使我极度恐惧、不知所措。我忍不住开始呕吐，医护人员立刻帮我清理，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颠簸中，我条件反射，紧张得抱住儿子，双目紧闭，不感睁眼。医护人员在旁不断拉着我的手安慰着：“It’sOK, it’s OK!”
五个小时后，我们在安克雷奇附近的军用机场着陆。当地医生登上飞机给我们逐个登记，移民局官员也登机给我们办理入境手续。当地台湾华联会侨胞前来迎接，并主动担当翻译，红十字会也来慰问。随机医护人员和我们一一拥抱告别。
再度安全落地，我撑不住昏迷过去，如何到的医院全然不知。… … ……。当我昏昏沉沉睁开眼时，发现是儿子在床边叫我。我左手臂输着液，右手被他拉着。看着他那忧愁的小脸，眼睛里挂满着泪水，我心如刀绞。问他吃饭没有，他摇着头说不想吃，便开始哭。孩子不满七岁，在飞机上碰撞惊吓后，又在陌生医院面对昏迷着的母亲，加之语言不通，他不食不喝就等在床边，……。我安慰他说妈妈不会死的，他点着头，哭着趴在我身上，问我：“是真的？是真的？”
听儿子说我睡了很久，他的床就在旁边，但他不在床上，他一直守着我，在旁边看着输液管里的液体，怕它停止嘀嗒。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一旦停止嘀嗒，就没有妈妈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有时自己也忍不住打了打盹儿。他还告诉我他一直挎着我嘱咐他不要离身的小包。我真不知道心里的滋味是高兴还是难受，忍不住泪水往下淌。
我们住的是特殊监护病房，除病房里装有监控镜头外，还有全天候轮班医生隔着玻璃24小时对患者监控护理。因为进入紧急抢救状态，医院暂停对外营业。
我和机长同住一个病区，他住在我的楼下。当我可以走动时，经医生允许，由一位医护人员和义工翻译陪同，我去探望了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要当面向他致谢。他伤得很重，这时的他还不能躺下，身体动弹不得，医生说他只能保持着这一个姿势：双手握着操纵杆！在我眼里，这就像一尊英雄雕像。当时在飞机上，救护人员用尽各种方法才把他的手从操纵杆上分离，把他的身躯搬离驾驶座。
面对英雄，聆听着现场人士讲述他英勇救机的过程，看到正在与死神搏斗的恩人现状，我的眼泪像泉涌。他的头部肿得巨大，他用眼睛告诉我要坚强！他很平静，使我更增敬意！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我们的机长，不管是驾驶舱内发生过什么，是他临危不惧，在关键时刻以超凡的专业技能和心里素质，把我们仅存的百分之一的生存希望变成了百分之百！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机长—我们的救命恩人！
劫后余生
迫降美国空军基地后，基地指挥军队救护人员奋力抢救伤员，并派出数架军机，把重伤员陆续送往阿拉斯加州府安克雷奇，分散到已宣布进入紧急抢救状态的四所医院。
经过几天的观察治疗，我脱离了高危，被转院到洛杉矶仁爱医院继续住院，临床观察。
空难后时常听到年幼的儿子唉声叹气，我知道他这段时间可没少受恐惧的折磨，幼小的心灵哪能承受得起这样的压力，我放心不下他，他也离不开从未离开过的妈妈。为了让孩子熬过这一关，我得回家陪着他给他母亲的安慰，帮他从恐惧中走出来，让他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笑容而不是忧伤。另外我知道自己头部伤得很重，大半个头发凉，头顶像斧头在劈一样的痛，一闭上眼睛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睁开；脖子也疼，不能转动。我想也许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回家陪着孩子、丈夫，没有时间在医院里耽误了。我一反常理、毅然决然地向医院提出了不住院，要回家陪孩子的请求。
院方不让我离开，告诉我本人签字无效。于是我求丈夫向院方提出离院回家。他不肯，我恳求他。我说这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后的心愿，不要让我死在医院看不到儿子而留下遗憾。帮我最后一次，把我最后的时间留给你和儿子，也让我尽到做母亲的最后责任。也许和你们在一起我还能撑下去。
经我坚持，丈夫无奈答应去找医生。等丈夫回来时，他满眼含着泪水告诉我说：你不能出院！我说：只要你签字我就可以出院的，不是吗？你为什么不帮我签字？也许这是我最后的请求了，你都不帮我吗？你希望我看不到儿子就这样死在医院里吗？被逼之下丈夫吐出了真情：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吗？医生都告诉我了，你伤得很严重，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必须呆在医院里接受观察。我说：我有感觉，所以我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你和儿子，请你一定要帮我签字！他说刚才去要签字，被医生护士和旁边的人给骂了，骂他无情无义，说没见过这样的人，把太太的命当儿戏，……！最后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无可奈何、灰头土脸地在骂声中和鄙视的目光下签了字。此后又十分后悔地责怪我真不该逼他。
回家后我一直按医生的安排，到许多不同的专科医院看诊。
养伤过程一直有电话、信件来动员我参加官司诉讼。由于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根深蒂固，我一心想着如何保命，压根儿没想与谁对簿公堂。只要有命在，有没有赔偿都无所谓，所以对人们的劝告都婉言相拒。
大概过了几个月，我仍在床上躺着疗伤，和平时一样，整个头和身子还不成一体，疼痛难忍。一天突然丈夫接到了航空公司代言人的电话，说是航空公司准备给我们每人两千美元善后处理费，还必须在收款时签字按手印，同时放弃追究的权利！
这引起了亲朋好友们的愤怒和我的深思，让我感到迷茫、困惑、自我否定。两千美元意味着什么呢？是这几个月的伙食费呢，还是接下来的生活费？是这几个月的住房费呢，还是看医生的车马费？是病人回国需要躺卧的机票费呢，还是接下来的住院费？还是……。这些都不重要，而提出必须签字画押，永不追究责任，不提还好，竟然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的认知反差如此之大，使我感到心灵深处的伤口又被撒上了盐，让人心疼喘不过气来！
我似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我被逼上梁山，加入了难友们的诉讼行列，选择了美国最具权威的空难律师。律师说：你该早来！你是最后一个签合约的。
人生几何，得过且过，好自为之。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和解。
这次空难发生时，一名乘客脖子猛烈夹入两个椅子靠背之间，当场窒息；一名华裔乘客头部被撞后一直昏迷，一周后在医院不治；一名空姐头部严重被撞，事后成了植物人，至今仍被伤痛折磨。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体恢复得还不错。从心死到复活，生命曲线从高山坠入谷底，从正数变成了负数，从负数重新回零。
从零再次出发回到正数，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这个过程有太多的故事和奇迹发生，暂不一一赘述。现在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有成功的事业。是丈夫、孩子和亲友们的爱，让我奇迹般倔强地活了下来。有时仍然怀疑是否真的还活着，掐掐自己以便证明。
儿子一直健康成长，各科学习成绩优异，按他爸爸的话来讲：可能是被飞机撞的吧，被撞得全面发展、多才多艺了！三年前他于美国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目前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网友问我是否还敢坐飞机，我感叹的确有阴影。但有时候出远门，飞机是唯一选择，所以后来不得不又乘坐飞机。最初一直拉紧丈夫，也忍不住叫过，也曾紧张得双目紧闭，……。也许是因为东航的机长救过我的命，我对东航有一种生死之交的感觉吧，上次回国我又选择了东航。
很想告诉各位朋友，我切身经历过的经验教训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系好安全带，不要随意走动，即便是飞机指示灯显示你可以离开座位时，也尽量不要轻意去做。如果遇到事故，首先要保护头部，保护主动脉。若有异物插入主动脉，千万不要轻易拔出，一定要等医生来进行止血、处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的确在我身上应验了。这几天，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同时受到了成千上万真情的祝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分！衷心感谢热情的读者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同时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们的医护人员、军人、机组成员、单位机构和个人、还有我的亲友们！
我所写的仅基于我所亲历的点和有限的面，是我当时在飞机上、美军基地和医院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源于和同机难友和当事人的第一手交谈记录、事后收集的可信媒体报道。我的点和面是有限的，热切盼望我的同机难友和当事人跟我联系，补充您的所见所闻，我们共同一起以各个不同的点和面，把这个空难事件尽量全面完整地还以原貌，以资悼念殉难的难友、安慰仍在与伤痛抗争的难友，并献给所有空难，尤其包括这次韩亚空难，的难友及亲朋好友，相互激励相互共勉，盼望失去家人的亲友们从痛苦中走出来！
愿我们更加珍惜生命 – 活着真好！
难友的提醒
我所写的是基于自己经历的点，是我当时在飞机上、美军基地和医院的亲自所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者源于和同机难友和当事人的第一手交谈记录、事后的可信媒体报道。我的点是有限的，需要以点带面，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补充更多难友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更全面地还原这次空难原貌，以资纪念！
我们乘坐的MU583班机当时正在10100米高空飞行，突然坠落时，我正好在经济舱和商务舱交界的空姐服务台位置。那么在飞机尾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让我们听听当时身处后舱的W先生怎么讲：
“我头部没有受伤，所以当时的情形记得比较清楚。记得飞过日本后，天就暗了。接着约二个多小时的飞行，机屏显示过了日更线，很多人已进入梦乡了。我准备去吸烟区抽支烟，然后再回来看录影。我来到设在后舱的吸烟区，拿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那个年代是允许的）点上了烟。在吸烟区和几位乘客烟友相互做了自我介绍，有一位是来自吉林省的高级工程师。
“我们正聊着，飞机轰地响了一声突然下坠、断电，我被抛起重重地摔向后舱隔板，幸运地弹到了第一排座椅上，占了不知是谁的位置，迅速扣上安全带，安克雷奇的医生也很佩服我的敏捷，如同她们了解的中国功夫。飞机还在下坠，剧烈的振动，把我右边的肋骨全部砸碎，我不想再失去左边，紧紧抱住右扶手，虽然疼痛不已，几乎昏厥。飞机重挫一下，来电了，接着又是下坠，望着满目沧轶，心中无比难过，死神正在拉住我们的手！又是一挫后，毫无悬念地继续下坠，机上静得出奇了，只有发动机还在怒吼，大家都在等死了。以至于后来有人问我，当时想到了什么？说实话，头脑全是空白，呼吸急促，心中非常难受，稍有能想的就是女儿没有父亲了，今后如何？更加难受，仅此而已。我想这可能是大多行将死亡之人对生命的最后眷恋。”
他接着告诉我，缓过劲来后，舱内一片狼藉，上面许多氧气罩掉了下来，很多人满脸是血。机尾服务台的那位空姐躺在过道上似乎伤得不轻。被抛到不远座位上的工程师烟友一动不动，我就过去伸手碰他，发现他的脖子夹在椅子靠背之间，嘴吐着血，舌头伸着，我赶紧大声呼叫：“有医生吗？！这里有人不行啦！”有几个人跑了过来，我们一起把他从靠背之间抱了出来才发现，他的心脏和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
Z太太回忆说：我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五分钟，没有系安全带，突然间感觉机身剧烈震动，当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被弹甩到后面一排，坐在一位老太太的背上，几秒钟后飞机再度往下冲，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又被抛到老太太的前面，压在老太太的头上，还没来得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又第三次被高高抛起，头部撞到行李架上，再重重地掉落在老太太旁的座位上。
那位被砸的老太太告诉我：她嫁给了一位白人老公。出事的时候自己按规定系着安全带，但莫名其妙地被一个人“咚”地砸过来、“咚”地砸过去，疼死了！我的手使劲儿拽着左右两边扶手，飞机不停地使劲甩来甩去，还翻滚着倒过来，我的双手攥得太紧，两个手臂和肩膀都脱了，……
M女士讲：“我解开了安全带，站起来伸手去打开行李箱，拿出护照准备填写出入境卡，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然后飞机就向下直冲，自己被抛到过道上，在一片尖叫声中我死命地拽住旁边乘客伸着的一只手，架上的行李、舱内的物品纷纷砸到我身上。我一直抓着那只陌生的手不放，我知道一旦松手，自己就会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三起三落，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死亡的念头。”
当飞机终于被机长迫降在阿留申美军基地后，随着大伙儿的欢呼鼓掌，我硬撑着的受伤脑子终于放松了那根弦，晕睡了过去，直到乘客们基本走空，才被儿子唤醒。谁知我这一昏睡，却无意识地的回避了另一场惊恐。
W先生又帮助我开始回忆：飞机迫降后终于停稳，大家怀着急迫的心想立刻逃离机舱。没想到所有的舱门都打不开，我们被紧紧地封锁在里边，因为机身严重地变了形。乘客们刚放下的心又跳到了喉咙，放松的弦又绷紧了。大家都感觉到，事故后迫降的飞机很有可能起火爆炸，这个封闭着的机身似乎立刻变成了一颗点着了导火线的定时炸弹，大家相互传递着焦虑的眼光和恐惧，机舱内再次充满了恐怖的死亡气氛。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救援军人们马上停下来研究解决方案，防爆小组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和舱内的机组人员相互通着话，决定了如何处理。只听见电锯开始锯舱门的声音。
舱门被锯开缝，随着一名防爆人员挤进来的是一位身穿消防服的小个子黑人美女军医，她一站进机舱过道，就向所有乘客挥起一个行军礼，大声地宣布：“我代表美国营救你们来了！大家不要着急，舱门正在打开。”大家像是盼到了救星，顿时热泪盈眶，一起拍起手来。
她是当时岛上唯一的一位女军医。紧紧跟在她身后冲上来的其他身穿防暴服、消防服的救援士兵们，在她身后站列成两排。她当即宣布需要先救妇女儿童和重伤员，并让符合这种条件者举手，以便挨个排队处理。
她和救护人员以及锯开的舱门正好在机舱另一侧，我们虽然符合条件，但我在座位上迷迷糊糊昏睡着，带着儿子被掩藏在拥挤着的受伤人群后面，自动放弃了举手获取优先的权利，直到差不多人去舱空。
救援详情补充
空难发生后，机长随即向空中发出了请求接受迫降的呼救信号。距离最近的刚解体苏联没有回应。过了快三十分钟，抢在美国之前，日本首先回应愿意接受迫降。飞机上有十几位他们的同胞。
正在犹豫是折回日本，还是接着飞向距离差不多的美国，这时也传来了后者的响应，它的薛米亚空军基地同意接受迫降。
按照美国人的描述，安克雷奇时间半夜三点左右，他们在位于加州奥克兰的航空控制塔接收到了不太清楚的呼叫，说飞机严重颠簸，有人受伤。传来的英语很难听明白。
此时我们的飞机正位于离薛米亚岛约1500多公里的北太平洋深处。
几分钟后，控制塔又收到紧急求援信号，请求提供迫降地。美国人认为，飞机处在太平洋中心死角位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两个选择：薛米亚岛或中途岛。虽然阿留申群岛还有一个位于埃达克岛的海军航空基地，机场面积较大而且有一所小型医院，但当时的云层太厚，无法降落。薛米亚岛比中途岛距我们更近。
薛米亚美国空军基地建于1942年，位于阿留申群岛西端，是一个供侦察机和太空监视行动的高密战略基地，早已被列为禁访地带，所以不会允许外来飞机接近。按美国人的话讲，这里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前哨。
当接收到迫降请求后，美军方面立刻层层上报，以决定是否能够让薛米亚岛接纳我们这架满载“嫌疑人”的“对立国”飞机。
那时华盛顿正是后半夜，五角大楼的热线电话把睡梦中的克林顿总统匆忙唤醒。总统得知险情后当机立断，授权美军基地立刻接纳满载伤者的受损飞机迫降，实施人道救援。美国向我们张开了双臂！
迫降后所有的乘客和机组成员被分送到三个像大礼堂一样的飞机库。过了一些时间，从埃达克海军航空兵站赶来支援的首批医疗专家小组抵达基地。该小组成员，海军军医布莱恩.斯姆林上尉，在机库里的救护现场找到了那位黑人美女军医空军上尉劳拉.汤。当时劳拉是基地唯一的医生，另外还有三名医护技术人员。起初，劳拉做好了准备，要接受一名逝者和30名伤者，没有想到实际上却迎来了150多名伤员。她真有些不知所措，但马上全力以赴抢救伤员。布莱恩军医表示，如果没有劳拉军医的努力，他真不敢想像伤员们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两个小时内，其他23名医生、护士和护理员相继飞抵薛米亚基地。与此同时，空军从安克雷奇的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派出了一架C-141军机，前来执行医疗运输任务。
抢救现场急需翻译，难友W先生不顾自己胸肋骨折的伤痛，和其他几位乘客一起，充当了义务翻译，积极配合军医施行抢救。
在接受了包扎止血等紧急处理后，三个机库里的重伤员被安置在排成行的担架上，和其他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或入院观察的伤员一起，等待着被运往安格雷齐。
基地上的所有驻扎人员都全力参与了救援。据第11空制联队司令哈里.季叶林上校所说，士兵们虽然不能参与直接的治疗，但他们去握紧伤员的手，安抚伤员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季叶林上校在埃尔门多夫指挥中心指挥了整个救援活动。在飞机被迫降到地面的一个钟头以前，季叶林上校被叫醒，直接去了该中心。他向已在那里监控着事态发展的指挥人员和计算机操控人员了解了情况之后，便开始掌控已在实施中的高度同步应急方案。
指挥中心设在一个拱形建筑物体内，在这里技术人员和指挥人员通过墙上的巨型壁挂式电脑屏幕和桌上电脑，跟事态发展保持同步，发号施令。在整个军事救援过程中，这个中心扮演了大脑中枢的重要角色。
我们的飞机着陆以前，一架空军的RC-135军机就提前降落在机场待命，准备首先运输伤员。这架飞机和海军、海岸防卫队、空军的其它四架军机一起，组成了运输伤员的队伍。
据季叶林上校讲，共有30多个地方、州和联邦机构，还有其他团体参与了空运救援。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校汤姆L.洛克把这次救援行动同冷战时期的著名“柏林空运”国际人道救援相提并论。
也许是碰巧，后来我在网上查到，我们迫降的那天即1993年4月6日，薛米亚空军基地被命名为伊雷克逊空军站（Eareckson AirStation），以纪念美军的战时指挥官上校威廉欧. 伊雷克逊（William O.Eareckson）（1900-1966）。从1941年到1943年，上校伊雷克逊率领美军分别在阿留申群岛的基斯卡和阿图两个岛屿抗击日军，立下了不朽战功。
（九）安格雷齐空运
安格雷齐是阿拉斯加的主要城市之一，二十年前人口不到25万。由于当时这里靠近苏联，受美苏冷战影响，全市军民每年都要联合举行两次防战防核演习。就在一个月前，他们刚刚结束了一次这样的演习。他们说正好把演习的成果实际运用到了对我们的营救上来。
我们的飞机大约凌晨4:30迫降薛米亚美军基地。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在接受机长迫降请求的同时，得知会有大量伤员运到，安格雷齐立刻行动，紧急动员空军、海军和海岸防卫队，以及数以百计的民用医疗救援人员；四所条件最好的医院进入紧急救灾状态，停止门诊，并召回所有休假和下班回家的医生护士，做好抢救伤员的一切准备；宣布启用特殊情况下的“城市居民伤亡紧急救援方案”。
媒体把这次救援行动形容为遇到了一场战争灾难。安格雷齐整个城市的军民几乎全部被动员起来了。
据市紧急应对官员鲍勃.斯图尔特主任表示，在他的记忆中，类似的大规模紧急医疗救灾行动前所未有，至少20年内没有发生过。
凌晨三点以后，广播电视便开始播放阿拉斯加血库的通知，呼吁民众提供O型的阴阳两种血液。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少居民和士兵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冒着严寒自告奋勇来到医院验血献血。直到下午，积极响应者排起的长龙还有增无减。这是义务性的，献血者得不到分文。血库主任戴尔.古德洛依赞扬道：“这场面实在感人！”
薛米亚岛距离安格雷齐2400多公里。经过五小时左右的飞行，正午时分，首架载有80多名重伤员的军机抵达位于安格雷齐北郊的埃尔门多夫军事机场，其中28名危急伤员躺在担架上。这正是那架停落在薛米亚基地等待我们迫降的RC-135军机。这架飞机号称“空中医院”，装备有各种急救设备，特制的舱门可让六、七付担架同时出入。
机场上早已有大批救护车、救援巴士和警车待命多时。伤员大多来自大陆，不懂英语，急需翻译，所以由十几名侨胞自愿组成的义务翻译队伍也赶来助阵。飞机着陆后一经停稳，救护人员立刻一拥而上，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把伤员送上等候着的车辆。
阿拉斯加地区医院急诊室的医生理查德.格雷戈里博士是少数派遣到空军基地跑道上协调救援的平民医生之一。他的任务是评估伤员伤势，尤其是找出头部或者胸部受伤者，抢先把他们送上救护车。
寒风中舱门一打开，担架上裹着御寒毛毯的伤员们便被抬了下来。事故从发生至此已经有9个多小时，只见伤员们的脸上仍然凝结着血块，有的在呻吟，还有的已经休克。格雷戈里医生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内伤、内出血。部分人胸部、颈部和头部受伤，神经受到了伤害。还有的胸部肋骨或其它骨头发生骨折。很多人还有擦伤或割伤。”看得出，在薛米亚岛他们接受过急救和最基本的治疗。亲眼目睹机场上的情景，格雷戈里医生惊叹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场面：“如此壮烈，简直就像战场！”
载上伤员的救护车和巴士即刻由警车开道护送，驶向四所医院。
下午三至六时，其它四架军机也陆续抵达。五架军机共带来了156名伤员。几乎一整天，警车和救护车的警笛呼啸声接连不断响彻全市。
阿拉斯加地区医院的九名外科医生和四个急救室的医疗队伍迎接了43名伤员。其中两位身穿镶有金色条纹藏蓝色驾驶员制服的男子用担架车推进了这所医院，其中一人呈昏迷状态。
普罗维登斯医院接收了48名伤员，埃尔门多夫第三军医中心接收48名，阿拉斯加原住民医疗中心接收17名。
我们母子俩是被如何送进医院的我记不清，最近我查了资料才略知一二，忍不住倍感难过：
当地报纸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在阿拉斯加地区医院外，前来担任义务翻译的某高中杨老师见到了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6岁小男孩XXX。XXX刚从市消防队巴士上爬下来，被安置在一个对他来讲非常硕大笨拙的轮椅上。杨老师凑近过去，微笑着安慰男孩，并用中文轻声问道：'你伤着了吗？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在哪里？’……”。昏睡中的我和迷茫着的儿子被暂时分了开来… …。
另一报导：“在隔壁房间住的是XXX。她在这次事故中，充分显示了女性护子的本能和母亲的伟大，一路上紧守着6岁的儿子，最后安全到达,……在医院里整整昏迷了两天。… …守在她身边的可怜孩子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短短几天时间里体重减轻了十几磅，瘦得皮包骨头… …”。
一些受伤乘客经过治疗后便出院入住了旅店。许多热心的市民、社团组织包括教会、华人协会和红十字会等，都纷纷前来医院和旅店探望，给伤员们送来了关怀和温暖，以及心理上的安抚。安克雷奇华人协会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网络，有大约120个家庭参加，共有五、六百人。此次救援在华人社区很快掀起了连锁反应，华人协会随即排出自愿者充当翻译，并组织探望，给伤员们送来了衣服、生活用品、食品和礼物，还有小孩的玩具。华人社团和餐厅老板知道伤员们会有水土不服，便送来了可口的中餐。一些华人同胞还参加了献血。全市义务翻译者达到50多人，其中还有会讲中文的韩裔和其他族裔人士。
许多媒体前来采访，乘客中一些外籍人士和旅美华侨立刻做了回应，通过这些媒体对美国人民和军人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可是我们这些大陆人士有心结和顾虑。那时国门刚掀开一条缝，大陆人士对外界了解甚少，内心尤其对美国充满着怀疑和排斥。难友们在美军基地和安格雷齐市有着亲身经历，被美国士兵及市民的舍己救人的普遍意识和行为深深打动，心里充满着感激之情，但要说出口来却很犹豫，担心说错话倒霉并连累家人，所以半天无人敢出来代表被救一方谈谈自己的感想，道声谢。
最后，一直强忍伤痛担任义务翻译的W先生终于忍不住，他想，难道我们大陆人就那么无情无义、无血无肉，人家拿出一腔热血，尽心尽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营救我们，可我们连一声道谢的良心话都不说，于心何忍！他站出来面对着媒体发自肺腑地说出了大家憋在肚子里的话：“我们要衷心感谢：1.感谢美国克林顿政府同意我们迫降；2.感谢美国军人的舍身营救；3.感谢美国人民为我们献血！”
伊朗和日本等国派来了专人专机，慰问并接走了该国的遇难同胞。台湾华航也派来专机，准备接走台湾乘客。华航看到出院的大陆难友同胞无人问津，便同情地表示愿意把他们一起免费捎到洛杉矶。因为搭机存在责任问题，上飞机前需要登记签名。二十年前的这个合理要求却给大陆难友们出了难题。签字画押留证据给台湾航空公司，这似乎意味着填写“叛逃书”，即便不被拉到台湾，回国后被知道了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因此没人敢签字。飞机就要起飞时，华航让了步，不签字也被接纳上了飞机。
据报道，迫降约28小时后，东方航空公司派出的客机抵达薛米亚空军基地，将仍滞留在那里的轻伤和未受伤乘客接上了飞机，并来到安格雷齐准备把可以离开的伤员一起运往洛杉矶。
美军高度赞赏了这次救援行动。埃尔门多夫军事基地第三医疗中心的指挥官肯.斯逖尔上校指出，这次行动完全符合了和平时期空军的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校汤姆L.洛克更对此次救援作出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次行动典型地突出了紧急状态下的军民合作，使军队更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在冷战后职责的重新定义，和所扮演的新角色。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岸防卫队运送伤员的飞机，平均每架飞行超过6000英里，整个行动近乎完美。汤姆少校说：“柏林空运是我军国际人道救援的范例。从本质上讲，这次救援同样体现了我军的使命。我们始终都在为完成这样的使命而训练，而且我们还要随时进行更多地训练来准备完成这样的使命。”
这次救援行动在当地民间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安格雷齐首席医疗官员玛丽.戈迪恩博士把军队的人道救援形容为“伟大的壮举”。人们对以中文为母语的当地华人团结一致帮助照顾伤者的表现极为赞赏。同时对民间和军事当局在这紧要关头有如此密切配合处理事情的能力、城市里能有这样的专业自愿者队伍站出来参与救援，人们感到高兴和自豪。
救援工作进展顺利，斯图尔特主任说：“我们和医院每年有两次演练，而这次救援显示出了演练的巨大收获！”这句话引人深思，为什么他们把自己付出的代价自然而然地作为收获送给了我们这些当时还几乎是对立国的国民？也许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同属地球村人？起码这些美国人在生死关头没有把我们当外人。
美军RC-135飞机（借自网上）
美军RC-135飞机（借自网上）
（十）刻骨铭心
我是在叙述二十年前我和难友们刻骨铭心的往事。祖国是我的母亲，无论我行多远、走多久，我永远惦记着、思念着我的祖国母亲。现在我想和母亲说说心里话，愿祖国母亲迈向更好，愿母亲的所有儿女更幸福。可喜的是，祖国如今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对突发灾难的处理更倾向成熟。
我们的飞机出事是在二十年前，当时通讯条件非常简陋，国内家里能安装电话的并不多，记得我给丈夫打国际长途还得到专门邮局的电话亭排队。即使在美国，当时电脑还没有完全普及，更谈不上如今流行的网络和手机。飞机出事后很难与家人取得联系。在美军基地我要来军用电话后，便给家人打了两通电话。随后乘客排着队，每个人可打三分钟的电话。然而机组人员有他们的纪律，不能打。
根据难友的回忆和我查询到当时的资料记录，我得知了以下情况：
住在南加州棕榈泉的56岁华人K先生从事服装加工业务，拥有一家衬衣厂，妻子经营一家餐馆。他回国探亲时发现得了胃癌，做了手术和化疗后，乘了这趟班机回美国，应该是6日到家。但是他在银行工作的女儿K小姐抵达洛杉矶机场接机时，航班时刻表显示出父亲的飞机晚点了。她走近东航柜台前，发现数十人手里拿着接人招牌在那里焦虑地等待着。航空公司人员不知道飞机何时到达。
6日下午晚些时候，等候在机场的她接到朋友的电话，告诉她收音机说东航出事了，迫降在阿拉斯加，死了人，许多人受伤。她赶紧多次向东航查询父亲的去向。在无法获得任何资料或协助的情况下，她只好拿起电话向红十字会寻求帮助。
由于K先生事发时所有随身证件都被抛离身边，而他的头部严重撞伤，从受伤直到躺在医院病床上，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身边没有任何证件，医院也无法确定他的身份。
一直没有父亲的下落；K小姐再次打电话给红十字会描述了父亲的特征，以求帮助。红十字会的查询电话打到了K先生所住的医院。医生一次成像拍下了照片，并传真到了K小姐工作的银行。她辨认出这正是自己的父亲，便立刻带着母亲和弟弟飞到了安格雷齐，盼望接K先生回家。不幸的是，K先生终于在受伤一个星期后，回天乏术。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苏醒过。
各个医院都在设法向红十字会提供患者名单，以便后者转交给东航。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因为许多伤员首先需要接受抢救治疗，然后填表时很多只会少许或根本不会英语，沟通有困难；一些失去意识的伤员又没有随身证件。直到7日晚上，红十字会才得到名单。
出院的伤员通过东航委托的当地航空公司，被安置到了市中心的一家宾馆。
当地报纸说，一些出院的伤员筋疲力尽，委靡不振，尤其苦恼的是连自己的钱包、护照和随身行李在哪儿都不知道。加上又不会说英语，而航空公司很少或根本没有派人来接触，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迫降后机组把伤员们交给了美方就没人管了。
约90名受伤的乘客经治疗后来到宾馆度过了一夜。他们其中不少还穿着带有血迹的脏衣服，丢了鞋袜，更谈不上换洗内衣内裤。红十字会、当地侨胞和民众送来了衣服鞋袜，才解救了燃眉之急。
8日，30多名重伤者仍然留在医院，其中三分之一需要重点监护。与此同时，东航从上海派出的飞机从薛米亚基地接上剩余的乘客、机组人员和行李，然后来到了安克雷奇，准备接走宾馆里的乘客。
上午11点左右，这些乘客被召集在宾馆大堂。其中部分乘客面对东航代表时表示，他们不愿意再次乘坐该公司飞机。午后，约20名乘客拒绝登机，仍然在宾馆大堂与东航代表谈判。几个乘客脸上有划痕和瘀伤，另一个年轻人牛仔裤上留着不少血迹，头上还裹着白色的绷带。此后东航不得不预约了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座位来满足这些乘客的要求。如果当初东航有派人来关心慰问，也许情况不至于此。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调查员从7日便开始着手对事故展开调查，随后麦道公司和东航派出的调查员也参加了调查。数天后飞机被移送到麦道公司位于洛杉矶长提市的飞机维修厂接受继续调查和维修。
麦道公司的初步调查显示，该飞机外部没有遭受结构性损害。但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员本森发现，机舱内部“行李箱被砸碎，座椅靠背、扶手被砸坏”， 他说： “ 受损程度极为严重”。
调查开始时并未排除事故的原因可能是由乱流造成。6日早些时候日本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就警告，在包括该区域在内的北太平洋上空有强气流形成。但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鲍尔.洛素分析，飞机是在一万米以上的高空巡航，远远高于在北太平洋上空形成的气流漩涡，虽然飞机也可能遇到其它的不同乱流。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巴赫拉.布伦特指出：“联邦调查员没有追踪调查过气流造成的人员伤害事故。虽然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关于乱流的报道，但为数并不多。每天在美国大约有五万个商业航班在飞行，所以遇到十几次乱流不足为奇，其中大部分不涉及严重伤害”。他说：“看来这次极为特殊”。
事故调查仍在进行。4月13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和调查，指出这次空难并非由于遭遇乱流所致，而是由于机械故障，或是人为操作不当而引起机身猛烈颠簸。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员本森表示，麦道的MD-11机型曾经发生过飞行之中前缘缝翼突然张开的事故，但从未造成过东航这样的严重后果。
美国《航空安全周刊》1993年5月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麦道公司MD-11型飞机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发生的十起前缘缝翼事故情况。麦道公司拒绝对此次东航事件做任何解释，但承认与前缘缝翼有关。
每年4月6日，国内难友们还会在各地相聚，纪念这些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往事。
东航的麦道MD-11型客机
事故前的MD-11驾驶舱。事故后麦道统一对其前缘缝翼操作系统增设了保险防护装置，可有效防范人为事故。
（十一）空中惊魂–空难官司
作者:洛杉矶埃米丽
难友们来到了美国，这是一片生疏的土地。这里的人们一旦有怨，无论大小，解决不合理就会把对方告上法院，很像我国古代到衙门前击鼓求升堂。尤其是遇到了伤害事故，受害一方往往都会立刻寻求法律保护，向负有责任一方索取应该得到的补偿。所以来到美国就得注意，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商做买卖，随时随地都要依法办事，即使你不愿轻易告对方，也要处处小心免得官司缠上身。
当东航班机遇到空难迫降阿拉斯加的消息传出之后，除了乘客家属忙于和自己的亲人取得联系之外，洛杉矶专门接手人体伤害案子的律师们也立刻开始追踪乘客、争取客户。
来自北京的杨律师4月7日接到伤员家属电话，请求他帮忙接案。杨律师马上与有业务交往、专精空难事故伤害的凯西卡特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结成了联盟。当时，大陆来的律师还不多，杨律师专精车祸等人体伤害，在华人中已有名气。通过办理这次空难，还有此后接手震惊两岸的纪然冰案件，使得他名声大震，这是后话。凯西卡特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有相当历史的大律师楼，在处理空难案件上具有权威影响力。凯西卡特律师亲自处理过十几起重大空难事件，其中包括1992年2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两架飞机相撞造成34人罹难的事件。他已跻身于全美前100位名律师之列。
杨律师和他的合作伙伴对案情进行了初步分析后，认为被告可能有两个。首先，东航由于人为操纵失误导致了事故发生，被诉讼在所难免；而明知设计有隐患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的飞机制造商麦道公司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其他几位律师一样，杨律师也派出专人前往安格雷齐，为客户争取权益。他的助手也曾找过我，动员我参加投诉，可是当时我无动于衷，予以拒绝。
在安格雷齐，一些在美华人和因私访美的乘客很快和律师们达成了协议。而大陆来的乘客人数众多，其中有两个30人左右的大型访美考察团和几个小型商业团组。他们大多顾虑重重、犹豫不前。因为当时开放才不久，历史上形成的中美法律上的差异、不同的价值观念、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等等，使大家不明白自己的权益。其实在民事纠纷中，事故中受害方去诉讼对造成事故负有责任的另一方，无论这另一方是个人、企业还是什么机构，原告都应该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这和国家利益和政治等等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一公民权利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同时在现代社会，保护消费者和公众的权益和安全，是任何商业和服务业至高无上的原则。
回到洛杉矶，4月9日杨律师他们把第一个状纸递交到了法院。其他众多律师和他们一起趁热打铁，苦口婆心地动员大陆乘客参加诉讼。据杨律师回忆：“最犹豫不决的恐怕要算团长XXX了。他出事时最先站出来指挥抢救，其实他自己也伤得挺严重。但他生怕请美国律师打官司，万一将来上面怪罪下来，他这个当领导的要承担责任。一直到离开美国，他都坚持不肯委托任何律师索赔。回国后他被退居二线，看到别人相继委托我们索赔，又听说要求的赔偿额多者达数十万美金，他的内心非常矛盾，于是老婆出面、他顺水推舟'被迫’签约，终于赶上了末班车。”
“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商务团，事故中三人均受伤不轻，但是当在美律师找上门来时，他们一致回绝，说有业务在身，无暇考虑，并表示即使今后要打官司，也不准备请美国律师。他们忍着伤痛相互鼓励，'轻伤不下火线’，继续行程，走访了美国、智利和阿根廷的8个城市，见了48家客户，成交合同20份，金额达$143.5万美元，顺利完成了成交任务。他们虽然精神可嘉，受到了公司表彰，但后来公司既无力也无责任补偿他们回国后日益严重的身体和神经伤害后遗症。两个多月后他们给东航写了一封信，提出了索赔要求，并委托航空公司售票处的一位小姐'代为办理’，把信转交给了东航。结果将近一年杳无音信。”他们不得不从国内以通信方式找到并委托杨律师接案，但超过了追诉期限。
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之后，杨律师的合作团队对追究两个被告的事故责任已胸有成竹、稳操胜券。果然，在和代表东航和麦道的律师稍作交锋后，他们均表示不准备就责任问题进行争辩，两家被告愿意共同承担全部赔偿。
接下来原告和被告双方激烈对峙几个月的焦点是：官司究竟在哪里打，能否在美国立案、美国法庭有无法权。
根据杨律师介绍，“空难事故受害人的权益得到国际航空法规的保护，这些法规包括《华沙公约》、《黑格条约》和《蒙特娄条约》，几乎所有国家都签字参加。按照这些法规，在航空公司没有严重失误的情况下，受害人可要求最多7.5万美元的赔偿。如果有证据证明航空公司有严重失误，或者是飞机制造商在飞机性能方面有重大设计缺陷，则可要求更高的赔偿金额。而按照东航当时的规定，国内事故最高赔偿额为6万元人民币。所以在哪国立案对双方来讲都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就是能赔多少的关键问题。
“被告找到理由要求在中国国内立案：大多数乘客是中国公民，他们持往返机票，出发地以及最终目的地都是中国。而国际航空法规表明，如持往返机票，空难纠纷的审理权应归属于出发地以及最终目的地，而不是中途停留地。
“原告立案美国的理由：第一，出事飞机的目的地和降落地点均在美国；第二，受害乘客目前也全部在美国；第三，东航虽属中国企业，但在美注册经营，属于外国在美经济实体，美国法院有权根据本国法律以及有关国际法规对其进行管理；第四，飞机制造商麦道是美国厂商。况且飞机上毕竟有不少美国乘客或者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可以在美国提出诉讼”。
经过几个月剑拔弩张的交锋，被告终于放下姿态作出让步，不再纠缠是否在美立案。到了9月份，被告已明确显示出希望庭外和解的姿态，因为开庭只会惊动媒体和整个社会，以至影响到他们的业务，并有潜在的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
同年10月份，美国联邦法院正式任命曼纽.瑞尔为审理此案的法官。11月8日，法官指定杨律师的合作律师团组为首席律师，即所有其他乘客委托的律师都必须通过他们，才能与法院和被告方取得联系。因为他们首先提出诉状，其次凯西卡特律师具有处理空案的丰富经验，再者他们代表了80多个原告。
1994年4月，联邦法官曼纽.瑞尔任命有多年律师经验的约翰.卡罗为调解仲裁人，负责沟通和裁判双方的和解事宜。
94年底，杨律师他们为那位被撞成植物人的空姐，从麦道委托的英国保险公司那里争取到了最大的理赔金额，即600万美元的赔偿和终身医护，两者合起来超过1000万美元。至95年上半年，整个官司基本结案。那些受伤的中国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额赔偿。
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亲人好友的关怀照顾下，原已成为植物人的空姐已苏醒过来，并正在逐渐恢复。
空难事故后，麦道对所有MD-11机型存在着隐患的前缘缝翼操纵系统进行了改造，增加了防护保险装置。
图：1995年初我在凯西卡特律师事务所小会议室
图（摘自网上）：MD-11机型原存在着隐患的前缘缝翼操纵系统，事故后加上了防护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