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头 念钱钟书先生 比我老的老头



——悼念钱钟书先生

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阴。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比我老的老头 念钱钟书先生 比我老的老头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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