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军方大量机密泄露：核弹数量惊人
解放军二炮导弹双龙戏海
一份文件透露：中国核弹数量竟八倍于西方预测
据香港《TheTrend》杂志的一份文件透露，中国目前拥有2，350颗核弹头。这一数字是八倍于西方媒体所通常引述的300颗数量。在2， 350颗核弹中，有550颗是战术核弹及1，800颗战略核弹。文件还显示在八十年代核弹头年产量大约是110-120颗，前几年大约140-150颗每年。这些数字是合理的。根据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发行的“中国制造的核弹”（China Bulit The Bomb）一书及美国各情报机构的数据，中国至少每年生产800公斤的铀U-235和400公斤的（钚）PU-239：
典型的核裂变装置（核弹）在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平均用15公斤U-235或5公斤Pu-239，有数万吨TNT当量。实际上，核裂变装置可以只用 1.8公斤Pu-239通过中子增殖反应技术及U-238/铍反射剂，但这种产品几乎达不到千吨TNT甚至次千吨TNT当量。
然后，已经足够裂变触发高能原子核反应装置（即“氢弹”），除了裂变触发，氢弹可以不需要另加U-235/Pu-239，锂6-重化合物融合核心加U- 238推杆和U-238外套作为标准的裂变-聚变裂变“氢弹”，或者以钨作为推杆和外套的裂变-聚变“中子弹”过生产的裂变材料（U-235/Pu- 239）数量，很可能中国正每年制造140 -150核弹头，并积累了2，350枚之多。
在有关近来台海问题的军事讨论中，一位美国鹰派人物叫嚷“我们可以用核武器攻击中国人，我们不必担心中国的核武器，因为它们只能到达夏威夷也许加州。”多么凶残无知嗜杀的种族主义者。中国拥有ICBMs（洲际弹道导弹），有8000英里范围的DF-5（SS18-class），能够达到任何拥有核力量的任何角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它拥有和用于发射中国间谍卫星成功率达100%同样的助推器（CZ-2C）（18次发射无失败）。
1996年2月发射卫星失败用的是不同的CZ-3B火箭，有四个捆绑式液体燃料助推器（二月发射是CZ-3B的首次飞行）中国的DF-5洲际弹道导弹经过广泛的飞行测试后于1980年服役，1979年至少拥有五枚。
根据《简氏战略武器》，它的投掷重量是3200公斤，我认为这远远低于它的实际承载能力。直到1991年，《简氏战略武器年鉴》对中国导弹给予了错误的说明，尽管中国在1985年公布了CZ-2/3火箭系列的完整说明，并被列于简氏太空飞行词典中。
《简氏战略武器》的编辑之擅长制造有关中国出售导弹的谣言。他们这样做有着特别的目的，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神剑出鞘
根据简氏太空飞行词典，中国第一代侦察卫星 （FSW-1）重量2，500公斤，用和发射（DF-5洲际导弹）同样的推进器CZ-2C发射。这一信息被中国提供用CZ-2C助推器发射2000公斤国际卫星所证实。500公斤的差值是由于卫星外表有保护其穿过大气层的覆盖物。
FSW-1侦察卫星是可回收的，因此它的身体强度要能重返大气层，所以又需要另外一层防护。相比之下，法国的阿利亚纳Ariane-4有更长更宽的覆盖物，重达900公斤和520公斤用于飞行控制和制导的媒介设备舱 （VEB）。
可以合理的假设CZ-2C的媒介设备舱至少500公斤重。加上CZ-2C第二级火箭发动机4000公斤的干重，至少7000公斤的卫星加上媒介舱，发动机被加速到7900米/秒将卫星送入太空的速度。对于8000英里范围的洲际导弹，燃料燃尽速度大约7200米/秒。
中国知道，导弹发射井很容易被敌人的卫星定位，而且中国的早期预警系统是不完备的，报警中发射是非常危险的。中国认识到，加强、坚固发射井是必败之道，于是中国核潜艇技术于美、苏之后产生。
中国为避免非常脆弱的发射井基地部署战略弹道导弹，取而代之的将洲际导弹藏入地下隧道和深山峡谷中加固后的洞穴。那些导弹在洞穴中得到保护，移出来发射。这种部署的命令控制要容易得多。
1995年初，中国媒体报道了在北方着名山脉中经过十多年建设，完成了为中国战略导弹的 “长城工程”。仔细的看看地形图读一读新闻报道，可以推断出，地下网络隧道工程在着名的太行山脉位于河北和山西省之间。根据新闻报道，数万名工程兵花费十多年在那里挖掘隧道。 正常的一队士兵（大约100人）每月大约能挖100米隧道（根据有关铁路隧道的新闻报道）不用任何先进的隧道挖掘机械。
于是上万工程兵（=数百队）经过十多年在太行山脉构筑了数千公里的地下隧道网络，隐藏着一部份中国战略导弹。我猜想之所以叫“长城工程”不会没有长城有至少5000 公里长的原因。像其他所知山脉拥有提供给中国战略导弹的地下隧道网络，太行山脉有许多悬崖绝壁和山谷，在1000到2000米短距离内有很大海拔差。你可以很容易挖掘有1公里土地厚度的隧道网络。
杀气十足
在美、苏兵工厂，一个典型的50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能够在地上挖”一个70米深300米宽的大坑，远能够足以摧毁导弹发射井或机常如果特别强化了针对地下目标，它可以制造一个有200米直径的球状弹坑于地下。如果要摧毁有1公里厚度土层覆盖的地下隧道至少需要3颗5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透爆炸。即使俄罗斯的巨型2000万吨级核弹SS-18，也至少需要2颗在同一点上。
而且，用三颗核弹，每颗只能破坏少于300米的隧道。假定太行山脉下的地下隧道只有1000公里长，一个就需要用10000颗50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以保证隧道网络的彻底摧毁。你要知道精确的隧道网络地区划是非常不可能的。而且这只是中国几个导弹基地中的一个。
中国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山中挖掘地下隧道。挖隧道不需要高技术，只要炸药和混凝土，加上热情的从不缺乏的年轻士兵。中国各地有许多巨大的山脉。所以在中国的中部和南方山脉也有着用于战略导弹力量的地下隧道网络。
即使你可以用数万颗核武器把它们统统扫除，问题是，这么多的核弹头在地面爆炸，如此多的尘埃被抛入高层大气，在平流层中向全球扩散，阳光将被阻挡，我们将进入真正的“核冬天”，这显然是个很不美妙的画面，即使我们在美国的“朋友”。
鲜为人知：中国是第二个将核弹用于实战的国家
中国使用核武器：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并开始医治十年文革动荡给国家留下的创伤。在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劣，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而我国刚完成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中苏边境似无暇顾及。因而当时苏联当局错判形势，觉得正是开始蚕食我国领土的大好时机。
大概在80或81年夏季某时(具体时间忘了)，苏军三个精锐的摩托化步兵团秘密深入我国新疆地区达八十公里，我中央军委得知情报后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应变策略，当时有人觉得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但更多的人主张应该进行军事对抗，“以拳头对拳头”。在主战派中，有人建议火速调派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立下赫赫战功的27军和38军对苏军进行阻击，但此举牵涉众多问题，例如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和其他国际问题，即使真要调派军队也要面临一些具体的操作问题，例如如何在短时间内紧急运送大量部队、具体战术该如何打、控制的规模多大等等。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帅才，他略为思考后，微笑着对众人说：“大家不要急嘛，我自有办法！”几天后，新华社向世界庄严的宣布：为维护世界和平，我国已于几天前在中国新疆靠近中苏边境地区无人区进行了一次几百万当量的热核试爆(注：即氢弹)，我国庄严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不首先使用核武。原来，我们的小平同志以其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大胆”地想到了用核武器来消灭这三个团的精锐苏军，既可以兵不刃血地收拾强大苏军，又因为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试爆核弹，并且事后通报世界，所以这种“理所当然”的举动自然也不会引起国际争端，更狠狠地震慑苏联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后来结果证明了此举的英明和正确。大家都知道氢弹爆炸会造成以爆炸点为中心，方圆几百里的气温骤降到零下几十度，而当时正值夏季，苏军士兵身上穿的都是单薄的衣服，愚蠢的他们当然事先没想到中国会出此绝招，以为中国顶多会派些军队进行阻击，而凭苏军的先进装备，对付落后的解放军自然不在话下。氢弹爆炸的结果正如所料，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几乎所有的苏军活活的冷死，剩下的也因为剧烈的爆炸燃烧尽周围空气中的氧气，而窒息而亡。这样，几千精锐苏军就在舜时间干净利落的去向马克思报到了。
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事后我国通过秘密的外交渠道通知苏联当局派人把他们“最优秀儿女”的遗体和所有遗留的装备领回了老家。苏联当局自知，自然也心照不宣，苦苦的咽下这个他们自找的哑巴亏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将原子弹真正用于实战的国家，受攻击者恰好是苏联军队。说道这里大家一定会很惊讶、很纳闷，这么大的事怎没人知道，因为是绝密所以除了少数军界高层和执行人外，只有很少人知情，当时还没有什么间谍卫星！
事件发生在我国新疆东部边境地区，时间1980年左右。当时中国与苏联仍然关系紧张，在中苏边境地区时常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大家都知道当时的苏联国土比中国要大很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现在虽然分裂了，但还是最大的。而他的人口状况却是很差，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苏联的人口更是急速下滑。尤其是在远东地区人口少的可怜，当时的苏联政府采取了一些手段，但并没有奏效。于是对蒙古和我国新疆边境地区的游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苏联政府秘密计划之后，大概是有3000名苏联士兵组成的“移民护送部队”（此支部队主要是护送这些边境移民从中国安全的前往苏联境内和迎击前来阻挠移民的中国军队）跨越中苏边境进入了我国境内，准备实施他们的移民计划。我个人认为这个计划中所涉及到的那些移民，也就是长期居住在中国边境内侧的一些游牧部落，因为他们是游民，所以他们不会有太强的国家观念，苏联打给他们一些糖衣炮弹，他们便同意移民到苏联那一边去了。
中国政府知道此事之后，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毕竟中国那时痛恨苏联。不知道中国领导人那来的胆子，当苏军进入我国境内数十公里后，中国最高领导层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或是说恐怖的决定，决定向侵入我国领土的苏军投掷――――“原子弹”，之后进入我国的苏联部队就突然消失了。
次日，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我国在新疆又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悲惨的是这批惨死的苏军早已跨过边境几十公里，不占理的苏联政府只好吃了一个哑巴亏。至今知道真相的俄国人也很少，就是死者家属也搞不清！
可以说这次“珍宝岛事件”造成了之后的核打击，为什么至今俄罗斯对出口到中国的武器有如此诸多限制，我想不单单是怕我们仿制吧，我看是那次核打击给他们留下了后遗症，他们实在怕中国在做出类似可怕的事情！中国专家爆中美核弹内幕 美差点酿世界灾难与冷战时代比，现在核军事的威胁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核扩散也没有预想中那么快。我们有核裁军条约，核保安措施，还有联合国1540号决议，都在发挥作用。
全球核安全峰会4月12日至13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47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等负责人齐聚华盛顿。胡锦涛在峰会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多边场合专门就核安全问题发表看法。
如何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是峰会主要议题。数据显示，世界现存大量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这些材料足以制造出超过十万枚核炸弹。然而在许多地区，核材料和核技术缺乏有效的保护，这些物资一旦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峰会召开前夕，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了首届清华国际安全论坛，发布《建设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研究报告。
“建立无核世界是国际社会的理想，总体来看，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形势有所回暖，但整个进程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无核世界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成为现实。”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拿着研究报告的封面说，“但‘不使用核武器’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国际规范。我们把核爆炸的蘑菇云设计在一个倒扣的茶杯中，寓意就是要把核武威胁控制在茶杯中。”
围绕“核”与“和”的话题，《中国新闻周刊》对阎学通教授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军控专家李彬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发展核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
中国新闻周刊：自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中国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积极参与国际核裁军进程。如何评价中国的核安全政策?
阎学通：中国是核裁军积极的推动者，也是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前苏联曾做过这样的表态，但后来改变了。去年奥巴马提出了“零核”概念，也成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素之一。
但其实早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中国就立即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主张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这种原则一直坚持到现在。 中国新闻周刊：半个多世纪来，随着国际核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核政策发生了什么改变或调整?阎学通：在中国的安全政策和对外政策中，核政策是最稳定的政策之一，持续时间很长，方向一直是控制、削减核武器。
李彬：中国核武政策有远见卓识。中国人深深明白“核禁忌”的道理。对此，直到今天美国才在《核态势报告》中有所认识。中国非常重视非授权情况下如何避免使用核武。
中国的核导弹常态下是不带核弹头的，就像子弹不上膛，即便出现意外情况射出的也是运载工具而不是核武器。美国不是这样，空军多少年坚持很荒唐的带弹飞行。有一次导弹松动，掉落在西班牙境内，如果被恐怖分子捡到，后果不堪设想。就好像在车子外面绑着东西，一年365天，定期骑车出去，一骑24 小时，过度疲劳运动状态中或者不慎，总会让东西掉下。如今，美国人才在《核态势报告》中意识到，非国家造成的核威胁比国家核威胁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对中国军费尤其是核军备透明度的评价?
李彬：即便在核武这样敏感的领域，中国也很有透明度，不是西方想象得那样。比如二炮，它的军演介绍、定期军训练兵情况公布、英雄标兵介绍，总能在《解放军报》等官方媒体找到。把这些拼凑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核武透明度。
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总裁、前美驻华武官马克·斯托克斯(mark stocks)日前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核弹头存放和使用系统》的研究报告，宣称“找到”了中国储存核武器的地点，还设想出导弹分布图，就是从中国军方和政府部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拼凑出来的。
中国零散的核武透明很丰富，但是官方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方案公布出来，比如“中国二炮情况介绍”等，缺乏一套透明结果，这是因为中国百姓对此还没有要求，不像社会经济、突发事件透明要求那么高。一句话，有核透明，但系统透明还不够。
第三个层次，中美互惠透明做的不够，责任在美方。美国对中国的单独透明为零。过去，进行过一些核领域的交流，中国比美国更透明。比如，有一次军事观察互访，中方带美方人员参观了核基地，那里将要进行一些核试验，但轮到中方人员回访了，美方却以一些理由拒绝了。所以，美方没有任何权力和理由指责中方不透明，因为美方也没给中国额外的透明。
1999年美国公布考克斯报告，就在核武器问题上对我国进行诬蔑，攻击中国国际技术交流情况，包括核领域的交流。现在，又以反恐为名，阻挠一些中国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到美国交流，我本人几次签证就很麻烦。所以说，中美双向互惠透明受阻。建设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核态势报告》，宣布不对签署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但没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份报告有什么新意?
阎学通：“宣布不对签署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这算是一个亮点，有利于推动世界核裁军和军控的步伐。
李彬：小进步，限定的条件少了一些。
1995年美国曾作出类似承诺，但都是限定了很多条件，如果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等等。作出承诺之后，美国强调的重点就不在“承诺”上了，而在“条件”上了。
中国新闻周刊：“不使用核武器”会成为“无核”的第一步吗?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还有多远?如何真正实现?
阎学通：实现“建立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目标存在可能性。自二战结束以来，“不使用核武器”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国际规范，对核国家的对外行为产生过并仍在产生巨大约束作用。国际社会更现实的目标是将“不使用核武器”规范法律化，这是通向无核世界的中间步骤。
加强“不使用核武器”规范，有核国家是关键，有核国家中的五大国更为关键，其中美俄两国需要发挥表率作用。美国在《核态势报告》中的一些新承诺，体现了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实现“不使用核武器”目标。但奥巴马的核战略也给自己留有余地，比如没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继续保持核威慑力量、继续向盟友提供“核保护伞”等等。
我们报告的提出比它早了3天。我觉得，全球核安全峰会不能再讨论虚的问题，要努力取得实质性进展，哪怕是一小步进展，所以提出“建设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先说不用，再说销毁。
李彬：我觉得，核裁军要借鉴化学武器裁军的经验。
早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就提出禁用细菌武器和化武，不是从“数量”开始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97年生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这一公约。刚刚签署时，有的国家有所保留，承诺不首先使用化武，但是如果遭到攻击，有反击的权力。现在，化学武器裁军基本是接近了“没有化学武器的世界”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和俄罗斯缔结了新核裁军条约，这一号称20年来最完备的军控条约是否可以推动世界无核进程?对于美俄两国而言，新条约有什么现实意义?
李彬：这一次，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核武器削减是通过制定新的计数规则来实现的，看上去总数少了，实际上总的削减不多，但这些行动有积极意义，只是离无核化还比较远，美国主要是利用无核化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有利态势来推动裁军不扩散的机制。(注：据《纽约时报》披露，新条约规定两国各削减30%核弹头，但通过改变计算方法使实际削减幅度并没有那么大。比如美国b—52轰炸机最多携带14枚巡航导弹、4枚b61-7核炸弹和2枚b83核弹，按新计算方式，上述20枚核弹头只算做1枚。另外，储备和拆掉的核弹头无需销毁，只要几天到几个星期就能重新部署。我认为，新裁军条约最重要的意义是关于核查的。如果再不谈判成一个条约，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核查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全球核安全峰会将取得什么进展?中国将在峰会上发挥怎样的作用?李彬：峰会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核保安峰会”，这次峰会的讨论重点是核材料、核设施和放射性设施的保护，防止遭到恐怖分子盗取、袭击和破坏。
恐怖分子如果获得机会，可能会发动核攻击，我们除裁军和不扩散外，还需要一些新的措施来保证世界不会出现使用核武器的情况。面对恐怖主义危险日益增长的情况，世界各国有必要加强合作，对核设施、核材料、放射性材料的保护，进行共同合作，加强交流。
这次的核安全峰会，我认为它最大意义主要在政治上，就是各国首脑聚集在一起，表示在政治上支持这种共同的努力，来对抗核恐怖主义的威胁。
关于核保安，美国认为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出现了问题，美国也帮助俄罗斯做了一些工作。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不错。奥巴马政府执行多边主义的思路，中国也支持在华盛顿召开这样一个峰会。
中国新闻周刊：有个观点认为，防止核扩散非常困难，甚至无法真正实现，导致核扩散的原因是什么?
阎学通：导致核扩散，既有技术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核技术的普及使核扩散变得容易，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也对防止核扩散不利。核扩散趋势目前难以阻挡，但应该达到核安全的平衡，核国家和非核国家都要承担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解决现在都陷入困境，在你看来西方世界是否已经失去耐心?中国是否会对此调整政策?
阎学通：在伊核问题上，中国政府在原则上不会发生变化，可能在程度上会有调整和变化。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在几年内恐怕都得不到解决，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牵涉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不要指望一两次全球会议讨论解决。
李彬：个人认为伊朗核问题不会被列入峰会正式议题，各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双边会谈中讨论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是一致的。和平发展核能可以采取不同路线，伊朗的路线容易让人怀疑是在发展核武器，它可以选择其他路线，中国也希望伊朗走和平健康发展核能的道路。但不同国家在看待伊朗发展核能方式上存在分歧。
中方对制裁是否管用存在怀疑，而不是强硬反对制裁。我们认为应该把制裁当成传递信号的工具，这种传递要适度，不能形成对抗，甚至使对抗升级。一味通过制裁逼迫对方妥协，这种可能性不大。一句话，中国在制裁问题上不是简单否定，也主张不能保持高压态势。
重提防止核扩散的草根运动
中国新闻周刊：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制订了不少核裁军和军控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机构也发挥着作用，但在核恐怖主义危险愈加严重的今天，国际社会还能有什么新的机制和办法来把“核”变成“和”?
阎学通：今年5月，在联合国一次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上，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将推广我们的“建设一个不使用核武器世界”的理念。我们建议由联合国主持制订《不使用核武器公约》，开放各国签署，而“五常”应该带头签署。
公约核心内容有六点，包括“所有核国家均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不对加入该公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所有核国家承诺不向非政府组织转让军用和民用核技术”等等。
李彬：我认为这套体系还不错，与冷战时代比，现在核军事的威胁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核扩散也没有预想中那么快。我们有核裁军条约，核保安措施，还有联合国1540号决议，都在发挥作用。
此外，我觉得还需要一个东西，就是防止核扩散的草根运动。冷战时期，在核战仿佛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西方一些国家民众发起了反对核扩散的草根运动，迫使狂热投身核军备竞赛的决策者们三思而后行，调整政策，敲响了警钟。冷战结束很多年来，对核战威胁的恐惧在下降，草根运动也减弱了很多。我觉得有必要重提，形成强有力的限核观念，这种观念将促进制度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