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笔者认为形式逻辑并不能作为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形式逻辑上的当然是指解释的概念与被解释的事项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或递进关系。但是根据这种形式逻辑所得出的推理结论并不需要当然解释的理由作为支撑。一、种属关系，种属关系是指解释的概念包含了被解释的事项，属概念是种概念的下位概念，那么解释的事项就是解释的概念的下位概念，这种将种概念本身含义就包含的属概念解释进种概念之中，属于文理解释，并不存在当然解释。例如将我国刑法规定的“不适用死刑”解释为“不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看似属于当然解释，其实不然，因为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它是死刑中的一种执行制度，死刑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属于种属关系，这属于文理解释；再如，故意杀人罪中规定的“故意杀人的……”中的“人”解释为女人，这也不属于当然解释，因为对“人”的下位概念的一种分类就可以分为男人和女人，人和女人属于种属关系，对人进行文理解释，自然包括女人。所以这种属于种属关系的解释属于文理解释，跟当然解释并没有关系。二、递进关系，概念之间只具有传递性，而并不存在所谓的递进关系，譬如“俄罗斯比加拿大大，加拿大比美国大，那么俄罗斯比美国大”。即使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传递性，就能根据符合形式逻辑的两个概念间的推理作出当然解释？例如法律禁止垂钓，那么撒网捕鱼行为比垂钓行为危害性更严重，并且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传递性，那么在法律上就一定能合乎逻辑地推理出更为严重的撒网捕鱼行为就当然为法律所禁止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概念之间的传递性与当然解释的推理逻辑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无法通过概念传递性之间的联系来符合形式逻辑地推理出当然解释想要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在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形式逻辑”。其实，上述学者所谓的两种概念间的递进关系，实质上是指两种概念的事物属性相同，一种概念是在另一种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比如法律将一种预谋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在这种预谋行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实行行为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但预谋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属性是相同的，如果没有预谋行为，相应的这种实行行为也会不复存在，这种实行行为就是从预谋行为发展而来的，而且比预谋行为的危害性更加严重，所以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这种实行行为，也当然应该作为犯罪处罚。这种所谓概念间的递进关系实质上属于事物属性的范畴，而非形式逻辑。
其次，作为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事物属性和规范宗旨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着某种内在属性，换言之，“之所以‘能够’得出当然解释结论，是基于事物的属性；之所以‘应当’得出当然解释的结论，则是基于规范的宗旨”。正如台湾学者杨仁寿所言，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有目的的，对法律的解释不仅不能偏离其立法宗旨，更应该以贯彻实现立法宗旨为目标。立法宗旨是个别规定或多数规定所要体现的基本价值判断。个别规定的立法宗旨相对具体，而多数规定的全体立法宗旨则相对抽象。个别的立法宗旨是实现全体立法宗旨的手段，从而实现完整的立法目的。如果法律为实现个别立法宗旨而作出相应的规定，而某一事实虽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符合这一立法宗旨，甚至比法律规定的事项更为严重，那自然可以适用这一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当然解释。由此可见，当然解释是根据规范宗旨而进行的目的性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根据当然解释的这一宗旨进行的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并不是对行为轻重的单纯比较，而是实现法律规范的宗旨。“就像扩大解释是以公民的预测可能性为限，当然解释是以立法宗旨的预测可能性为限。”例如，对正在进行中的严重暴力型犯罪，实施防卫行为，即使没有致使不法行为人伤亡，只是剥夺了不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当然也属于正当防卫，因为这样的解释才符合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
然而，如何正确界定立法宗旨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其依据又是什么呢？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的，事物的属性才是“能够”得出当然解释结论的依据，那么判断立法宗旨的依据也当然是事物的属性。事物的属性是指基于事物本身包含的内在因素，使其在解决某一问题时令当事者非同意不可的、不可辩驳的内在力量。比如，垂钓捕鱼和撒网捕鱼，两种行为的属性相同，都是捕鱼从而使鱼减少的行为，即使具体的行为方式不相同，既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垂钓，根据事物的属性，其立法宗旨是保护鱼类，而更为严重的撒网捕鱼的行为当然更要被禁止。
所以，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是规范宗旨和事物属性，即当然解释的依据是规范宗旨，规范宗旨的依据是事物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