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年（民国廿六年，伪满康德四年）的6月13日是星期天。
在抚顺永安台东侧的西公园山上的凉亭中，聚集着七个衣着西服革履，长袍礼帽或黑吡叽学生服的人，他们中间有的还在胸前佩带着伪县公署的徽章。年纪最大的不过三十多岁，最小的也只有二十五、六岁。凉亭的石桌上，摆着朝日牌啤酒、日本清酒和汽水，还有罐头、熟食和饭盒。他们好象是过去的同窗校友，久别邂逅庆相逢，又象是哪个机关的同寅，在星期天野外聚餐。
只见一位穿长袍的人，举起酒瓶子一边向众人让酒，一边在嘴里念叨着什么。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个学生打扮的小个子，拿起照像机，对准凉亭中的人们，“咔嚓”一声……
原来在凉亭中聚餐的人们，是中共抚顺县委改组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那位穿长袍举酒瓶子讲话的人，就是县委书记张佐汉。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抚顺制油厂（现石油一厂）工人，满洲省委地方工作员吴振，县委组织部长、营盘铁背山村城子后小学负责人王绍纯，县委常委、伪县公署内务局行政股长张贵恒，党员、伪县公署雇员李壮猷和丁宝珩，以及曾担任过1928年抚顺特支负责人的苏振久，他们都是改组委员会的成员。
这次会议，从午后一点开到三点，做出了八条决议。预期通过这次会议，使抚顺地区的抗日形势和党的工作，有一个大的发展。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就在那照像机“咔嚓”一声的一百一十二天之后，将要发生一起抚顺地下党被敌人彻底破坏的大血案。
这血案是怎么发生的呢？张佐汉同志在极艰难险恶的环境里，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由于没能事先觉查出叛徒和内奸的叛卖行径，致使抚顺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以张佐汉为首的十三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
抚顺的地方党史上将记下这一血的教训。……
报国路坎坷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大暑”前的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在距抚顺县城二十多里的下二冲村，名闻四乡的吹鼓手张珠的家里，传出了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他就是张珠的二儿子：张佐汉。
1915年张佐汉进了本村唯一的一座私学馆。在前甸村成立完全小学校的时候，张佐汉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高小。1923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学。
1926 年秋，张佐汉初中毕业了。张珠求亲托友给张佐汉找到了一个临时职业——抚顺县第一区孤家子村立小学的代课教员。张佐汉象初飞的雏鹰，战战惊惊地投入了茫茫苍穹，自己觅食为生去了。1927年1月，张佐汉受强兵富国的思想影响，辞去了教师职务，毅然离开家乡，考入了奉军的东北陆军教育班。经过短期训练，以上等兵的军衔，被分配到作战部队，不久又被保送到随军医院学医。经过八个月的训练，张佐汉被提升为三等医士，留在了军医院。那时，奉系的安国军同唐生智的北伐军正在打仗，不久张佐汉被俘，编入唐生智部队，在安徽芜湖陆军医院任司药上士。
1928年，芜湖陆军医院被解散，张佐汉同拜把子兄弟小牛一起回到北京西直门外牛家开的保合店住下。不久，张佐汉进了北京朝阳学院当插班生。由于学院是私立的，学费昂贵，张佐汉腰中的积蓄业已告罄，正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时，在街上遇到了原先在一起的陈医官，就跟随他南下，当了随军医士。
抗日受挫折
1930年初，风传他所在部队要去江西围剿共产党，他不愿当内战的炮灰，就请假回籍，在下二冲村务农。
那时下二冲村也办起了新式小学，有两名教师：一是张佐汉妹夫王绍锦的二哥，叫绍纯；另一名是家住靠山屯的石翔振。他们在课余时间经常闲谈，彼此之间的感情越来越近乎，越来越贴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佐汉见蒋介石一枪不放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亡国奴的噩运已降临到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的头上，真是悲愤已极，怒不可遏。
这时，从东部山区传来了成立辽宁抗日民众自卫军的消息。真象乌云隙中透出的一丝阳光，吸引着张佐汉。他找到王绍纯，决定一起投奔抗日自卫军去。不久，他们偷偷地离开了抚顺，到新宾投奔李春润司令的部队，被安排在宣传队搞宣传。
1932年5月，李春润收复新宾县城以后，派遣张佐汉潜回抚顺，购买制造武器的原料。
到1933年8月，李司令率领的抗日自卫军，虽然北打清原，西攻抚顺，南战本溪、安东（丹东），立了不少战功，给敌人以狠狠地打击，终因敌军强大和各种历史原因，而失败了。张佐汉只好暂在下二冲村的家中藏身，以观动静。
找到共产党
1933年春节后，张佐汉来到抚顺。经朋友介绍安排在日语学院当校务。在此期间，他同来抚顺检查工作的满洲省委执行委员王玉相识，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语学院和协和会合并了。张佐汉不愿在协和会当汉奸，就考进了《大同日报》社当记者。
这时，正值杨靖宇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越过辉发江，南下东边道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省委调张佐汉到东边道去寻找杨靖宇将军。
张佐汉行商打扮，闯过了日伪军的层层哨卡，终于在临江林子头的深山密林中，找到了杨靖宇将军。经杨安排张佐汉潜入临江从事情报工作。
临江县城地势很重要，是日伪从通化、八道江（今浑江市）通往长白山之间和中朝两国之间的一个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早在 1932 年夏天，日军就出兵占领了临江。杨靖宇将军为了在敌人的心脏里按上一个钉子，派张佐汉到临江县城，去建立地下军事情报联络站。
1934年底，张佐汉通过朋友关系，办了一个在临江建立大同报临江支社的公函，报社就正式开张了。
张佐汉利用伪大同报的公开身份，经常出入于敌伪的一些机关。伪县公署、日本守备队和伪军部的办公桌上，都出现了“大同报临江支社”社长张佐汉的名片。从此，敌伪机关召开的一些会议，为了摆面门，在各界人士的名单上自然也就写上了张佐汉三个大字。在一些宴席上，这位西服革履的报社社长，就成了接受敬酒和恭维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在这样的一些会议和活动之后，杨靖宇将军手上，就会出现一份敌伪最近动态的秘密情报。在新京（长春）出版的“大同报”上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消息：
“东边道红军之活动，依然根基巩固，现士兵人员达十万！”“对县内贫民，均努力救济扶助，不掠夺绑架人票，完全怀柔居民，实行红军政策。”
与此同时，在临江的大街小巷的墙壁上，也出现了“东边道反日民众报”，登载着人民革命军在杨司令率领下，粉碎日伪大讨伐的消息。
为了进一步搞到敌伪情报，张佐汉还在伪警察和伪军中，发展内线关系。这时，靖宇将军派传令兵小张，做为同张佐汉之间的交通员。
大闹临江城
1935年春节前的长白山麓，是冰的天地，雪的世界，在深山密林中的人民革命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敌人到处封锁、讨伐，妄图把人民革命军困死在山里。交通员小张没能及时下山来，张佐汉同军部的联系暂时中断了。
正当张佐汉为中断了联系而着急时，得到了伪警务科内线送来的消息：“杨靖宇率部在临江红土崖伏击国（伪）军混成第五旅第五团骑兵连，当场国（伪）军被打死十九名，损失步枪四十余支，战马数十匹。”张佐汉连夜写成传单，将这一胜利消息传播了出去。不久，在群众中又流传出：红军最近要打临江县城，进城来过春节等等说法。刹时间，闹得敌伪政权，一日三惊，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日伪头子们，为了安抚民心，制造“王道乐土”的假象，找来了县商会会长和各界的头面人物，开了一次联谊会。张佐汉也被邀请了。伪县长在会上提出：今年是康德建元后的第一个春节，要热热闹闹地过一下，正月十五元宵节再闹三天花灯。
张佐汉抓住这个机会，准备利用敌人粉饰太平大闹花灯的机会，宣传抗日。
1935年2月18日是元宵节。这天白天，张佐汉把人员分成四组，并把街区划成三片，一组包一片，另一组包戏院。晚饭后，各组都按事先指定的地点隐蔽起来。只等一声令下，各自行动。到夜间九点三十分，人们的游兴已达高潮。这时，忽见报社门前接连五支“钻天猴”直射夜空。
行动的信号发起了。只见在热闹的人群头上，一张张传单，飘飘扬扬地落下。群众接到手中一看，原来是写着杨司令率领红军消灭敌伪军队的捷报。这捷报也被贴上邮票，投进了信筒，寄给了敌伪各机关的头子们。同时，在各繁华路口的墙上，也贴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过了半小时，各小组见发出了撤退信号，便都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自己的家中。直到这时，特务和狗腿子们才发现了贴在墙上的反满抗日标语。
临江地下情报联络站，在张佐汉的努力工作下，不到半年时间发展了三十多人。杨靖宇将军根据张佐汉提供的情报，率领人民革命军在临江一带打了几次漂亮仗。就连伪通化县长徐伟儒也于三月十四日在柳河驼腰岭上被人民革命军拦截处决了。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1935 年初春的一天，天刚亮，杨靖宇和警卫员在交通员小张的带领下，装扮成山中的爬犁户，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临江城，直接来到张佐汉的住处。
张佐汉向靖宇将军汇报了工作，报告了刚从内线得来的敌人最近的活动情况。杨司令对情报站的工作是满意的，向他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要求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指示张佐汉可以把工作发展到八道江和通化去。
杨司令根据张佐汉提供的情报，回部队后就部署兵力，不久，在临江二道沟的窑沟和六道沟里分别歼灭了伪军一百多人。
张佐汉根据杨司令的指示，在八道江建立了联络点，在通化师范学校建立了反日救国会的组织。
张佐汉到临江后，一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可敌人并没有察觉。不料，地工人员大老李在回军部汇报工作的途中，在八道江被伪军抓去。虽经张佐汉营救，大老李脱了险，可是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张佐汉急忙布置撤退，他以经营亏损为由将报社门面兑给了别人，又根据南满特委和杨靖宇将军的指示回抚顺建立党组织，开展反日斗争，以同人民革命军的武装斗争相配合。
张佐汉肩负着党交给的使命，又一次回到了抚顺家乡。
战火燃煤城
张佐汉回到抚顺家乡以后，就在自己最了解的亲属朋友中发展抗日力量。他首先想到当年同自己一起斗恶霸地主的王绍纯和石翔振。于 1936 年 3 月 20 日，张佐汉发展王绍纯和石翔振为共产党员，并建立了支部，张佐汉任支部书记。
为了进一步发展党的力量，张佐汉化装成卖文具的商人，到上小沟小学校去，结交了教员周鼎仲，并吸收他加入了共产党。周鼎仲又介绍他的同学好友在伪县公署当雇员的李壮猷加入了党。
这时，张佐汉的侄女婿石青岳（后改名石振华）从通化发来一封信，通知张佐汉去参加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张佐仅赶到通化时，会议业已结束。石青岳带领张佐汉尾追一军军部的踪迹，寻找杨司令。终于在 10 月 19 日，于通化大荒沟找到了杨司令。
张佐汉向杨司令汇报了回抚顺后的工作情况。杨司令向他传达了南满党的“二大”和一、二军高级干部河里会议精神，并提出了五点要求，特别提出要加强同抗联一军三师的密切配合，杨司令还介绍了三师的情况，告诉他说，师长王仁斋在参加了南满党的“二大”会议后，率二师去抚顺一带活动了。
张佐汉回抚顺后，立即找到周鼎仲、李壮猷二人，传达了杨司令的指示。周、李二人也向张佐汉介绍了抗联三师最近在搭连一带进行战斗的情况和影响。李壮猷还向张佐汉谈到了在伪县公署中，有一位颇受人们尊重的股长叫张贵恒，同自己关系密切，他最近曾提出，要到东部山区去寻找抗日部队。李壮猷认为，如果能将这位股长发展成为党员，对抚顺的抗日斗争是有益处的。经周鼎仲安排，张佐汉同张贵恒在县图书馆见了面，进行了交谈，以后又亲自介绍张贵恒参加了共产党。不久，他们又吸收了搭连村村公所助理员许士付，营盘生生医院的朱成业和营盘财务分局主任佟宝功入了党。张佐汉还发展以前在日语学院学习过的佟书庵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在学生中开展团的工作。
1936 年底，三师派来了徐金，使张佐汉同三师取得了联系。
1937 年初，张佐汉在二道房子村王绍纯家召开了有张贵恒、周鼎仲参加的党的会议。对支部的组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张佐汉仍担任书记，王绍纯任副书记，张贵恒任组织委员并负责救国会的工作，周鼎仲任宣传委员并负责在炭矿中开展职工工作，建立炭矿职工会。酝酿在这次调整支委成员的基础上，待条件成熟时，组织抚顺县委。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注意力转向八大矿和工厂，注意在矿山和工厂中发展工人党员。以便以工人为主体，组成抚顺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这时，张贵恒在县公署内，发展了雇员丁宝珩入党。
为了迎接“西安事变”以后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抗战的新形势，抚顺地下党支部决定，要尽快地发展党员，并利用张贵恒担任县公署街村股长职务之便，把党员安排到抚顺城乡各地，使各地区都有地下党员，以便更广泛地接触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为了传达支委会的决定，于 1937 年 3 月初，在张贵恒家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在这次会上，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决定将支部改组成县委，还讨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和建立联络点等问题。并决定筹建小报馆和抚顺日报分社以及办私学馆等。当时，抚顺地下党支援抗联三师有很多困难，如经费来源、物资运输等。他们正为这些踌躇不安时，突然来了一位解决这些难题的“老革命”。这个人就是曾任 1928 年抚顺特支负责人的苏振久。
苏振久是王绍纯在奉天蒙旗师范学校的老同学。《九·一八》后也在李春润的抗日民众自卫军中，同王绍纯一起搞宣传工作。当时同张佐汉也有一面之识。自卫军失败后，他回到奉天，在父亲的药房中学医。其实苏振久已经成为叛徒，他为了骗取张佐汉和王绍纯的信任，经常搞到一些贵重药品，并被重新接收入党。不久又确定苏振久为县委改组委员会的成员，内定为县委组织部长。苏振久利用他钻入领导核心的条件，凡是经他手的文件、报告和党员名单，都被偷偷地抄下一份交到了日本宪兵队的武田博手中。
这时，抚顺地下党组织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张佐汉主持的街村财会人员训练班中，又发展肖启亮和贾富瑛参加党组织。
悲歌惊刑场
为了适应全国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保障抗联三师在奉天、抚顺等中心城市地区顺利开展武装斗争，牵制日伪更多兵力不能进关，省委派南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纪儒林来抚顺指导工作。纪儒林来抚顺后，除了对地下党同三师之间的配合进行了工作外，还协助张佐汉改组了县委。为了把工作重点放到抗日武装斗争上来，决定把抚顺县委改成抚顺特支。仍由张佐汉任书记，王绍纯任宣传部长，周鼎仲任专职常委，苏振久窃踞了组织部长的要职。特支下设四个支部。
抚顺地区的抗日斗争，在特支的领导下，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由于叛徒、奸细苏振久的出卖，日本帝国主义向抚顺地下党组织下了毒手。
1937 年中秋节已过，满山遍野庄稼黄熟。抚顺特支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用钱和粮支援了三师。但特支的经济来源很困难，拿不出更多东西来支援三师。为了解决三师的过冬军需品，王仁斋同意了苏振久提出的在汉奸商人的身上想办法来筹集军费。王仁斋派指导员石振华、连长付景生，到奉天找苏振久联系，苏立即报告日本宪兵队把石、付二人秘密逮捕了。宪兵队又指使苏振久给张佐汉发了信，谎称他筹集到一笔经费和一批枪支弹药，由于突然患病，不能赴沈，请张佐汉亲自来奉商议。这时，正值王仁斋派人找张佐汉了解石、付二人的下落。因此，张佐汉和纪儒林二人于10月2日一起去奉天，到火车站前的苏生堂药房找苏振久。不料，他二人刚上楼，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10月4日午前，抚顺宪兵分遣队和警察署，对抚顺地下党进行了大逮捕。有近三十人被捕，抚顺地下党组织遭到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地下党被破坏的消息，立刻由住在二道房村的徐金报告给三师。10 月5日王仁斋师长亲自率领一个小分队赶到抚顺城附近准备营救。这时，日已西斜，被捕的同志们被敌人用车运往奉天了，劫狱已不可能。
被捕的同志们，在奉天监狱中，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坚贞不屈，拒不张口。敌人无奈，只好亮了底牌，把苏振久交来的各种文件抄件，组织机构名单以及偷拍下来的照片，都摆了出来。被捕的同志们才恍然大悟，是被苏振久出卖了。
在这种情况下，拒不张口，已没有什么意义。为了掩护其他同志，张佐汉、王绍纯和张贵恒在敌人审讯时，都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
蒙难同志的家属，多方设法进行营救。因为此案为“重要的共匪案”，由关东军宪兵总部直接审讯，所以一切营救均告无效。
王仁斋曾派徐金到奉天了解情况，如有可能，准备组织人员劫刑场。不料，11 月的一天，王仁斋在清原县钓鱼台，遭敌袭击，英勇牺牲了。三师部队在政委周建华率领下，转移到与清原县交界的铁岭、开原、西丰边缘地带的深山密林中，同敌人打游击战。
经过敌人四十多天的残酷刑讯，纪儒林、张佐汉、王绍纯、张贵恒、周鼎仲、许士傅、佟宝功、李状猷、丁宝珩、朱成业、肖启亮、石振华、佟书庵十三位烈士，于1937年12月3日，在奉天小河沿，惨遭敌人杀害。贾富瑛被判十年徒刑，后惨死在敌人狱中。
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的中共抚顺特支的英烈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赵 梨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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