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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 一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诗意的理解。我不是没进行努力，只是发现那样做的结果总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我的结论是也只能是：生活就是生活，一切就是一切。这就决定了我的故事很难讲述——没有诗意。而诗意对于故事和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之所以还要讲它，却正是出于这种没来由的自信—— 没有诗意。 我想，只要你去过沙漠然后再到我的故乡来，你就会觉得我的故乡跟天堂差不多。当然，这必须先有一个很不可靠的假设：除了沙漠之外你没去过任何地方，或者你干脆就生活在沙漠里面。 这是我提供给您的一个大背景，别的就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了。这决定了故事的难度是不是？ 在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对门跑出一个疯子。这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美丽的姑娘。在她从门里闯出来奔下楼梯的一瞬间，我看见她的眼睛充满泪水。我认为那完全是正常人所拥有的泪水。我还看见她妈在后面追她，不喊不叫，灰白的头发朝后飘起，精瘦的脊梁佝偻着，喘息声一直留在脚步声后面。我还听见姑娘十分嘶哑的诘问：你让不让我死吧！你让不让我死吧！与此同时，隔壁的作家老冯的女儿从她家的门里探出头来。我看见她那对黑亮的眼睛里同样充满泪水。我跟她说：看见了？她点点头，抽抽鼻子，缩回头去。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无法讲我的故事。我恍恍惚惚记起了一年冬天，我妹妹就冻死在一片盐碱滩上。如果她是去收碱土面养家糊口，我绝不至于这样悲伤。我妹妹冻死的时候，跟我家对门的姑娘一样，也是疯子。那时候，妹妹九岁，我十一岁。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妹妹了。妹妹从来没说过死，但她还是死了。我记得妈妈自言自语：死了好。死了好。然后她就扯长了声音哭。她的哭声十分疹人。那时候我的故乡有狼出没。妈妈的哭声使我联想到深夜里的狼嗥。我这样说毫不过分，有相似经历的人一定会同情我的看法。尤其是在多雪的冬天。 不管别人怎么想，自从我看见姑娘眼里的泪水，我就认为妹妹没有疯。说到她的死，只能有一个结论：她不想死于是她就死了。我曾经想问妈为什么说妹妹死了好。但一九八二年我回故乡的时候，妈已经死了。我只是在乡下看见了妈的坟。坟周围是重重叠叠的脚印。土湿润松散，飘浮着盐碱的咸苦味。夕阳照着低矮的坟，黑褐色。 你或许仍旧可以对生活做出诗意的理解，但我所能理解的，就这些。这并不说明我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只能说明生活对每个人不太相同。 我的故事如果从妹妹讲起，恐怕没多大意思。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只不过是故事被打断之后的一点联想。它与我以后的故事没有关系，至少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今后我就尽可能不讲或少讲。这有助于故事少出岔头，听起来方便。 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够丰富修养够意思，但我始终无法解释我的故乡为什么有那许多人世代生息在那里。我不是不能做出各种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解释，但它们都无法叫人满意，就如同不满意人非死不可一样。 我的故乡地处吉林内蒙古交界处。风大，一年刮两场，一场六个月。用不着开窗，炕上地上就铺了厚厚一层沙子。盐碱地白茫茫接向天际，跟隆冬的冰原一般。我去过黄土高原，如果说中原文化凝聚那块贫瘠土地上的人们，使人们在那里付出生命和血汗可以赞美，那么在我的故乡如此消磨生命，就不能叫我认可了。我想大家都知道闯关东的事。我家曾祖辈就是从胶东湾闯过来的。问题是有松辽平原、三江平原，有长白山有大小兴安岭，有那么多美丽神秘富饶的地方不去，却偏偏落脚在这块寸草难生的鬼地方。 爷爷清醒的时候跟我说过：人啊就象树钱儿，飘到哪儿落了，就生根了。这个道理简单，却不容置疑。但我觉得人毕竟不是树钱儿。两者之间很难类比。 这里的人大都得大骨节病，手伸出去象斑竹节。粗脖子的多，转转脑袋都费劲。牙齿忒黄，一张嘴人家疑心是涂了一层黄釉子、吃的水里边含氟太高，哪个人也逃不了它的糟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人用车拉。就这样，也没把人饿跑，照样活得滋滋味味。 不可理喻。我直以为该骂祖宗。 我讲这些，绝没有“寻根儿”的意思。我看不出有什么“根儿”可寻。胡扯淡。到这里寻根儿，不如寻死痛快。我讲我的故乡，仅仅因为我爹妈我爷奶我哥姐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杂人包括我自己在那里生活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我说起我的过去，就不能回避它，就不能不讲到它。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诚实地讲它。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力争这样做。 我首先讲姥姥。这其间有可能牵涉其他人或事，但我认为无关宏旨。 姥姥死的时候我不满二十岁。我几乎目睹了姥姥死时的所有细节，甚至包括她怎样伸手摸我的脸怎样头一歪的细节。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姥姥活着时候的事。准确些说，是从我第一回见到姥姥时讲起。 那年我十二岁多一点。十二岁之前，我一直尿炕。这使我的童年有悲剧色彩。爹长得又高又壮，脸贼黑，打起人来又凶又狠。我在梦里边曾不止一次把他杀了。有一回我在梦里梦见把爹捆上脱光屁股，用皮带抽得他皮开肉绽。结果我又兴奋又害怕。醒来的时候褥子早尿透了。如同梦里一样，只不过挨打的是我。我曾坚持不睡觉，这反而加剧了尿炕的程度，同时也加剧了挨打的强度。如今我儿子也尿炕，但我从来没打过他。因为每当我看见儿子羞怯的眼睛，我就要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差不多要流泪，我于是就安慰儿子，别怕，长大了就好了。爸爸小时候也尿炕。儿子有好几回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我妻子也泪花闪闪。 还是讲我十二岁多一点时的事情。那是秋天，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跟着妈妈去看望姥姥。 我想象的姥姥跟妈差不多，所不同的只能是姥姥有一双溜溜尖的小脚。我还没看过小脚，所以盼快些见到姥姥。我知道姥姥住在白城子，和舅舅在一起。听妈说过，舅舅当过八路，打起胡子①忒能耐。他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英雄，这种形象一直耸立到一九六六年。那年我和姐姐扒火车去看他，正碰上他撅着大屁股挨斗，三角皮带抽得他爹一声妈一声杀猪样叫。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可怜他。这种心情一直到他死后才有所改变。 姥姥年轻时唱过二人转，这门儿民间艺术老百姓叫它蹦蹦戏。这二人转如今风靡北京城，惹得曹禹陈白尘老权威鼓掌不算，还写文章汇歌赞叹。若我奶奶在天有灵，说不准会重操旧业成为艺术家。这是闲话。——年轻时的姥姥相当俊俏。梳一条大辫子，一直甩到屁股。她十六岁的时候，让邻屯一个财主的大少爷拽进高粱地里强奸了。说强奸算不上精确。后来她差不多隔几天就去大甸子，那少爷也总能适时出现强奸得逞。说穿了，两厢情愿或者干脆就是爱情。只不过这爱情让文明人士忍受不了就是。后来她生了个闺女，但不是我妈。我妈是姥姥嫁给一个长工后生的。那个闺女一生出来就叫姥姥的爹扔进尿盆子淹死了。这屠杀使得姥姥出逃。那个财主少爷本有可能成为我姥爷，但遗憾的是他在和姥姥私奔的路上让胡子给打死了。过程十分简单：他们让几个胡子截了。胡子想糟踏姥姥，他不让，就被一个胡子一刀砍了，从肩膀斜劈开到软肋。我认为这少爷值得尊敬。他没当成我的姥爷，说不定是我们家族的重大损失。姥姥当了压寨夫人，跟着这绺胡子东流西窜了一年多。后来这络胡子让另一绺胡子吃了。姥姥趁乱跑出去，碰上一伙唱蹦蹦戏的，就入了伙，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她免不了让掌包的睡她，后来又和大师兄相好。这两个人最终都没做我的姥爷。掌包的喝醉酒死在窑子里面，大师兄当了八路一去不回。解放后回来过，已经是一个军区副司令员。他理所当然把姥姥忘了。而那时候，我妹妹已经两岁了。 ① 胡子：东北方言，土匪的意思。 这些事都是一个朋友的奶奶告诉我的。这个朋友我以后要提到他，只是他现在还没必要出现。按说这些事情可信可不信，但我情愿信。后来的一些事好象也能证明那老太太没有撒谎。据我所知，姥姥的确会唱二人转。那时她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唱起那东西来依旧挺撩人的。 可以说姥爷是叫我姥姥迷住的。姥爷给大地主李金斗家当打头的，身子骨壮得牧牛一样，据说一顿饭吃过三十个豆包。冬闲猫冬，就遇上了姥姥一伙人唱蹦蹦。早年间唱蹦蹦不象现在，《计划生育好》、《责任田》什么的，最讲究的是《王二姐思夫》一类，那也是远离政治。唱到后半夜，就吼着要唱“粉”的，姑娘媳妇一哄躲出去，就专拣白天说不出口听了坐不住的唱，“跳粉墙”、“十八摸”，反正离不了男男女女床上的事情。直唱得小伙子们唾沫咽不下去。姥爷听姥姥唱看姥姥扭，恨不得登时抢上去搂进怀里成了好事。大概是命中注定他们要当我妈的爹娘，姥姥唱着扭到姥爷跟前时，姥爷实在忍不住伸手捏了一把姥姥的大腿，姥姥一挣顺手打了小伙子一个耳刮子。散戏后姥爷就守在蹦蹦班子的房后。天快亮的时候，姥姥出屋解溲，冻得发僵的小伙子扑上去摁住，当时就在柴禾堆上成了事。待人们出来找，两个人刚刚爬起还没收拾停当。蹦蹦班子敲了姥爷十五块现大洋，扔下姥姥走了。这类事情过去在我们这一带并不稀奇。于是有了我妈，我妈又嫁给我爹，于是又有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至于这里边有没有爱情，没有人去考察它。我想有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发生了并且真实、没有这个事实，就不会有我甚至我的儿子。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姥姥和我奶奶成亲家，既偶然又必然，追溯起来话就长了。我暂且提供这样一个事实：我曾祖父从山东到这八百里瀚海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人烟。他和他老爹挖了一眼土井。有了水，人就可以活下去。过了三五年又有三户人家来，土井就增加到四眼。当土井增加到七眼的时候，外曾祖家也到这儿落了脚。我祖父和外祖父成了光腚娃娃交。至于后来的诸多变故生生死死，等一等再讲。我还是先讲第一回见到姥姥的事。 当时我家已经住进县城。县城的最雄伟建筑是城西的票房子①。票房子方不方扁不扁，跟日本人的炮楼子差不多，有平齐铁路从这里经过。这时候我们这叫开通。 ① 票房子，指火车站候车室。 姥姥住在舅舅家。舅舅家在白城子。那是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没什么工业，手工业作坊构成经济命脉。舅舅在市里做官，舅母是舅舅打土豪打到手的财主小姐，也在市里做官，只是比舅舅矮两级。也就是说姥姥在舅舅家享清福。估计是因为白城子距开通二百多里，姥姥也就不容易来我家，这一年，姥姥好象已经七十五岁了。 我和妈是坐火车去的。虽然我看见过很多回火车，坐它却是头一回。大家可以猜得出我当时的兴奋，猴子似的。我们没用三小时就到了白城子。我第一回看见三层高的楼房和柏油马路。回忆起来好象我的兴趣已经不是看姥姥而是看马路和楼房了，甚至红砖房厕所也引起我的骚动。不讲这些，还是讲怎样见到的姥姥。 差一点忘了，我舅舅有个独生女儿，她将在我的故事里边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里边也理所当然地有故事产生。 当妈妈用很小很温情的声音叫了几次妈的时候，我才适应了小屋子的黑暗。我看见小炕上躺着一个人，那自然就是我姥姥了。姥姥坐起来，显出很高的身架。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妈就十分高大，入选篮球队也够格。电灯拉亮之后，我看清了姥姥。她的脸黄白，下巴努力朝前翘出，嘴瘪瘪着，两只眼朝里抠进。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老太太大都这样子。我接着就听见她说话，喉音很重：“桂芝，是你来了？”接着我听见妈妈哭了。接着我听见舅妈大声咳嗽两次。妈不哭了，拉着我见姥姥。 我就叫姥姥。姥姥连续答应三四次，伸出手摸到了我的脸。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许多年之后我好象还能感觉到：姥姥的手又粗又大又硬又凉。我记得当时我莫名其妙地哭了，还把脸埋进她怀里。 我要讲的，好象就这些。要更详细更富于人情味地讲出当时的情形，已经没有这个可能。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我和妈从白城子回开通的时候带着姥姥。从那以后，姥姥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她死去。 二 那是深秋，风和往年一样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 我二哥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是一九八四年。他被捕比较早，组成三结合革委会时就被抓起来了。他指挥过一次武斗，那次武斗死了两个人。抓他的时候，我们所痛恨的“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似乎可以证明我二哥入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他自己。他出狱之后就来我家。我这时候已经调到长春，和妻子生活在一起。 我告诉他爹和妈都死了。家乡没有什么亲人了。我本以为他会哭至少会十分沉痛。但二哥没有任何表情，他只顾喝酒吃菜抽烟，弄得小屋子锅炉房似的。由始至终，二哥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吃完饭我妻子给他沏茶时他才说：我走了。然后他就走了。再见到他是一九八六年夏天。他仍旧一言不发闷头喝酒吃菜抽烟。我只知道他正办一个商店。他依旧说我走了。这时候我儿子喊：“大大再见。”二哥一下子就流泪了。他站一会，掏出一沓钱塞进我儿子的口袋里，转身走了。 不知怎么回事，在所有亲人里边。我最崇拜最尊敬的就是我二哥。直到现在还是。不可思议了。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没再见到二哥。我希望我的这个故事他能读到，并且来看看他的弟弟。那五百元钱我存在银行里，我预感到二哥终有一天会需要它。 我后悔忘了问二哥是不是结婚了。那个姑娘等了他十几年，如今也有四十岁。这里边是不是有爱情？我想可能有吧。 我二哥一直是我们家的骄傲，至于他后来带给我家的耻辱，是我爹妈始料所不及的。否则，我爹也绝对不会让他参加什么红卫兵，更不用说对他的领袖风度大加赞许了。 二哥毕业的前一年，领了一个姑娘回开通。这姑娘就是等了他十几年的那个。我对她极有好感。我觉得她太俊气太有风度了。这使我对二哥敬而远之。那时，我十六岁。从那以后，我再见到二哥是一九六九年。他在家里住到第六十五天的时候就被捕了。 我记得那天的一些事。二哥站在屋子中间，手上戴着手铐。妈坐在凳子上直勾勾看着哥。爸爸躲出去了，从早晨至中午一直没有露面。我拽着二哥的衣服，不哭不叫，我当时大概是给吓傻了。后来我认真回忆的时候，想起了姥姥。姥姥那时候已经不能动。二哥临出门的时候她竟挣起来爬到炕边并且喊一声：“二胖子！”二哥回头叫一声：“姥！”就被推走了。 那是冬天。外面很晴朗，白色的阳光照着路上的积雪，很刺眼。风不大，天空和大地温温和和，行人不多，四周特别安详，这是入冬以后一个少有的好天气。门外有十几个孩子和女人围着看热闹，二哥一出门，就叫一个汉子在脖子上挂了铁牌子。二哥被摁低了头，黑头发垂下去挡住他的脸。这期间我始终拽着二哥的手。我看见二哥朝我笑，同时我还看见眼泪就从他的大眼睛里滚出来掉在我脸上。我也哭了。后来一个背手枪的警察掰开我的手并且把我推倒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我知道，二哥在那会儿突然挣起来扑上去打了那警察一手铐。我估计，如果没有那一手铐，二哥也许判不了那么多年的刑。当时二哥的未婚妻不在场，她那时和她父亲住在省城。至于她一直不嫁等着二哥，是后来听别人说的。我得到的亲自证实，是我调到省城之后的事了。 讲这些让我伤心，我本不愿讲。但我发现我无法躲开二哥。这个故事离了他似乎就没法子讲下去。这使得我的故事讲起来十分艰难，我所能保证的就是我要讲得诚实。 下面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和二哥无关。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战争与爱情的故事。 ——一个女红卫兵，面对敌人的冲锋枪和刺刀，从大厦上纵身跳下，殷殷红叶从她年轻的脸上拂过，一抹残阳辉映着她身下紫红的血液。楼顶，胜利者中的一个男红卫兵把一排子弹射向绚丽多彩的天空。 ——男红卫兵和女红卫兵是恋人，也是敌人。这不奇怪。在那个年月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爱情与战争的故事已经不能再感动人们。我讲他，是一个抄袭。有一部小说和电影讲过这个故事，我就是从它们那抄的。这不太光彩。 故事的结局是：那男红卫兵可能被枪决了。 就这么回事。它属于过去。责任似乎要由历史去承担。 问题在于：我所要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和上面这个故事完完全全是两码事。 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应该分别是二十三岁和二十二岁。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所需要的最佳年龄。它容易使这爱情充满诗意同时也可能充满痛苦。我的想法是：这个故事会使人既不感到浪漫也不感到痛苦。它取决于是否客观。 两个年轻人是怎么相爱的，在什么情况下相爱的，这不重要。故事的开始是：他们爱得很热烈很真诚很坚决。他们甚至和古往今来千千万万年轻恋人一样，说过海枯石烂心不变之类的话。按常规他们无可争议要成婚生子白头偕老，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就有了故事。 那是一九六七年。 林琳的爸爸被查明是叛徒，由于他的出卖，致使两位地下党员惨死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林琳和张卫民的爱情由此开始叫人担心。 初秋的夜色清凉如水。街灯昏然投下紫丁香树斑驳的影子。张卫民和林琳就站在校园的大墙外面。他们站得很近。这是爱情故事最常见的场面。 这时他们正要分手。张卫民说：“别害怕，林琳。” 林琳说：“我不知道能不能……” 卫民说：“我爱你你知道。为了我们的爱情，你好自为之。” 林琳哭了，她扑进卫民怀里：“我明天就搬出去住。” 卫民没有哭，他扶住姑娘的肩膀：“我一直尊敬你爸爸。我想不出他……”他又说，“我多希望这不是真的。”他又说，“我想你爸爸会理解你的。”他又说，“我也理解你。”林琳这时候已经泣不成声了。 这的确又感人又糊涂，我无法说清楚。我们讲下一个变故。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变故。它有可能使故事失去真实色彩。但事实如此，我不得不信它。 林琳从家里搬出的第三天，林老教授突然失踪。这是一。林琳毕竟爱她父亲，她就去找张卫民，而张卫民也不知去向。这是二。“红革会”的战士在林荫路上截住林琳要叛徒，林琳自然交不出人，她就被抓到“红革会”总部彻夜审讯。为了保护一个姑娘的贞洁，林琳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揭发了林老教授偷听敌电（台湾）的罪行。她被“红革会”破例吸收为红卫兵战士。这是三了。当张卫民返回学校的时候，看见了那份大字报。还有一份让他伤心到极处，林琳指控他是资产阶级走资派的走狗，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这是四。 张卫民逐字逐句读完，笑了，接着他咳了一口血，那鲜血溅到大字报上，鲜花一样绚烂多姿。 很清楚了，一对恋人反目成仇。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前提必须是事情到此为止。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三天后的晚上。秋风吹拂着校园里调落的树叶，唰唰唰唰的树叶伴随着轻轻而杂乱的脚步声。没有月亮也没有灯光。细碎的繁星眨着它们迷惑的眼睛。校部大楼里没有一丝声息。只有哨兵偶尔咳几声打破这寂静。 黎明前，黑暗中炸响三颗清脆的信号弹。那莹绿的光团划一条美丽的弧线挂上天空，随后悠然飘进黑暗。“‘红革会’的革命战友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造反大军时刻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回答喊话的，是校部大楼窗口吐出的条条火舌和震耳的枪声。正在喊话的年轻人哼一声，扑在水泥地上。张卫民抱住他，就摸到了粘稠的血液。借着四周闪闪烁烁的火光，他看见同学的胸口一次次吹起泡沫。那泡沫无声破碎，血汁就溅到他冰冷的脸上。 张卫民愣愣看了一会，抓起脚下的冲锋枪。他直立起来，咬着嘴唇冲向火网交织的大楼。子弹在他四周的水泥路面上弹出点点火花，响着尖厉的哨音激向天空。造反大军百十人随张卫民一拥而上。张卫民身后又摔倒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张卫民依旧咬着嘴唇，一缕鲜血顺着他的下颏滴落。一颗手榴弹炸开了校部大门。 当朝霞染红了东天的时候，满身破洞的张卫民率领他的部下冲上了大楼最上层的平顶。“红革会”弹尽粮绝，团缩在平顶一端。 朝霞映衬着硝烟袅袅的大楼。黑黄色人群覆盖着它。造反大军的军旗在晨风中猎猎飘动，焦黢黢的弹洞框映着桔黄色的天空。 张卫民瞪着血红的眼睛扫视着战败的敌人。他最先看见了林琳。这十分合理，他不能第二个看到林琳。 林琳站在前面。风撩乱她柔软乌黑的长发。黄军装粘满尘土和血迹。苍白的脸同样粘满尘土和血迹。那两只张卫民所熟悉和亲吻过的眼睛漠然地注视着一脸杀气的张卫民。这悲枪的一幕让人不忍目睹。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变得不可想象。 张卫民朝前跨了两步，站住，犹豫了几秒钟，接着他就抛下灼热的冲锋枪，接着他就跑上去，接着他就抱住林琳。林琳一动不动把头伏在张卫民宽厚的肩上。她的喉咙响了两声，就放声大哭。哭声回荡在楼顶，使人们猛然联想到自己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清晨的温馨的空气，还有傍晚宁静的街道窗子透出的柔媚的灯光和晃动的人影——小将们竟都垂下高昂的头颅，默默退下楼顶。楼顶上只剩下林琳和张卫民。 张卫民和林琳依偎着坐在平台上，肮脏的脸上留着泪水冲出的白色痕迹。 当时的情形就这样。后来，张卫民在一九六九年冬天被捕入狱，林琳等了他十五年。我想大家早知道了，张卫民就是我二哥。林琳就是二哥领回家的那个姑娘。 有必要说到一九八三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这个早晨能使这个故事有一个最后结局。 那天早晨，我和妻子抱着我们十个月的儿子散步。那是在绿树掩映的人民广场。我看见一个略显憔悴的青年妇女。她坐在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下的台阶上，冷漠地看着闲适的人们。当我已经从她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我站住了。我一下就记起了林琳。我就折回去，又折回来。在妻子疑惑的询问下，我又折回去，我问：“你是林琳大姐吧？” 她愣住了，看我，然后站起身。我知道是了，就说：“我是张卫民的弟弟。” 她慢慢走近我，看了我好一会，说：“你是卫民的弟弟？”我突然鼻子很酸。我点点头。 她看我又看我妻子然后摸我儿子白胖胖的脸蛋。突然她就哭了。泪顺着她的脸无声地滑落：“真的是卫民的弟弟，真的是……” 我就知道了多年来想知道却无法知道的事。 林教授是我二哥送走的。这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林教授在爷爷那住了近一年，一直到风潮过去才回到省城（后来证明他是红色知识分子予以平反。这是惯例）。我想知道的是那次武斗的起因和最终结果。 相当简单。简单得使普通人、更使政治家历史学家出奇愤怒。二哥只是要把林琳从“红革会”手里抢回来。他爱林琳。虽然他吐了血，但他还是爱林琳。他认为他不能失去林琳。为了夺回他的所爱，他什么都肯做。于是他就指挥了那次战斗并且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冲在最前面。 起因是爱情，最终结果还是爱情。没有其它任何值得同情的理由。 子弹夺去了两个年轻人的生命。他们的墓碑如今可能树立在他们各自的家乡，大概已经被蒿草掩盖了。 一个平庸的司空见惯的战争与爱情的故事。我无法改变它的性质。 就这么回事。 成立“革命委员会”那年冬天，二哥锒铛入狱。我只能说他罪有应得。但不知怎么回事，我还是最尊敬最崇拜我二哥。我发现我一直爱他。现在还爱。我知道这种感情十分危险。但我说过我要讲得诚实。 这大概就是因为生活对每个人不太相同。 接下来我想讲一个更轻松些的故事，而且它会具有某种传奇色彩，因而不一定真实可信。 我的故乡有一部分处在科尔沁草原东端。若干年前，那里杂草树木丛生，黑熊和狼群野猪出没其间。这就免不了发生野兽祸害人的事。 也许是一百年前，也许是几十年前的一天傍晚，有一个妇女掰苞米回屯子的路上撞见了黑熊。黑熊把这妇女捉住塞到屁股下面。黑熊有几百斤重，它高兴把人坐在身下然后一颠一颠玩耍。直至把人压得五脏破裂气绝身亡才爬起来晃晃悠悠走路。被压住的妇女是极聪明的一个，估计她是想到给猪挠痒痒的情形，于是她就用手在黑熊胯下用力挠，后来就抚摸黑熊硕大的卵子。黑熊马上觉得十分舒服，哼哼卿卿早忘了颠屁股，以至于阳物也凸露出来。这妇女不失时机地腾出一只手解下老长的布腰带，齐根儿系住黑熊卵子，然后再偷偷把腰带绑在旁边的一棵树上。这时候黑熊已经不能熬下去，竟颤抖抖欠起沉重的身子。嘴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这时候妇女趁机一滚，脱离了危险区。黑熊发觉受骗上当吼一声要扑过去，然而布腰带拽得它疼痛不堪无法动弹。妇女挣命般逃回屯子叫来壮汉们。钩杆铁齿乱刨乱剁，将黑熊打死。这野兽死于贪色，无可非议。可非议的是这个故事。但我说过，这是一个具有某种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信也可以不信的。 三 下面要讲到的这个故事信不信依然由你。 我很难准确无误地描绘我的家乡，这大概如同一个人对把握自己最没信心一样。我的故乡如今看上去，碱地多，庄稼不好生长，没有很象样的草原，沙碱化已经使这个地区变成八百里热廊。每到夏天其酷热程度怕要胜过武汉。根据故乡的现在推断过去就会犯错误。几百年前或更近些年头的故乡，怕是要比如今少一些树，但却多一些草多一些野兽，活起人大概要稍显容易些。我现在讲的故事是发生在过去的大背景下面的。 八百里瀚海人烟稀疏。为数不多的人家各守园田，经年累月也很难见到生人。正因如此，闯关东过来的那个汉子长到二十八岁还没见过除了娘以外的女人才合情合理。这小伙子在深秋时节终于获准进洮南府卖碱坨。洮南府当时是方圆数百里之中最繁华的街市，百十户人家的规模。偏远小屯的农民每年都要闯一回洮南府，用一年的辛苦所得换些油盐酱醋维系来年生计。这山东汉子在老爹的千叮咛万嘱咐声里上了路。 汉子进了洮南府，用一车碱坨和粮食换了四块大洋。待置办完杂碎东西，天已经黑了。夜路是不敢走的，便寻店住。在一所低矮的土坯房前立着一个老太太。她见这汉子东张西望，就招呼：“那位兄弟，可是找宿？”汉子应：“是哩。”回答间屋里跑出两个年轻女子，一个拿过汉子手里的牛缰绳，一个对汉子浅浅一笑道：“这位大哥请哩。” 汉子给那女子叫得甜丝丝又十分不好意思，涨红着脸相跟着进了屋。这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堂屋坐了三五个庄稼人，看汉子进去也不打招呼，只顾埋头吃饭。汉子也坐在那女子搬来的凳上吃饭。吃过饭老太太说：“各位大哥歇了吧。明儿早起要赶路哩。” 晚上，就发生了大家已经猜得出而山东汉子做梦也想不出的事。 外面蛐蛐叫蛤蟆也叫响成一片。汉子睡不着是因为眼前总有那两个女子的影子晃来晃去的。早就到了年龄的小伙子着实心里烦乱，在小炕上翻身不停，突然间布门帘一掀，飘进人来。汉子一惊，刚要喝问，嘴已经合不拢了。进来的正是引他进店的女子。一时间汉子竟抖起来，吓得缩到炕里。姑娘一声不响脱了衣裳，黑暗中灰白一条身子靠过去。汉子看了一会，被柔软的肉体贴住动弹不得。血仿佛要从太阳穴迸出去。汉子急促喘息四肢僵硬了一阵，就狼一样扑住。结果可以预料：汉子激情过分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反弄得筋疲力竭，却也不肯罢休。天快亮时，那女子叹一口气。帮助傻汉子来了一回真事。 汉子如愿以偿，领略了一点点女人的风光，竟有些缠缠绵绵，那姑娘也开始尽力帮他。 汉子知道是住进了窑子，但他没料到早晨会有悲剧发生。 当他扔下一块大洋想走的时候，老太太扯住他的袖子：“俺们一个黄花闺女就那么便宜？” 汉子嗫嚅：“那……你说咋办？” “那好说，牛和车留下走你的道儿。” 汉子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那不成！俺还靠它们过日子哩。” 老太太撇着嘴：“啧啧啧，嫖得起姐儿出不起钱，你算哪路神仙？牛和车留下！滚蛋！” 汉子憋红了脸要发作，猛看见门口站着三个杀气腾腾的壮汉，手里掂着片刀，斜着眼瞧他。汉子短了胆子，松了拳头一跺脚走了。 如果大家已经熟悉我这种故弄玄虚的讲述方式，我想大家现在就一定预感到这个故事的后半截又要发生某种意料之外的变故，的确如此。 汉子又怒又悲伤，望着荒凉的大草甸子，觉得没脸回家跟爹娘交待。他就抱住脑袋蹲在沙丘旁边大哭一场，一边哭一边祖宗八代毛驴畜生地骂那窑子，骂完窑子又骂自己。后来就躺在沙丘上睡了。也许是昨天夜里过度劳累，这一睡觉沉沉睡到夕阳残照。醒过来的汉子又渴又饿。傻呆呆地眺望模模糊糊的洮南府，不知不觉又想起昨天夜晚那场事，心中又涌起千般风情，接着又痛骂自己不是人是牲口，又骂那女子是妖怪。猛然间汉子大骂一句：“俺日他奶奶！”就站起来。 他等太阳没了，等看不见人影，就溜回到那窑于附近。他看见了他的牛和牛车。牛看见他，很思念地叫了两声。他摸摸牛的脸，然后爬到牛车下面。他十分耐心地盯着窗纸透出的昏暗灯光。他终于看见那女子走出来。女子刚刚要在车轴辘旁边蹲下，汉子爬出去捂住女子的嘴巴，一只胳膊夹起，几步就消失在黑暗里。那女于挣扎不已，将汉子的手和脸抓得鲜血淋漓。汉子忍着，一声不吭，直跑到野地里才放下姑娘。姑娘才要叫，汉子就掐住她的脖子，说：“叫！老子就宰了你！”姑娘摇摇头。汉子松开手，说：“爷们儿叫你们给耍了！今儿要捞捞！”说着就掀翻姑娘。姑娘先还抗拒，但很快便瘫软了。后来汉子说：“在这儿呆一宿吧！明儿放你回去！”姑娘没回答，过了一会哭了，说：“大哥，你要了俺吧。” 汉子吃了一惊：“什么？要你！” 姑娘哭得更凶：“你嫌俺……” 汉子急得磕磕巴巴：“不是……是、你愿跟俺过日子？”姑娘止住哭，睁着水灵灵的眼睛，说：“你愿要俺？”汉子连声说：“要要要。”急忙忙爬起来并且拽起姑娘，帮她穿好衣裳。“那就快走吧。” 姑娘问：“他们能不能追上俺？” 汉子笑了，说：“追他奶奶屎！荒郊野甸追哪个爷去？走！” 的确如此，我的故乡的过去，百里荒原，别说个把人，就是千军万马撒进去，也如同大海里抛根针一般。此外，野牲口伤人不提，遇上胡子杀人越货也说不准。我那半个姥爷不就是叫胡子给砍的么？他窑子的几个保镖有多大胆子敢黑天巴地满甸子追人？ 就这样，山东汉子因祸得福，一头牛一架车换回个媳妇，说合适也不合适，说不合适也合适，反正也就那么回事了，讲不得那些，毕竟和买卖婚姻不太相同。 那女子就是我奶奶。 我爷爷带我奶奶回家的途中，还遇上了五只狼，这里边有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我爷爷自然是胜利者。而且还使我奶奶终生服他。这些事没必要细讲。一讲，就更不真实可信了。 我爷爷带着奶奶回到七井子的时候，最先碰见的是我姥姥。不过那时候我妈还没生出来，我舅舅也才四岁。不知什么原因，我爸爸比我妈早出生三个月。那是奶奶进我家半年多的时候发生的事，后来我奶奶再也没给我生过叔叔或者姑妈。 就是说，我爸爸不大可能是我爷爷的亲儿子。但这一点没有影响我爷爷跟我爸爸叫儿子，我爸爸跟我爷爷叫爹，很自然更没有影响我还有哥姐他们跟爷爷叫爷爷，爷爷更是始终疼我们一直到他神志不清。 我恳请大家不要把奶奶想得很贱，如果你到东北打探一下长辈人，他们都会告诉你，那年月间关东过来的许多婆娘和黄花闺女都干这个，我想她们是没别的出路可走。能挣钱糊口活命的东西只有两个。其实人们想得开些，就不会对此惊讶。自古至今这行业也没断过，只不过有明暗之分罢了。我奶奶随她爹娘从河北逃过来，到了洮南府就让她爹给卖了。两个大人要奔漠河去淘金，急着用钱。总不能卖了续香火的儿子吧。 那大概是民国十几年间的事。 奶奶就是这样干的娼妓生计。这怪不得她，她被爷爷领回家的那一年刚满十七岁。这是一对货真价实的老夫少妻。爷爷土里打滚三十岁不到看上去象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而奶奶越活越俊气。两个人站在一块就跟爹和闺女差不多。大家就可能想到以后要有故事。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有什么故事。这会让大家失望，但我无能为力，我总不能为了吸引大家而去糟踏我的祖宗。 完全可能——有一些事我还不知道。这只能等待。时间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况且，我还提到过我的一个朋友的奶奶。我这样推测：既然她能提供我姥姥的许多风流韵事，未尝就不能回忆起我奶奶活着时候的诸多故事。 我曾祖辈到东北到这八百里瀚海一处落脚，可能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前前后后。曾祖父肯定梳辫子，也肯定不会十分茁壮油亮，因为我爷爷的辫子就不很景气，苞米缨子一样又细又绒又黄又短。我只能从爷爷身上去寻找太爷爷的尊容。这大概符合科学不会有大的差错。爷爷活了八十多岁，那小辫子却直到死还留着。使人惊奇的是他入殓那天，全部黄头发自己掉了，让我爸爸同尸首一块捅进了炼人炉。 爷爷这人很怪。临死前两年，他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听上去十分吓人。有这样的场面：他整天坐在炕头上，叼一根三尺长短的烟袋，叭嗒叭嗒，松弛的腮帮子鼓出瘪进，冒不冒烟是不很理会的。嘴里叨叨咕咕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最明了畅达的是对计划生育的论述：“这毛主席也真是！骗人！老糊涂了不是？”那正是戴像章举红书的年月。他把乡邻们吓得望风而逃。（我绝没有一点点编造的成分。他若不是这么说的，我天打五雷轰。）有乡亲进城找我爸爸让他把老头子接进城。爸爸吓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带着姐姐赶到乡下，结果无功而返。姐姐说，爷爷先是理也不理，后来一烟锅就把爸爸敲倒在地。这有爸爸头顶一块疤痕为证。我想爷爷并没有侮辱毛主席的意思，他十分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只有一个儿子的遗憾才说的。 奶奶竟比爷爷早死了半年。她死得十分痛苦。屎尿弄得衣服被褥全是。她彻夜叫喊哭天骂地骂爷爷，骂得十分有条理难得重复。我想这一定是她太痛苦，用谩骂起转移兴奋点的效果。并不一定真的就恨天恨地更不会恨爷爷。当年爷爷带她回家时，曾经被狼咬碎了卵子她不会忘记。没有爷爷她不是毁灭在窑子里就是葬送狼口没别的出路。她绝对不会恨爷爷。 那时奶奶瘦得跟苞米秸似的。使人无法想象她年轻时会那么吸引男人。奶奶白天基本上是处于昏迷状态。偶尔睁开眼，就一动不动凝望着挂满塌灰的屋顶。我觉得那屋顶除了熏得红黄色的檩条和秫秸之外没什么可爱之处，但奶奶却能盯住它们看上一两个小时，一直到再度昏睡。 爷爷那时候耳朵差不多全聋了。奶奶对他的谩骂他几乎一无所闻，只顾叨咕他自己那一套。有时他会突然大着嗓子哑哑地问：“老不死的，好受吗？”但这种时候奶奶大都或是看屋顶或是高声骂人。前一种时刻奶奶充耳不闻，后一种时刻奶奶便更大声骂人。爷爷问了这一句话之后就叭嗒叭嗒继续抽自己的烟袋，抽冷子冒出一句：“骗人！您糊涂了不是？” 奶奶在这场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的苦难里坚持了二十多天。这些天里，我和妈始终住在爷爷家里。我那时已经是很健壮的小伙子。在奶奶彻夜的谩骂声中我无法入睡，只有白天才能迷迷糊糊睡一会。我估计奶奶如果再多活一个月，妈妈就会让她折磨死，我大概也熬不到结婚。 那天晚上奶奶没有骂人。她坐起来，两只眼贼亮贼亮象灯泡一样。她很羞涩地让妈给她洗脸，然后穿上簇新的寿衣。我那时已经懂得回光返照的含义，心里顿时可诅咒地感到兴奋。事后检讨起来我以为自己没什么错。这老太太只能给别人添麻烦，不如死了利索。我说这些只是要表明自己对生死的一种理解。我以为自己有一天只会给别人添麻烦，我必自寻出路。还是不讲这些的好。 奶奶神灵一样端坐在破碎的炕席上。煤油灯的黑烟绵绵不绝升上棚。有猎头鹰在遥远处尖利地叫几声。风撩动窗纸，噗噗噗抖动。爷爷坐在炕另一端与奶奶遥遥相对，叼着他那杆大烟袋，头一点一点小辫子一翘一翘。他很安闲，没有再对骗人事宜发表议论。蒙了白缀的小眼睛眨巴眨巴地瞅着灯光那一端黑色的奶奶。妈妈站在地中央，高大的身影在灯光中弯弯曲曲。看上去她十分疲惫，脸上蜡黄。我坐在墙角的小板凳上，心里盼着老太太死。 这一切都证明，奶奶不会活到明天。 黎明之前，屋子里变得寒冷。我预感到事情就要有结果。我听见奶奶说：“我该走了。”这句话使我和妈都振作起来。爷爷也似乎听见了这句话，直勾勾地看奶奶。当然，他脸上和眼睛里没什么表情。 妈说：“妈，还有什么话要嘱咐吗？” 奶奶说：“没有。” 妈说：“我们会孝敬爹的。” 奶奶说：“我要走了。”说完她又坐了几分钟，然后让妈扶她躺下。她一躺下就咽气了。妈叫了几回然后就哭了。我不知该怎么做，就看爷爷。爷爷看着奶奶，始终直勾勾的。他突然说：“死了？走俺前边喽？”他就呵呵呵呵笑起来。我一下子就看见两颗泪很缓慢地挤出他粘满眼屎的眼角，这时他依然叼着那根大烟袋。我终于开始感到难过，不过我没哭。 奶奶死后爷爷还活了半年。其实已经和死人没有什么区别，若说区别就是他经常掐着指头计算什么，嘴里说些话更无法听清楚。他指头掐来掐去会突然呵呵呵笑一阵，说：“是哩……怪事儿哩。”这把我姐姐吓得魂不附体。虽然她生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但她还是无法在爷爷的笑声里泰然自若。我这个姐姐后来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进了火葬场当工人。不过这和爷爷没有必然联系。 关于爷爷是怎么死的，我想他死得很一般，没什么可讲的。 此刻，我正坐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门前百无聊赖地看行人。我发现我无法看清从我身前走过的人的脸。但却发现她们一律的高颧骨小眼睛黄皮肤只是声音很婉转但过分饶舌吵架一样叙家常。于是我就格外想念我的妻子。我猜她此刻一定正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心里边回忆着我们在一起时的安宁和幸福。我于是就有欲望讲一个爱情故事。 小伙子爱上姑娘相当偶然。 我要说明的是，这故事和我的故乡也有很大干系。 四 一九七八年春天，兴华考上了大学。那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上学之前他改了名字。这很正常。 入学的第六天，他就认识了那个叫雪雪的姑娘。这很偶然。归功于他的懒散。 兴华上大学的目的不高尚，只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其中也包括找一个更高层次的妻子。他一直在镇砖厂当工人。夏天烧窑出砖，冬天放炮崩土。现在他腿上还有一块疤，那是让哑炮炸起的冻土块砸的，阴天下雨还免不了酸痛。考大学时他没怎么复习但考上了。他穿一件有补丁的上衣走进校门，有人看他他没太在意。因为他直到第七天才发现衣服上有补丁。 先是入学教育，然后就上课。他发觉自己的屁股老发麻，总忍不住要站起来。忍到第六天他终于忍不住，课间休息就溜了。 于是他就认识了白雪雪。 他溜出教室瞎转一气就转到体校的冰场。他当时就被白雪雪吸引住。当然，他当时还不知道姑娘叫白雪雪，只知道姑娘实在迷人。后来白雪雪问兴华究竟喜欢她什么，她指的是第一回。兴华想也没想就说：“大腿。”这个回答使雪雪气愤不已又骄傲万分。白雪雪的大腿的确漂亮，让你说你也会说“大腿”。这里我不做色情描写，只告诉你白雪雪的腿跟体操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排球运动员舞蹈运动员芭蕾舞演员的腿差不多十分迷人，兴华当时无法离开盯着白雪雪滑冰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后来白雪雪告诉兴华说她早就看见一个大老爷们儿贼溜溜看她。所以她采取行动是有预谋的，只是没有料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闹到恋爱的地步。 事情这样发生，兴华正看得发呆，白雪雪溜过他身旁时摔倒了，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白雪雪已经把一只冰鞋撞到他脚脖子上。他叫一声就叭嚓摔了，还在挣扎时白雪雪已经爬起来继续滑行。疼痛中兴华好象听到了白雪雪的笑声。 以后的事情就能猜得出，兴华被送进校医院，白雪雪不得不天天去看望，再以后他们就相爱了，再以后他们就商量着结婚，再以后白雪雪讲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使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危机。 白雪雪讲她的故事。 爸爸特别喜欢我这你不知道。一直到他死那天他才告诉我他不是我的亲爸爸。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看你那副模样好象我就要死了似的，不过当时我也够吃惊的。我大哭大叫说不是这么回事你是我亲爸爸我没有别的爸爸。爸爸也哭了还没来得及再说话他就咽气了。说这个我非常不好受，但我讲这个不是主要的你好好听着就是了。 我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哭了一阵就告诉我说是真的他不是你亲生父亲。我和妈守在爸爸的遗体旁边。我看着爸爸没有血色的脸怎么也不愿相信妈妈讲的那些事是真的，可我不能不相信妈的话，我妈从来不会撒谎，更不会骗她女儿。 我跟你说过你别急你怎么还急，你这急猴子，你得让我一点一点说才行啊。 我告诉你我亲爸爸在我刚满月的时候就叫政府给枪毙了。枪毙我亲爸爸的是我爸爸，其实不是他亲自开的枪是他指挥的。我亲爸爸死了之后，我亲妈就自杀了，是喝耗子药死的。我妈妈把我抱回来我就成了他们的女儿。我告诉你我亲爸爸是我爸爸的大舅子也就是我妈的亲哥哥。这回你真吃惊了吧？你吃惊的时候在后头呢。 我姥爷也就是我亲爷爷是七井子那一带，对了，也就是你家那一带最大的地主。但听我妈说我亲爷爷对庄稼人一点也不残酷。可土改时还是给崩了。就打死在当年小日本儿的刑场上。你知道那刑场？知道就好。后来那刑场盖了房子，成了镇政府所在地。你也知道？ 我亲爸爸当过土匪就是胡子。他是洮南府一带最霸道的胡子头，连日本人都怕他。我没见过我亲爸爸。听妈说他长得忒英俊。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可见我妈说得一定不错。你问一个大地主的儿子怎么当了胡子？我也这么问的。我妈说那是因为和小日本儿结了仇，你不信？你当我就信？那不成了抗日英雄？共产党也不会毙他啊。妈说他打小日本儿也杀老百姓还霸占良家妇女。我亲妈就是他逼迫成婚的。我亲爸爸念国高，在洮南府睡了一个日本女人，那日本女人恋上了我爸爸，我爸爸也恋上了她。日本县长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们抓了。爸爸竟逃出去投奔了胡子，后来他成了胡子头。别看咱家那一带没山没水，可地广人稀，小自然屯成百成千，三五户人家也算个屯于。十几个胡子躲在哪个屯子里，跟庄户人一模一样。各家各户户口也没有，你认得哪个是良民哪个是胡子？咱家那一带是日本人的大后方，一个县镇里边没几个日本人。维持事务的大都是中国人和二鬼子（朝鲜人）。连警察也是本地人，有家有口的，就是真认出哪个是胡子也不太敢抓。都怕胡子抄了家。我亲爸爸他们的确打鬼子。洮南府的鬼子县长就是他亲手砍的。但这功劳让他抢男霸女杀老百姓给淹没了。 搞土改时政府毙了我亲爷爷。我爸爸因为打日本人有功，没人动他，他就在洮南府完小教书。肃反他也漏了网。他本以为平安无事，却偏偏让一个仇家给认出来告到县政府。我养父是公安局副局长。他大义灭亲，毙了我亲爸爸。 听妈说我亲爸爸饶过我爸的命，我亲爷爷救过我爷爷的命，但我亲爸爸和亲爷爷都死在我爸爸手里，他还娶了我姑姑也就是我妈，我亲妈也死了，他还把我抚养成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比我大八岁你知道得多，你还是大学生，我不是，我只是个体育棒子，你告诉我，你说啊！ 然后白雪雪就哇哇哭。兴华木呆呆不说话只是看着大哭的雪雪。半小时以后他们就都清楚了：白雪雪的养父就是兴华的舅舅，白雪雪就是我前面提起过的那个表妹。接着大家都清楚了：兴华就是我，我在上大学时一高兴就改了名字，就是现在写在小说题目下边的那个。 我决没有蒙大家。 我和妈去白城子的时候表妹只四岁。她那时是娇小姐，根本不稀罕和我说话。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舅舅家，舅舅家的人也从未到我家来过，甚至我姥姥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人来。这决定了我在舅舅去世的时候也不去送葬。为此妈妈还打了我一个嘴巴。第二次见到雪雪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岁，她已经二十岁，况且我舅舅姓王，雪雪那时候也不叫这个名字。我想我们互不相知没有什么奇怪。我爱她她爱我并没有想你家我家的事情。至于大家怀疑我故意制造偶然事件，我就无可奈何了。我以为这段故事合情合理，如果有错误，也不是我的错更不是雪雪的错。 不知怎么回事，我不仅认为舅舅毁了雪雪一家，而且觉得这一切似乎都和我有关系。我觉得自己没脸娶雪雪，我娶雪雪这容易让我想到舅舅娶雪雪的姑姑。我把这些想法都跟雪雪说了。雪雪哭得很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不哭了，问：“你不爱我吗？”我说：“问题不在这。是我不能……”雪雪说：“我爱你你知道？”我说：“我知道。我也爱你。”雪雪说：“那不就行了吗？” 我以为那不行，摇摇头就走了。那是一九八○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雪雪刚刚结束身体素质训练。我想着她那美丽的眼睛，修长健美的大腿，坚挺丰满的乳峰。我还想到她二十二岁了，体育生涯就要结束，我还想到她就该结婚。就该和我永远分手一生不能重逢……我的心就如同撕裂一般。我听见我心里发出的呻吟。那恰似雪雪一样的灿烂朝霞辉映着我干热的眼睛。我几乎无力迈开离去的脚步。 那个夏天的清晨，多么美丽，多么清新，多么……多么……清晨。身后是雪雪悲伤绝望的呼唤。我蹒跚离去。 很明显，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晚上，灯光十分柔和地圈住稿纸，妻子抱着我们的儿子站在我身后。她还不时指出我讲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她认为我的故事有一处必须讲清楚：到底是谁追谁？按你的写法好象是女的死皮赖脸追男的。这不真实。我说这无关大局。他们互相爱了，这就足够了。你说我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不是很幸福吗？妻子把下巴搁在我肩头蹭着说：“是的，这很不容易。”说着她的泪滴下来。 我的妻子就是雪雪而不是别人。 我们住的吉林省地质矿产局招待所的306室。这个房间里有四张床。每张床收费三元钱。房间里有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客人很多，每天都十分喧闹，一直到子夜时分才会安静下来。我前边说到的那个疯姑娘昨天走了，听服务员说已经送进四平精神病院了。她住的房间里住进了一个新疆来的中年妇女，她的臂上戴着黑纱。服务员说她丈夫来局里进修，正听课就死了，死的时候连声音都没有出。据说是心肌梗塞。他好象不到四十岁。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想到我的母亲。她也死于心肌梗塞。她死的时候还哼了两声。我舅舅也死于心肌梗塞，但他从发病到死亡，这中间隔了七年。这七年他始终躺在白城市医院的特殊病房里。因此他多活了七年，大约花掉了国家十万元钱。我不知道他值不值那么多钱。他是一个十三级干部，也许值。我现在没房子住，住招待所，每年也要花掉国家四千多块钱。想来也愧对国家，因为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为她做点什么。我所能做的就是每年花她四千多块钱替自己写几篇小说骗额外的钱。如果说还有一点理直气壮的地方，就是我的小说写得很真诚。反过来说，用真诚赚钱又不太高尚。为了这个，我就放下笔，并且把这个心思跟雪雪说了。雪雪说：“大家或许还不如你呢。我觉得你挺可爱。”我说：“还可以写？”雪雪说：“当然。而且我建议你写写舅舅。”我没有回答。雪雪问：“不好写是不是？”我点点头，说：“我没有理由说假话是不是？即使为咱们和咱们的孩子，也必须诚实是不是？”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很激动了。恍惚间我认为我看到了家乡辽阔的荒草甸子，起伏的沙丘，白色的盐碱滩，泥泞的沼泽地，稀落的拉条榆，一汪汪灰亮的泡子，广袤的庄稼地，低矮破烂的土平房，风沙中跃马扬枪的胡子，赶着大马车的土改工作队，日本鬼子的劳工营，吴大舌头的烟枪，张作霖的铁路……我觉得故事该继续下去。 如果姥爷知道姥姥会逃跑，他说什么也不会去庄稼地干活。怪只怪一点兆头也没有。姥姥逃跑那天，姥爷正和往常一样在庄稼地里干活。大地主李金斗在树下边歇凉。他躺在地上抽大烟，一边抽一边极舒畅地哼哼。淡蓝的烟雾在他头上升起再缓缓散去。苍蝇离他很远地飞舞但不敢落下。高远的天空有几片绒绒的云安详地悬浮。有云雀盘旋并且婉转啼叫。斜阳照着原野，原野散发着湿热的气息。几株黑色的树探出黄绿的庄稼地十分孤寂。稍远处有几条黑色人影在庄稼地里时隐时现，那里边就有打头的长工我的姥爷。 姥爷干活有点心神不宁。天边开始呈现橙黄色，那颗太阳显得特殊大，让庄稼支撑一会就坠落了。天突然就昏暗了许多。原野在这时候就变得模糊，几乎是一种颜色。连人也变得含含糊糊差不多和天地融成一个。云雀已经不见飞，蛙开始断断续续叫，蝈蝈叫得比有太阳时更稠密嘹亮。当然，姥爷那时肯定没心情注意这些，他只顾急惶惶朝他的土房走。这时候李金斗在后面开他的玩笑，说他离不了老婆。他不还嘴。几个庄稼汉子远远地哄他他也不理睬。尘土在他脚下面一团团溅起。起哄的庄稼汉子里边有一个是我爷爷。 姥爷一进门就发现姥姥不见了。他等待一直到天朦朦亮，就断定出了事，他最直接的推断就是那戏子跑了。他就跑到李金斗家借马，李金斗牵了马给他，对他说：“真熊包！老娘们儿都看不住，不如把她给我算了。”姥爷含糊不清地骂了两句什么，跨上马就跑。 这是一个十分壮丽的场景。野甸子一望无际和天空一样辽阔，稀落落地庄稼地可以增添生气。不时有野兔和傻狍子被奔马冲起旋即无影无踪。马蹄闪电般打地击起团团黄土，远远望去，一溜烟雾紧贴草尖滚动再无声散尽。活跃而宁静的世界。只不过姥爷的心境不会壮丽。他一定又怒又急，那张挂满泥土的脸上有汗流下来，嘴里不停地吆喝汗流浃背的马。他认准通向洮南府的唯一的毛毛道，马不停蹄。 姥姥的确是要逃往洮南府。至于她为什么要跑，如今也没谁知道，后辈人当然也不好打听，她后晌出逃，不敢走正路串庄稼地和荒草甸子走。晚上星星闪闪的时候，她发觉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茫茫草甸子南北东西没有什么不同，连沙丘也那样相同甚至树木也长得一模一样。风吹着蒿草和树叶簌簌籁响，不断有小动物嗖一声从身前脚后窜起再掠过。遥远处有野狼寻找同伴的深情悲凉的嗥叫，有时候仿佛就在身边贪婪地对你凝视。姥姥终于吓哭了。她一边叨叨咕咕说些连自己也不懂的话，一边腿软塌塌走路。她不时被什么东西绊倒，挣命一样爬起来再走。她知道即使想返回去也不可能了，只有横下一条心走到底，走到哪儿算哪儿。她寄希望于天亮，那时候老天爷或许会帮助她辨明方向并且指引她走进洮南府。她无论如何没想到姥爷彻夜不眠马不停蹄一边骂她一边傻子般满世界找人。她不知道姥爷更担心她叫狼吃了或者是让熊瞎子给糟害了。姥姥那个时候想不了那许多，她只晓得乱七八糟走路，后来她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一棵老榆树下嘤嘤嘤低声哭泣，再后来她就蜷做一团睡了。蛙和蝈蝈已都不再叫。野兽们似乎也感到疲倦。一切都没生气大概都睡了。 屯子里舆论大哗。议论中更主要的是推测那娘们儿的去向。没什么恶意。说说而已。我爷爷跑到他好朋友家。只见门户开放，老母猪拱翻了饭锅，粮食囤子里飞满了鸡们。爷爷回家叫娘帮着照看，就下地去干活。心里边直替朋友抱不平，想着抓着娘们儿一准胖揍一顿管教管教。 歇气的时候爷爷钻出庄稼地撵一只跳鼠子。这就使他看见了大树下边蜷成一团的姥姥。 姥姥自己也决没想到跑了半天一宿子跑了回来。我以为这大概是命里活该她必须和姥爷过一辈子。事实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从那以后，姥姥就再没跑过。她自己也说是命中注定的，要不怎么跑来跑去又跑回七井子？ 爷爷看见姥姥时，姥姥还睡着，据说脸上还笑眯眯的。我估计她一定是梦见了什么，十有八九是梦见和姥爷重逢。她突然被叫醒，吓得面无人色，待看清是爷爷才笑一笑，并且说：“真他娘的老天没眼。”说完，夹起小包袱就回了屯子。爷爷愣怔怔看着姥姥袅袅婷婷的背影，竟忘了揍她教训她。 五 傍晚，残阳血红地照着狼狈不堪的姥爷。他晃晃当当走进院子，猛地瞪大眼睛嘴合不拢。姥姥笑吟吟迎出来。姥爷傻了一会大骂：“日你祖宗！”扬起瓦罐一样的拳头。姥姥夸张地叫一声就扑进对方的怀里，身体象蛇一样扭来扭去，哼哼唧唧：“你打你打你打啊。”姥爷的拳头在空中停一会，松开，接着就一把抱起姥姥回屋里。也许舅舅就是在那一天孕育的。 当然，这些细节我不可能知道，这也是我那个朋友的奶奶讲的。她说她当时正从姥爷家窗前走过去，亲眼看见屋里边两个人在做什么事。 不由我不信。年代久远，历史资料湮没无存，无从考证。我只能依据老奶奶提供的故事说话。 现在我要提起李金斗救我姥爷命的事。这件事必须讲。雪雪对此耿耿于怀我对此怀有某种恶毒的兴趣。我认为它会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类的故事。至少，我们过分严肃了，需要有所调节。这个故事或许正好承担这个任务。 在这一带，小日本儿用劳工从来用不着抓的。派下名额各屯子摊派就是，几乎没有人敢不去。例外的就是有钱的人家以出钱出粮雇人去。我姥爷出劳工，就是李金斗出十石粮雇的。 小日本儿要在齐齐哈尔一带修机场，从南满抓了一批劳工，又从本地和洮南一带征了一部分劳工。后一拨劳工和南满劳工待遇有所不同。后一拨可以干一点有技术性的活计，南满劳工则全出最苦力，挨打多也更吃不饱。据说南满劳工有不少是反满抗日分子。这些人全由鬼子兵看管，一到晚上连衣服也要扒下去，人也拿绳子链上。姥爷亲眼看见一个大胡子劳工让一个瘦鬼子一刺刀扎个透腔。人还没倒，狼狗就围上去。只一会工夫，啃得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架子。地上是一摊粘乎乎的血和碎布片。那副骨头架子就晒在飞机场旁边的土堆上没人敢动一动。多少年之后姥爷提起这件事，还浑身哆嗦。足见这个残酷恐怖的场面是如何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性格。事情很有趣，劳工期满的时候，日本人奖给姥爷一把小铁锤。这东西在土改时险些成了罪证，好在舅舅是八路军干部，又是土改工作队队长，否则，姥爷是大汉奸无疑。 姥爷出劳工期满还家的当天，换上半新夹祆，背油布褡裢，小铁锤沉甸甸坠得厉害。他进小酒馆大碗喝酒吃肉，云山雾罩和人家吹牛，于是他替自己制造了一场悲剧。 姥爷让胡子绑了票。 这全怪他自己。胡子绑票从来都是拣大户。要钱要粮。十绑十中。没有哪个财主肯舍了性命。姥爷醉醺醺上路，劝也劝不住。他并没有料到大吹牛皮的过程中，早有胡子的眼线通了风。他一路哼哼唱唱出洮南府二十几里，树林子里蹿出五六个胡子，麻袋一套就装了去。拖拖扯扯到林子里翻褡裢，几捆不值钱的毛票子下面一把小铁锤。 胡子头气得暴跳如雷，掏出枪就要搂火。姥爷吓得坐在地上连磕头都不能，嘴里亲爹老祖宗叫着，连嚷要什么给什么只求别开枪别开枪留我小命一条来世当牛变马报答不尽。胡子头扭着脖子想一会，说你他妈也没多大油水。这样吧，你他妈拿一匹马换命回去。姥爷马上答应。 口信捎回七井子，姥姥哭得昏天黑地。舅舅那会儿才十岁，连陪娘哭也不会。爷爷也帮不上忙，一头牛还要自家种地结果换了一个媳妇。那牛也许早让窑子给卖了或是吃了。姥姥哭一夜就去求李金斗。 后来李金斗真就帮了忙，什么代价却无人知晓。只是姥爷回家后把姥姥狠狠打了一顿。见了李金斗也不谢谢。这里边的曲折奥秘，自然是可意会不可言喻。关东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从这方面也差不多见出特色。其实爷儿们睡娘儿们，不只是财主有特权，庄户人互相间也免不了要睡。习惯成自然，没人会大惊小怪。如今乡下还盛传俗谚：“没有破鞋不成屯”。搞土改时，镇压财主有两大罪名，一是勾结日本人杀中国同胞，再就是霸占人家的媳妇糟踏入家的姑娘。第一条，无论从民族的或历史的角度看，都罪不容赦。至于第二条，实在是此一时彼一时，无法说得清楚。听老人们讲，谁家姑娘若是叫大户人家看上，说不准是福气呢。真的能嫁过去，全屯子人家都高看娘家一等。被财主糟踏的，只要不大肚子不养孩子，就没人张扬。和谁还不是那么一档子事哩。 土改的时候大伙都控诉李金斗抢男霸女。姥姥姥爷没有这方面的指控。倒是舅舅铁青着脸，拎着匣子枪把李金斗押到刑场就地正法以平民愤。枪不是舅舅打的。他只不过是站在不远处看着李金斗在枪声里一屁股撅进小土坑然后验明正身才走。 这个并不幽默的乏味故事到此结束，它自然而然引出了我舅舅，这才是我的目的。前面讲的无非是有意无意之中做的一点铺垫。我觉得舅舅这个人很难捉摸，我甚至无法对他做出稍微明晰的判断，我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愚笨和低能，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舅舅的一些片片断断的事情原原本本讲出来。 舅舅十八岁时也出过劳工。那是一九四二年。小日本儿在中国关内打得不怎么顺利。关东军大部分部署在和苏联接壤的满洲。南满的“抗联”闹来闹去。唯独这白城子洮南郑家屯一带还算安定。小日本儿抓紧时间修铁路采金伐木材。由南满抓的劳工里都是刁民。阴差阳错，舅舅由李金斗保举，竟当了小工头。 我省略复杂无味的过程交待，从事情的后半截说起。 舅舅最后终于偷了两包炸药塞进劳工棚子，然后提心吊胆地陪几个二鬼子熬夜侍候吃喝打洗脚水焐被窝。三更，就听见“轰轰”两声爆炸。马蹄灯哐啷一声掉在地上，屋子里一片漆黑，沉默了好一会，稀稀落落的枪声还有鬼子嘀哩咕噜的喊叫声传来。第二天舅舅才知道，南满的劳工把那两包炸药分别扔进鬼子宿舍和狼狗舍。几百劳工炸了营，跑了十分之九。小日本死了好几个，又没了狼狗帮忙，一家伙吃了大亏。 舅舅有二鬼子做证人，仍然是良民。小日本儿就杀了两个本地劳工，说是通共通匪反满抗日。血糊糊脑瓜子挂到洮南府的南城壕上，一直烂了才扔。 舅舅回家快半年的时候，七井子突然来了三个外乡人，进了屯直奔姥爷家。三更半夜，屯子里的狗叫成一片，家家户户吓得气不敢出，以为又闹胡子。三个人敲开姥爷家的破板门。舅舅一下子就认出其中最年轻的就是逼着他偷炸药的南满劳工。 这年轻人腰里别着王八盒子。他把舅舅扯到一边，说小鬼子已经知道是你偷的炸药！抓你的人正在路上！快跟我们走！晚了就没命了！ 舅舅一跑就是五年。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带着一支土改队开进离开通一百二十里的占榆镇。 补充一点：小鬼子并不知道谁偷的炸药。那年轻人是骗舅舅。舅舅却因祸得福。那年轻人后来当了团长，解放后回地方做了专署专员。“文化大革命”里边让一颗流弹给打死了。那时候舅舅正挨斗也没去看。为这个据说舅舅痛哭了一场。 舅舅带着十二人组成的土改工作队，走到五家子跟前的时候遇上了胡子。一阵排枪响过，工作队的人就趴在大车周围。那天风也特大，天空黄糊糊浆子似的。人睁不开眼睛嘴也张不开。枪不紧不慢却打不着人。 胡子头就是雪雪的亲爸爸李学文。 李学文的人有三十多，成扇子面围住工作队。工作队人少打得顽强。仗从后晌打到后半夜。工作队员伤了三个，子弹也所剩无几，眼瞅着全军覆没。舅舅和副队长商量决定跟胡子谈判。这大概是唯一出路。谁想喊了半天，胡子理也不理，枪打得更急。分明是要赶尽杀绝。走投无路硬着头皮还得打。 天快亮的时候，工作队员全让胡子给抓了。舅舅被推搡着弄到胡子头跟前。李学文和舅舅都愣了。 李学文叫一声：“好小子，是你啊！” 舅舅也叫一声：“是你啊！你怎么打起我来了？” 李学文说：“他妈的！探子说是王歪嘴子那绺子。哪想是你小子。” 舅舅说：“学文大哥，你是读书人。咱这也解放了，咋还不跟政府合作？” 李学文叹口气：“政府能要我这土匪头子？瞅着政府杀了不少胡子头，我可不愿挨炸子儿。” 舅舅说：“你跟他们不一样。鬼子县长不是你杀的？算起来，你也是抗日有功。” 李学文说：“那也不敢，咱还做过对不起民众的事。” 舅舅说：“功大于过嘛。” 李学文说：“兄弟，你可不是蒙我？” 舅舅说：“兄弟就是土改工作队队长，还能蒙人？共产党好就好在讲政策。” 就这样，雪雪她爸爸带上队伍和舅舅一块进了占榆镇。就这样，李学文当了小学教员。就这样，李学文被舅舅给毙了，是在一九五六年。李学文投诚政府之前，一直漂泊四方打家劫舍睡女人，雪雪妈就一直住婆家，成年累月见不上丈夫一面，泪都干了。 一九四七年，舅舅二十三岁，雪雪她姑二十岁。她读完国高闲呆在家里。那时候李家男人只剩李学文一个。 念国高的学生可了不得。走在街上警察见了得立正行礼。国高学生都说一口日本话，哇喇哇喇跟真的东洋人差不多。听说国高学生看哪个警察不顺眼，上去就抢一个嘴巴，呱呱响。警察立正挺住，嘴里也说：“哈依！”一幕挺有趣的东洋景。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日本人倒了台，国高学生也没了靠山。李慧兰就一天到晚不出二门，呆在家里读书练字。我想，如果她知道毙她爹的人会看中她，也许早就逃了或是嫁人。可她偏偏不知道，还鬼使神差地遛一遭。结果成了舅舅的媳妇。 舅舅穿一身上黄色大制服，匣子枪斜挎着，带小勤务员上街闲逛。 迎面就遇上了国高学生李慧兰。舅舅立时叫李慧兰给震了。那女子穿一件藏蓝旗袍，开气儿挺高，一走路就露白生生的大腿。二十岁的深闺淑女风姿绰约，在小镇里可谓鹤立鸡群。李慧兰无论如何不该怯怯看舅舅一眼，双眼皮一瞌，已经把工作队长的魂摄了。舅舅看着姑娘一缕香风掠过面孔盈盈而去，心跳气短，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一般。叫过勤务员：“跟上她，看是谁家的。” 然后舅舅不再逛街，跑回镇政府静候消息。他无法静候，急得坐立不安，喝半瓢井拔凉水依旧火烧火燎。 小勤务员终于喘吁吁回来报告：“是李学文的妹妹。队长。” 队长愣了好一会，挥退勤务员，一个人在屋子里转磨磨。后来他拿定了主意。 第二天舅舅去李学文家拜访。 李学文自从老爹被镇压，总是心神不宁，预感到有祸临头。今日工作队长登门造访，更是胆战心惊地接待。舅舅坐下先进行了一番政策宣传，说只要你安心为政府出力，政府就会重用。李学文感动得热泪盈眶，表决心要和老子划清界限，为政府出力。 不知李学文做何想法，他大声招呼慧兰。慧兰大大方方从耳房出来进了堂屋。舅舅起身客气，然后尽量文质彬彬：“令妹是读书人吧？” 李学文说：“惭愧，读了国高的。” 舅舅惊呼：“哎呀呀巧了！政府正缺读书写字的人才，令妹能否为政府出力？” 李学文做惊喜交加状：“正报国无门。只怕她力不胜任，给政府增添烦恼。” 舅舅言辞恳切：“此言差了，这正是令妹大展宏图的好机会。还望老兄别走了眼呢，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李慧兰突然插话：“我去。” 李慧兰确实想为新政权做点事情。满腹经纶，总不好平庸度日。年轻人一腔热情，怎能不跃跃欲试？她哪里知道，一句话之间就扭转了她后半生的面目。 李慧兰第二天就进镇政府当了秘书，直接归舅舅领导。舅舅除了工作，差不多总泡在女秘书屋里。没有多少话可讲，只会开几句粗俗不堪的玩笑。女秘书只是红着脸，眼皮也不抬。舅舅恨不得就娶了这别具风韵的小姐过来，却羞于开口。 天赐良机，使舅舅如愿以偿。其实他得感谢李学文。 李学文请舅舅喝酒。一个劝一个喝十分投缘热烈。想来舅舅必须喝醉，只有喝醉才行动不便，只有行动不便才会产生下边的故事。 舅舅大概真的无法行动，李学文不能置朋友于不顾，就叫慧兰照顾她上级。慧兰就烧茶铺被子服侍队长休息。窗外明月高悬，秋风爽爽一派大好时光。这种时光里容易促成爱情。舅舅正是在这时光里醒来并且看见了灯影中的姑娘。姑娘正打瞌睡，脸让灯光映得毛绒绒轮廓朦胧，微微晃动如仙境之女。舅舅看一会就跳起来一把抱住手也伸进姑娘怀里揉抓。女秘书惊醒就喊却无人来救。这时候那手已经越发放肆挪到不可思议之处。女秘书一瞬间身体僵硬接着瘫软乏力。 这就是发生在舅舅和李慧兰身上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是由美丽的仲秋之夜酿造的。在此之后，姑娘哭了一天，选择了嫁给舅舅的方案。 六 我说不清楚该怎样评价我的故乡，我只能说：“它太荒漠太辽阔太神秘了。” 或说这是故事的重复和重复的故事。其实不然。在我的故乡，舅舅和舅母这样的事爷爷和奶奶那样的事姥爷和姥姥那样的事时有发生毫不奇怪。我想也就是人需要这样于是就做了。至于这其中有没有有多少历史的文化的乃至地域的或者更复杂的其它原因，我就难说得清。我认为大家只需注意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有一些微小差异就够了。 要很完整地讲舅舅的故事很困难。我最好删繁就简，概述一遍舅舅枪毙雪雪亲爸爸的事。讲这一段，主要是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她认为这段旧事里包含着相当深厚的人性意味。我看不出有什么意味，但却有义务讲它。我毕竟是雪雪的丈夫。 1）舅舅很快就和李慧兰结婚了。我从此有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舅母。 2）舅母坚决不要孩子。把怀上的也打掉了。在此后的八九年里，她一共打掉了三个孩子，后来干脆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开始舅舅还打过她，后来不知怎么就不吵不闹。自从有了雪雪，一家人变得和和气气的了。 3）镇反肃反，李学文都平安无事。五六年他突然叫一个仇人给告了。县委严令查办。舅舅当时是公安局副局长，回到家就跟舅母发脾气。舅母说：“我看咱们离婚吧。省得连累你。”舅舅狠了几回，终于舍不得洋学生。审案时，李学文罪行不少，杀过人强奸过妇女，解放初还伏击过土改工作队打伤了三名工作队员。这无疑是一个漏网反革命。但不知怎么回事，上级竟没有追查这反革命如何漏网的事。枪毙李学文那天，是舅舅带队执行。李学文在牢房里呼天号地大喊冤枉。见了妹夫跪在地上：“兄弟，我冤枉啊，我杀过小鬼子我有过功劳这你知道啊！”舅舅苍白着脸说：“功归功过归过。杀人抵命。我不能徇私枉法！”李学文愣一会就破口大骂妹夫也骂政府骂自己。舅舅哆嗦着指挥战士勒住李学文的舌头，押赴刑场。从公安局到刑场有三四里路。那会儿还没兴汽车拉着游街。几个战士轮班拖着打坠的李学文拖得尘土飞扬。沿途人不少，都一声不响地看热闹。李学文满脸冷泪喊不出声音。到了刑场一脚踢倒在土坑边上，舅舅一声口令小旗一摆，咔一枪李学文就脑浆迸裂窝进坑里。除掉了这一带最后一个大土匪头子。 4）据说舅舅回到家里大病一场。病好以后被上调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升任副院长。走的时候，两口子抱着李学文夫妇刚满月的女儿雪雪（雪雪妈是在李学文被镇压后的第十二天服毒自杀的）。 5）据说，那以后舅舅再没提过生孩子的事。 6）据说，那以后舅母再没说起过离婚的事。 7）据说，舅舅死后舅母痛哭了两天两夜一句话不说。慰问的人感动得无不落泪，为这对夫妻的深厚情意慨叹不止。 8）据说，舅舅死后的第二个月，舅母就搬回老家去了。 上边说到的这些，好象都是雪雪讲给我的。我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它的真实性。我估计大家也会有同感。 我觉得非说不可的是：舅母是我上一辈亲人里，也是我这一辈年纪稍大些的人里唯一的长着一口整齐的雪白牙齿的人。 这或许也是因为生活对每个人不太相同的缘故。 人们对于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看法不尽相同，原因或许仅仅在于人们生活地域的不同。说到生活本身，它于每个人差不多的。非要去寻找这不同那不同纯粹是一种自作多情的愚蠢之举。我曾不断自作多情而且继续有愚蠢之举。这毫无办法，完全是由生存空间决定的。当我昨天乘上飞机从北京返抵长春的一小时多一点航程中依眩窗眺望的时候，我越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切。道理何在我说不出，我就有这种感受你有什么办法？况且我也从未让别人跟我一样是不是？ MD82迅速爬高。几秒之间地面的一切就变得渺小。云象尘土一样弥漫了舷窗，湿漉漉的感觉来得真实而强烈。当机身平稳呈水平飞行时，我开始凭窗鸟瞰，于是我就想到了地域方面的问题。我注意到地面是一只扁圆的盘子。一条条白线宽宽窄窄将它切割成各种几何图形。绿灰黄三种颜色构成了它的基本色调。河流和山峦和平原只能凭借人的空间想象去确认。飞机在灰蓝的天空中飞翔犹如巨大而孤独的灵魂。无所依傍感和淡淡的零落感象稠蒙蒙的云雾一样时隐时现。嗡营营的机鸣使你意识到了肉体的存在。松软舒适的座椅使人在一瞬间设想跌落海水或沙滩的某种空旷的心境。我觉得我可以看到我的家乡甚至可以将这个世界尽收眼底。我就努力张望。我就失望。我看到的大地全无区别，飞机的移动丝毫不能改变大地面貌的相似。我于是开始怀疑自己的“地域说”。后来我从一位数学教师那里得知，在10000米的高度看地面，直线最远距离是358公里；最大面积是85000平方公里。由于阳光和大气尘埃的障碍，人的可视距离就相当可怜了，最大限度也不会超几十公里。这使我感到安慰，使我依然相信自己的话——虽然是我异想天开和一厢情愿。 为什么要讲这些混乱不堪的东西，连我自己也十分地莫名其妙。我猜我一定是企图说明什么或要由此引发什么。究竟是什么？大概就是为了接着讲雷同的故事并且以此来显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独特或者仅仅出自于一种变态的表达欲。 我无情地揭发了自己之后也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轻松。我就又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这个杂乱无章无法感人的故事了。 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个家族中，每个成员似乎都有故事。按理说我该讲爸爸和妈妈了。但我发现一讲到他们我就词不达意甚至忍不住要弄虚作假。为了保护自己可怜的诚实，我只好不讲他们。至于我大哥，我想他根本没有值得讲的东西，提起他我就心烦。这样一来好象还有一个姐姐好讲，而且还会引出一个人来，而这个人就是我前面说起过的那个朋友。 姥姥死的那天，我正在这个朋友家里下象棋，姐姐哐当闯进来。她气急败坏地拽我，“老疙瘩，姥死了。”我没理由不信，推开棋盘就跑。姐姐跟在我后面，一边哭一边叨咕一些话，我无法听清。 我看见姥姥靠墙坐着，一绺头发披下来，木梳还捏在手里。她大概正梳头就咽气了。我爬上炕叫她。 姥姥当时还没有死。我看见她缓过一口气，说：“老……疙瘩……”她还伸出手摸到了我汗湿的脸，然后她的头一歪，死了。我又一次感觉到姥姥的手又粗又大又硬又凉。我哭了，泪弄得我看不清什么。姐姐也哭，还搬着姥姥的头连声叫：“姥！姥……” 那天夜里，我和姐姐守在姥姥的尸体旁边。爸和妈去找人帮忙。我看见姥姥十分安静地躺着，跟睡觉时没什么两样。她依然十分高大。没有当年我想象的小脚。 姐姐始终哭。我想姐姐比我们所有人更孝敬姥姥。她哭得如此伤心合情合理。更主要的是，姐姐此时已经二十岁，她终于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人。她不能不哭。 我知道她正和我那朋友相爱。我那朋友和我同岁。我敬重他。我姐姐爱上他我十分高兴，我情愿叫他姐夫。他一直跟我姐姐叫玲姐，我姐姐叫他小弟。这个爱情并不特殊，却带点抒情色彩。 我说姥姥的死让姐姐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人，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那时我爸爸在县政府办公室当主任。造反派夺了权他就在家闲着。后来他开始紧张，因为有人在县委大院贴他的大字报。我记得我那时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只知道跟小弟下象棋看杂书打发日子。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我更不放在心上。我觉得这个家跟我关系不很大。说心里话，我看不起爸爸。究竟为什么？说不清楚。反正是有点看不起。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家来了一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爸妈象迎祖宗似的待他。我影影绰绰知道这人是县里一个司令部的总司令。他很客气也很傲慢。他请我和姐姐一块吃饭。我看看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门被我摔得哐当一声。晚上回到家，若不是妈妈拉扯，爸爸手里的炉钩子怕要刨漏我脑袋。 我看见姐姐趴在我的小炕上哭，姥姥坐在炕头叨叨叨骂人。我问怎么回事？姐姐只是哭。姥姥说：“你那混蛋爹要把玲子嫁人。”我问：“嫁给谁？”“嫁谁，就是今儿请的那祖宗。” 我觉得我要杀人，在屋子里转几圈就冲进正房。我说：“你们要把姐嫁给那小子，没门！” 爸爸骂了一句操你妈！说这事轮不着你管！妈也说你懂啥？我再吵，爸爸重操炉钩子赶出来。我跟姥姥说：“姥，你能帮姐。”姐一边叫姥一边更悲切地哭。 姥姥拍着姐姐的脑袋，恨恨地说：“有姥在有姥在。姥给你作主！” 事实是姥姥阻止了这个即将成功的婚姻。说阻止不如说暂时阻止了准确。 爸爸还是如愿以偿，进了革委会。姥姥死时，那总司令是革委会副主任。他一手张罗了姥姥的丧事。由于他，爸爸好象很扬眉吐气。我预感到姐姐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同时我更知道，无论姐姐小弟还有我，都将无所作为。二哥在家，或许能阻止他们，但二哥那时已成阶下囚。 果然，姐姐真就嫁给了副主任。距姥姥丧事两个月之后。 那天，小弟躲在我的小屋里。他傻子似的不说一句话。我看见他的眼睛没有光泽。我没安慰他，我无话可说。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操蛋的弟弟。我耳边响着姐姐昨天晚上绝望的哭声。我发现眼泪在无声滴落。这时候小弟终于哭了。我们俩就抱在一块哭。这很丢人。 以后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姐姐结婚半年的时候，副主任调走了。一九八三年，那副主任被捕入狱。姐姐办了离婚手续。回到故乡在火葬场当工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来长春却偏偏要回到一个亲人也没有了的故乡。我推测她是去找小弟的。而小弟这时候已经结了婚住在吉林市。他是在姐姐结婚后就离家出走并且一直再没回去过。今年秋天，我在长春车站看见了小弟。他告诉我他回家乡去给他爹送葬。他还告诉我他在火葬场遇见了玲姐。说到这里他就哭了。他身边站着他美丽的妻子。她一直东瞧西看，对小弟的哭无动于衷。我说玲姐死了，半个月前死的。小弟说我知道了我知……他说不下去，转身就走了。我喊他他也不回头。小弟的妻子跟我说：“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这个样子。”我看了她一会，说：“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撇下她走了。 到这个年龄，我已经不会哭了。虽然我心如刀绞，但我没哭。我知道哭与不哭都没意义。 我回到家里跟雪雪讲我在车站看见小弟了。说完我就再也忍不住，泪簌簌流下来。我一下子把脑袋埋在雪雪怀里。雪雪也哭了，轻轻搂着我轻轻抚摸我乱哄哄的头发。 我想我只能跟雪雪哭。我只能跟我的妻子哭。 讲别人我喋喋不休，讲我亲爱的姐姐我却如此简单。这使我感到对不起她。但我实在无话可说。我不知道姐姐的在天之灵是不是会原谅我。但无论如何，老疙瘩无话可说。而老疙瘩却误以为有好多好多话要说似的。 现在，我看着自己写下的东西，吃不准是不是该讲下去。我很有点心神不定。我就转回身看妻子。雪雪怕影响我的伟大创作，正戴着耳塞看电视。我也看电视。里边正播映“获奖歌手电视歌会”。我看见屏幕上一个小伙子正高举手臂挥来挥去眼睛挤挤眨眨，一会嘴张得老大一会撮成盆沿状。他也笑也严肃也轻佻也庄重。我听不见他的声音。我觉得这很叫人激动。我接着看见他双臂向上一伸，面目狰狞地伸长脖子嘴张得几乎和脸一般大。我发觉我的心猛一抽。我知道了自己心神不定的原因：我想起了我大哥。我一直回避说到我大哥，是因为大哥让我心酸让我痛苦让我欲哭无泪让我终生不得安宁。 我不知道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大家会怎么看我，更拿不准雪雪会怎么看我。这可能是我一直不敢讲大哥的最根本原因。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能把这些事带进坟墓，我应该把它说出来。 我认为：做为讲述人，我愿意让它充满悬念从而使观众听起来夜不能寐。但我不能违背事实，我至少要对我的大哥负责，对我尚存的良知负责。 所以我请大家相信这个故事是所有故事中最真实的一个。 说起来叫人难过。 大哥和爷爷长相差不多。他十多岁就长一张核桃皮似的面孔。他只是没胡子也不留小辫儿，否则真就是爷爷了。大哥比二哥大两岁，却没有二哥一半高。我长到十岁的时候，也已经超过他半头。他尖声尖气说话，这和他那张黑糊糊的老脸十分不协调。更不幸的是，他还傻乎乎的。直到二十多岁还要吃鼻涕。 在我的记忆中，大哥除了吃鼻涕的怪癖，还有一癖；晚上跑出去扒墙；爱看女人的花衣服。这无疑会给家人带来烦恼。 我刚记事的时候，大哥曾经攥一把土往我嘴里塞，我咬了他的手指头，差一点将他青筋暴露的手指咬断，血染红了他的手掌。我从此恨他，总找机会坏他。 大哥每天晚上差不多都跑出去扒院墙。家里的院墙让他扒倒了无数次。后来干脆就不修了。于是他就刨房根儿的土。这让他吃尽了苦头，弄得指头出血，疼得扯开嗓子尖利地嚎叫，搅得四邻不安。 不过大哥有时候还是很听爸的话的。白天他可以狗似地蹲在大门口看家，生人别想踏进我家门槛一步。他还能在我的监督下劈柴，他一边嘻嘻笑一边劈，能十分精确地把木头劈成均匀的小条条。引炉子最好用了。 七 有一回他闯了大祸，从此他开始走下坡路。 那天他竟有兴致上街闭走。他看中了一个姑娘身上的花衣服，先是跟在人家身后，走一会就扑上去扯。姑娘回头就看见他的老脸。他一边用力扯姑娘的衣服一面龇着黄板牙笑，涎水顺着他的嘴角挂下去。姑娘惊叫一声就晕了。如果不是行人揪住他并且揍懵他，他完全有可能将姑娘剥得一丝不挂。 祸闯大了。姑娘的父母找到我家，我爸爸妈妈赔着笑脸求情。最后达成协议：赔偿损失费50元。那年头钱很实，5O元直顶眼下200元用。我爸爸一个月工资才42.50元。无论如何这损失太大了。 这时候大哥还在嘻嘻嘻笑，嘴里不停顿念叨：“花衣花衣咧。”爸爸看他一会，走过去就抽他一个耳光。大哥尖叫一声土豆一样滚向屋角。二哥说：“爸，他傻你打他有啥用？”爸恶狠狠骂：“傻，傻还知道追女人！” 大哥就趴在地上尖声嚎叫。 后来爸爸就用绳子把大哥绑上挂进小耳房。大哥不哭反而嘿嘿嘿笑。有时候他把脸贴上门玻璃朝外张望，一看见鸡拉屎就尖叫着踢门，接着用大脑袋撞玻璃。 再后来大哥闹得凶了，爸爸就把他的手脚全都捆住，把人拴在柱脚上。除了吃饭，一会儿也不松开。这样就不必担心他肆意破坏耳房里的所有设施。但我们每天晚上就更难安静入睡了。他彻夜嚎叫，尖利的声音简直可以刺穿心脏。他还时常把屎尿拉在裤子里，弄得无法洗涤。 再后来爸爸就干脆不给他衣服穿。 他的皮肤非常粗糙松弛，肉皮皱巴巴耷拉着。生殖器茁壮得与身材不成比例。我记得我曾经和两个小伙伴用小棍拨弄他那东西。起先他还尖声叫，后来就嘻嘻笑，再后来就嗯嗯嗯哼，再后来那东西就一点点粗大直立起来跳动。这使得我和两个伙伴吓得狂奔。我想，这大概是我所受到的第一次性教育，它充满了恐怖羞愧和罪恶。 再后来大哥就快死了——他一直被关了二年多。 爸爸终于将他放出来。大哥变得老实多了。除了继续吃鼻涕以外，别的癖好似乎都没有了。这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年我十岁。 那一年，是1960年。大家都知道那一年是怎么回事。死的人很多，好象大部分是因为食物方面的原因。天灾人祸，历史可以忽略不计。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学习杨朔的散文，差点怀疑那年月里死的人都是因为有福不会享。 这是故事之外的闲话，我还是讲1960年以后的事情。 我家里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吃，这不准确。应该说有酒糟和苞米面混成的发糕有菜团子有豆饼。到了冬天，恐怕真的就没什么东西好吃了。 北方的冬天特别难熬。下过雪，风就把地皮吹裂了。肚子空，就更觉得冷。我们哥儿几个整天围着破棉被挤在炕头，只眼巴巴盼老子回来。爸爸总说：毛主席还啃窝窝头呢！咱老百姓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们都信爸爸的话，只是肚子饿得受不了。我想这值不得抱怨，我家的生活也许相当不错，否则一定会死人。这证明我们家的人会享福。 但是，我家遇到了灾难。灾难的性质不带社会意义，只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这也是造成故事平淡的原因之一。 灾难之一： 二哥不知从哪得到的信息。回家把我和姐姐叫到一块，说：“告诉你们，刮硝土能换钱呢。”这的确是一项十分叫人眼馋的事业。我们就找了一对土篮子一把铲子和一条扫帚。 天挺冷挺冷。地上没有雪。它们差不多都让风旋到洼地里去了。灰茫茫大地有雪沫和尘土贴住它滑动。我走起路来觉得非常吃力，但钱的诱惑使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二哥在风里边鼓吹刮硝的好处：可以换钱。知道么，换了钱咱们就可以买一只两只兔子和鸡。换得多，说不准能买一头猪呢。口水从我的嘴角淌出来，用祆袖子擦了。看看二哥，他的喉咙象是咽什么东西一滚一滚的。姐姐看着二哥，一副崇敬的面孔。 我们终于走上一块平坦辽阔的冰面。二哥踢一脚，一股白雾涌起，露出暗黑色的冰来。二哥说：“就扫浮在上边的白面，你们扫，我挑。” 那时我没曾想到过二十多年后我还会写小说讲故事，否则我会彻底弄清楚“扫硝”是怎么回事。当时只糊里糊涂地听二哥说把白面儿（硝？）收起来，放进大铁锅里熬成碱索。碱索就可以卖钱。我估计二哥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充其量知道把土碱面挑到人家作坊，换几分钱就是了。 打碱面并不轻松。看上去白花花老大一片，扫得腰酸腿疼也扫不满一筐。但我和姐还是坚持扫。扫满一副土篮子，二哥就挑它们回镇里。我看见二哥走得小心，两只手把着筐梁半点也不歪。从我们这到那镇里至少有三里路。可以想象二哥会累成什么样子。 我和姐留在野地里，顶着西北风扫土碱，四周平展展无遮拦，天都冻成青苍色。风把人的手刮出一道道血口子，血凝在手上，手就伸不直，我忍不住哭了，姐把我的手塞进她怀里暖着。两只手捂着我紫红的脸。待暖一暖，我仍旧咬着牙干活，我想象着，二哥换回一大把钱，然后买一个大兔子，然后回家，然后炖了，然后我吃个大肚蝈蝈，然后我就美美地睡觉。我就这样一边想象一边干活。 二哥终于回来了。他把手伸到我和姐眼前展开五指，大手掌上赫然趴着两枚二分的硬币。他的脸上挂着让人羡慕的笑。有热气从他的破皮帽子旁边飘出来。 我哇哇地哭了：“才四分呀？”我真想立刻回家去。姐擦我的脸，说：“四分也不少哇。五挑就两毛钱哩。”二哥说：“积少成多嘛，用不了半个月就能买三只兔子。” 就这样，二哥领着我和姐姐天天出去扫碱面，后来妹妹也跑来跟着干活。二哥只管挑。这样，每天可以换两毛四分钱。 那真是一段使我每回忆起就要激动要悲伤要痛苦要骄傲要糊涂的日子。这日子以二分硬币积累到166枚作为结束。这个时候妹妹病了。她病得很厉害，起不了炕。稍近一点的地方没有碱面可扫了，我们就停止了艰辛又充满希望的劳动。 二哥领着我在乡下的猎户手里买了两只兔子。我将它们背上，兔子毛暖着我。进了镇子，哥领我进小卖店，他转来转去转了一会就掏出所有剩下的零钱。 他问我：“老疙瘩，小伙子要心眼儿大是不是？”我说：“二哥，我啥都不要。别绕乎了。”二哥怪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就买了一件红花黄底的布衫。 妹妹这天精神一些，知道要东西吃。妈妈高兴坏了，二哥买了兔子回来她更高兴，乐颠颠收拾。 二哥说：“老妹儿看哥买啥给你？”他抖开那件小布衫。妹妹竟跳起来去抢。她几乎摔了。她穿上又脱下又穿上又脱下。 大哥不知什么时候溜进来，他嘻嘻嘻笑着。小妹连忙把衣衫压在枕头下面。 叙述到此，聪明的读者已经有预感：灾难之一肯定与大哥或者小妹或者花衣衫有关。 的确与大哥小妹花衣衫有关。我尽可能让它不带感情之类的东西。这是出于一种道德范畴的慎重的考虑。 事情就发生在当天晚上。一家人都被我们的劳动果实弄懵了，根本没预料到会有事故发生，吃过饭一家人就去睡觉。生活在这天变得十分美好。于是就出了事。 半夜的时候，姐姐的屋里传出一声让人害怕的叫声，那无疑是妹妹的叫声。接着是姐姐招呼小妹的声音，接着我们又听见了大哥嘿嘿嘿的笑声。接着我们都跑进姐姐的屋子。接着灯光下我看见妹妹牙关紧咬人事不省，姐姐正抱着她连声呼唤。接着看见大哥一边嘿嘿嘿笑一边撕扯那件花布衫，那布衫已经成了若干布条。我还听见他叨咕：“花衣真好看花衣真好看。”我还注意到他没有穿衣服，皮肤青紫色，生殖器冻得缩在黑毛草里抖动。接着我听见二哥大吼一声。接着二哥一脚就把大哥踢出屋门。二哥打大哥这是唯一的一次。 妹妹终于醒过来，尖叫一声从妈妈怀里挣出去，一边朝外跑二边喊：“给我衣裳给我衣裳！”二哥一把抱住她瘦小的身体。她又撕又挠，二哥的脸流出鲜血，但二哥坚持没松手。 很清楚，妹妹让大哥给吓疯了。 妈妈拍着炕沿哭得天昏地暗。爸爸骂一句什么叹一口气，他没哭。 灾难之一讲完了。现在讲灾难之二。这一回没有什么意外的变故。一切都顺理成章——灾难之一导致了灾难之二。 妹妹从此精神失常。她整天把她的几件衣裳抱在怀里，再不就是东塞西藏。最难办的是她总往外跑，曾经跑丢过四次。后来爸爸把妹妹送进洮南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秋天回到家却不见明显好转，只是不太往外跑了。 这本身就蕴藏了第二个灾难。 时间到了第二年冬天。这年冬天出奇冷。我无法形容冷到什么程度，它使人不敢出屋。这更预示着第二个灾难的发生。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雪不很猛烈的下午。我们好象突然间就发现妹妹没有了。于是大家就分头去找。一直到晚上也没找到。大家认为晚上也要找，不找到不行。 我已经冻破了脸，但我还是跟着二哥和姐一块出去。那时雪已经停了。道路上积雪不很厚。雪很疏松。月光下踢起的雪粉烟烟闪光。有几颗星很畏缩地明亮。风没有一丝。夜冷得十分干燥。如果没有找妹妹这事让人心焦，这无疑是绝顶美妙的冬夜踏雪行。我们自然没那种心境。夜空中不停迸发出我们呼喊小妹的声音。喊声可想而知异常干涩嘶哑悲愤。 我们就这样找了差不多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妹妹。那时候有一条月亮升起来。我们能看得遥远一些。我们看见一个白色小丘。我当时就说：“是妹妹。”真的是妹妹。身上盖了一层不太厚的雪。身体的某些部分露在月光下，是黑色的或是紫色的。 我没必要把气氛弄得悲悲戚戚，我只明确地告诉大家：妹妹已经冻死了。很明显，她怀里不会不抱着她的几件衣裳。那些衣裳很破旧打了补丁。同样显然，那件被大哥撕破又被姐姐连缀起来的花布衫也在这些衣裳之中。 总之，她冻死了。至于她为什么非要冻死在这片盐碱地里，我无法做出回答。 是二哥把她抱回去的。这之后的事情没什么可说的。 如果我的眼界开阔一些，心胸开阔一些，我就不会把这两件事说成灾难。平心而论，比这严重，值得哭的事多着呢。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煞有介事。 现在，我的故事终于到了结尾。前边讲的那许多，想来是在拖延时间。目的在于利用这段时间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最冷静地完成最后的故事，使全篇有一个完满的最后结局。现在我终于想好了，那就是把诚实贯彻到底。 我发现我恨大哥由来已久。我认为大哥害死了妹妹，我甚至怀疑他有一天会害我。我看得出来，全家人都有这个想法，只是没谁说。 大哥丝毫没有负疚之感，妹妹出殡那天他照样嘻嘻嘻笑，焦黄的大牙齿上粘着半透明鼻涕，涎水不断地从他湿漉漉的嘴角上流下。那天他格外兴奋，在人群里窜来窜去，一只猩猩似的发出没有内容的叫声。那天，别人不太好伸手打他。 自从妹妹死后，大哥每天晚上都要尖叫一直叫到黎明。白天他睡完觉就追逐日光下边群卧的鸡或者把雪沫鸡屎人粪扬得漫天飞舞。毫无疑问，家里叫他闹得没了最起码的安宁。家人好象变得激动不安，言行举止都有些神经质。爸爸和妈妈经常吵架，有时候交换耳光，一般都是你一个我一个十分公道。最温柔的姐姐有一回也用条帚抽破了大哥的耳朵。 后来我们一致同意将大哥重新绑起来关进小耳房。他依旧在里边吱吱叫。有一天他不叫了。看来，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又把他弄回正房。待缓过来依然故我。再关押再释放，再释放再关押。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熬到了一九六三年夏天。 这是个新旧交接时期的夏天。大家都知道第二年夏天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变得阳光灿烂，有饭吃有衣穿有肉吃有酒喝全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明年夏天与今年夏天会完全不同。我只预感到我们家今年夏天的运气有可能好转。我更预感到：能否好转将取决于我的行动。 这就越发接近了故事的结局。 行动的对象只能是我大哥。 这无疑是一个残酷可怕的选择，它可能给我的一生带来不幸。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种后果，也不可能想到。我没有一点替自己开脱的意思。事实就是如此。你们应该知道：那年我十三岁。对一个十三岁的傻乎乎的孩子，你要他怎么样呢？ 我告诉大家：我“杀”了我大哥。一瞬间的情境促成了它。 那天我去镇边的水泡子洗澡。就在我要爬上岸的时候，我看见了大哥。 这是黄昏。红色的太阳就要沉没。天空浸泡在桔红的云霞里。没有风。天空平静得和我的心一样。泡子里的水没有波纹和天空那样平静。有一只蜻蜓落在岸边的一棵草上，翅膀透出红色的光辉。大哥就在这个时候来了。 事后我想：如果他那时不来，如果不是在那样一个夏天，如果不是在那样一个夏天的一个黄昏。如果不是在那样一个夏天的一个黄昏的那个时刻，如果……我就不一定杀他。这一切只说明我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选择。 就这么回事。 大哥就站在岸边。我正在齐腰深的水里扑腾。看见他，我就游过河心那片有两人深的地方爬到了河的对岸。 我讨厌看对面那张奇形怪状的脸。我就边用裤衩胡乱抹着身上的水边盯着水看。那会儿太阳几乎不见踪影了，却奇怪地把一抹玫瑰红和金黄色零零碎碎地撒了一河面。那会儿的河真美。那会儿我还是个屁事不懂的毛孩子，按说根本就不会明白什么叫美不美。可那会儿的河真的很美。所以我认为有的美是个人就懂。 大哥也懂。因为我听见了河对岸发出的笑声。 “花衣裳好看真好看。”他叨咕一阵。又笑。眼睛和我盯住的绝对是一个地方。 我盯一会儿河，再盯一会儿大哥。我希望大哥死。就在这里死。奇怪的是我想这些可怕的念头时心里一点也不紧张也不害怕相反十分平静。 “花衣……”大哥又叨咕着嘿嘿着。 “花衣裳！花衣裳！”我也冲他冲河里喊。 “花衣……” “花衣裳！快！花衣裳！” 我们俩就这样一唱一和一喊一应了二十多遍。我希望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大哥仍嘿嘿笑着叨叨咕咕着，却让自己的身体一摇一摆地挪到了水里。这一年大哥差不多二十二岁。他头一回象他那个岁数的人那样精确地明白了我的心思。他一边朝水里走一边还冲我叨咕花衣真好看真好看。水漫到了他的腰漫到了他的胸。很快，水面上就只露出他那颗丑陋的脑袋。我知道就要发生什么事了。我兴奋起来，用更加声嘶力竭的嗓子冲他继续一声一声喊：“花衣裳！花衣裳！花衣裳！” 直到我听见了大哥的一声尖叫和噼噼叭叭的击水声，直到我看见大哥那颗硕大的头颅在紫红色的水中冒了几次，细小的手扑打着紫红色的水面，水花闪着紫红色的光芒，同时水面传来没有节奏的清脆的响声。我才突然抓起背心裤衩疯狂地拼命地跑。一连摔了几跤。我就哭起来，我就一边哭一边兔子一样奔驰。 回到家我什么也没说。家里人也没问我看见大哥没有。事后我想，如果当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问我，哪怕是问与大哥毫无关系的话，我也会告诉他：我杀了大哥。然而没人问我什么。到了夜晚也没有谁问起过大哥。 第三天中午，泡子里漂起了大哥肿胀的尸体。那是一具脑袋占了全部身长四分之一的一米多长的尸体。露出水面的那片肚皮上，落着一些苍蝇。 就这些。 我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如果说还有一些我刚刚提起又丢下的故事和人物，我已经没兴致讲了。无论如何，故事到这里必须结束了。 如果说我自己还有什么想法，那就是恳求大家等一等再说话。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关于结构处理方面的问题。巴乌托夫斯基先生的那段话我原本是放在最后的，但现在我把它搁在题记的位置上了。我这样干是出于对自己的偏见的修正。也就是巴乌托夫斯基先生的话太有道理而我太没道理。我发现自己太偏狭太小家子气太那个。 最最后我还想说一遍我说过无数遍的那句话：生活对每个人不太相同。 这句话是不是说得太轻松了？ 值得怀疑。 （原载《中国作家》1987年第2期）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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