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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进取一生
仁义是一把双刃剑
刘备携民渡江
征服人心的三个步骤
城府有多深
识人的境界
凭什么一身领袖之气——曹操
法治亦有情
平等用成绩说话
惟才是举
诡、诈、邪
应变大师
非凡人格
显贵出身掩盖下的昏庸无能——袁绍
无义
无断
无情
无智
官渡败绩
无德安得天下——董卓
骁将·叛徒·小人——吕布
江东可以安睡矣——孙权
务实的大局观
明智的人才策略
孙仲谋的三大弱点
走下神坛的诸葛先生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1）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2）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3）
军师的驭将之术
妙计源于长期缜密的统筹计划
充分认识到军事秘密的价值
功亏一篑失在用人（1）
功亏一篑失在用人（2）
功亏一篑失在用人（3）
对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1）
对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2）
对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3）
关羽迟早要误大事
千里走单骑暴露出的性格弱点
道家和兵家的混合型人才——司马懿
魏延的性格与悲剧
另类个性怎能不遭非议
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
大象逐中的制胜秘笈
全局观与决策法
竞争对手分析
上方谷
结盟
保密
树立信心计划充分
大胆授权
沟通与协调内部关系（1）
沟通与协调内部关系（2）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妥善安置有关人员的家属
后记
前言
《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各个政治集团间的斗争以及魏、蜀、吴三国发展、壮大直到被晋统一的全过程，历史跨度大约一个世纪。涉及面广、历史跨度大，对各个集团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一一记述，描写还大量触及三国人物的军政谋略及内心活动。从领导学、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书中包含了许多丰富、生动的内容，有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当代具有本土特色的领导学、管理学处在初创阶段，然而不必从零开始，因为我们有《三国演义》这样的文化宝库可资借鉴。正所谓“大海不择细流，能以就其深”。
然而，近些年来，这一点被一些人看到后，《三国演义》突然变成了企业管理的杂烩汤，什么“水煮”什么“麻辣”，各种烹饪方式无非是“戏说”的变种而已。不知读者在看过这样热闹非凡的闹剧以后，笑完会不会还有胃口，再用尊重原著的三国文化研究著作来正本清源。
自晋朝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了三国历史之后，三国故事就在民间以多种文学形式广为流传。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前代史书、杂记、平话、戏曲等的基础上，发挥他的政治、文学和想像天才，创作《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从问世至今，名播海内外。国外工商界甚至出现了“三国热”。可以说，《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其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流传之恒久、影响之深远，是我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珍品。
一方面，《三国演义》是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心理的沉淀物。其成书之前三国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上千年民族文化的反复积淀。作为知识分子的罗贯中，其创作意向本身就渗透着这些文化意识。
另一方面，《三国演义》问世后，其体现出的政治观、伦理观、是非观和价值观得到了大范围的程度不同的认可和接受，小说的政治意向和心理意向反过来又强化了相应的民族心理。
由于这两层原因，本书对《三国演义》中有关人物和事件的综合剖析，实际上超越了文本的范围，从一定角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对民族性格剖析的尝试。
要对《三国演义》中的有些领导与管理经验给予深刻总结，就必须剖析相应的民族心理，因为民族心理制约着相应的人物活动，构成了人物角色的深层思维方式。总结领导经验和剖析民族心理实际上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本书在有些地方试图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以鉴当今。各行各业的管理者，从事领导学、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工作者，以及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的爱好者，更不用说广大的“三国迷”，希望都可以从本书中得到一些启发和阅读的乐趣。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分析的对象是《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
《三国演义》情节生动、故事完整、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彻底抛开《三国志》是为了避免历史与小说不相一致时的无所适从。本书有叙述、有分析，叙述也是为了分析，对人物的道德评判持谨慎态度。
本书所依据的蓝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三国演义》，所引用的文字和情节均忠实于原文，只是对其中的标点有部分改动。考虑到读者手中《三国演义》版本的不同，本书所引原文只注回数，不注页码。
作者水平有限，某些观点的错误和偏颇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
序
《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人们欣赏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大多数读者也由此认识和了解了东汉末年至西晋统一这近百年的历史，《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作为历史小说的久盛不衰的魔力。近些年来，随着各类管理技术的精细化和海外企业界对《三国》的重视，国内的三国研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人们的眼光已突破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努力开掘蕴涵于其中的管理学、领导学经验和谋略智慧，并试图指出这些经验和智慧对当今社会生活某一侧面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一切，都是极有创意的工作。
对《三国演义》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的内涵？十七年前，中国思想大解放的帷幕开启有年，青年学人从各个领域率直阐发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见解，在西安就读研究生的冯立鳌经学界前辈的悉心指点，带着对社会生活的细心观察和真知灼见，走进了《三国演义》的世界，写就了论析“三国”制胜谋略的论著，并以此在出版界、学界和市场上大获成功。1997年，冯立鳌总结他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心得，写了《〈三国演义〉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学》，明确表达了他对《三国演义》内涵的一种新认识。
我赞赏冯立鳌同志把《三国演义》当作历史文化著作和哲学著作来读的新认识，并赞赏他在《三国》研究中对这一方法的开创性运用。作者以文化的心态捕捉文化现象并安排体例结构，以哲学的视角去审视历史、提升事理，把《三国》研究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属于当代学人赋予《三国演义》的新的生命力。
全书将《三国演义》作为民族心理的沉淀物来看待，因而在许多地方涉及对某一社会阶层和对民族心理的剖析。如从儒、老思想影响熏陶方面入手，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状况，深刻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较强的知遇感、依附性、自尊心及追求超脱的“归隐”心，分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现。又如对魏延与孔明二人矛盾是非的分析，注意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大背景中，上升到对民族群体意识的解剖分析。既肯定了在二人是非关系中孔明总体上的失误，又不把这种失误完全归咎于孔明个人，认为孔明的失误反映出了当时民族意识中的一个重大缺陷，从而认为“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这是极为发人深省的结论。
为了分析的需要，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新方法，对人们异常熟悉但不曾注意的问题进行新视角的观察，这种观察本身及其所得结论均给人以开阔视野、深化认识的感受。比如书中借用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的某种方法分析曹操人格的类型，使对曹操的分析提纲挈领，抓住了根本。书中借用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心理理论，又摒弃了其中以“利比多”为核心的思想，专门用一个篇幅分析《三国演义》中人物潜意识的活动及人物之梦，以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人们能看到杨修从曹操“鸡肋”口令中揣测其不久退兵的合理性；能看到刘备在“煮酒论英雄”时巧借闻雷来掩饰潜意识之“泄密事件”的应变能力。另外，魏延在孔明临终前梦见自己头上长了两角，如何反映了魏延长期受压抑而萌生的反抗心理，书中都有令人叹服的论证分析。
全书分析了刘备以仁为本的处世方法，分析了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式，也分析了司马懿“知雄守雌”、以柔克刚、以“不争”而取胜的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思维方式，并明确地比较了不同思想流派在政治实践上的所得所失，形成了政治哲学的新视角，也对中国哲学的分析增加了实践评判的内容。另外，作者系统扫描三国故事，升华出对待现实矛盾的十种处理方式，使哲学上的矛盾分析方法更具体、更形象。
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要靠当代人体认和赋予。冯立鳌对《三国演义》赋予了哲学的、文化的内涵，带着当代人的现实问题去思考它、破解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类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百宝囊”去搜寻例证。引导人们对《三国演义》作形而上的系统思考，这种方法应该是独创的。由于该书能给读者以理性的深层启迪，又未侵占人们的想象空间，因而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由此我相信读者的鉴赏力和市场的公正性。
该书若能对《三国演义》所反映的各个政治集团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作出更进一步的宏观上的把握和分析，对论析人物的选取若能更全面些，则能使读者对各个集团战略问题上的所得所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我期待作者在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的领域作出更大的建树，能不断写出更精彩的篇章。
李明华
2005年7月10日
进取一生
刘备少时就“素有大志”，常与乡中小孩戏于家门前桑树下，说：“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第一回）以此引起了他叔父的惊异。他二十八岁起兵，至六十三岁谢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进取心。
刘备是一位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理想的领导人，仅在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时才用言语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他初访诸葛亮而未遇，遂向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说：“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第三十七回）后在隆中面遇诸葛亮，诸葛亮提出“愿闻将军之志”的要求，刘备慨然对答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可见，刘备的理想就是要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施展才能，治国安邦。刘备一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刘备投靠刘表后，刘表待之甚厚，生活安逸，久无战事，一日与刘表共语时起身入厕，见自己因久不骑马奔驰疆场，胯下长了肥肉，即所谓“髀肉复生”，不觉潸然流涕，入席后刘表怪问其故，刘备长叹曰：“备往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骑，髀里肉生。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第三十四回）安逸的生活并不能使他舒心，因为这种生活不是自己的理想目标，反而是对目标追求的延误，不由悲从心来。针对此事，曾有诗曰：“忽感胯下髀肉肥，落下几滴英雄泪；久违沙场无功业，舞乐声声葬刘备”。对这一点，刘备看得非常清楚。刘备只能靠功业起家，没有功业，就没有刘备！
刘备在夫人死后去东吴招亲，其时孙权集团对刘备占据荆州一直耿耿于怀，想夺之又无计可施，刘备与孙权之妹在东吴成亲后，周瑜、张昭一伙建议孙权说：“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第五十五回）这实际上是要将刘备软困于吴中，以美色享乐为诱因，使其丧失心志。但当赵云报称曹操起兵五十万，杀奔荆州，要报赤壁败兵之恨，情况甚是危急时，刘备终于说服孙夫人，配合默契，历尽种种险阻回到荆州。如果没有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很难设想一个人能放弃这样的享乐生活。
刘备不乏远大的理想和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但他却时常把这种理想与精神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富有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他出身贫贱，没有上层的社会基础，起兵后又一直势单力薄，生存于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时时得依附别人，于是，他在言论上不敢直接表达自己，曾经和刘表谈得投机时酒后失言曰：“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只此一句，事后尚十分后悔（第三十四回）。他将大志埋藏于心，埋之愈深，追求愈强烈。在行动上，他一直不敢公开打起自己的政治旗帜，生怕目标过大，招来祸害。他一直想在群雄纷争之世得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陶谦让徐州时他再三推托，吕布到徐州投奔他时，一见面他就虚意让位，刘表让荆州他不敢接应，出兵攻刘璋时他犹豫不决。这种二重性格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是：当他在朝廷依附曹操、暗地里和董承等人结成反曹联盟、伺机发动政变时，他却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作韬晦之计；当曹操饮酒间告诉他：“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尊称刘备之称）与操耳”时，他以为韬晦之计已被识破，惊得手中匙箸落于地上，恰逢窗外雷声大作，他从容拾箸掩饰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第二十一回）他胸有大志，但在行动上却尽力表现为胸无大志。当他占领西蜀、夺取汉中后，势力雄厚起来，才稍微改变了这种二重性格，说话办事挺起了腰杆。
仁义是一把双刃剑
刘备的思想体系属于儒家，他在领导观上以仁治为本。他在政治、军事、情感、生活等各方面广施仁义，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自己的政治集团具有明确的目标定向，二是保证了自己政治集团的稳定性，三是使自己在下层社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刘备以此作为领导集团军事目标的定向标准，就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不像吕布、袁术集团那样，以眼前一时的物质利益为转移，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取舍，从而保证了自己良好的政治声誉。
同时，刘备在领导观上以仁治为本，这就把集团内部的感情联络摆在了首位，保证了集团内部的关系和谐。刘备和关、张一相识，就结为异姓兄弟，使他们的关系蒙上了浓厚的手足亲情色彩，生活上与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刘备在某些场合就座时，关、张则终日侍立不倦。与关羽有至厚私交的张辽曾问关羽：“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如何？”关羽回答说：“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第二十六回）刘、关、张三人的关系，确是集儒家倡导的朋友、兄弟及君臣间的信、悌、忠三层关系于一体的，这种关系的多重性、密切性、无间性及恒久性是不多见的。由于刘、关、张三人是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因而他们间的密切关系保证了刘备集团的持久稳定性。
刘备是三国时期最善于联络感情、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领导人，如他和赵云的交往就很典型。赵云是当时武艺超群又办事精细的第一流将才，刘备在起兵不久帮助公孙瓒攻袁绍时初次与赵云相见，就甚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及与赵云分别时，执手垂泪，不忍相离。当赵云表示自己认公孙瓒为主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时，刘备感叹说：“公且屈身事之，相见有日。”（第七回）洒泪而别。虽然公孙瓒数次推荐刘备，有恩于他，但他让赵云“屈身事之”，显然是同意赵云对公孙瓒的看法，认定瓒将来成不了气候，但又不好挖恩人手下的人才，只好与这位少年将才联络感情，等待“相见有日”。刘备在出兵帮助陶谦抵御曹操前，曾去公孙瓒处借兵，当公孙瓒答应借他马步军两千时，刘备进一步要求：“更望借赵子龙一行。”曹操退兵后，赵云辞行，刘备仍是执手挥泪而别。刘备在投曹操期间，听说公孙瓒为袁绍攻破，自缢身亡，他为公孙瓒伤感，同时又惦念着赵云，于是暗自下定了脱身离曹的决心。后来，刘备几经辗转，找到了赵云。赵云见了玄德，滚鞍下马，拜伏道旁。刘备对众人说：“吾初见子龙，便有留恋不舍之情，今幸得相遇！”赵云表白心意说：“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称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也。”（第二十八回）后来，赵云成为刘备集团中的骨干，刘备视之为几与关张并列的心腹爱将。刘备临终前，又单独嘱咐赵云说：“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赵云则哭拜于地表示说：“臣敢不效犬马之劳！”（第八十五回）刘备在与人交往中的仁者之风，常常能打动对方的心弦，引起对方感情深层的激荡，而这是其他领导人所不可企及的。曾一度投降曹操的关羽，魏方虽然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力拉拢收留，但关羽一知道刘备的下落，终归拜别曹操，回到刘备身边，和刘备邂逅相遇的徐庶，被曹操诱骗离去，临走前竟向刘备表示：“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第三十六回）后来徐庶也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刘备以仁为本的领导观，还导致到他能更多地赢得社会各界，尤其是下层群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初做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时，督邮巡视至县，便有五六十个老人在督邮面前替他求情说话。陶谦让徐州，刘备谦意推辞，徐州百姓则拥挤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刘备被吕布击败投靠曹操途中，投宿于青年猎户刘安之家，刘安一时寻不到野味，乃杀其妻以献食。刘备在曹操的大举进攻面前，从新野、樊城败退，两县之民一同表示：“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江。因曹操追兵将至，众将劝刘备弃却百姓先行撤退时，他道出了心腹之言：“举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四十一回）刘备就是时时以儒家仁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从而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
刘备携民渡江
儒家的仁治思想虽使刘备在领导工作上受益莫大，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儒家的“仁”是主张爱有差等，这就导致刘备在处理集团内部的关系时，有较明显的亲疏之别。比如刘备在决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时，在义子刘封和亲子刘禅之间要选择其一，当他征求军师诸葛亮的意见时，诸葛亮答道：“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第七十六回）这样的大事，诸葛亮竟然觉得难于参与，只好投了弃权票。以诸葛亮的态度中可以揣测，在事关“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就算崇尚“仁”的刘备，也难免受非常复杂的情感因素所左右，孔明“推”得实在高明，尽显微妙。又如刘备自领益州牧时，同时封关羽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征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六员虎将均封为将军，但其中惟有关羽、张飞另加侯爵，连赵云这样的心腹爱将亦不能与关、张平列，而给官员的赏赐又是按等级差别给予的（见第六十五回），这就不难见其亲疏之别。这种不能平等对待部下的领导方式很容易带来消极的后果，仅仅由于刘备在人际关系上的倍加殷勤才侥幸补偿了这一局限。
其次，仁治思想在领导工作上的另一种消极影响是，当领导集团变得庞大时，主要领导人不可能和每一成员保持“食则同桌，寝则同床”的交往，感情联络稀少。从而，曾经促使集团发展的方式会变成限制集团发展的方式，甚至有些旧部可能会因感情联络变得稀少而产生怨情。比如蜀中豪杰彭羕在刘备攻西蜀途中，进一言救了刘备数万人性命，受到重用，但刘备称帝前，彭竟因刘备待他昔厚今薄而背地辱骂，并企图联络孟达，挑动马超谋反。蜀国政权的上层人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刘备收川前四方征战长期跟随的骨干，其二是收川过程中刘璋手下的降将，其他来源的官员极少。儒家的仁治思想，导致庞大集团内部的封闭性，窒息了领导集团的吸收功能，以至使西川内外的再生人才无法跻身于领导集团，发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可悲情形，这不能不说与刘备贯彻仁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最后，仁治观念常常与刘备实现目标的政治手段发生矛盾，使他多次丧失实施目标的机会。他的目标是要占据一方，积蓄力量，伺机统一全国，实现这种目标的政治手段，特别是军事行动是残酷无情的，但仁治观念却要求以仁爱之心待人，尤其是对刘姓同宗更要以礼相待，关爱有加等，这样，目标要求和手段要求常常把刘备陷于两难的境地。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就要残酷无情，不仁不义，这是刘备所不愿意的；而完全选择仁义的手段，又实现不了目标，这也是刘备所不愿意的。每碰到这种情况，他多是采取折中的方式，以迂回的手段实施目标，但这往往使他失去许多直接达到政治目标的机会，使本集团的发展走着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比如，刘表多次提出自己死后让刘备作荆州之主，但刘备却认为，“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第三十九回）曹操大举进攻新野小县，孔明建议夺取荆州安身，以拒曹操，刘备又是不忍图之，并声言：“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第四十回）刘备携民渡江之时，众将一再劝他弃百姓先走，他认为“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第四十一回）结果被曹操追兵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妻小都未能保全。又比如，当刘备攻取西蜀的时机已成熟时，他却一再推托说：“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庞统建议他与刘璋会面时，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唾手可得西川，他却认为：“季玉与备同宗……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并指责庞统：“公此谋，虽霸者亦不为也。”（第六十回）他最终虽以军事手段夺取了西蜀，但迁延日月，折兵损将，尤其是副军师庞统阵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备夺取汉中后，众将欲推他当皇帝，他认为这太不符合为臣之道，坚持不干，只接受了孔明关于暂时为汉中王的折中方案。及至曹丕篡位，蜀中大小官僚又上表让他即皇帝位，他看罢吃惊道：“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经众官再三劝说，他才表示：“吾非汉昭烈帝刘备像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第八十回）从这些情况可以明显看到，仁义观念在许多关键时刻常常成为他实施政治目标的心理障碍。
刘备的仁慈更多地属于一种手段。他曾对庞统说过：“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策六十回）他的仁治最终是服务于其政治目标的，在特别关键的时候，他根本不讲仁慈。关羽被东吴攻杀后，刘备一定要出兵东吴，替兄弟报仇，赵云劝阻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答道：“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第八十一回）张飞手下叛将范疆、张达因故刺杀张飞逃入东吴，更坚定了刘备报仇雪恨的决心。进军前期，一路顺利。糜芳告诉傅士仁说：“蜀主宽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国戚之情，必不肯加害。”（第八十三回）商议好后，杀了马忠来投刘备，这时，刘备并没有讲仁慈，他在御营设下关羽灵位，令关兴将糜、傅剥去衣服，跪于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孙权有心求和，令人绑缚范疆、张达送至刘备，刘备设下张飞灵位，让张苞自仗利刀，将范疆、张达万剐凌迟，祭张飞之灵。可见，在刘备心灵深处，打仗，当皇帝，更多的是从一己之私考虑，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并不讲仁慈，甚至会采取异乎寻常的残忍手段，因为仁治并不是他实施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
征服人心的三个步骤
作为一名领导者，刘备重仁义，重感情，有征服人心的独到方式。他在关键的时候往往技高一筹，能发掘出人的内在驱动力以掌握之，即使在他不能控制某人的时候仍能掌握其人的内在感情活动。这里应提到的有三个情节。
其一，徐庶作为刘备的军师，几次用计打败曹兵。曹操捉住了徐庶的母亲，以假书信诱骗徐庶离开刘备到自己一方去，刘备一听到徐庶要离开之言，遂即答应，一面安慰徐庶离去后不要挂念自己，一面放声大哭，并请求再聚一宵，来日饯行。饮酒间，刘备对徐庶说：“备闻公将去，如失左右手，虽龙肝凤髓，亦不甘味。”二人相对而哭，直到天明。第二天，刘备与徐庶并马出城，送至长亭分别时，刘备举杯对徐庶说：“备分浅缘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刘备在此向徐庶所说的“新主”，正是刘备的主要政治对手曹操。一个人为了成全朋友的孝情，竟心甘情愿让朋友去为自己的敌人服务，这真让徐庶感动万分。那么，作为这个朋友，怎能心安理得地为昔日的敌人服务以伤害成全了自己孝情的朋友呢？徐庶良心触痛，于是当面向刘备哭诉：“某才微智浅，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实为老母故也。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第三十六回）徐庶去曹操处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即使在随曹操下江南，看到了火烧赤壁的前景，明知自己会受危险时，也没有说破孔明、周瑜和庞统他们的计谋，只是借口离开作罢。
其二，刘备在徐州被曹操击败后逃走，关羽因不知刘备的下落，暂时投降曹操，后来，刘备在袁绍处知道了关羽的所在，即修书一封：“备与足下，自桃园缔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违，割恩断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第二十六回）关羽看书后，触动旧情，放声大哭，向使者当面表示不背旧盟的决心，并回信表示：“羽但怀异心，神人共戮。”果然他挂印封金，辞别曹操，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回到刘备身边。在这里，关羽是否在曹营猎取功名富贵，是刘备所管不了的，何况，关羽取功名，图富贵，并不非要刘备的首级才能成全功，刘备在书信中所以要这样写，就是故意要刺痛关羽的感情，让他在曹营得不到内心的安宁，赶快前来相会。
其三，刘备临终前，在永安宫传旨召诸臣入殿，写了遗诏，托孤于孔明等，孔明等泣拜于地，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说死前有心腹之言相告。当孔明问有何圣谕时，刘备泣告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皇帝生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临四川奉节白帝城终又托付军国大事，这已使孔明感激涕零，现在又提出愿将自己一生创得的江山拱手相让，这怎不摧动孔明肝胆。孔明听罢刘备的心腹之言，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说：“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罢，叩头流血。事实上，孔明若有二心，在刘备死后取代刘备嗣子刘禅的皇位，是蜀中任何人都毫无办法的，而这正是刘备的担心所在。刘备对孔明的忠心并不怀疑，但他为了更有把握地掌握孔明，临终前有意说出此语，同样是要让孔明良心触痛，保证以后绝不萌生他念。值得注意的两点是：第一，刘备与孔明的对话是当着众人之面，刘备当着众人的面让孔明取代刘禅，实际上是逼孔明当着众人的面表态。若以后孔明果生二心，必然至少会遭到众将的谴责。第二，刘备临终前还单独嘱咐赵云说：“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赵云的忠贞是刘备所放心的，同时，赵云的武略蜀国无人匹敌，嘱咐赵云“看觑吾子”而不言“听丞相之言”，实际上是对孔明起一种监督作用。
可以看到，刘备这种征服人心的独特方式有三个步骤：第一，深化感情，造成私人感情的浓烈气氛；第二，若无其事地提议对方去做伤害刘备的事情，这时候，实际上是把对方引入充当不义角色的精神境地，使对方良心触痛，内心不得安宁，形成情感反差；第三，由于对方情感反差的幅度过大，心理无法承受，为了解脱，对方就做出决不伤害刘备的保证。在三个步骤中，刘备只做前两步，重点安排第一步，第二步只轻轻一点，第三步由对方完成。
与这种征服人心的独特方式相类似的，是刘备在失败时善于安抚众将，消除部下的怨情，鼓动部下悲愤之士气。曹操与袁绍官渡、仓亭之战方结束时，刘备领数万人进攻曹操的许都，曹出奇兵击败刘备，刘备领残兵千人狼狈逃至汉江沿岸，聚饮间，刘备感叹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第三十一回）诸将掩面而哭。刘备手下有第一流的将才，但却一再地打败仗，无以建功立业，他惟恐大家对他这个领导人产生怨恨情绪，离他而去，于是说了这番话。首先，他充分肯定了部下的才能，其次，他把失败的责任归及自己，甚至不提及客观原因，指出是他连累了大家，最后他让大家离开他去投“明主”，以达到获取功名的目的。使众将感动的是，领导人在失败后仍未看轻他们的才能，并且把责任全部承担，尤其是，领导人能在失败后的隐痛中仍然考虑众将建立功名之事。而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这样的领导人还不是“明主”吗？这样的“明主”哪里去找？于是，众将为能跟随这样的明主而幸庆，为有这样的失败而不平，为自己的领导人受到这样的委屈而悲愤，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喷发于心，无法表达，大家掩面而哭，此时可谓众人一心，同仇敌忾。
如果认为刘备把失败的责任归于自己，实在是一种误会，因为刘备仅说到是自己“命窘”的缘故，责任并不在自己本身。实际上，在刘备的话中，众将没有责任，刘备没有责任——谁也没有责任。既然谁也没有责任，如何能让领导人独自蒙受委屈呢？于是大家哭了一阵后，关羽劝刘备道：“兄言差矣……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孔乾也上前劝说。至此，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打了败仗后不是领导人安慰众将，反倒是众将安慰领导人，这正体现刘备领导方法的高超之处。
城府有多深
刘备长于权谋又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含而不露，他的计谋常使人既意料不到，又不易识破，因而他被人们称之为“枭雄”。
刘备被曹操荐为豫州牧，屯小沛时，曹操曾兴兵进攻袁术，兵至豫州界上，刘备引兵来迎，二人在军营中相见后，刘备向曹操献上首级两颗，操惊问是何人首级，刘备答：“此韩暹、杨奉之首级也。”并告诉曹操：“吕布令二人权住沂都、琅邪两县，不意二人纵兵惊民，人人嗟怨。因此备……使关、张二弟杀之，尽降其众，今特来请罪。”（第十七回）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刘备杀过许多人，为什么偏偏杀了韩暹、杨奉要献首级于曹操，表示请罪？第二，既然杀后请罪，大概总有不当杀之处，杀了不当杀的人，私下了结罢了，为什么一定要让曹操知道？原来这里大有文章。李傕、郭汜在朝廷作乱后，汉献帝一度落入杨奉、韩暹之手，曹操确定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针，保驾来朝，杨、韩与曹有隙而出走，在曹移都许昌的途中，二人攻曹失败而投袁术，又因袁术轻之而投吕布，为虎作伥。这就是说，杨奉、韩暹过去是曹操的仇敌，目下又是吕布的爪牙，刘备杀了杨、韩，是为了剪除吕布的爪牙，献首级于曹操，是为了取媚于曹，并在吕布追究时得到曹的保护。但刘备献首级的真实目的实在不好说出，于是只说他们“纵兵惊民，人人嗟怨”，献首级是来“请罪”，曹操当即表示：“君为国除害，正是大功，何言罪也！”并给刘备以厚奖。这样，刘备不多言语，恰到好处地达到了自己的多重目的。
刘备投靠曹操时，操一时兴起，曾邀刘备煮青梅酒以论当世英雄，当操一再请刘备指出当世英雄时，刘备先后指出过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人，这里，刘备没有说出三个人，一是马腾；二是刘备；三是曹操。按说，马腾与韩遂曾结为兄弟，当时为西凉太守，兵强马壮，一提到韩遂必然会想到马腾。刘备为什么不提马腾呢？原来刘备当时已和董承、王子服、马腾等人私下结成了反曹联盟，有了患难关系，提出马腾，怕引起曹操注意马腾，挖出马腾，连带出自己。刘备为什么不提自己呢？因为按曹操的观点，凡英雄都是“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第二十一回）英雄当是不甘屈居人下者，刘备若自称英雄，那就等于表明自己不甘久居曹操之下，这必然引起曹操对他的警惕，那自己非但永无出头之日，还将有性命危险。事实上，刘备当时学圃种菜，作韬晦之计，正是有意向曹操表明自己胸无大志，让其放松对自己的警惕。刘备曾献媚于曹操，为什么此时不指曹操为英雄呢？原来，曹操作了汉丞相后，朝廷大权在握，皇帝徒有虚名，虽则如此，曹却最忌别人议论自己有篡逆之心，刘备若指曹操为英雄，就等于指出曹不甘久居相位，这就会触痛曹操，必遭曹操嫉恨，这是刘备绝不愿干的。不提曹为英雄，等于向曹表明，刘备眼中的曹操是安守本分、忠于职守的。
曹操打败袁绍后，刘备联络黄巾残部刘辟等从汝南进攻曹操许都，被曹分兵击败，时关羽、张飞、赵云均不在身边，刘备与刘辟引千余人逃跑，不想刘备被曹操大将张郃、高览前后拦截，两头无路。这时，刘备仰天大呼道：“天何使我受此窘极耶！事势至此，不如就死！”（第三十一回）就欲拔剑自刎，刘辟慌了手脚，表示他将死战相救。刘辟前与高览交锋，却被高览砍死，刘备正要自战，亏得赵云冲阵而来，刺死高览，救了刘备。为什么没有刘辟时刘备准备自战，而刘辟在时刘备反要自杀？难道与刘辟合力作战不比自己一人自战更有把握么？原来，刘备要自杀是假，他本想让刘辟出战迎敌，怎奈刘辟不是自己部下，此话不好说出，同时也不知刘辟是否愿意为自己解救危难，于是他佯作自杀之状，请刘辟或逼刘辟出战。刘辟作为一员武将，若让刘备自刎于自己面前，实在太不光彩，于是表示拼死相救。刘备临阵没有让刘辟出战之言，却比任何言语的鼓动作用大得多。
顺便应提到，刘备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但在他的性格中渗透着许多道家的思想。道家主张人应该柔弱处下，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见《老子》第八章、第二十二章）刘备在创江山的过程中，常常显得甘居人下，不与人争，而且动不动就泪如雨下；在和赵云、徐庶、孔明及张松等联络感情的时候流过泪；在鲁肃索要荆州的时候流过泪；甚至去东吴招亲时，在国太面前、在自己的夫人面前都多次流泪，他的眼泪常常十分奏效。他常常柔弱处下，但能以柔克刚。
识人的境界
刘备识人较准，他既能看清一个人的特性、能力，也能把握一个人与自己的感情深度，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杰出领导人的高超之处。
刘备曾准确地指出过关、张二人各自的优缺点。他认为，关羽能体贴士卒，但在众将面前傲气太足；张飞能尊敬有才能的将官，但却经常酒后鞭挞士卒，并让这些士卒留在身边。他指出，这将是张飞的取祸之道（见《三国志·蜀书》）。刘备夺取汉中后，众将都估计会让张飞镇守，张飞本人也这样认为，大概正是考虑到张飞的上述弱点，刘备提拔年轻将领魏延为汉中太守，三军皆惊（同上书）。魏延成功地守住了汉中，而张飞果然因刘备所指出的缺点而被叛军杀害。
赵云在公孙瓒手下不甚得志，而刘备与之初次见面，就甚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分别时让赵云“屈身事之，相见有日”。这说明他十分看重赵云，而对数次推荐过他的公孙瓒，内心却是瞧不起的。在当阳长坂坡，刘备军队被曹操击溃，赵云只身单骑往曹兵方向奔去，许多将官都认为是赵云投曹操、图富贵去了，惟有刘备坚信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第四十一回）果然是赵云杀透重围，去救刘备儿子阿斗。
刘备临终前曾问孔明以为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认为马谡乃当世之英才，刘备则告诉他：“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第八十五回）后来孔明派马谡守街亭重地，马谡果然指挥失误，街亭失守，导致孔明全军溃退，误了出征大事。
刘备不仅有知人之明，而且能较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极限。他虽然认为“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第六十回）但当孔明问他“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时，他答道：“不如也。”（第三十九回）他认为自己“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第三十七回）。正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界限，才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聘请大贤辅佐，待之如师。每个领导者都有自己的能力界限，能明白自己的能力界限要比妄自尊大高明得多。
凭什么一身领袖之气——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省州市）人，曾为洛阳北部尉，后迁为顿丘令，黄巾起义时拜为骑都尉，立有战功。何进执掌朝政时，为典军校尉。董卓乱朝时，以骁骑校尉身份接近董卓，颇得信任，后谋刺董卓未遂，逃回家乡，招兵买马。组织军队后，他联络袁绍等十七路诸侯，发起讨董联盟，在诸侯中崭露头角。讨董联盟解体后，曹乘乱在山东一带扩充势力，曾因父仇攻徐州陶谦未克，回兵救兖州被吕布击败于濮阳，后设计于定陶击败吕布，平定了山东。在董卓之乱被平定后，其余党李傕、郭汜仍对朝廷构成威胁。皇帝降诏召曹操保驾。曹入朝后，接受董昭建议，移都许都，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后迁为丞相，曾先后打败袁术、吕布、袁绍等劲敌，并数次击溃刘备，招降刘琮。在攻取江南的赤壁大战中，被孙权、刘备的联军击败。后击败马超，并夺取张鲁的汉中，又复失汉中于刘备。一生征战南北，统一北方，军功卓著，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死后王位传于儿子曹丕。曹丕称帝后，谥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是魏国政权的实际创始人。他一生征战，打败了不少强大军阀，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现代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创立了个体心理学。他认为一个人在生命开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会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一生的所有表现中，人一生的行为必定会和他的生活样式协调一致（见阿德勒著《自卑与超越》第一、二章）。按这种观点，以曹操幼时的生活样式分析其一生的思想特点，看来是很适宜的。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第一回）有三件趣事，值得一叙。第一件事，操的叔父因操游荡无度，常在操父面前说操的坏话，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假装中风倒于地上，叔父惊告于其父，父急来看视，操却安然无恙，父问道：“叔父说你中风，现已好了吗？”操答道：“我从来没有此病，只是因为叔父不喜欢我，所以被诬枉。”父相信了儿子，至此，叔父再说起曹操的坏话，操父并不相信。第二件事，操少年时，得到很多人的高度评价。汝南许劭因能准确评价人物而知名，操前往见劭，问自己将是怎样的一个人，劭回答：“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听到后很高兴。第三件事，操为洛阳北部尉时，一到任就在县城四门设置五色棒，无论什么人，只要犯禁就打。一次，中常侍骞硕的叔父犯禁，被操巡夜时捉住，以棒责打，于是没有人再敢犯禁，操威名大震。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曹操具有以下生活样式：第一，坚持以法治众，不计较出身门第，按法赏罚；第二，胸有大志，喜欢与名人交往，喜欢自称英雄；第三，善于搞权谋，应变能力强。这些特点确实贯穿于操一生的思想性格及行为习惯中，也构成他领导行为的主要特色。
法治亦有情
曹操的治军思想更多地属于法家思想体系。他在作战中常制定军法，监督众将实施，并且自己率先执行。
曹操曾派曹洪与徐晃增援潼关以拒马超，临行吩咐：“如十日内失了关隘，皆斩，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第五十八回）结果曹洪临阵不听劝阻，第九天失了潼关，几乎被曹操斩首。曹操领大军攻打袁术盘踞的寿春，他传令众将：“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斩！”（第十七回）两员裨将临阵退却，他亲斩于城下，大振军威，众将终于斩关落锁，夺取寿春。
曹操的儿子曹彰领兵出击乌桓时，临行前曹告诫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第七十二回）能对自己的儿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诫，的确是难得的。事实上，曹操制定的军法，他能够率先执行。曹出兵攻张绣时，逢麦熟季节，沿路百姓见兵而逃，不敢刈麦，操告谕百姓，严申军法：“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第十七回）深得百姓欢迎。不想操乘马正行，田野中飞出一鸠，将所骑之马惊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子，操即叫来行军主簿，让处分自己的踏麦之罪，主簿问：“丞相岂可议罪？”操答道：“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拔剑就要自刎，众人急救免脱。当时还有人搬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古训说服曹操，操考虑良久，终于“割发权代首”，并让人以发传示三军，宣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全军无不凛遵军令。在这里，操拔剑欲自刎无疑是做样子给众人看的，但他作为示范教育，确是值得称赞的。第一，使全军知道了法纪的严肃性，培养了军队的法纪观念。第二，一反“法不加于尊”的儒家传统观念，表明在军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殊人物。有人认为，“割发代首”是曹操的一次诈术，其实，我们的着眼点应该主要地放在这一行为的后果上，曹操作为三军统帅，他依靠法纪来实施自己的领导活动，自己违法而请求处分，这与他以法治众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即使不能严厉处分，亦希望有处分的表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曹操敢以自己违纪受处分的事例作为全军法纪教育的活教材，单是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办到、都愿办到的。
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赏罚观和用人观上，这两个方面将在后面专门讨论。这里要提出的是，他的思想有时儒法混杂。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追剿袁谭时，天气寒冷，河道结冻，粮船无法行动，曹操令当地百姓破冰拉船，许多百姓闻令逃跑，曹操准备捕获斩杀，但百姓听得此信后又亲往营中相投，曹对这些百姓讲：“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第三十三回）要按法令办事，就要斩杀这些百姓，要以仁义行事，就要保全这些百姓，法治和仁治发生冲突时，操以妥协的方式解决，让百姓逃往山中躲避。这样，他将百姓有意放于军法不可及的山中，保全了其性命。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社会上流传深广，原因之一是这种思想表面上富郭嘉像。
有人情味，易被人们在感情上接受。曹操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儒家的某些思想常能引起他的内心激荡。操在击败袁绍、夺取冀州后，曾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哭得非常悲哀。他向众官回忆描述了昔日与袁绍一同起兵时的情景，说袁绍当初对他说的话就像昨天说过的一样，“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并向袁绍之妻赐以金帛粮米。
曹操的谋士郭嘉曾把曹操和袁绍作了比较，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其中有两条是说：“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第十八回）。这两条确实表明了曹操以法治众的优越性，而儒家思想的渗入又使他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础。
平等用成绩说话
曹操主张论功行赏，不计贵贱，这是他以法治众思想的必然表现，也是他的领导活动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曹操的奖赏观是具有丰富内容的。
首先，曹操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厚亲薄疏的原则。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几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这时，平原县令刘备手下马弓手关羽阶下请战；袁术得知一弓手要去迎敌，竟要让人赶走关羽，还是曹操说了公道话：“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关羽片刻间提华雄头进帐，张飞鼓动诸侯乘势杀入关中，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道：“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曹操仗义执言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第五回）袁术以“公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相要挟，曹操暗使人送酒肉抚慰刘、关、张三人。在这里，关羽等三人因官职卑微，袁术竟然不愿给予立功的机会，立了大功又没有一句好言相慰，而曹操的态度则大相径庭，即使在特殊的情况下仍然以特殊的方法按功行赏。曹操在征张绣时败师于淯水，而他的心腹将领夏侯惇所领的青州兵劫掠乡民，操手下将军于禁即带领本部人马沿路剿杀青州兵，安抚乡民，青州兵回奔曹操，报告于禁造反，于禁见操后，未先辩解曲直，先立营寨做好抵御张绣追兵的准备，等击败追兵后，于禁才向操汇报剿杀青州兵及立寨前未及时辩解的原因，操当面表扬说：“将军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坚垒，任谤任劳，使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何以加兹！”（第十六回）并奖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夏侯惇原本是曹操的族弟，在和于禁的军队闹矛盾后，操公正地评判了双方的是非曲直，并无任何偏袒之心。淯水一战，曹操折了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及帐前都尉典韦。战役结束后，曹操亲自哭祭典韦，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第十六回）事实上，典韦勇力过人，武艺殊绝，是操手下的得力干将，是难得的人才。操回许都后，又对典韦立祀祭之，殊遇其子。次年曹操再征张绣，至淯水，触景生悲，忽于马上放声大哭，众将惊问其故，他答道：“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第十八回）随即下令停军，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之魂。操亲自烧香哭拜，全军为之感动，祭完典韦后，方祭侄儿及儿子。可见，操对他手下人的态度如何，取决于部下的功劳，而不是取决于部下与自己的亲疏关系。
曹操有时还奖赏那些能提出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即使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操平定河北后，袁绍的儿子袁照、袁尚远投沙漠，西奔乌桓而去，操准备追击。曹洪等人认为，如果大军虚国远征，后方敌人可能会乘机袭许都，恐怕大军救应不及，建议回师勿追，但曹操坚持西进追击。击败二袁后回到出发地，重赏提不同意见的众将，并对他们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第三十三回）并让他们且不要因为这次意见没有被采纳，以后提意见感到为难。这里，操并没有自我吹嘘，而是充分肯定了相反意见的合理性，给予众人以奖赏，鼓励他们以后再提意见。
曹操的奖励是多种多样的，他能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给以不同的奖励。操在邺郡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曹操在移驾许都的途中，李傕领兵阻挡，曹操手下虎将许褚连斩二将，挫敌败兵，曹操抚许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哙也！”（第十四回）他以历史名将喻许褚，对许褚是一种高度的精神奖励，他曾以这种方式奖励多人。关羽为曹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操表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即刻铸印送关羽，这是以爵位赏有功之人。与这种立刻兑现的情况不同，曹出兵攻袁术时路过徐州见到吕布，操封吕布为左将军，吕布大喜，操许诺还都之时换给印绶，但这个印绶，直到吕布被俘殒命，也没有再被提起。
曹操在运用赏罚的手段时，常常是奖赏频繁，赏多于罚。部下一有军功，他就及时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对部下的精神鼓励。除抚背赞许褚外，又如荀彧从袁绍处投奔曹操，曹操见其才能出众，当即称赞说：“此吾之子房也。”（第十回）关羽围困曹仁于樊城，徐晃奉命解救曹仁，他孤军深入敌围，大获全胜。操见到徐晃军队整齐，即称赞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第七十六回）他常把部下比作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某一名人，这既是一种奖励，又是一种期望。按照心理学的观点，领导人对部下的这一比拟，会使部下在潜意识中把自己认同于这位名人，从而模仿名人的风格。这种人物比拟式奖励对部下性格影响的内在性和持久性是其他手段所难及的。操还常对初见面的人以适度地赞扬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袁谭曾派辛毗出使于曹操，操与之言语投机，即当面感叹：“恨与辛佐治相见之晚也！”（第三十二回）曹操得了荆州，即抚慰荆州名士蒯越说：“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蒯越的字也。”（第四十二回）同时封给蒯官爵。由于对方来自敌人集团，这种适当地赞扬就解除了对方的戒备心，消除了双方的思想隔阂。
曹操频繁使用奖励手段，但对部下的惩罚却十分谨慎。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从绍军遗下之物中捡到后方人士暗通袁绍的书信一束。操身旁的人建议按信逐一核对，杀掉写信之人，操回答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第三十回）让人将书信烧掉，不再追问。可以想像，如果要罚，就会搞得自己内部人心惶惶，不利于以后的建设与恢复，从长远的观点看，不罚比罚要好得多。奖励会使部下增强自信心，惩罚会使部下对领导人产生畏惧心理，惩罚过多会使领导者与部下的关系紧张，因而应慎用之。
曹操赏罚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把奖罚作为教育部下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作为对实施对象以前行为的评价。通过奖，他启发部下应该怎样做人；通过罚，他警戒部下不应该怎样做人，从而使他为部下设定的理想人格在部下身上逐步内在化。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其本”的忠义精神，这不正是他希望自己的部下所具有的精神吗？于是他在关羽归降期间厚加奖赏，超常标准地对待。关羽得知刘备下落，即封存操平日所赐之物，留书离去，操得知此讯后对手下人讲：“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第二十七回）关羽不接受曹操的任何礼物，因此，曹操对关羽勉强放行，以此作为关羽可以接受的最后的礼物。他就关羽离去一事教育部下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希望他的部下能对他忠心耿耿，虽百折不易其志。袁绍的谋士沮授被曹操俘获，明确表示不降，曹操留沮授于军中，以礼厚待，授却在营中盗马准备回到袁绍一边，操怨而杀之，授至死神色不变。曹操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第三十四回）令厚礼殡殓，建坟安葬，并在墓上题：“忠烈沮君之墓”。袁绍谋士审配被操俘获后大骂曹操，曹操对他讲：“卿忠于袁氏，不容如此。今肯降吾否？”（第三十二回）审配坚决表示不降，请求速斩。临刑前，他面向城北的袁绍之墓而跪，表示对袁绍的忠贞。曹操将审配葬于城北，以慰其忠义之魂。袁谭被操所杀后，曹操将其首级挂于北门外，传令敢有哭者斩之。青州别驾王修曾因谏袁谭被逐，见袁谭死并知曹操之号令，竟前来哭丧，曹操问他是否不怕死，王修回答说：“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于世乎！若得收葬谭尸，受戮无恨。”（第三十三回）操遂命令王修收葬谭尸，并授王修以官职。
曹操对袁绍谋士许攸的态度就有所不同。许攸少时曾与曹操为友，后为袁绍谋士，官渡之战中向袁绍献奇计，未被采纳，又受审配迫害，投往曹操，向曹操献计先断袁绍乌巢之粮，致使袁绍败绩。许攸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立下了绝大功劳，后来因为戏谑许褚，被褚杀掉。曹操知道后狠狠地责备了许褚，厚葬了事。曹操对许攸被杀，并没有过多地追究责任，并且对这样立有大功的人，死后的处理远赶不上沮授，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许攸背叛故主，无忠义之名，曹操极不愿意在他的军中表彰这样的人物。
马腾曾与曹操门下侍郎黄奎勾结伺机刺杀曹操，不想黄奎之妾与奎的妻弟苗泽私通，苗泽探得马腾真情，告与曹操，操设法捕获了马腾与黄奎全家并斩杀之。苗泽向曹操表示，他不愿加赏，只求得黄奎之妾为妻，操笑着答道：“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第五十七回）令将苗泽、黄奎之妾一同斩首。
还有一次，操夺取汉中时，急攻张鲁不下，后来打听到张鲁手下谋士杨松贪受贿赂，遂暗中使人以金帛送之，结为内应，杨松为曹操夺取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操平定汉中后，厚待张鲁，却将杨松斩首示众。操并不过分注意对各人以前功过的肯定，而是要通过奖罚的手段告谕部下：对主上忠贞不贰的人，即使死了，也能得到好的结果，而卖主求荣的人是决然不会有好下场的。这对部下是无声的但却十分高超的教育方法。
惟才是举
和刘备相比较，曹操在用人上少有亲疏之别，他惟才是用，因此他的选才面比刘备要宽，这是他的事业更为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
曹操在一生征战中，时时留心人才，一发现人才，就尽量地要收为己用。操初遇许褚，见其威风凛凛，心中暗喜，遂安排典韦用计收服，使许褚成为典韦之后的第一心腹爱将。操移驾许都时路遇杨奉、韩暹拦截，操见杨奉手下武将徐晃威风凛凛，暗暗称奇，及见与许褚交锋，武艺超群，更加喜爱，召谋士商议道：“徐晃乃良将也，吾不忍以力并之，当以计召之。”（第十四回）后派人招降徐晃。操平定汉中时，张鲁派西凉勇将庞德迎敌，操早知庞德威名，一知庞德来迎战便有心收归之，他先选张郃等四员大将轮战庞德，然后收买张鲁谋士杨松内中作梗，最后设计俘获庞德，使其感恩归降。许褚曾是山寇，庞德曾随马超杀伤过曹操人马，但他们是人才，操仍愿收归使用。操有时为了眼前的利益，也临时使用那些靠不住的人。如操夺取荆州准备下江南时，需要训练水军，于是封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侯并兼水军都督。谋士荀攸提醒操说，二人乃谄佞之徒，不应给予高官显爵。操密告荀攸道：“吾岂不识人！只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且权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第四十一回）操用人的指导思想在于：只要一个人有所特长，而这种特长又能为自己的目标服务，那么，不管这个人以前是怎样、以后会怎样，就目前来讲，都可以任用。
陈琳曾替袁绍起草檄文笔伐曹操，辱及曹操祖先。操攻破冀州后俘获陈琳，身边人劝操杀之，操怜其文才，赦其不死，命为从事。蔡邕之女蔡琰曾被北方部族于战乱中掳去，在当地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爱其才，使人持千金去北方，从左贤王处赎回，使其与董祀结婚。操初遇刘备，就结为知己；招降关羽，厚礼待之；一知徐庶，就设计诱之；与董昭相见一席话，就拉着他的手说：“凡操有所图，惟公教之”（第十四回）；夺取冀州，就让人遍访当地贤士，等等。总之，曹操爱才，礼贤下士，是他领导观的一大特色。他曾作诗抒发自己的胸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第四十八回）他用高山的气魄和大海的容量来勉励自己，表达了他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操曾带兵与孙权军队对阵，见对方排列整齐，军容雄壮，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由衷爱才又希望占为己有的心情溢于言表。
曹操过分爱才，也因此而对自己不利。如刘备投靠时他否定了程昱的建议，未斩杀或扣留刘备，致使刘备成为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劲敌。当阳长坂坡赵云冲入军中单骑救阿斗，他在山上望见赵云十分勇猛，心中喜爱，传令各处务要活捉赵云，不许放箭伤害，因此被赵云斩杀军中名将五十余员而走脱。尽管如此，曹操人才观对其事业的积极作用还是异常大的，他的事业的每一步进展，都依赖于人才。没有曹操的爱才之心，就没有曹操创立的功业。
曹操还善于团结人才，争取那些与自己有思想隔阂的人归顺自己。关羽降操后，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曹操待之为上宾，处处关怀备至，结恩于关羽。虽然关羽最终离去，但他为曹操解白马之围，后来又义释华容道，毕竟还是报答了曹操。官渡之战时，袁绍大将张郃、高览被逼投降了曹操，当时有人提出，二人投降，未知真假。曹操回答说：“吾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第三十回）他一见二将就赞扬说：“若使袁绍肯从二将军之言，不至有败。今二将军肯来相投，如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也。”并封二人为偏将军及侯爵。后高览早死，张郃成为曹操集团的骨干，在防御孔明兵出祁山的过程中屡建大功。曹操尊重人才的感情，他并不要求一开始就对自己忠心耿耿，允许保持一定距离，反倒倍加关怀，他认为这样的人才有思想、有性格，争取过来必有大用。
在曹操身边，有一大群谋士，包括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刘晔、满宠、司马懿等，组成曹操的“智囊团”。每当需要决定大计方针时，他总是先让谋士们充分地发表意见，或者主动征求谋士们的意见，然后选择正确的意见或吸收某些意见中的合理成分，自己作出决断。曹操是比较能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的领导人，一方面，他让大家参与决策，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不像诸葛亮那样遇事不与人商量，自己一人作主；另一方面，他又不像袁绍那样遇事没有主张，一任谋士们争论，无所决断。
曹操是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接班问题的当权者，他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是较早的。在打败袁绍、西击乌桓之后，因郭嘉病逝，他哭得非常伤心，并对众官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你们的年龄都跟我一样偏大），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第三十三回）他对部下，是很注意年龄层次的，尤其对年轻人寄予厚望，因为年轻的一代是自己事业长盛不衰的保证。在选定接班人时，他对卞太后所生的四个儿子进行了全面考察，告诉身边的人：“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第七十八回）这里他用三项指标去衡量：德、才、体。曹植有才无德，曹彰无才，曹熊多病，只有曹丕符合标准，可以接班。在这一问题上，他能排除个人感情因素，按必要的标准去衡量选择。
有人认为曹操杀掉杨修是其嫉才的表现。其实，只能说曹操嫉恨杨修，却不能说曹操嫉恨人才。当然，杨修也是人才，而且天赋很高，但杨修不是把他的才能运用于军国大事上，而是投注于无聊的嬉戏上，他和曹植结成小集团，甚至卷入曹操的家庭纠纷之中，他揭破曹操的隐私，最后发展到揣测军情、惑乱军心的地步。在曹操与刘备的汉中之战中，曹操发口令为“鸡肋”，杨修认为这是退兵的先兆，于是让部下收拾行装，准备退兵。这种对曹操潜意识的揣测是有道理的，但在曹操正式发出退兵令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擅自行动，更不应该将这种揣测到处宣扬，这点常识是军法所要求的。假使这样大胆违犯军纪的不是杨修而是别人，也一定会被曹杀掉；又假使杨修是在孔明的军队中这样大胆妄为，那也一定会被孔明杀掉的。曹操在后来退兵前想起了杨修的话，还将其尸体收回厚葬，表明他后来产生了一点惜才的悔意。
曹操的人才观极富内容，构成他领导艺术的突出方面。
诡、诈、邪
在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中，曹操最善于运用权谋，他少时就对叔父以中风状相诈。在领兵攻打袁术时，军粮接济不上，操亲自布置，让管仓库的王垕以小斛发粮，后来军士嗟怨，皆言曹操欺众，曹操即召来王垕，说要借头示众，以压众心。不等王垕分辩早斩王垕首，并给加上了“盗窃官粮”之罪，以王垕为牺牲品，解除了军士的怨情。操一度害怕自己睡觉时被人谋刺，就对身边人说：“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后，汝等且勿近前。”（第七十二回）一个白天，他睡着后被子掉于地上，一个侍卫慌忙前去为他盖被，操拔剑一跃斩之，并继续上床睡觉，睡醒后佯装惊问是谁杀了侍卫，众人以实情相告，操则痛哭不止，命厚葬之。曹操的权谋常具有残忍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正是由于这些短处，他赶不上刘备交人之深。
曹操的权谋与他的军事斗争直接结合时，常常非常成功。他在濮阳与吕布大战时中了陈宫之计，险些丧命，于是他诈言身死，令军士挂孝发丧，吕布被骗劫营，结果中计，曹操则反败为胜。在攻夺张鲁守地汉中时，曹操贿赂张鲁手下谋士杨松，使其内中作梗，迫害阵前勇将庞德，他用计招降庞德后，亲扶庞德上马，与其并马而行，共回营寨，却故意让张鲁的守城将士看见，使张鲁更加相信杨松的挑拨之言，便于杨松继续充当内奸。曹操军事权谋运用得最成功的要数他对马超、韩遂的离间。马超、韩遂联兵替马腾报仇，兵犯潼关，曹操不能取胜，于是决定离间二人。他的权谋包括三个步骤。第一，针对马、韩轮流值班守阵的情况，操在韩守阵时，与其单骑会语，只谈往日旧事，不提军情。韩向马如实告知会语内容，马超不甚相信，已起疑心。第二，曹操接受贾诩建议，给韩亲笔写一密信，要害处故意涂抹改动，封送韩遂，并有意让马超知道有密信送韩。马超向韩遂要信相看，见重要字句已被改抹，以为是韩遂为应付自己而改动，对韩遂疑心加重。第三，韩遂为表明自己心意，与马超商定，下次他与曹操单骑对话时让马超冲阵刺杀曹操。等到韩遂在阵前喊曹操对话，操却让曹洪出马告诉韩遂：“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切莫有误。”（第五十九回）言罢而回。曹洪说给韩遂的话，实际上是让阵后马超听的，等于对马超讲：送给韩的密信包含重要隐情。马超果然上当，催马出阵，怒刺韩遂。和这一系列反间诈术相配合，曹操已暗中结交韩遂部下诸将，等马、韩的矛盾一公开化，二人的关系就不可收拾，于是二人互相厮杀，操则坐收渔利。
“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曹操的军事权谋是他军事才能的表现，反映了他作为领导者的丰富智慧。
应变大师
善于应变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能力素质，它要求领导人对骤然变化了的情况或意料之外的情况作出迅速准确的反应而不露破绽。曹操就是这样一位应变能力强、机智灵活的领导人。
例如，董卓在朝廷横行霸道，千夫所指，于是曹操在司徒王允处借得宝刀一口，前去谋刺董卓。卓面向床内而卧，操抽宝刀出鞘，正待要刺，不想卓从夜镜中照见操拔刀动作，急回身相问，而卓的义子曹操献刀
吕布也马上就要进屋，情况万分危急。曹操刺杀不了董卓，自己马上要被当作刺客抓获。这时，曹操灵机一动，持刀跪于董卓之前说道：“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第四回）。董卓接过刀，见其七宝嵌饰，锋利无比，交吕布收了，暂未怀疑，曹乘机逃走。这里，谋刺变成了献刀，因为献刀的动作与谋刺的准备动作相同，所以操信口一变，即使看清了他的动作，也未被当即怀疑。
在处死吕布后，吕布手下大将张辽辱骂曹操。操怒不可遏，拔剑要亲自杀张辽，辽面不改色。这时刘备作为曹操的座上客替张辽求情，关羽也愿对张辽以性命相保，操于是掷剑在地，笑着说道：“吾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第二十回）并亲释其缚，以礼待之，张辽被感动，投降了曹操，后在抵御孙权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曹操明明是因怒要杀掉张辽，但见其忠烈之性，便想收归己有，正好有人求情，有了台阶，乘势便下。但自己先前感情冲动，曾要杀掉别人，现又要使其感恩，这个弯子实在转不过来，于是宣称前面举刀要杀不过是开个玩笑，不是在动真的。这样，紧张的气氛立刻缓解，他的施恩行为显得顺理成章。
曹操与袁绍官渡相持时，军粮告竭，发往后方的催粮书信被袁绍谋士许攸截获，后许攸因故投奔曹操，二人相见，有这样一段情节：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即愿有以教我。”（引自第三十回）
一开始，操显得坦然自若，好像把军粮问题根本不当一回事，及至许攸一再追问，他总是答应以“实”相告，又是附耳低言，一副神秘的样子，似乎在向许攸泄漏军中至密——但总是不认账。当许攸说破实情时，他反问如何得知，既是在追问消息的来源，了解其知情的真实性，又是一种否认的口气。而当许攸告知消息的来源时，他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态度又变得非常诚挚，和许攸拉开了故旧关系，请求帮助。在不长的时间内，曹操的态度几经变化：坦然——神秘——惊愕——诚挚，充分体现了他的权变能力。
非凡人格
曹操乐于接受“奸雄”的称号，但更以“治世之能臣”自居，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无论任何时候，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具有乐观主义精神。
曹操在一生征战的前期，军暇之际，请刘备喝酒，席间他借飞龙而论英雄，抒发了自己积蓄心底的胸怀和抱负。他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第二十一回）他进一步告诉刘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他认为这样的英雄，非刘备与他莫属。这既是抒发自己的抱负，又是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宣言，我们由此看到的，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充满坚强信心的人物形象。
曹操由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前途，因而在众人悲观沮丧的困难时刻，总是表现得异常乐观。曹操在朝为典军校尉时，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等谋诛宦官，商议不定，曹操在一旁鼓掌大笑，向何进提出了自己的谋略，可惜未被采纳。董卓乱政时，王允等班阁旧臣有心图之，因无计可施，众人聚于席间压声而哭，坐中一人抚掌大笑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这人正是曹操。他当即提出了谋刺董卓的建议，后来因为意外的情况而未能成功。青年曹操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在困难面前一筹莫展，而是以乐观自信的态度迎接面临的困难。
在战场上，碰到军事失利的情况，曹操并无悲观情绪。如在濮阳被吕布打败后，他伤势很重，众将拜伏问候，曹操仰面大笑说：“误中匹夫之计，我必当报之。”（第十二回）当即发出妙计，打败了吕布。曹操与马超作战时，听说有羌兵两万前来帮助马超，他一反众人之情，闻报大喜，原来他是想到，边远地区的敌人若汇聚一起，便于他一举歼灭。他相信马超再强大，也终会为自己所败。赤壁之战是曹操最大的一次败仗，损失惨重。他战败仓皇逃跑，数次路过险峻之处，在马上扬鞭大笑，并对军士讲，他若是周瑜、诸葛亮，在此处埋伏一路军马，如此如此。他在战败之际的乐观态度，是对自己和军队士气的鼓舞，是对慌恐情绪的镇定，是在长自己的志气！
曹操这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直到晚年未尝稍变。他曾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战绩，向身边的大臣说过：“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第五十六回）的确，他一生曾讨董卓，伐袁术，破吕布，降张绣，除袁绍，灭刘表，平张鲁，战功卓著，威震天下，他对当时国家的统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三国时代卓越的军事家和优秀的领导人，他晚年作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了他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至此，我们得到了一位生机勃勃的古代领导人的丰满形象。
显贵出身掩盖下的昏庸无能——袁绍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人，四代中有三人为朝廷高官。父袁逢为司徒，叔袁隗为太傅，弟袁术亦曾在朝为官。袁绍曾为司隶校尉，协助大将军何进扶立少帝，谋诛宦官，并提出过召外兵入京诛杀宦官的建议，何进被宦官谋杀后董卓入京，欲废少帝，扶立献帝，袁绍挺身反对，与卓矛盾激化，于是悬节城门，弃官而去。董卓为防袁绍生变，封他为渤海太守，袁绍在渤海暗中联络司徒王允，后兴兵与曹操联系，发起十八路诸侯联盟讨伐董卓，被推为盟主，因领导不力，联盟解体。袁绍屯兵河内，暗中策动公孙瓒攻打冀州牧韩馥，馥邀绍同掌州事，袁绍乘机夺取韩馥之地，占有冀州，又打败公孙瓒，收降其众。刘备公开反曹后，托袁绍世交郑玄写信请求绍出兵攻曹，绍让陈琳起草檄文数曹操之罪，发兵三十万进攻曹操，因谋士不和，心怀疑惑，半路停兵，又因小儿生病，迁延日月。后来白马战役，他折兵损将；官渡之战，被曹设奇计烧毁乌巢粮草。七十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袁绍复聚二三十万军队，于仓亭与曹操相拒，被操设“十面埋伏”计打败，退守冀州，未及复仇而病死。绍死后，其夫人与谋士审配、逢纪废长立幼。拥立三子尚为冀州之主，导致袁绍子辈兄弟不和，祸起萧墙，曹操乘机图之，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力量。
袁绍是三国前期群雄割据中军事势力最大、声望最显赫的人物，他所以能够被势力较小的曹操打败，与他领导水平的低下有直接的关系。郭嘉曾经向曹操从十个方面比较了曹操与袁绍的优缺点，其中有三条是从“谋”、“度”、“明”的角度提出的，它们分别是：“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前一条说的是决策方面，后两条说的是用人方面。事实上决策上的好谋无断与用人上的外宽内忌、听信谗言是袁绍领导行为上的致命缺陷。
无义
袁绍以盟主身份率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事败后投关东，屯兵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他粮草缺乏，冀州牧韩馥派人送粮以资军用。袁绍谋士逢纪劝谏说：“大丈夫纵横天下，何待人送粮为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将军何不取之？”袁绍听此建议，有所心动。逢纪进一步为袁绍策划了智取冀州的方案：“可暗使人驰书公孙瓒，令进兵取冀州，约以夹攻，瓒必兴兵，韩馥无谋之辈，必请将军领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第七回）袁绍闻计大喜，即暗约公孙瓒共攻冀州，相许平分其地，公孙瓒即刻兴兵，自北直攻冀州。袁绍却使人向韩馥密报公孙瓒进攻冀州之事，韩馥慌忙聚士商议，荀谌提议请袁绍同治州事，共保冀州。长史耿武劝谏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乳哺，立可饿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群也。”韩馥坚持说：“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择贤能而让之，诸君何嫉妒耶？”（第七回）坚持迎袁绍入冀州。袁绍到冀州后，在一次冲突中斩杀了与自己作对的耿武等人，任自己部属田丰、沮授等人分掌州事，尽夺韩馥之权。韩馥被逼出逃，袁绍终占冀州。
磐河之战袁绍本想占取冀州，大概是患于兵马粮草之乏，难于强攻，转而采纳了智取的方式。针对当时诸侯割据、混战不休的局势和韩馥懦弱无谋的特点，他一方面策动公孙瓒同攻冀州，另一方面向韩馥密告“公孙之谋”，玩弄这两手，他挑起了韩馥与公孙瓒的矛盾，自己又在韩馥处佯做好人，骗取韩馥的信任，诱使其作出“引虎入羊群”的蠢事。袁绍未动刀枪，即占有了富饶的冀州之地。
上述策划使袁绍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极大的利益，但也产生了两种消极后果：一是公孙瓒求分冀州不得，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被人愚弄的感觉，他率军与袁绍战于磐河之上，兵连不解，虽然最终被朝廷说和，但也使袁绍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二是袁绍见利忘义，对韩馥恩将仇报，较大地损伤了自己的政治信誉。曹操煮酒论英雄时，评说袁绍是“见小利而忘命”（第二十一回），信有其据。然而，在军阀混战、恃武逞强的东汉末年，袁绍智赚冀州的不义之举当为常见之事，其政治谋划中的利益所得还足以抵偿其所失。
无断
袁绍为十八路诸侯盟主时，是他领导才能的大亮相，但袁绍在做盟主时并无多大作为。当鲍信与孙坚被董卓手下华雄战败时，袁绍便向诸侯问计，自己没有了主意。他的弟弟袁术对先锋孙坚不发粮草，坑害孙坚，他听而不闻。董卓劫持皇帝，从洛阳迁都长安，曹操建议乘势追袭，袁绍却担心“诸兵疲困，进恐无益”。后曹操追袭董卓而回，当面责备袁绍说：“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第六回）讨伐董卓没取得任何结果，他就与孙坚为争夺传国玉玺而闹起了矛盾，带头搞内部纷争，致使讨卓联盟解体。
曹操曾和刘备议论天下人物，刘备佯称袁绍为英雄，指出了他的突出优势：“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谓英雄。”曹操尖锐地指出：“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第二十一回）其实，刘备和曹操分别指出的是袁绍的不同方面，曹操坚持从个人品格上考察人物，他对袁绍的评价是中肯的。袁绍出身高贵，社会交往极广，地理位置优越，手下人才济济，这都是事实，但袁绍表面厉害实则没有胆略，多于筹谋却无所决断，而且，他不能吸引自己的部下为实现远大的目标而努力，而喜欢为区区小事斤斤计较，外在的优势与内在的劣势相比较，后者终归是长久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这决定了袁绍集团必然是没有前途的。
袁绍开始进攻曹操时，声势浩大，但兵至黎阳，就驻扎不前，正如曹操所料：“陈琳文章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第二十二回）操见绍兵不图进取，于是挥师进攻刘备，备求救于绍，让其夹攻曹操，谋士田丰也建议乘操东征刘备、许昌空虚之机，直捣曹操老巢，这确是千载难逢的战机，但袁绍却因幼子患疥疮的原因，不肯发兵。儿子生病能成为放弃战机的原因么？如果有人以“色厉胆薄”来解释这次不肯发兵的真正原因，认为袁绍内心深处畏惧曹操，不愿决战，而以儿子生病作为推托的理由，这种解释恐怕也是很有道理的。
无情
袁绍在做诸侯盟主时，向大家宣告纪律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第五回）他一开始就让弟弟袁术总督粮草，这大概是有点“内举不避亲”的精神吧！但袁术出于私心，在军粮上坑害孙坚，二人闹了矛盾，这时袁绍却没有站出来说话，“有罪必罚”成了一句空话。袁绍初见刘备，听公孙瓒介绍了刘备的功劳与出身，即命刘备就坐，对刘备说：“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第五回）华雄搦战，无人可敌，关羽阶下请战，他一开口就问关羽身居何职，知道关羽是县令手下的马弓手，他却在考虑“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及等关羽温酒斩华雄后，他的弟弟袁术反要将关羽、张飞这些“县令手下小卒”赶出帐去，他一言不发。还是曹操暗中使人抚慰，而“有功必赏”的宣言被袁绍本人忘得一干二净。看来，袁绍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官爵显赫，因此他对人所看重的方面，也是其出身和官职，人的功过在他眼中是不足道的。
谋士田丰曾评价袁绍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第二十一回）袁绍确是这样一位不念忠诚的领导人。刘备一度归顺他，合力攻操，但当刘备提议要去说服刘表联合攻曹时，他竟当众表态：“若得刘表，胜刘备多矣。”（第二十八回）关羽曾为曹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文丑，颜、文二人跟随袁绍多年，屡建战功，是他身边的心腹爱将，二人阵亡，未见他有任何悲痛的表示。而当刘备提出为他招降关羽时，他竟高兴地表示：“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第二十六回）至此，人们不禁要为这样的领导人而伤心：作为领导人，如此地鄙视部下，鄙薄阵亡将士，难道忠诚的人在自己的心中没有一点地位？难道活着的部下会不因此而寒心？袁绍不念忠诚，不念功劳，公开鄙薄阵亡将士，与曹操对典韦的一再祭奠形成鲜明对照，这是造成他部下离心离德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官渡出兵前，沮授就把自己全宗族的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吾随军而去，胜则威无不加，败则一身不保矣！”（第二十五回）因之尽散家财，与家人诀别。在袁绍手下干事的人没有起码的安全感，他们多被袁绍所忌，落得个可悲的下场。这样的领导人指挥军队，不打败仗才是天大的怪事。
无智
袁绍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未能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用以将部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又不注意与部下的感情联络，致使本集团缺少以领导人为中心的向心力，而绍本人对人有内忌之心，且是非不明，故而使部下的相互陷害与袁绍的轻信谗言互相加深，结果本集团内讧不止，为敌所乘。
袁绍曾派颜良为先锋进攻白马，沮授向绍指出颜良的性格缺点，认为颜良不能独当一面，绍却回答：“吾之上将，非汝等可料。”（第二十五回）这似乎是用人不疑，实际却是不知人而用之，尤其是他听到建议后不是去对颜良勉励告诫，而是责备沮授，似乎是沮授低估了颜良，这等于挑起颜良对沮授的不满。颜良出兵被关羽斩杀，时刘备为袁绍的座上客，绍听沮授之言，欲杀掉刘备，备以“天下同貌者不少”为理由，认为杀颜良者未必关羽，绍闻言指责沮授说：“误听汝言，险杀好人。”（第二十六回）文丑被关羽斩杀后，绍听郭图、审配之言，又要杀掉刘备，备向绍指出了曹操的借刀杀人计，绍又指责郭、审二人说：“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袁绍在对待刘备的态度上摇摆不定，这尚可以勉强谅解，但他在刘备面前指责谋士，实际上挑起了自己部下之间的不信任，制造了内部矛盾，可以想像，袁绍这种做法是导致他的部下互不团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渡之战前，袁绍集团的内部关系已相当复杂：“将士各相妒忌，田丰尚囚狱中；沮授黜退不用；审配、郭图各自争权；袁绍多疑，主持不定。”（第二十七回）连袁绍待为上客、许诺为之报仇的刘备也谋求脱身上计，这样的战争还怎么个打法！后来，许攸、张郃、高览先后降曹，均是集团内部互相陷害、领导人又轻信谗言的结果。而袁绍身后子辈兄弟互相攻打，正是袁绍生前集团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官渡败绩
官渡之战是袁绍领导能力的总表演，他的领导行为的诸种缺陷在此得到了集中体现。
第一，关于出兵时机。曹操东击刘备时许昌空虚，袁绍以幼子之病相推托不肯出兵。曹操一举击败刘备，回师京都，刘备投奔袁绍。这时，绍对备讲：“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兴兵。”（第二十五回）出兵进攻敌人，所要选择的是战机，哪能舍掉战机单纯考虑季节冷暖？袁绍的决定受到田丰的反对，田丰主张等待战机再次出兵，袁绍答应考虑田丰的意见，官渡之战
又去询问刘备，备回答说：“曹操欺君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第二十五回）袁绍表示赞同，遂进军白马以攻曹。事实上，刘备对他所讲的只是出兵的理由问题，袁绍却用出兵理由代替出兵时机，且以“春暖”为出兵借口而不择战机，这就潜伏下了失败的祸根。
白马战役失利后，他退兵武阳，按兵不动，等听到曹操封孙权为将军，曹吴关系密切时，凭感情冲动就起兵七十万攻曹，发起官渡战役。官渡之战溃败后，他急于复仇，聚得二三十万人马，仓皇迎战，复有仓亭之败。实际上，曹操封孙权为大将军，用心是要拉拢孙权，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对抗袁绍。袁绍在敌方力量未壮大之前按兵不动，敌方力量一壮大，反倒出兵攻击，高明的领导人是绝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仓亭之役，兵势衰弱，士气不高，又准备不足，出兵的形势里就包含了可能失败的全部因素。郭嘉评价袁绍，说他“好为虚势，不知兵要”。看来其评价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战役中的用人。袁绍手下的谋士武将很多，连荀彧都能说出各人的特点，在一次与孔融的论辩时，他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可，可一战而禽（擒）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但袁绍本人根本没有想到对手下的人作一基本的估计，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白马之役分别派颜良、文丑单独领兵敌操，结果兵败身亡。在官渡之役的决战前夕，田丰被囚于狱中，许攸被逼投曹，沮授被锁禁军中……
曹操在战前曾派兵劫袁绍之粮，这已引起了袁绍对屯粮重地乌巢的注意，他派大将淳于琼等领兵驻守乌巢。淳于琼性刚好酒，到了乌巢，整天与诸将聚饮，操兵攻陷乌巢时，他正醉卧帐中，不及御敌，结果粮草被操军尽行烧绝。看来，袁绍对自己部将的性格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避人之短是调兵遣将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
第三，军事上消极防御，受敌调遣。在战役的关键时刻，许攸捕获了曹操的催粮信使，知操粮草已尽，建议袁绍分兵袭击许昌，乘操回兵救应时两路首尾相攻，击溃操军，这真是主动出击、出奇制胜的妙计，但袁绍却认为书信所言是操的诱敌之计，拒绝主动出击，这样，袁绍把自己的军队放在了消极被动的地位。
乌巢粮草被烧时，袁绍召集文武各官商议救援，张郃主张立即援救乌巢，郭图主张乘虚劫曹操军营。这时，袁绍派张郃领兵五千劫营，派蒋奇领兵一万往救乌巢。他这一军事步骤不能出奇制胜，又有诸多失误：其一是两个拳头打人，不能集中使用兵力；其二是两路军马甚少，无异以卵击石；其三是力主援救乌巢的张郃却被派往劫营，这样，劫营主将的信心必然不足。结果，袁绍两路军马失利，军心动摇，加之乌巢粮草被烧，败局已几乎不可挽回。
曹兵得胜后，故意扬言要分兵两路攻邺郡、黎恫，切断袁兵归路，袁绍急忙各派兵五万救应两地，曹操乘袁绍兵动时分大军八路齐出，袁军四散奔走，不可收拾，彻底溃败。这里，袁绍判断失误，被敌人所调遣，迅速失败已在所难免。
第四，是非不分，逼反部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是军事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但袁绍却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轻信挑拨，猜忌部下，把自己的部下逼到敌人一边去，削弱自己，壮大敌人。许攸向袁绍献计未被采纳，这时去后方催粮的审配来信反映许攸过去在冀州的“经济问题”，并汇报许攸之子侄已被收监。袁绍见信后大骂许：“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第三十回）许攸觉得自己子侄被害，无颜复回冀州，准备拔剑自杀，被身边人劝住，投奔了曹操，向曹操献了乌巢断粮之计，后又献了决漳河灌冀州之计，均获成功。张郃、高览二将曾被袁绍派去劫曹军营寨，因为对方早有准备而失败。出兵前与张郃有意见分歧的郭图怕张郃回军后追究是非，就在袁绍面前诬陷说：张郃、高览见主公兵败，心中必喜。原因是“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击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损折士卒”（第三十回）。袁绍即派人召二人回来问罪，而郭图却先让人告知二将说，回来将被袁绍杀头。二人只好去投曹操。袁绍兵败回冀州途中，对他出兵时未听田丰之谏表示后悔，而前来接应袁绍的谋士逢纪却诬陷说：“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第三十一回）袁绍竟信以为真，派人持剑先往冀州狱中杀掉田丰。
袁绍作为最高领导人，在这些事情上的直接失误，一是没有调查研究，听信一面之词，甚至不给被诬陷者以申辩的机会，二是对部下追究责任不选择适当的时机，因为即使是许攸果有经济问题，张郃卖阵为真，也应在战役结束后再作处理，绝不该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自己不能控制张郃的时候就要给予处理。袁绍对这些事件的间接责任，一是他平时不能用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部下的思想，致使他们各怀私心，互相拆台和诬陷，二是他对部下没有基本的信任。
官渡之战集中暴露了袁绍低劣的领导水平。然而，袁绍一生的重大失误并非到此为止。他败退冀州后，准备选定接班人，由于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几个谋士各为其主，因而他对此事一直踌躇不决，下不了决心。他既不愿按照传统的接班方法立长子袁谭为接班人，又不能在对三子袁尚有所心许的情况下逐步收缴袁谭的兵权，保证袁尚地位的稳固性，结果在他死后，两个儿子鏖兵相争，先前的派系斗争公开化，袁谭甚至勾结曹操为外援。这种内部纷争被曹操所利用，导致袁绍集团彻底覆灭。
袁绍性格的一个最大弱点是对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有时候似乎是下了决心，但行动起来又摇摆不定，这实际上还是信心不足，决心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当年在朝廷为司隶校尉，在何进手下干事时，却是表现得非常果断。灵帝死后，宦官准备作乱，他挺身而出，点御林兵五千斩关入宫，引大臣入内，扶立少帝。他曾向何进建议对宦官斩草除根，一再劝告何进乘军权在手时下手，认为“此天赞之时，不可失也”。（第二回）他为诛宦官也曾提出过召外兵入京的错误建议，但并未显出动摇不定的性格。当谋杀宦官的事情败露后，他劝何进不要冒险入宫，何进不听劝阻，决意入宫，他与曹操带剑护送。何进被杀后，他即时诛杀宦官，平定叛乱。董卓谋废少帝，大臣无人敢于反对，惟袁绍挺身抗争，拔剑相对。此时的袁绍英勇果断，敢做敢为，也许是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尚具有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但人们各年龄段的性格变化不至于产生如此天壤差别。也许是有些人一当上主要领导，负起全面责任就顾虑重重，动摇不定，而袁绍就属于这类人物。
袁绍曾经组织和领导了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但在袁绍手下，谋士间勾心斗角，文官对武将相陷害，上下级之间互相猜忌，身后妻妾间相互残杀，子辈兄弟相互攻伐。这个集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引发和包含了多种矛盾。这是一个病态的政治集团，它越是膨胀，越是虚弱，探讨它的致病之因一定不无意义。
无德安得天下——董卓
董卓，字仲颖，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曾为河东太守。镇压黄巾起义时屡吃败仗，朝廷欲追究其罪，他贿赂宦官得免，后在朝贵中拉拢关系，任鳌乡侯，西凉刺史，拥兵20万。何进欲诛灭朝廷宦官，发诏召外兵入京，董卓遂带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等，公开打起诛灭宦官的旗号进军洛阳。朝中宦官叛乱，何进被杀，董卓以保驾为名驻军洛阳城外。并招诱何进手下之兵。不久，他违背群臣意愿，废掉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相国。他的行为曾遭到大臣的一致反对，丁原、袁绍等公开抗争，无济于事，曹操谋刺未遂。十八路诸侯讨伐时，他接连受挫，出军不利，于是焚烧洛阳宫阙，迁都于长安。在长安他专横跋扈，枉杀无辜，司徒王允施连环计，暗中联络董卓心腹大将吕布刺杀董卓。
董卓作为一名领导人，不乏爱才之心，但他办事专横，愚鲁残暴，甘与天下为敌，最后自取灭亡。
董卓进京不久，就两次召群臣商议废立之事，第一次，他大摆宴席，带剑而入，勒令停酒止乐，提出自己的废立主张。遭到荆州刺史丁原的反对后，他大喝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第三回）就要拔剑斩掉丁原，因丁原有吕布的保护而作罢。董卓招降吕布后二次设宴会集公卿，让吕布带千余侍卫，又提出废立之事，并宣称：“有不从者斩！”对大臣公然以武力相威胁。袁绍挺身反对，董卓怒喝道：“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否？”（第三回）二人在酒席上拔剑相对，被劝免。袁绍弃官外出后，卓对众人讲：“敢有阻大议者，以军法从事！”（第四回）在大臣的一片惶恐中，他实现了自己的废立主张。
董卓决定迁都长安时，许多高级官员，如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均曾劝谏，司徒荀爽提出：“丞相若欲迁都，百姓骚动不宁矣。”卓闻言大怒，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当即罢免三人官职，下令迁都，限第二天起行。对于迁都大事，高级官员尚没有提意见的权利，而且，事前不作任何有效的宣传动员，决定作出后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完全按自己一个人的主观意图办事。
先前，董卓在与黄巾起义军作战时，兵败身危，刘备带兵救了他的性命，当他知道刘备尚无官职时，就对其傲慢无礼。可见他心中没有别人，甚至连救命恩人也不放在眼里。
董卓废掉少帝后，闻说少帝写的一首诗中有“何人仗忠义，泄我心中怨”之句，遂派手下李儒鸩杀之。在城外某处迎神赛会上，他引兵围住村民，抢杀烧淫。到长安后，他为自己在那郿坞大兴土木，对自家宗族之人封官封侯。一次，他对北方几百降兵有的砍断手足，有的凿其眼睛，有的以大锅煮之。哀号震天，百官战栗，而他却谈笑自若。总之，他残暴成性，无恶不作。
袁绍领盟军讨伐董卓后，董卓将以前保荐袁绍的部下斩首，又将袁绍在京城为太傅的叔叔袁隗之家派兵包围，不分老幼，尽行诛戮。
总之，董卓自入京都后，坏事做绝，天下共愤。董卓不灭，天理不容！
董卓的爱妾貂蝉进相府前被王允有意介绍于吕布，进相府后吕布又多次追求，李儒一再建议董卓将貂蝉赐予吕布，以买其心。董卓后来变脸反问李儒：“汝之妻肯与吕布否？”（第九回）这种迂腐的态度恐怕只会董卓才有。
董卓是三国前期最拙劣的领导人，但不能否认他所具有的爱才之心。少帝一行被宦官劫持城外，被众官相救后，董卓带兵前往，少帝吓得战栗无言，而陈留王在弄清董卓是为保驾而来后以言抚慰，不曾失语，董卓暗暗称奇，于是产生废立的想法，他在大臣面前提出废立主张，就是以“今上懦弱，不若陈留王聪明好学，可承大位”为理由的（第三回）。如果真有这方面的原因，那就不能认为他的废立是全无道理的。
董卓为废立之事与丁原闹翻后，丁原出城带兵向董卓挑战，丁原手下猛将吕布战败董卓军队。董卓退兵后聚众商议说：“吾观吕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虑天下哉！”（第三回）后派中郎将李肃送金银珠宝并赤兔马收买了吕布，吕布遂归顺董卓。董卓一见吕布英才，就有相爱之心，后以厚礼相聘，也是难得的行为。
董卓完成废立之事，自任相国后，接受李儒的建议，擢用名流，侍中蔡邕被人推荐，卓即下令相召，邕拒不接受相令，卓让人给蔡邕传话说：“如不来，当灭汝族。”（第四回）邕只好应命而至，卓见邕后非常高兴，一月内三升其官，相待甚厚，这还是因为他看中了蔡邕的旷世逸才。
曹操在朝廷为校尉时，曾是很有才华的青年将官，当时董卓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几乎与吕布同样看待，在相府出入不禁。曹操刺杀董卓未遂而逃至中牟县，县令陈宫对操说：“我闻丞相待汝不薄”（第四回），可见，董卓对曹操的亲密关系已是人所共知。董卓器重曹操，除欣赏操的才略过人外，再没有其他的原因。
然而，董卓的爱才之心无法补偿他领导作风上专横、残暴的重大缺陷。根据“方今天下，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双向选择原则，有政治远见的人才是绝不肯为他所用的，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董卓那种“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的思想作风，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良好的领导方式，他身为丞相，乃是一时的偶然，而他身败名裂，乃是一种必然。
骁将·叛徒·小人——吕布
吕布，字奉先，三国前期第一猛将，先父早亡，曾拜荆州刺史丁原为义父。董卓为相国时，以厚礼收买，遂杀掉丁原归顺董卓，并拜卓为义父，被封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为卓屡建战功，深得信任。后来，吕布贪恋董卓爱妾貂蝉之色，多次与之密会，被卓发觉，掷戟相刺，遂怨恨于卓，经司徒王允用计挑拨，吕布刺杀董卓，率兵抄斩董卓全家。董卓余党李傕、郭汜兵犯长安。吕布出战不利，长安落陷，布弃却家小，奔投袁术，术嫌其反复不定，拒不接纳，又投袁绍，立下战功后傲慢袁绍手下将士，绍欲杀之，布又投靠上党太守张杨，此时匿藏于长安中的妻小被庞舒送还，李傕、郭汜遂斩庞舒，并联络张杨诛杀吕布，布又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在陈宫的说服下，张邈令吕布攻取曹操的兖州、濮阳等地，操从徐州回师相救，布大败曹军。操等到战机后，用计一举攻破兖州、濮阳等地，布兵败欲复投袁绍。知绍已出兵助操，乃与陈宫引兵至徐州投刘备，备让屯兵小沛，在此期间，吕布常与刘备集团的人发生摩擦。刘备奉诏外出截击袁术时，吕布与徐州城中曹豹勾结，偷袭了徐州；并受袁术利诱，夹攻刘备。吕布与袁术发生分歧后，又邀刘备驻军小沛，遂与袁术、刘备保持等距离关系。袁术曾约吕布结亲，他犹豫不定，反复多次，后来，他因曹操的联络，击败过袁术，又因利益纠纷，打败过刘备。曹操在消灭袁术主力后，乘袁绍北征公孙瓒之机，联合刘备等集中兵力围歼吕布，徐州名士陈登设计向曹操献了徐州，吕布坐守下邳，曹操决水灌城，因吕布不听部下良言，又滥施淫威，城中发生兵变，布被部将俘获献操，操令缢死。
吕布先曾追随别人，后独立地组织了一支强悍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存在时间不长即被联合剿灭，其迅速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吕布做人上的重大缺陷。
吕布是一个毫无理想与抱负的战将，他在追随别人期间，抱着有奶便认娘的处世方式，使他在诸侯中的政治声誉低劣。吕布先为丁原的义子，在丁原与董卓军队对阵时，董卓以珠宝和赤兔马收买他，他竟杀掉丁原，将其首级献于董卓，复拜董卓为义父。后来，他为了得到董卓的爱妾貂蝉，又受王允挑拨杀掉董卓。吕布爱财贪色，杀掉自己两个义父，这使他本人威信扫地。诚然，刺杀董卓在当时是顺应人心的行为，但吕布做此事的直接动因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且娶卓妾为妻，又有社会伦理观念所不允许的一面。正因为这些原因，他先后投奔袁术、袁绍、张杨等，均不能得到信任，诸侯中无人敢与他深交。
吕布独立领导军队后仍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他见利就图，军事目标反复多变。他被曹操从兖州等地赶出后无处容身，刘备收留了他，他乘刘备领兵外出，即偷袭了徐州。袁术以粮马金银等物相引诱，他即迎合袁术夹攻刘备，而当袁术未兑现诺言时，他又请刘备屯兵小沛。当然军事斗争中的利益原则是不能被否定的，但吕布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得失，表现得鼠目寸光，目标多变。他打败过许多敌人，但没有最终消灭过一个敌人。
应该提到，吕布辕门射戟是他一生处事较高的一着。袁术想进攻屯兵小沛的刘备，怕吕布出兵相助，于是向吕布兑现了以前许诺的金帛粮马，以求吕布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术派大将纪灵领兵攻备，备求救于布，布不愿意看到袁术在他身边强大起来，怕形成对他的威胁。于是想出兵援备，但又拿了袁术的东西，不好出面，他请纪灵、刘备前来饮宴，提出为两家和解。而且是“从天所决”，他令人在辕门外一百五十步远远插定画戟，对二人说：“吾若射一箭中戟小枝，你两家罢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营，安排厮杀。有不从吾言者，并力拒之。”（第十六回）结果一箭射中，纪灵只好罢兵。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吕布不能和刘备联合起来，向强大的袁术集团积极进攻，以扩张势力，而是对袁术采取妥协态度，这是缺乏战略目标的失误之处，但从满足眼前的角度考虑，吕布的辕门射戟抑制了袁术集团的扩张，而在表面上又没有得罪袁术，这确是高明的手段。之所以称之高明，因为人们无法对吕布提出稍微高些的要求。
吕布在与袁术的结亲一事上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袁术欲图刘备，采用“疏不间亲”计，托媒欲娶吕布之女为儿媳，时袁术得到传国玉玺，称帝呼声很高，吕布与妻女商议，答应婚事，又怕诸侯知之嫉妒，决定连夜派人送女前往。陈琏替刘备着想，告诉吕布说，送女至袁术处后，袁术将进攻刘备的小沛，如不救刘备，小沛失则徐州危；如救刘备，则有女在袁术处为质。同时袁术称帝造反，与之结亲者将为反贼亲属，天下共愤之。吕布闻言大惊，急令将女追回，并将媒人监禁。
曹操攻张绣时，怕吕布在后方作乱，遂封吕布为平东将军，布高兴之下，将袁术派来的媒人送至曹操处谢恩，被曹操斩之。袁术气恨不过，派二十万大军分七路进攻徐州，布又准备将建议他拒婚的陈琏、陈登斩首，献与袁术谢罪。当他知陈登有计可退袁术时，遂免其无罪，用其计打败了袁术。后来，曹操在下邳城聚兵围歼吕布，布又派人前去与袁术联姻，企图让袁术出兵解围，袁术提出先送女、后出兵的要求，布将女以甲包裹，负于背上，准备亲自突围送出，结果未能成功，袁术也终未发兵。吕布从军事联盟的角度着眼考虑儿女亲事，这未尝不可，问题在于他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考虑问题常着眼于眼前的利害，由于眼前现实情况的复杂多变，不同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利害出发，“设身处地”地为吕布既能找到结亲的理由，又能找到拒亲的理由。吕布的鼠目看不透眼前利害的帷幕，于是他一会儿要结亲，一会儿要拒亲，反复不定。而当他背上女儿突围送人时，已是赤裸裸地将自己的独生女作为交易的手段，使女儿身价大跌。
一个人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身居领导岗位，在群雄纷争的环境中必然不会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必然会鼠目寸光，见利忘义。吕布的反复多变充分表演了这种领导人的可怜相。
吕布是三国前期最勇猛的战将，时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谓，这是他作为军事领导人的极其有利的条件，但他错误地相信单凭勇力就可以征服天下，恃勇狂傲，轻视诸侯。
杀董卓曹操曾挥师濮阳，与吕布大战，吕布拒不接受陈宫半路伏击的计策，又否定了关于乘曹兵远来疲乏、迅速决战的建议，对众人说：“吾匹马纵横天下，何愁曹操！”（第十一回）在与操军决战时，陈宫建议待众将聚会后再迎战，吕布对他说：“吾怕谁来？”（第十二回）不听陈宫之言，最后中了曹兵埋伏，只好败投刘备。后来吕布在下邳被曹操围困，他坐守孤城，仍然对家人表示：“吾有画戟、赤兔马，谁敢近我！”
曹操决水灌下邳，吕布危在旦夕，他对众将讲：“吾有赤兔马，渡水如平地，又何惧哉！”（第十九回）仍与妻妾整日饮酒，不思解围之策，最后终被俘获。吕布被俘后，大概仍不相信自己会有灭亡的时候，他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第十九回）他毫无自知之明，提议要为曹操当副手。幻想着征服天下，但他在诸侯中威信扫地、声誉低劣，无人替他说话。当曹就此事征求刘备的意见时，刘备回答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曹操想到身边养虎的危险性，遂下令处死。
吕布勇猛，也喜听别人对他的谄谀之言。李肃在为董卓招降吕布时曾对布说：“贤弟有擎天驾海之才，四海孰不钦敬？”（第三回）李肃是吕布的同乡。他知道吕布的秉性，显然是在投其所好。司徒王允欲诛董卓，设计联络吕布，初次接触，允在家中向布劝酒说：“方今天下别无英雄，惟有将军耳，允非敬将军之职，敬将军之才也。”（第八回）王允与吕布的交往就是这样从对吕布的恭维吹捧开始。后来，吕布决意要杀董卓，王允又对布讲：“以将军之才，诚非董太师所可限制。”（第九回）吕布在徐州时，陈父子每在宾客宴会之际，必面谀吕布，取得了吕布的信任。后来，陈父子骗出吕布，向操献了徐州。总之，谁吹捧吕布，谁就可以买定吕布。吕布抱着“匹马纵横天下”的思想傲视天下，在潜意识中，他惟恐这点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因而，当别人对此当面给予肯定时，他就特别喜欢。对自己能力估计上的错觉，使他无法辨清别人恭维之词的真伪，而当别人出于不可明言的目的谄谀他时，他自然会将其结为知心而被牵着鼻子奔走。
吕布武艺绝伦，头脑简单，他的超群之勇无法弥补领导行为的重大缺陷。他曾集结了一旅虎狼之师，见肉就吞，到处伤人，结果人人怨恨。他既不可为人所养，又必为人之大害，欲平治天下的英雄们自然要将其围而歼之。
江东可以安睡矣——孙权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人，孙武子之后裔。父亲孙坚曾为朝廷镇压过黄巾起义，被提升为乌程侯长沙太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任联军先锋，联军解体后在荆襄一带与刘表、黄祖作战时阵亡，长子孙策继其基业，率众夺取江东，患病夭折，临终前将印绶传于弟弟孙权。
孙权继位后，在江东广纳贤才，率众攻杀黄祖，报父之仇。曹操率军下江南时，他经过犹豫和徘徊，终于接受了青年将领周瑜等人的意见，下决心与刘备结盟，抗拒曹操，促成了赤壁大战的胜利。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孙权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他亲自领兵在合肥、濡须一带向曹操军队发动进攻，但在这条战线上屡次不能得手；另一方面，他与盟军刘备集团为荆州明争暗斗。荆州守将关羽未能重视双方关系的维护，孙权于是联络曹操，乘关羽北伐之机，派大将吕蒙偷袭荆州，并擒斩关羽。刘备兴兵为关羽报仇，吴兵节节败退，孙权于危急中力排众议，提拔年轻将领陆逊为大都督，促成了彝陵之战的胜利。刘备死后，孙权接受了诸葛亮关于复修两国盟友关系的主张，建立了与蜀国牢固的联盟关系，至死未渝，其间他为配合诸葛亮收复中原的作战计划，数次派兵攻曹，均无效果，七十一岁时病死，儿子孙亮继位。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他兄弟五人，早年汉使刘琬来江东，见到他们兄弟几人，对人讲：“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享高寿，众皆不及也。”（第二十九回）孙策临死前给孙权交印绶时对他讲：“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第二十九回）刘琬的观察，尤其是孙策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从孙权一生的行为看，他战略上目标明确，用人上举贤任能，又善于进行自我批评，个人性格上虽有许多弱点，但从总体上看，他不失为东吴基业的成功的保守人，不失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务实的大局观
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后，为了独占长江沿岸的地理优势，遂率兵至江夏攻伐黄祖，部将凌操被黄祖手下的甘宁射死，第一次伐黄不胜而还。后来，孙权听说甘宁因与黄祖发生矛盾，欲投江东，又恐江东记旧日之恨，正犹豫不决，孙权即让吕蒙引甘宁入见，当面对他说：“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第三十回）孙权为了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目标，能完全放弃个人的宿怨，不记旧恨。
甘宁为破黄祖立了大功，得到孙权的赏识，凌操的儿子凌统常想向甘宁报杀父之仇。在一次宴会上，他拔剑直砍甘宁，二人刀枪相对，孙权急忙劝住，并耐心地对凌统讲：“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第三十九回）最后又做了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安排甘宁领兵去夏口镇守，以避凌统；二是加封凌统为都尉，以慰其心。后来，在孙权要合兵围攻曹操的皖城时，甘宁与凌统又在阵前发生冲突，孙权闻讯，急忙骑马前去劝解。凌统一次出战，因马伤趴落地下，在曹将即将相刺的关键时刻，吴军阵中发出一箭射伤曹将，救了凌统性命。凌统回阵拜谢孙权，孙权告诉他：“放箭救你者，甘宁也。”（第六十八回）凌统闻知此讯，遂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孙权为了自己的事业，不仅自己放弃宿怨，而且善于用这种思想影响和教育自己的部下，他并不注重部下对自己怀有一己私情，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相互团结，共同为本集团的事业而奋斗。
在处理与曹操、刘备的三角关系上，孙权在总体上能把握大局，他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当时曹操集团的势力最大，因而吞吴的可能和野心也最大，孙权只有和刘备联合抗曹，才能保证吴国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孙、刘集团也存在许多潜在的矛盾，争夺荆州的问题把这种矛盾表面化、公开化，但这是次要方面，孙权在大局上能认清趋势，较恰当地处理这两对矛盾，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抗拒曹操，他是先兵后礼；争夺荆州，他常常是先礼后兵。赤壁之战后，他在濡须抗曹得胜，在曹操退兵犹豫之际，他致书曹操，斥责其“妄动干戈，残虐生灵”，信中威胁说：“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信后又批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第六十一回）曹操看完书信大笑说：“孙仲谋不欺我也。”遂重赏来使，下令班师。曹操约会孙权夹攻关羽以夺荆州，孙权采纳了诸葛瑾的建议，派人去荆州说媒，欲聘关羽的女儿为儿媳，他们的考虑是：“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第七十二回）只是后来关羽侮辱吴使，谩骂孙权，才激化了荆州方面与东吴的矛盾，促使孙权下定了夺取荆州的决心。从孙权方面看，他对待魏、蜀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不同态度的选择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战略目标。
第二，孙权对待曹操，多是采取强硬政策，而争夺荆州，多是采取软政策。赤壁之战后孙权与曹军复有合肥之战、濡须之战、皖城之战、逍遥津之战，大小战役几十次，对曹操方面的防御和进攻主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手段来解决，而为了促使刘备交出荆州，他曾数次派鲁肃前去索取，又准备以“美人计”扣留刘备以换取，还试图扣留关羽以逼取，甚至假意监禁诸葛瑾全家老小，让诸葛瑾通过弟弟诸葛亮的私人关系以索取。对于荆州，他一直想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去解决。在刘备发动的吴蜀大战结束后，他积极配合诸葛亮复修两国关系，其后多次在军事上配合诸葛亮伐魏。诸葛亮死后，蜀主刘禅闻知孙权增兵吴蜀边境，急派使者见孙权，以打探其用意。孙权对蜀使者讲：“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令官僚尽皆挂孝。朕恐魏人乘丧取蜀，故增巴丘万人，以为救援，别无他意也。”（第一百五回）并折箭发誓说：“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
从孙权处理本集团内部和外部各种矛盾的行为看，他确是一名胸怀大局、目标明确、富有远见的人物。
明智的人才策略
孙权在用人上能广纳贤才，举贤任能，最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尊重和爱戴人才，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孙权一掌江东之事，就向周瑜询问说：“今承父兄之业，将何策以守之？”周瑜向他讲了一番“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并着重向他推荐了鲁肃。孙权见到鲁肃后，有一次同榻而卧，夜半，他就东吴的发展战略向鲁肃请教，鲁肃回答说：“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第二十九回）后来东吴的发展，基本上是按鲁肃的这一战略意图进行的。曹操挥师南下之时，孙权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他在与刘备派来的客人孔明谈话时被其激怒，不禁勃然变色，拂衣退堂。但后来一听说孔明有破曹良策，转怒为喜：“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并复请孔明叙话，向孔明当面表示说：“适来冒渎威严，幸勿见罪。”（第四十三回）孙权在许多问题上都善于听取众人的意见，包括外集团有识之士的意见。
其二，任人不疑。吴蜀关系一度破裂，刘备一意孤行，定要率兵灭吴，孙权同意让诸葛瑾前去成都见刘备，以求和解。张昭对孙权讲：“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故假以请和为辞，欲背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孙权向张昭讲了一段往事，表达了他对诸葛瑾的无限信任，他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昔子瑜在柴桑时，孔明来吴，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其言足贯神明。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第八十二回）孙权在人事问题上用人不疑，这是他成功的用人方法的重要方面。
其三，对部下授职授权。孙权下定与曹操大战的决心后，即封周瑜为大都督，并将自己的佩剑赐予周瑜，嘱咐他说：“如文武官员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第四十四回）在刘备大举进攻江南、东吴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孙权接受阚泽的建议，准备起用陆逊。陆逊担心说：“江东文武，皆大王故旧之甘宁像臣；臣年幼无才，安能制之？”孙权即取所佩之剑给他，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孙权还命人连夜筑拜将坛，第二天请陆逊登坛拜将，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嘱陆逊说：“阃以内，孤主之；阃以外，将军制之。”（第八十三回）周瑜、陆逊受职时都是年轻将领，资历浅薄，孙权对他们授职授权，给予大力支持，保证了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的胜利。
其四，满足部下的愿望。甘宁在破黄祖之战中为孙权立有大功，被加封为都尉。黄祖的都督苏飞在这次战斗中被俘，孙权准备将苏飞枭首，但苏飞曾是甘宁的恩人，甘宁入见孙权哭告说：“今飞罪当诛，某念其昔日之恩情，愿纳还官爵，以赎飞罪。”（第三十九回）孙权当即表示说：“彼既有恩于君，吾为君赦之。”最后免去苏飞死罪。满足部下的合理要求，体现了对部下感情和人格的尊重。孙权在合肥与曹兵交战，难决胜负，他调来援兵，并亲自出营迎接。听说鲁肃先到，他立即下马等待，众将见孙权如此礼待鲁肃，非常惊异。孙权请鲁肃上马，并辔而行。私下问道：“孤下马相迎，足显公否？”鲁肃摇头否定，孙权又问道：“然则何如而后为显耶？”鲁肃回答说：“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名书竹帛，始为显矣。”（第五十三回）孙权抚掌大笑，表示接受。部下各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孙权在不损害大目标，甚或有益于大目标的前提下给部下以不同程度的愿望满足，极大地加强了相互间的感情深度。
只有放下架子好好纳言
鲁肃像与同时代其他多数领导者不同，孙权的基业不是自创的，而是父兄传给的。这样，他与故旧文武官员的关系就成了难处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发生控制不了和不愿受控的问题。孙权领导方式上的两大特色保证了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一是他遇事善于征求各种人的意见；二是他能放下架子，善于进行自我批评。
孙权的自我批评常常是很诚恳、很彻底的。合肥之战时，虽来了援兵，但孙权却故意不用，结果战斗失利，大将宋谦阵亡。事后，长史张纮当面对孙权讲：“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今日宋谦死于锋镝之下，皆主公轻敌之故。”（第五十三回）孙权当即表示说：“是孤之过也，从今当改之。”孙权公开的自我批评，表现出了一位高层领导人少有的勇气。
孙仲谋的三大弱点
作为一名高层领导人，孙权个人性格中也有若干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对本集团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一，遇事犹豫。曹操攻破袁绍后，遣使往江东，命令孙权送儿子入朝随驾，实际上是要扣留人质以牵制孙权。孙权犹豫不决，他召周瑜、张昭商议。张昭主张送人，周瑜坚持不送，因为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赞同周瑜的意见，孙权才作出了不遣子的决定。伐黄祖前，他召文武商议，张昭说：“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周瑜说：“报仇雪恨，何待期年？”（第三十八回）孙权又犹豫不决，后来甘宁从黄祖方面来降，孙权才下定了攻伐黄祖的决心。赤壁大战前，孙权在与曹操是战是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亏得当时周瑜、孔明、鲁肃等一批青年精英再三劝说和启发，加之许多武将抗敌勇气的感染，才使他下定了迎战的决心。孙权遇事犹豫是其性格的弱点，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他的犹豫给部下提供了遇事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增大了集团内部的民主因素，使他有可能选择到较好的决策方案。而且，孙权遇事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一般能下定最后的决心而不动摇。比如他在决意抗曹后，即拔剑砍掉奏案一角，对众文武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第四十四回）孙权犹豫之后有决断，决断会弥补犹豫之不足。
其二，懦弱怯敌。孙权的犹豫有时由怯敌引起，比如他下不了抗曹的决心，实际上是畏惧曹操的军事力量而不敢挺直腰杆；他怕把刘备逼向曹操一方而不敢公开争夺荆州，他夺取荆州后生怕刘备复仇，遂将关羽首级移交曹操以转移矛盾；刘备伐吴前他料知蜀兵势大，遂上表向魏帝曹丕称臣，并接受其吴王之封，实质是想求得魏国的庇护或增援。孙权的懦弱怯敌同样是其性格的不足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来，这一性格因素促使吴国在保护自身方面更具有敏感性，对敌策略更具灵活性。
其三，残留的稚气。孙权在处理有些事情时偶尔显露出稚气，例如为了向刘备索要荆州，他竟不顾妹妹的名声，以招亲为名将刘备赚至东吴，欲拘囚刘备，因受到母亲吴国太等人的坚决反对，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是为收回荆州，他竟儿戏般地监禁了心腹忠臣诸葛瑾全家老小，逼诸葛瑾通过与孔明的私人关系向刘备索要荆州，他把无情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单纯，自然是空费心神。他在东吴的国宴上，看见诸葛瑾面长，就令牵来一头驴，用笔在驴面上写上“诸葛子瑜”四字，只图一时哗众取宠，却不考虑为臣者的人格尊严。孙权的这类处事稚气是他儿童时代的幼稚之心在成年心理的残留，这类现象也许人人都有，但在孙权身上表现得较显著和充分。
走下神坛的诸葛先生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南）人，汉司隶校尉（纠察京师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相当于州刺史）诸葛丰之后，其父诸葛琏，曾为泰山郡丞，早丧。亮为叔父诸葛玄所养，玄因与刘表有旧交，遂往依靠，住于隆中（隆中即荆州与阳郡之间的邓县，今襄樊市北）。玄死后，亮与弟弟诸葛均在南阳种田为生，自号“卧龙先生”，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及徐庶等人为密友，尝好为《梁父吟》，且以春秋战国时的杰出人物管仲、乐毅自比，极富才学。刘备投靠刘表，驻军新野时，当地名士司马徽及徐庶极力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乃斋戒薰沐，三次亲往其家拜谒，亮感其知遇之恩，遂出山辅佐刘备，被拜为军师。
孔明在新野，曾为刘备设计数次打败曹操军队的进攻。操夺得刘表的荆州后，大举进攻新野，刘备撤退至江夏，孔明随鲁肃入东吴，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说服孙权，积极促成孙权与刘备两大军事集团的联盟。曹操率兵南下时，诸葛亮协助孙权手下大都督周瑜领兵抵御，在赤壁大败曹军，后协助刘备夺取荆襄之地。刘备率兵收川时，亮与关羽等驻守荆州，及刘备收川受挫，庞统阵亡后，亮奉命入川，协助刘备战败刘璋，夺取西川，不久又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曹丕称帝，亮与众官拥立刘备为皇帝，建立蜀国政权以与之抗争，任丞相。关羽在荆州败亡，刘备兴大军进攻东吴报仇，亮在成都辅助太子主持国事。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前托孤于他，并令儿子以父事之。从此，他对国事更加勤勤恳恳，夙夜用心。他制定了联吴抗魏的方针，为了稳定南方，他亲自率兵深入不毛之地，对当地部落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感恩心服，表示永不反叛。回兵后他即上表后主，出兵伐魏，曾六出祁山，屡获战功。最后鞠躬尽瘁，病逝于军中。
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曾向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了夺取西川，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战略思想，后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不懈努力。作为一个身居辅助地位的“二把手”，他忠心耿耿，一心为国；忘我工作，任劳任怨；严于法纪，赏罚分明等等，这许多方面已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然而，诸葛亮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他的精明强干之处不止这些，我们要探讨的是他领导方法其他方面的优点及不足。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1）
诸葛亮对整个战略形势有很强的洞察力。他未出茅庐，已预知三分天下之势。到三足鼎立形成后，即向刘备提出了联吴抗魏的大计方针。联吴实际是搞统一战线，巩固后方，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孔明之所以把曹魏政权作为蜀国最主要的抗争对手，一是由于曹魏军事集团对蜀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它在三国中势力最大，富有扩张野心；二是由于曹魏政权是直接取代东汉政权而产生，违反封建秩序。当然，第一条理由是抗魏的根本原因，最后一条是次一级的原因，却是施行抗魏的最有利的借口。
明确的战略目标是制定外交、军事决策、实行各项政治行动的基本依据。因为要北抗曹魏，所以对南方边远部落的叛乱只能实行和解安抚、攻心为上的方针，从而对叛乱首领只能是捉而不伤，并且要擒拿一次，释放一次，直到心服归顺为止。因为要以曹魏为主要军事对手，所以对孙吴集团能施行全力联合、求同存异的方针，从而舌战群儒以说服之，设计结亲以联络之，夺其城池，矛盾激化以后，权托“借用”以缓和之，大动干戈后，关系僵化，复以玉帛修复之。战略目标决定国家的军事、外交方针，这些方针又决定具体的军事与外交活动。诸葛亮对军国大事的安排就是这样以战略目标为中心，层层衔接，环环紧扣的。
当战略目标受挫时，诸葛亮仍能认真地分析形势，努力挽救恢复而不放弃。在吴蜀为争夺荆州而导致关系破裂后，魏国乘机联络吴国出兵五路伐蜀。为了稳定局势，诸葛亮尽力复修吴蜀关系。为此，他先后三顾茅庐图
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第一，稳定其他四路攻蜀之兵。第二，精心选派能不辱使命的外交使臣出使吴国。他选派的户部尚书邓芝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舌辩才能，二是理解联吴的战略意义。邓芝是他当面考察后委派的。第三，当孙吴派张温入川答礼时，安排了秦宓为难张温的场面。张温在孔明设宴相待时，酒席间谈笑自若颇有傲慢之意。第二天，在后主为张温设宴相送时，孔明殷勤劝酒，忽然一人乘醉入席，孔明向张温介绍说，这是益州学士秦宓。宓向温夸口，自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第八十六回）温以天是否有头、有耳、有足、有姓等天文怪题相难，而宓答问如流，满座皆惊。之后，秦宓以地理上的怪题反问张温，温无言可对，避席相谢。这时，孔明站出来替张温说话：“席间问难，皆戏谈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在安排这个场面上，孔明的高明之处：一是换个角度给张温以难堪，避免正面指责；二是让手下人出面，回旋余地大；三是他见好就收场，亲自给张温以台阶。由此我们看到，孔明不仅理解外交的意义，并且精于外交，他善于将外交手段极妙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标。
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孔明一贯主张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性。未出茅庐时，他就向刘备提出，当跨有荆、益后，等待时机，“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第三十八回）。当刘备攻取汉中，而曹操联系东吴，欲取荆州时，孔明向刘备建议：“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第七十三回）这是一种积极的和争取主动的战略方针。孔明在《后出师表》中提出“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第九十七回）这也反映了他战略上争取主动的思想。事实上，弱小的蜀国只有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才是对自己有效的防御，而一旦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战争在自己国土上进行，情况就立刻变得不可收拾，而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
诸葛亮关于在战略上保持主动的思想是合理正确的，但他过分地强调这一点，连续出击，忽视了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亭战役失败后国家元气大伤，需要有一个恢复国力的时间；第二，兵出祁山，路途艰险，后勤供应困难；第三，连年起兵，国人有厌战情绪。后几次出兵，朝廷有些高级官员已表示不赞成。不能说诸葛亮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他只是过分夸大了争取战略主动这一点，并急于攻取中原，没有给自己军队提供养精蓄锐、等待战机的机会，他常在回兵之隙操练人马，但却没有选拔出超群的武将。
在对敌作战中，孔明对敌对一方的人事情况非常了解。赤壁之战后，他在派关羽攻长沙时叮咛说：“今长沙太守韩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员大将，乃南阳人，姓黄，名忠，字汉升，是刘表手下中郎将，与刘表之侄刘磐共守长沙。后事韩玄，虽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第五十三回）他对长沙领导班子的组成，主要人物的年龄、能力及历史十分清楚。孔明在舌战群儒时，陆绩曾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孔明开口一句就问：“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第四十三回）以陆绩的历史调侃揶揄他。魏国司徒王郎自负才学，想在两军阵前说服孔明投降，孔明反在阵前骂王郎，其中说道：“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第九十三回）孔明在初出祁山时，料到魏国只有司马懿才是自己真正的对手。看来，孔明对于自己一方所要接触的各种人物都是非常了解的，这使他在与对方的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中非常受益。
孔明对敌人一方的情况也有了解不够的时候，他一出祁山时，司马懿受离间被解除兵权，孔明自忖中原已无对手，遂放心用计进兵，不料天水冀人姜维却识破其计，大破蜀兵，孔明在败给姜维一阵后，认真对待，了解到姜维事母至孝、母住冀县等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收服了姜维。孔明不是神，在他对敌人一方的人事情况了解不清时也会失误，但失败后能及时弄清敌方情况亡羊补牢，从而继续较量，转败为胜。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的人事情况不是“知彼”的全部，但却是“知彼”的最重要的内容。孔明了解到对方主要人员的能力、性格、个人历史及家庭情况，其一是便于选择适当的对付手段，其二是便于自己调兵遣将，其三是使自己在谈判中掌握更多的材料，保持主动地位。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2）
孔明是三国时期善于把战争与季节、气候条件联系起来的领导人，因此，他指挥的军队常常能以逸待劳，战绩卓著。
孔明定计让刘备去东吴招亲，娶孙权妹妹为夫人，这是他实现联吴方针的重要步骤，但孙权、周瑜的用心是要扣留刘备以换取荆州。孔明临行前付给随刘备去东吴的赵云三条锦囊妙计，让其在年终打开一个，到时打开看后依计而行。赵云如约向刘备报称曹操杀奔荆州，情况十分危急，刘备遂与夫人商议回荆州，但又怕孙权不会放行，于是夫妻二人正月元旦以在江边祭祖为名逃走，众官员得知后去报孙权，而孙权这天却饮得大醉未醒，酒醒过来后派兵去追，二人已走得很远。刘备历尽险阻，终于逃回荆州。在这里孔明选定的正月元旦是一个关键的日子：第一，刘备在这天外出有名，既可以祭祖为借口，亦可以游玩为借口；第二，正月元旦，大家欢聚过节，孙权必然放松警惕，节日的欢乐必然冲淡人们的军事警戒心理；第三，元旦这天有一个不成文且不甚严格的民族习俗，即当天不动干戈，至少是不能轻易动武，这就保证了即使追兵赶来，和解的可能也很大。总之，诸葛亮安排赵云年终打开锦囊妙计，完全是要利用正月元旦这一季节性节日。
对于持久性的大雨天气，孔明也是能凭经验测定并在战争中加以利用的。有一次司马懿引四十万大军，诈称八十万杀奔汉中而来，声势甚大。孔明得知这个消息后，遂派张嶷、王平引一千兵去陈仓道防御魏兵。二人面面相觑，哀告说：“丞相欲杀某二人，就此请杀，只不敢去。”孔明对二人解释说：“吾昨夜仰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魏兵虽有四十万，安敢深入山险之地？……”（第九十九回）二人听罢，才高高兴兴地领兵而去。孔明又让他的十万后应部队准备防雨之物，等待出征。后来，大雨连下一月，山水不绝。魏兵马无粮草，军器尽湿，兵士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怨气很大，遂班师回国。这里，孔明利用了大雨天气，以较少的兵力对付敌人几十万军马，使自己的大军未受损失，又赢得了休整的时间。
赤壁之战旧址
孔明一出祁山后收降姜维，一路顺利。魏将曹真派人去西羌求救，西羌国王遂派十五万“铁车兵”夹攻蜀兵，蜀兵交战失利，来告孔明，时当十二月冬。孔明得知了羌兵的情况后对众将说：“今彤云密布，朔风紧急，天将降雪，吾计可施矣。”（第九十四回）遂挖下坑堑，表面覆盖，任雪埋之，然后引诱羌兵追赶，结果铁车多滑入坑中，自相践踏，幸存者又被孔明伏兵冲杀，羌兵大败。这里下雪天气给蜀兵造成了用计的有利条件：一是大雪覆盖了坑堑表面，不露痕迹；二是铁车在雪地中紧溜急行，收煞不住，前面的车掉入坑中，后面的车即使看见，也无法收止；三是雪地中便于蜀兵四周埋伏。
孔明伐中原，路途艰险，交通困难，时常是粮草不继。有一次，他选定陇西麦熟的季节出兵，在军中乏粮时他派人去陇上割麦就食。他利用麦子将收未收的时机，就地取食，将敌方的物资资源化归己有。
赤壁大战时，孙刘联军指挥部决定对曹操实行火攻，但隆冬季节只有西北风，曹兵隔江在西北方，联军在东南方，曹兵在上风头的位置，联军若放火去烧，只会伤了自家战船。当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孔明愿为联军凭天借到三日三夜东南大风，以应战争急需，并约定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周瑜为之拨兵筑坛，等候动静，在约定日子的当夜三更时分，果然东南风大起，联军乘风出击，火烧赤壁，大败曹兵。还在孔明随周瑜刚出兵时，他就告诉刘备说：“但看东南风起，亮必还矣。”（第四十五回）吩咐刘备于十一月二十甲子派赵云驾船在约定的地点等候他。
十一月二十日是什么日子呢？原来那天是冬至之日。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有得到日照最多和得到日照最少的两个日子，这会引起地球表面各种气候的变化，古人虽不了解这样深层的道理，但却发现了这两个转折性日子的存在，分别命之为“夏至”和“冬至”，并用“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来概括这两个日子后的气候变化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如果阴气旺盛，在长江沿岸表现为西北风，那么冬至之后，阳气生长，风向则要发生变化，表现为东南风。诸葛亮正是在随季节而生的气候变化规律上大做文章，贪天之功，神乎其神，迷惑了周瑜。其实，诸葛亮即使在起风的当天，对是否有风尚无绝对的把握。他对身边的鲁肃说：“子敬自往军中相助公瑾调兵，倘亮所祈无用，不可有怪。”（第四十九回）有人认为，诸葛亮能知道起东南风的日子，是他事先在江岸渔民中了解当地气候变化的特点而知道的。当然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孔明若能这样做就更好。然而，孔明若是知道了“冬至一阳生”的气候变化规律，就可以准确地把握起东风的时间了。赤壁东南风大起时，程昱提醒曹操加以提防，操笑着回答：“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第四十九回）既然曹操也知道这种气候变化的规律，那孔明当然就更可能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了。
时逢冬至，自有东南风起于江岸，孔明所以向周瑜诈称自己借风，一是要故弄玄虚，贪天之功为己有，在破曹战役中“争”得一份大功，作为日后占有荆州的重要借口。例如一次鲁肃来索要荆州，他就提出：“若非我借东南风，周郎安能展半筹之功？”（第五十四回）诈称借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要摆脱周瑜，迅速回到自己军中，调兵遣将，与周瑜争夺曹操失地。事实上，孔明为他离开周瑜营寨，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第一，吩咐刘备在甲子东南风起时派赵云在指定地点接应；第二，以祭坛借风为名离开周瑜营寨，既摆脱了周瑜的直接监视，又造成对他的麻痹；第三，起风的当天寻找借口打发走了身边的鲁肃；第四，起风前对周瑜派来的守坛将士下令：“不许擅离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失口乱言，不许失惊打怪，如违令者斩！”（第四十九回）他利用兵士对祭坛借风的神秘感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直到周瑜派兵来捉他时，守坛将士仍执定旗子，当风而立。这为他的行动自由创造了极大的方便条件。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3）
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既然“冬至一阳生”的谚语揭示了气候变化的规律，那么周瑜等将领为什么要为无东南风而苦苦犯愁呢？其实，许多将领在战争中往往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尤其会忽视气候随季节的转折性变化，他们没有养成在战争中对未来各种因素通盘考虑的思维模式，而诸葛亮善于作这样的考虑，这正是他作为军事领导人的异常高明之处，正是我们这里所要指出并想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点。第二，既然曹操也知道“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的道理，那么为什么他在接受庞统的建议用铁环连锁船只时，还给众人解除疑虑说：“凡用火攻，必借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得有东风南风耶？”（第四十八回）我们认为，曹操这里出现了一个漏洞，“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是对一个时间期间内气候情况的判断：“冬至一阳生”是指气候在一个时间点上的转折，而冬至这一点是包含于隆冬这一时间期间内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曹操在作“但有西风北风”的判断时，是处在P点上，其判断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由于P点处于隆冬之际，他就作出了“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的结论，这就出了问题。事实上，他只能说，隆冬之际的前段时间只有西风北风，他的结论是把特称判断换成了全称判断，思维上出现这个漏洞，使他不恰当地延长了判断的时间期限，忽视了冬至这一点上的气候变化。冬至之时，风向转折。当第一场东南风骤起时，曹操还没来得及对他关于“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的错误判断反应过来、纠正过来，就被大火烧败。曹操考虑的是一个时间期间，忽视了其中的一个特殊点。诸葛亮则抓住这个特殊点大做文章，不给曹操以纠正的机会。孔明利用大雾天气“草船借箭”，是与“借风”事件相类似的。
总之，诸葛亮善于在作战中利用季节条件、气候条件，善于利用随季节而发生的气候变化规律；他能想别人所未想，知天之情，巧夺天工，故能得“天”之助。
为了战争的需要，孔明曾为自己的军队配制过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喷火假兽。孔明南征孟获时，八纳洞主木鹿大王来为孟获助战，两军相对，他发一声号令，虎豹豺狼、毒蛇猛兽就冲将过来，蜀军抵挡不住。这时，孔明让人从十多个柜中取出早已预备好的百余木刻彩画巨兽、外套服饰，有钢铁爪牙，一兽可坐十人，给兽口中装上烟火之物，等木鹿大王再次呼出猛兽后，蜀阵中冲出假兽，口吐火焰，鼻喷黑烟，身摇铜铃，对真兽张牙舞爪，真兽被吓得退奔本阵，将自家人马冲倒，蜀军乘势掩杀，大获全胜。第二，火药、地雷。孔明在南方对付藤甲兵和在葫芦峪火烧司马懿父子时使用过，他曾向众将解释过这种武器及使用方法：“火炮，名曰‘地雷’，一炮中藏九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节，以引药线，才一发动，山损石裂。”（第九十回）第三，冲车。孔明在陈仓口为对付郝昭的“火箭”而创制，可惜当时未能奏效。第四，木牛流马。孔明北伐中原时，交通不便，后勤供应困难，于是他设计了“木牛”与“流马”，让人依法制造，牛马既不吃草，又不喝水，昼夜运转不停，就像活的一样灵活。这种设备极大地缓解了后勤供应上的困难。由于能成功地解决山路运输问题，在当时具有极先进的意义。第五，创造了“连弩”之法。其法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第一百四回）。孔明生前没使用它，传给姜维，后姜维伐中原时几次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看来，孔明重视谋略，同样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先进装备的作用是谋略所不能代替的。孔明所使用的先进装备有些是事先预备，有些是临时创制，但威力较大、效用较高的一般是前者。
诸葛亮营旧址
孔明为了战胜敌人，也常常利用当时一般人所具有的迷信观念以迷惑对方，造成对自己的有利形势。他在祭坛借风时，曾按七星、八位、二十八宿、六十四卦的要求筑坛插旗，自己又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焚香于炉，仰天暗祝，煞是神秘。守坛将士被这种场面唬住后不敢行动，他乘机脱身离走。出祁山时，为保证自己兵士陇上割麦的顺利，他装神弄鬼，以四组“神兵”围定四个“诸葛亮”，从四面迷惑魏兵，弄得司马懿也心中疑惑道：“此必神兵也！”（第一百一回）因而军心大乱，不敢交战，保证了蜀兵顺利割麦。为抢夺魏兵仿制的木牛流马，他安排五百兵士在山旁扮作六丁六甲神兵，以配合截击部队。孔明使蜀军装扮神兵，一般是在自己兵力不足时借此以弥补，这种“神兵”极大地迷惑了敌人，动摇了对方的军心，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对方要有迷信观念，否则就不会被迷惑；第二，自己首先不迷信，因而能随心所欲地安排；第三，达到迷惑对方的程度即止，不能让“神兵”动真格，主动出击，否则就会因为没有“神兵天将”的威力而被识破。
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种技术手段，它与迷信观念相对立，似乎水火不容，但孔明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对两者同时加以利用。因为在他看来，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要服务于目的，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事实上，对先进技术的利用和对迷信观念的利用还是有所不同的，先进技术越是独占越好，装备自己；迷信观念则本来存在于敌人一方，利用它以愚弄敌人。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只要能和目的相联系，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迷信的手段在和目的的联系中可以改变自身的性质。
军师的驭将之术
孔明了解自己部将的特性，他依据场合和对象，对部将有许多不同的授命方式。其中有两种方式值得注意。
第一，征求意见的方式。孔明南征孟获时，兵至泸水两军相持。当时马岱从后方送解暑药物和军粮到军中，孔明想借马岱的三千生力军破敌，遂对马岱说：“吾军累战疲困，欲用汝军，未知肯向前否？”马岱回答：“皆是朝廷军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虽死不辞。”（第八十八回）于是孔明分配给他偷渡泸水的艰险任务。孔明六出祁山时，急攻魏兵不下，他欲联络吴国出兵伐魏，以分散魏国兵力。恰好费祎自成都来军中，孔明对祎说：“吾有一书，正欲烦公去东吴投递，不知肯去否？”祎回答说：“丞相之命，岂敢推辞？”（第一百二十回）孔明遂写信让费祎去送。马岱、费祎均是蜀国的忠臣，与孔明又无私人隔阂，孔明若以丞相身份授命，他们绝不会推辞，但孔明在这里却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
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给接受命令的部下以平等感、信任感，使其在完成艰巨任务的过程中不生怨言，积极主动。同时，孔明对二人分别以这种方式授命，还因为他们非本战役的随军将官，系朝廷派至军中，本人对接受任务无思想准备，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能避免他们心理上的抵触情绪。另外，孔明大概担心朝廷给二人会另有任务，不给他们直接下令，留有回旋余地，就完全避免了对他们的多头领导，不至于在他们另有朝廷使命在身时无法接受丞相之令，造成双方的难堪。有这三条理由，所以孔明谨慎地选择了征求意见的方式。
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其对象是忠诚的人，而且是主观能动性强、能独立完成任务的人，上级只简捷地告诉其任务，注意留给部下发挥能动性的余地。
第二，激将式的授命方式。孔明特别喜欢对他的部将采用激将法，有如下多例。
例一，他决定让关羽战黄忠以攻取长沙，临行前对关羽介绍了黄忠的厉害。并说：“子龙取桂阳，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军去……云长去，必须多带军马。”关羽觉得军师的话把自己放在了赵云、张飞之下，于是慨然表示：“关某不需用三千军，只消本部五百名校刀手，决定斩黄忠、韩玄之首来献麾下。”（第五十三回）于是不顾众人劝阻，执意领五百军马前往长沙。
例二，刘备在攻取益州的关键时刻，张鲁派马超兵犯葭萌关，进攻刘备，张飞欲战马超，前来请战。孔明假装未听到张飞之言，对刘备说：“今马超侵犯关隘，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方可与敌。”张飞一听，大声喊道：“军师何故小觑吾！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岂愁马超一匹夫乎！”“我只今便去，如胜不得马超，甘当军令！”（第六十五回）然后率兵赴关，大战马超。
例三，刘备争夺汉中时，曹操大将张郃来攻葭萌关，孔明聚众将于堂上，说道：“张郃乃魏之名将，非等闲可及，除非翼德，无人可当。”老将黄忠厉声喊道：“军师何轻众人耶！吾虽不才，愿斩张郃首级，献于麾下。”孔明对黄忠劝阻说：“汉升虽勇，怎奈年老，恐非张郃对手。”黄忠听罢，白发倒竖，下堂拿起大刀，舞动如飞，对孔明说：“如有疏虞，先纳下这白头。”黄忠遂与严颜率兵离去。孔明对众人说：“吾料汉中必于此二人手内可得。”（第七十回）后来黄忠用骄兵之计大胜曹兵。
例四，刘备夺定军山时，孔明又对黄忠讲：“今将军虽胜张郃，未必能胜夏侯渊，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方可敌之。”黄忠奋然答道：“军师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将，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斩夏侯渊首级，纳于麾下。”（第七十回）黄忠在法正的协助下，设计斩杀夏侯渊，夺取了定军山。
例五，孔明南征孟获时，欲派将深入重地破敌，遂唤赵云、魏延近前，却都不吩咐，又唤王平、马忠至前，对他们讲：“今蛮兵三路而来，吾欲令子龙、文长去，此二人不识地理，未敢用之。你俩可如此如此。”二人领命去后。又唤张嶷、张翼吩咐说：“你二人可如此如此。——吾欲令子龙、文长去，奈二人不识地理，故未敢用之。”（第八十七回）二人亦领命而去，赵云、魏延见孔明不用自己，各有不平之色，孔明对他们讲：“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险，为蛮人所算，失其锐气耳。”二人怏怏而退，私下作了商议，生擒了几个敌兵，让其带路，深入敌军重地，立了大功。
看来孔明是善于对部将使用激将法的，激将法的适用对象一般是有傲气、好胜心强的忠诚将士，因为忠诚，所以部将不会因为领导人对自己的贬损而产生怨情；因为好胜，因而能使部将发挥出他的最大能量。由于运用激将法时，上级事先可以直接指出部将的弱点，这就提醒或逼使部将用心仔细，提防自己的弱点，避免疏忽大意。
激将法的使用场合一般是在至关重要的战场上，在遇到劲敌的时候。这种方法对部将的心理刺激大，应掌握“适度”的原则。
妙计源于长期缜密的统筹计划
孔明是一位处事精细、虑事长远的领导人，由于他对许多问题考虑深远，准备较早，所以临事不慌，应付自如。彝陵战役后。吴国大将陆逊欲乘胜进攻蜀国，却在夔关不远处误入石头阵，石头阵是孔明入川时所布，他自己说可顶十万兵，陆逊陷入阵中后被其迷惑，几乎走不出去。我们无法知道这一事实的真相，若真有其事，那可以说孔明对防止吴兵入川的准备工作做得很早了。孔明南征，在对付木鹿大王的虎豹时，从随军柜车中搬出了喷火假兽，对众人说：“吾未出茅庐之时，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办下破此阵之物也。”（第九十回）
而火烧藤甲兵的“火炮”、“地雷”，也是在蜀中早先准备的。孔明在一出祁山，招降了姜维后，即拉着姜维的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第九十三回）他临终时，又单独对姜维叮咛了许多事情，可见，他对自己的事业继承人的问题考虑较早，这使他有机会能在长期的征战中考察选拔，并加以培养。在孔明临终前，后主派尚书李福急往军营看望，征询他对身后相位继承人的考虑意见，他提出了蒋琬，又提出了蒋琬之后费祎可以继承。我们不认为在人事问题上这样细致而长远的安排十分恰当，但孔明作出这样的提议，说明他对这一问题早有久远的考虑，作为一位实际主持全盘工作的领导人，这样的深谋远虑却是必需的。
孔明在安排刘备去东吴招亲时，事先准备了三条锦囊妙计，这些计策均显示了孔明对各种事情细致而长远的考虑。孙权、周瑜让刘备来招亲，本不是实心，是想以此诱骗刘备至东吴，加以扣留，孔明交给随刘备前去的赵云三个锦囊，让他一到南徐，打开第一个；年终打开第二个；临到危急无路时，打开第三个。
刘备到了南徐，赵云依第一计而行，让刘备去牵羊担酒，前去拜见极有声望的国戚乔国老，说知此事，又让随行五百兵士披红挂彩，到处买办物品，宣传此事，在城中大造舆论。孙权之母吴国太从乔国老那里闻知此事，急招孙权相问，当知道这是孙权拘囚刘备的计策时，她担心女儿的名声，坚持不答应，大骂孙权与周瑜。但因此事也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已经欲止不能，因而在吴国太见面看中了刘备后，就一口答应了亲事，弄假成真。孔明这一计策是利用了舆论的压力，它得以成功的条件，一是吴国太爱护珍惜女儿的名声；二是孙权对母亲孝敬，不违拗母亲；三是刘备仪表非凡，能被吴国太看中。刘备结亲后，孙权为刘备安排声色玩好，欲丧其心志，将其软困于吴。
一晃到了年终，赵云打开第二个锦囊，对刘备报称荆州战事危急，刘备私下与夫人商量后，于正月元旦借口走脱。孔明的第二个计策是用了刘备的功名心理，它得以成功的条件，一是刘备有以柔克刚、在感情上把握夫人、引其出走的独特才能；二是利用了正月元旦这一有利的节日条件；三是赵云办事精细。刘备与夫人离去已远，孙权酒醒过来，当得知此事后，急派人去追赶捉拿，而周瑜也派人在前面拦截。
赵云在危急无路时打开了第三个锦囊，看后交给了刘备，于是刘备向夫人诉说了招亲一事的真实原委及眼前处境的危难，请夫人出面解救，并表示：“如夫人不允，备请死于车前，以报夫人之德。”（第五十五回）夫人听说后，命人推车直出，卷起车帘，骂退了领兵之将又骂派兵的周瑜，使刘备走脱。二次追兵来后，夫人让刘备先走，自己与赵云在后，追兵受到喝骂，又见赵云怒目相待，准备厮杀，而军中又不见刘备，因此退兵，结果使刘备远走，被孔明接应而回。孔明的第三个计策是利用了当时家族统治的领导体制，它得以成功的因素，一是孙夫人严毅刚正，诸将畏惧，二是赵云武艺高强，追军不敢放肆。
综观孔明的招亲三计，其对事件的预料和对问题的处理是非常周密细致的，三条计策依次而行，是因为三个问题的出现有前有后，前后相接。入吴后首先要成亲，这是实现联吴战略方针的手段，是刘备此去的目的，也是后面一切问题的解决前提，但孙权并非真心招亲，于是有第一个计策对付；招亲目的达到后不能久住于东吴，刘备要回荆州主持军事，要待机入川，实现鼎立之势，但料到孙权不会轻易放走刘备，刘备对安逸生活也难免会有留恋之心，于是有第二个计策解决；刘备偕夫人出走会在路上遇到难以预料的拦截，但困难毕竟发生于孙夫人家族的辖地，于是有第三个计策应付。三条计策互相衔接，排列有序，对预料之中的事与预料之外的事全能解决，保证计划万无一失。
那么，由谁来执行这些计策呢？孔明在刘备临行时对他说：“吾已定下三条计策。非子龙不可行也。”赵云在诸将中的优势在于勇猛与精细集于一身。完成这些计策，单精细不行，单勇猛亦不行，惟有精细兼勇猛的赵云才行。还有，三条计策之后事情如何呢？进了荆州地盘，出了孙氏家族的辖地，再有追兵相至，刘备奈何？对这最后的一环，孔明没有疏忽，他亲自去水路接应，陆上追兵有关羽伏兵以待。这样精细的头脑，这样周密的考虑，这样细致的安排，还有什么诈计不能对付！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难怪孔明在接刘备回荆州的路上，让兵士对率追兵败退而回的周瑜高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充分认识到军事秘密的价值
孔明在作战前给部将分配任务，多是附耳低言或付给锦囊妙计，这是最常见的保密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严守军事机密采取过许多有效措施。
孔明六擒孟获时，兵至三江城，城由朵思大王把守，蜀兵到时城上弓弩齐发，一弩十矢，箭头上有毒，蜀兵不能取胜。孔明令军退后，五天未发号令。黄昏时，孔明传令：“每军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时分应点，无者立斩。”诸将不知其意，依令而行。初更时分，又传下第二道命令：“每人用衣襟包土一包，无者立斩。”众军仍不知其意，依令预备。接着孔明又传下第三道命令：“诸军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赏。”众军皆包土飞奔城下，孔明遂即传令，让军士积土包为上城的台阶蹬道。先上城者为头功。于是蜀兵十余万及降兵万余将土包弃于城下，霎时积土成山，接连城上，蜀兵争先上城，守兵欲放弓弩时，已被蜀兵登城捉拿，朵思大王亦被斩杀，蜀兵夺了三江城。这里，孔明连下四道命令：准备衣襟——包土——城下交割——登城，他采取把一道命令分解下达的方式，由于在实施军事行动的前期，没有人知道军事计划的全部内容，因而当兵士们在备衣包土和准备交割的时候，尚不知道他们正在实施一孟获像
项军事行动，这就绝对地保守了军事秘密，当最后一道命令发出时，军士争先上城，敌人已来不及应付。采取将一道命令分解下达的方式，保守了军事秘密，同时，它使指挥员的每一道命令简捷易行，行动容易统一。而且，它的前几道命令由于军士不理解，又似乎与军事行动无关，这就能刺激军士的好奇心，他们急于想知道自己行动的目的，执行起来会干脆利落。这种下命令的方式一般适应于急需保密但因人数杂多又不易保密的场合，也适应于准备工作复杂的保密行动。试设想，孔明如果一开始就将四道命令全部下达，非但不能保证对敌保密，军队的行动也必定杂乱不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孔明二出祁山，陈仓口有魏将郝昭把守，蜀兵使用云梯、冲车等武器均攻陈仓不下，后绕道打了几个胜仗，退回汉中等待战机。后来探子回报说陈仓城中郝昭病重，孔明遂唤魏延、姜维两人带五千兵奔陈仓攻城，并吩咐三日内都要完备，不需辞告，即刻起行。另又对关兴、张苞附耳低言，四将分别受令而去。魏延、姜维领兵至陈仓城下，正要攻城，只听一声炮响，见孔明已坐于城上，二人入城后，孔明告诉他们：“吾打听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内领兵取城，此乃稳定人之心也，吾却令关兴、张苞，只推说点军，暗出汉中，吾即藏于军中，星夜倍道径到城下，使彼不调兵。”（第九十八回）孔明为偷袭陈仓，采取了许多出奇制胜的保密措施：第一，让关兴、张苞以点军为名，暗出汉中；第二，不张声势，将军队主帅藏于军中，以免引起怀疑；第三，公开派魏延、姜维二人攻陈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孔明在派兵时，采取明的一手与暗的一手，明的一手吸引了敌人，加强了暗的一手的保密性，又由于暗在明先，因此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孔明还采取托病不出、对任何人都避而不见的方式加强保密，暗中调兵遣将，平定了曹魏发起的五路伐蜀兵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