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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明代世界地图”右上角，写有“天下全舆总图”6个字，左下角还写有题记：“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臣莫易仝绘”。乾隆癸未年，是公元1763年；明永乐十六年，是公元1418年。题记告诉我们，这张绘制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地图，是模仿一张更早的明代永乐年间的地图绘制而成。(图1、2)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张地图所反映的内容，除了中国所在的亚洲，还绘制出了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南极洲的一部分。
位于南京城东部的明故宫遗址，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前，是明代的政治中心。如果这张地图是真实的，早在公元1418年，当明朝的永乐皇帝还在这里君临天下时，当时的中国人就已经大致了解了世界的地理全貌，甚至完成了环绕世界的航海旅行。然而这个推论，却完全违背了人们对此的常识。
在今天的中学教科书里，人类探索世界的历史是这样被描述的：
哥伦布在1492年8月，率领3艘帆船组成的船队横渡大西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最终到达了美洲，自己却误认为到达了印度。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探索直通印度的新航路。当年11月27日，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第二年5月，驶抵印度西海岸重镇卡利库特。1519年。1522年，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和他的船队第一次绕过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进入茫茫的太平洋，完成了人类环绕地球航行的壮举。这段历史在今天被称为“地理大发现”。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但是，《天下全舆总图》却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64年，中国人就已绘制出了南北美洲的全貌。当达·伽马千辛万苦绕过好望角时，他已落后中国航海家整整79年。早在1418年，中国人就已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海旅行。
如果《天下全舆总图》真实可信，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出一段失落的辉煌历史，如果它是一张假图，就意味着这只是一个拙劣的现代骗局。
这张地图究竟从何而来呢?
上海东台路古玩市场，被人们称为上海的“潘家园”，这里的道路两边，分布着一百多家大大小小的古玩商店。2001年的一天，一位来自北京的收藏家来到这里。不经意间，他在一家熟悉的店铺里发现了这张《天下全舆总图》古地图。细细端详之后，这位收藏家发现了这幅地图的与众不同之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用4000块钱买下了这张地图。
买下《天下全舆总图》的收藏家名叫刘钢，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工作之余，他爱好收藏各种古代地图和古代佛像。
凭借多年的收藏研究经验，刘钢觉得这张《天下全舆总图》非同寻常，它所绘制的内容，已远远违背了人们的常识，这张地图会是假造的吗?刘钢首先想到的是查出它的身世和来历。
在古玩界，卖家向买家透露商品的来历，是行业内公认的忌讳。卖出这张地图的商家姓向，已在上海东台路古玩市场经营了很长时间，与刘钢相识多年，经过沟通，他终于向刘钢透露了地图的来历。
刘钢说，向先生给他的上家打电话询问，对方告诉他，这幅地图是从景德镇淘来的。当时景德镇拆迁，他从一个老宅里，淘出来好几幅地图，这是其中之一。
卖家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吗?刘钢无法证实。要判断这张地图的真假，还要依靠别的方法。刘钢注意到，在地图的题款上，清楚地标明绘制者是一位名叫莫易仝的清代画家。如果能够查找出这个人的详细资料，是不是能够解答这张地图的真假和来龙去脉呢?刘钢为此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试图寻找答案。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始终没有找到关于莫易仝的任何线索。
打开《天下全舆总图》，斑驳的纸张上，有许多虫蚀的痕迹。这种痕迹通常是漫长的岁月中，虫子和细菌对纸张进行侵蚀的结果。而也有造假者利用这一点，用点燃的的香在纸面上烧灼出小洞，人为制造出虫蚀的痕迹，以此欺骗买家。
刘钢说，人造的蛀虫孔，边非常平滑。但自然的蛀虫孔，都有小毛边。
通过对墨迹和虫蚀痕迹的研究，刘刚认为，《天下全舆总图》的确是一张老地图。这些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依靠的是收藏者丰富的经验和敏锐准确的眼光。但是任何人都会有走眼的时候，刘刚需要找到更加科学的客观证据。于是，他从地图的边缘上，小心翼翼地裁下几张小纸条，托人送到新西兰维卡托大学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检测。
检测的结果是：地图年代为清代的可能性在80％左右，另有9.2％的可能性是20世纪60年代。这个结果让刘钢大受鼓舞，《天下全舆总图》绘制于乾隆癸未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的可能性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是，这张地图真的是另一张明代永乐年间的地图吗?这一点又如何证明呢?
刘钢把地图给几个非常有经验的收藏家朋友看，他们也认为这个图绝对是老图。但对它的内容都不相信。
朋友的疑问同样困惑着刘钢，但地图上的一行注解却为他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天下全舆总图》中，太平洋位置有一段红圈注释：“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刺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
正使太监马三宝指的就是中国明代大名鼎鼎的航海家郑和。他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的事迹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而这张《天下全舆总图》的绘制者莫易仝在题款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绘制地图时所参考的那张明代地图就与郑和船队有着紧密的关联。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明朝政府任命太监郑和率领船队7次出访海外。在历史记载中，郑和船队到达了今天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东非的30多个国家。到达最远的地方是今天非洲东海岸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对于这一点，却始终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郑和到达过的地方远远不止于此。(图3、4)
明代笔记《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帝下诏命兵部查找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3天没查到。据说，档案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销毁了。
今天，学者们在对郑和下西洋进行研究时，相关历史资料的缺乏的确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争议也在所难免。学者们对于郑和下西洋所到达地方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福建长乐，是郑和船队出海前的停泊和补给地。1930年，这里出土了一块天妃灵应碑，这块凿刻于1431年的石碑，是郑和第7次下西洋之前所立。碑文详细记载了郑和船队前6次出海航行的事迹，碑文的开始写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这段碑文通常被人们认为是郑和对自己前6次下西洋航程的描述，但刘刚认为，这段话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图5)
刘钢说，碑文中提到西域时，还提到忽鲁谟斯。实际这个西域是大西域概念，包括地中海和北非。西域之西，就是说地中海、北非的西边。迤北之北，迤北是指中国再往北的北部。实际上立体看地球，就是地中海的西边，以及北冰洋海岸线的北边，实际那个地域就是美洲。
在明代遗留下来的记载中，还有一些令人浮想联翩的细节。在郑和第6次航海途中，曾经有一支分舰队独自航行。通常，郑和船队下西洋来回时间是两年，而这支舰队却整整用了4年时间，他们会去了哪里呢?
我们知道，郑和船队到达过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从这里出发，顺着洋流和季风向南，在马达加斯加岛附近，洋流分成了两股，一股流向澳大利亚西北，如果那支舰队被这股洋流带走，很容易到达澳洲。正是因为这一点，今天一些学者猜想，郑和船队确实有可能到达过澳大利亚的西北部。
另一股洋流的方向是继续向南，最终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进入茫茫的大西洋，这种可能性最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它也是郑和船队环球旅行猜想的起点。
在众多关于郑和船队的猜想中，英国人加文·孟席斯的观点最为特殊。他认为：最先发现美洲的人不是哥伦布；最先完成环绕地球航海旅行的也不是麦哲伦，这两项荣誉都应该归功于中国的郑和。
加文·孟席斯生于1937年，童年跟随父母在中国山东威海度过。长大后，他参加了英国海军，33岁，孟席斯从中校潜艇艇长职位上退役。之后，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世界航海史。(图6)
2002年3月，加文·孟席斯在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媒体发布会，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加文·孟席斯说，有人在1424年就到达了加勒比海地区，比哥伦布早了70多年。
很快，他又将自己的观点写成《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大胆猜想。这本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2003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带领学生，共同翻译了加文·孟席斯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作为译者，刘迎胜仍无法赞同孟席斯的观点。
刘迎胜说，历史上，要证明一件事情，要有文献的证明，或者有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出土文物，而这些他基本没有。
不只在中国，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对加文·孟席斯的观点表示了反对意见。
2005年6月，在新加坡举办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展览。加文·孟席斯也应邀参加。在这次活动中，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加文·孟席斯向公众展示了一些古代西方地图和航海模型，阐述了自己对于郑和船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向外界表示了他对于自己观点的自信。
但是，孟席斯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回应，他的观点甚至遭到一些普通观众的怀疑。观众认为，展览的内容很丰富，但不认为展览内容可以佐证孟席斯书中的观点。
远在中国的刘刚也注意到了加文·孟席斯的观点，结合对《天下全舆总图》的研究，刘刚对郑和发现美洲的说法深信不疑。如果郑和真的进行过环绕地球的航海旅行，这张地图上所绘制出的地理信息也就显得合情合理。
于是他与孟席斯通过电子邮件取得了联系。
2005年，加文·孟席斯来到中国，向公众阐述他的观点。在广东东莞图书馆的一场报告会上，加文·孟席斯将刘刚的《天下全舆总图》作为郑和发现美洲的一项证据进行展示。
2006年1月13日，刘钢终于将自己关于《天下全舆总图》的看法公之于众，他把相关的文章和地图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对该地图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一天，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伦敦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1月16日，刘钢在北京洲际大酒店，举办关于“郑和最先发现美洲”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他向与会者展示了《天下全舆总图》复制品，并介绍地图的来历、内容及其与郑和航海的关系。
刘钢将这张地图公布于众的目的，是想证明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郑和已经进行环球航行了。
围绕《天下全舆总图》，一场关于真伪的争论就此拉开了序幕。
二
随着《天下全舆总图》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学者表示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天下全舆总图》非但与明代无关，就连它仿绘于清代也是不可能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教授认为，《天下全舆总图》完全是伪造的。他说，连图名都是没有知识的人说的。它叫作《天下全舆总图》，又全又总，要么叫全图，要么叫总图。
周振鹤还注意到，《天下全舆总图》题记中声称，它所仿绘的明代地图叫作《天下诸番识贡图》，识贡这两个字引起周振鹤的质疑，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地图中，从来没有识贡图一说。相反，在繁体字中，识和职字形非常接近，而职供图在中国古代倒十分常见，但是，职贡图所描绘的对象不是山川道里，而是古代一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向中国皇帝进贡时，所派出使节的人物画像。周振鹤认为，这是造假者所犯的低级错误，错把职贡图写成了识贡图，同时，又不知道真正的职贡图并不是地图而是人物肖像画，从而留下了破绽。(图7)
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侯杨方教授同样对《天下全舆总图》充满质疑。他第一个质疑就是地图上朝鲜半岛红圈内标注的“高丽”两个字。(图8)
侯杨方说，它在朝鲜半岛上面，标明是高丽。但实际永乐之前，朱元璋时期，它已成为明朝正式的藩属国，改名为朝鲜。这张图，既然是奉献给皇帝的正式官方地图，永乐年间，不可能再用古名高丽。因为它的名字已被永乐皇帝的父亲正式改为朝鲜了。
对于这个质问，刘钢在研究了文献后发现了可以用来反驳的例证。
刘钢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在同期的地图里寻找相应的答案。
收录在1609年刻印的《三才图荟》一书中的《山海舆地全图》上，朝鲜半岛被标注为高丽。对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没有任何疑问。
侯杨方还注意到，地图中华中地区红圈内，标注出“湖南”、“湖北”字样，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明代不存在湖北和湖南。明代的正式政区是两京十三布，或简称为两京十三省。湖北、湖南，明代属于同一个布政使司，叫湖广布政使司。湖南、湖北是清代的事情。清朝的政区地名，出现在明初的地图上是不可能的。(图9)
针对侯杨方的质疑，刘钢认为，《天下全舆总图》绘制于清代乾隆时期，而那正是文字狱盛行的时代。这个图如果全部按照明朝的建制描绘，很可能莫易仝要受到文字狱迫害。图上好几处都在歌颂明朝，如果他原封不动地把原来的文字注释都写上的话，很可能让人指责他在宣扬明朝。在大清皇帝面前宣扬明朝，意味着人头可能不保。
关于《天下全舆总图》的真假争论，十分激烈。质疑的学者列出很多疑点，刘钢借助媒体予以反驳。2006年3月23日，刘钢公布了新西兰维卡托大学实验室对《天下全舆总图》纸张的测定结果。刘钢认为，这个结果可以佐证莫易仝在公元1763年，根据明代地图仿照绘制《天下全舆总图》的说法。但是，这个结论丝毫没有被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们接受。
侯杨方认为，这个纸来历不明，无法确定这张纸真来自于这张图。
对于这种质疑，刘钢比较无奈。刘钢说，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当时应找一个公证处，由他们直接寄给维卡托大学。
侯杨方认为，即使这张检测纸的样本真的来自于这张图，也不能说明这张图是绘制于乾隆年间。因为现在要得到乾隆年间的纸，相当容易。我们在这张纸上，如果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说明这个书法作品是乾隆年间的吗?当然更不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乾隆年间。从中国的传统讲，用古老的墨、纸绘画、书法，以此证明是较早年代的作品，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法。
自从刘刚向社会公布了《天下全舆总图》以来，很少有学者认同刘刚的地图。但是，刘刚却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支持者中，英国加文·孟席斯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观点虽然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但很少得到学者们的赞同。
加文·孟席斯之所以对古代航海产生兴趣，原因竟然也是古代地图。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存在着一批奇怪的地图。它们充满了令人费解的谜团。而《天下全舆总图》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惊人的相似——地图所描绘的世界，都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对世界地理的认知。
比如《毛罗地图》，是由威尼斯人弗拉·毛罗在1459年绘制而成。他在欧洲航海家绕过好望角的30年前，就绘出了好望角，而且准确地描绘了好望角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图10)
古代西方地图让加文·孟席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既然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地理情况已被绘制在地图上，只有一种可能，这些地理知识来源于另外的航海家，他们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绘制了地图。最后，这些地理知识又被西方的地图绘制者得到，从而出现在西方的地图上。加文·孟席斯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能够做到环绕世界航海旅行的人，就是郑和和他的船队。
加文·孟席斯在这些西方地图中寻找着证据，他认为，《毛罗地图》中关于非洲好望角的知识，应该来自于郑和船队。在研究中，孟席斯发现了一份15世纪的手稿，手稿里提到毛罗在绘制地图时，曾得到过一位名叫康悌的意大利旅行家的帮助。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龚缨晏教授说，孟席斯的推论是，康悌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当郑和的船队到印度时，他还坐上郑和的船，绕世界逛了一圈，最后回到欧洲。他把得到的中国地图，告诉了毛罗。
龚缨晏教授否定了孟席斯的这个观点。他注意到，《毛罗地图》中，在中国的北部地区，标注为契丹；中间标注为赛里斯；南部标注为蛮子，这3个名称，都是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称呼。
龚缨晏说，如果康悌真跟郑和航行过，他至少知道，中国那时的名称叫明朝。可他连这个也不知道，他对中国的称呼还是契丹。所以，这是不可能成立的。
在《毛罗地图》中，孟席斯还找到了一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地图好望角旁边，毛罗写下了一段注释：大约在公元1420年左右，一条船途经男岛和女岛，横渡了印度洋，并绕过迪布角(Cap de Diab)，穿过绿岛和暗海，向西方和西南方航行了40天。在这段话中，出现了iunk这个词，它通常是指中国式帆船，孟席斯认为，这就是郑和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最有力的证据。
龚缨晏说，孟席斯依据的是翻译成英文的译文。在《毛罗地图》的原文里，并没有出现Junk，就是中国式帆船。这个字是翻译成英文时出现的。它原文里讲的船是阿拉伯式样，它叫印度式的，Coneho。用通俗的语言讲，是阿拉伯式样的船从这里过去了。里面讲到暗海，绕过海角到暗海去了。暗海这个词，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
但是，作为国内研究西方地图的资深学者龚缨晏并不否认对这些西方地图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因为即使在严谨的学者看来，疑问和谜团也确实存在。
在这些古老而神秘的地图中，引起争论最大的是《文兰地图》。1957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从书商的手中得到一份手稿，学者在手稿中发现了一幅据说是绘制于1434年的古代地图，因为图中描绘了一个叫文兰的岛屿，所以这幅地图被人们称为《文兰地图》。（图11）
《文兰地图》上，文兰岛位于大西洋的西北部，靠近格陵兰和冰岛，在地理概念中已属于北美洲。在文兰岛旁边，写有这样的文字：“教廷的使节、格陵兰及周边地区的主教埃立克”大约在1118年也曾到达过文兰岛。这意味着，早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已经发现了北美洲的一部分。甚至有学者据此认为，哥伦布就是依据文兰地图到达了北美洲。1965年10月11日，耶鲁大学对外公布了《文兰地图》这一“惊人的发现”，立刻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
在人们的常识中，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第一个发现了美洲。在美国，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被定为全国性假日——哥伦布日。这一天，美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裔居民都要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文兰地图》立刻在他们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
1967年，大英博物馆对这幅地图进行了研究，发现《文兰地图》所用的墨水存在疑点。1972年，受耶鲁大学委托，美国的一个独立研究小组再次对地图进行了鉴定，结果出人意料：羊皮纸是古代中世纪的，但墨水是20世纪的。证明它是伪造的。
研究结果一公布，又引起轩然大波。意大利移民团体要求耶鲁大学作出正式道歉。有的学者把矛头对准了德国神父约瑟夫·费舍尔，认为是他在上世纪初伪造了这幅地图。
但是，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学者再次运用多种仪器对《文兰地图》进行研究，又推翻了之前的结论。研究结果说，墨水也是真的。这个地图又变成真的了。
三
今天，尽管《文兰地图》的真假没有定论，但是，被怀疑为造假者的德国神父约瑟夫-费舍尔的另一个发现却让全世界为之震惊。1901年，他在德国的一处城堡中发现了一张中世纪地图，这张地图真正改写了一段历史。
人们称这张地图为《瓦尔德西缪勒地图》。瓦尔德西缪勒是一位修道士，1507年，他在法国圣迪耶修道院出版了这张地图。在地图里，瓦尔德西缪勒根据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航海日志，第一次将美洲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这也是美洲名称的来源。
2007年12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出席了《瓦尔德西缪勒地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首展仪式，并亲手将地图交到了图书馆工作人员手中。今天，经过学者们的研究，《瓦尔德西缪勒地图》的真实性得到了一致认可。(图12)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张地图常常被称为美洲的出生证。它是由德国的修道士瓦尔德西缪勒绘制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为购买这张地图花费了一千万美元，而德国政府为批准这项交易，花费了4年时间。
令人惊奇的是，地图里画出了南美洲的西海岸，同时绘制出了太平洋，而实际上，13年之后，欧洲航海家麦哲伦才绕过南美洲的最南端进入太平洋海域，1507年的这张地图上所描绘的南美洲西海岸和太平洋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呢?
龚缨晏认为，有些地形可能跟现在美洲实际地形有一些相符。但这些是后代人牵强附会凑上去的。他还认为，地图中的太平洋，只不过是瓦尔德西缪勒画图时，为了区分新大陆和想象中的亚洲大陆而画出的海洋。但刘刚并不这么认为。
刘钢认为，这说明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历史常识，没有如实地反映真正的历史。有些历史真相，还被掩盖在资料之中，尚未被人发现。而《天下全舆总图》正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历史进程的发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丰富而生动。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也已变得像一个村庄。但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有多少了解呢?他们画出的地图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悠久。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幅实物地图。它包括了今天甘肃天水伯阳镇西北的渭水流域和一部分放马滩周围的水系。令人惊叹的是，今天渭水支流以及该地区的许多峡谷在该地图中都可以找到。(图13)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许多绘制准确精美的地图不断出现。晋代学者裴秀明确地归纳和总结出绘制地图的规则——制图六体。它们分别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
明代，中国进入一个航海图测制的兴盛时期。为了适应军事需要，明代学者绘制出了一批精美的地图。在这些地图上，基本可以看到与今天十分相近的地域行政划分和山川道里情况。但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地图与《天下全舆总图》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所绘制的范围远远小于《天下全舆总图》。
周振鹤说，中国地理位置北方有沙漠、西南有高原、东边有海，基本上与其它国家隔绝。所以，我们对地理的认识，主要是中原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四夷。
类似《天下全舆总图》的地图在中国诞生的年代被公认为16世纪的明代末年。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的世界地图，名字叫《坤舆万国全图》，绘制者是明代末年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他运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和近代数学知识为崇祯皇帝绘制出了这幅地图。(图14)
周振鹤说，明朝一位姓彭的官员，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围国家数了一下，是五十几个国家。占利玛窦这张世界地图的五分之一左右。
很显然，在我们已知的历史记载中，《天下全舆总图》与其格格不入。如果在明朝初年，中国人就能绘制出这样的世界地图，意味着我们祖先在地理知识和科学观念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种改变历史的假设成立吗?画出这样的地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技术前提呢?
龚缨晏说，第一个概念，必须认为世界是个球；第二个概念，必须要有投影知识，还要有具体计算方法；第三，必须对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因为他画得很精确。
明代的中国人是否有这样的科学认识呢?
在古籍《周髀算经》中，有“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的记载。很多学者认为，这恰好反映出中国古代人的天地观。古人认为，天像是一个倒扣的圆形斗笠，而大地则是这个斗笠之下一块方形平坦的盘子。
与中国古代人相反，西方人很早就有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概念。早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希腊时代，学者毕达哥拉斯就认为地球是一个球体。
刘钢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注意到，对《周髀算经》这段话，三国时期古代学者赵爽有着另外一个理解：“物有圆方，数有奇偶。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
刘钢说，天圆地方，实际是形容天动地不动。古人从哲学角度上理解地的一个本质，而不是在形容天和地的形状。这个古代的注释还有一句话的含义是说，天那么远、那么大，一眼望不到边，我们怎么能看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呢?
刘刚在古籍中也找到了一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早在汉代，张衡就提出了浑天说。他认为天地是一个球形，地球位于中间，就像鸡蛋的蛋白包裹着蛋黄，张衡还把这个球形的地球分成了365又1／4度，而地球的南北两端分别叫作南极和北极。由此看来，早在汉代，中国人就有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观念。
今天，通过大地测量，我们可以精确地描绘出地球的地表状况。而在古代，中国人也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公元724年，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南宫说就在河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子午线弧度测量。
据此，刘刚认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古代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地球是一个球体，而大地是弯曲的。到了晋代学者裴秀制定的制图六体中，有一项叫作迂直。刘刚认为，它指的就是将大地球面转化为平面的概念。后面有一句话的含义就是说，如果制图六体用得恰当，所绘的地图能够反应出大地弯曲的情况。
刘刚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时间互不相让。对“天圆地方”的认识，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地理观念，即使中国古代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理论水平，要想绘制出像《天下全舆总图》这样的地图，还需要一种特别的绘图技术手段，这就是地图投影术。
刘钢通过研究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里就包含了投影制图的方法。在制图六体中，后三项分别是准望、方邪和迂直。这其中，方邪这两个字引起了刘刚的格外关注。
刘钢说，《九章算术》中有一道提到关于邪田的题。仔细研究，邪田实际上指的是梯形。所以方、邪是指把方的形状改成梯形的形状。迂直就是直线和曲线之间进行转换。仔细分析，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梯形投影。
今天，关于对裴秀的制图六体的解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定论，尽管如此，龚缨晏教授还是不赞同刘刚的看法，他认为，刘刚对投影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
龚缨晏说，投影必须有一个轴，看从哪个方向投过来的。比如一个桔子，从上面投下来跟横轴投到纸上的图形是不一样的。制图六体里面，没有出现这个概念，所以不成立。它跟投影不一样，是一个测量的方法，这是两个概念。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刘刚在中国古代地图中寻找着用梯形投影法绘制的地图。终于，一张绘制于清代的地图进入了他的视野。
刘钢说，这幅地图的名称是《坤舆图》。绘图年代是乾隆丁未，也就是1787年。从这幅图中看到，它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越往西，斜方就越来越斜。可以看出，越到旁边时斜度越大，他是想在平面地图中，反应出地表弯曲的实际地理现象。整个制图六体里，都是在描述梯形投影法。特别是后面三种，高下、方邪、迂直，都是在解决梯形投影的问题。
自从《天下全舆总图》出现在公众视野以来，质疑和否定的声音占了绝大多数。对这张地图真假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摆在刘刚和学者们的面前，那就是，明代的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少了解。
按照传统的观点，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之前，我们的祖先是不太了解这个世界的。但是，在这张地图里，刘刚发现了一个疑点，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南美洲巴西部分，利玛窦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伯西儿，此古苏木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巴西的古名叫作苏木，利玛窦写道，伯西儿，即中国所谓苏木也。既然中国人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南美洲的存在，又怎么会有古称苏木这句话呢?
在古籍中，刘刚又有了新的发现，早在唐代，中国人就似乎已经到达了北极地区。
刘钢说，有一个记载，中国人到北部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日间时间非常长。日落的时间非常短。短到什么程度呢?太阳落山时，把羊肉放到锅里煮，羊肉还没熟，太阳就出来了。这是一种极地的现象。
元代，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特殊时期，辽阔的疆域和发达的贸易往来，使得人们对世界的知识变得丰富起来，《元史地理志》中记载，一位来自西域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曾经向皇帝敬献了一个特殊的仪器。
刘迎胜教授说，扎马鲁丁向元朝政府进献好几种仪器。其中有一个仪器叫作苦来亦阿尔子。苦来是阿拉伯文，球；阿尔子，大地、土地，也就是地球仪。他描写这是一个球，3分为白，7分为绿。绿表示水，白表示陆地。
按照《元史》中的记载，扎马鲁丁敬献的地球仪，陆地与海洋的比例为3：7，已与地球的实际情况非常接近。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今天的人们已不可能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在历史的变迁和动荡中，这部元代的地球仪没能保留下来。
但是，一幅《大明混一图》地图的出现，再次震惊了学者。《大明混一图》现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张地图绘制于明代洪武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89年。在史学界，对《大明混一图》的真实性没有任何争议。(图15)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张地图被收藏在皇宫的库房里，明朝灭亡后，清代人在原地图的注释上重新贴上了满文的注释。可能因为尺寸太大的原因，这张地图在历史上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这幅3米多宽4米多长的地图上，欧洲和非洲地区描绘得都很详细，非洲位于地图的左下方，在非洲大陆的中心还绘出了一个奇怪而夸张的大湖，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地图清楚地绘出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如果我们把它和今天的地图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好望角不但形状非常接近于真实，而且角度也十分正确。按照西方人的观点，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才发现并绕过了好望角，然而这幅《大明混一图》明确地告诉我们，早在西方航海家到达好望角之前的109年，中国人就已经把它绘制在了一张真实性毫无争议的地图之上。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又发现了更多的惊奇。一张名叫《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地图，原图已经不存，我们看到的是1500年的一张日本人画的摹本。根据地图上的注释可以得知，地图的绘制年代是公元1402年，晚于《大明混一图》仅13年。原作者是朝鲜出使中国的使臣金士衡，他参照中国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两张地图绘制出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最重要的是，这张地图里也画出了非洲的好望角。它和《大明混一图》证明，早在元代，中国人就已绘制出了好望角。
这两张地图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猜想，从时间上看，它们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问世，郑和有没有看过这些地图呢?如果看过，他又有没有可能也到达过好望角呢?
刘迎胜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实际当时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可能要大于这些。这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来发现。
《天下全舆总图》所引发的讨论，在严谨的学者看来，也许是一段充满假设和猜想的旅程。无论如何，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天下全舆总图》的真实性。郑和船队的秘密也依然躲藏在历史的深处。历史，也许就在一些看似大胆的假设中，通过小心地求证，逐渐还原出它本来的细节。
古图探秘（一）_文化台_中国网络电视台
古图探秘（二） 古图探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