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作者赐稿
也就是这几个月之内吧，我们骤然发现了一种不可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我们已经大三了。也就是说，号称人生中最美好的大学四年时光，已经过去一半了。9月1日，也就是回到北大的前一天，我再一次回到了南开，看望了张老师。谈论中就忆起了大学的生活。张老师说，她记得自己到了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迟暮之感了，直到现在，她的记忆还总停留在2004年，也就是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甚至有的时候下意识就会在一些文件上签上那一年的日期。现在看来，我们何尝不是。每次假期与老师同学相聚，我就感觉又回到了2008年的那个暑假;有时候思绪走神回来，看到“2010”这四个字符，还会有少许的惊讶。惊讶又能如何，眼看着2010年还有三个月就结束了，我觉得我的记忆开始跑不过时间了。
但没办法。不论你怎么掩饰，现实就是现实。9月2日回到北大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重复了两年前报到时候的细节——我穿着的红色T恤，似乎就是两年前的9月12日入学时候的那件;而且，由于前天晚上发现自己平时使用的灰色旅行箱出现了一点问题，我又换回了仅仅在报到时候使用过一次的那个大红箱子。我感慨地跟超哥说起这个事情，没想到他穿的黄色T恤也是两年前的那件。我似乎回忆起来了：就在那天，2008年的9月12日，他穿着这身衣服，敲开了我们寝室的门，说是要主动认识我们一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从四川震区来的学生，对他所抱的理想与志向也深感震撼。
于是我想起来了两年前自己写的一篇周记(想想我大一上学期竟然还保持了一阵写周记的优良传统……)，今天看来，感慨颇多。这篇文章作于2008年9月17日，也就是北大迎新周的最后一天。为了隆重庆祝北大生活的正式开始，我在自己的本子上留下了一些文字。历史又惊人地巧合了吧，今天是2010年9月17日，而且我发现我又坐在了两年前自习室里的同一个位置。我发誓，我意识到这一点仅仅是几秒之前，这种巧合真的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那么一种机缘吧。
我想把文章的最后一段抄录下来：
这些天内有些失望的事情，就是与 王老师推荐的xx学长和xxx学姐的见面了。他们都是好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大四的学生，他们似乎隐约表现出一种消沉之气。我不能责备他们没有为我的大学生活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我只是有所隐忧：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尚未经事的大一新生，自然是气志高昂，对知识有着一种无限的追求欲;但几年后的我，会不会坚持不下来，也开始用“混”这个字描述我的人生哲学呢(当然这两位学长不是这种人，但很多其他学长多少是这么说的)?我希望我不会是这样，我真心祈祷，对于知识的兴趣和对于社会的关心，作为我行动的两翼，永远都不会疲劳。我在今天——2008年9月17日——写下这句话，不知道若干年后，当我重新翻开这一页时，是会惭愧地摇头，还是会会心地一笑……
我承认我会心地笑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两年当中确实没有打开过这一页。所以今天读起来觉出了几分新鲜感。用一句自恋的话来说，有点像是一个历史学者在追寻一个人的思想历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则重要的史料。我需要解释一下这则“史料”：上面提到的那两位学长的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自己问了什么问题，他们怎么回答的、是什么语气，这些都没有遗忘。因为我对他们的预期太高了，我希望听到一些能够振奋我斗志的话语，对北大生活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有一个乐观式的介绍。但是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法满足我的这个愿望。他们肯定不是对理想抱有乐观态度的人，但也肯定不是悲观的人。真正的乐观和真正的悲观都是需要哲学气质作为支撑的，然而他们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冰冷。这种冰冷并不是人情上的冰冷——我说过他们是好人——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冰冷，他们似乎并没有要思考一些“大问题”的意愿，因此讲出来的话也只能是不痛不痒。对于不是十分熟识的人，人情上的冰冷我是不害怕的;然而，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冰冷”，着实让我有点震惊。
不过，先不去管别人了，至少我自己，至少在两年之内，我还保持着刚刚进入大学时候的理想;而且，在今天，这种理想甚至更加明确了，我不再将其局限于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对其具体操作有了一个概略的认识。我知道为了实现“对知识的兴趣和对社会的关心”，我在学术上需要研究什么，需要对哪些问题进行回答。当然，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离“回答问题”这一天还差的很远很远。但是我并不着急，因为学术上的事情最需要循序渐进。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大一，这件事情在精神上与我上引段落中的精神是相通的。那是上周四，9月9日，我终于等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唐士其老师来讲英汉翻译。这是第一节课，唐老师没有拿任何东西，只是握着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跨进了教室;9月14日，本周二，唐老师依旧是这样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来了，唯一的变化就是，“农夫山泉”换成了一个深蓝色的水杯。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是这给了我很大触动：一位如此自信的老师，一定要讲给我们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果然，在英汉翻译的最初两节课，唐老师对于本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只字未提，而是以他博学的见识和特有的价值关怀，讲了四个问题：“有用”与“无用”、大学生的批判精神、大学生的责任感、大学生的独立精神。唐老师这两堂课上的言论，如果笔录下来，将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关于大学生活的演讲。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演讲放在两年前的今天，放在我们刚刚入学的时候，那将是什么效果!果然，唐老师的演讲感动了一些人，但是同样有很多人不为所动。在上周四的那堂课一开始，唐老师就批判了现代社会极端的功利心态、经济学的霸权地位、大学向社会意识的屈膝献媚以及北大精神的丧失。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阿兰·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闭锁》(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中的观点，因此也与我在《回到蔡元培》一文中表达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在第一堂课的课间，我看到很多人都退场了——不是个别人，而是很多人。这一点我也能理解。作为一名对哲学有着无以名状的爱的人，唐老师希望我们克服现代社会的那种人生病态，然而，听课的人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这个群体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未来的出路以及生计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融入并且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也许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唐老师开了个玩笑：诸葛亮高卧隆中，他出山之前实习过吗?但是，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自己想实习，而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强制我们必须有实习的经验。就像我在《上海观感》那篇文章中提到的现象那样，一个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自我意识”，而取决于“他者”的在场，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以及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是对“他者”对自己要求和认知的“主体化”。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似乎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除非有着非凡的个人能力和运气，否则就不得不臣服于社会价值体系对自我的认知和评判之下——用最简单的话讲，实习与否是社会“逼出来”的。这确实是人类的悲哀，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经受这样的悲哀。就像俄狄浦斯王那样，有时候我想方设法要逃离一个悲剧的命运，然而这个悲剧最终还是会到来——俄狄浦斯要面对杀父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无法超脱于现代社会之外。
然而，这种出于无奈的言论也无法为那些忽视唐老师演讲的人做完全的辩护。假设“现代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经受的，也还存在这一种意义重大的区分，这种区分的标准就在于，你能不能感觉出来现代社会是有问题的。扁鹊没有治愈蔡桓公的疾病，但是这并不影响扁鹊作为一个神医的声誉;对于现代病的问题也是如此。哪怕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治疗现代病，但我们还是能够区分出来谁是扁鹊、谁是蔡桓公。那些能够认识到现代社会存在着物质至上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价值缺失这些问题，并且对什么是崇高的价值、什么是精神的善这些理念有着认同和理解的人，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扁鹊;而那些一味要适应现代社会，对现代社会的任何问题没有丝毫反思能力人，就相当于无视自己疾病的蔡桓公。很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扁鹊太少了，而这样的蔡桓公却数也数不过来。
以上从唐老师的话说开去，似乎有跑题的嫌疑，但是既然要写这两年来的心路历程，这些话还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觉得，两年来我能够保持住这些观点，也还是非常值得庆幸的。我原先还打算在文章中梳理一下这两年来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的转变，但是转过来一想，我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的不确定性，看过了各种学说、各种有着很强说服力的主张之后，我发觉我不应该寻找一个确定的“主义”作为思想上的依靠，而是应该用不带偏见的“空明”的心境来检审各种学说的理路。我翻了翻大一上学期的周记，发现那个时候还对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无定状态有着一丝惶惑，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心境，而且我也乐于承认，如果仔细比较我在不同文章中的观点，可能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但是我现在不急于弥合因为不同的逻辑理路而造成的差异性，我希望在年少的时候让这些不同的观点在脑海中激荡碰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在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定见。在现在来看，这种定见似乎不多，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它们却比较坚实。对于当代社会的功利心态、拜金主义情绪的批判，以及对于哲学式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并且坚信精神上的活动高于物质世界的享受、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这些不仅是我两年以来一以贯之、未尝改变的人生态度，而且是我自高中有了自我思考能力以来一直坚守的原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两年来并没有经历新的人生转向。“对于知识的兴趣和对于社会的关心”依旧是我人生中的“两翼”，但是在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给“对于社会的关心”赋予了更多的实践性含义。也就是说，在刚刚进入北大的时候，我希望在追求学术和做学生工作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因为学生工作在广义上属于“社会工作”，所以我将它带入了“对社会的关心”的范畴中去。因此，在大一上学期，我参与了院宣传部的工作，并且在一个社团积极活动，半年之后就担任了一个部的部长。在这两个工作之外，还参加了辩论队，这是因为我当初还对辩论保持着热情。
那时候我确实对大学生活抱有理想的认识，也许这完全是我的个人问题，因为我的理想主义倾向确实还是很浓厚的。记得在北大天津招生组的时候，招生的老师就跟我说，大学的时间非常充裕，你可以干各种你想干的事情，完全可以将本专业、双学位和学生工作兼顾起来，做社会工作之外也不会耽误你的学习。
然而，仅仅在北大生活了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当时并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只是从感觉上认为招生组老师的话在我的身上没法实现。现在我已经认识地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和招生组的那位老师(其实是北大在校生)相互之间发生了“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他误解我了对“学习”的定义，我误解了他对“学生工作”的定义。对于前者来说，我对“学习”的定义是不光学好专业课上的知识，还要自己探索，去真正思考问题，对我从高中以来就发生兴趣的哲学问题、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有一个完善的清楚的认识。这就要求我必须读很多可能跟国际政治专业根本不着边际的书，还要持续地写一写自己的想法。这种理想其实完全是“学术”的理想，而不仅仅是学了专业课的知识来应付考试。因此，我现在对“学术”和“学习”进行了严格的界分，就像三年前贺老师在政治课上对“学习”和“考试”进行严格界分一样。我的这种对“学习”的定义，要求我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放在读书和思考上，这就与做学生工作发生了冲突。我现在能够理解招生办老师对学生工作的定义了，那种定义根本不同于高中。大学的学生工作是非常职业化的，它有着一个完备的行政系统，要从事大量的行政工作，这些工作还很大程度上非常细碎，非常技术化，但也正是职业化的行政队伍所必须面对的。但我却把在高中做学生工作的体验投射到了对大学的理解之上，以为大学的学生工作也是一种权力色彩很淡的，完全团契式的工作模式。事实证明，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我当时对学生工作的理解是错了。既然是职业化的学生工作，就要求一个人将很大的经历投在这方面;但另一方面，我的意志告诉我，在大学里搞好“学术”而不是“学习”是我的一个底线。所以，将学术和学生工作兼顾的理想，逐渐被我抛弃了，因为我发现在操作层面，它们往往是根本对立的，是倾向于将我撕裂的。
然而，更加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在北大阅历的增加，我越发觉得学生工作中的很多事情完全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不仅是学生工作的各个部门，连辩论队这个号称是学术性的团体，也不免于与学生工作组织有着同样的气质。它们的目的性和功利性都太强了，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为着一个明确的、物质性的目标而行动。比如，做一个部长或者主席，就是要为自己以后的履历写上很漂亮的工作经验，或者拿着自己的“活动成果”换取一些现实的利益。辩论何尝不是如此?其目标就是为了赢，因此不免于钻研各种技术性的细枝末节，但这让我完全感觉不到什么叫“自足性的快乐”，也就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那种快乐(Aristotle： Knowledge is for knowledge’s sake)。这就让我看到了很多争权夺利的现象：为了一个部长或者主席的位置，去献媚、去陷害、去利用别人、去被别人利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学的学生工作具有了“权力”性质——只要是为了争取那种支配他人的权力，同学之间的情谊就可以不顾，甚至北大那种理想也都抛在了脑后。而取得了这种支配权之后，上级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压榨下级，而这种“压榨”的目的很多都不是为了团队整体的利益，而是打着整体利益的旗号来为自己以后的利益服务。如果开玩笑地说，毛主席所说的“官僚主义”在北大到处可见。
我并不反对权力，我一直认为对权力的认识应该中立化。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克顿说“权力倾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Power tends corruption,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他是将权力等同于罪恶的。而美国新保守主义之父列奥·施特劳斯却认为，政治权力可以导向美德，拒绝政治权力其实就是拒绝自我道德上的升华，他是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将权力和政治看作是完善个人美德的必要手段。我认为这两位思想家都没有说错。权力只是一种“力”，而不是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好力”还是“坏力”。权力之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是可怕的，其实是因为它的力量太大了，而如果这种力量被坏人利用，就会给全社会造成灾难;但是，如果这种巨大的力量被“哲学王”或者“圣人”掌握，也许就会给全社会带来莫大的福利。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前者的案例远远多于后者。将权力中立化，是为了说明，政治上的权力斗争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权力。这样看来，北大内部的各种权力斗争也是符合政治学的常识的了。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倾向于将权力局限于“国家”(state)层面，虽然政治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社会关系中权力无所不在。这可以看作我对“权力”一词的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想进行权力斗争，就去真正的国家机关中去;在北大这样一个小小的校园，进行这样的“蜗角之争”，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不如好好学四年知识，以后能够跳出低级的自我利益的局限，带着更高的理念来进行权力的斗争，不然的话，一切的政治斗争都将没有任何“历史性”的意义，而只不过是对人类本能的低级重复。
带着这种对权力的理解，我觉得我应该从学生工作中抽出身来。用换来的这些时间，对于政治问题和其他一些“大问题”进行更加学术性的思考。因此，在大二，我虽然接受了宣传部长的任命，但是一直将自己看成是“经纬”的主编，我编辑杂志也是跟我平时的学术生活密不可分的。我也希望对自己的这种定位能够在我的部门实现那种“去权力化”的理想。而到了大二结束，我决定不再担任任何学生工作的职务，安安心心地将时间投入到学习和学术中去。因此，现在反过来看我两年前的文章，我已经没有任何做学生工作的计划了。因为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完全不值得。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我对大三开学和刚刚进校时候的各种比较，我可以说，大三是我个人一个新的开始，我想在这最后的两年之内尝试彻彻底底实现一回自己进入大学之前的理想，实现一种摆脱了不必要的权力控制之后所带来的自由。我真的希望自己是重上了一遍大学，然而，这一次，别人不会误解我对“学习”的定义，我也不会误解别人对“学生工作”的定义了。但是，“对于知识的兴趣和对于社会的关心，作为我行动的两翼，永远都不会疲劳。”我在今天——2010年9月17日——再次写下这句话，不知道若干年后，当我重新翻开这一页时，是会惭愧地摇头，还是会会心地一笑……
2010-9-17/北京大学国关楼
